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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正义|我和伍雷辩护的颜福兵

伍雷此文中所写“颜青年”,即我和伍雷辩护的颜福兵。【救一个人等于救全世界】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开头的这句话至今深深打动着我。我们的当事人在我们的注目下突然死亡,我和伍雷既没能救颜福兵于自由,又感到他最后死得不明不白……悲

百度贴吧|幺宁辞官 當地难谋生 成都做实习律师

重庆消息透露,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知名检察官、薄熙来时代红极一时的正处级检察员幺宁女士,去年年底辞职,到重庆某律师事务所应聘未果,现在挂在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当起了见习律师。 花无百日红,这句话用在重庆薄王事件所牵涉的官员身上,似乎很是贴切。今天还是风光明星,明天可能就背负万人骂名,或成阶下囚。薄熙来倒台后,薄王时代曾红极一时的“打黑明星”、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幺宁,随即背负着各种骂名。...

斯伟江:重庆打黑,法院把钱划归政法委!(黑吃黑)

@斯伟江:重庆打黑,法院把钱划归政法委!有图有真相。 相关日志 2012/07/08 -- 同王立军关系密切的两警方高官被押出重庆 2012/06/25 -- 重庆岁月:一个警察的独白 2012/06/22 -- 英媒称薄熙来涉嫌侵吞重庆希尔顿酒店 2012/05/29 -- 薄熙来重庆打黑- 抹黑律师李庄会议实录 2012/05/07 -- 传重庆复查薄熙来打黑逼供行为 2012/05/03 -- 华尔街日报:重庆释放两名沃尔玛员工 2012/04/26 -- 金融时报:重庆“打黑”案当事人申请重审 2012/03/30 -- 德国之声:王立军“黑打”,威胁他人作伪证 2012/03/23 -- 打黑被否定?重庆检察院公诉人么宁被免职! 2012/03/19 -- 薄熙来势如山倒 质疑“打黑”报道重现天日

英媒称薄熙来涉嫌侵吞重庆希尔顿酒店

对薄熙来事件的关注近日再度升温。英媒《金融时报》6月18日爆出惊人内幕,称薄熙来曾利用“打黑”名义吞掉了重庆希尔顿豪华酒店资产。 据此前中国媒体报道,早在2010年6月20日,重庆希尔顿酒店“钻石王朝”俱乐部涉黄被查,一个卖淫集团被警方打掉。《金融时报》指,“钻石王朝”由与酒店无关的外来投资者拥有,案发后即消失无踪,希尔顿饭店表面一切又恢复正常。但表面的平静隐藏了其企业内发生的重大变化:酒店拥有者被关进监狱,而其资产则已经被政府控制。 据悉,重庆希尔顿酒店的拥有者——彭治民是重庆最富有的房地产大亨之一,他只是薄熙来“打黑”行动中被打倒的一个企业家代表。2011年11月,二审法院以彭治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而他的妻子陆舒在薄熙来被解职的当天即上诉要求翻案。 《金融时报》的调查显示,重庆希尔顿酒店事件暴露了今年早些时候被清除的重庆前书记薄熙来所留下来的法律问题和财务混乱的情况,也揭示了薄熙来控制民营企业所采取的一些手段。“调查结果显示,即使是现在,这些公司仍然没有由原来的所有人营运。而远在彭治民被正式起诉前,重庆警方已强迫他出让几乎公司的所有资产给由政府控制的公司。” 据熟悉情况的人透露,当彭治民于2010年6月被拘留期间,警方搜查了他的10家公司的办公室,拿走公司款项、文件和公司印章。3个月后,警方告知这个房地产大亨,说他已将他所有资产交给了市政府拥有的信托基金。 《金融时报》称看到了其中一份合同——彭治民被拘留之后,其公司陷入流动资金不足的境地,根据合同,政府安排的重庆国际投资信托基金将提供彭治民公司需要的流动资金。作为交换,彭治民一方必须交出所持有的股权。 而彭治民的律师于慧表示:“该信托公司和参与此项签约的另一家公司没有派人来签约。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无法联络这两方公司。” 据了解,根据重庆公司的注册登记记录,该公司的所有权没有改变,彭治民和妻子仍然是公司的法人。然而,在彭治民集团的金轮旗舰店工作的职员说,他们几乎有两年没有看到原来的经营人员,而且新的管理团队已进驻,原来金轮的总裁已被吴承惠女士取代。 新老板的身份很难确定。报道披露,渝富集团——这个由市政府为了资产重组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而成立的公司,是新的拥有人。渝富证实说,它“控制”金轮,但不确定所有权何时会合法转给他们。 负责办理转移程式的市政府资产管理部证实,所有权变更手续尚未完成,而资产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王超宇则声称:“我们正在等待上面进一步指示。” 报道最后指出,由于目前无法联络陆舒对此事发表意见,金轮公司拒绝发表相关评论。 相关日志 2012/05/29 -- 薄熙来重庆打黑- 抹黑律师李庄会议实录 2012/03/19 -- 薄熙来势如山倒 质疑“打黑”报道重现天日 2012/03/08 -- 多维论坛:薄熙来无故缺席8日“人大”会 2012/03/06 -- 重庆李俊案——美国华盛顿邮报与英国金融时报的两篇报道 2010/04/01 -- BBC:薄熙来“打黑”和“没良心”的批评: 薄熙来形容那些指责“打黑”是“出风头”的批评“没良心”。 2010/03/06 -- 中国足坛大地震 查赌黑指向薄熙来 2010/01/11 -- 西西河关于李庄案的争论 2009/11/04 -- 关于薄熙来的一点胡扯 2012/06/21 -- 姜维平:拘捕和引渡多维尔意味着什么? 2012/06/21 -- 涉薄熙来法国人引渡案 柬埔寨要中国提交证据

素颜格格:【锋言疯语】我看“重庆模式”

本文题目对我来说本是“老生常谈”,三年来我的博客有关重庆的话题我写了不算多也不算少。从《重庆那点事》到《红歌的本质》再到《蛋糕哪里来》《黑打是历史的倒退》以及最近的《落幕西南》,从始至终我对重庆的态度一直如此。本不该再一次提起,但最近两天很多人质疑我、攻击我,很好奇我为什么对重庆、

译者 | 《南华早报》北京称失去光环的打黑英雄是“叛国者”

核心提示:消息灵通人士说,胡锦涛主席已经把前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薄熙来曾经的左膀右臂、一个月前进入美领馆寻求政治避难的王立军定性为"叛国者"。 原文: Disgraced police hero branded a traitor by Beijing 作者:Choi Chi-yuk 发表:2012年3月7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王立军"背叛了国家"。】 消息灵通人士说:中央政府已经把一个月前前往四川成都美领馆寻求庇护的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定性为被叛了国家和党的"叛国者"。 与政协有紧密联系的一名消息人士说,在周六晚上的内部通气会上,胡锦涛主席告诉参加政协会议的党员代表们,王立军是个"叛国者"。 重庆的一名政府内部人士昨天也说了类似的话:"前天3月4日,所有重庆县级以上的干部都被告知,王立军被叛了祖国。" 在正在召开的两会上,王立军的下落以及他的所作所为的政治含义一直是焦点。 据说,这位前打黑英雄、重庆的副市长在二月六日前往美国领馆寻求政治庇护。 重庆方面的消息人士还说,王立军涉嫌一系列犯罪,包括腐败和道德败坏。 周一,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接受香港的凤凰卫视采访时说王立军被国家安全部带走( 视频 ),黄奇帆还说如果王立军在美国领馆呆着不出来可能造成外交危机。 北京的独立政治分析家陈子明说如果中央政府把王立军定性为"叛国者",对于重庆官员来说会有更多坏消息。 陈说:"如果王立军被定为叛国者,而不是精神病的话,这一罪名在政治上要严重得多。"他还说,因为王立军曾是薄熙来左膀右臂,他要叛国了的话,会重创薄熙来。 陈子明还说,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对王立军而言,人们普遍预期他会受到"刑讯逼供"的指控却未被提及的话,这意味着中央政府不想批评薄熙来的打黑行动,据信,正是在打黑中,大量地采用了折磨嫌犯的手段来取证。 政治观察者说薄熙来在今年秋天被提升的机会很渺茫了。这是党进行权力洗牌的时机。薄熙来曾被认为是进入政治局常委的领跑者。 在王立军从美国领馆出来后不久,重庆的官员发消息说他在接受"休假式治疗",这引起了大量猜测和留言,尤其是在大陆的博客圈中。 周一,重庆的发言人告诉Cqnews.net(华龙网,这是附属重庆宣传部的网站)黄奇帆与两名重庆高级官员匆忙赶往成都和王立军谈话( 全文 )。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阅读更多和" 王立军事件 "相关的译文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中国选举与治理 | 苏伟:深谈重庆“唱红”和“打黑”

  最近,韩国世宗大学李汶纪教授、高丽大学金炯瓒教授、未来战略研究院理事长具海祐等学者,日本《读卖新闻》东京本社沈阳支局支局长竹内诚一郎,分别访问了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就“重庆模式”相关问题,尤其是“唱红”和“打黑”等,进行了交流、采访。苏伟将相近内容综合整理如下,供参考,请批评。   问题集锦:   ——如何从历史哲学角度和经济哲学角度看待重庆“唱红”?   ——中国也搞了市场经济,中国有没有“斯密之谜”?怎么解决?   ——重庆在“唱红”中提出过“核心价值观”吗?   ——王立军为什么要“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   ——重庆打黑是“黑打”还是“红打”(法打)?   ——如何看待“重庆模式”?   一、关于重庆的“唱红”   问:重庆为什么要“唱红”,唱的是什么“红”?   答:具体原因和内容,请你们到网上搜搜《苏伟与三批法国记者谈重庆“唱红”、“打黑”》。今天在座的韩国金教授是哲学家,我也是学哲学的,想从历史哲学和经济哲学角度谈谈“唱红”问题。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在研究:为什么世界上的其他的古文明都中断了、夭折了,只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5000年,融合各族,不断成长?我觉得,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明是“礼乐文明”——礼是制度,乐是修养,以音乐为重要载体的修养。我们的孔子讲:“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重视广义的“唱红”。“唱红”就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5000年的内在原因。我们中国今天讲的“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中国“礼乐文明”的继承与发展;所以新中国建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30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唱红”。重庆的“打黑”与“唱红”,就是中国“礼乐文明”的重要体现与创新,就是“以法治市”和“以德治市”的实际行动。   问:我们知道中华文明也是盛衰交替的,这与“唱红”有什么关系吗?   答:关系太大了!因为“乐”本身有正、邪之分。中国古代圣人尧舜提倡纯正的韶乐,就是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钧天广乐,成就了“大道行也”的远古盛世;后来殷纣喜欢靡靡之音,政治糜烂,国破人亡。汉唐兴盛,离不开刘邦的《大风歌》和李世民的《秦王破阵乐》,那都是使人斗志昂扬的;后来李隆基沉溺于杨玉环的“霓裳羽衣曲”,也是靡靡之音,结果“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是昔日繁华的都市长满了荒草。现代中国,没有《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那股精神,中国人能站起来吗?所以中华文明是在“唱红”中延续的,中国人是靠“唱红”站起来的。但是光站起来还远远不够,中国人还要大步迈向世界前列,时间点是2049年。这期间,“唱红”都特别重要。因为历史经验证明,凡自觉“唱红”则盛,凡忘记“唱红”而“唱黄”则衰。   问:那么如何从经济哲学角度来看“唱红”呢?   答:市场经济理论的老祖宗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讲:人天生是“利己”的,也应该放手去“利己”,而不用刻意去“利他”,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机制,会使每个人“利己”的行动,汇成互利的、利他的行动。可是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就先写了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认为人天生有“利他”的良心,人要注重道德修养,来明确自己的 “良心”,来“利他”。那么,那只“看不见的手”和这颗“看得见的心”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就是学界所谓的“斯密之谜”,也就是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   问:这个谜相当于经济伦理学里的“歌德巴赫猜想”,我们人类不是一直在求解它吗?   答:确实,400年来,人类一直在解这个谜。马科斯·韦伯写了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讲只有新教伦理道德强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说要用新教伦理这颗“心”来配市场机制这支“手”,也就是说要“唱圣”当然还得有法制这个“游戏规则”,才能解开“斯密之谜”,搞好市场经济。   然而靠“唱圣”加法制,仍然没法解开“斯密之谜”。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求解这个谜再次失败的证明。“1%”的人被“看不见的手”牵着疯狂起舞,“看得见的心”被恣意践踏,结果“99%”的人饱受折磨。   问:中国也搞了市场经济,中国有没有“斯密之谜”?怎么解决?   答:只要有市场经济,就会有“斯密之谜”。中国的解决之道,就是邓小平的“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而且“两手都要硬”。所以1992年我们党最终明确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中共中央1996年又作了一个指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讲要解决“三大历史性课题”:   一是“如何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   二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   三是“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   这三大历史性课题,其实就是中国版的“斯密之谜”。   问:中国解决得怎么样呢?   答:现在看来,这三大历史性课题,也是三大历史性难题。我们国家正在上下求索,在一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譬如说概括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且把它的教化当作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譬如说正在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原则,等等;但是,在一些方面还甚至没有“破题”,以致出现了“小悦悦事件”这样令中国人无地自容的“道德滑坡”现象。   问:“小悦悦事件”是因为没有“唱红”才出现的吗?   答:那是因为什么都不唱,没有“心”了,只靠那只“看不见的手”引路,才出现,也必然出现的现象。能“唱红”,有一颗“红心”,当然最好。没有“唱红”,作为个人,你唱唱“圣”,无论是中国圣人的孔孟之道,是基督教的《圣经》,是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是佛教的佛经,有点“良心”,也比什么都不唱好啊,也不至于出“小悦悦事件”嘛。当然,我们国家虽然允许每个人都有“唱圣”的自由,但作为一个被“敬鬼神而远之”的孔孟之道熏陶了几千年,现在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从国家层面上讲,只能而且必须“唱红”。当然,“唱红”这个词是重庆的说法。我们中央的说法,就是“抓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答:内容有点多。一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作为共同理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四是社会主义的荣辱观。   问:内容确实不少。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够人学一辈子了,还有你们中国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普通人民怎么才能接受呢?   答:要让13亿中国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实是一大难事。我都是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专题的老师了,但经常还是要仔细想一想,才记得起有哪四方面的内容,老百姓就更不容易搞清楚了。所以首先要把这个“价值体系”简化成“核心价值观”,像孔子提出“仁义礼智信”一样。   问:重庆在“唱红”中提出过“核心价值观”吗?   答:和全国一样,重庆的理论界、政界,都在讨论“核心价值观”。我们市委的薄熙来书记多次公开讲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共同富裕”。他有一次还讲到核心价值观中也有“民主”。我深有同感。我的观点是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炼成“为人,为公,民主,共富”这八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人”,其基础性含义,是“成为人”。何以成人,当然既离不开“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要素,也离不开西方文明。“为人”的更根本含义,是体现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   “为公”,其基本含义,是“天下为公”。封建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为君”;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为己”;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才是“为公”。“为公”,还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价值要求。   “民主”,其基本含义,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本身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也才能保证实现各方面的公平正义。真正的民主,也包含着法制的价值要求。   “共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体现,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体现。   重庆的薄熙来书记多次讲过: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关键点就是共同富裕。重庆“民生导向,共富发展”的理念和实践——我觉得这是“重庆模式”的灵魂——为什么引起全国、全世界的聚焦?其中蕴涵的核心价值观,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问:重庆“唱红”真能破解“斯密之谜”这个经济伦理学里的“歌德巴赫猜想”吗?   答:重庆“唱红”之前,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其他地方,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对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的看法很矛盾。一方面,坚决地认为中国必须搞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对能否搞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持怀疑态度。我还算“乐观派”,持一个“代价论”和“忍受论”,认为比较严重的贪污腐败、假冒伪造、黄赌毒骗抢偷泛滥,都是经济发展必须忍受的代价。还有“悲观派”根本看不到精神文明的出路,对社会主义,对中华民族,都已经渐渐在失去信心。因为,没有精神文明,不但搞不成市场经济,也搞不成民主政治。美国独立后有一个法国人托克维尔就来研究为什么民主选举在美国行得通,在别处甚至欧洲就行不通。他的结论是,因为美国的价值观是真正基于圣经的,是统一的。这很有道理。像中国今天这样价值观如此对立,一搞“普选”,一定是比“文化大革命”乱十倍的派性斗争、武斗。   所以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要最终成功,必须破解“一手硬、一手软”的“邓小平难题”。容易“硬”的一手,即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发展经济的这一手,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但容易“软”的一手,即怎样使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硬起来”这一手,我们还没有真正掌握。而重庆“唱红”,正在创造性地破解着上述中共中央在1996年提出的“三大历史性难题”,在创造性地破解着“一手硬一手软”这个中国改革开放30几年一直存在着的最大的问题。所以,也增强着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信心。所以,从更高的历史视野来看,重庆的“唱红”,是否可能是中国解决“斯密之谜”的“破题”之举呢?   二、关于重庆的“打黑”   问:能谈谈王立军的事吗?   答:当然能。中国是民主法治之国,重庆是民主法治之地,都有言论自由。当然任何自由,都不能违法乱伦。中国人言论自由的伦理原则,是孔老夫子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也就是佛教要求的“不妄语”。对王立军,我知道两点。第一,他是个打黑英雄。但是重庆的打黑不“姓警”,更不“姓王”。   问:什么意思呢?   答:就是说,打黑不是公安局的警察一家打的,而是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由市委的政法委协调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家,还有武装警察配合,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共同打的。公安局只起破案、侦查作用。公不公诉,检察院作主,判不判刑、判什么刑,法院作主。作为公安局长,王立军是重庆打黑的“五虎上将”之一,像一个“猛张飞”。但总不能说蜀汉是张飞打下来的吧。所以说,重庆的打黑不不“姓警”,更不“姓王”。   问:那么关于王立军的第二点呢?   答:我知道的王立军的第二点,就是他“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这就违背了我们党和政府的组织纪律,也违背了外事纪律,犯了政治错误。英雄也会犯错误嘛。关羽、张飞都犯过大错,王立军的错误比他们的小多了。   问:王立军为什么要“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呢?   答:我也不知道。不能“妄语”嘛。“妄语”是佛教讲的“十恶不赦”的“十恶”之一,是“造孽”,要下地狱的。但我知道,他“擅自”出走,并不是网上的“演义”讲的那样,是因为受到了“监视”,才“化装为老妇”出走的,而是市里通知他开会找不到人,才知道他出走的。这是我在一个大型会议上听一位领导同志“顺便”讲到的。市里当然即时报告了中央,也知道了他“擅自”进入了美领馆,当然就得派他的顶头上司黄奇帆市长去处理。我们中国政府界有句“行话”,叫做“谁家的孩子,谁家自己抱回去”。80年代初中国人穷,我们学校一位大学刚毕业的老师坐公交车,两毛钱的票他也“逃”,被抓到汽车公司,也是人事处长去领回来的。我们的市长去,就带了一辆车,网上炒成70辆,真是“钱越带越少,话越带越多”啊。   问:市长与王立军谈了些什么呢?   答:不知道。但听说是“晓以了大义”。我们都知道王是“自愿”走出来的。他作为中央管理的高级干部,又“擅自进入美领馆”,当然要由国家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问:对于王立军的动机与目的,网上有多种推理,你赞成哪一种?   答:我觉得下面这种推理逻辑性强些:我也感觉王是一个自己觉得是“正义的化身”,因此“嗜警如命”的人,有点像一部美国电视剧《神探亨特》中那个警察亨特;这种人脱离警察行当,可能比死还难受;他到美领馆,通过刑事情报的交换,掌握一些还埋伏着的黑恶团伙尤其是其“保护伞”在美国的资产、账户等信息,以新的打黑成果,来要求重返警察行当。在长期过度工作压力下,在极度焦躁情绪中,英雄人物也有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与举动。   问:那他领导的公安局在打黑中有没有“错误的判断与举动”呢?   答:这两者之间就没有必然联系了。因为王出走是个人行为,打黑是公、检、法的集体行为,公安局破案侦查本身也是集体行为,行为的准则都是国家法律,所以个人即便是有焦躁情绪,也会在集体意志中得到抑制。所以,打黑总体上绝对没有“错误的判断与举动”。当然,打黑除恶是严峻的对敌斗争,黑恶分子很多都是有命案在身、有枪支在身的亡命之徒(打黑之前的2008年一年,重庆的涉枪案件就近千起,打黑中光枪就缴了七、八十支嘛),抓捕之时,性命相搏,能保证被擒拿的嫌犯都不鼻青脸肿?手铐铐走,能保证嫌犯的手腕都还细皮嫩肉?而且,大的黑恶头子有的既有命案在身,更是多有亿万不义之财,为保命保财,必然在审讯中夜以继日地“死缠”、“死抗”,一些人因此就编出“刑讯逼供”的故事,亦属“妄语”。   问:有一种说法讲重庆打黑是“黑打”,您怎么看?   答:重庆“打黑”是“红打”还是“黑打”,我说了根本不算数,任何一个观察者说了,也都不算数。那么谁说了算数?一个是人民群众,再一个是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   重庆人民群众对打黑怎么看?我给你们讲个小故事。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萧功秦,以前对重庆一些抵触情绪,去年被我邀来参加“重庆模式”研讨会,此人作风严谨、求实,期间有意向司机、路人、“棒棒”、擦鞋匠、摊贩等30余人仔细询问“打黑”、“唱红”、民生、干部作风及对市领导评价等问题,均得到正面回答,尤其对“打黑”,30几个不同的人,都叫好,没有一个说不好。所以这个萧教授对重庆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对重庆打黑怎么看?我给你们看几段我剪贴的报纸(我有个剪报纸的习惯)。这一段是我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批示的话:“重庆打黑除恶取得重大进展”,他还概括了成功三条经验——“一个是和专项斗争相结合,一个是和打击‘保护伞’相结合,一个是和反腐败相结合”。现在我们全国又掀起一轮打黑除恶新高潮,各地都在按重庆这三条经验打嘛。譬如说广东省,我们重庆的老书记汪洋亲自动员,要求“打出声威、打出成效”。   再看这几段,有我们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称赞——重庆打黑取得“极其难得的成绩!”有我们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讲的——“重庆市开展的‘打黑除恶’斗争惊心动魄,取得了重大胜利,深得民心、大快人心。”有我们中国打黑的最高长官周永康讲的——“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是为人民群众办的一件好事、实事,因此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问:为什么官方和民间的差别这么大?   答:不对!民间没有说“黑打”的,那是极少数学者的说法。我们中央的官方和重庆人民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说是“红打”,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打击嘛。   问:那为什么仍然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呢?   答:有各种原因。就像1927年我国湖南的农民运动一样,一些人说“糟得很”,一些人说“好得很”。我们的毛主席去调查,写了篇雄文就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结果发现,说“糟得很”的,主要是“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甚至“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也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说“好得很”的,则主要“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每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人,也会成为“好得很派”。历史真是惊人地相似啊。今天的“黑打派”与“红打派”,不是也既起于立场的对立,也起于道听途说与调查研究的对立吗?有的学者,自称也调查研究过,但作风之浮躁,叫人难以置信。例如有人讲重庆把民营企业家的首富、二富、三富都当作黑帮打掉了,我们重庆人一听就知道是“妄说”。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比资产,那几人比起重庆一些上了市的优秀民营企业,如金科、力帆、龙湖、宗申等等,也只是“小儿科”,哪里有首富、二富、三富都打掉的事!   总之,重庆“打黑除恶”,是维护公平正义,为民生幸福、促进共富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问:您介绍说“民生导向、促进共富”是“重庆模式”的实质和核心,请问“重庆模式”为什么引起重视?   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重庆模式”客观上已经代表了我国地方上一条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的具体“路子”,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切向往,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切向往。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一直在指路,在导向,但现实中并没有现成的路,路要靠大家闯。前30年,是广东、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带头在闯,大家在跟,都取得伟大成绩,但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而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以GDP为导向”的非平衡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   在中共十七开启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以人为本”的新理念指导下,万马奔腾的中国大地上,迫切需要新的“领头马”。它应该是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对“以GDP为导向”的非平衡发展模式的超越。所谓 “需求创造供给”、“时势造英雄”,果然,重庆一骑突进,也驰骋在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前列;而且,“民生导向,缩小差距,促进共富”的“重庆模式”,确实也率先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科学发展的要求,同时也将邓小平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落到了实处。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续发展,是否也能起到当年“特区模式”那样的引领作用呢?我想这应该是“重庆模式”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吧。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爱思想 | 缪一轮:打黑的目的是二次自肥?

缪一轮:打黑的目的是二次自肥? 进入专题 : 重庆模式 打黑    ● 缪一轮       读了童之伟教授的报告(《童之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也产生了与XUPING君同样的疑问。拜读了XUPING君此文(《掠夺》),自然也认同XUPING君的结论。     童教授在报告中强调指出:     在推进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过程中,重庆高层给全社会留下了制定和推行一项剑指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强烈印象。     ……          重庆第一大的私营企业家、“身家数十亿的地产富豪”彭治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重庆身家第二大的私营企业家、“净资产40亿元人民币”的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相关企业被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接管。          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据报资产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应该可以算重庆身家排第三的私营企业家,已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陈明亮被执行死刑后,其妻左保书告诉记者说,“从查封到拍卖,我们的财产是怎么处置的,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原来私营企业家被通缉、被捕或被判刑后,其所属企业的资产均由重庆市相关政府部门或指定的国有企业托管、接管,其中哪些部分是黑,哪些部分是白,已成糊涂账;据《财经》杂志记者报道,这些私营企业财产的查封、扣押和执行,都是公安部门代替法院主导的。地方公权力部门、国有企业借打黑巧取豪夺和直接强占私营企业财产的情形骇人听闻。          XUPING君认为:          很显然,权力的这些“打黑”、“打击集资诈骗”等行动的性质,就是两个字:掠夺。          中共执政之初,在允许私营经济存活了没有多少时间之后,就通过三反、公私合营等手段,将它们掠夺干净。随后,又时而允许“三自一包”、时而“割资本主义尾巴”……总之:当经济上遇到了麻烦时就放松;而一旦经济难关过了,就又在政治上大打出手了。所以,在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鼓励个体经营”的政策刚实施时,不少人的最大反应是“心有余悸”。他们担心:哪一天政策又变了,不但他们的经营成果要打水飘了,更难以预料到还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呢。          我还有三点不成熟的思考,希望得到XUPING君或其他网友的指教:          一、像重庆的首富、二富、三富这样身家过亿的富翁,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能够做到包括其第一桶金在内的全部资金都是干净的、合法的吗?其管理机构及其旗下的全部子公司、分店的各级雇员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法律秩序管理、经营、操作的吗?其融资、物流、审批、通关、营销的全部规程和实际操作过程,总之,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都是诚信、健康、良性即符合公平正义、职业操守和商业道德的吗?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做到完完全全没有官商勾结的任何龌龊勾当,没有丝毫潜规则的斑斑劣迹,没有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卑劣违法、欺诈行为吗?     我们要问,如果他们从第一桶金起,真地能够在一切方面一切过程乃至一切细节中做到这一切,他们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十几年里发家致富到身家过亿吗?反之,如果只要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政府就可以把他们定性为黑社会组织吗?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不是黑社会组织的商业机构和社团吗?如果不然,我们打黑的时候凭什么只打这一家,不打那一家?只打这一层,不打那一层?还是所有发家致富的通通都要打?都要像20年前某人宣称的那样把他们整得“倾家荡产”,就像改革开放前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让所有人一夜之间又回到文革和文革前的普遍贫穷、普遍匮乏?还是有多少这样的龌龊勾当和斑斑劣迹的纪录,才能够定性为黑社会?那么这个量化标准又应该由谁、根据什么来确定?     二、这究竟是他们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是商家的问题,还是官家的问题?国际社会为什么不肯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地位?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这些问题不是证明了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并非真正的健康的市场体制,而是畸形的病态的市场体制或者干脆叫做官家垄断体制?不是正好证明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严重弊端?证明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启动、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的严重后果?证明了我们的跛脚的改革已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走上了垄断的暴力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邪路?     如果这些商家就是应该打击的,那么首先应该打击的不就是保护他们、纵容他们、滋生他们、陷他们于不义的那些官家,和这个体制?凭什么只打这些商家,而不打他们背后的官家?也许,他们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而是要待其上位以后才能够图穷匕见?莫非,重庆打黑的真正用意和目标,就是我们的现行体制和推行这个体制的官家,也就是他的上级、前任和执行他的上级和前任的路线和政策的所有官家(文强只是他们一个中层的代表)?如果真如此,大戏还在后面?大幕还没有揭开?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是应该通过黑打打黑,即XUPING君一针见血指出的用“掠夺”的方式来解决,还是应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这种“掠夺”的方式,其实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否定,就是回到文革和文革前,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且是比暴力土改和专政式对私改造的掠夺更加粗暴更加野蛮的暴行!因为那种掠夺多少还有一点“杀富济贫”的诚意,是对历史上帝制特权王朝留下的遗产的剥夺,而目前这种掠夺,就只能是借“杀富济贫”以自肥了,而且是在自己的王朝自己导演的一场出尔反尔的骗局和丑剧——一方面官家首先以官商勾结、权钱结合的龌龊勾当和潜规则“逼良为娼”或“诱良为娼”,以便共同进行最野蛮的原始积累和圈钱圈地,另一方面官家随后又借打富“娼”——剥夺早期与之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商家来自肥致富!          三、官家如此左一下、右一下,一会儿逼良为娼,一会儿打娼自肥,在我们普通公民看起来似乎是官家通吃,左右都是官家有理、官家盈利,如果说官商勾结是第一次自肥,那么黑打打黑就是第二次自肥,总之官家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因而绝无不安全之虞。但是仔细想来其实也并非如此。一来官家也是由一茬接一茬的不同成员组成,且此一时彼一时也,他们的利害立场情感见解也并非完全一致。而在没有民主法制的约束和保障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都必须通过激烈的勾心斗角来博取,所以归根结底他们也未必安全,更谈不上永远安全。最近的事变居然比人们的预期更快地证明:黑打打黑式的野蛮掠夺,并没有真正的赢家。重庆部分普通公民得到的暂时利益是绝对没有保障的,因为“杀富济贫”不过是打黑自肥者掩人耳目的幌子。接踵而来的将是什么,谁也说不清。现在,连在打黑中屡立战功的王立军也不安全,不论他是畏罪潜逃,还是挟“料”自重,总之他也要逃离体制去借用外力——“敌对势力”了。(此计不成,他就只能步了文强的后尘。他的结局现在还很难预料。)而他的逃离又必然加速薄公子的危机的到来,即使不是灭顶之灾(因为毕竟身价不同,自有其特殊的护官符),至少也是春秋大梦的美梦破灭。所有这些,本来都是官家自身的逻辑形成的,可以说,他们只是自导自演、自作自受、玩火自焚、自食其果罢了,与我们普通公民几乎无关;这里面,既没有我们的过错,也没有我们的功劳。受益受害,我们都是完全被动的,毫无发言权的。打黑维稳,难免伤及无辜,却又绝对达不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加速了他们自己的内讧和内乱。          当体制本身的合法性也开始受到最善良的人们的质疑时,这就与我们息息相关了。人们要问,现在这个体制还会安全吗?也许这正是体制根本变革前夜的征兆?从某种角度来说,重庆打黑又一次为我们创造了我们所需要的良好契机?     其实契机一再闪亮,并且一直存在,关键还是我们上上下下是否抓得住!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打黑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51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打黑的目的是二次自肥?

打黑的目的是二次自肥? 作者:缪一轮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24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4 14:24:51 阅读量:358次     读了童之伟教授的报告(《 童之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 》),也产生了与XUPING君同样的疑问。拜读了XUPING此文(《 掠夺 》),自然也认同XUPING的结论。   童教授在报告中强调指出:   在推进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过程中,重庆高层给全社会留下了制定和推行一项剑指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强烈印象。   ……   重庆第一大的私营企业家、“身家数十亿的地产富豪”彭治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重庆身家第二大的私营企业家、“净资产40亿元人民币”的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相关企业被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接管。   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据报资产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应该可以算重庆身家排第三的私营企业家,已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陈明亮被执行死刑后,其妻左保书告诉记者说,“从查封到拍卖,我们的财产是怎么处置的,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原来私营企业家被通缉、被捕或被判刑后,其所属企业的资产均由重庆市相关政府部门或指定的国有企业托管、接管,其中哪些部分是黑,哪些部分是白,已成糊涂账;据《财经》杂志记者报道,这些私营企业财产的查封、扣押和执行,都是公安部门代替法院主导的。地方公权力部门、国有企业借打黑巧取豪夺和直接强占私营企业财产的情形骇人听闻。   XUPING君认为:   很显然,权力的这些“打黑”、“打击集资诈骗”等行动的性质,就是两个字:掠夺。   中共执政之初,在允许私营经济存活了没有多少时间之后,就通过三反、公私合营等手段,将它们掠夺干净。随后,又时而允许“三自一包”、时而“割资本主义尾巴”……总之:当经济上遇到了麻烦时就放松;而一旦经济难关过了,就又在政治上大打出手了。所以,在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鼓励个体经营”的政策刚实施时,不少人的最大反应是“心有余悸”。他们担心:哪一天政策又变了,不但他们的经营成果要打水飘了,更难以预料到还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呢。   我还有三点不成熟的思考,希望得到XUPING君或其他网友的指教:   一、像重庆的首富、二富、三富这样身家过亿的富翁,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能够做到包括其第一桶金在内的全部资金都是干净的、合法的吗?其管理机构及其旗下的全部子公司、分店的各级雇员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法律秩序管理、经营、操作的吗?其融资、物流、审批、通关、营销的全部规程和实际操作过程,总之,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都是诚信、健康、良性即符合公平正义、职业操守和商业道德的吗?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做到完完全全没有官商勾结的任何龌龊勾当,没有丝毫潜规则的斑斑劣迹,没有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卑劣违法、欺诈行为吗?   我们要问,如果他们从第一桶金起,真地能够在一切方面一切过程乃至一切细节中做到这一切,他们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十几年里发家致富到身家过亿吗?反之,如果只要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定性为黑社会组织吗?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不是黑社会组织的商业机构和社团吗?如果不然,我们打黑的时候凭什么只打这一家,不打那一家?只打这一层,不打那一层?还是所有发家致富的通通都要打?都要像20年前某人宣称的那样把他们整得“倾家荡产”,就像改革开放前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让所有人一夜之间又回到文革和文革前的普遍贫穷、普遍匮乏?还是有多少这样的龌龊勾当和斑斑劣迹的纪录,才能够定性为黑社会?那么这个量化标准又应该由谁、根据什么来确定?   二、这究竟是他们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是商家的问题,还是官家的问题?国际社会为什么不肯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地位?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这些问题不是证明了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并非真正的健康的市场体制,而是畸形的病态的市场体制或者干脆叫做官家垄断体制?证明了我们的跛脚的改革已经使中国市场经济走上了特权垄断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邪路?   如果这些商家就是应该打击的,那么首先应该打击的不就是保护他们、纵容他们、滋生他们、陷他们于不义的那些官家,和这个体制?凭什么只打这些商家,而不打他们背后的官家?也许,打黑主持者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而是要待其上位以后才能够图穷匕见?莫非,重庆打黑的真正目标,就是我们的现行体制和推行这个体制的官家,也就是主持者的上级、前任和执行上级和前任的路线和政策的所有官家(文强只是他们一个中层的代表)?如果真如此,大戏还在后面?大幕还没有揭开?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是应该通过黑打打黑,即XUPING君一针见血指出的用“掠夺”的方式来解决,还是应该通过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和政治体制转型改革来解决?我以为,这种“掠夺”的方式,其实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否定,就是回到文革和文革前,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且是比暴力土改和专政式对私改造的掠夺更加粗暴更加野蛮的暴行!因为那种掠夺多少还有一点“杀(劫)富济贫”的诚意,是对历史上帝制特权王朝留下的遗产的剥夺,而目前这种掠夺,就只能是借“杀富济贫”以自肥了,而且是在自己的王朝自己导演的一场出尔反尔的骗局和丑剧——一方面官家首先以官商勾结、权钱结合的龌龊勾当和潜规则“逼良为娼”或“诱良为娼”,以便共同进行最野蛮的原始积累和圈钱圈地,另一方面官家随后又借打富“娼”——剥夺早期与之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商家来自肥致富!   三、官家如此左一下、右一下,一会儿逼良为娼,一会儿打娼自肥,在我们普通公民看起来似乎是官家通吃,左右都是官家有理、官家盈利,如果说官商勾结是第一次自肥,那么黑打打黑就是第二次自肥,总之官家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因而绝无不安全之虞。但是仔细想来其实也并非如此。一来官家也是由一茬接一茬的不同成员组成,且此一时彼一时也,他们的利害立场情感见解也并非完全一致。而在没有民主法制的约束和保障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都必须通过激烈的勾心斗角来博取,所以归根结底他们也未必安全,更谈不上永远安全。最近的事变居然比人们的预期更快地证明:黑打打黑式的野蛮掠夺,并没有真正的赢家。重庆部分普通公民得到的暂时利益是绝对没有保障的,因为“杀富济贫”不过是打黑自肥者掩人耳目的幌子。接踵而来的将是什么,谁也说不清。现在,连在打黑中屡立战功的功臣也不安全,不论他是畏罪潜逃,还是挟“料”自重,总之他也要逃离体制去借用外力——“敌对势力”了。(此计不成,他就只能步了文强的后尘。他的结局现在还很难预料。)而他的逃离又必然加速打黑主持者的危机的到来。所有这些,本来都是官家自身的逻辑形成的,可以说,他们只是自导自演、自作自受、玩火自焚、自食其果罢了,与我们普通公民几乎无关;这里面,既没有我们的过错,也没有我们的功劳。受益受害,我们都是完全被动的,毫无发言权的。打黑维稳,难免伤及无辜,却又绝对达不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加速了他们自己的内讧和内乱。   当体制本身的合法性也开始受到最善良的人们的质疑时,这就与我们息息相关了。人们要问,现在这个体制还会安全吗?也许这正是体制根本变革前夜的征兆?从某种角度来说,重庆打黑又一次为我们创造了我们所需要的良好契机

叶竹盛:贵阳打黑案十大看点(微博体)

组建律师团和壮大舆论声势对司法审判有什么影响?1、探测司法底线,防止司法裸奔;2、普法良机;3、推广依法抗争的精神;4、避免出场律师遭受构陷;5、群策群力,集中智慧;6、督促辩护人尽心尽力;7、阻慑冤案频发;8、唤醒律师的公义心;9、唤醒体制内良知;10、重塑律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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