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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为什么中国此时向委内瑞拉投资200亿美元?

2015年1月7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前左)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欢迎仪式上。(图片:路透社)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据《国际财经时报》1月9日报道,委内瑞拉正经受油价暴跌、通胀失控和基本食品短缺的重创,但是,现在它至少有了一条生命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Nicolas...

法广 | 美国动向: 约瑟夫•奈:软实力的源泉是公民社会而不是政府

看上去中国对软实力的兴趣不是一般浓厚,可以说是热情拥抱。但是一天前,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发明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却在美国外交政策刊物上撰文讨论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搞不懂什么软实力。他说,当外交政策在1990年首次发表了他的短文《软实力》时,谁会预计某天这个概念会让胡锦涛和普京喜欢上?胡锦涛于2007年告诉中共,中国需要提升其软实力;普京最近敦促俄罗斯外交官要更广泛地运用软实力。但是奈说,两位国家元首看上去都还没有理解怎样实现他写道:“实力是影响他人获得其所想得到结果的能力,为此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达到——强力、金钱,或吸引力。如果你能把有吸引力的软实力装入你的工具箱,你就能少用胡萝卜加大棒。” 他接着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其经济和军力威胁邻国形成了抗衡联盟;聪明的策略包括软实力,可以使中国少一些威胁、使抗衡联盟少一些效率。” 他这样界定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依靠三个资源——对他人有吸引力的文化、在国内外遵循的政治价值、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的外交政策。但是他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并非易事。比方说,在马尼拉建一所孔子学院教中国文化可能有助于发展软实力,但是,如果将此放在中国刚刚在斯卡伯勒礁所有权问题上欺负过菲律宾的背景下看,其可能性就小了。奈对美国的软实力做了这样的分析,他说,“美国许多软实力产生于它的公民社会——从大学、基金会,到好莱坞和流行文化,每一件都不是出自政府。” 他说,“有时候,尽管当政府的行为——像入侵伊拉克——在损害其软实力的时候,美国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软实力,那是因为它拥有至关重要和无需审查的公民社会。” 奈对中国进行分析,他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在其新书《中国走向全球》中显示了中国已经在提高软实力的迷人攻势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中国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不像西方的援助那样受到制度和人权问题的限制。但观其所有努力,中国从其投资上获得的回报却很有限。民调显示,中国的影响力在非洲和拉美国家是比较正面的,但在美国、欧洲、印度、日本和韩国负面看法却占了主导地位。 奈说,就算中国的软实力成功了,如2008年奥运会,也很快变味。最后一批外国运动员刚刚离开,中国国内对人权活跃人士的镇压已经抵消了其软实力的影响。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开得很成功,但是之后不久就发生了监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以及让奥斯陆颁奖典礼的空椅子场景奈说,中国和俄罗斯的错误在于,以为政府是软实力的主要建造者。他说,在当今世界上,信息并不稀缺,缺少的是注意力,而注意力靠的是信用。政府的宣传鲜有信用。最好的宣传不是宣传。他说,尽管北京作出了巨大努力,想把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变成CNN和BBC的竞争对手,但世界上没有多少人喜欢看靠不住的宣传。他引用《经济学家》杂志对中国的观察说,“中共并没有理解奈先生的观点,即软实力起源于个人、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因此,政府就开始促进古文化偶像,认为这可以产生全球吸引力。” 但奈说,软实力并不是那样发挥作用的。他又引用中国人民大学庞中英的话说,这反映了中国领导人“思想的贫乏”。 奈最后说,发展软实力并不必是一场零和游戏。所有国家都能从发现相互吸引力中取得软实力。 但是他说,中国和俄罗斯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在政策上言行一致,能自我批判,解放公民社会的全部聪明才智。” “遗憾的是,” 奈说,“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发生。”  

Global Voices | 乌拉圭:同性婚姻合法化

乌拉圭成为拉丁美洲第二个 合法化 同性婚姻的国家。 2013年4月10日,乌拉圭下议院以总数92票中71票赞成的大幅差距,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该法案将婚姻定义为“同性或异性双方之间的永久结合”。上议院已于 前一周 通过提案。 推动此法案的总统何塞.穆希卡(Jose Mujica),可望在接下来两周内签署法案使之生效。 乌拉圭现在是世界上第12个肯认同性婚姻的国家,也是拉丁美洲继阿根廷于2010年 合法化 后的第二个国家。 支持者齐聚国会内外欢庆此事。记者Fabian分享了一张投票后群众欢呼喝采的照片: 作者 Silvia Viñas · 译者 Ameli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徐贲 | 选民对政客的“审慎信任”

选民对政客的“审慎信任” 徐 贲   从历史上看,可以说,民主的历程是一个选民被政客“骗”精明的过程。政治人物不断向选民承诺他们想要的东西,以争取他们的选票,但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法兑现或充分兑现承诺。政治人物不断的承诺和几乎可以预料的拙于兑现,周而复始地把选民“骗”得成熟起来。 然而,这不等于说选民应该再也不要相信任何政客,而是说,即使有了被“骗”的经验,在宪政法治和民主选举制度里,选民们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对政治人物保持一种谨慎的信任。如果一国人民不能对政治人物保持这样的信任,整个社会便会陷入彻底的犬儒主义之中,既失去了期待改革的希望,也放弃了监督政治人物的责任。 公民政治的成熟同时表现为对政治人物和大众犬儒主义的双重警惕,美国选民如何看待“被骗”的经验便是一个例子。在一般美国选民看来,政治家拙于兑现承诺,尤其说是“欺骗”( deception ),不如说是“伪善”( hypocrisy )。这是因为,说一个人欺骗你,你必须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有行骗的意向和动机,而在能确证这一点之前,你不能指摘他是欺骗。这和法律审判的无罪推定是同一个道理。 “伪善”与“欺骗”不同,它不是一种道德指责,而更是一个事实陈述。一个人说的与做的不一样,这是可以用事实来证明的。如果说“欺骗”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罪恶,那么“伪善”则是一种尚可体谅的过失。许多美国人甚至把伪善看作政治家的一种不无公共效益的过失。美国人怎么这么能容忍政客的“伪善”呢?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共政策教授雷奇( Robert Reich )在《伪善赞》( In Praise of Hypocrisy )中给出了一个解答。他写道:“ 2000 年总统选举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伪善的一次大选。但这没有什么。提倡进步理想的伪善不是一桩罪恶,它可以成为改革的先导。”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大谈教育,而他自己的得克萨斯州的教育却几乎是美国最差的。他大谈公正社会,但却给在 1990 年代财产快速积聚的富人减税。他在演说时让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士为他站台,但实际上却是反对平权法案的。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大谈选举资金改革,但他自己的竞选班子却在钻选举法规的漏洞;他说自己站在无权者一边,但并不坚持在全球贸易协定中保障劳工的利益。雷奇说,布什和戈尔确实伪善,但那又怎么样呢?就让他们主张关爱、教育、公正、同情弱者好了,他们“显然知道这些是选民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好!这就是进步。” 政治家们在竞选时提出顺应民意的主张、诉求和承诺,是为了争取选票,也成为他们与政治对手的攻防战。这是民主制度中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制衡作用所致。政治学家菲奥里那( Morris P. Fiorina )等人在《美国新民主》一书中写道:“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以争取选票为目的来形成提议,……如果他们当选后能够兑现承诺,就会让对手没有挑战的机会;如果不能够兑现承诺,则会给对手提供攻击的弹药。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公众舆论、媒体和频繁的选举压力,这些便是现代美国政治压力的基本元素。” 美国是全世界民主选举最为频繁的国家,因此也是对政治人物快速兑现承诺压力最大的国家。有的国家里,执政者承诺改革, 10 余年一无所成,而照样无须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既无来自选民的压力,也无来自政治对手的挑战。在美国, 200 多年的民主发展趋势是兑现承诺压力不断增加,因为人民越来越直接参与各种选举,而选举则越来越频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尤其如此。 美国的选举次数和由选举产生的官员人数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由选举产生的官员人数达五十万,也就是每 500 个美国人就有一个民选官员。美国的全国选举是每两年一次(当然选举的职位并不相同),选举产生总统和副总统, 100 位参议员和 435 位众议员,一共不到 550 位,受人瞩目,但只不过是选举的冰山一角。 美国各州有自己的选举,产生州长、副州长、州议会成员、财务主管、检察长、财务督察等等。地方选举则选出市长、市议会成员等等。有超过 3000 个县要选出治安长官、财务主管、县议政会成员,全国 16000 个学区的委员会成员,有百分之九十是由选举产生。即便是独立于政治的司法制度也受选举的影响,美国 50 个州中,有 37 个州的部分法官是由选举产生的,全美国有超过 1000 名州法官和大约 15000 名市、县法官或其他法庭人员是由选举产生的。如果选民不满意当选官员的作为,他们可以举行“罢免选举”( recall election ),在他们任期之内就将他们罢免。 美国确实有不相信选举能够带来改变的选民,他们对任何政治人物都不信任,认为当官的没好人,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投不投票都一样。但是,绝大多数的选民并不赞同这种政治犬儒主义。他们并不天真,不会政客说什么就相信什么。对政客的承诺,他们抱着合理、谨慎的怀疑,但并不先入为主地认定候选人肯定是在行骗,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打算兑现,也不会认真兑现。 只有在民主制度中,选民才能相对比较宽容的看待政治人物可能的伪善,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选民知道,既然是自由的选举,他们自己就必须对选举结果负责,如果选出的是一个伪善的官员,那么他的伪善就是选民为自由选择付出的代价。第二,他们并不太计较不理想的选举结果,因为不久后又会再次有选举的机会。他们对那些想要得到选票的政治人物不事先怀疑,是因为事后可以跟他们结帐。政治人物也清楚这一点,所以说了的话,一般会努力去兑现。这种情况与在专制制度下正好相反,专制制度的弊病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政治人物不用为自己的承诺负责,他们说一套做一套,老百姓对他们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民众不信任他们,即使在他们释放出政治改革信息的时候,也不会相信他们的诚意。民主政治比较能够有效维护整个社会的信任机制和官民沟通,与自由的公民选举能够定期筛除特别伪善的政治人物是分不开的。  

Co-China周刊 | 一五一十周刊101期:公投=民主?——谈谈台湾核四公投

3月1日,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宣布: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台湾第四核能发电厂是否停建。几天后,台湾多个城市举办“反核大游行”,对“核四”的强烈反对以及对“核四公投”的质疑,成为游行的主要诉求。 “核四”还只是纸上计划之时,便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这一工程于1992年动工后,历经波折,完工日期一拖再拖,政府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之后,台湾民间反对核四的声音日渐升温。此次政府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核四”的存废,为什么民间的质疑声依然此起彼伏?通常被视为“民主”之表现的“公投”,为什么仍然引发民众的极力反对?“核四公投”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本期一五一十周刊收录了多篇台湾本土作者的文章,梳理“核四公投”的背景,呈现对它的多方质疑。我们还集纳了历史上的一些公投案例,以更全面地展示“公投”的利弊。 周刊的第一部分,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萍、国立清华大学彭明辉教授以及陈蔼玲的三篇文章为我们梳理出“反核四”的源起和“核四公投”的背景。李永萍分析了核四建设背后的政治角力,从台湾公投的始末出发,剖析核四公投的僵局。彭明辉对核四本身的安全性进行了考量,认为“许多政客则把核四公投当作政治角力的棋子,充满各种与全民福祉无关的机关算计。”发起“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的陈蔼玲目的很纯粹,她在采访中表示,这完全是“为孩子的安全,为台湾的永续”。 接下来的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核四公投”进行了质疑。 虽然许多人认为公民投票是直接民主与人民权力展现的重要象征,但管中祥写道:“实际上台湾目前公投的相关法律或制度,并无法落实真正的民主,反而简化了复杂的公共议题,人民更成了被政客动员红卫兵。”邱花妹则认为,在民众饱受核灾威胁、核废无解的情况之下,拿“咬钱”的核四来进行公投,是推卸责任、刻意搞错民众关切的重点。 通过与“民主选举”作对比,《台湾立报》提出重要的质疑,即“公投的危险在于,它通常只依赖‘一次’的民意”。台湾绿色行动联盟是此次反核四运动中的重要组织,其理事长赖伟杰的文章强力指责此次公投的背后,其实是悄悄地“全面的卸责”。 在最后一部分,向骏结合拉丁美洲几个国家的公投案例,认为“台湾欲借公投解决纠缠已久的‘反核/拥核’争议虽属无奈,但期待见猎心喜的政客没有‘政治算计’岂非缘木求鱼?”除此之外,一五一十周刊编辑刘岩川还集纳了历史上几大重要的公投事件。对比之下,或许我们可以对台湾的核四公投,乃至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投票”有更深入的了解。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编者的话 【源】 9-1 李永萍&观察者网:核四公投、媒体恐怖与无解的台湾政治僵局 9-2 彭明辉:为了核四而玩命,值得吗? 9-3 陈蔼玲:我反核,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反】 9-4 管中祥:要玩公投,就玩全套的 9-5 邱花妹:安全,是不能拿来公投的 9-6 台湾立报:核四公投不是万灵丹 9-7 赖伟杰:核四公投之下的卸责问 ——江院长敢改革经济部吗? 【延】 9-8 向骏:台湾公投 核去核从? 9-9 刘岩川:公投——利弊并存的民主决策方式   下载本期周刊: PDF   DOC   MOBI   EPUB

中時電子報 | 美環太軍演 陸軍艦將軋一角

     美國國防部二日表示,中國大陸已經接受邀請,首度派遣軍艦參加明年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      這項演習起自一九七一年,每兩年舉行一次,地點在夏威夷附近。去年係規模最大的一次,共有廿二個國家、近五十艘艦艇、二百餘架飛機及二萬五千人參加,演習期間長達四十餘日。      美國國防部表示,美國在元月份正式致函中方,邀請共軍參加演習;共軍在三月回函表示接受邀請。美國國防部指出,去年參演的國家比二○一○年多了八個,不但有太平洋沿岸的美、加、日、韓、俄、澳、紐及拉丁美洲國家,甚至歐洲的英、法、荷等國也參演,唯獨把中國大陸排除在外。經過重新評估,美國決定邀請中方參加,也很高興中方決定參加。      一九九八年的演習,共軍曾派員觀摩。但後來美國國會通過的《二○○○年國防授權法案》以國家安全、保密等為由,限制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某些軍事交流,但許可聯合演練救難等人道任務。這項限制在二○○六解除,中方在同年再度派員觀摩,但從未派遣機、艦參演。      美國國防部表示,演習訂明年夏天舉行,各國參演的規模尚未告訴美國,美國也不知道中方將有多少配備及人員參演。至於美國,通常航空母艦、兩棲攻擊艦、驅逐艦、潛艦等都不會少。

Co-China周刊 | 向骏:台湾公投 核去核从?

台湾欲借公投解决纠缠已久的“反核/拥核”争议虽属无奈,但期待见猎心喜的政客没有“政治算计”岂非缘木求鱼? 3月1日台湾立院答询时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指政府发动核四停建公投是“庄家出老千”,行政院长江宜桦回以“赌输了就怪庄家是赌客没品”。9日废核游行风光落幕后,江宜桦表示任何可能发展及决定都必须审慎研究。此一转变显示像核电如此专业的议题不宜用充满“政治算计”的公投解决,列举拉美三次公投案例以供参考。 决定个人去留:智利皮诺契 1973年9月11日皮诺契(Augusto Pinochet)以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总统阿燕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后开始军事统治。将近17年的独裁期间固然有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但智利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却超过许多民主国家。与其他独裁政权更不相同的是,皮诺契居然于1988年10月5日就“是否同意继续执政”举行公投。 今年入围奥斯卡影展最佳外语片的智利影片《不》(No)就是以当年反对势力如何在公投中对抗皮诺契为内容。军政府破天荒给主张“No”的反对派每天15分钟全国电视联播时间,在半个月宣传期内可播出他们自行拍摄的节目和影片,政府支持的“Yes”赞成派则占用其他时段。从55.99%反对、44.01%赞成的公投结果看,皮诺契政府当时的支持率超过许多民主政府,可谓虽败犹荣。更难得的是皮诺契依公投结果于1990年3月11日“还政于民”,显示他是一位“知所进退”的独裁者。 满足政治野心:洪都拉斯赛拉亚 2006年1月宣誓就职的赛拉亚(José M. Zelaya)总统,任期四年。宏国宪法规定总统必须卸任10年后才能再参选,第239条甚至规定任何寻求修宪及延长任期的总统将自动失去总统职位。由于下次大选订于2009年11月29日举行,企图连任的赛拉亚自上半年起积极推动修宪公投。 3月24日赛拉亚以行政命令要求“国家统计局”于6月28日办理变相的公投——预备性投票,议题为“你赞成在2009年11月的大选中,包括由人民决定是否召开全国修宪大会的第四张选票?”6月23日国会通过法律禁止在大选前180天内举行公投,6月28日的公投因此成为非法。然在最高法院宣布违宪后赛拉亚仍一意孤行,结果导致6月28日清晨遭军方押解被迫流亡哥斯达黎加,并由国会议长代理总统。“公投”成为21世纪中美洲第一场政变的导火线。 解决国际争议:福克兰群岛主权 位于南大西洋的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1833年起由英国统治,现有居民2563人。阿根廷称其为马尔维纳斯群岛(Las Islas Malvinas)且坚称拥有主权。1982年,英、阿为主权归属爆发战争,阿根廷战败。近年来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附近海域钻探石油导致两国紧张升高。2013年3月10至11日福克兰群岛举行公投,结果1517张有效票中仅3票反对,即99.8%的选票赞成维持目前为英国海外自治领地的地位。阿根廷将公投斥为违法。 其实英国举行公投主要是给美国看的,因为奥巴马政府不愿承认英国拥有福克兰群岛主权。新任国务卿克里2月底访问伦敦时表示:“奥巴马总统和我对尚未举行的公投不予置评,美国承认英国在福克兰群岛的实际管辖权,但就各方宣称拥有该群岛主权,美国对此不持任何立场。” 美国如果公开支持英国恐难面对拉丁美洲,中国和俄罗斯反对“住民自决”,因为担心境内分离主义势力要求比照办理。 台湾欲藉公投解决纠缠已久的“反核/拥核”争议虽属无奈,但期待见猎心喜的政客没有“政治算计”岂非缘木求鱼

特级教师蒙冤 | [转载]危机下的变奏曲——国家转型

原文地址: 危机下的变奏曲——国家转型 作者: 信力建 1974 年 4 月 25 日 0 点 25 分,葡萄牙里斯本的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首名叫《高山颂》的歌曲。这首曲子暗藏玄机,是推翻独裁者 M. 卡埃塔诺的军事政变的信号。这场政变进行得十分顺利,没经历什么抵抗,就结束了曾经以类似政变而登上政治舞台的独裁政权。政变后持续了约 18 个月的动乱,最终亲民主的一方取得胜利。 在葡萄牙的民主化改造胶着之际,毗邻的西班牙正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着 20 世纪世界上最顺利、最和平的变革。 1975 年大独裁者佛朗哥寿终正寝,他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成为西班牙国王。戏剧性的是,佛朗哥将世界上最后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维持了 36 年,他的继承者却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年仅 37 岁的卡洛斯即位第二年,便任命青壮派苏亚雷斯为首相,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民主化改革。 1977 年,西班牙举行了 40 年来首次议会大选, 1978 年颁布了新宪法,整个民主化过程几乎兵不血刃,仅用了不到 7 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西班牙人等待了一百年的变革”,堪称民主化成功的典范。 以不一样的方式,完成民主转型,葡萄牙和西班牙可谓殊途同归。这两国的民主化改造亦成为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发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亚洲的菲律宾、韩国、台湾等不约而同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这股浪潮最终在八九十年代汇成大观,导致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等国发生了剧变。 关于民主化浪潮,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著名观点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有三次民主化浪潮。第一波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波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这一波波的民主化浪潮中,共有 100 多个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权,虽然不同国家因历史、政治、文化背景差异,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各有千秋,效果不同,但也正因此,令世界民主这一大势所趋有了形形色色的样本——成,可参考借鉴;败,可引以为诫。 纵观近代世界各国从威权走向民主的方式,大概可以归为如下类型。 外来力量推动型 这类国家的民主转型往往得益于强大的民主国家对其进行了民主化“外科手术”。作为当今世界上实行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国家,美国不仅甘当“世界警察”,对“国际医生”这一角色也乐此不疲。二战后美国的民主路线延伸至亚欧、中东,对诸多国家的民主化改造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以日本为例,二战后,美国单方面接管日本,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成为日本民主化“外科手术”的操刀者,他要让一个全新的日本“重新站起来”。 1945 年 10 月 4 日,盟军总部发出关于日本民权自由的指令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解除对政治、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一切限制,废除一切镇压和压制法令,释放一切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犯,取消一切新闻检查,解散一切镇压机构和宪兵队。接下来的大手笔是修改宪法和扩大选举权。麦克阿瑟让助手惠特尼主持修改日本宪法,其中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天皇皇位世袭,但不行使权力;日本不再拥有军队和交战权;废除封建制度,贵族特权只限于尚在的一代。经过一系列民主化“手术”,麦克阿瑟成功地将西方民主植根到日本本土传统政治文化中,消除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为其日后走向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在西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依样画葫芦积极地将自身的民主制度模式复制到西德,令民主之风大行其道。而韩国、墨西哥、东欧各国的民主转型背后,美国亦成为最有力的推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2003 年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仍希望以德日的改造为蓝本对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十年过去,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伊拉克的民主化之路道阻且长,可谓任重而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的种子已经在伊拉克种下。 内部矛盾触发型 此类国家往往因一件突发事件或重大的矛盾、危机而促成国家从威权转向民主,其实质是长期积郁的深层次政治、经济等矛盾,一触即发,一发则不可收拾,不成功,便成仁。 由内部矛盾的触动而引发国家转型有多种情形:如罗马尼亚因一名批评独裁者的牧师被捕激发了上万人游行,在中央广场上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引起万千齐鸣最终导致了齐氏独裁政权的倒台; 2010 年 12 月,一名突尼斯小贩的自焚令万民激惯,一股作气将政治强人本•阿里拉下了台;印度尼西亚的转型则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苏哈托 32 年独裁的军人政权在 3 天之内垮台。还有的情况是,国内矛盾的激化,民意迅速倾向于原本势弱的反对派,在有组织的反威权运动下,把国家拉上民主化的轨道,典型的代表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因社会矛盾加剧于 1980 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团结工会登上政治舞会,并于 1989 年取得合法地位,继而在大选中胜出,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波兰成为了东欧剧变中的领头羊。总之,形式多样,不一而足。 内部矛盾的触发带来的国家转型形式多样,效果也不一而足。有的一蹴而就,如罗马尼亚,印尼,埃及等。也有少数出现了倒退,如尼日利亚、苏丹等。有的则经历着一定时间的持续对抗,如利比亚,叙利亚等。但民主之势浩浩汤汤,转型往往给邻近国家带来示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 20 世纪末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捷克、斯洛伐克等爆发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和 2010 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震撼和巨变可窥一二。 执政者理性转变型 享廷顿曾将“执政的精英领头主动改革而实现民主”视为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优选,因为变革所引起的社会震荡最少,付出的代价最低,是最为可取的方式。当然这个代价低可以说是相对而言的,这种由下至下的民主化转型更多的是需要执政者有破茧重生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 曾经令中国亦步亦趋的老大哥前苏联,以及与大陆一衣带水的台湾的民主转型都是由上层建筑破釜沉舟,锐意推行的。至今,台湾的民主化转型颇为国人称道,但在民主化之前,台湾实行的是蒋家王朝威权政治,台湾的民主化之路经历了不少腥风血雨。而强有力的推手却是由世袭的威权统治者蒋经国来扮演的。自六十年代开始,蒋经国已经开始了对国民党自身的改造。蒋经国深解“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而民主宪政,是台湾走向光明未来的唯一出路。在执政的最后岁月里,蒋经国加快了台湾民主化的速度。 1986 年 4 月,蒋经国指定国民党中常委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等十二人组成专门研究和平民主转型的“革新小组”,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党内竞争选举、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台湾在民主宪政的路上迈开了大步。蒋经国的继任者、并在 1996 年成为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的李登辉毕生致力于宪政改革,成为 90 年代促成台湾民主化的关键人物,实现了政权和平转移。 位处拉丁美洲的巴西与我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所在大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为金砖五国成员。巴西的民主化改造也颇有代表性。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第三次民主浪潮涌入拉美,执政的军政府感受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锐不可当之势,内部了一些人开始探讨由威权体制向开放的法制的民主的政治体制过渡。军政府推行了政治“减压”计划,启动政治开放,修订宪法、实行了多党制和联邦制、放宽自由,举行大选。巴西的民主化改造虽然并不彻底,但成绩显著,算是开了好头,将来的路子相信会越走越宽。 三次民主浪潮,一百多个国家的转型,涵盖了人类可罗列的各种体制类型和影响因素,可见民主并不是西方独有的普世价值,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比较,足以昭显大势所趋,并有得失可鉴。所以,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不是该不该转型的问题:我们的人民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经济已跑步前进到世界第二的名次,而中国人的法制观念在加强,民主诉求愈发强烈。至于人民的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更不成为理由,我党当年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把人民群众号召到鞍下的。因此目前亟待解决的是怎样转型的问题。 亨廷顿眼中的上选之路,我党不妨一试,即由执政党进行有序的有组织的转型。可参考借鉴台湾、巴西等经验,加强政治改革力度, 完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行政治开明之风,先坐实人大政协选举,开放言论自由,党禁报禁。中国共产党是有着八千万党员的庞大的政党,只要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就有足够的自信去赢得民心,即使有行使多党制,执政党的地位也是难以动摇的。 《韩非子·喻老》中有一个扁鹊见蔡恒公的故事。扁鹊三次提醒蔡恒公:“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终因蔡恒公不肯就医最终病“在骨髓”连扁鹊也无奈何了。十八大强调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亦要警惕不要讳疾弃医,切勿置世界潮流于不顾,不明不白地走弯路。

信力建 | 危机的变奏曲——国家转型

作者: 信力建   1974年4月25日0点25分,葡萄牙里斯本的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首名叫《高山颂》的歌曲。这首曲子暗藏玄机,是推翻独裁者M.卡埃塔诺的军事政变的信号。这场政变进行得十分顺利,没经历什么抵抗,就结束了曾经以类似政变而登上政治舞台的独裁政权。政变后持续了约18个月的动乱,最终亲民主的一方取得胜利。 在葡萄牙的民主化改造胶着之际,毗邻的西班牙正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着20世纪世界上最顺利、最和平的变革。1975年大独裁者佛朗哥寿终正寝,他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成为西班牙国王。戏剧性的是,佛朗哥将世界上最后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维持了36年,他的继承者却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年仅37岁的卡洛斯即位第二年,便任命青壮派苏亚雷斯为首相,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民主化改革。1977年,西班牙举行了40年来首次议会大选,1978年颁布了新宪法,整个民主化过程几乎兵不血刃,仅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西班牙人等待了一百年的变革”,堪称民主化成功的典范。 以不一样的方式,完成民主转型,葡萄牙和西班牙可谓殊途同归。这两国的民主化改造亦成为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发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亚洲的菲律宾、韩国、台湾等不约而同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这股浪潮最终在八九十年代汇成大观,导致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等国发生了剧变。 关于民主化浪潮,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著名观点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有三次民主化浪潮。第一波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波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波波的民主化浪潮中,共有100多个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权,虽然不同国家因历史、政治、文化背景差异,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各有千秋,效果不同,但也正因此,令世界民主这一大势所趋有了形形色色的样本——成,可参考借鉴;败,可引以为诫。 纵观近代世界各国从威权走向民主的方式,大概可以归为如下类型。 外来力量推动型 这类国家的民主转型往往得益于强大的民主国家对其进行了民主化“外科手术”。作为当今世界上实行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国家,美国不仅甘当“世界警察”,对“国际医生”这一角色也乐此不疲。二战后美国的民主路线延伸至亚欧、中东,对诸多国家的民主化改造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以日本为例,二战后,美国单方面接管日本,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成为日本民主化“外科手术”的操刀者,他要让一个全新的日本“重新站起来”。1945年10月4日,盟军总部发出关于日本民权自由的指令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解除对政治、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一切限制,废除一切镇压和压制法令,释放一切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犯,取消一切新闻检查,解散一切镇压机构和宪兵队。接下来的大手笔是修改宪法和扩大选举权。麦克阿瑟让助手惠特尼主持修改日本宪法,其中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天皇皇位世袭,但不行使权力;日本不再拥有军队和交战权;废除封建制度,贵族特权只限于尚在的一代。经过一系列民主化“手术”,麦克阿瑟成功地将西方民主植根到日本本土传统政治文化中,消除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为其日后走向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在西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依样画葫芦积极地将自身的民主制度模式复制到西德,令民主之风大行其道。而韩国、墨西哥、东欧各国的民主转型背后,美国亦成为最有力的推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仍希望以德日的改造为蓝本对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十年过去,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伊拉克的民主化之路道阻且长,可谓任重而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的种子已经在伊拉克种下。 内部矛盾触发型 此类国家往往因一件突发事件或重大的矛盾、危机而促成国家从威权转向民主,其实质是长期积郁的深层次政治、经济等矛盾,一触即发,一发则不可收拾,不成功,便成仁。 由内部矛盾的触动而引发国家转型有多种情形:如罗马尼亚因一名批评独裁者的牧师被捕激发了上万人游行,在中央广场上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引起万千齐鸣最终导致了齐氏独裁政权的倒台;2010年12月,一名突尼斯小贩的自焚令万民激惯,一股作气将政治强人本•阿里拉下了台;印度尼西亚的转型则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苏哈托32年独裁的军人政权在3天之内垮台。还有的情况是,国内矛盾的激化,民意迅速倾向于原本势弱的反对派,在有组织的反威权运动下,把国家拉上民主化的轨道,典型的代表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因社会矛盾加剧于1980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团结工会登上政治舞会,并于1989年取得合法地位,继而在大选中胜出,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波兰成为了东欧剧变中的领头羊。总之,形式多样,不一而足。 内部矛盾的触发带来的国家转型形式多样,效果也不一而足。有的一蹴而就,如罗马尼亚,印尼,埃及等。也有少数出现了倒退,如尼日利亚、苏丹等。有的则经历着一定时间的持续对抗,如利比亚,叙利亚等。但民主之势浩浩汤汤,转型往往给邻近国家带来示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20世纪末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捷克、斯洛伐克等爆发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和2010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震撼和巨变可窥一二。 执政者理性转变型 享廷顿曾将“执政的精英领头主动改革而实现民主”视为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优选,因为变革所引起的社会震荡最少,付出的代价最低,是最为可取的方式。当然这个代价低可以说是相对而言的,这种由下至下的民主化转型更多的是需要执政者有破茧重生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 曾经令中国亦步亦趋的老大哥前苏联,以及与大陆一衣带水的台湾的民主转型都是由上层建筑破釜沉舟,锐意推行的。至今,台湾的民主化转型颇为国人称道,但在民主化之前,台湾实行的是蒋家王朝威权政治,台湾的民主化之路经历了不少腥风血雨。而强有力的推手却是由世袭的威权统治者蒋经国来扮演的。自六十年代开始,蒋经国已经开始了对国民党自身的改造。蒋经国深解“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而民主宪政,是台湾走向光明未来的唯一出路。在执政的最后岁月里,蒋经国加快了台湾民主化的速度。1986年4月,蒋经国指定国民党中常委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等十二人组成专门研究和平民主转型的“革新小组”,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党内竞争选举、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台湾在民主宪政的路上迈开了大步。蒋经国的继任者、并在1996年成为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的李登辉毕生致力于宪政改革,成为90年代促成台湾民主化的关键人物,实现了政权和平转移。 位处拉丁美洲的巴西与我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所在大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为金砖五国成员。巴西的民主化改造也颇有代表性。20世纪70年代末期,第三次民主浪潮涌入拉美,执政的军政府感受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锐不可当之势,内部了一些人开始探讨由威权体制向开放的法制的民主的政治体制过渡。军政府推行了政治“减压”计划,启动政治开放,修订宪法、实行了多党制和联邦制、放宽自由,举行大选。巴西的民主化改造虽然并不彻底,但成绩显著,算是开了好头,将来的路子相信会越走越宽。 三次民主浪潮,一百多个国家的转型,涵盖了人类可罗列的各种体制类型和影响因素,可见民主并不是西方独有的普世价值,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比较,足以昭显大势所趋,并有得失可鉴。所以,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不是该不该转型的问题:我们的人民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经济已跑步前进到世界第二的名次,而中国人的法制观念在加强,民主诉求愈发强烈。至于人民的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更不成为理由,我党当年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把人民群众号召到鞍下的。因此目前亟待解决的是怎样转型的问题。 亨廷顿眼中的上选之路,我党不妨一试,即由执政党进行有序的有组织的转型。可参考借鉴台湾、巴西等经验,加强政治改革力度, 完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行政治开明之风,先坐实人大政协选举,开放言论自由,党禁报禁。中国共产党是有着八千万党员的庞大的政党,只要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就有足够的自信去赢得民心,即使有行使多党制,执政党的地位也是难以动摇的。 《韩非子•喻老》中有一个扁鹊见蔡恒公的故事。扁鹊三次提醒蔡恒公:“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终因蔡恒公不肯就医最终病“在骨髓”连扁鹊也无奈何了。十八大强调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亦要警惕不要讳疾弃医,切勿置世界潮流于不顾,不明不白地走弯路。

陽光時務 | 阿藹 作為政治風景的婦女節

每年的人大與政協會議,一般會遇上三八婦女節。媒體例牌把焦點放在兩會裏的女性代表,尤其那些身穿少數民族服飾,很「東方」、很搶眼的女性,再輔上正面的標題,如「女性參政漸成中國政治風景線」或「女性參政非政治花瓶」。 然而,宣傳歸宣傳,事實又是另一回事。去年,全國婦聯婦女硏究所的調查顯示,中國女性人大代表的比例在世界女議員排名榜,從 1997年第 16位,下降到去年的第 56位。自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女性在全國人大代表中所佔比例,一直徘徊在21%,連續 30餘年並沒有實質增長,直至今年,才提高至 23.4%,但距離聯合國提出女性在議會中比例至少佔30﹪的目標,還存在很大差距。 人大代表,並無實質權力,一直被視為政治花瓶,當女性連充當花瓶的機會也缺乏,更遑論說擔任决策者。 全國婦聯在 2010年調查指出,中國政府 26名正部長中,只有 3名女性,在世界排名 61位,遠低於部分拉丁美洲及非洲的發展中國家。更令人唏噓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來,只出現過 4位女省長。 相反在經濟領域,中國婦女卻成績顯赫。2012年,全球女富豪頭十名裏,中國女性佔了七席。而整體來說,婦女的收入,已佔家庭收入 40%以上。 很明顯,中國女性的能量,在有意無意間,被引導到非政治的領域之中。婦女解放,未能改變兩性在政策上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及社會上的性別關係,而在資本主義的引力下,轉化為「消費解放」。 我們今天所說的「國際婦女節」,是 1910年在哥本哈根召開的社會主義第二國際會議時通過的,主要是為了爭取婦女的政治權利。而中國大陸的女性主義,一方面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為了走出傳統封建思想,配合經濟發展,一直强調女性要走出家庭,參與勞動,這就是所謂的「女性能撑半邊天」。 雖說自 1949年以來,女性未能與男性同工同酬,又面對工作和家庭的雙重擔子,而在國企改革時更是第一批下崗的工人,但她們確實走出了家庭,進入了生產的領域。 不過經濟地位的攀升,卻未能使她們自主。相反,女性因為有生育能力,成為國家調控人口政策的客體。毛澤東在 50年代提倡「人多好辦事」,鼓勵生育,結果在短短 20年增加了幾億人口,到 1970年代開始推行計劃生育,並於鄧小平上台後的1979年,確立為基本國策。國家權力直接進入女性的身體,並以婦女團體為中介,以發展之名與女性主義混和,變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女性主義。 計劃生育的殘酷,在莫言的《蛙》裏有很細緻的描寫,追捕超生孕婦最賣力的,也是女人。在國內,女性主義者並沒有就這個政策多作批評,當中不少更認為政策有助於女性從家庭的枷鎖和小農封建思想裏解放出來。難怪反對計劃生育的政治異見代表,是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儘管生育自主,是絕大部分西方及發展中國家的女性主義最重視的議題。 面對深入身體的國家權力,未能發聲的婦女們以不同的方式反抗:農村的一邊打工,一邊逃避計劃生育;新富起來的則繳付天價罰款去保住胎兒,近年更愈來愈多選擇離境產子。 香港的雙非嬰兒問題,某程度上也是國內新富抵禦計劃生育而衍生出來的結果。在一個壓抑政治參與的社會下,大家愈來愈相信權利可以透過交易而買回來,消費可以填補政治。 同樣的意識,存在女性的自我體現。她們放棄改變體制或性別社會關係,或透過消費去證明自己的價值,又或爭取出國去選擇一個讓自己舒服的體制。政治堵塞了,消費為個人提供出路。 三八婦女節前,只要在新浪微博搜一下「婦女節」,滿眼盡是消費廣告:花店、美容、蛋糕、門票優惠等等。婦女的政治權利,只停留在官方媒體的宣傳口號,在網絡公共空間成不了議題。我們更要追問的是,當被黨壟斷的國家與女性主義互相捆縛,女性如何有真正解放自主的可能?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專訪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 查韋斯遺產與拉美經濟體的挑戰

查韋斯讀《毛澤東語錄》   文/ 周澄 「查韋斯最大的遺產並不是意識型態的倡導與對弈,而應是他任內推動的拉美區域整合,這也是唯一能在現實挑戰現存美國經濟霸權的一個方面。」 查韋斯撒手人寰,各界紛紛急於為其人功過落定論。主流英語媒體大都以「獨裁者」和「民粹政治」貶之,網絡上的左翼聲音則推舉他是貧民眼中的英雄與改革者,爭議依然是擺盪於兩極的冷戰式二分思維。在香港媒體,深入的分析討論更加乏善足陳。同情查韋斯的少數聲音中,其中之一是曾著有《拉丁美洲真相之路》的香港戰地記者張翠容,在其個人博客直詞批評香港媒體的外電部門在翻譯時不加選取與平衡,甚至「不分青紅皂白,跟着美國的解讀」;曾旅居南美考察的香港社運人士龐一鳴,就在香港新聞網站《主場新聞》撰長文肯定查韋斯革命的貢獻,又認為很多評論「捉錯用神」,忽略了查韋斯領導的是「弱勢」政府。是耶非耶? 死訊公布當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即發聲明表示「重申對委內瑞拉人民的支持」,並希望「與委內瑞拉政府發展建設性的關係」和「促進民主原則、法治和尊重人權的政策」,除了為美國立場定調,也令評論聚焦在「後查韋斯時代」的兩國關係與拉美格局的變數。記者訪問本地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從查韋斯「反美鬥士」形象背後的現實談起。 「名不符實」的反美形象 查韋斯在國際上偶出「反美」狂言,又曾公開與卡達菲等政治狂人示好,加上西方媒體多年來的「獨裁」描繪,難免令人輕易將之歸邊。但查韋斯的「反美」表象在現實政治層面卻有名不符實之處,這說明委內瑞拉與美國的利益關係千絲萬縷,互為依賴,也或能反映查韋斯的政治謀略比外間想像中更要聰明。沈旭暉指出:「查韋斯執政最大的特色是他把經濟與政治分得很開。在經濟層面,其實他任內政策並無挑戰美國以至現存世界格局的核心利益,所以才可一直穩坐權力而不受國外威脅;在政治層面,他姿態上雖具反叛與挑釁性,但從不會超過關鍵的底線。」 查韋斯雖然曾透過與利比亞、伊拉克、伊朗和古巴等國家建立外交盟友關係來挑戰美國霸權,但他謹慎嚴守國際社會的共識規範,令西方國家難以有實質把柄指控他是「邪惡軸心」的一員。 「比如他與伊朗交往,同時又會高調反對伊朗對以色列的態度,又會表明只支持伊朗『和平使用核能技術』,而不支持伊朗擁有核武;查韋斯在 2000年訪問薩達姆掌權的伊拉克,成為該國在被西方制裁期間第一位到訪的國家領袖,但他也非常小心以『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輪任主席國元首名義而非委內瑞拉總統身分進行訪問,過程中亦沒有違反聯合國的禁飛區規定,而是從伊朗駕車跨過邊境進入伊拉克。」沈旭暉指。 此外,查韋斯也接受在反毒與反恐這類涉及國際普世價值的問題上與西方合作。這說明查韋斯需要呈現他的「反美」強人色彩,同時卻又不會在行動上公然向國際社會宣戰。 在經濟利益的層面上,美國與委內瑞拉的關係更不如外界想像中的對立,而是互相依賴、各為其主。查韋斯推動改革的最大戰略籌碼,是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他透過重新控制石油業來投資在社會福利建設贏取民心,但同時亦缺乏全面發展其他多元的產業,令國家經濟依賴單一的石油產業,更不可能一下子切斷與美國的雙邊經濟聯繫。 資料顯示,雖然美國自委內瑞拉入口的石油份額近年已有下降趨勢,但後者現時仍是美國第四大石油入口國。其次,委內瑞拉也需要引進美國的提煉技術。「查韋斯的干預與壓低價格的手段令外資石油公司不滿,但在美國國內,一般企業與商貿官員都並不把查韋斯視為敵人。不少美國外交官與智庫組織深知委內瑞拉的經濟現時不存在替代方案,因此早向政府指出沒有必要對查韋斯的反美姿態過分認真,只需在表明底線的基礎下維持兩國在經濟上的實際合作。而且,查韋斯的『反美』也不是鐵板一塊,比如他曾經對美國貧民施以廉價的石油援助,其中之一便是與麻省簽訂的協議,當時的州長,正是去年與奧巴馬競逐總統的羅姆尼。羅姆尼的正面回應也起了一定的影響力。」在查韋斯死訊公布當日,在國內以左翼立場見稱的紐約州的拉美裔眾議員 JoseSerrano更在個人 Twitter上公開致悼,讚揚查韋斯體察貧民。 查韋斯離世對政局影響微 因此,沈旭暉認為美國暫時亦沒有動機再次以 70年代的強硬手段介入南美政治,臭名昭著的「智利911」政變應不會重臨。但查韋斯在2002年被據稱美國主事的反對派政變中一度被趕下台甚至監禁,在兩年後的公投亦幸挾大半數民意重登總統之位,美國的盤算與角色又當如何理解?「國務院自然比較傾向由較溫和、親美的政黨執政,但事實上,誰當總統對美國的利益也不會構成重大影響。至於針對查韋斯政變與公投的兩度上落,其宣傳是針對美國,但真相未明。按現時局面,這種政治動盪只會停留在代理人式的爭鬥,不會以武力出兵作為手段。」 委內瑞拉在政治上不違背國際底線,經濟上又維持美國雙邊貿易、容許一街美式快餐在國內出現,「這就跟傳統理解的『反美國家』形象如伊朗、北韓大為不同。整體來說,內地學者則把這格局稱作『鬥而不破』。」沈旭暉指出。「最有趣的是,本來親美的委內瑞拉前朝精英或查韋斯的前度親信,反而會公開批評查韋斯言不符實,任內其經濟政策比以往更依賴美國。」但他認為查韋斯的做法亦有其合理性:「這不算存心虛偽,而是在現存條件下,推動大規模社會福利改革而要看到即時效果基本上只得一途。查韋斯在任時限制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權力制衡,又打壓反對派,但不至於出現嚴重侵權或好戰的行為。假如查韋斯沒有離世,而是持續執政,將來委內瑞拉的單一經濟一旦見底,恐怕會出現更極端的民粹或獨裁狀況。因此他如今離世而得以保存功名,也許是及時的。單一經濟體的失敗下場也可見於不少脫殖獨立的非洲國家,如加納與津巴布韋。」 拉美地區整合的基礎與挑戰 沈旭暉認為,查韋斯最大的遺產並不是意識型態的倡導與對弈,而應是他任內推動的拉美區域整合,這也是唯一能在現實挑戰現存美國經濟霸權的一個方面。查韋斯最早的嘗試是在2004年建立的「美洲玻利瓦爾同盟」(ALBA),雖然因局限在少數幾個左翼政權而未見實質成效,但依然對拉美國家隨後的區域整合起了促進作用。但依賴石油作為單一籌碼依然是主要問題。相對來說,巴西的經濟改革同樣具左傾色彩,卻因始終遵守財政原則而比委內瑞拉更有可持續性,亦更有條件被其他拉美國家參照採納。換句話說,巴西應是最能在可見將來成為拉美龍頭的國家及經濟體,但倘若見成,也不能說跟查韋斯建立的整合基礎沒有承先啟後的關係。 沈旭暉展望委內瑞拉局勢進展,認為即使反對派得以在民選中上台執政,也不見得會摒棄查韋斯奠下的福利國家模式:「某程度上這也是查韋斯另一項進步遺產。」 沈旭暉 研究國際關係的香港學者,現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全球研究課程主任、全球政治經濟研究碩士課程主任、香港亞太研究所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主編,美國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畢業、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畢業,定期於中港媒體發表國際關係評論,著有《Rediscover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國際政治夢工場》系列等。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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