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博谈网|为什么中国此时向委内瑞拉投资200亿美元?

2015年1月7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前左)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欢迎仪式上。(图片:路透社)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据《国际财经时报》1月9日报道,委内瑞拉正经受油价暴跌、通胀失控和基本食品短缺的重创,但是,现在它至少有了一条生命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Nico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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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美国动向: 约瑟夫•奈:软实力的源泉是公民社会而不是政府

看上去中国对软实力的兴趣不是一般浓厚,可以说是热情拥抱。但是一天前,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发明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却在美国外交政策刊物上撰文讨论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搞不懂什么软实力。他说,当外交政策在1990年首次发表了他的短文《软实力》时,谁会预计某天这个概念会让胡锦涛和普京喜欢上?胡锦涛于2007年告诉中共,中国需要提升其软实力;普京最近敦促俄罗斯外交官要更广泛地运用软实力。但是奈说,两位国家元首看上去都还没有理解怎样实现他写道:“实力是影响他人获得其所想得到结果的能力,为此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达到——强力、金钱,或吸引力。如果你能把有吸引力的软实力装入你的工具箱,你就能少用胡萝卜加大棒。” 他接着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其经济和军力威胁邻国形成了抗衡联盟;聪明的策略包括软实力,可以使中国少一些威胁、使抗衡联盟少一些效率。” 他这样界定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依靠三个资源——对他人有吸引力的文化、在国内外遵循的政治价值、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的外交政策。但是他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并非易事。比方说,在马尼拉建一所孔子学院教中国文化可能有助于发展软实力,但是,如果将此放在中国刚刚在斯卡伯勒礁所有权问题上欺负过菲律宾的背景下看,其可能性就小了。奈对美国的软实力做了这样的分析,他说,“美国许多软实力产生于它的公民社会——从大学、基金会,到好莱坞和流行文化,每一件都不是出自政府。” 他说,“有时候,尽管当政府的行为——像入侵伊拉克——在损害其软实力的时候,美国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软实力,那是因为它拥有至关重要和无需审查的公民社会。” 奈对中国进行分析,他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在其新书《中国走向全球》中显示了中国已经在提高软实力的迷人攻势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中国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不像西方的援助那样受到制度和人权问题的限制。但观其所有努力,中国从其投资上获得的回报却很有限。民调显示,中国的影响力在非洲和拉美国家是比较正面的,但在美国、欧洲、印度、日本和韩国负面看法却占了主导地位。 奈说,就算中国的软实力成功了,如2008年奥运会,也很快变味。最后一批外国运动员刚刚离开,中国国内对人权活跃人士的镇压已经抵消了其软实力的影响。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开得很成功,但是之后不久就发生了监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以及让奥斯陆颁奖典礼的空椅子场景奈说,中国和俄罗斯的错误在于,以为政府是软实力的主要建造者。他说,在当今世界上,信息并不稀缺,缺少的是注意力,而注意力靠的是信用。政府的宣传鲜有信用。最好的宣传不是宣传。他说,尽管北京作出了巨大努力,想把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变成CNN和BBC的竞争对手,但世界上没有多少人喜欢看靠不住的宣传。他引用《经济学家》杂志对中国的观察说,“中共并没有理解奈先生的观点,即软实力起源于个人、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因此,政府就开始促进古文化偶像,认为这可以产生全球吸引力。” 但奈说,软实力并不是那样发挥作用的。他又引用中国人民大学庞中英的话说,这反映了中国领导人“思想的贫乏”。 奈最后说,发展软实力并不必是一场零和游戏。所有国家都能从发现相互吸引力中取得软实力。 但是他说,中国和俄罗斯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在政策上言行一致,能自我批判,解放公民社会的全部聪明才智。” “遗憾的是,” 奈说,“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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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oices | 乌拉圭:同性婚姻合法化

乌拉圭成为拉丁美洲第二个 合法化 同性婚姻的国家。 2013年4月10日,乌拉圭下议院以总数92票中71票赞成的大幅差距,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该法案将婚姻定义为“同性或异性双方之间的永久结合”。上议院已于 前一周 通过提案。 推动此法案的总统何塞.穆希卡(Jose Mujica),可望在接下来两周内签署法案使之生效。 乌拉圭现在是世界上第12个肯认同性婚姻的国家,也是拉丁美洲继阿根廷于2010年 合法化 后的第二个国家。 支持者齐聚国会内外欢庆此事。记者Fabian分享了一张投票后群众欢呼喝采的照片: 作者 Silvia Viñas · 译者 Ameli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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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 选民对政客的“审慎信任”

选民对政客的“审慎信任” 徐 贲   从历史上看,可以说,民主的历程是一个选民被政客“骗”精明的过程。政治人物不断向选民承诺他们想要的东西,以争取他们的选票,但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法兑现或充分兑现承诺。政治人物不断的承诺和几乎可以预料的拙于兑现,周而复始地把选民“骗”得成熟起来。 然而,这不等于说选民应该再也不要相信任何政客,而是说,即使有了被“骗”的经验,在宪政法治和民主选举制度里,选民们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对政治人物保持一种谨慎的信任。如果一国人民不能对政治人物保持这样的信任,整个社会便会陷入彻底的犬儒主义之中,既失去了期待改革的希望,也放弃了监督政治人物的责任。 公民政治的成熟同时表现为对政治人物和大众犬儒主义的双重警惕,美国选民如何看待“被骗”的经验便是一个例子。在一般美国选民看来,政治家拙于兑现承诺,尤其说是“欺骗”( deception ),不如说是“伪善”( hypocrisy )。这是因为,说一个人欺骗你,你必须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有行骗的意向和动机,而在能确证这一点之前,你不能指摘他是欺骗。这和法律审判的无罪推定是同一个道理。 “伪善”与“欺骗”不同,它不是一种道德指责,而更是一个事实陈述。一个人说的与做的不一样,这是可以用事实来证明的。如果说“欺骗”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罪恶,那么“伪善”则是一种尚可体谅的过失。许多美国人甚至把伪善看作政治家的一种不无公共效益的过失。美国人怎么这么能容忍政客的“伪善”呢?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共政策教授雷奇( Robert Reich )在《伪善赞》( In Praise of Hypocrisy )中给出了一个解答。他写道:“ 2000 年总统选举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伪善的一次大选。但这没有什么。提倡进步理想的伪善不是一桩罪恶,它可以成为改革的先导。”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大谈教育,而他自己的得克萨斯州的教育却几乎是美国最差的。他大谈公正社会,但却给在 1990 年代财产快速积聚的富人减税。他在演说时让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士为他站台,但实际上却是反对平权法案的。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大谈选举资金改革,但他自己的竞选班子却在钻选举法规的漏洞;他说自己站在无权者一边,但并不坚持在全球贸易协定中保障劳工的利益。雷奇说,布什和戈尔确实伪善,但那又怎么样呢?就让他们主张关爱、教育、公正、同情弱者好了,他们“显然知道这些是选民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好!这就是进步。” 政治家们在竞选时提出顺应民意的主张、诉求和承诺,是为了争取选票,也成为他们与政治对手的攻防战。这是民主制度中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制衡作用所致。政治学家菲奥里那( Morris P. Fiorina )等人在《美国新民主》一书中写道:“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以争取选票为目的来形成提议,……如果他们当选后能够兑现承诺,就会让对手没有挑战的机会;如果不能够兑现承诺,则会给对手提供攻击的弹药。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公众舆论、媒体和频繁的选举压力,这些便是现代美国政治压力的基本元素。” 美国是全世界民主选举最为频繁的国家,因此也是对政治人物快速兑现承诺压力最大的国家。有的国家里,执政者承诺改革, 10 余年一无所成,而照样无须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既无来自选民的压力,也无来自政治对手的挑战。在美国, 200 多年的民主发展趋势是兑现承诺压力不断增加,因为人民越来越直接参与各种选举,而选举则越来越频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尤其如此。 美国的选举次数和由选举产生的官员人数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由选举产生的官员人数达五十万,也就是每 500 个美国人就有一个民选官员。美国的全国选举是每两年一次(当然选举的职位并不相同),选举产生总统和副总统, 100 位参议员和 435 位众议员,一共不到 550 位,受人瞩目,但只不过是选举的冰山一角。 美国各州有自己的选举,产生州长、副州长、州议会成员、财务主管、检察长、财务督察等等。地方选举则选出市长、市议会成员等等。有超过 3000 个县要选出治安长官、财务主管、县议政会成员,全国 16000 个学区的委员会成员,有百分之九十是由选举产生。即便是独立于政治的司法制度也受选举的影响,美国 50 个州中,有 37 个州的部分法官是由选举产生的,全美国有超过 1000 名州法官和大约 15000 名市、县法官或其他法庭人员是由选举产生的。如果选民不满意当选官员的作为,他们可以举行“罢免选举”( recall election ),在他们任期之内就将他们罢免。 美国确实有不相信选举能够带来改变的选民,他们对任何政治人物都不信任,认为当官的没好人,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投不投票都一样。但是,绝大多数的选民并不赞同这种政治犬儒主义。他们并不天真,不会政客说什么就相信什么。对政客的承诺,他们抱着合理、谨慎的怀疑,但并不先入为主地认定候选人肯定是在行骗,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打算兑现,也不会认真兑现。 只有在民主制度中,选民才能相对比较宽容的看待政治人物可能的伪善,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选民知道,既然是自由的选举,他们自己就必须对选举结果负责,如果选出的是一个伪善的官员,那么他的伪善就是选民为自由选择付出的代价。第二,他们并不太计较不理想的选举结果,因为不久后又会再次有选举的机会。他们对那些想要得到选票的政治人物不事先怀疑,是因为事后可以跟他们结帐。政治人物也清楚这一点,所以说了的话,一般会努力去兑现。这种情况与在专制制度下正好相反,专制制度的弊病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政治人物不用为自己的承诺负责,他们说一套做一套,老百姓对他们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民众不信任他们,即使在他们释放出政治改革信息的时候,也不会相信他们的诚意。民主政治比较能够有效维护整个社会的信任机制和官民沟通,与自由的公民选举能够定期筛除特别伪善的政治人物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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