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访公司

人大代表进京,被“安元鼎”押送原回籍

   (注:李联炮是石狮市人大代表,今年两会期间,他与遇难者家属来到北京,遭遇“安元鼎”公司搜查、扣押、遣返,有访民遭到殴打,安元鼎公司负责人还吹嘘与国家信访局有关系。李联炮被押回石狮市后,公安机关对他治安拘留。李联炮不服处罚决定,向市政府申请复议。处罚决定被维持后,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今起诉三个月了,案件仍然没有开庭。也许法院碍于他人大代表的身份,才一直拖着不敢开庭审理吧?)     附李联炮的来信:     本人李联炮,系石狮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0年3月8日中午12点半,我如常在石狮长汽车站购票搭乘大巴前往北京会友(本来因生意原因经常往来于石狮北京),在汽车上,我碰上“福远渔628”特大海难事件的12户中国死难者家属[“福远渔628”特大海难事件系2008年2月3日,由福建远洋渔渔业业集团派出的“福远渔628”在印尼海域沉没,造成包括12名中国船员在内的15号船员死亡的特大海难,事件发生后到目前已两年多,由于福建有关方面的不作为,甚至是为了掩盖真相,事件到目前为上仍然没有真相,遇难者家属仍没能得到任何一分的赔偿,为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遇难者家属和船东李祥谋被逼多次上访问,甚至进京上访,但屡屡被打压,福建有关部门怀疑李祥谋组织家属上访,采用勿(莫)须有的罪名刑拘了李祥谋,但这并不能阻止家属们讨说法,仍多次自发组织上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而同车前往,交谈中,家属告诉我要前往北京旅游。     2010年3月9日夜八点左右,当车到达北京丰台区木樨园长途车站,已有大量不明身份武装的人聚在那里,从着装看,这是一群标准的特警,包围并控制了我们所搭乘的车辆,随之所有的旅客都被这群“特警”查证,而我看到,这些人手里拿有我和12户家属的相片和我们的身份资料,被简单核对后,我一下车就被两名“特警”按倒,并不由分说架上一辆早已准备好的车辆,同时被强制架上的还有12户家属,透过车窗我看到现场有石狮市公安局人员,和石狮市锦尚镇工作人员,此时我看到这批“特警”佩戴的标识是“特勤”,在车上我提出了抗议并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即受到四五名“特警”的殴打和谩骂,“操你妈,识相点,搞清楚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北京,敢来上访,不老实老子弄死了,不信试试…..”被打最严重的要算遇难船长洪天良的妻子黄秀英,由于海难事件的发生,家中唯一的顶梁柱倒了,两个孩子还末成年,黄秀英本人有病在身,事件发生两年仍然没有任何解决的希望,她被逼多次上访,而多次被打压,而这次来京又再次受到如此对待,精神崩溃了,在车了哭了出来,惹火了这群”特警”,当即在车上受了殴打,头部被这群畜生重击了三次,直至休克,还不放过,”装死的人我们见多了,操你妈的,一个女人也跟着上什么访啊?以为女人老子就不打啊,照打,往死里打,你们听着,谁劝老子打谁……”并以此威胁其他家属,这群畜生让人发指,至此我再也写不下去了,天理何在啊?......这个过程一直到了我们被送到南四环。     到达安元鼎保安公司,我们被强制安检(和机场安检一样的设备),并强身搜身,身份证、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物品全被扣押,我们完全失去了自由,而黄秀英因为在车上被打瘫了,甚至是被架着下车进安检的,由于黄秀英被打严重,在安检处家属们提出强烈的抗议,安元拿出DV机进行拍摄,并说这就是家属防碍公务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证据,回福建后要判个三五年,进入公司一个大厅里面关押着整整的一批人,估计在150以上,这些人都是来自己全国各地,据同车的南安上访人员说他们在此已经被6天,由于黄秀英被打严重,家属反映剧烈,安元鼎一位张姓总经理出面向家属了解情况,由于家属大多讲不了普通话,我受家属委托向他反映情况,张总明确的说,他们公司受国家信访局,中委纪等多个部门委托,家属如果要上访,材料他们会转交,凡由他们转交的都能引起重视,并附上他们的处理意见负责向各地方政府通报,更能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他们的和各地方都是有业务往来,他们的行为都是通过授权的,请家属不必怀疑,并承诺查办打人者,请医生来为被打者看病,家属要求让黄秀英上医院检查当然不能得到同意,当时来了个医生模样的,检查了一会,几个人在边不知说了些什么给包了几个药,说死不了…….在此谈话期间,安元鼎又押回了几批上访人员,也用车押送出来自己全国各地的五六车上访人员分发到各地去……  2010年3月10日凌晨一点,我们被强制押上一辆标有“安元鼎护送”挂有北京牌的车辆,并被核对了身份信息,队长用电话和有关部门再次核对了我们的身份信息,同车的有安徽的四名上访人员,和福建南安的三名上访人员,车上配有11名(其中一名队长,两名驾驶员,两名女“特警”)佩带“特勤”标识的武装人员24小时控制我们的自由,在车上,我们被要求不得交头接耳,不得打听信息,2010年3月10日中午先行到达安徽凤台县,在高速公路出口已有一台警车在等着,两名安徽上访问人员在当地政府官员交给队长押送费用和签了接收单后被当地警车带走,在交接过程中,只有队长一人可以下车,其他武装人员把车包得得严严实实,拉上窗帘,不准我们往外看,不准说话,随后又送另两安徽上访人员到寿县,在寿县高速路口一样有一台警车和当地官员的车在等着,车直接开到寿县县政府,由于县政府没有现金,我们在县政府等了两个小时他们才收完钱,移交完毕,直到下午五点才从寿县开往福建,次日中午车到福建连江高速口,连江有关部已一台警车等在高速口,连江家属交接完毕完,队长得到指示把全部家家属送住石狮市政府,2010年3月11日下午四点左右,我同12“福远渔628”特大海难事件的12户中国死难者家属,一同被押送到石狮市政府公务大楼,又转送到锦尚镇政府,锦尚镇政府又转送到锦尚镇派出所,在锦尚派出所,在派出所所有干警的见证下,锦尚镇党委副书记洪健承与安元鼎人员进行了交接,交给安元鼎费用,每人6400元,计76800元并签了接收单,非石狮藉的家属都由当地接回,我同四名石狮藉家属被用警车送往石狮公安局留置,当晚,公安机关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对我实行传唤,本人都一一提出质疑,本人要求明确那些不明身份人的真实身份时,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调查,2010年3月12日,石狮市公安局以“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对我实行行政拘留九天,并于当天执行,本人因此要求提出行政复议的书面材料同时进石狮市拘留所,直到2010年3月21日恢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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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监狱事件再揭上访软肋

黑监狱事件再揭上访软肋   童大焕— 2010 年 9 月 26 日 星期日   在媒体和舆论的强烈而广泛关注下,有报道称,目前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和非法拘禁”对一夜之间“声名鹊起”的北京安元鼎公司立案侦查,刑拘该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2010 年 9 月 25 日 《南方都市报》) 数年内,这家名为“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保安公司在皇城根下的北京悄然做大,拿到了诸多荣耀,这是中国保安行业所能达到的巅峰。 2008 年全年营业收入达 2,100 万元人民币,业务范围甚至扩及上海、成都等地。但多家媒体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政府是雇主,访民是财神”。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据信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迫使上访者就范。 新华社《了望》新闻周刊曾发文狠批 “黑监狱”,引述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 73 处,其中地 ( 市 ) 级设立的分流场所 57 处,占 78% 。 46 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 27 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人们见识过形形色色的黑社会,但没有见过这种专门以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拘禁为主业的涉黑经济组织。说明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发展,在某些地方和领域的确到了令人吃惊甚至令整个社会和国家蒙羞的程度。而地方政府不惜经济成本、法治成本、道德成本和国际国内形象与公信力成本雇佣、利用黑社会组织进行的所谓“维稳”,正在助长“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人权的倒退和文明的退步。曾经有消息说,中国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开支。而前不久刚发生的江西自焚者家属被县委书记亲自率领的 40 人截访团堵在南昌机场女厕所的现实演出,则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见识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保自己乌纱帽和经济利益,对“维稳”是如何的“刚性”、“不容分说”,又是如何的“不惜工本和代价”。但如果“维稳”是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刚性稳定”基础上,不仅开支无度、不受任何节制的经费问题随时有可能成为压垮社会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这种肆意践踏公民人身自由与权利本身的“维稳”方式,自身也会成为引爆社会矛盾与对抗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导火索。 我们不仅仅应该欢呼安元鼎的倒掉(它还没有真正倒掉,现在欢呼也许还为时过早),更应该明确一个最简单的权利和自由:上访是公民的权利,只要上访期间没有违法乱纪等行为,别说是安元鼎这样的经济公司,任何机构、哪怕是公安机关都无权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而地方政府雇用安元鼎、利用黑监狱这样的事件,也再一次暴露了现行维稳和上访制度的软肋:现行的接访机构,充其量是一个问题传达机构,并不是真正的、独立的问题解决机构。所有的上访事件和上访人终点又回到起点的信访解决方式,使上访者怎么也逃不出地方政府“如来佛的掌心”。它无疑在使当事人和地方政府的矛盾越积越大、越积越深。这是地方政府和当事人都不堪承受之重! 因此,把信访机构变身为独立调查和解决问题的仲裁机构,迫在眉睫。将其纳入法治轨道的最佳思路是:设立国家巡回法院或信访法院,专门解决长期久拖不决的信访难问题。鉴于长期以来积案太多,国家巡回法院或信访法院可以通过指定法院管辖等方式提高效率。但有一个前提必须贯彻:就是地方政府回避原则。由于当前各地方法院并没有走出受制于地方的“地方的法院”阴影,因此对于信访案件和民告官案件,传统民事案件的“原告就被告”原则不应该适用,而应当适用“被告就原告”原则,国家巡回法院或信访法院在指定管辖时,应当避开当事政府所在地法院,选择作为自然人或法人的原告信任的法院。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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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设黑监狱截访 安元鼎为何如此猖狂?

近期,不少地方官员向人民论坛记者透露,虽然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逐年增多,但一些地方维稳压力仍然越来越大。面对压力,个别地方相关部门不惜借维稳之名打压上访者、干扰司法、违法行政等,一不小心就掉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不仅使当地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更是延误了地方发展。“维稳”渐成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最大“烦恼”之一(见9月22日《人民网》)。  许多人走上上访的道路,是因为自身权益被侵害,自身利益受到损失,有某种冤屈需要表达、需要痛陈、需要地方政府部门拨乱反正。与其相适应应该的是,地方政府应该认真倾听上访者的反映,认真调查上访者所反映的问题。上访者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地方政府就应该维护上方的者的合法权益。上访者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失,地方政府就应该补偿上访者的合法利益损失。上访者被冤屈,地方政府就应该替上访者伸冤。这是地方政府应尽的政府责任和义务。 而现实是,上访者的权益被侵害,自身利益受到损失,有某种冤屈需要表达。许多地方政府面对这些问题,不是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疏导和解决,而是采取各种更加严厉的防范措施,在上访人向上反映问题的过程中,运用各种强制手段进行压制、打击和阻挠。上访者需要向地方政府反映问题,解决问题。而地方政府既不想解决访民反映的问题,又想让访民不再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不让访民惊动上面。访民和地方政府之间你攻我防,本来就不在一条道上。也就说上访者的利益能不能得到保障,根本就不在地方政府的考虑范围。 这正如一个人的头被打破了,最好的办法是把他送到医院,对伤口进行清洗、消炎、上药、包扎。而某些地方政府的解决办法则是,不对伤者的伤口进行清洗、消炎、上药、包扎等处理,而只用一块布把伤者的伤口遮挡起来,不管伤者的伤口是否发炎、化脓、溃烂。某些地方政府错误的以为,只要伤者的外表好看了,伤口就会自然而然地痊愈的。任由伤者的伤口发炎、化脓、溃烂,就只能让访民的积怨更加严重地溃烂发酵,直到无法收拾,直到不可收拾。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于上访者的维稳“高招”频现,为上访者办学习班、强制拘留上访者,把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在湖北省委门前,副厅长的妻子被打,可见维稳的招数是无所不用的。至今打人者都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可见在该事件背后,还有更大的权力在为其撑腰。在权力面对上访者,只采取压制上访者的上访行为,当不为上访者解决所反映的实际问题,成为权力共识时,上放者也就成为了众多权力的“公敌”。 江西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发生的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3人被烧成重伤,其后,一人死亡。而在抚州市召开的信访维稳工作座谈会上,市委书记甘良淼表示,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确保不发生赴京赴省集体上访,确保不发生群体性事件。我真佩服当地政府“未好伤疤先忘痛”的精神。要求不发生赴京赴省集体上访事件,地方政府就要采取强力措施,认真解决访民所反映的问题。访民所反映的问题不解决,访民上访的现象就迟早会发生。而且访民上访是每个公民的合法的权利,这样“确保”是在剥夺公民的合法权利。 确保防民不上访,就要及时解决访民反映的真实问题,切实满足访民合理、合法的要求。如此才能真正化解访民的积怨,消除社会上存在的不安定因素。江西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自焚事件发生后,当地的政府部门不是及时安抚家属,而是采取各种强力措施阻挠家属上访。实际上在媒体的讨伐声中,该事件已经尽人皆知,当地的政府还幻想着只要家属不到北京上访,就不会让上级机关知道,就可以顺利平息该事件,这真是一种愚蠢至极的掩耳盗铃的心态。 许多地方政府在维稳上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逐年增多,可是越维稳就越不稳定。那么请问官员们,地方政府花这么大的投入,解决了几件访民反映的问题,保护了几个访民的合法利益,又让几个访民的冤案得到沉冤昭雪。还是地方政府把这些投入都用在了打击和阻挠访民上访上去了。访民反映的问题不解决,就永远没有稳定,就永远不会稳定,积怨的日积月累就会越积越多,这些积怨的爆发就会产生更大的对于维稳的破坏力。只有社会消除了不公正,访民的合法利益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才会产生真正的稳定。维稳的目的是为了真正解决访民所反映的问题,而不是见到问题绕着走,拼命压制和阻挠访民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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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元鼎保安公司: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

核心提示: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保安业正悄然做大。该保安公司以关押、押送到京上访者为主业,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     南都记者龙志   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保安业正悄然做大。数年内,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元鼎)拿到了诸多荣耀,这是中国保安行业所能达到的巅峰。 但媒体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据信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访者施暴。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曾发文狠批“黑监狱”,引述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黑监狱”的畸形存在就像毒瘤,是谁给安元鼎们以“司法”的权力? 南都记者历时半年,对这一极端隐蔽的“公司业务”,做了缜密的调查。   聚集在北京南站附近的访民们,绝大多数被安元鼎关押过,有的甚至不止一次。 戴月权数次反映被安元鼎“黑监狱”关押的情况,均无答复。 安元鼎用来押送访民的“护送”车 安元鼎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书。 【上篇】访民噩梦:无效的抗争 安元鼎噩梦是如何降临到访民头上?在“黑监狱”中他们遭遇了什么?在大肆抓捕、押送访民的行径背后,谁是安元鼎的雇主? A:女警张耀春的故事 上访女警被送黑监狱 来到北京第三天,张耀春接到一个电话后,前往位于东三环中路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驻京办,陪同的还有另一名湛江籍访民林蒂芬。 在双井桥和国贸桥之间的桂京宾馆是广西驻京办所在地,宾馆呈半封闭状态,出入经过一扇铁门,正对着车辆川流不息的路桥。 2009年12月16日,北京气温零下5℃,张耀春来到这里时,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妥,但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她让林蒂芬留在桂京宾馆门口的招待所,以防不测。 2000年以前,张耀春是广西合浦县公安局户政科一名干警;在此之前,她曾在内保科工作了两年,负责枪支造册登记存档。她发现这里的枪支管理之混乱匪夷所思,某些干部为了牟取私利,竟然凭着私人感情给社会上的“包工头”、“大老板”们配枪,甚至以种种名义违法销售枪支弹药给一些单位和个人。① 在一次执法大检查行动中,张耀春向“检查团”说出了真相,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合浦县公安局某些人违法乱纪情况反映》的材料。“检查团”走后,她遭到调离,最后以“考勤不及格”为由被辞退。 2001年《南方周末》曾介入报道此事,但一切并没有改观,站在媒体面前的张耀春处境更加艰难,由此前对付个别腐败分子,上升到对抗整个利益集团。她所揭露的问题被一一证实、查处,但她的工作却始终没有落实。更有甚者,在2007年夏天,曾经同处一室的战友以身份证是假的为由,拒绝帮她办理第二代身份证。她便成了这个国家里没有身份的公民。 自9年前第一次进京上访开始,张耀春与驻京办官员打过无数交道,今天打来电话请她过来了解情况的是驻京办负责人朱某。 她如约到来,却发现危机四伏,除了从北海过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巷口还布设了两个便衣警察,来抓她的人终于现身了,她试图冲出去,路口也被封堵了。她落入一个早已布好的圈套中。 等着她的是一辆白色依维柯,车身大字赫然:“安元鼎护送”。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年轻人冲出来,对于张耀春来说,这套制服再熟悉不过。制式、颜色与特警制服完全相同,只有一字之差,肩章上写着:“特勤”。 这是安元鼎与访民张耀春的第一次交集,5个月后,当她第二次被驻京办官员逮到,并交到安元鼎手中时,在被押送回合浦的路上,她甚至跟其中一个“特勤”聊得很熟。 在车上,张耀春问:你们拉我去哪里? 对方回答说,上车就知道。 张耀春大声抗议:“我有权利知道我上车后去哪里,你们不能这样,这是侵犯人权。” 两个“特勤”警告她:你要安分一点,你不安分你就是死。 驻京办官员们目睹了整个过程,张耀春说,他们甚至还帮忙扭送上车。但他们不是帮凶,他们是雇主关系,是他们打电话请来了安元鼎。在此之前,他们达成了协议:以政府的名义与安元鼎签订押送上访人员的服务合同。这是安元鼎公司诸多业务中,最赚钱也最见不得光的一项。② “囚车”(在张耀春看来,这辆限制人身自由的车辆,与囚车别无二致)越拉越远,一个多小时后,开到没有路标的地方。随后,张耀春从车窗外瞥见“京津高速铁路”的箭头,还看见南四环的路牌,看到小红门大红门这边有个“红门路”的标志,用木头写的,插在路上,里面就是农村了。越走越远,这一带是破烂的工厂、仓库,高高低低的树林,冷寂得可怕。 傍晚时,“囚车”在一个写有“凯安达储备仓库”的楼房前停下,那是个破旧工厂,里面有两层楼,外面有四扇小铁门,红红的。 张耀春进去时,里面关了约两百多号人。天冷,墙上挂着空调,很旧了,根本不顶暖,被子又臭又脏,但还是被大家争抢着。北京的冬夜,漫长而难熬,他们只有相互取暖。这让张耀春备受屈辱:在里面男女同住,毫无尊严可言。 这是安元鼎在北京市区以及周边地区设立的众多“关押点”之一,访民们称之为“黑监狱”。 如果一个人触犯了法律,被法院裁定有罪投入监狱,他所遭遇的情景也莫过于此:在扭送进来那一刻,在身后铁门“咣当”一声巨响之后,已宣告尊严荡然无存。第一道程序是搜身,缴获他们的身份证、手机,以及任何物品。之后,他们无法跟外面联系,也消解了任何反抗的可能。 第三天早上,8点不到,张耀春就去排队,她想喝点稀饭,对方回答:“没有。” 张耀春还没有明白所处的境地,她不服气上前顶嘴,引起了一些访民们的共同情绪。在这个关押点,安元鼎的主管是两名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哈尔滨人邱林和牛力军(音)。 牛力军显得更残暴些,不容张耀春争辩,一把揪住她拉到办公室,砰地关上门,用拳头猛击她的头部,接着又扇了耳光,狠狠地踹了几脚。 聚集在门外的访民们喊来了邱林,门被撞开时,张耀春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在众人前,牛力军挥舞着电压棒,噼里啪啦向张耀春头上抽去,被众人及时拦下。 对着这名曾经的女警察,身着保安制服的牛力军愤愤地说,我要拘留你,“你回去收拾东西,准备去拘留所吧。” 张耀春只觉得很气愤,并不害怕。她想,去拘留所也好,去哪我都不怕,大不了一死,我也不屈服。 她对来核查情况的安元鼎特勤小队长韦应强(甘肃白银人,现已离开安元鼎)说,“你们到厨房里看看,能捞出米来吗?” 韦应强试着在锅子里捞了几下,一小勺都没捞出来。 3万元被“特勤”押回县城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 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在安元鼎的“黑监狱”中,无不诠释着“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高墙大院,封闭的空间,主管们身上穿着与警服相差无几的制服,只不过袖肩上面写着“治安”,胸前还有编号。大门唯一开启时,是“囚车”押送着访民们进进出出的时候,全副武装的特勤们,冷漠地注视并随时训斥着畏畏缩缩的访民们。事实上,在对给安元鼎招聘特勤的劳务公司采访时,南都记者获悉,自2008年之后,安元鼎招聘“特勤”的标准提升到:身高180CM,且要求是训练有素的退伍军人。③ 即便张耀春始终提醒自己,他们的机关是非法的,是没有执法权的。但在被安元鼎关押时期,她仍不由自主地以为自己是在监狱里服刑,而她发现,她的难友们则完全把自己当成触犯刑罚,在此受刑服役的人。那些身着保安服的牛力军们,则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公权力的一方,手握执法权。 安元鼎希望访民们关押的时间越长越好,结果导致安元鼎的黑监狱爆满,生意应接不暇。 韦应强透露给张耀春的价码是,每个人每关一天,地方政府要付给安元鼎200元伙食费。接下来,安元鼎的业务员会打个电话过去,问:要不要送回去?或者继续关着?通常得到的答复是后者。 在第五天后,张耀春和广西常乐的一名访民被押送回北海。在标有“安元鼎护送”字样的依维柯囚车上(车牌号为:“京M O B035”),除了两个司机,还有两个男“特勤”,以及一个女“特勤”,一共五个人。 在路上,依然是黑监狱的延续,访民们被训诫:不许停车吃东西,车上的面包、快餐面不许拿开水泡,硬邦邦地生吃。如果吃不了,也没人理你。从北京到广西北海合浦,一共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马不停蹄,车不熄火,两个司机轮班开。 到达广西合浦的时间是晚上11点多,在南北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张耀春曾经的同事——— 合浦县公安局信访科干警彭某和李某,以及县信访局工作人员周某早已经等在那里。 交接仪式显得快速而有效,安元鼎公司的特勤人员和警察们对照了合同之后,一方收钱回京,另一方,则将这个“上访者”押回县城。 2010年5月27日,在进京上访,第二次被驻京办官员交给安元鼎时,押送张耀春和另一名访民回广西的车辆牌照为:京M OB039。 这次,跟她熟悉的一名特勤告诉她,押送她的价码是:三万。④特勤小队长在一旁怂恿她说,你下次再来北京上访,你一来你们地方的腐败官员就害怕了,就扣分了。 “是啊,我来北京上访一次,你们又多赚3万。”张耀春骂道。 下午,在老地方交接的时候,张耀春看到了公安局与安元鼎公司签订的合同,并且从合同中不小心掉下了驻京办出示的一张证明。 “这并不奇怪,一个曾经的人民警察,却被保安公司送进了黑监狱,像犯人一样押送回家,经历过这样的事,还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她说。 B:被殴访民的恐惧与疑问 2010年,出身于刑侦专业的傅政华,在其55岁之年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履新第74天后,部署“雷霆行动”,扫荡了首都最知名的夜总会“天上人间”,一战成名。 傅政华的出现让远在无锡的谢其明看到了一缕曙光,他和其他17名访民合计后,决定给傅政华写封公开信,告诉这位首都公安局最高行政长官,在其治下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可能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⑤ 44岁的谢其明是原无锡市卷笔刀厂法人代表,2010年1月26日,他前往北京上访,三天后,在位于王府井附近的公安部信访局按程序登记了信息,当天被接待的无锡籍访民约有60多人。 走完上访程序后,谢其明一行18人在街上游览,被民警盘问是否来上访,并要求检查身份证。 之后他们被带到公安分局,并做了记录。大概三小时后,一辆安元鼎护送车开进公安局大院。警察将18名无锡籍访民接交给安元鼎公司。按照性别区分他们被分别关押起来,其中谢其明和另外一名男性访民被押送到位于小红门南四环东路88号的安元鼎总部接待中心大院,在那里,他统计了大约有60多名“难友”;另外16名女性访民被送到一处离安元鼎总部不远的仓库,据她们统计,里面关押了大约200多名上访者。⑥⑦ 在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他们被逐个搜身,手机、身份证等私人物品被扣押,并由保安看管限制人身自由。谢其明说,“所有的保安制服与正规的警服极类似,常人很难分辨。” 访民们在安元鼎关了一天一夜,超过了24小时。1月30日晚,18人被押上车身写有“安元鼎护送”的大客车,押送回无锡。随行有两名司机,以及20多个“特勤”,每个“特勤”看管一人,访民相互之间被禁止说话,稍有越轨则被身边的看押人员恐吓、谩骂。(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晚上车行至河北沧州高速公路服务站休息时,保安在车内吸烟,访民中16个妇女,被呛得剧烈咳嗽,呼吸困难,要求保安不要再吸烟,但立即遭到他们的谩骂。 “特勤”小队长是一个身材高大壮实的胖子,但极度缺乏教养而又性情暴戾,他动手殴打了一个名叫沈建群的妇女。⑧ 女访民王品仙刚刚上完厕所回到车上,她站在“胖子”后面,被他挥动的拳头误伤了。王品仙责问他为什么打人,“胖子”转身对王品仙劈头盖脸地一阵猛打,嘴里还不停地狂叫:“刚才不叫打人,这才叫打!”王品仙的脸上顿时破皮流血,眼眶乌黑。⑦ “胖子”不光在王品仙的头脸上狠打,亦对她胸部乱打乱抓,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暴行,甚至引发了随行部分“特勤”的反感,他们也喊道“胖子”不要打了。但行凶者充耳不闻,继续殴打女访民。⑤ 谢其明上厕所后回到车上,撞见“胖子”的恶行,打抱不平地说:“有事好好说,你不能打人啊。”对方不说话回手对谢其明脸上打了几拳,还叫其他2个保安群殴谢其明。 随后在山东境内,谢其明又被“胖子”特勤队长等人无故殴打了2次,倒地后,特勤们狠狠地踩住他已触地的手掌。打人时,“胖子”亦重复这句话:“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打人?这样才叫打人。” 后经无锡市人民医院诊断显示:谢其明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见医院诊断报告)。 1月31日晚,车到无锡新体育馆门口,18名访民被等候在此的各街道办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一一认领,谢其明和王品仙两人脸上的淤青未消,甚至还流着血。 谢其明最后一个被领下车,他看到了双方的交易过程。他说:“无锡市政府的一名中年男子把钱交给安元鼎两名司机中的一名,当场现金交易,然后各自回去”。 但18人并没有被送回家,随即被无锡方面以口头宣布的“学习班”名义关押到各区的宾馆,直到春节前一天才被放出来,亦没有任何法律文书和书面手续。   谢其明和王品仙在采访中向记者证实,他们被关在宾馆时,向看守打听到安元鼎押送访民的价格是每人每天食宿费300元,加上押送等费用,每人4100余元,共8万余元。但进一步了解的情况是每人1万多元,这笔钱由每个访民所在的街道支付。 “这就是我们的遭遇,”谢其明说,在他们被从“学习班”放出来时,新年的喜庆并没有冲淡内心的恐惧,反而像噩梦一样,让他们坐立不安。 春节期间,18名访民聚在一起,他们把这些恐惧列举出来,形成了以下疑问——— 我们想问的是: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是否有执法权?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是否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我们知道稳定靠的是法治,靠暴力和违法犯罪是带不来稳定的,希望有人能对此作出回应。⑤ C:老访户状告黑监狱安元鼎 57岁的重庆人戴月权决定状告安元鼎公司和重庆驻京办,试图通过法律途径,驱赶访民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为一名老上访户,自1977年7月被抽调修水库,因工伤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他逐级信访到北京12年。2009年9月30日,戴月权到国家信访局领表填表交表后,被送往久敬庄。在那里他被重庆驻京办官员控制后,交给安元鼎,随后被送到北京朝阳区南顶路红寺村的一个黑监狱。 “这所黑监狱关押着数十名信访人,年龄最小的是重庆市石柱县周博之子周易只有两岁多,整天哭喊着要妈妈……他们一家祖孙三代同时关押在一起,老人七十多岁,还有个双下肢瘫痪靠滑轮在地上滑行的残废人,他是贵州安顺人……” 4天后,一名大学生从黑监狱里逃出来后,告发了这里,戴月权与其他信访人一起被紧急转移到北京南四环外的朝阳区小红门村西门的“北京市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 这座“黑监狱”比之前的更严,两扇铁大门同样日夜紧锁着,门口由多名保安日夜轮流看守,里面有保安拿着花名册随时清点人名,门外有保安不停巡逻,门旁还有两条狼狗盯着来往人。 该黑监狱关押着100人左右,其中年龄最大的是75岁的黑龙江黑河市人杨培耕;关押时间最长的是江西赣州的廖启荣,他于2009年8月18日进来。廖说,他进来就挨打,直到他写下再也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停止。廖还说这里随时打人,他看见一个云南人被打得皮破血流,衣服被鲜血染红了强迫脱掉…… 戴月权在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关押了6天,随后押送到北京西客站,交到前来截访的重庆巴川办事处负责人手上。 因为总是进京上访,戴月权成为黑监狱的常客。去年5月份,他被重庆驻京办人员用“京E25441”车送到通州潞城镇距留庄东口指路牌200米远的树林中的黑监狱羁押。⑨ 遣送回家乡后,当地派出所干警警告他说:“从今起不准到任何地方任何机关上访,否则一律送劳动教养,你多次被拘留,已经劳教过,再去就判有期徒刑五年至十年……”⑨ 2009年3月,戴月权与同乡访民林永良二人在北京南站乘公交20路车前往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待室信访途中被抓。被重庆驻京办人员用“京M 10167”车押到通州潞城镇“富乐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旁边树林中的黑监狱羁押。 2007年9月,戴月权与妻子来京上访,遭到重庆市驻京办人员的殴打,致戴月权多处软组织挫伤。 自2007年9月至2009年10月止,戴月权先后共被关押三次合计16天。毒打两次,抢光材料、有关证据、法律书籍等财物一次,“这些都是重庆驻京办的××等人勾结安元鼎保安公司所致。” 戴月权分别向朝阳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寄送举报材料。今年5月25日,他接到检察院答复通知,称材料已经转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信访办处理。 朝阳分局答复他,已派人去重庆驻京办和安元鼎调查,请等待,下周再来。一周后,戴月权来到公安局,却没有任何结果,也没有人给他答复。 又过了一周,仍没有人出来答复他。6月下旬,公安局的警察告诉他,“这事不归我们管,你到别处去告吧。” “可是,我被关押在安元鼎的黑监狱里,都在你们管辖区啊?”戴月权问,“不找你们找谁?” 跟以往一样,依然没有答复。 注释: ①:《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被辞退的女警察》。 ②:对关押张耀春的安元鼎特勤人员匿名访谈。 ③:对给安元鼎提供保安以及特勤人员招聘服务的某负责人访谈。 ④:对安元鼎匿名特勤人员访谈。 ⑤:谢其明等人《无锡18市民给新任北京公安局长傅政华的公开信》 ⑥:对谢其明的访谈。 ⑦:对王品仙的访谈。 ⑧:对沈建群的访谈。 ⑨对戴月权的访谈。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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