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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专访戴晴:薄熙来为何翻供?

华盛顿 — 中国独立的学者和评论员戴晴8月23日接受美国之音卫视专访时表示,薄熙来当初不是胡耀邦、李锐等人选拔的培养对象,而是自己奋斗上去的。当局处理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毛泽东问题。 戴晴说:“他是夺嫡之争。可以说薄熙来完全是靠他自己的拼搏,依靠他自己的一些背景,特别是依靠他的性格这样拼搏走上去的。为什么呢?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1980年代,胡耀邦他们已经担心了,将来中国这个政权要交给谁呢?其实你担心什么,老实话,有什么可担心的,交给民众就是了。他们担心,用陈云的话说,还是交给自己的子弟比较放心。于是,主要是胡耀邦主导,选择优秀的干部,比如李锐做中组部副部长兼青干局局长。他们当时就全国调查最优秀的人,他们调查出来,比如说,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都是他们作为第三梯队被选人物。这1千多个人没有薄熙来。 他居然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跃升起来。” 戴晴还说:“所以我们今天要说,薄熙来以共产党的角度,共产党的标准,薄熙来你有什么罪?薄熙来的罪是人家没有安排你,你想当第一把手,这是他们最不喜欢他的。至于那2500万,没法说,按到他头上了。不要说检察官、法官不相信,在中国没有人相信。你一个薄瓜瓜在英国12年过那样的生活,到了美国还是这样的生活,2500万算什么呢?所以呢,我觉得他就是不服气,从这方面讲,明明知道我看不起你们,我想当第一把手,你们为了不让我当,把我抓起来,当然还有偶然的海伍德,王立军被判刑,但是就你们这帮人想弄我,我绝对不服气。” 戴晴在谈论薄熙来的时候还指出:“除了他性格、他受到的教育和他自己对他的才能的估计以外,还有一个当局面临最大的难题是,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都是按照毛主席(的话)做的,毛泽东的红旗你们要不要高举……这是他有底气的地方,所以他才敢翻供。” fullrss.net

美国之音 | 解密时刻: 中国禁书·逸闻轶事(完整版)

华盛顿 — 解说:欢迎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的 《解密时刻》。我是李肃。 曾经有一位中国的风云人物 在 1989年“六 四” 期间十分活跃 ,他当时身处高位。但是后来又在 1998年被撤职罢官,判刑16年,罪名是贪污腐败。从此, 他的 名字 就 从中国 政坛上 销声匿迹 了 。   2013年6月2号,这位风云人物去世了。在此之前,这位刑期未满、身患癌症的犯人由于病重,曾经住进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在那之前,他在北京小汤山疗养院度过了将近十年的保外就医生活。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作者):那个地方,好比一个三层的小楼,一、二层楼住普通的客人。他在三楼有两、三间独立的房间。外面的人要进去,必须通过楼下的服务员。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对他自己的要求是,不准接见外国记者,国内的记者大概他也没接见过。第二个不许离开北京市区。   解说:这个 2012 年还 在服刑的犯人就 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 、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陈希同。   同 年,姚监复 执笔、 陈希同 口述的回忆录 在香港出版 。 陈希同在书中讲述了 “ 六四事件 ”前后中共高层的内斗。不用说,这本书成了中国大陆的禁书 。远离政坛十几年的 陈希同再一次站到了争议的风口浪尖上。今天的《解密时刻》要 讲一讲关于禁书的 逸闻轶事 , 我们就从陈希同 的这本回忆录 和 它的 作者姚监复说起。   *“六四”:北京市长欺骗了邓小平吗?*   解说: 富强胡同 6号座落在北京城中心,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 。 2004年, 姚监 复两次去那里探访了前中共总书记 赵紫阳。   1989年 “六四事件”后 , 赵紫阳 因为 “支持动乱” 、 “分裂党”的罪名被 罢 职 免官 , 软禁 在这个四合院 中 将近 16年,直到2005年去世 。   直到今天, 仍然 有不少人认为,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向邓小平谎报情况,夸大了学潮态势, 致使 邓小平做出戒严决定,最终发生了 1989年6月4号凌晨的血案。   当年, 姚监复问过赵紫阳这样一个问题: “六四”是不是邓小平受骗上当?赵紫阳 对 姚监复说 : 邓小平 如果 会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 这句话让 姚监复 念念不忘。在 赵紫阳 故去多年以后,他把这番话 转述给了陈希同。   姚监复:陈希同听到我的话非常高兴,“啪”地一拍我的大腿,说:我完全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如果我陈希同能欺骗邓小平,那你们不是把邓小平贬低了吗?把邓小平说成昏君、庸君了吗?   所以陈希同和赵紫阳都是这样的观点:镇压“六四”是邓小平个人早做的坚决的决定,别人影响不了他。而且他的信息渠道,陈希同说,比我多得多,怎么会得不到信息渠道,用得着我欺骗吗?北京市的情况,天安门的情况用得着去谎报军情吗? 因此在这一点上,陈希同发现,我跟他讲的赵紫阳的观点,他觉得跟他的想法是一致的。   *《陈希同亲述》的故事*   解说: 2004年,陈希同获准 保外就医 , 搬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小汤山疗养院 。他和 姚监复 的谈话就在这里进行。 陈希同 和 姚监复 两人本来素昧平生。他们两人的结识是由一本书开始的。   姚监复:这本书是我见陈希同的“介绍信”,钟鸿著,《风雨半支莲》。钟鸿是我的表姐。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地下党员,49年解放以后就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干部,文艺处的。她的同事是陈希同的夫人。另外她参加过“四清”,陈希同是队长,她是队员。所以她和陈希同夫妇都认识。   她让我把这本书送给陈希同。我就跟陈希同联系了,我姐姐有一本书要送给你。她现在去国外旅游去了。你要有空,我就送过来。他就通知我什么时间我去送。   解说: 2011年1月份的一天, 姚监复 带着 表姐 的这本回忆录去见了 陈希同 。在随后的一年半中,他们俩见了十几次,开始了陈希同口述,姚监复笔录的回忆录写作。   姚监复:我想拿个录音机的话,他会相当紧张的,就得字斟句酌了。这样(用笔记录)的话呢,你讲你的,我把主要的大意记下来。我当天回来就整理。我觉得主要意思都在,不会丢最主要的意思。另外,我第二次就给你看。如果你觉得有大的违反你的原意,你会告诉我的。   他后来跟我谈话,我觉得是真诚的,最少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我问他问题,他都是马上就回答,不是说我思考一下,用个什么伪装,用个掩饰。   解说:陈希同 回忆录最后定名 《陈希同亲述 —— 众口铄金难铄真 》,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是 陈希同 想洗刷自己贪污腐败的罪名。   姚监复:他从审判的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认罪,跟陈良宇不一样。他跟我说过,他以为最后有机会让他陈述,他要辩驳。最后到他要陈述的时候,法官说拉下去。所有犯人都有权利做的最后陈述的机会被剥夺了,因此他高喊:“这是法西斯法庭。”   他现在一直都在通过律师要求重审。没有重审。因此他跟我约定,书你先不出,等我重审的报告申请有回答,说不重审,你公布。或者说要重审,你也可以公布。但是我说一年、两年都没有回答,你怎么再等呢?他说,高法程序不对,不战、不和、不降,用这种方法拖着。   *陈希同在秦城监狱收听美国之音*   解说 :在出版这本回忆录之前,陈希同也担心过官方会向他施加压力。不过, 2012年6月1日《陈希同亲述》在香港面世以后,陈希同并没有因此受到更多的压力。   姚监复:陈希同通过媒体知道书已经出来了。他不很高兴,因为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政治压力。最后毕竟是没告诉他这本书什么时候出来,他没准备。   他自己也做了估计,各种帽子已经给我扣得够多了,我已经够臭了,还能把我怎么样呢?他已经进入最底层了,成了秦城监狱的犯人了,还能怎么样呢? 但是政治太险恶,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把他儿子也抓起来判刑了。   据我了解(书出来以后),没有更恶劣的影响,因为有一次老同志吃饭,后来去参加吃饭的有人告诉我:“老姚,今天陈希同也去了。”   附带再说一个事情。我说:“你怎么知道国外说陈希同贪污的事?”他说,允许带一个收音机。他听的就是美国之音。他通过美国之音在监狱里听到各种信息。除掉《人民日报》,就是通过美国之音听到各方面的信息。   高瑜(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他(陈希同)现在住着三层小楼,算保外就医,全部国家安排,而且给他安排的司机、专车,还有他自个儿点名的大师傅。张思之是我的辩护律师,原来他要找张思之为他做辩护。张思之一看他现在的待遇,根本就拒绝。   *记者因言获罪 报社刊文被封*   解说:高瑜 ,上个世纪 80年代做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经济学周报》副主编。曾经由于“六四事件”被关 押一年多 。 1993年 再次被捕 , 被判刑 六年 。她提到的这位张思之在中国法律界赫赫有名,有“中国律师界的良心”之称,参与过一系列政治案件的辩护,包括 1980年被指派为“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 案辩护律师组组长 。不过,高瑜对陈希同忿忿不平的真正原因在于:陈希同当年曾经把她写的一篇报道指为 “倒邓保赵”的纲领。   高瑜:6月30号,陈希同,北京市市长,向人大去做“动乱暴乱”的汇报。他的第一部分就是“倒邓保赵”,就是说这场“动乱暴乱”是有组织、有策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倒邓保赵”,结果就把我这篇文章给点出来,认为是“倒邓保赵”的纲领。   高瑜的这篇报道题为《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 1988年12月同时刊登在《经济学周报》和香港的《镜报》上。报道的内容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 严家其 和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关于中国时局的探讨。     高瑜:当时的中国经济过热,经济问题很严重,抢电饭锅,最后抢到坏的我也要,都到这种程度。   当时我就问,如果明年他们把经济上的问题都推给赵紫阳,要把赵紫阳像胡耀邦一下拿下来怎么办?严家其马上就冒出一句话:“那就太坏了,太坏了。”指的是这个形势太坏了。他说,中国现在要避免的,就是那种非程序性的权力更迭,像打倒胡耀邦、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性的权力更迭。   解说: 1988年12月,《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同时刊登在《经济学周报》和香港的《镜报》上,反响热烈。人民出版社旗下的《新华文摘》第一个转载。在之后的半年里,众多的海内外华文媒体都转载了高瑜的这篇报道。然而,这篇文章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她始料不及的。   高瑜 :但是6月3号我就被抓了,被绑架了。还没开枪呢就被绑架了。我在里边的时候还给我个电视看。我一看,袁木骂我这篇文章,说这是“动乱暴乱政治纲领”。我88年写的文章怎么变成了“动乱暴乱政治纲领”?   解说: 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向中国人大作了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他说:“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 赵紫阳 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 ―― 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了掩盖 赵紫阳 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   高瑜:我是一年零五个月从监狱里出来的,6月3号抓的,第二年8月28号给放回家的。等我出来以后才知道,就因为陈希同向人大会议做的这篇报告,点了《经济学周报》和我的这篇文章,社科院立刻就通过出版总署把报纸封掉了。   解说:除了《经济学周报》, “六四” 之后 ,北京 自由派刊物 《新观察》也被停刊。查封这两家媒体的是时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   高瑜:那个时候出版总署的署长还是杜导正。杜导正当时还跟人说他有错误,说 《新观察》什么的当时都是他封的,就我们的报纸和《新观察》。   解说:有意思的是,当年查封这两家自由派报刊的 杜导正,现在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这家杂志经常发出与当局主流声音相左的自由派言论,其网站几度遭到封锁。   *《李鹏六四日记》引出的是非*   解说: 说起 1989年给人大做的报告,陈希同在回忆录中说,那是人家写好了材料,指定他去念的。他说:“这些报告在讨论时,我没参加。要我读,我就念。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改。” 很多人认为,这是陈希同为自己在“六四”中的所作所为推脱责任。   姚监复:他对“六四”没有真诚道歉,那就是他真心的想法。我问过他几次,作为市长,你的市民这样无缘无故地被枪杀了,你有什么感觉?他只说:我感到遗憾,本来不应该死人的,最后死了人。没有那种忏悔的感觉,但是毕竟他承认不应该死人,不应该开枪的。   他的这本书的基调跟李鹏的“六四日记”那本书不一样。李鹏是这是我的功劳,而且你们都支持,我在里面起的作用多大多大。他(陈希同)不是这样,他有一种推脱责任的想法。例如最重要一点,就是李鹏日记说了,陈希同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是北京戒严指挥部副指挥。   他说,2010年他看到李鹏六四日记香港那本书的翻印本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1989年我有这么一个任务,这么一个重要职务。但是为什么李鹏没告诉我呢?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说,如果我将来有机会出去,有机会见李鹏,我要问他,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然后你“李鹏日记”里又这样写。   北京市长陈希同你有什么权力调动乌鲁木齐军区、成都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的军队?你有什么权力调动空军,让直升飞机在那里飞?你有什么权力调动坦克啊?所以现在把它缩小了,是不是掩盖军事政变的性质?据说上面有人看了这个书,找我谈话的时候也点了这一点,说你怎么这样说。就是这一点看来戳到痛处了。   *赵紫阳是被军事政变搞掉的吗?*   解说:陈希同提到的这本“李鹏日记”曾经计划在 2010年夏天由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但是由于中国官方的阻止,出版计划最后胎死腹中。不过,市面上流传着多个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     金钟(香港开放出版社社长):其中有一条是最重要的。5月19日晚上党政军开大会宣布戒严,在那天上午,邓小平主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高层会议。会议上邓小平讲“两个司令部”,另外把赵紫阳赶下台以后谁来接班,这些都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材料我们是在“李鹏日记”中第一次看到。他日记中有关于这个会议的非常详尽的记录。这个以前那么多关于“六四”的书,没有人写到,连赵紫阳的回忆录也对那个事情不清不楚。他只知道,有人跟他讲,中央开过这么一个会,但是哪天开的,他时间都搞不清楚。   李肃: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属于决策层了。   金钟:他已经被软禁了。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这是李鹏这本书的一个价值。他把这么一个秘密公开了。   姚监复:李鹏承认这是军事政变,因为他有两点,李鹏日记透露:第一个是1989年前几年的春节,那就是87年,88年,甚至86年,李先念、陈云和邓小平在上海讨论怎么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那就是你们三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在讨论把总书记要撤掉,这就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政变。   另外89年5月二十几号,邓小平让李鹏准备开个“四中全会”前的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李鹏准备好时间以后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等一等,等军队进城以后才有把握,免得别人干扰。那就是明显的是武装政变。军队进城以后,中央委员也好,人大常委也好,老人也好,谁也不敢说话了。   *禁书和盜版在中国*   解说:我们刚才说过,《李鹏六四日记》这本书并没有正式出版。但是很多人,就像陈希同、姚监复和金钟一样,已经把市面上流传的《李鹏六四日记》看成是李鹏写的日记。这些各种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都是在海外出版的。身在北京的陈希同通过什么途径看到了这本书,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来到海外旅行的中国人常常把这类禁书偷带进中国。   金钟:中港这条线有铁丝网,但是它有很多管道。比如那种货车里面的空间是很多的,边边角角的地方塞一包书也就过了。有些人就是用这种方法进去的,他也可以赚钱。   李肃:他这样带能是大批的吗?   金钟:当然不能大批,只能是小批量的,那就要看他的本事了,有些人走私,连汽车都能走私,对不对?何况是一包书呢!   李肃:中国大陆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严防在香港出版的禁书进入大陆?   金钟:在香港已经出了的书,他们就拦阻、拦截,在海关上设防不让你带进去,但是海关的人员流量太大,你不可能每个人的大包、小包全部打开,就是为了一本书,他们防不胜防。你带一本,我带一本(就过了)。而且这个书一进大陆就很妙了。有一本进入大陆就一传十,十传百。我们也听说过,也看到过,那个书传到什么地步呢?传到那本书看得就像一朵花似的。   李肃:看烂了。   金钟:是,看烂了。那个书完全合不拢,书的每一页都翻烂了,都好像一个花菜似的。   戴晴(前《光明日报记者》记者):我就有过一次,我在香港买了很多书。香港现在已经有那种小工作人员,因为便宜嘛,住在深圳,坐火车到香港来上班。都是他,背着大背包,给我背过去。因为他天天走,他们就不查他。我就要被拦下来。看看我的包,问问我,看看我有没有什么书。我那时侯,也有几本书。我就跟他说,我是研究农业经济的。所以现在我在香港就有一个“恶名”,说我过关的时候冒充农业专家。   何频(香港明镜出版社主编):谁去鉴定这个书是禁书还是不是禁书呢,以前依赖的一个文件就是中宣部给各个地方下达的文件。我们出的书就经常被列在目录中间。列在这个目录中间后来他们发现不行,等于是给了大家一个广告宣传,说你到香港去,这本书是值得看一看的。后来他们就不大列这个名单了。   海关把我们的书收了以后,就自己看,自己看不完了,就送给你的长官看。长官看不完了,就拿了这本书去拍马屁,送给某个省委书记,送给某个市委书记,送给某个政治局委员。我记得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后来跟我们说,他收到了几十本关于他的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版了一本关于他的书。各种拍马屁的人到处找到这本关于他的书,就送给他,因为这样就可以拉近跟他的关系嘛。   *中国处处都有盗版禁书*   解说:不过,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真正能够接触到这些在海外出版的禁书的,毕竟还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读到这些禁书的,那就是盗版书。 《墓碑》的作者杨继绳 从北京给我写来一封电子邮件,说很多人打电话告诉他,中国到处都有《墓碑》的盗版书卖,甚至连新疆的克拉马依、石河子,甘肃的白银这样的小地方都有。有一位读者说,他在昆明的公共汽车上见过一位老太太拿着本《墓碑》跟大家说:“这是一本好书,大家要看呀!”   杨继绳还说,在北京,就在他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对面的那条街上,就有《墓碑》的盗版书卖。书贩子还跟他说,三里河那个高干大院买的人最多,买书的都是白头发的老头儿老太太,全是离休的高干。   戴晴也是一位禁书的作者。她的一本文集在 2009年发表,叫做《独立记者》。她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从在大学学习导弹工程,到毕业后先后担任军事情报间谍和《光明日报》记者。从1979年到1989年,她总共出版了10本书。“六四事件”以后,她进了秦城监狱,作品也全部下架。戴晴说,这本《独立记者》在北京就有盗版卖。   戴晴:后来他们告诉我,北京就有了。不但北京有了,还是在2010年“六四”前后就有了。卖得特别好,特别火,因为这里面还有关于“六四”的事,我的入狱,在秦城坐牢啊这些。好多人告诉我这事。这书在哪儿卖呢?都是在中央机关、三里河,就是有干部来来去去的那些地方。所以我说就这样的书,它的对象读者其实是这样的人,在机关里工作的人。   解说: 2012年底,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来华盛顿录 制 《解密时刻》节目 。我们也谈到了《晚年周恩来》在中国大陆盗版的问题。   李肃:在中国大陆有没有盗版?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作者):遍地都是。而且有人因为盗版我这本书被判劳教。人家工商执法队对书商讲,你盗版别的书我不管。你盗版这本书,一本我判一年。   李肃:这是政治任务了。   高文谦:这都是他们从北京回来,跟摊主聊天后传过来的话。你卖一本判一年。   解说:出版禁书的出版社的老板们对于中国大陆出现的盗版书非常清楚。 香港明镜出版集团主编 何频说,中国各地都有盗版他们的书。   何频:我们的书基本上3天到4天在广东、深圳就有盗版。专门有这种采购团体,天天就在香港、台湾、澳门、新加坡盯着我们的书。只要我们的书一上市,马上就是拷贝,通过电脑就能够传到中国大陆去。   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只要是有看书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盗版品,这点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我们甚至没办法统计。但是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几个知识分子没看过我们的书,当然几乎都是盗版品。 而且很可笑的,有时候国内的人把这些盗版品带给我们看,我们吃一惊,根本不是我们出版的。   *禁书作者乐见书被盗版*   解说:对于现代人来说,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观念。一般情况下,当作者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盗版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维权,要索赔,要打官司。但是当禁书作者们看到或者听说自己的书被盗版以后,会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刚才说到《墓碑 》的作者 杨继绳, 经常 有人拿着 盗 版 的 《墓碑 》找他 签 名。他不但一概照签,还乐呵呵地写上一句:“ 正版书不让进来,就看盗版吧 !”   戴晴在北京看到了她的书被盗版以后,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想帮助盗版书的出版商。   戴晴:有一次我正好在那边办事就过去了。我一看,在书摊儿上就摆在那儿呢。他们印的是大本,就是所谓的小16开,大32开这本。他们还把明镜出版社改成中国的一个乱七八糟的出版社,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反正里面定价、书号什么都有。 我就问他们:“这谁出的啊?”(书贩)就问:“你要不要,要不要?”好像意思是你要多要我还可以便宜点。   我说:“你看看这是谁啊?”他(看看书,又看看我)说:“嘿,还真是挺像的啊!”我说:“就是我。”我说,你跟你们老板说,你这里错字也太多了。我给你一个E-mail地址,你告诉我,我把电子版给你,你照出,爱出多少出多少。   我也挺高兴的,虽然不给我钱,但是就没错字了。   他特犹豫,说:“那你就说吧。”把我的E-mail地址写完了以后,说:“那你叫什么啊?”我说:“你说我叫什么啊?”他说:“哦,知道了,知道了。”然后他也没有敢给我来信。   解说:英国 华裔 作家 张戎 和 丈夫 乔 · 哈里戴花了 10年的时间写了一本 关于 毛泽东 的书, 叫 作 《毛泽东 : 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 香港出版中文版没多久 ,中国 大陆就有了盗版。   金钟:我有朋友(在大陆),我就委托他们给我们收集了好几种我们的书的盗版。像张戎的那本书,有几种盗版的版本,封面﹑内容都不一样。有的就是用原来的照片,有些就全部改排。我们是直排的嘛,他们的全部改成横排的简体字,重新打过。   李肃:这还花了工夫呢。   金钟:花了工夫,结果卖的还很便宜。我们(卖)100多块钱的书,他们就卖二、三十块,就这么推销。   李肃:你们遇到这种被盗版的情况拿他们没办法?   金钟:完全没办法。张戎也对我讲过,像她这种出名的书,(如果)在世界各国出现这种情况是有专门的公司,有律师会保障她的权利,一定要打官司,要交涉的。但在大陆没办法。张戎也笑笑对我说,那算了,就算帮我们宣传好了。   *中国禁书在台湾受阻*   解说 : 说到《毛泽东 : 鲜为人知的故事》 , 这本书 的 出版 还有 一个故事。本来中文版计划由台湾 远流 出版 公司发行, 可是中间出了一段插曲,最后才 由香港的开放出版社发行 。                                                                                                                                                                                                                                                                                                    金钟:张戎这本书本来她是很挑剔的,我跟她也是认识﹑相熟,但是出版之前我都不敢提出这个要求。   李肃:在你这出?   金钟:因为我们的实力比起台湾大实力的出版社来讲当然不够,我根本没提这事。她就交给台湾“远流”,一家大出版社出了。后来因为什么问题呢?因为其中涉及到对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的评价,胡宗南和中共的关系。张戎认为他跟共产党是有联系的,不单是他,还有卫立煌,共有四个将军。   当然张戎作家提出来是有她的根据。其它的文字(包括)英文版,法文版都已经出版了,都保留了。但到了中文版来到台湾出版,就受到胡宗南的儿子胡为真(的压力),他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的首长。他就出来抗议,当然还有国民党的一些胡宗南的部下一起来起哄。给这个出版社施加压力,所以出版社就解除了出版合约。   解说: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 曾经实行 严格的书籍审查。从日据时代的日文书,到任何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沾边的,乃至留在大陆,没有和国民党军队一道 迁 往台湾的学者的书,一律查禁。   直到 1980年代 初 ,随着社会的逐渐开放,台湾的书籍出版才慢慢解禁。 80年代中,台湾解严,开放了党禁报禁。   今天的台湾,是一个 相当 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 。 然而 台湾与大陆的特殊关系仍 然 对 出版界 有着特殊的影响 。   金钟:台湾确实有一种趋势,就是说他们和大陆的关系比较靠的近一点,他们不想在这方面找麻烦,尤其是台湾的统派。你知道台湾一个统派,一个独派嘛。蓝营和绿营。这个蓝营,马英九是蓝营,是统派的总统。当然他说,他要做全民的总统。但是在两派中间,在出版业中间,统派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解说: 1994年, 毛泽东 20多年的贴身保健医生李志绥 所著的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在 台湾出版时 就 遭遇 过 审查。   金钟:李志绥的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在台湾出的,中时出版社出的。有一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大教授余英时教授,在《中国时报》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就说到这本书其中一个情节,是什么呢?是有关邓小平的。   邓小平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打台球时摔了一跤,把腿摔骨折了,所以他没参加庐山会议。他在休养时,李志绥(按照)毛的指示,派了毛的两个女护士去照顾邓小平,后来有一个女护士肚子大了,听说就把她打发回老家了。就这么有关情节,这个主角当然是邓小平了。在英文版中有,但是中文版中就没有。我们只看中文版的就不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余教授很专业,很用心的,他是中英文对着看的,就发现(在中文版里)这个情节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94年邓小平还在嘛,怕得罪邓小平,这是很明显的事。   *笑话也被禁*   解说: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也好,《晚年周恩来》也好,这些严肃的书籍被禁,我们还能理解。但是即使是网上的笑话,有时也会遭禁。姚监复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他说,他讲的这个笑话实际上是 文革后期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给他讲过的一件真事。   姚监复:有一个笑话是真实的故事,是纪登奎告诉我的,纪登奎不当常务副总理,就在我们农研室当研究员了。跟他一起出差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我们经过贵州,他说,贵州的第一任革委会主任叫李再含。周恩来总理让我调李再含开会时的讲话录音审查。审查以后发现讲话录音内容没什么问题,基本上都是重复中央的《人民日报》精神。 就是喊口号时候,一般是喊两个口号,他喊了三个口号,第三个口号有问题。最后结束的时候,一般文化大革命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第二个就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他加了第三个,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主任的身体永远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   记者:真的假的?   姚监复:真的。我说给他处分了没有,他(纪登奎)说没有。他说,后来想想,你们是北京的红太阳,他(李再含)就是个月亮反射你光芒,而且是贵州的“小月亮”,也不能算错啊。你们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他才比较健康,这不能算错吧。但是你没有资格就第三个喊。喊完毛主席、林彪,就喊李再含,因此以后不准再喊了。   我说完以后,吃饭的时候,朱厚泽在场,朱厚泽笑完以后说,老姚你瞎编的,我当过贵州省委书记,我怎么没喊过永远比较健康啊?我说,这是67年上海夺权以后,全国实行的。你那时候干什么?他说,我劳改。我说,你劳改,你没权利祝万寿无疆啊!   结果旁边一个县委书记,沿河县的县委书记,贵州的,说,朱书记,老姚说的是对的。我们那时候开几万人的大会,都是很严肃地祝李再含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他说,还有呢,我们县革委主任,以为这是中央的文件、精神,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省里是比较健康,那我县里呢?我也得喊一个,我说省里都比较健康,你县里喊什么?他说我们那时候就喊,祝贵州省沿河县革委会张三主任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这是真的。所以我就写到我的笑话集里了。   我在网上写了一个50个笑话的笑话集,最后安全部派人正式找我们机关党委书记,书记警告我,说安全部门告诉我,你在网上写笑话,安全部门警告我说,不准你姚监复再在网上写笑话。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准在网上写笑话呀。我说这本身不就成了一个笑话了吗。他说,你写笑话不是一般的笑话。叫我不要写。   有一个人说了,老姚,把你这笑话收集起来,咱们印一个《姚监复笑话集》,我说你要印出来又得成为禁书了。哈哈。   解說: 2013 年 5 月,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了姚 监 复的新作:《姚 监 复政治笑話集》。   * 莫言抵制禁书作者 *   解说: 如果说,官方对禁书和禁书作者的打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话,一些作家对禁书作家受到压制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更让人感到世态炎凉。   德国 的 法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出版业的盛会。法兰克福书展有个传统 ,就是 每年邀请一个国家作为主宾国,在书展上大力推广这个国家的文化 。在 2009年 的法兰克福书展 上, 中国第一次成为主宾国。中国 非常 重视这次展示形象的机会,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临书展开幕式, 中国 还派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作家莫言, 就是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的 得主。   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办方也挑选了一些他们认为的优秀中国作家 ,邀请他们到德国参加研讨会,其中包括戴晴和流亡诗人贝岭。这两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获得邀请 , 让中国官方很不高兴。   戴晴:结果又是一系列的手段,拖时间,把我的邀请信退回,把我的飞机票给取消。我这人,这会我也无所谓,但你不让我去,我当然要去了。我就去了。   到了会上以后,德方的组织者在德国传媒和德国社会的压力下觉得不应该这么对待我。于是就给了我10分钟,说你可以到台上正式去讲讲这是怎么回事。我就答应了。我讲这番话的主旨,因为本来中方的喉舌已经把我骂成敌人,说绝对不能邀请这样的敌人。我就想,既然已经来了,我终于来和你们坐下来一起开会了。我就觉得中方真是一个进步。中方同意了,也就是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是可以让步的。这个才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特点。我就想上台夸夸他们,说你们还是有进步。   结果没想到我一上台,所有的中国代表团,前三排,人家退场了。一看就剩一个人,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秦晖,只有他一个人还坐在那儿。都退场了,莫言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抗议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上台了。可是我是中国公民啊,我是作家啊,我是可以在台上讲讲我的经历的。   解说:当时也在现场的贝岭后来回忆说 , 那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我和戴晴才走上主讲台,就看到莫言沉着脸、一声不响地随着政府官员和官方学者们集体起立 , 鱼贯离席。他转述莫言的话说,我退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邀请出来的,我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员,我就当然只能够按照领导的指示退场。   其实, 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 ,其 作品不乏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的尖锐 批评。 小说《酒国》描绘了共产党员烧烤吞食婴儿 ; 《天堂蒜薹之歌》揭示了中国尖锐的官民矛盾 。莫言的 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命运更是大起大落 , 1995年出版后一度成为禁书,两年后又获得中国文学界的大奖。同年,莫言的中篇小说 《我们的七叔》三次送审却没有通过。   戴晴:我想讲的就是,莫言的行为和1989年以来所有一连串的,从新闻出版总署,到最后审稿的编辑,他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如果他不和政府,不和党保持一致的话,他就要失去他的位置。失去了他的位置,他就失去了他在这个体制下所能得到的全部好处,于是他就采取这个办法。   解说:就在那次法兰克福书展之前,莫言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小他父母对他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少说话”,因此他后来写作时并没有使用自己的名字管谟业,而是用了一个笔名 --莫言。   莫言:就是“不要说话”的意思。   解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莫言也算是“禁书作者”了。他对戴晴和贝岭的冷漠态度使我想到了 德国牧师马丁 · 尼莫勒 (Martin  Niemoller) 。 马丁 · 尼莫勒 曾经支持纳粹领袖希特勒,而且发表过反犹太人的言论。后来,他 反对 政府 对教会的控制 ,开罪了希特勒。 希特勒亲自下令 将他 送进纳粹集中营 。他在那里被关押了八年,而且险些被处决。 1963年, 马丁 · 尼莫勒 公开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反犹太观点道歉 。 不过,他最著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传于世的诗句:   起初他们追杀 社会主 义者,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 社会 主义者;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 冲 我来 了 , 这时 已经 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我们今天谈的中国禁书逸闻轶事,从根本上说,就是言论自由受到压制和侵犯的问题。我想, 马丁 · 尼莫勒 的话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当他人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时,如果我们不为他说话,那么在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时,谁会为我们说话呢?我是李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fullrss.net

美国之音 | 解密时刻: 中国禁书•逸闻轶事

华盛顿 — 曾经有一位中国的风云人物在1989年“六四”期间十分活跃,他当时身处高位。但是后来又在1998年被撤职罢官,判刑16年,罪名是贪污腐败。 2013年6月2号,这位刑期未满、身患癌症的犯人在北京病逝。他就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一年前,姚监复执笔、陈希同口述的回忆录《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在香港出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陈希同想洗刷自己贪污腐败的罪名。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作者):他从审判的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认罪,跟陈良宇不一样。他跟我说过,他以为最后有机会让他陈述,他要辩驳。最后到他要陈述的时候,法官说拉下去。所有犯人都有权利做的最后陈述的机会被剥夺了,因此他高喊:“这是法西斯法庭。” 他的这本书的基调和李鹏“六四日记”不一样。李鹏是这是我的功劳,而且你们都支持,我在里面起的作用多大多大。他(陈希同)不是这样,他有一种推脱责任的想法。 他对“六四”没有真诚道歉,那就是他真心的想法。我问过他几次,作为市长,你的市民这样无缘无故地被枪杀了,你有什么感觉?他只说:我感到遗憾,本来不应该死人的,最后死了人。没有那种忏悔的感觉。 解说:陈希同提到的这本“李鹏日记”曾经计划在2010年夏天由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但是由于中国官方的阻止,出版计划最后胎死腹中。不过,市面上流传着多个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 各种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都是在海外出版的。不过,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真正能够接触到这些在海外出版的禁书的,毕竟还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读到这些禁书的,那就是盗版书。 《墓碑》的作者杨继绳从北京给我写来一封电子邮件,说很多人打电话告诉他,中国到处都有《墓碑》的盗版书卖,甚至连新疆的克拉马依、石河子,甘肃的白银这样的小地方都有。 经常有人拿着盗版的《墓碑》找他签名。他不但一概照签,还乐呵呵地写上一句:“正版书不让进来,就看盗版吧!” 戴晴也是一位禁书的作者。她的一本文集在2009年发表,叫做《独立记者》。她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戴晴说,这本《独立记者》在北京就有盗版卖。 戴晴(前《光明日报》记者):有一次我正好在那边办事就过去了。我一看,在书摊儿上就摆在那儿呢。 我说:“你看看这是谁啊?”他(看看书,又看看我)说:“嘿,还真是挺像的啊!”我说:“就是我。”我说:你跟你们老板说,你这里错字也太多了。我给你一个E-mail地址,你告诉我,我把电子版给你,你照出,爱出多少出多少。 解说:在中国被禁的书,在海外也未必就能畅通无阻。1994年,毛泽东20多年的贴身保健医生李志绥所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在台湾出版时就遭遇过审查。 金钟: 邓小平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打台球时摔了一跤,把腿摔骨折了,所以他没参加庐山会议。他在休养时,李志绥按照毛的指示,派了毛的两个女护士去照顾邓小平。后来有一个女护士肚子大了,听说就把她打发回老家了。就这么有关情节,这个主角当然是邓小平了。在英文版中有,但是中文版中就没有。为什么呢?因为94年邓小平还在嘛,怕得罪邓小平,这是很明显的事。 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 中国禁书•逸闻轶事》(完整版)。 fullrss.net

法广 | 中国: 异见作家戴晴突获善待 中共对64 态度有变?

曾因六四坐牢,并被禁止在中国发表作品的独立作家戴晴,近日其原单位《光明日报》主动提出要为她补办退休养老手续。戴晴对香港苹果日报表示,她对这个突然的改变感到奇怪。她表示,六四后《光明日报》20多年对她置之不理,今年五月她的母亲去世,因遗产问题需查档案,也遭到拒绝,没想到十八大后,态度变了。 此举是否显示中共高层对64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戴晴还不能肯定。71岁的戴晴是《光明日报》的记者,她一向反对兴建三峡大坝;并在六四期间支持学运,因而坐牢10个月。  

郑也夫 | 联语——礼之上品(下)

自按:读者乍读此文会觉突兀。笔者很理解,因为这里刊出的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文章上半部分1月24日挂在我的博客上,特告愿窥全豹的读者。        胡小川在我眼中也是一位异人。其父北平城防司令。他本人早年获美国数学博士,却有极好的动手能力。他自己研制的塑料大棚是我见过的水准最高,且成本最低的。三九天他的大棚里没有火,可以在小游泳池里游泳。他70岁生日时我到场,送一联。“心所欲”含七十岁的意思。               采天光入绿屋,小试身手               接地气心所欲,川流不息       上海季风书店经理严博非来京前越好见面,奈何当日他身体欠安,未能见面。我撰的联语一直没得机会送给他。               博采众山,四时皆成花季               非佳莫入,百侣如沐春风       张鸣早年在东北农场当兽医。兽医在当地是不错的工作,当然还是关不住这位读书种子的心性。高考后不幸仍然没跳出农牧。不可思议的是,在边陲农校,他靠自学硬是跨入史学,最终做出今天的成就。               张生有才,先医兽后治史               鸣放无罪,既去火又消灾       孟建新是我中学同年,曾在一条舢板上操练过几天。早听说他是中国经营红木的第一商人。到了他的瑞丽老巢问到他的同事,才知道,他只做顶级木材的生意。这位北京的干部子弟,已经是地道的边城人了。当年八中的同学每到瑞丽必要受到他的款待。这个春节我去瑞丽,他来北京,还是在他的老巢住了一夜。               足跨滇缅,建紫檀国霸业               身带侠风,新孟尝君衣襟       高华是共党史研究的顶尖高手。听说前些年杨振宁读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极为钦佩。在南京大学访问时,要求校长引见高华。我和高华关系很好,但往来不频。很挂念他的病。与王彬彬素不相识,是汪晖事件让我们有了对话,但一直没得谋面。今年去南京讲学,得以到南大会旧雨新朋。彬彬带我去高华家,后请我和高华夫妇吃饭。四人相谈甚欢。向高、王赠书并撰联语。               高才巨笔,刺破太阳神话               华发早生,望穿长夜曙天,               王睿楼船,江上摧枯拉朽               彬彬君子,笔下水起风生       今年八月戴晴的朋友们为她过70岁生日,我赠书送联:               夜觅光明,戴月儿披星斗               从心所欲,晴方好雨亦奇       邹蓝是我的好朋友。他大气,杂家,好交友。他对大西北情有独钟,新疆好像是去了五六回,本来地理知识就很渊博,对大西北的地理更是烂熟。一直想给他写一副联,但知难而退,主要是“邹”字不好搭配。九月初去邹城看孟府、孟庙、孟林。车上诌出一联。               邹地郁郁,养孟夫子浩然气               蓝草青青,追徐霞客万里行       接下来说给学生们的。我给我的每个研究生都写过一副。开始写,自然是因为喜欢文字游戏。但是有人的名字很不好写,难让自己满意,休说别人。但好歹是给每个学生都写了。写不好何必出手?一句俗语道破心思:宁落一寻,不落一人。给朋友,写得好就拿出来,写不好就缩回去,反正人家不知道。但一个导师指导的几位学生交往密切,且独子政策下的孩子们性格晚熟,不小心留下厚此薄彼的印象就不好了。       陈心想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河南农家子弟,从河南师大考到人大,后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写给学生的第一幅联应该是他的。             陈民间疾苦,赖有心者             说天下大势,作思想家       王玉君是我指导的第二个硕士生,对她的帮助最少,她还没开始写论文(我觉得自己对学生的最大帮助在论文阶段)就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全奖。现已获得博士学位,并被母校社会学系录用。联写的不好,空洞。               石中之王,玉振金声               人中之杰,君子德风       刘穗琴是福建人,貌似文弱,其实习梅花桩多年,颇有心得。她英文不错,愿作笔译,惜机缘不凑所做非所愿。               刘村谷穗粒粒满               闽地瑶琴声声馨       管兵和刘穗琴同届。是河南固始的农家子弟,也是河师大的本科生。人大毕业后先是分配到新华社某单位,在石景山工作。人内向,去香港科技大留学后,变得开朗,特别是关心政治了,令我欣慰。               石景管带下港埠               固始兵总上京城       刘蕾的毕业论文是犯人的劳动与监狱的经营。调查有很多发现,可惜不能发表,很觉对不起她,没帮她选好题。她工作几年后自费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我判断,她日后可以做社会活动家的。               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蓓蕾,无华胜似繁华时       车韵飞是四川妹。毕业后到绵阳做了公务员。给她的联也是勉强凑成,流于空洞。               宝马雕车,唐风汉韵               花明柳暗,草长莺飞       马红光是山东农家子弟,人大读硕北大读博,跟了我七年。踏实,心无旁骛。北大考博第一名,统计学得了满分,并且教统计的郭志刚老师的书只是最后半个月经提醒才找来看看。某次读书会上,同学说某句话在什么地方,他不动声色地说:第46页。众人大为惊异。但他短板太短,内向,木讷,不善于为自己开拓机会。其发展尚难预料。               马上相逢,紫陌红尘拂面去               沙场醉卧,夜色光杯载酒来       人大的最后一位硕士生是刘彤。最后阶段的论文指导转给了胡老师。我希望他更勤奋,联中包含了。               刘郎已恨蓬山远               彤子采药何时归       高永平是我在人大指导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博士生。他是医学出身,已经是主治医了,因为喜好,弃明投暗,来考社会学。考博是第一名。郑航生老师看中了其他学生,报我的考生没过关,郑老师希望我接高永平。我和高谈了40分钟话,在最后5分钟看中了他。果然,其论文我只在选题上把了关,以后他独自轻松完成。               心高眼高,目标永垂不坠               手勤身勤,收获平心以待       冯军旗是我指导的与马红光同届的北大博士生。首师大历史系硕士生。冯马同窗,性格迥异。冯好交往,擅于搜集信息,堪称包打听。同门的学生私下都觉得冯理论弱,不想论文写出来让他们震惊,信息量太大了。冯有入仕的强烈愿望,惜乎未果。               阵中不得驰驱,山如军令               介胄之士不拜,风吹旗飘       此联虽不工,是我得意之作。冯生不解,我说你读《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对周亚夫的记述。这是《史记》中最令我震撼的段落之一,且录于此:“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披甲,锐兵刃,彀弓驽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 军中不得驰驱 。”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 介胄之士不拜 ,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上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昔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称善者久之。月余,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乃拜周亚夫为中尉。”皇权初建时,尚有威猛之臣如斯。皇权初逝日,为何官员畏上如虎。并注:联中“驰驱”二字含二马,可作冯军旗之姓氏解。       李勇刚是我来北大后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生,是我读了他用文言写的万言自荐书后决定的。学习期间他曾在内蒙支教,打算毕业后投身少年的经学教育。我很看中他超越功利的理念。后因人事关系放弃了初衷,写论文时全不在意找工作,足够潇洒。以后我帮他找了份工作。时下在北大读国学博士。               李贽猖狂,不惧者勇               林公海纳,无欲则刚       童素娟是和李勇刚同届的硕士生。做事下得了力气。为调查外省女远嫁浙江农村,整理的调查资料近30万字。如此论文何愁写不好。想跟我读博,我坚拒。我希望她先结婚,至少找到男朋友再说。她后来工作后读在职博士,这样至少有工资。归宿胜过直接跟我读博。               无忌童言,无法怀素               舞器刑天,舞月婵娟       何翠红是从中山大学考过来读硕士的,客家女生,极阳光,有侠气。现在广东某市妇联工作,屈才了。她拿我给她写的联语和马红光比,两人都说自己得到的更好。自然更为欣喜的是笔者。               诗学岭南斑竹新叶般青翠               文追塞北仙鹤头顶之血红       刘阳是我在北大指导的第三个博士生。是浙江大学冯刚兄麾下最好的学生。自负。到了北大,又撞上我这样的十三不靠的异类。很有些水土不服。一晃马上就要毕业。曾经的摩擦都将成为不错的回忆。撰此联破费脑力,文刀为刘,耳日曰阳。               舞文毫笔,锋如刀剑               震耳洪钟,声动日天       我在教本科生“怎么写论文”的课程中遭遇到一位异类少年许晓锋。他可以指着我的鼻子说:老师你说的不对。他是我在北大社会学系本科中最看中的学生。我系每年按成绩排序报送8、9名本系读研。一日我从外地归来,他来电话说,多日来一直找我。系里规定10名保送候选者要在面试中淘汰一名。这10名同学们私下策划阴谋:差额多残酷,我们一个也不多报,就报9名,我们推举其中一人报清华(按惯例,清华基本上可以录取我们保送的一名)。按成绩,徐晓锋不是第10,且他不参加社团活动(他常和我念叨同学中有小舆论蔑称有些同学是“混社团”的,参加社团有如干好处),没有加分。但那九人都说他有个性,到清华去竞争是合适人选。他急着找我商量却找不到,最终答应了。我闻听后,说岂有此理,你推翻这约定,准备跟我学。他说:已经答应了,推翻就无法和同学们相处了。这样他去了清华。他喜欢哲学。故我送给他这样的联语。他日后如何发挥自己的潜力,尚模糊不清。             佛晓乃菩提树下释伽牟得道             剑锋系思辨磨出奥卡姆剃刀       同届本科生中另一位追随我的是九江少年余前广,他曾帮我整理过录音,后成文出版了《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他保研成功,提出跟我。后因志趣差异过大,我同他商议后让他跟其他老师。他已经如愿以偿,进入某省发改委。                 余生也晚,治世之前,乱世之后               君来何幸,九江水广,未名水蓝       徐、余这届同学的面试时发现了一位来自北京的考生汤宁。我多问了一句:读的哪所中学?惊喜我们是校友。遂有了指导她调查母校写论文的念头。不想她已经和一位老师确定了师生关系。我硬是说服那位老师,让出了这位同学。以后她的论文获得成功。给她的联语写的不满意,路太窄。               侠女志坚,金汤若固               学子心静,澜宁不惊       李伟东是博士生,阅历宽,真正种过地,还做过其他工作。北人,豪爽,有了他,团队多了几分热闹。               梧桐伟岸,沐浴欧风华雨               紫气东来,吹醒人杰地灵       再后面的博士生是王晴锋。他自认为和马红光性格相似,其实还有不同。他爱体育,猛男身体,这在今日大学中竟不多见了。论文很快就超越高一届的同学完成了初稿,看来体育没白练。我其实不知道王同学是锋刀还是钝刀,但我知道钝刀其实更厉害,因阅历所限后生们常常不谙,故晓之以理。               三思后行,晴时绸缪雨日               百战方知,锋刃成就钝刀       王文婷同学是陕西人,北大硕士生,马上就要毕业了。               文哉郁郁乎,诗书礼乐               婷兮陶陶然,松竹梅菊       09年招收的博士生是储卉娟。俗话说:徒弟找师傅,师傅找徒弟。这次是标准的师傅找徒弟。她在人大读硕的时候上过我的课。看了她的作业我眼睛一亮,对她说:你日后如果申请出国留学需要推荐信可以找我。她工作后,我劝她考研。如果动力足够的话,她必学有所成。               推敲语词,文媲花卉               磨砺刀笔,字秀婵娟       同年录取的硕士生是面试中我最看中的两位,过后相信没有走眼,都应该学有所成。一位是湖北考来的焦长权,另一位是山东考来的刘万顺。               长考农民工,四载居江夏               权衡国富论,一举进京师               京师迎举子,万山红遍               鲁国送刘郎,顺水乘风       这年还招收了一位体特生刘晓,系里老师公推我来指导,他们认为我最喜欢,也最懂体育。她是跳远选手,运动健将。我感觉她出人头地的动力弱一点,一直在激励她,希望她能走进伦敦奥运。               追本家刘翔,如飞脚步               望博塔晓月,难平心潮(注:北大湖畔有博雅塔)       2010年招收的两位硕士生。一个是来自本系的杜立佳,是从我自己的课上发现的。一个是来自人大历史系的王剑莹,是芝加哥大学的推荐的给我的。               立樽酌酒,歌对师门才俊               佳作酿造,韵和社系英豪               江山指点笔如剑               心地琢磨玉晶莹       同年招收的两位博士生,是来自香港的廖文伟,来自山东的孙偐斌。               郁郁乎文哉,逾百年燕园               巍巍然伟岸,又一代新人               人严律己,非谓循规蹈矩               文武修身,方可齐家治国       去年因年龄关系停招博士生,招了三名硕士生:褚文璐、李清彦、许雪峰。               褚相碑文,与欧阳奠基唐楷               和田玉路,先丝绸媒介中西               青山有水松更翠               谚古无言语入心               雪满弓刀,唐音莫过边塞                 峰回路转,汉曲也入胡琴       书法楷书作品中我最喜欢初唐宰相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就个人整体水平我认为欧阳询天下第一。我觉得当今后生做学问须中西合璧,“汉曲入胡琴”乃大道也。当然大道之外也有路。       还有几位学生不是我指导的研究生,但缘分超过一般师生关系。与管兵同届的陆煜,热血青年。毕业时马上要去做公务员了,还魔怔着要我带他去见刚刚刑满释放的陈子明。我说,一个电话过去你怎么和还不了解你的领导解释。以后到底见了面,子明一直是他的偶像。联语只是勉强写出来的。               陆翁志壮,山高五千仞               煜主情深,家国四十年       黄家亮同学参加过我的读书会。当场给他写了一联,尚满意。有一份热发一分光,进步在于亮度的提升。               格物致知修身齐家               萤火烛光星辰月亮       郭茂灿是我当年在人大社会学系某年级中看到的最好的两个学生之一。另一个我推荐去了清华。那年我正办调动,还在偃旗息鼓阶段。郭生要考我的考研生,我说你联系美国香港,同时报考北大(他不解,我说北大好,未说破我就要去北大了)。三方都录取了,我要他出去读。但美国录取他的学校不太好,我说不好该如何选择,叫他请教我的老朋友薛涌。薛涌热心,竟然打来跨洋电话给他出主意,劝他先读香港科大,日后再去美国。果然日后他拿到了多所常青藤大学的全奖,选择了哈佛。每次回国我们都会见面。他告诉我在读《资治通鉴》,我很欣慰,知道他有余力,无匠气。他是长江沿岸的村庄中长大的。               郭枕大江,物华茂盛               地接鄂赣,人杰灿然       说到的最后一位同学,是自己的研究生之外和我过往最深的学生,当年人大经济学的硕士生田方萌。我在人大上的所有课程他几乎都选修或旁听过。凡我做演讲,讲着讲着就会发现田同学站在某个角落。这是个酷爱读书的同学。估计他近日可望拿到美国的博士学位。现已经被北师大录用。他说,他母亲特别喜欢这幅联语。               田野三月,灵虫方蜇               林莽千里,仙草萌生       在去年我60岁生日前夕,方萌从美国给我发来一信,附一联语。联中概括精当,所说正是鄙人。               着衣不整,交友不群,“边缘人”夫子自道也;               读书无类,治学无派,“游牧者”后生可称乎?                                                                                             载于《社会学家茶座》2012年第1辑

BBC | 大家谈中国:中共政治改革的三颗空包弹

新施放的三颗政治改革震撼弹,细心观察,其实全是空包弹。 近月来,中共高层权斗剧烈,一个叛逃的王立军,扯翻了薄熙来,制住了周永康,江派、团派、太子党彼此互相利用,剧烈争权夺利,各派内部裂变,军方各有算盘。习近平上位在即,但政治局常委人选依然悬而未决,有待八月北戴河会议敲定。在这个乱作一团的大环境下,部分中共高层成员,竟然出乎意料地施放三颗政治改革震撼弹。然而只要细心观察,其实全是空包弹。大家不用忽然感动,进而误以为中共已经启动民主化进程,否则未免幼稚滑稽。 第一颗空包弹 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本报评论部」文章,引发国内热议。文章指出:「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因此「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 雾里看花像是花,细看方知不是花。由始至终,这篇文章从来没有说出「改革」是要把什么改成什么,导致全文隐晦莫名,空话套话,不知所谓。你说是这样,他可说是那样;你说是那样,他可说是这样。此外,全文更加入了许多修辞点缀,让人满以为煞有介事,例如「党就会有危险」、「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等,让国人开始产生联想,逐渐焕发同感,外加帮闲文人鼓与呼,以为等待中共自我改良多年,终于听到佳音,心里感动万分,殊不知还是重复着六十多年被骗完一次再一次的恶性循环。只要中共还是坚持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去年所提出的八个「确立」和五个「不搞」,还是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三个一」专政思想,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由始至终都是多余的。 曾几何时,中共内部的确有过真正的改革势力,例如胡耀邦和赵紫阳。胡耀邦当年提出以「两个不管」来抵制「两个凡是」,其主张相当具体生动:「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这种说法虽然隐藏了「毛泽东」三个字,但毕竟在逻辑上必然要求改正包括毛暴君所遗留下来的错误在内的所有错误。至于晚年的赵紫阳更经过深刻反省,清晰地提出「政治改革,就是要放弃党垄断一切的权力。党控制一切的这种体制如不去触动,就不可能进行改革;中国当政者如不能从体制外超脱出来看问题,也不可能去进行党的改革。」观乎胡、赵二人这些清晰的说法,即可知真心推动中共政治改革的论述内容和方式,绝对不能跟上述人民日报「不知所谓」式的空话套话相提并论。把人民日报文章视为政改号角的见解,更无视胡、赵二人当年号召政改的真诚说法与目前人民日报差异之处。把人民日报文章视为某人发动斗争夺权的催泪弹,或者吹风试探各方反应的萤光弹,也许更有可能! 。 第二颗空包弹 3月25日,出乎各界预料,在中国境内网络上严遭屏蔽的有关六四民主运动的历史照片,忽然出现在搜索引擎百度图片搜索结果中。在栏目首页上,有七幅六四照片出现,包括:学生簇拥民主女神像、躺在地上的死难者和自行车、纪念碑基座上的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和遗像等。原因至今不得而知。数天后,中国互联网更出现大量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网页,甚至出现「赵紫阳网上纪念馆」,网民可登入浏览历史相片、悼念和留言,而这些网站所显示的伺服器都在中国境内,如杭州同怀网、沈阳家祭网、北京地球城、中国陵网、安徽纷雨等,而当局对此似乎「视而不见」。此外,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中共高层人士指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年曾三度在中共高层秘密会议内提出「平反六四」,惜每年均遭反对,无法启动政治改革。因此,坊间有人认为,这次六四照片破网而出,很可能跟温家宝有关。 ! 消息传来,丁子霖和戴晴都觉得现在下定论为时尚早,事实尚未明朗,有待密切观察。这的确是相当理性的分析。但笔者更想指出:温家宝是国务院总理,不是有如国家主席般居于虚位领袖的定位,根据中国宪法应当拥有实权,大可主动「平反六四」,甚至提案给全国人大订立各种实现转型正义的法律,抚平历史伤痕,追究屠城责任,赔偿人民损失,公开赔礼道歉。他十年不拍板,一生硬不起来,决意跟中共高层一起同流合污。与其说他受制于人,不如说他心甘情愿。就算他真的三次在秘密会议中要求「平反六四」,但在目前政治格局下,他也只不过是知其不可而演戏而已,堪称台前幕后戏王之王。十年过去了,温家宝至今依然是温影帝。他的脊梁依然挺不直,只服从「党大于国」、「党大于法」,进而在「平反六四」一事上故意「行政不作为」达十年之久,只顾铺张今年他在工作报告所首次加入的「党指挥枪」等专政术语。一众维权人士受屈受辱,他不吭一声。他的太太和儿子干了些什么好事,他也照样不吭一声。由此看来,温家宝不大可能在这几天忽然掌控了中宣部,也! 不大可能据此大胆地开放六四照片网禁,因此上述坊间猜测难以言之成理。 比较可能但有待证实的情况是中共高层已基本达成下列共识:由于中共高层和全国各地党国人士任命尚未底定,有待八月北戴河会议成型后拍板,因此中共高层最希望解放军内思想比较自由的将领,不会趁此空档发难冲击中共高层这盘还未下完的棋局,必须确保在可控的框架下用怀柔手段减压,同时趁此良机引蛇出洞,试探全体军队、武警、公安、特务人员是否有异心,是否依然忠于一党专政,依然忠于党指挥枪,不会被六四照片迷惑而乱蹦乱跳。如是者,六四照片解禁只不过是试探性的,是暂时性的,是策略性的,是一颗政治改革的迷魂空包弹。它不大可能为中共历年来说来说去都说不清的政治改革测试水温,反而是要针对军队和人民是否继续忠于一党专政路线测试忠诚,识者不要中计。 第三颗空包弹 三月下旬,广东汕尾陆丰市乌坎村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产生村委会,相当难得。当中更有乌坎人嘲讽香港特首选举说:「特首选举不及我们乌坎一人一票民主。」乌坎党总支书记兼村主任林祖銮声称会不负村民所托,办好村务。另一村委张建成指出他会积极跟进过往土地侵吞问题,无惧与大发展商周旋。 在乌坎村党总支部、村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重新成立之际,在我们为乌坎村普选欢呼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个基本事实:由于过往乌坎由贪官把持,不但祖地被侵吞,连村委会的数百万元人民币经费也被搜刮一空,现今村委会库房空虚,村主任林祖銮和负责财务的村委张文良大吐苦水,指上任村委除留下印章外,经费、账簿及户口名册全部不见,需靠借贷度日,「没有钱,现在的工作可以说是相当困难,连基本运作都困难」。由此看来,即使这场普选是真的,但恐怕也是可一不可再的。由始至终,中共高层极有可能是有意栽下这盘烂局留给乌坎村民,要他们普选有名,执政无财,到头来还得靠中央、省、市党委串联某些发展商打救、拉拢、分化、瓦解,耍出一套「顺势先放、再断财路、逐步收编、最后劝降」的狠招,作为全国各村的警戒样板,从而展现村民普选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继续坚持八「确立」和五「不搞」的一党专政格局。此外,曾到乌坎观察选举的中红博爱董事长翁涛被刑事拘留,警方称他涉嫌「容留吸毒」,即为吸毒者提供吸毒场所,相当诡异。关注乌坎事件的学者熊伟指出,事发前数天陆丰市领导和深圳有关部门找过翁涛,要他不要管乌坎的事。果真如此,所谓「乌坎的事」就绝对不会只是普选村委会那么正大光明,当中极可能牵涉许多必须按部就班实现的阴谋诡计和错综复杂的商业利益,值得密切观察。无论如何,到现在为止,「乌坎的事」尚未结束,笔者相信,只要大家看下去,就会发现这又是一个政治改革空包弹,昙花一现,难以为继。 注:《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按键 [email protected]

美国之音 | 中国媒体纷纷报道薄熙来政治丑闻

 2012年 4月 11日 中国媒体纷纷报导薄熙来政治丑闻 记者: 何宗安 | 北京 图片来源: REUTERS 中国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右)和他的妻子谷开来2007年1月在悼念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的仪式上 星期三,北京各大报刊都以头版头条刊载了有关薄熙来事件的报导,这一事件可以说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政治丑闻。薄熙来被“停职”,他的妻子涉嫌卷入一位英国商人的谋杀案。 被看作是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的喉舌刊物人民日报星期三发表社论说,没有人能够被至于法律之上。这篇文章说,薄熙来的行为严重违犯了党纪,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像。 薄熙来曾任中国商务部长,在被免职之前,是中国西南重镇重庆市的市委书记。他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外界原以为薄熙来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中共会议上,有望进入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 不过,星期二晚间,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一则简短的新闻中说,“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 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新华社在另一篇报导中说,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和薄家的一位勤务人员在英国公民尼尔·海伍德的死亡案件中,涉嫌故意杀人犯罪,已经移送司法机关。 *百姓只是观众* 中国资深评论人士戴晴一直在密切关注政局动向。她把薄熙来事件比作是一场舞台剧。她说,老百姓只是台下的观众,根本不 知道结局会怎么样。 戴晴说:“我觉得是他们党内的上层斗争,是共产党内的事情;共产党是执政党,我们是中国人,没有办法,只好站在旁边看。” *戴晴:中国官方应拿出证据来*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上面提到的报导中说,“薄熙来同志的妻子薄谷开来及其子同英国人尼尔·海伍德过去关系良好,后因经济利益问题产生矛盾并不断激化。” 尼尔·海伍德的死亡案件在当时、也就是2011年11月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怀疑,但是中国警方目前已经重新立案调查。 戴晴说,假如说薄熙来的妻子真的犯了谋杀罪、或者说薄熙来真的是在中间帮了忙的话,那么,中国官方应该拿出相关的证据来。 戴晴说,谷开来“百分之百”会被判刑。而且她说:“谷开来被判,对共产党伤害最小。” 戴晴在采访中还补充说,共产党领导人想要在今年秋天的党代会之前,给外界一个“团结”的印象。中共的党代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今年的党代会之所以被外界广泛关注,是因为中共要选出下一任领导人来。 *赵静:电视连续剧* 对于薄熙来事件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形像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中国外交部拒绝发表评论。中国外交部说,这一事件目前由中国的司法部门在处理。 一些评论人士把焦点集中在薄熙来的妻子身上,说在中国历来的政治文化中,一直不乏恶毒的、甚至罪恶滔天的女人。 中国国内的政治事务评论人士、博客作者赵静(Michael Anti)说,中国官方媒体在报导薄熙来妻子的时候,用的都是“薄谷开来”,而不是谷开来。 他说:“中国那些喉舌媒体似乎在有意告诉大家,这个女人不是在单独行事,她是薄熙来的老婆。在这个案子中,不是说一个坏女人如何如何毁了一个男人,而是说,这个男人本身是坏的。” 外界广泛认为,薄熙来事件似乎表明了中国高层正在进行的内斗,这这一点,赵静表示同意。他把最近和重庆有关的一系列事件比作是电视连续剧。他说,编剧和导演都是中国中央领导人,只有他们,才知道内情。

六四历史照片现身中文百度网

VOA记者: 申华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VOA 百度网上出现的有关六四事件照片的截屏 至于目前的蛛丝马迹是否就是有可能平反六四的舆论和行动先导,戴晴认为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在中国网上严遭屏蔽的有关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的照片,星期天出现在搜索引擎百度图片搜索结果中。美国之音日前收到热心听众的电子邮件,告知在中国大陆的百度网站上,已可以搜索到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照片。美国之音今天(3月25号)傍晚在华盛顿随即进行的核实中也获得同样结果。 *如法炮制* 在百度图片搜索中,输入“六四  0天安门”后,记者便看到了与那次血腥历史事件有关的图片搜索结果,并能随意将任一图片点击打开。在栏目的第一页上,有七幅六四照片出现,其中包括:学生簇拥民主女神像,躺在地上的死难者和自行车,纪念碑基座上的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和遗像,以及戒严部队身后的人民大会堂等。其余页面上也能搜到大批六四照片。 上述六四天安门事件历史照片得以出现在百度图片搜索中的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听众和记者搜索的方法,也不是一般常规搜索方式。 *天安门母亲的关注* 一直为平反六四事件奔走,六四事件中自己痛失爱子的天安门母亲之一的丁子霖对美国之音说,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以来,她一直关注有关动向,不过还很难判断有关平反六四问题的走向。 她说:“到现在为止,问题还很难说。自从前两天英国金融时报独家报道,说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温家宝在高层近年来曾经三次提出平反六四。加上百度发出这些照片。当然,这些消息跟我直接有关。我是六四难属,当然密切注视这些情况。但是这些消息,尤其是金融时报的消息,我未经证实。” 丁子霖说,温家宝那是否是表演需要以后的事实来检验:“温家宝记者招待会我全部看过了。余杰去美国前我们一年能见几次面,他对温家宝完全是负面的看法。温家宝这是表演呢,还是真的很沉重,这也要以后的事实来检验。如果,他真有诚意,想在任内(启动)政改,中国的政改是很艰难的,任内完成(政改)是苛求他了,但是如果任期内能够启动,那就算不错啦。” *对“六四”一再降格* 戴晴是中国异议作家,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因为支持不同政见者在同年7月14日被捕并在秦城监狱关押,次年1月21日被释放后被监视居住三个月。听到能够从百度网上搜索到六四事件照片的动向时,她对美国之音说,事实上六四以来当局一直在试图修正对六四的说法,她呼吁开明政治家应该充分利用六四这种政治资源。 戴晴说:“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从江泽民当政的时候,当局对动乱和暴乱的提法,就在不断地降格,降格,降格,最后变成了一个风波。我觉得,中国在李鹏之后,以及江泽民执政的时候,他们就在想着中国老百姓的民意,以及国际上的压力,他们就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 *是资源,不是包袱* 至于目前的蛛丝马迹是否就是有可能平反六四的舆论和行动先导,戴晴认为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另外,她不大认为,今年就会出现令社会震惊平反六四的大动静。不过,趋势是逐渐朝这个方向前进。她重新再次呼吁:在平反六四天安门事件问题上,中国官方和遇难者家属应该“互动”,当代中国政治家不应把当年六四事件当成包袱,而应将其作为一笔推动社会变革的宝贵“政治资源”。

美国之音 | 温家宝忧“文革重演”是危言耸听?

 2012年 3月 21日 温家宝忧“文革重演”是危言耸听? 记者: 张楠 | 北京 图片来源: Reuters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两会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资料照片)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表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对于温的这番话,有人认为言之有据、很有必要;也有人认为,那不过是危言耸听。“文革”真会卷土重来吗?美国之音记者围绕这个问题采访了一些学者。 “文革”对于年轻一代已经非常遥远了。分析人士认为,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会上旧事重提,绝非无病呻吟、杞人忧天。特别是,他两次谈到否定“文革”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把《决议》跟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联系起来。 *“文革”基因或被植入十八大* 北京独立学者吴稼祥说,尽管“文革”在《决议》中被全面否定,但是近10年来,“文革”却成为网络上的敏感词,不允许对它进行讨论和批判,有人竟公开打出拥护“文革”的旗号。 他说:“‘乌有之乡’甚至歌颂‘四人帮’,在它的网站上可以辱骂党的领导改革开放的所有领导人。” 吴稼祥说,这是80年代邓力群主导意识形态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来,提倡主旋律,抵制西方文化和普世价值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正在被复制到今天。 他说:“‘文革’残渣余孽的泛起,就像洪水一样淹没整个社会。他(温家宝)要不说话,不上去阻挡一下,那情况就非常糟糕,不会对十八的召开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有可能文革的基因被植入十八大。” 中共十八大将于今年秋天举行,届时中共领导核心将进行10年一次的权力交接。由于“唱红打黑”而声名远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被认为是角逐九人政治局常委的有力人选。 不过,薄熙来的得力干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事件以及薄在重庆推行的“文革”政治运动式做法,终于使他被革职。 美国之音张楠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手段也必须合法* 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温家宝说“文革”悲剧有可能重演是有道理的。 他说:“很简单,一个公安局长在重庆都得不到人身保护,要找到美国领事馆去求保护。那普通的人在重庆能得到保护了吗?所以,重庆变成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了。王立军所揭出来的事也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个没有人身保护的社会就是文革时候的状态。” 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观念,认为只要目标伟大,就不必计较手段。联系到重庆的做法,作家戴晴说,这种观念跟法治社会是相抵触的。 美国之音 中国知名作家戴晴 她说:“就算你打黑打掉的真是罪大恶极的黑帮头子。你用什么办法?如果你用专政的手段、专制的手段、用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手段、用不公开的手段、用不可以讨论的手段来做的这件事,就是不可取的。如果你的过程是违法的,那么你的目标说得再漂亮,我不信。” 重庆有个叫李俊的亿万富翁逃到国外。他最近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称,他在打黑运动中受到刑讯逼供。薄熙来否认重庆有此类违法现象。他在人大重庆代表团答记者问时说,打黑除恶虽然涉及面比较宽,但重庆都是依法办案的。 *“文革”亲历者反感唱红歌* 美国之音张楠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薄熙来在重庆的另外一个大动作就是“唱红歌”。红歌运动不仅在当地搞得热火朝天,还要唱到北京去,唱到香港去。积极参加者或者为其叫好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也引起众多“文革”过来人的反感。戴晴就拒绝唱红歌。 她说:“我算是一个醒悟了的人。我自己知道,曾经在我生命当中的一段,我是如此之愚昧。这是我一生的痛啊!我不能再不断扒开我这伤口,来给这伤口撒盐。我得罪死你们,我也不唱。” 美国之音张楠 北京独立学者曹思源 北京独立学者曹思源认为,问题不在于唱几首歌,而在于重新神化毛泽东,在于如何对待历史。 他说:“薄熙来说‘唱红’何罪之有?几亿人口吃不饱饭,头天上床,第二天爬不起来,饿死了,这些老百姓何罪之有啊!他们饿死了,被整死了,娃娃上不了学,十年不办大学,这么大的损失老百姓何罪之有啊!现在你们还颠倒是非,还要神化,走错误路线。那当然是复辟‘文革’了。” 曹思源说,是否坚持“文革”思想的一个标志就是对待毛泽东路线和思想的态度。 *要守住《决议》的底线* 其实,复辟“文革”的思潮早已引起中国精英的警惕。去年,在纪念《若干历史问题决议》30周年的座谈会上,人民日报评论部的马立诚说,在举什么旗的问题上我们正受到挑战,有人要举起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旗帜,为“文革”翻案,并试图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 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呼吁守住《决议》的底线。他说,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的、根本否定的态度。 曹思源肯定了《决议》在分清是非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是认为《决议》没有讲清楚“文革”错误的根源。他说,如果制度正确,毛的错误本是可以纠正的。 他说:“10年都纠正不了一个领袖的错误。这个制度是干嘛吃的?就是制度有问题。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在政治制度上,仍然是一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没变。” 戴晴表示,要说灾难,就不能只说“文革”,而应该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说起。 *尚不具备产生“文革”的基本因素* 不过,戴晴并不认为“文革”会马上死灰复燃。她说,产生“文革”需要有两个基本因素:第一是经过多年造神运动产生的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第二是培养一大批无限忠于这个无上权威的百姓。 她说:"就现在薄熙来想要变成像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 然后在今天有了互联网的情况之下, 再造出几亿个当初像我们这样的大笨蛋, 那么敬神的百姓。这两个基本条件都 没有。" 重庆市委被改组了,温总理也向中共党员和领导干部发出了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警告。曹思源说,这只是“文革”复辟派的一个重大挫折,并不表明左倾势力会完全偃旗息鼓。 分析人士认为,归根结底,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新京报》社论说,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朱学东 | 我的大学

2012年03月15日 18:35:40   我的大学                    (按:早上读到一条为人民大学在高校排名鸣不平的围脖:高校排名对于人大很不公平,大多评价主要侧重各项指标的总量,而忽视了许多高校是因为大量合并,才形成今天的规模。其实,人大许多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力量。     我回说:干吗计较这种玩意儿呢?若爱人大,在校当老师的,立身正己,教书育人 ,关心社会;离校工作的,以职业精神专业水准服务好从事的职业,关心家人, 关心社会,才能为自己也为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赢得尊严。2009年我曾写过一篇长文,《我的大学》,重新贴出来,重温那个年代,大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的大学       朱学东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离返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得闲翻看当年制作粗糙的大学毕业纪念册,同学们那些神态各异的黑白照片,那些毕业题写的留言,或豪言壮语,或旁征博引,或感性直陈,或真情流露,或幽默诙谐,甚至那些插科打诨,一一读来,怎无万千感慨!     不经意间,大学毕业已经20年。     当今天的我,回首望去,来路上依然混沌模糊。但仔细翻检过去每一个路口的选择,以及经过的路石,还是会发现记忆中那些斑驳的痕迹,甚至那些想刻意忘却的物事,竟也忽然鲜活起来,潮水般涌现在眼前心头,原本干涸麻木的心,动了起来,眼睛竟有些湿润了。     人老多情。萧伯纳说:"回忆往事使人非常愉快地感到衰老和悲哀。"     果真。          *****************************************************************************          前传          我的大学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也曾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     2007年,我还在南风窗总编任上,特意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了人大70年校庆,并因感慨而写了篇《两所大学的70年》(西南联大和人大),产生了一个有关爱国者的命运的选题。而前些日子,我和新闻系毕业的一位师妹,现在是京城名记,还专门聊起了仙逝不久的人大前辈学长,林希翎女士,唏嘘感慨,也引以为豪。     不过,1985年,我报考人民大学的过程,还颇有些戏剧性。     我对人民大学最早的认识,来自于我的初中地理老师,胡秋原。     我出身在一个生活清苦的普通农民家庭。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江苏苏南地区一个农村中学度过的。     这个中学叫前黄中学,当年坐落在我故乡的一个镇上,在我的故乡大大有名,是乡里先贤毁庙兴学而来,今年建校已70周年。     受母校委托,今年我特别敦请我的大学母校校长纪宝成先生,为我的中学母校题字,纪校长以"立德树人,桃李芬芳"寄语我的中学母校,很是妥帖。     胡秋原老师19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如何回到老家的中学当地理老师,我并不清楚。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也错过了了解的机会。不过,从胡老师那里,我得到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最初的启蒙。     高中一年级时,前黄中学调来了一位教导主任,兼政治老师,叫李培森。李培森先生出身苏州望族,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因为历次政治运动,辗转做了中学老师,从此一直到退休。可以说,李培森先生是我最后决定报考人民大学的最大的引导者。     我在前黄中学文科班的最后时光,应该说成绩还算不错。当时我的班主任管元龙老师,在全校高考填报志愿动员大会之前,让我考虑,由学校推荐报考南京大学(可加分20分),或者免试上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因为家境贫寒,管老师动员我报考南大。但会议一结束,我跟管老师说,我自己考。然后,自己填报了吉林大学哲学系。所以填哲学系,就是李培森老师给我们上政治课时,介绍过吉林大学哲学系有位鼎鼎大名的高清海老师。不过,家里人对吉林一无所知,父亲连夜赶到中学,找管老师,请他阻止我报考吉林大学。管老师后来劝我,不报南大也罢了,报北大也行,我们村的一位老乡,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那时候,自己年少幼稚,总想尽快离开熟人的世界,到一个陌生的天空去扑腾,不想进南大和北大就是这个原因。     于是,最后,我填报了人民大学哲学系。无他,除了李培森先生一直以来对人大的鼎力推许外,就是因为人民大学哲学系在招生简章上排在第一位。按当年我高考的成绩,选择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都可以(当然,我们是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填报志愿的)。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多少回,当我重读或者默念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时,都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感慨万千。     虽然,后来我经常开玩笑,说男怕入错行,自己是入错了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人民大学哲学系。     相反,感谢人民大学哲学系,它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候,颠覆了我旧有的世界,给了我自己打开新世界的思维钥匙,她让我在后来的人生途中的选择,与众不同,却依然那么坦然无悔。     因为,人大这四年,那是我们真正的成人礼,思想上的成人礼。它奠定了我今天的价值观基础。          *****************************************************************************          正传     引路者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          1985-1989年,人民大学和北京,给与我这个普通农家子弟的,就是一缕引领我走向未来新世界的光,但它不是耶和华给的,而是这个时代给予的。虽然期间也伴随着巨大的创痛。          (一)师长们          我的大学时代是在混沌中开始的。     人民大学哲学系1985级,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我们班30多个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江苏的,自然只有我一个。我所在的宿舍,8个同学,北京同学1个,来自顺义,广西2个,一个壮族一个瑶族,(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少数民族),湖北1个,四川1个,江西1个,河南1个。两位读理科的,是广西瑶族和江西的同学。宿舍里按年龄,我排老三(事实上应该是老四,这是我们毕业多年后才知道的)。     初到北京,在班上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结结巴巴,闹得满头大汗。虽然考语文拼音我可以考得很好。而晚上在学二楼下的紫藤园中纳凉,遇上谈恋爱的学长学姐们,害羞躲开的,是我们!我甚至不知道,老家喂猪的玉米糊,如此好吃,而北京的馒头,竟然是没有馅的--我一开始还懵懂地以为,学长学姐们买菜就着馒头吃,真够奢侈的!     更不用说其他了。     这就是我对世界的了解。     当时我的认知,基本来自于课本和亲友老师的言传身教,但他们为我勾勒的这个世界,与我面临的现实世界,距离竟然如此之遥远。     打开新世界光的,首先是哲学系的课程设计和老师。     因为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所以一些课程设计其实还在尝试中。     在中学时代,我最怕的就是物理,没想到,上了大学,竟然又重新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了,心里的抗拒可想而之。结果第一学期的时候,这两门差点都挂了,其中一门,忘了是数学还是物理了,连续两个学期,都参加了补考。     不过,读哲学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课程杂。除了诸如马列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美学、原著选读、科学哲学等哲学系的基本课程外,当时的老师把集体到雍和宫等参观、看录像等,作为课程内容。同时,自由阅读更是学哲学的人的机会。那个年代,正是读书的好时光,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虽然我已经记不起当年在雍和宫为我们班集体作介绍的先生的名字,但我对当年雍和宫之行印象深刻,那位先生讲得生动有趣,这是一次真正的宗教历史文化哲学的巡游,而不是在枯燥的教室里和书本上的那些生涩难记的概念。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们也未必能理解。可惜,后来这样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少了。     组织看的录像,最初影像最深的政论片,是《让历史告诉未来》,虽然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谈中国军队的成长的,但为之配音的张家声先生,从此却刻记在我的脑海里。美学课组织看的,有港台片,比如《搭错车》;有欧美片,比如《飘》、《音乐之声》等。现在的学生们,要接触到这些,实在太方便了,但在过去,这些于我而言,就是新世界的一部分。     当年的人民大学哲学系,更是群贤汇聚,星光熠熠。肖前、罗国杰、李秀林、陈先达、苗力田、张立文、方克立等,都是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大师,虽然我们于他们跟前耳提面命的机会很少,但我们都读过他们的书,其中一些人,也会跟我们见面座谈。而肖明(我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刘大椿(科学哲学)、张志伟(西方哲学史)、刑东风(中国哲学史)、李秋零(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马俊峰(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李燕(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李德顺(价值论)、郑杭生(社会学)、丁子霖(美学)、张兆梅(形式逻辑)、许启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学毕业我差点到伦理所工作)、王旭晓(美学)、董永俊(马列主义原著选读)、索爱群(我曾帮着抄过书稿,挣些零花钱),以及那些我已经记不起名字的老师们,都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给予过我指导。现在北大哲学系的陈波老师(逻辑学),我印象极其深刻地是,作为带队老师之一,带我们去吉安做社会调查,嗓门比我大很多,还老批评我讨论问题说话声音太大--不过,那真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此外,1980年代的人大哲学系,当时的博士们也是群星璀璨,李忠尚(德国博士)、远志明(《河殇》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欧阳康、郭湛、单少杰、陈志良、陈宣良等。他们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们这些后进很多鼓励和指导。其中一位后来成了我同学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89年春夏之交,当时他对我们说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以后,学生们可能会为学校管理和治安或者伙食上街,但再也不会有这样政治性学生运动了。"          (二)思想者          "我要特别感谢那四年,那是构建我基本价值体系的四年,我个人世界观中,关于平等正义自由法治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等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充盈心中",在学校组织的返校筹备活动时,我对请来的一位央视导演说,"那个年代,我们吸纳的这种现代国家和公民的基本理念,虽然很多也是经过二传的,未必是原意,但当时我们是以理想主义者怀抱改造国家社会的心态,来吸收这样新鲜的养分的,这与后来某些机会主义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些理念深深地镌刻在了我心中。后来无论我在南风窗,还是中国周刊,引领我的,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后来的生活,更多只是校正和丰富这样的认知。"     这是真的。     当年,李洪林先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册子,叫《四种主义在中国》,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地现状。不过,我的大学时代,现代国家和公民权利的理念,真在成为知识界传播的新贵。如今成为显学的新儒家,当时在国内还不是主流。     在我的记忆和认识中,那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确切地说,应该是现代国家公民理念传播的又一次开始--走向高潮并迅速凋零地时代,我们之后不久,物质主义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理想主义和田园牧歌般的旧式情怀,清扫得一干二净,甚至,连挽歌都没来得及谱。不过,吊诡的是,有关现代国家和公民的理念,却从此从学识的小圈子扩展开,真正在更广大的民众中扎根发芽了。     1985-1989,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有壮美的青春。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充盈于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心中。     讲座。雷祯孝先生关于人才和人的价值以及对于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工具论螺丝丁论的批判,王若水先生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等等,于我而言,振聋发聩。     当年,人民大学800人教室的讲座,可谓往来无白丁,在北京高校赫赫有名。不仅是800人教室,那时,我们追逐于海报栏中各种讲座信息。讲座,那是我们在课本之外,理解世界的又一个窗口。我丝毫不怀疑,在其他地方,这种机会要少得多。     电视片。电视片对我影响很大的,除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外,影响最大的就是《河殇》。那真是一部让人省思的片子。虽然今天来看,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但在那个时代,不破不立,历史可能就需要这一过程。     导师们。那是一个盛产导师的时代。除了印在书本上作古了的外国人中国人,还有很多当时国内有名的思想家思考者。     还能回想起来的有,李泽厚(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思想家)、王若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李洪林(四种主义在中国)、雷桢孝、刘宾雁、苏晓康(河殇)、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包遵信、金观涛、刘小枫(诗化哲学)、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庞朴(文化的民族性欲时代性)、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何新(诸神的起源)、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史)、朱维铮(走出中世纪)、赵鑫珊(哲学与人类文化)、萧功秦、周国平、俞吾金……     书报刊。那是一个火红的出版年代,感谢那些出版工作者,那些承载时代思潮的书报刊,成为我们追逐的对象。到北京上学后,我省吃俭用,或订阅,或零购,《读书》、《新华文摘》、《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停刊)、《书林》(已停刊)、《武林》或《中华武术》,等等。     如今,我还会偶尔翻阅一下《读书》和《新华文摘》,而当年积攥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印刷学院搬家后不知踪影,《读书》和《书林》,则封存在我东直门外已经出租的房子壁柜里。     除了报刊,更多地是图书,影响最大的第一本读的外国人写的颠覆中学时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是《理想的价值》(内部资料,遗憾的是作者忘了)。第一本关于中国文化颠覆性的作品,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看不是正式出版物。还是看看当年我省吃俭用至今还留在书架上财富(主要是来自海外的思想财富)吧:     思想录、忏悔录(奥古斯汀,卢梭)、社会契约论、遗书、小逻辑、培根论说文集、第一哲学沉思集、自然哲学、精神分析引论、西方哲学史(罗素)、随笔(蒙田)、历史主义的贫困、弗洛伊德的使命、存在哲学、存在与虚无、西西弗的神话、福泽谕吉、哲学人类学、文化模式、从混沌到有序,熵,二十世纪哲学、单向度的人、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哲学中的变革、生命的悲剧意识、神圣名义下的争鸣、自卑与超越、救亡与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走向未来丛书、西方的没落、人生的智慧、古代法、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马恩选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资本论、理性化及其限制、论有学识的无知、结构主义、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现代西方社会学、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反右运动、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快乐的科学、生活与情绪、情爱论、不断革命论、幻想与现实……     很难想像,还会有这样的场景,萨特、波伏娃、加缪、马克斯o韦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尼采、叔本华、卢梭、帕斯卡尔、奥古斯汀……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些生涩难啃的著作,竟然能成为当年大学生,无论文理科,谈话流行的主题!     这样的时代,只有理想主义的时代才会出现,现在,它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除了这些,图书馆是我们更大的选择。除了那些西方学术名著,国内的思想家的作品,比如鲁迅、钱穆、侯外庐、冯友兰等国内思想家学者的一些作品,也开始走入我们阅读的空间。     那个时代,真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时代。除了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我更多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看了大量的电影(现在,我已经基本不看电影了)。     除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国内小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柯云路的《新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影响最大,也于我影响很大),和古代笔记小说外,大量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著名小说,大多是在大学时代完成阅读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们既是武侠小说迷,也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小说迷,还有印度的泰戈尔。而德国人施笃姆的《茵梦湖》,夜深人静回味起来,至今让我扼腕叹息。更不用说伟大的莎士比亚了。     不仅是那些国家的小说迷,我还是哪些国家的影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办公室的故事、合法婚姻、秋天的马拉松、这里黎明静悄悄、机组乘务员、两个人的车站、德黑兰1943、老枪、最后一班地铁、伦敦上空的鹰、虎口脱险、寅次郎的故事、片岗刑警、爱情故事、音乐之声、飘、北非谍影,还有更多无法一一列举的片名。     除了小说电影,还有诗歌。诗歌是我上大学个人阅读的一个重点。中国古代的诗词自不用说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惠特曼、爱默生、裴多菲、戴望舒、穆木天、徐志摩、北岛、舒婷、顾城、里尔克、聂鲁达、波德莱尔、纪伯伦、蒙塔莱、彼特拉克、雪莱、济慈、白朗宁夫人……     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解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却相对较容易被漏过的利器。崔健、张明敏、侯德健、苏芮、齐秦、费翔、郭峰,等等。诸多港台歌星开始渗透,竟然是进一个红一个。     当然,还有来自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歌曲,虽有语言隔海,却也传唱至今。卡朋特、里奇、约翰丹佛……          (三)不该遗漏的导师们          19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传播达到了高峰。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新权威主义一度成功地实现了政学合流,在政界被推崇。当时其代表人物有吴稼祥、王沪宁、萧功秦、王逸舟等。     不过,新权威主义当时即遭到了知识界的强烈狙击。后来王沪宁和萧功秦尤其是前者颇有隐身沪上之意。不过,没有想到的是,89之后原来身居要津的吴稼祥即遭厄难,王沪宁却步入了真正的核心圈。当年学术同袍,如今在政治上分际明显,令人扼腕的,也不过如此。     今年在吴稼祥老师博客上读到他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引用春上村树的演讲,说胡在墙和蛋之间,明知粉碎自己,也选择了站在蛋一边,读后让我感佩于心。我原本想约请吴老师开专栏,吴老师原也答应,但形格势禁,终究未能成为现实。     新儒家那个时候虽未像今天似的成为显学,但那时已蠢蠢欲动。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的作品也开始在国内出版发行不少。     不该忘记的还有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两本书当年颇受欢迎。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在内地甫一发行,顿时洛阳纸贵。     科尔内和《短缺经济学》。今天物质生活丰盈的人们,自然不会知道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了,也难以明了短缺经济学何以能成为当时经济学引进的主流。     当然,还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     戈尔巴乔夫与《新思维》。改革需要新思维,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新政,最终带来了传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     还有胡绩伟,还有那些去国离乡叶落无望归根者方励之夫妇、万润南、陈一谘等等。     ……          我的女儿朱佩玮,不到6岁时,还不认识字,但不知因何拿到了我书架上的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吵着她妈妈给她读,如今就快读完了。我曾经很担心,这个年纪读这样的书,对她的成长有何意义。后来我突然明白,这个时候她要读,就让她读吧。也好,这本书里,所描述的感伤的残酷的场面,以及闪耀的爱可以战胜奴役的内涵,也许会因此而埋藏着她心灵深处。在一个浮躁而残酷竞争的现实世界里,读书是非常奢侈的,尤其是小说,更何况是老小说。也许她今后再也没有机会去读这些书了。     海绵。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纳各种社会思潮,不管有无营养。但它们却在我自身学养和人格的健全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我的人生,某种程度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     很难想像,现在的大学生,还能够和我们当年一样,沉下心来,不带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心态,去阅读这些人和他们的作品,努力实现与他们在心灵上的沟通交汇,并追随于那些伟大的灵魂。          ******************************************************************************          外传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帕斯卡尔          "我们这一代,是理想主义终结的一代。"也是在返校20年筹备会上,同学们对这个有着共识。     是的,89年消散的,不仅是现代国家和公民启蒙思潮的高峰,还有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凝聚的对国家命运的共识。改变的,除了朝野关系,更有我们自身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轨迹。     1985年9月8日,人民大学85级新生开学典礼。后来来看,这是一次具有标杆意义的开学典礼。     新任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同志,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和王震同志,以及众多位高权重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花了很长时间,播报人大85级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上,袁宝华校长和李鹏副总理在800人大教室,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未来寄予了厚望。在800人大教室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王震等一干老同志端坐其后。     尤记得,当时袁校长说,四年之后,希望我们在这里再次开会,欢送你们这些共和国未来的建设者。     但是,四年之后,我们是在悄无声息,甚至是在社会上充满了怀疑的眼神中,告别了人民大学,到新的岗位后,迅速下基层劳动锻炼。我到了北京翠微路的总后3209厂锻炼了半年。这是个印刷厂,当时印刷的最有名的杂志,是海外文摘。我在这里学会了上纸、打包、推纸筒。     1985-1989年,北京曾发生多起学生上街事件,有因治安案件引发的(当时北大学生经过人大时,天刚下过雪,我正在楼道里看电视播放的《两个人的车站》),也有因政治而发生的--人大也有这个传统,刚恢复高考不久,人大的师生就为文革期间被占的校舍问题,和二炮闹个不断--我们认识的人中间,有再也见不到--新闻系一位同届同学,曾经和我们大打出手过,毕业那年意外身亡;一位浙江来进修的老师,一直跟着我们上了好几门课--前些日子同学聚会,我说他当时是因为想追我们班的某位女同学--腿部也受了伤,我们班好几个女同学当时还去医院看望他,现在也失去了联系。     那一年春夏之交,人大也是个中心,我在人大校园里,和我师兄聊天时,聊到"哪有抬着毛主席周总理像追求民主的"的话题时,差点遭到工人兄弟的围攻。自此,我对不管是民粹主义还是左右翼的原教旨主义,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当年刘宾雁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说:“人大是出女英雄的地方,不仅有张志新,还有林希翎。”     历史没再让人民大学出女英雄,这也算是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吧。     即便强力可以剥夺自由和生命,但却无法剥夺人的思想。即如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这些其实也是正史,但因有不方便处,只能列入外传了。     经历是人生最大的收获。到了今天,回首过去,其间也有诸多幼稚之举,但无需汗颜,因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有两种态度让我一直努力追随。     对过往的历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对以往历史需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决不能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     对过往的学说,我们须如陈寅恪在《冯友兰 (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今天的我,对于彻底颠覆历史,把问题都推诿给死人的观点,向有微词;而对于重新兴起的某些街头政治,我最多也只是在道义上抱有"同情之理解"。     时代发生了变化。怀特海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它把旧文明的基础打个粉碎。"     现在,我更在意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          *******************************************************************************          别传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戴望舒                当然,大学的生活并非只有这些正剧。如果全是这样的生活,一旦遇上89年的事,难免崩溃掉,好在我们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它有益地调和了我们所遭遇的考验。     当年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渗入学校,人大校园里轰轰烈烈的舞会和咖啡馆,就是我们85级的同学搞开的,还有卖书卖其他商品。     我的班长文学国(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他们,卖的是一本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什么书;曾经当过我们团委书记的杨靖峰(现在是个农场主),卖的是从潮州带来的香烟和TDK盒带,当年他们都挣了不少钱。     不过这些都没有我,我缺乏商业头脑。当时电脑还不流行,我当时做的,主要就是给老师誊写书稿,一千字一元钱,最多的一次,上课下课都在誊写,一天搞了1万7千字,挣了17元钱,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个大数目了。当然,我故乡乡镇企业发达,当时有人编那些名录,放暑假时,我曾骑着自行车,奔波于我的故乡各乡镇,也搞成了3单,挣了些买书和喝酒的钱。     大学时代,我来自故乡的学长们,对我们这些后进,也是提携帮助有加。82、83、84那些学长们,一拨一拨地成了我们生活的领路人。而到后来,我自己也与年轻的师弟师妹们一起,喝酒玩耍。     我大学时代,最大的糗事,就是喝酒。我的同学许小方,大学毕业在我的留言本上戏称:"除了大碗地酒和众多的美妞,你还喜欢什么?每当你得不到的时候,就大喊大叫,这可不好,得慢慢来。"而忠山兄在填写志趣一栏时,写的是:"喜欢同你喝啤酒,白酒可不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的啤酒也还不行)。留言则是:"青岛五星最好,燕京玉泉也中,如果money不够,来点散装也行--酒囊老弟赠饭袋兄"。今天读来实在忍俊不禁。     当时我在我们宿舍酒量应该是排第二(现在肯定第一了,呵呵),89年临离校,我的舍友肖顺平同学,就是瑶族的同学,不服我的酒量,非要比拼一番,于是买来了通化红葡萄酒,烧鸡和朝鲜凉菜,肖同学把通化红倒在饭碗里,一瓶两碗一下子干掉后,然后,倒下了。不过,肖同学现在酒量大有长进,这两年我去南宁,总会和肖同学切磋一番。     我被逼着跟了一瓶后,看他已倒下,原本想收手,但一大帮同学起哄架秧子,结果被迫又连干了2瓶,6口干掉了3瓶通化红!结果是,我已经爬不上我的铺位了(我住上铺),只能躺在下面沈同学的铺位上,半夜吐得一塌糊涂。更要命的是,当时我们住学2楼5层,那个时代晚上停水,半夜起来,什么水都没有,这个难受劲,回想起来,至今不寒而栗。     大学时代,人民大学东门有一个海丰餐馆,就在现在当代商城的位置上,很破败,但那个地方的鱼香肉丝和水饺,绝对地棒,到3、4年级,我们是经常去光顾了。     与师弟师妹们的喝酒,以白酒为主,,至今这个酒局还泰半存活--每年回家,总会与师弟痛饮,而每年师妹从美国回来,也总会一起喝上一口。89年春夏之交,师妹临去之前,壮行酒是我请她喝的。前些日子妹妹从美国回来公干,不到一周,一起喝了两次,分手之时,竟然很伤感,只能短信祝福一路平安生活幸福,嘱咐回家别忘了给我们电话。     当然,也不全是酒。上大学时,我体质不好,早年的哮喘一直缠着我。那个时候,我的体育老师李德印,是太极拳宗师李天骥的后人,而我最早是跟我同学孙双平学太极和站桩的。     孙双平是甘肃庄浪人,我上中学时读过《麦客》,对庄浪很有印象,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孙早年习武,颇有功力。体育课上,虽然只是重学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但孙还是上了这门,李老师看了他的表演后,夸了句底子不错。可惜,我竟没能坚持下来。     偷白菜。偷白菜可不是开心庄园摩尔庄园中的游戏,而是当年北京大学生冬天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并非我们85级独美。     北方的冬天当时有一街景,就是到处堆放着垒得很高的大白菜。大白菜是当时北方冬天的当家菜。一到冬天,人民大学食堂周围的马路边上,到处堆着白菜。当时大学生活还比较清苦,油水少,冬天夜自修回到宿舍,肚子总是饿得慌,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瞄向了路边的白菜,当然,这也有传承。高年级的同学会告诉新进者,晚上煮白菜不错。     一个宿舍的同学总是轮流去偷,经常会撞上其他偷白菜的人。偷回去后,用水洗干净,电炉子上,清水炖白菜,偶尔也会放点盐或者剩下的方面便面调料,但清水煮最常见。也许是因为当年生活实在不好,这样也算是佳肴了。后来跟朋友们聊起,大家都还津津乐道。     偷木板。大学时候偷的,不仅有白菜,还有木板。     有人会问,偷木板干什么?     其实当时大学宿舍里,流行一种时尚,就是用块木板搁在床架上,上面可以放些书和杂物,当时那女生宿舍都有这块木板。2米长一点,20公分宽。我们理论系学生书多,更需要这块木板。不过,这块木板并不是学校配的,而是偷的!     现在想来,很难以置信,哪儿来这么多合适的木板给学生偷啊?     当时我们85级同学的木板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毕业班传下来的。有机灵的或认识高年级同学的,早早就定下了,不过,他们的也是要么是偷来的,要么是传下来的。     另一个途径就是偷来的。我的就是偷来的。与同学去学校的建筑工地偷来的。工地山工人也许是见多了,看到了也只是喊两声,并无其他动作。扛回宿舍后,擦干净,用报纸糊上,往床架上一放,成了。     恋爱。大学本是恋爱的好时光,不过,我发育晚,别人忙着谈恋爱的时候,我正忙着看小说喝酒呢。不仅是我,我们许多同学也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结果成了无故事的人,实在无趣。现在后悔得很。后来跟同学聊起,说我们这一代错过了美好的时光,损失一定要让下一代夺回来,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就有故事。     当然,也就是一乐而已。                    同学之间的情谊,自是山高水长。因为我们曾经一起,经历并见证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转型。     在广州期间,我的那些早已在广州生根发芽的大学同学,无论是否同班,总是喜欢拉着我一起,熟悉广州的风土人情,让我这个新外乡人,感恩于心。而均伟兄是我苏北老乡,党史系,大学期间我们一起在一个班上英语,他在广东挂职期间,竟能通过在飞机上阅读南风窗,通过这本杂志的版权页,认定是我在做,辗转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找到多年未能联系上的我,绝对算是同学情谊的一段佳话。     四年风云激荡的岁月,在万余字的个人记忆里,难免挂一漏万。自然,也有其他考虑,比如方便不方便。我对于博客里的个人记忆,向来是一气呵成,不愿意打磨检查,所以错别字乃至记忆的疏漏都是常见的,但毕竟是个人记忆,也是在博客里公开的,既考虑了个人立场,也基于遵循时代所允许的呈现方式,记忆自然也会有所选择了。     这也算是一点遗憾吧。     逝者如斯,烟云若尘,悠悠往事,付梓以铭。          2009年10月1日夜,10月2日晨,匆匆于旭日嘉园。           上一篇: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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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从“Kony 2012”看网络语言生态的失衡

作者: 韦三皮  |  评论(0)  | 标签: Kony , 2012 我在第一时间转发了这个视频,虽然我很不认同“Invisible Children”的一些做法。 第一,“注意力经济”的确是非常有效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Invisible Children”将这一概念延伸到了公益领域,可以说是一项创新。但这种公益形式在实践中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他们通过网络传播、街头行动等形式力图使Joseph Kony出名,实际上是创建了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平台,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群众运动,有一定的广场效应。广场效应的危害就在于,即使广场上每个人都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来参与活动的,但整个群体的活动却极有可能发生失控的危险。 第二,中非局势之复杂不亚于中东,宗教、政治、能源等容易引发战争的因素一样不缺。Joseph Kony固然罪大恶极,但杀掉他肯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不试图从深层次分析、解决问题,一个Joseph Kony倒下,还会有另一个站起来。我不是说他们的行动毫无意义,只是说做公益、花钱也是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事,如何能将钱和精力用得更有效率,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尽管这个行动存在这么多缺陷,我还是转发以示支持,原因后面再讲。倒是这次事件引发的争论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观察角度,让我可以对网络空间的生态有进一步的了解。在我看来,当前网络语言存在以下变化趋势: 一,两极化。整个网络语言的分布模型就像一个计时沙漏,两头大,中间小。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声音都比较极端。在一些网络论坛上,所谓的“五毛党”和“美分党”相互攻击,旗帜鲜明。有意思的是,由于网络热点不断转移,许多人发现在某场争论中的“队友”忽然成了另一场争论的“对手”。所以这种站队行为往往令某些同学非常尴尬,罗永浩老师就是一枚标准案例。在方舟子反中医的时候他是无限支持,对方舟子每条微博都不加讨论地转发;现在方舟子大棒打到自己头上了,又不分对错地无限反对,说人家是臭流氓。所以说站队有风险,跟风需谨慎。罗素曾经说过,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生活的本源。因此对网络空间我们可以说,参差多态是健康网络生态的本源。这种不允许异己存在的发言方式无疑是对虚拟空间的健康发展很不利的。 二,情绪化。在现实生活中很和气的人,到了网上也会变得极富攻击性。大家都缺乏认真讨论问题的耐心,一开口就是“傻B”。这让我想到了黄侃和章太炎的故事。话说有一天黄侃同学尿急,直接就对着窗户小解了起来,让楼下读书的章太炎惹了一身骚。两人就此对骂起来,谁料越骂越感觉相互佩服,最终黄侃折节拜章太炎为师,传为佳话。但“佳话”毕竟是“佳话”,大多数人并没有两者的肚量和才气。我见过不少同学在网上跟朋友起了争执,结果闹得现实生活中也有了隔阂。情绪化的危害虽是在虚拟空间中产生,但完全可以影响真实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在出口成脏之前先冷静一下,别像吴法天和五岳散人那样搞到非“约架”不可的地步。 三,泛道德化。在这种争论中,阴谋论总是不会缺席。“五毛党”们认为这又是一个美国政府的阴谋,想要从乌干达的石油资源中分一杯羹;“美分党”们认为“五毛党”的阴谋论本身就是中国政府下的一大盘棋。这种现象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所有人都在反对些什么,但谁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反对什么。也就是说你不喜欢狗,但你首先应该定义一下什么叫狗吧,总不能举着一只猫说你看,这狗长得真他妈丑。有时候我在跟别的网友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感觉非常困惑,因为许多人特别容易跑题或是答非所问。甚至有些人骂人都骂不到点上。用一句网络用语讲就是,“我都替你捉急”。在这个事件中,很多事情都是纯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此次活动的运作方式、收费方式是否合理,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很少有人能够就事论事,而是将所有问题都往道德上扯,努力占据道德制高点。 至于这些失衡状况出现的原因,我暂时想到了以下几点: 一,中国人整体精神生活状态堪忧,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积累了大量压抑的情绪。世俗道德的作用压制了这些负面情绪,使之无法转变为负面行动,却没有为之提供有效的疏导。而网络空间是一个可以毫无顾忌的发泄场所,因为大家都处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世俗道德对语言的约束力不再起作用。从这个角度讲,网络语言的暴虐倾向反而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有效地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减少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破坏力。 二,国内网络空间的架构不够合理,各大网络社交平台都在努力“造星”。以新浪微博为例,它虽是twitter的翻版,但又与twitter有很大的区别。新浪微博的技术架构呈现垂直化的趋势,将平台的核心位置交给了少数的明星用户,而普通用户之间的横向交流很难获得别人的关注。这就使得大多数普通用户要么缺乏参与热情,进而沦为“沉默的大多数”,要么尽量采用极端语言“搏出位”,以获取别人的注意力。 三,中国政府的负面作用。网络空间是如今少有的中国人可以自由讨论一些敏感问题的场所,因此对敏感信息的渴求促进了一些网络平台的急速发展。中国政府也试图参与其中以引导舆论,这本无可厚非,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忽视舆论的力量。然而政府参与引导的方式却有大问题。它并非以增加透明度、提供真实信息的方式引导舆论,而是通过雇佣网评员发帖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与控制,这无疑更加削弱了其公信力,并且导致了所谓“五毛党”和“美分党”等网络用语的出现。 现在再来说我为什么转发“Kony 2012”。在看它的宣传视频之前,我刚刚看过一部与之内容十分相关的电影:《机关枪传教士》(《Machine Gun Preacher 》)。这部电影根据山姆·奇德斯(Sam Childers)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事实上,与“Kony 2012”相比,我更欣赏Sam的做法,因为他的做法更直接、更有效,甚至更传奇(虽然以“传奇”作为理由会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Kony 2012”让我感动的地方在于,这种形式激起了成千上万人的同情心。虽然同情心很有可能被滥用,但其本身的高贵毋庸置疑。 有一本禁书叫《戴晴文集》,里面详细描述了戴晴的一九八九。里面有一个镜头让我热泪盈眶。那些参与运动的学生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为了理想而付出多大的代价。当戴晴带领着一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们试图与学生领袖们进行对话的时候,学生们紧紧地将他们围住,请求他们所敬爱的戴晴老师、李泽厚老师为自己签名。在那场惨剧里,有没有真正心怀鬼胎的领导者?肯定是有的。但我们不能就此而否定所有学生们的单纯和执着,以及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而付出的热血。 因此,当人们在讨论八九年的学生,或是今天支持“Kony 2012”的人们时,这样一种论调是我极度厌恶的:这群傻B,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利用了呢?完全有可能。但这恰恰说明了他们的单纯和执着是多么的可贵。你如果能够识破阴谋者的诡计,那就应该理性地将其中的道理讲给他们听,而不是在一旁冷嘲热讽。因此我想对那些自以为看透世故的人们说:你可以沉默不语,但请对人类最高贵的情感怀有一丝敬畏之心。

译者 | 每日原文推荐 – 2012/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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