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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學書院 | 德國神學家潘霍華:對於善來說,愚蠢是比惡意更加危險的敵人

要反對愚蠢,抵抗和力量都無濟於事,愚蠢根本不服從理性。假如事實與一己的偏見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實,假如那些事實無法否認,那就可以把它們乾脆作為例外推開不理。 編按:本文為20世紀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著名的短文《關於愚蠢》。潘霍華曾經參加在德國反對納粹主義的抵抗運動。因同伴計劃刺殺希特拉失敗,潘霍華在1943年3月被捕,並於德國投降前一個月被絞死。 對於善來說,愚蠢是比惡意更加危險的敵人。...

冉云飞:三论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愚民本质

相关阅读: 冉云飞:我为何被逼成藏书家 冉云飞: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质 冉云飞:再论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质 冉按:四九年后的图书馆管理,有其相当特别的一面,既不同于民国时期图书馆管理,更不同于西方图书馆管理。即便他们“学习”苏联时期图书馆的管理,恐怕在管控方面,倒是苏联还得反过来向中国官方学习。从管控的角度看,四九年后官方诸种管控程度的加深、细密以及无所不在的程度,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及机构无法比拟的。...

法广 | 北京话题: 推出领导人卡通视频弘扬主旋律 又何必隐姓埋名

网友何青青转载的这篇文章写道,一个领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人,显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成为这样的人,视频说需要“中国功夫式的长期锻炼”。那么,成为一名美国总统又需要付出什么呢?这段视频说,只需要一年多时间和源源不断的资金。而成为英国首相的成功概率,则要远低于苏珊大妈在“英国达人秀”上的一举成名。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谁是这段视频的制作者。 这段时长五分钟的视频是在北京上传的,片尾的署名是“复兴路上工作室”。这显然是一个双关语。“复兴”,是中国执政党的一个标志性口号。此外,复兴路是北京的一条街道,很多政府机构都位于这条路上。中国《南方都市报》援引一位专家的话说,这段视频的神秘创作者,很可能就是官方。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17日的报道则称,在最近的一段动画视频里,习近平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形象,比以往更加有趣。 这段长五分钟的视频,有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自三天前在优酷网上传以来,中文版点击率已经过百方。视频的制作者是“复兴路上工作室”,关于该工作室的信息几乎为零。第一个报道这段视频的《南方都市报》说,记者目前尚未找到任何与该工作室有关的信息。“复兴路上”与中国官方的宣传口号不谋而合。视频中所反映的中国领导人选拔程序是公正有序的,习近平微笑的面孔被贴在一个卡通人物身上。 在很多亚洲民主国家,政治人物的卡通形象很常见,但在中国,以这种诙谐的方式来表现领导人还不太普遍。这段动画视频还强调了美国政治中的一些乱象。视频在介绍美国总统选举时说:“没有雄辩的口才、超强的体力、尤其是源源不断的雄厚资金,那是万万走不下来的”。《纽约时报》注意到,该视频还提到了如今中国网民在网上曝光“问题干部”的现象。 这段视频在结尾处,微妙地反击了那些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民主化的批评人士,称什么:“条条大路通总统,各国各有奇妙招。全民总动员,一战定乾坤的票决也好,‘中国功夫’式的长期锻炼,选贤任能也罢,只要民众满意,国家发展,社会进步,这条路就算走对了”。对此,有分析人士点评说,国家领导人以卡通形象亮相网络,在国外由来已久,而中国政要们被制作成卡通人物尚属首次。 因此,有不少网友认为,中国领导人从严肃走向诙谐和幽默是一种极大的进步。不过,我却以为,在肯定“进步”的同时,视频制作者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未免给人留下某种“不够光明磊落”的印象。首先,不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人,他们都是人,所以就算是被恶搞一下,也属正常,更何况这则视频不过只是变换了一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表达方式而已。 作者大漠鱼的文章说,那么,既然如此,视频制作者就应该大大方方地站出来,直抒己见,而非躲躲闪闪,搞得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似的。因此,我对南都记者认为该视频出自官方的判断,是完全认同的。试想,如果这则视频并非官方制作的话,那么它根本就没有机会见诸网络,更不会允许其点击量一举突破100多万,竟然都可以不闻不问了。第二,视频中的一些权威信息也绝非一般人可以了解,所以,也就基本排除了网友制作上传的可能。 第三,假使网友有能力制作此类视频的话,那么,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人物和观点等,也必将成为敏感信息,而被各网站自动过滤,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在网络上露头了。本人承认这样的表达方式并非坏事,反而有容易拉近官民距离的优势。但与此同时,这则视频中似乎添加了太多的政治元素,显得有些目的或者说动机不纯。比如说,在视频的开头,首先被描述的是美国领导人的产生过程,期间还老调重弹地强调说,美国大选就是一种金钱博弈。而对中国领导人的选拔产生方式,则被描述的按部就班,甚至是深得人心。 大漠鱼的文章又说,从这一点上来看,制作者的良苦用心便一览无余了,无非就是想借此夸大一党制的好处,相比之下,似乎民主选举反倒成了不可取的垃圾和糟粕了。对于多党民主执政,或者是一党统治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直以来争议不断,两军对垒始终未分高下。所以,人民能够从中所获好处的多寡,也就成了唯一的判断标准,不过,这终究不是一日可为的事情。但既然如此,一则小小的视频中,又何须释放出如此强烈的政治硝烟呢? 有鉴于此,我的结论是,政治在中国社会中可谓无孔不入,以致于就算是本来可以愉悦人心的卡通人物,也变得不再可爱,因此,为该视频减分也就在所难免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广 | 上海视窗: 社科院长王伟光详解习近平“八一九”讲话

10月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的长文《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该文副标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中国社科院是中共主要智囊和社科理论研究机构,《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的这篇习讲话的解读文章,基本上可视为对习这一讲话的权威诠释版本。 王伟光文章开门见山,介绍了习讲话的主旨。他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习近平的这一说法,与此后他在APEC会议上的演讲中提及的,中国是大国,不能犯下“颠覆性错误”的说法基本一脉相承,都在强调,中国目前的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不容挑战。 据王伟光的解读,习近平提出,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无论做理论研究工作,还是做媒体传播工作,无论进行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还是从事各类文化成果的运用性工作,都要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 王伟光继续批判了“西方的”新闻自由原则,这应该与年初南方周年新年献词事件有直接关联。 他说,坚持“党性”原则,必须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坚决反对西方的所谓“新闻自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要增强“党”的意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要符合党的要求。”  这一说法在网络微博上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反弹和不满,但却是中共掌控媒体的一贯原则和底线。 王伟光认为,互联网极易被“敌对势力”利用,给各种谣言、反动言论提供传播渠道。现在,互联网上有一种奇怪现象,就是谁发表正面的言论,谁发表支持党和政府的言论,谁驳斥那些攻击、污蔑党和政府的言论,谁就会受到围攻。“各级党委及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要对错误言论开展旗帜鲜明的批评,及时支持那些因为坚持真理而被围攻的同志”。 一个在网友中广泛流传的疑问是,为啥坚持所谓“真理”,却会在网络上遭受“围攻”,难道官方学者不该反求诸己,深刻反思吗? 而这次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一个基调是强调“舆论斗争”,尤其是网络舆论斗争,其指向,正是扭转网络上(尤其是微博上)官方意识形态的这种过街老鼠的现状。 对此,王伟光的解读是,“面对攻击党和政府、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以实际行动进行有力回击,当冲锋陷阵的战士。” 根据可靠消息,习近平的原话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但绝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有理有利有节开战“舆论斗争”。 对此,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刚发表文章《“舆论斗争”是一个危险信号》,其中提及,《人民日报》上1980年始有“舆论斗争”一语。从1980年到今年“8.19”,33年,总共只在全文中出现23次,且几乎全部用于“国际舆论斗争”、“反邪教”舆论斗争,仅有一篇短文,所用的语义与当今相同。而今年“8.19”后,一个月内,“舆论斗争”在人民日报上已经出现了4次,其语义,完全针对国内思想领域。   面对网络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挑战,习近平提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必须教育引导,要建立责任制,所在地方和单位要切实管起来;对造谣生事的,必须“依法查处”。 一般认为,这一说法很大程度上成了最近公安部门打击网络谣言运动的尚方宝剑。王伟光也提出,能不能建设好、运用好、管理好互联网,已经成为能不能掌握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关键”。 对此,习近平强调,要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确保网络可管可控,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王伟光的解读是,要坚决破除所谓“互联网不能管”、“互联网管不了”的错误认识,坚定网络可管可控的决心和信心,采取经济、行政、法律、教育等手段,切实加强网络管理。培养网络写作队伍,创作更多引导网络文化发展、具有正能量的网络作品。 习近平在讲话中总结说,“要增强阵地意识,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要深入分析网上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精心组织网上舆论斗争”。 去年,国信办从国新办网络新闻协调局等分拆,单独成立部级单位,显示出官方对网络舆论管制和引导的高度重视。 王伟光则更加详尽直白地介绍了官方的舆论引导工作。他建议,下功夫做好网络“意见领袖”的工作,建立和完善媒体从业人员准入制度,积极推进网络实名制。切实加强对网站舆论导向的关注和有效管理,依法打击网络造谣传谣行为。 他还建议,中共的各级组织、党员干部、共青团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要行动起来,以负责任的网上言论,为改善网络舆论生态、净化网络舆论空间营造良好氛围。  

苹果日报 :“敌对势力”成宝贝 北京用来吓唬老百姓

在当局扩大打击新公民运动、打击互联网大V之际,中共喉舌《求是》杂志又发表文章《让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强调「不会坐视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而求是理论网也有讨论农村党建的文章,强调「党要清楚自己在农村的敌对势力是谁」。 国内有敌对势力,互联网上有敌对势力,解放军中有敌对势力,农村有敌对势力,香港的敌对势力更多。一时之间,敌对势力乌云密布。百度的搜寻显示,有关「敌对势力」的新闻多达44万条。...

冉云飞:普遍的不安笼罩着中国

中国经济的畸形以及国富民穷的现实,在中国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官方意识形态的愚民宣传不愿意透露真相也就罢了,但一些所谓的“专家”却常常出来论证这种畸形经济和国富民穷的现象是如何地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真是撒谎完全不要遮羞布。但残酷的现实却不会照“专家”的“指引”前进,它会掴“专家们”无数个耳光,只不过是“专家们”身穿官方利益代言人的“海绵”,有格外厚颜无耻的抗打力罢了。 最近传媒爆出中国出现了第三次移民潮的新闻,认为当下发生的移民潮是中国历史上第三大移民潮——有论者认为1644年、19世纪中后期的移民为前两次比较大的移民潮——我承认此次移民潮的确比较大,但1949年主动和被迫的移民人数也是相当大的。如果1949年主动和被迫的大规模移民潮,其背景是国共内战的话,那么当下却发生在中国和平时期与经济“崛起”的背景下,这里面所体现的社会深层次问题就更加耐人寻味。6月10日,官方的《环球》杂志与新浪网联合进行调查,截至11日19时,7000余名受调查者中有移民意向的高达88.2%。与此同时,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披露,汇丰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中国内地富裕人群中,60%在未来十年有移民计划,移民目的国(或地区)前四位为: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加拿大。《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Bertil Lintner最近在一篇名为《被中国人包围了?》的文章中说:西方国家的情报人员估计,从1978年开始,中国合法及非法移民将近200万人,每年移居到美国的人数约为3到4万人,移居到其它国家的人数总和也大约是这个数字。”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移民浪潮的说法并非无中生有。 为什么被中共官方几十年来的“伟光正”宣传成“世外桃源”和“经济奇迹”的国家,有如此多的人逃离呢?即便我们忽略五、六十年代不少人艰辛地偷渡出国(当然有不少人倒毙在官方的枪口下)的事实,我们也不能对当下的社会精英、富裕阶层大量移民的现实视而不见。按理讲,他们在这个普遍不平等的国家,其收入与地位高于普通民众很多,却依旧挡不住他们要移民的决心,其因何在?一位温州亿万富翁移民的心路历程,有相当的典范性。即他不能忍受成天遵守潜规则,在官员面前低三下四的没有尊严的生活,同时对财产得不到切实的保护也深感不安。看看官方对中国首富黄光裕的匿名审判,你就知道有再多的钱,你的安全感也是没有保障的。之所以你目前看上去安全,那是因为收拾你的机缘还不到,并不表明你永远安全。在中国,任何人都不敢说自己绝对安全的大话,因此不妨说所有的人都处于普遍不安的状态之中。即便是位高权重、日进斗金的人,也不能说你的安全就一定有真正的保障,因为不安全感像病毒一样蔓延,而且是互相捆绑的。当你不遵守游戏规则,随时强拆霸占别人财产,随意破坏法律规则将公民关押起来的时候,你真正的安全感何在? 心理学家马斯洛把安全感当成人类需求的基石,哲学家霍布斯视安全感为人的第一需求,在在表明安全感于人之重要性。一无所有的人或许不把安全感放在第一位,但那些拥有自己固定财产和较高收入的人,就会把安全感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也是许多富裕的人和精英阶层大量移民的真正原因。我承认并且尊重他人的迁徙和移民自由,这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但我们不可以忽略这批量移民的过程中,对于这个社会和国家没有安全感的普遍担忧。同时社会精英和富裕阶层的大量移民,带走了相当的财富和创造力,不仅具有极强的逃离示范作用,而且会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停滞乃至凋蔽——这让人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费孝通研究地主大量转移到城市而使乡村凋蔽的社会学研究——最终会形成既没有社会和经济活力又没有安全感的恶性循环。一旦行成恶性循环,又无法在制度改良上进行创新解套,那么就会使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大增,增加社会溃败的几率和成本。 富裕阶层和社会精英大量移民其实只是中国社会没有安全感的表征之一,其实政府强推的维稳、严打、唱红打黑乃至官员们狂热相信风水,何尝不是没有安全感的实际体现呢?官方的变态维稳思维就是通过高压和武力来保障其不当利益,那么严打和唱红打黑就会成为在变态维稳观念指导下的逻辑顺延。至于说官员相信风水,并通过巫术来诅咒自己的竞争者,不仅因为他们骨子里面没有信仰,也是对黑箱政治和官场暗箱操作等没有安全感的恐惧,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倒霉。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7月4日的采访时说:“发生在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整个体制在为这个体制中每一个错误在埋单。那么把所有人都卷进去,政府变得完全没有信誉,没有任何人对前途抱有希望。”没有任何人对前途抱有希望,其结果便是大家都以烂为烂,庸俗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甚嚣尘上,普遍的不安全感是完全的生活现实,而非生活在其中的人凭空臆想。 我早就说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渊源的诸子百家之间固然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即对社会和国家的未来没有理性预期。对小国寡民、大同社会、三代社会、至德之世等理念的不懈称颂与向往,正好表明专制制度的人治通病,使得中国上古这些卓越的思想家的字典里,根本没有未来的位置。这就像一辆车只有后视镜,却没有前灯(大灯、夜灯),在相对安全的白天尚能应付,一旦到了多事之秋的夜晚,即可能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几千年来到如今的专制制度,制造和增加了人们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在不安全的情况下,人们的理性意识愈加淡薄,人们的谈判和妥协精神愈加稀有,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剩下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怎么可能诞生真正的公民社会,富裕阶层和社会精英怎么不大批移民,一逃了之呢? 2010年7月4日于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http://ranyunfei.shoutem.com和推特:http://twitter.com/ranyun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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