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洁的月光下，人们仓促而张皇地迁徙，像刚刚经历一场瘟疫、地震或战乱。她能去哪呢？她原本是要死在北京，连安葬都不回家。...

毫无诗意可言 制衣厂的流水线一年到头都是灰的，每天踏进来，邬霞都感觉眼前粘了团蒙蒙的雾，就像总也睡不醒。14 岁开始，她就进了厂，拿一把剪刀，重复剪线头的动作，站在流水线的最后一环。母亲在同一条拉线几个人开外的地方做工，但她不敢和母亲交谈。管理人员常常藏在成堆的衣服底下窥伺，抓到工人说小话，立刻就要揪出来收罚款。满厂房的人，个个面无表情。 厂里有很多很多的规矩。不能说话，不能随意上厕所，不能在工作时间坐着，不能穿自己的衣服。工衣是深蓝色，毫无美感的直筒式，对一个小姑娘来说实在太不合身。邬霞喜欢她在夜市上25 块钱一条买来的裙子，晚上冲过凉，等大家都睡熟了，蹑手蹑脚去洗澡间穿起来，把窗玻璃当镜子，悄无声息地美一会儿。每天在流水线上站十几个小时，她知道或许永远没机会穿上自己生产出来的吊带裙，只好把幻想写在诗里：‌‌“而我要下班了/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吊带裙它将被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在某个下午或者晚上/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那个时候是，很想很想通过写作改变命运。‌‌”如今32 岁的打工诗人邬霞坐在出租屋的硬板床上对《人物》记者讲述自己写作的缘起，它源于生活的愁苦，毫无诗意可言。她说，在那些‌‌“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的日子里，写作是她所能想到的、逃离工厂的唯一希望。 邬霞是第一代留守儿童，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四川家乡，双双去往深圳西乡镇打工。通讯不便，他们大半年往回寄一次照片，背景是深圳当时最高的地王大厦。那建筑总共有69 层，高大极了，漂亮极了，邬霞满心以为父母在大城市过上了‌‌“体面的生活‌‌”。直到14 岁，她辍学，南下，来到母亲所在的日资制衣厂做了一个童工。这时她才知道，父母根本没有见过地王大厦，那只是照相馆里的一块背景布。 1980 年代起，打工潮席卷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离开家乡和土地，进入工厂。到南方去，最早离开的老乡这么诱惑他们，那里黄金遍地，小小一个镇子都能有两家发廊。1980 年出生的打工诗人池沫树，来自江西宜丰的一个小村庄，1996 年他读高中时，村里已经看不到什么年轻人。池塘边洗衣服的妇女，谈论最多的是儿女在哪里打工，写信来了，寄钱来了。她们见到还留在农村的青壮年经过，眼里满满都是瞧不上。池沫树成绩很好，喜欢写诗、画画，语文和数学常考前几名，梦想成为一个艺术家。然而高中毕业那一年，滚滚浪潮还是把他和堂哥一起，稀里糊涂地冲到了珠三角。十几年来，他做过搬运工、印刷工、橡胶打料工、送货工，也做过质检员、编辑和仓库主管，兜兜转转，最后又回到家具厂。池沫树是笔名，他与过去梦想唯一的连结只剩下写诗，坚持了许多年，总算没断。 很少有人注意，打工者们在生产‌‌“中国制造‌‌”的间隙里也生产了大量的诗歌。刚开始写作的时候，邬霞以为打工族里只有她一个人有这样的念头，她常常幻想自己将成为打工族里出现的第一个作家。直到2013 年，西乡镇计划给打工作家出一套8 册的丛书，居委会的人来找她的时候跟她说，仅仅在他们街道的这些厂里，就有100 多个人竞争这8 个名额。中国的2900 个大大小小都市县城里存活着2.3 亿农民工，再加上有城市户籍身份的产业工人，总数约3.1 亿。2014 年5 月，诗评人秦晓宇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邀请下开始着手编一部《工人诗典》，他发现，这个群体所创作的诗歌数量惊人。可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声音都隐匿在工厂巨大的轰鸣里。 池沫树和邬霞是网上认识的文友，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2015 年2 月，北京郊区举行了一场不算起眼的工人诗歌朗诵会，包括他们两人在内的18 位来自工厂的诗人从全国各地受邀赶来，在摄像机和观众面前朗诵了他们的诗歌。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聚在一起，很多人头一回面对镜头，显得羞涩、拘谨又隐隐兴奋，一边背诵，一边把小抄攥在手心里。两日的活动，行程安排非常紧，他们的个人交流仅仅是去往机场路上一起吃了顿早饭，坐了一坐。也许是出于某种说不清的默契，邬霞记得，大家只聊了些生活琐事，谁都没有提到诗歌和工厂。 工厂，牢房 从邬霞的出租屋出来，穿过一座天桥，再转过一条小路，就到了她最初打工的制衣厂。整个路程步行不足10 分钟，但如果不是《人物》记者提出想去看看，邬霞已经有近10 年没回去过。 ‌‌“朝着工厂的方向，想起来就觉得烦……我称那个工厂为牢房。‌‌”紧接着，她又重复了一次，‌‌“我说是牢房。‌‌”经济危机之后，原先那家日资厂在2008 年底搬去了越南，旧厂房现在被好几个小厂占领瓜分。2000 年从那家厂离开之后，邬霞辗转多个制衣厂、电子厂，也做过前台，摆过小摊，直到孩子的出生让她不得不放弃工作。故地重游，邬霞从一扇老锈的铁门穿进去，告诉记者，这门从前是锁死的，里面的工人出不去，家人想来见一面只能隔着铁栏杆，就像探监。 她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个少女，身材瘦小，眉眼也没长开，一望便知是非法童工。母亲问表姐借了一张成年人的身份证，又托了关系，好不容易混进厂里。为了防止两人说话，邬霞和母亲分别被分配在拉线两端，线上的老人凑在一块儿嘀嘀咕咕，这孩子真可怜啊，小小年纪就出来打工。而她只觉得厌恶—每当管理人员发火说线头没剪干净，她们的怜悯立刻消失了，毫不犹豫把责任推到邬霞身上。对邬霞来说，除了普工之外的所有人都是‌‌“管理人员‌‌”：经理、拉长、总查，甚至还有保安。他们可以毫无道理地辱骂工人，邬霞甚至不愿意回想具体的用词，‌‌“总之就是不把你当人看。‌‌”一天，有个经理在走廊踩到水滑了一跤，他恼羞成怒地爬起来，当场宣布，从今天起，谁洒水在地上，罚200 块。保安每抓到一个，罚款和厂里各分一半。当时一个普工的月工资只有600 多元，每天下班，保安们都像搜寻猎物的狗，轮番到女工的宿舍区打转。 ‌‌“那些负责人就是心很毒的。‌‌”走在破败的厂区，邬霞指着一栋灰色的宿舍楼说，因为忍受不了管理人员日复一日的羞辱，她曾经试图在这里自杀，一只脚已经跨到了窗外，又被母亲狠命拽回来。 仅有的快乐时光属于夜晚。所有人都睡了，她悄悄爬下铁架子床，拎上塑料泡沫做的小凳子，躲到厕所，就着昏黄的灯光开始写作。在那之前，她日日在工厂里翻着从地摊上租来的言情小说，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念头：为什么她们能写，我就不能？ 她在臭气熏天的蹲坑边上编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写漂亮小白领和多金大老板的恋爱，‌‌“在明媚的春光下/我的身姿开始吸引你/我早穿上漂亮的裙子/那是我最美之时‌‌”。4 年里，邬霞写了几十首诗歌，6 部小说，每天凌晨三四点和衣而睡，第二天早上7 点又站到流水线上。‌‌“那个时候没想这么多，那也不知道对身体不好，反正就是觉得很想写，写了然后宣泄之后呢，心里好受一点。‌‌” 池沫树也睡得很少。他更习惯趴在床上写，本子搁到被子顶上。跟邬霞不同，到东莞打工时，他的脑袋里没那么多不着边际的幻想。在工厂里，他逐步适应并且遵从丛林法则，小心遵守各种规定，用心同管理人员搞好关系，时而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帮领导写报告和发言稿。他长得高大白净，性格开朗，很多工友愿意跟他玩在一起。 有一次他在厂刊上发表诗歌，同宿舍的一个湖南大哥看见了，拿起来在屋里大声朗读。‌‌“哎呀，你真的了不起，你可以去教书！‌‌”他对池沫树说，高兴地追着聊天，说着说着，忽然就没声儿了，池沫树发现他在默默地哭。回忆起来，池沫树感到悲伤，‌‌“我后来发现他只读了小学一年级，字都写不了几个，就很自卑那种，很自卑。‌‌” 1990 年代的打工者大多是1970 年代生人，很多人像湖南大哥一样，没读过多少书。那正是打工潮最汹涌的时候，珠三角的工人数量远远超出需求，工厂大门口攒动的人头好几个月也不散，大街上到处是找不到工作的人。文凭成了卡人的关键，有些工厂开始在招工的时候考算术和26 个英文字母。没有文化，找到的工作只能是底层中的底层，但他们不敢轻易丢弃饭碗，哪怕有些时候需要用尊严去交换。 在工厂里，普工和白领的伙食有别。过去十几年，池沫树在至少10 个厂工作过，给普工的汤永远没有油腥，漂几片青菜叶，盐却放很多，‌‌“因为出汗出得多‌‌”。有一次吃饭，厂里的王大婶走过去白领通道那打汤，保安斜刺里冲过来凶她，你一个流水线员工，来人家白领吃饭的地方干什么？像驱赶牲畜一样，王大婶被赶走了，但池沫树看到她既不愤怒，也不难过。当天晚上，他写了一首题为《王大婶》的诗，纯的白描，任何修辞都没有用。‌‌“诗写到这儿/其实王大婶我不认识/只是写诗时给取了个名。可以肯定/在她的家乡/王大婶是几个孩子的妈。‌‌” 绝大多数打工者都经历过几次罢工。池沫树觉得那通常是一种完全没有组织性的反抗行为，食堂饭菜太差是最常见的导火索之一。大家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相互打好招呼，站在院子里把饭盆敲得当当响，‌‌“快出来，谁还干活谁就是小狗！‌‌” 邬霞压根不关心罢工是为了什么。她只知道，罢工的时候，那扇常年锁着的铁门会被打开，这是她唯一的机会，可以偷溜出去给一家远在大连的艺校打个长途电话。那是她好几个星期前就在一本杂志上看好了的，她想去学编剧，然后永远逃离工厂。 等到邬霞打完电话回来，罢工已经结束。工友告诉她，带头的几个人被经理开除了，第二天早晨还得照常上班。 吊带裙 邬霞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最后把裙裾展开 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 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或者草坪上 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但 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 带着弧度 像花儿一样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 我已把它折叠好 打了包装 吊带裙它将被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市场 某个时尚的店面 在某个下午或者晚上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