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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苏联持不同政见和俄捍卫人权 区别与联系

莫斯科 — 俄罗斯当局最近对非政府组织的打压行动导致人权活动人士的工作环境急剧恶化。在莫斯科最近举办的一场讨论会试图解释今天的俄罗斯人权活动是否将倒退回前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打压NGO 人权人士将成持不同政见者*   在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诞辰92年之际,位于莫斯科的萨哈罗夫中心几天前专门举办了一场有关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和当今的俄罗斯人权活动之间的联系的讨论会。讨论会的参加者者认为,针对非政府组织的打压行动使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的处境变得非常艰难,俄罗斯的人权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将返回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目前的人权活动是否更象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及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将能帮助今天的俄罗斯人权活动,在今天俄罗斯政治气候下,讨论这些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今年春季莫斯科反政府示威中,一名示威者谴责当局打压监督选举的非政府组织“戈洛斯”。(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x 今年春季莫斯科反政府示威中,一名示威者谴责当局打压监督选举的非政府组织“戈洛斯”。(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知名记者斯维托娃说,打压非政府组织,实施“外国代理人法”等,这使俄罗斯的人权活动都变成了非法活动,人权活动人士也将因此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环境更险恶 普京体制不如苏共政权?*   斯维托娃说:“几乎所有参加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人士目前都面临非常大的危险,他们有可能在今天,或是明天,在任何时候被逮捕,被软禁,非政府组织也可随时被关闭。与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同,目前的反对派和人权人士完全无法指望能获得西方的支持和保护。”   斯维托娃说,根据苏联法律,当时对持不同政见人士判刑最高只能是7年,接下来就是流放。这期间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被驱逐国外,或是同在西方被捕的苏联间谍交换出国获得自由。但因为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在监狱中已经被关押9年多,从这个角度看,普京体制比苏共当局更坏。而反对派和人权活动人士今天的处境更加险恶。   *两个时代法庭记录非常相似*   斯维托娃的父亲在苏联时代曾是持不同政见者。斯维托娃把当年审判她父亲以及今天审判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比如朋克乐团“造反小猫”的法庭记录相比较后认为,这两个时代的法庭记录都及其相似。斯维托娃说,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由苏共政治局决定审判结果。目前俄罗斯的一些重要政治审判结果也是由领导人做出最后决定。   斯维托娃认为,苏联时代审判政治犯时法庭中坐满了身穿便衣的克格勃特工,外人很难入场。目前俄罗斯的政治审判都能公开,许多人能进场旁听,但本质上这两个时代的政治审判的区别并不大,因此,如同许多人仍然称赞斯大林,许多领域又能看到苏联的许多痕迹一样,俄罗斯正倒退回苏联时代。   *公民社会壮大 不同于苏联时代*   斯维托娃认为,唯一能让人感到有些欣慰的是,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仅局限在非常小的一群人里。但今天的俄罗斯人权活动却以正在壮大的公民社会为基础,支持者非常多,这使当局无法彻底禁止人权组织的活动。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目前是俄罗斯人权研究所所长的戈夫德尔比斯维托娃更乐观。他认为,俄罗斯社会这20多年来变化巨大。人权人士现在可以根据现有法律去监狱中监督那里的人权状况。甚至有国会议员提出大赦目前被关押的反对派人士,这些在苏联时代无法想象。   *相比过去有进步 当年经验今天有用*   戈夫德尔说,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已良知为基础,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时被捕的极少数持不同政见者身上。但今天的人权人士可根据法律至上的原则捍卫除了反对派之外,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同的社会上更广泛的群体。   戈夫德尔说,当年参加持不同政见运动的都是一些知识精英。但今天参加俄罗斯人权活动的人士来自包括工人,蓝领阶层在内的各个领域,这些都是巨大进步。 俄罗斯公民社会在发展。今年5月1日莫斯科反政府游行示威中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旗帜。(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x 俄罗斯公民社会在发展。今年5月1日莫斯科反政府游行示威中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旗帜。(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但戈夫德尔认为,苏联时代持不同政见运动积累的许多经验,比如收集当局从事政治迫害的信息,然后再把这些资料公诸于众等做法在今天普京政府加紧打压人权组织和反对派的背景下显得更加有用。   *人权活动更专业化 影响决策但怕被利用*   萨哈罗夫中心负责人卢卡舍夫斯基反驳了目前西方不重视和不支持俄罗斯人权活动的观点。他认为,从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到今天的俄罗斯人权活动,在2000年初时发生了本质的飞跃。那就是大批专业人士,象律师,记者等纷纷加入到人权活动中,这使俄罗斯的人权活动变得更加专业化。在这一基础上,俄罗斯人权组织可以在可以在平等的基础的上同当局展开对话谈判,并影响当局的决策。   但参加讨论会的一些人士认为,当年持不同政见人士根本无法同苏共政权合作。在叶利钦时代,人权人士曾同当局合作。但许多人权人士对是否应同普京政府合作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们认为,普京体制比一些人当初想象更加狡诈,同当局有合作经验的一些人权人士都有被出卖和被利用的感觉。   *切断资金 人员流失 面临新挑战*   来自俄罗斯反对派的人权活动人士巴拉巴诺夫在发言中说,当局现在切断对非政府组织的外来资助,这可能导致专业人员大批流失,这将严重影响俄罗斯人权活动的专业水平。     巴拉巴诺夫说:“正如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初和2000初一样,目前许多专业人才,比如一些年轻有为的律师都面临选择,在没有财政资助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继续留在非政府组织或是人权机构内。因为这些人需要考虑自己的生计和事业前途,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前景悲观*   一些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对未来的前景都很悲观。一名发言者说,当局对非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检查时,要求许多非政府组织出示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文件,其实就是找借口关闭这些组织。   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曾是萨哈罗夫的助手,目前是俄罗斯捍卫人权运动领导人的帕诺马廖夫说,在当局的打压下,他不排除俄罗斯的人权活动未来将全部停止的可能。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捍卫人权运动领导人帕诺马廖夫在去年夏天的莫斯科反政府集会上发言。(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x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捍卫人权运动领导人帕诺马廖夫在去年夏天的莫斯科反政府集会上发言。(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帕诺马廖夫说:“最坏的情况将是,我们将丧失活动场地和办公室,我们将呆在自己的公寓住宅中,这就如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新闻发布会也只能象苏联时代那样邀请记者到我们的住宅中召开。当然走这条道路将使俄罗斯完全被孤立。”   *持不同政见源于体制 组建公民反抗力量*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诞生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主要起源于一些知识界人士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镇压布拉格之春的不满。但也有人认为,最早应追溯到苏共镇压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引起苏联知识界反弹。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也来源于体制之内,比如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就是苏联氢弹之父。   俄罗斯人权研究所所长戈夫德尔认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组建了针对共产党政权的公民反抗力量。 fullrss.net

六四历史照片现身中文百度网

VOA记者: 申华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VOA 百度网上出现的有关六四事件照片的截屏 至于目前的蛛丝马迹是否就是有可能平反六四的舆论和行动先导,戴晴认为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在中国网上严遭屏蔽的有关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的照片,星期天出现在搜索引擎百度图片搜索结果中。美国之音日前收到热心听众的电子邮件,告知在中国大陆的百度网站上,已可以搜索到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照片。美国之音今天(3月25号)傍晚在华盛顿随即进行的核实中也获得同样结果。 *如法炮制* 在百度图片搜索中,输入“六四  0天安门”后,记者便看到了与那次血腥历史事件有关的图片搜索结果,并能随意将任一图片点击打开。在栏目的第一页上,有七幅六四照片出现,其中包括:学生簇拥民主女神像,躺在地上的死难者和自行车,纪念碑基座上的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和遗像,以及戒严部队身后的人民大会堂等。其余页面上也能搜到大批六四照片。 上述六四天安门事件历史照片得以出现在百度图片搜索中的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听众和记者搜索的方法,也不是一般常规搜索方式。 *天安门母亲的关注* 一直为平反六四事件奔走,六四事件中自己痛失爱子的天安门母亲之一的丁子霖对美国之音说,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以来,她一直关注有关动向,不过还很难判断有关平反六四问题的走向。 她说:“到现在为止,问题还很难说。自从前两天英国金融时报独家报道,说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温家宝在高层近年来曾经三次提出平反六四。加上百度发出这些照片。当然,这些消息跟我直接有关。我是六四难属,当然密切注视这些情况。但是这些消息,尤其是金融时报的消息,我未经证实。” 丁子霖说,温家宝那是否是表演需要以后的事实来检验:“温家宝记者招待会我全部看过了。余杰去美国前我们一年能见几次面,他对温家宝完全是负面的看法。温家宝这是表演呢,还是真的很沉重,这也要以后的事实来检验。如果,他真有诚意,想在任内(启动)政改,中国的政改是很艰难的,任内完成(政改)是苛求他了,但是如果任期内能够启动,那就算不错啦。” *对“六四”一再降格* 戴晴是中国异议作家,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因为支持不同政见者在同年7月14日被捕并在秦城监狱关押,次年1月21日被释放后被监视居住三个月。听到能够从百度网上搜索到六四事件照片的动向时,她对美国之音说,事实上六四以来当局一直在试图修正对六四的说法,她呼吁开明政治家应该充分利用六四这种政治资源。 戴晴说:“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从江泽民当政的时候,当局对动乱和暴乱的提法,就在不断地降格,降格,降格,最后变成了一个风波。我觉得,中国在李鹏之后,以及江泽民执政的时候,他们就在想着中国老百姓的民意,以及国际上的压力,他们就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 *是资源,不是包袱* 至于目前的蛛丝马迹是否就是有可能平反六四的舆论和行动先导,戴晴认为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另外,她不大认为,今年就会出现令社会震惊平反六四的大动静。不过,趋势是逐渐朝这个方向前进。她重新再次呼吁:在平反六四天安门事件问题上,中国官方和遇难者家属应该“互动”,当代中国政治家不应把当年六四事件当成包袱,而应将其作为一笔推动社会变革的宝贵“政治资源”。

囚徒的梦想:一个反对者的狱中手记(1)/李方

(小贴士:此书稿2004年11月-2005年1月于狱中偷偷写成,后经难友设法秘密带出监狱。2010年本人出狱后取回,携带至泰国。 (博讯 boxun.com) 李方,原名李焕明,陕西安康人,1972年生。1993-1996年被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下狱3年,2001-2010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下狱9年。虽经多年改造,现仍未悔改。) 1...

德国之声 | “康师傅”时代要落幕了?

据《法制日报》消息,中央政法委将集中培训3300多名中国地方党委政法委书记。分析人士认为有迹象显示,现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事涉薄熙来事件,恐难自保。网络上也盛传“康师傅出事了”。 (德国之声中文网)《法制日报》3月22日消息,中央政法委将集中培训中国地方党委政法委书记,首期将从下周开始,至4月底大规模培训开始,届时,将有3300多名省、市、县三级地方党委政法委书记参加培训。 该报道透露中央政法委队伍建设指导室负责人强调,此次培训将使各地政法委书记学习领会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法综治工作的决策部署,提高思想认识和准确把握大局、驾驭复杂局面等。 网友"丁叮猫"在Twitter微博上转发该消息的同时,亦不忘调侃:"看来康师傅确实破产了"。早前海外多维网等报道,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事涉薄熙来事件,官职难保。大陆网民也在微博上,为规避审查,以方便面品牌"康师傅 "代替周永康,盛传在薄熙来事件中,周永康力保薄熙来,与温家宝展开决战之势。另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现任天津市书记张高丽可能接掌中共政法大权。 媒体人文涛在微博发出推文称,新华网周永康活动报道专题中,周永康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一文已被撤下。英国《金融时报》也曝料,一名与中国的安全机构有紧密联系的人士说已有高层命令,周永康不能再公开露面,或参加高层会议:"某种程度上他已被控制了。" "周永康就是中国的贝利亚" 周永康在2002年12月接任公安部部长;2007年10月,成为中央政法委书记。有传言周永康妻子为江泽民侄女。周永康也被指江系人马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周永康任职公安部及政法委书记期间,加强对维权人士、异见人士和媒体记者的打压,另外他也直接对法轮功练习者、新疆、西藏等地的抗议者进行镇压。 另据早前多家海外媒体报道的维基解密消息,周永康和李长春曾下令封锁网络,二人是2010年Google退出中国事件中背后的高层人物。维基解密还证实,周永康设在加拿大的帐户上有2000万美元存款,用以在加拿大建立校园共青团组织及中共力量的渗透。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认为,周永康在任的角色相当于前苏联的克格勃头目贝利亚:"用共产党自己的话来说,周永康是一个掌刀把子的,整人、抓人、杀人的权力掌握在他的手上,前苏共内务部长贝利亚也是做同样的事情,那些对斯大林有异见的,都被他收拾了,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一上台就干掉了贝利亚,周永康就是中国的贝利亚,他们用这种'特务治国'方式,打压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 "周永康及背后力量与胡温的矛盾已经表面化" 3月8日,周永康参加了重庆代表团的审议,肯定了薄熙来在重庆的工作。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周永康成为第一个明确力挺薄熙来的政治局常委;3月12日周永康也参加了重庆代表团会议。 据此,金钟认为周永康及江派与胡温的矛盾,在重庆事件上已经表面化:"有消息人士透露,对王立军、薄熙来怎么处理,两派发生了矛盾。胡温主张严厉加以处理,胡锦涛有八个字'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周永康强调将王立军事件与薄熙来分开。" "胡温动周永康将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对于近日关于周永康的传闻与网民揣度的迹象,金钟认为目前胡温政权不太可能直接对周永康痛下杀手,但会采取钳制其力量的措施:"我们从大的背景上来分析的话,胡温动周永康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因为我们听说在常委内部达成共识,常委以下可以动,常委则谁都不能动,实际上是在维持一种恐怖的平衡。当然国内的整个政策是维稳,如果高层都斗起来,他们担心失控。" 另外金钟也分析胡温不能轻易对周永康动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周永康在公安政法系统掌控多年,已经打下强大的根基,包括武警、公安等力量甚至可与军队抗衡,且胡温与周永康等派系在利益上本就是一致的, "对待周永康最大的可能性,周永康原本肯定要在十八大下台的,胡温何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折腾这么大的事情,除非抓到周永康要造反、谋反或类似王立军一样的事件,可以一棍子将其打死。不然的话,体制内的是非和争斗,他们是不会动的。" 但金钟也表示,即使是周永康下台,中国的政治进程亦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即便他们将周永康打垮,也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可以由此起步。" 作者:吴雨 责编:苗子

OhMyMedia | 南方都市报:明代东西厂和锦衣卫对官民的防范和监视

◎四一知名网友 明代司法机构分为中央三法司和地方司。三法司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刑部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掌复核,也有部分最高法院的功能;都察院是监察机关,兼理刑名,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检察院。地方司则包括依照行省设置的提刑按察使,府县两级的知府、知县等。 但在国家法定的以三法司为首的司法机构之外,明代还存在由皇帝直接支配和操纵(有时实权也落于宦官之手,但名义上仍是皇帝管控)的秘密警察系统,从侦查、拘捕到审讯及执行,做足全套。所谓“缉访于罗织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法律失去自己的位置,司法受到极大扭曲。这套系统,历史学家一般称作“厂卫”,主要功能是侦查官员和民众的言行,不经正式司法机构之手,也无须遵循严格司法程序,可将嫌疑人直接下狱刑讯并处罚。 厂卫之酷,贯穿有明一代,即使在以宽厚著称的孝宗朝,也未能取缔。厂卫之反法制本质,《明史·刑法志》论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有遗民在明朝覆亡后,发出“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之叹,泣血锥心,实不夸大。 厂卫之机构,包括锦衣卫和东厂、西厂(明宪宗时汪直创建,后被废)及内行厂(明武宗时增设,只短期存在)。厂卫机构总部设于京师,在地方也有诸多分支机构。 锦衣卫俗称“缇骑”,最多达到十五六万人。其由朱元璋创立,除传统仪仗、警卫职责外,还兼管刑狱,名唤“诏狱”,专门侦查“不轨妖言”,可不经司法机关,直接逮捕拷讯有危害皇权统治嫌疑的人员,其刑罚决定三法司也无权更改。 厂则是由司礼太监主管的秘密警察系统,只有东厂一直持续到明朝覆亡,此处姑且专叙东厂。东厂役长、番役均自锦衣卫中挑选,轮流外出侦查,一是听记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和北镇抚司审案,一是打听官员情况及各种民情。侦查结果通常会写成报告,直接送交皇帝。东厂同样有独立的逮捕、审讯和判决权,除非有圣旨,司法机构甚至内阁都不能过问。 厂卫的秘密警察性质,可由其职权充分体现。首先是秘密拘捕权。明代官府抓人,需要“符”(逮捕者的身份证明)以及逮捕证明,但厂卫无须“符”,只凭“驾帖”(逮捕证)就可千里之外跨省追捕。到明中期以后,厂卫甚至无须“驾帖”即可任意逮人。其次是秘密审判权,厂卫均可自设法庭,秘密审讯。再次是秘密关押权,一下诏狱、厂狱,即如堕十八层地狱,少有生机。若冤死狱中,也无从投诉。最后是独立处罚乃至处决权,旁人无法过问。 厂卫之酷烈,于成化朝的汪直、正德朝的刘瑾、天启朝的魏忠贤三个时期最甚,又以魏忠贤时期最为黑暗和漫长。 天启年间,魏忠贤以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是实际上独裁最高权力的“九千岁”。其时秘密警察多如牛虱,不论百姓或官员,莫不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有平民与朋友在密室喝酒,大骂魏忠贤,立被东厂番役捕去,凌迟处死。当然,厂卫监控更多的还是官员、士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一人犯忌,亲朋好友皆受株连,随时有送命可能。魏大中被逮,有司不通知其家属所系何地,大中的儿子只能偷偷跑到京师,想刺探父亲的消息,还得“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杨涟被捕下狱,他的一个朋友苏继欧,已经削籍回乡,且为人低调隐忍,本不至于招杀身之祸,但为同里阉党恐吓,竟自己上吊而死。周顺昌被下诏狱,朱祖文进京访周的朋友,战战兢兢如新娶之妇,和人接洽,只在萧寺古庙之中,信件常折成指头大小,藏于鞋袜,或糊之壁间。秘密警察的恐怖,将有良心而未附阉党的知识分子个个逼成潜伏的“余则成”。 魏忠贤的秘密警察统治,可谓网罗森严,为达到“未雨绸缪”、“一网打尽”的目的,他和厂卫中人拟了不少黑名单,以防范、监视名单中人,随时将之构陷、逮捕、刑讯、处罚。 当时最著名的黑名单,是魏忠贤的干将王绍徽拟进的《东林点将录》和崔呈秀的《同志录》,此外魏应嘉、邵辅忠、卢承钦、岳和声、阮大铖等人也都拟有名单。后来魏的刽子手许显纯逮人,就以上述名单为基础,钱谦益回忆说,“显纯操刀,每出片纸,姓名累累如保牒。” 在魏忠贤掌权时期,大狱屡兴,前后诛杀朝臣名士不下百人(《先拨志始》记:每死一公,许显纯就剔其喉骨,以小盒封盛,交给魏忠贤以示信),无辜平民则以千计,基本上都是依靠厂卫之秘密警察系统。其狱之酷,《明史》诸传及明末野史有详尽记述,太过残忍,暂不征引。只摘方苞记史可法狱中见左光斗之《左忠毅公逸事》一段,可见一斑:“左公……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史可法)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左光斗之肺肝虽铁石铸造,终未能熬过黑狱,惨死其中。与他一同下狱的清流名士,也多遭酷刑致死。至今读这段历史,犹觉胸中耿耿,如有阴冷剑戟搅动活人生肉。 后来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倒台,此前的黑暗诏狱部分得到昭雪。但秘密警察统治并未结束,因为崇祯帝自己又搞起来,不但加强厂卫侦缉,还弄许多经济特务和军事特务。秘密警察的势焰较魏忠贤时代一点也不减弱,特务们对官员可玩弄于股掌,有次竟将京师附近各县县官一起免职,对老百姓更是生杀予夺,常因抢掠不成,将平民肆意逮虐。这帮秘密警察一到甲申明亡,又带头投降,期盼在新统治者手中“再建新功”。不过李自成没待见他们,不是打杀,就是赶走。沦落民间的过去的秘密警察们,被民众追逐喊打,只得“哀号奔走,青肿流血”,衣服被扯得稀烂,随身的钱也被抢得精光。 其实秘密警察头子,还真没几个有好下场。前面说的魏忠贤,只落个自杀下场;再早的刘瑾,则遭凌迟处死;而西厂的缔造者汪直,最终被放逐南京御马监,废弃而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有明一代,厂卫领袖基本都是宦官,这句格言,不但印证了他们的生前,也落实了他们的身后。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2.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中外历史上的“秘密逮捕”制度

    欧洲历史上“密札逮捕”制度的兴衰        ◎沈彬 法律工作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1775年12月一个月夜,巴黎街头,医生马奈特被一辆马车拦停,他被厄弗里蒙侯爵兄弟强迫出诊。因为见证这对贵族兄弟淫邪杀人的罪行,他写信举报,不幸举报信落到侯爵兄弟手中。然后,他就突然“消失”了。他的夫人多方打听其下落,却杳无音讯,2年之后抑郁而死。        原来,他被关进了巴士底监狱,被关了整整18年,后来,因为厄弗里蒙侯爵失去恩宠,他才获释出狱。这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情节;而这种秘密逮捕制度,就是法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密札”制度(Lettre de cachet,直译为附有印章的信,也译成“空白逮捕令”)。        这个制度来源于罗马法里“国王不受法律约束”的思想。到了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发展出了极端的封建专制。“朕即国家”意味着国王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对臣民可不经过必要的审判制度,就直接予以处罚。政治和宗教迫害也常常是逮捕的原因;更加危险的是,路易十四经常将密札作为赏赐,赠与自己亲信;只签国王名字,却下被捕人名字的空白,赋予了贵族随意逮捕别人的权力。        贵族们也利用“密札”做一些法律不方便做的事。比如著名的色情作家萨德侯爵(M ar-quis de Sade)荒淫无耻,连做修女的小姨子都不放过,严重辱没家族。他的那个有背景的丈母娘,就弄来“密札”把他投进了监狱,之后又转到了著名的巴士底狱。后来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时,萨德就在里面。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也是“密札逮捕”制度的受害者。        总之,法国封建制度后期,秘密逮捕制度制造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大活人平白无故就“合法”失踪了,不用通知家属,也不知道被捕的原因,不用审判,也没有明确刑期。不仅草根市民谈虎变色,就是贵族之间也是人人自危,比如著名立宪派政治家米拉波伯爵,就是被他的父亲用“密札”抓进牢里的。这种恐怖的社会氛围,是促成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并且大批的贵族毅然参与到革命当中,因为在这个制度中,谁都没有安全感。        大革命中,密札逮捕制度被制宪会议所废除,法国于1791年制订第一部《宪法》,意在严防国家滥用权力,第7、9、12、16条都涉及到限制逮捕。第7条规定: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否则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第16条规定:即使在法律准许逮捕的情况下,将公民带至、接受或者拘留于非公开合法指定为拘留所之处者,以擅自拘留论罪。这成为现代刑事制度中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思想渊源。        在英国,逐步废除“普通搜捕令”(gen-eral w arranty),建立现代逮捕制度,稍早于法国。虽然,当年英国已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并且也有《人身保护法》等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但刑事搜捕制度,还部分延续着中世纪的野蛮。事情在1763年,因为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案有了变化。威尔克斯是英国的议员,办了《苏格兰人》报批评政府,把25岁的年轻国王惹恼了。大臣哈利法克斯按当时的习惯,写了一纸“普通搜捕令”:叫御差去逮捕报纸的“撰稿人、印刷者和出版者”。请注意,这个“搜捕令”并没有明确逮捕的人名,这就等于给了御差随意抓人的权力。此前,大臣签署的这种无人名的“普通搜捕令”,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不过,这次英国人不再忍受了,法律界一致认定“普通搜捕令”违法;之前因为诽谤政府被御差抓过的印刷商,也提起一系列诉讼。最终法院判决:普通搜捕令制度违法。这就敲响了野蛮、随意逮捕公民制度的丧钟。英国著名大法官丹宁勋爵,将该案作为影响英国历史的案件写入了《法律的界碑》一书。        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在现代逮捕制度上殊途同归:一是强调逮捕制度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对逮捕程序有严格限制。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只有逮捕制度,没有由警方自己决定抓人的刑事拘留;原则上,警察抓人,要先向司法官申请逮捕令,逮捕令上写明逮捕对象的名字、涉嫌罪名,绝对不允许用空白逮捕令抓人;只有对现行犯,或者行迹明鲜可疑者,可先予以逮捕,是谓“无证逮捕”,是一种例外情况。并且,由于刑案中要保障当事人的受辩护权,甚至规定警察讯问时,要保障律师的“在场权”,所以电影里有台词“律师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以上种种根本上杜绝了“秘密抓捕”的可能性。        当然,人类的历史也走过弯路。比如,纳粹德国于1933年开始执行“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这个“保护”就是“党卫军”(Schutzstaffel)的那个“卫”———抓捕、拘禁公民,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法院也无权守问。事实上,纳粹德国除把法院系统纳粹化,还在司法系统之外设立了盖世太保的政治警察制度,形成了双司法系统,便于其实施法西斯统治。        1933年,时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戈林称:可以以行政命令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民党党员搞“保护性拘留”。当年,大约有2.7万人被长期或短期移送“保护性拘留”。监禁的场所,并不是普通监狱,而是由党卫军(早期冲锋队也参与)管理的集中营。事实上,集中营中关押的,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犹太人,还有就是“保护性拘留”者、同性恋、酗酒者等等。这种秘密抓捕、法外施刑的制度,连当年纳粹的司法部长居特纳也看不过去,在1934年向希特勒提出要关掉集中营。希特勒回答说:“为时尚早。”纳粹德国的非法拘捕制度的最后结局,大家都知道了。        明代东西厂和锦衣卫对官民的防范和监视        ◎四一 知名网友        明代司法机构分为中央三法司和地方司。三法司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刑部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掌复核,也有部分最高法院的功能;都察院是监察机关,兼理刑名,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检察院。地方司则包括依照行省设置的提刑按察使,府县两级的知府、知县等。        但在国家法定的以三法司为首的司法机构之外,明代还存在由皇帝直接支配和操纵(有时实权也落于宦官之手,但名义上仍是皇帝管控)的秘密警察系统,从侦查、拘捕到审讯及执行,做足全套。所谓“缉访于罗织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法律失去自己的位置,司法受到极大扭曲。这套系统,历史学家一般称作“厂卫”,主要功能是侦查官员和民众的言行,不经正式司法机构之手,也无须遵循严格司法程序,可将嫌疑人直接下狱刑讯并处罚。        厂卫之酷,贯穿有明一代,即使在以宽厚著称的孝宗朝,也未能取缔。厂卫之反法制本质,《明史·刑法志》论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有遗民在明朝覆亡后,发出“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之叹,泣血锥心,实不夸大。        厂卫之机构,包括锦衣卫和东厂、西厂(明宪宗时汪直创建,后被废)及内行厂(明武宗时增设,只短期存在)。厂卫机构总部设于京师,在地方也有诸多分支机构。        锦衣卫俗称“缇骑”,最多达到十五六万人。其由朱元璋创立,除传统仪仗、警卫职责外,还兼管刑狱,名唤“诏狱”,专门侦查“不轨妖言”,可不经司法机关,直接逮捕拷讯有危害皇权统治嫌疑的人员,其刑罚决定三法司也无权更改。        厂则是由司礼太监主管的秘密警察系统,只有东厂一直持续到明朝覆亡,此处姑且专叙东厂。东厂役长、番役均自锦衣卫中挑选,轮流外出侦查,一是听记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和北镇抚司审案,一是打听官员情况及各种民情。侦查结果通常会写成报告,直接送交皇帝。东厂同样有独立的逮捕、审讯和判决权,除非有圣旨,司法机构甚至内阁都不能过问。        厂卫的秘密警察性质,可由其职权充分体现。首先是秘密拘捕权。明代官府抓人,需要“符”(逮捕者的身份证明)以及逮捕证明,但厂卫无须“符”,只凭“驾帖”(逮捕证)就可千里之外跨省追捕。到明中期以后,厂卫甚至无须“驾帖”即可任意逮人。其次是秘密审判权,厂卫均可自设法庭,秘密审讯。再次是秘密关押权,一下诏狱、厂狱,即如堕十八层地狱,少有生机。若冤死狱中,也无从投诉。最后是独立处罚乃至处决权,旁人无法过问。        厂卫之酷烈,于成化朝的汪直、正德朝的刘瑾、天启朝的魏忠贤三个时期最甚,又以魏忠贤时期最为黑暗和漫长。        天启年间,魏忠贤以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是实际上独裁最高权力的“九千岁”。其时秘密警察多如牛虱,不论百姓或官员,莫不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有平民与朋友在密室喝酒,大骂魏忠贤,立被东厂番役捕去,凌迟处死。当然,厂卫监控更多的还是官员、士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一人犯忌,亲朋好友皆受株连,随时有送命可能。魏大中被逮,有司不通知其家属所系何地,大中的儿子只能偷偷跑到京师,想刺探父亲的消息,还得“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杨涟被捕下狱,他的一个朋友苏继欧,已经削籍回乡,且为人低调隐忍,本不至于招杀身之祸,但为同里阉党恐吓,竟自己上吊而死。周顺昌被下诏狱,朱祖文进京访周的朋友,战战兢兢如新娶之妇,和人接洽,只在萧寺古庙之中,信件常折成指头大小,藏于鞋袜,或糊之壁间。秘密警察的恐怖,将有良心而未附阉党的知识分子个个逼成潜伏的“余则成”。        魏忠贤的秘密警察统治,可谓网罗森严,为达到“未雨绸缪”、“一网打尽”的目的,他和厂卫中人拟了不少黑名单,以防范、监视名单中人,随时将之构陷、逮捕、刑讯、处罚。        当时最著名的黑名单,是魏忠贤的干将王绍徽拟进的《东林点将录》和崔呈秀的《同志录》,此外魏应嘉、邵辅忠、卢承钦、岳和声、阮大铖等人也都拟有名单。后来魏的刽子手许显纯逮人,就以上述名单为基础,钱谦益回忆说,“显纯操刀,每出片纸,姓名累累如保牒。”        在魏忠贤掌权时期,大狱屡兴,前后诛杀朝臣名士不下百人(《先拨志始》记:每死一公,许显纯就剔其喉骨,以小盒封盛,交给魏忠贤以示信),无辜平民则以千计,基本上都是依靠厂卫之秘密警察系统。其狱之酷,《明史》诸传及明末野史有详尽记述,太过残忍,暂不征引。只摘方苞记史可法狱中见左光斗之《左忠毅公逸事》一段,可见一斑:“左公……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史可法)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左光斗之肺肝虽铁石铸造,终未能熬过黑狱,惨死其中。与他一同下狱的清流名士,也多遭酷刑致死。至今读这段历史,犹觉胸中耿耿,如有阴冷剑戟搅动活人生肉。        后来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倒台,此前的黑暗诏狱部分得到昭雪。但秘密警察统治并未结束,因为崇祯帝自己又搞起来,不但加强厂卫侦缉,还弄许多经济特务和军事特务。秘密警察的势焰较魏忠贤时代一点也不减弱,特务们对官员可玩弄于股掌,有次竟将京师附近各县县官一起免职,对老百姓更是生杀予夺,常因抢掠不成,将平民肆意逮虐。这帮秘密警察一到甲申明亡,又带头投降,期盼在新统治者手中“再建新功”。不过李自成没待见他们,不是打杀,就是赶走。沦落民间的过去的秘密警察们,被民众追逐喊打,只得“哀号奔走,青肿流血”,衣服被扯得稀烂,随身的钱也被抢得精光。        其实秘密警察头子,还真没几个有好下场。前面说的魏忠贤,只落个自杀下场;再早的刘瑾,则遭凌迟处死;而西厂的缔造者汪直,最终被放逐南京御马监,废弃而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有明一代,厂卫领袖基本都是宦官,这句格言,不但印证了他们的生前,也落实了他们的身后。        东德的线民和秘密档案开放        ◎沈旭晖 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        2003年,德国政府决定将前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STASI)秘密档案全部向公众开放。档案全长200公里,厚达21 .25亿页,放在整座大厦供当事人查案,如此规模浩大的翻旧账可谓世界纪录。这时,东德人才发现全国整整1/3人口都有档案建立,同样数目的人曾向秘密警察告发亲友,从查档发现历史,这就是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T heL ivesof O thers)剧本的现实基础。然而告密人究竟算是合作者、刁民还是受害人,其实已不可能判断,像电影那样发现一位好心秘密警察的可能性极小,发现亲密战友夫妻子女出卖自己的可能性极大。电影对开放档案持“面对历史”的正面态度,并非德国一致共识,在国内也曾惹起争议。        教皇本笃十六世被揭发年轻时曾加入希特勒青年队,依然成为教皇,他的同业就没有这么幸运。前东德天主教行政总管史托菲(M anfredStolpe)在德国统一后成为交通部长,原来被视为“东德良心”,档案却揭露他曾为秘密警察当卧底25年。波兰著名神父、已故教皇约翰保禄二世的同乡兼亲密战友海莫(K onradStanislaw H ejm o)2005年被揭发曾任秘密警察,监视对象正是教皇,也是源自德国算账风,掌管档案的波兰国家纪念院(IPN )负责翻旧账,同时意外发现的还有波兰秘密警察为教皇捏造情妇的故事。东德末代足球先生古斯科、球迷熟悉的勒沃库森足球会的德国前锋基尔斯滕,也是档案披露的斯塔西线人,监视对象自然少不了来自东德的世界足球先生萨默尔。德国是对历史负责的民族,这值得嘉许,但电影“告密者总是软弱”的暗示,则未免过分简化、残忍。旧闻揭下去容易黑白分明,国家繁荣时,过来人可一笑置之;一旦出现金融风暴还是什么,人性,就难免爱算总账。毕竟,看过这类电影的观众容易在道德高地审判“谁是好人”。这结论,却是翻文档不可能弄明白的。《窃听风暴》上映时,某曾任东德秘密警察的男配角父亲参加首映被认出,激起公愤,被逼向公众道歉才能平息众怒。又是一个疮疤。        正史中的东德文化人圈子有点像嬉皮士,集体住在东柏林一个租金便宜、啤酒便宜、召妓便宜的旧城区,也许就像今日北京的798旧工厂文化村。《窃听风暴》的东德文化人却甚少嬉皮味,比正史政治化得多,而且都是关系多多的社会精英,广受上层官僚重视,主角更被称为“唯一同时获东西方重视的东德作家”,属于一个更小的小圈子。在小圈子内坚持“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容易的,但他们的话语、他们的贝多芬,其实不太落地。东德百姓不满经济下滑、甚至要靠西德借贷,知识分子就不大能感觉到,因为他们物质上属于既得利益层,从电影可见他们的中产公寓环境优美,还有钢琴。电影提及的《明镜》杂志对德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但也经常被批评借助专家用语扭曲事实和装作中立,特别是在文化人更似精英的当年。前集权政治下的文化精英到了民主社会,创作往往大为失色,这并非偶然。        要说“人性光辉”,另一部类似题材的电影《再见,列宁》虽是黑色喜剧,但它那人工自制历史和真历史的混肴,似乎寓意更深、更贴身。主角的母亲相信共产主义并非为了什么大道理,只是自我感觉良好,最爱就鸡毛蒜皮小事“为人民服务”,写信“反映情况”,喜欢井然有序的生活……但其实她知道流亡西德的丈夫健在,依然有通信,也知道东西差异的并存。东德人虽然身在铁幕,但一直有便捷的信息流通,基本上了解西方发生何事。她选择东德,比文化精英和窃听的秘密警察的心路更有代表性,而她绝对是一个好人。她那虚拟的东德感染儿子,比贝多芬音乐感染特工叫人信服,也比“坏人里有好人、好人里有坏人”一类伊索寓言更堪玩味。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4988

布兰德利·沃麦克:现代化与中越模式

   几十年来,中国和越南的发展一直困扰着外部观察者。农村革命所取得的成功使这两个国家日渐成为亚洲这一世界发展最快地区里发展最快的两个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2008年以来,它们的发展速度及其经济复原能力远远超出了令人钦佩的程度。   尽管公众专注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自2008年以来重新命名为“和平发展”)对于发达国家提出的挑战,但是中国和越南的发展对于“现代化”这一共同观念提出了更为深刻、也许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20世纪初期,甚至中国和越南的知识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化。但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为重建国家发展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使领导层接受了现代性的变形使命,但它的精神和方法已经根植于大多数以阶级为基础的动员中,其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虽然改革时代的政策呈现出去集体化和去控制的特征,但是党的领导仍是关键,改革的成功进一步巩固了现有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和越南体现了有秩序的政治机制和独特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称之为中越模式。   下面将分三部分探究中越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分析中越政党国家体制与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的异同,然后在分析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对中越两国提出挑战的基础上,考察中越经验对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挑战,最后是中越模式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关性研究。全文的结论回到什么是现代化这一最基础的问题上。   模式与差异   中越两国都是政党国家,它们的政权建立在共产党对农村广泛动员的基础之上。尽管采取集权的政党结构即“准民主体制”,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所进行的农村动员要求政党采取关乎大众利益的政策。它们在革命时期逐渐确立了领导地位,并在胜利后建立了可以从中央直达基层的政党结构。尽管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在物质基础方面很贫瘠,但不管怎样它们的革命创造了持续动员民众的巨大能力。与此相似,越南民主共和国也能够围绕国家自由这一目标动员所有的人,并带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战争。   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成功,中越两国的领导者都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即调整其政党国家结构以适应可持续治理的任务。这是因为,改革的成功正在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对于其农村平均主义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起源而言,中越两国的政治社会变得日益城市化、不平等和全球化。改革的成功不仅增强了中越政党国家体制作为一种机制的力量,而且引起了对在一个日益不同的社会中进行管理的执政党的作用和能力的质疑。   很明显,中越两国都是共产主义国家。认为它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是错误的,正如早期在毛泽东时代所讨论的“(仅仅是)农村革命”或胡志明时代所讨论的“仅仅是民主主义”中所暗含的一样。当然,如果马克思晚期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那么他当然也会怀疑其分布广泛的衣钵继承者。然而,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正统,并有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作为政治核心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标准的话,那么中越两国都符合。   中国和越南与过去的欧洲和苏联兄弟究竟有着什么显著不同呢?农村革命是这种差异存在的重要缘由,而且其成功也需要一种欧洲缺失的环境。俄国是上述原则的一个例外。尽管它有着众多的农村人口,但俄国的政治命运却是在其大城市里被决定,随后才在农村地区推行的。中越两国与东欧在外部压力下建立的政权之间的隔阂更大。即使有一些共鸣,也只是复杂差异性中的一个方面。   中越两国都有行政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关注政策的执行而不是政策的形成。选拔人才的主要阶梯由教育程度、考试成绩和履历表现所组成,而不是由选民决定。在人才留用和提拔方面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重要,但这是一个公众对其表现满意与否的问题,而不是与选民关系的培育,选举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力中常常扮演次要角色。政党和国家在结构方面分得很清楚,但在具体运作中却常常混在一起,政治和行政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   在具体工作中,政策的执行更为灵活,地方官员可以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实施而不是贯彻一般性的法律。因此,大量的政策创新是从地方开始的,是在地方被证明成功之后,逐渐推广普及的。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危机也常常迫使领导层认识到先前曾被忽视的治理难题。民众的动乱在吸引高层领导对地方的关注方面发挥了有趣而重要的作用。虽然这样的动乱是体制外的,但民众很少反对现有体制。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些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变成敌视性的矛盾。工人罢工由于主要是反对外国公司,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矛盾。在越南,68%的罢工发生在外资公司,尤其是台湾和韩国的公司,而发生在国有企业中的罢工不足10%。大多数罢工时间很短且是非暴力的。   相比人民内部的矛盾而言,对于政党国家的挑战倾向于被视为“敌我矛盾”。令政权感到威胁的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数量或力量。他们的数量不大。在对越南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全面研究后,贝内迪克特观察到他们大多属于知识精英。约有2000人签署了自2006年4月开始在越南流传的《越南自由和民主宣言》,他们通过加入政治组织或者发表大量的作品公开挑战政权。然而,即使只有很少的人,也对政权提出了一种威胁,因为他们是被视为仇视社会主义的外部力量进行的“和平演变”(中越两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都使用这个词语)。   然而,如果认为在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党国家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者说公众是无行动力的,都将是错误的。它们在诸如反腐败、均衡发展和环保这样的领域有着广泛的认同,公众,尤其是网民,在许多特定问题上非常活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发生在越南的反对中国开采铝土矿的强烈抗议。反华的民族主义是越南持不同政见者热衷的话题,但是在这一案例中体现的是广泛的、公开的抗议,以至于武元甲将军写了一封公开信对此进行谴责。尽管政府不能正式与反对派达成协议,但却经常灵活地包容批评意见。   同时,在不同地区实行民主治理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步,包括地方选举、政府更加透明和协商民主。一般而言,越南更为积极地在国家领导层适用选举规则。改革增加了体系内人民的选择。中越两国在基层都非常积极,中国甚至选择在农村实行自治实践,由人民自己决定当地的事务。地方的透明度和责任感都随着对地方利益的培育而得到提升,但是在政党国家结构之外却没有利益的这种聚合。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民众的责任感。   中越两国政治存在重大差异。其中的某些方面与历史和环境有关。中国的国情使其政治更倾向于内向型,也许这也使其中央政府在经济改革方面更为自信,而在政治上更为谨慎。1979年中国敢于让广东省“先走一步”是因为它规模较小且经济发展低于国家经济的平均水平。而越南对胡志明市就不敢采取如此冒险的措施。   中越两国历史上的两大差异是法国的殖民主义后果对中国的“百年耻辱”以及毛泽东和胡志明的领导风格。殖民地的经历使越南的进步人士有着一个共同的任务——民族解放,以及文化上的外部目标——外国占领。在中国,民族议程是由传统社会的失败及其所导致的国内混乱的总体危机所设定的。越南意识形态环境的自我批判不是那么极端,而更关注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相比而言,中国的政治风格是由混乱环境中“你死我活”的竞争所决定的。   意识形态环境方面的差异比胡志明、毛泽东的个人风格所导致的差异更大一些,只是这两个领袖人物放大了中越两国基于历史形势的不同所造成的这种差异。他们的个人作用为各自国家的政治书写了不同的一笔。   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   1855年,斐迪南·滕尼斯出生于石勒苏益格农村中世纪的环境中,这个地方在1864年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后并入普鲁士,那时他九岁。随后滕尼斯在普鲁士这一当时欧洲工业化最快的国家求学并开始其学术生涯。他在《社区和社会》这一著作中记述了自身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生动经历,同时也抓住了欧洲社会学方向的转变。   滕尼斯公开对其失去的童年表示怀念。那是一个无商业的村庄社区,在那里行动是受人性需求和爱好的自然意志所驱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根据性别、级别等人们所熟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是社区这种小世界永远消失了,它被充满竞争的、被工具理性所驱动的世界大都市残酷地践踏在脚下。无论怎样,文化分化为传统和现代、社区与社会,这成为欧洲发展的分水岭。   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或采取传统的态度,或采取现代的态度,这种分化所造成的结果是深刻的。它将西方对于未开化的人的优越感世俗化。现代化不需要传教士或者知识的启迪,只需要私人财产、市场和竞争。全球在这一意义上的趋同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现代化。其他任何社会与西方的文化距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同,而是背景的不同。社区的大门不能抵制进步。现代社会的霓虹灯下没有地方性的色彩;它为全世界通向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照亮了相同的道路。   中越两国的革命和后革命历史对于这种观念模式是一种挑战。农村革命既不是向前现代历史的返祖,也不是初始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者在农村进行动员,他们是通过引入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这样的新的价值,并承诺一个崭新的未来而不是回到过去才实现了这种动员。相对于其对手来说,它们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大众动员。胜利之后对于正在进行物质和文化进一步现代化的政党国家社区的重视使“社区”和“社会”之间的分界更为混乱。“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以及越南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更为理性而不是自然使然。   中越两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尤其是后来改革开放的成功,提出了一个有关现代化本质的问题。它们在当前及未来可预见时期内的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议会制国家。市场力量在自我约束的政党国家进行运作,甚至行政回报也主要依赖于经济的增长。上海再次成为国际大都市,而不像那些向它提供劳动力的内陆农村。由此就导致了国内治理和政策的趋同,这不是全球化的外部作用使然,而是由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   也许现代治理趋同的最好证据来自政党国家自己提出的一些挑战,包括法治和党内民主。加强法治不仅仅是政党国家的固化,而且是为适应更为多样化社会所进行的治理调整。法治也许把腐败作为其最近的目标,但是公共规则制定和实施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社会的相互联系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熟人社会。在一个村庄里,私人关系足以能够满足马克思·韦伯所谓的社会互动中的“社会的可能性”。但是现代生活的相互依赖超出了熟人关系,一个人需要法律来系统组织自己的社会关系。   党内民主似乎看起来与现代化无关,但实际上它对于政党国家转向后革命治理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发展的成功已经使治理的任务从目标导向的行政目标转向了多样化管理。中国“和谐社会”的目标就表明了这种新的转变。然而,如果共产主义政党打算继续为多样化社会提供政治指导,那么人民的多种利益及其所关心的问题都将需要在党的成员资格中得到反映,在党的决策进程中进行明确表达。党的基础必须像市民社会一样多样。中国作出的让企业家入党的决定就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除了广泛的基础之外,政党还需要提高对政党选举、议程设置和政治讨论的有意义的参与。在这方面越南走在了中国前头。   有着广泛的基础、以治理为导向的政党还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吗?很明显它已经远离了马克思当初所提出的阶级斗争的革命设想。但是,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适应其不断变化的实践环境形成了目前的结构,制定了当前的政策。它们当前面临的挑战也适用这一模式。所以,“中越模式”更好地契合了它们发展的历史记录和轨迹。   当前中越经历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趋同证明现代政治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布宜诺斯艾利斯、曼谷、广州和胡志明这些现代化城市都有着很多的共同性。但除了现代治理的各种具体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激励现代社会多样性合作的共同责任。   另一方面,中越政党国家已经非常成功地适应了经济发展的任务,它们的政治社会结构对于当前其社会秩序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政党国家因其获得的成功而得到巩固,但同时更多的繁荣也增加了进一步调整的压力。中越两国的共产主义是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形势下取得的,它们只是在近期才发现彼此面临相似的任务,因此中越道路有着一定的差异并保持着这种差异。即使由于政策内容逐渐相同,两个政党国家政治机制的不同也仍然保持着。为什么要抛弃一种比其议会竞争者更为成功的体制呢?   中越模式   中国在过去30年内取得的惊人成功使乔舒亚·雷默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北京共识”,这一提法在中国内外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超越中国发展的狭隘视域而从其他地区更为普遍的机制及其适应力的角度对之进行探讨还是非常值得的,关注包括中越两国在内的更广的领域将有助于超越中国的特性,对其适用性的背景条件进行详细的阐述。   中越模式能够而且应该从农村革命开始,而不是从当前的改革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模式的重大局限,因为农村革命的条件已经从世界的舞台上消失了。   采取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政策非常重要,这一启示适用于自下进行的所有类型的政治动员。因为自杀性的爆炸也许能提高抵抗的技术,但是任何威吓和疏远群众基础的行为都将损害斗争的基石。农村革命的另一教训来自于对中越和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对比。建立在动员民众基础之上的革命对于后革命时期的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基层建立起来的政党国家完全不同于那些在后革命时期建立或巩固的领导形式。   中越两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给予我们一些启示。一方面,在现代化战略中要谨慎发挥民众动员的作用,历史证明,在一个有着极其强大的动员能力的国家进行动员,有时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另一方面,为了正常运作,社会的发展需要尊重其复杂性。混乱,而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复杂性的另一选择。

无国界记者 | 对阿拉伯之春幽灵的莫名恐惧

目前,在中国日益膨胀的交互式社交媒体,如微博客、QQ群等的影响,使中国的网络上的社会和政治辩论热烈进行,而网络审查官员的审查控制难度日益增大。 目前,在中国日益膨胀的交互式社交媒体,如微博客、QQ群等的影响,使中国的网络上的社会和政治辩论热烈进行,而网络审查官员的审查控制难度日益增大。 在阿拉伯之春事件后,中国官方看到了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媒体在这场运动中所起的传声板的作用,他们担心这一效应会波及到中国,因此加强了对中国网络的管制,打击各种翻墙网络攻击,并严厉地镇压中国的异议网民。 对阿拉伯之春幽灵的莫名恐惧 中国拥有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网络审查和监控系统,但在这一年中,它被推到了极限,以阻挠各种抗议运动通过网络蔓延的危险。 在中国网络上,各种谈及“占领华尔街”或“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的词句和议论都被删除(参见RSF《互联网的敌人》报告,“中国2011年”一章),一些博客和微博客已经被关闭。一些搜索关 键字 ,如“ 茉莉花 ”或“埃及”被禁止。一度,在中国的搜索引擎上,比如百度,搜索“占领”加上中国主要城市(例如,“占领北京”),会得到结果“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 2011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六中全会,正式呼吁进行“文化改革”,而中国政府 则通过立法 (如《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继续加强网络审查。中共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文化“安全”,拓展中国文化“影响力”。 这些对网络的压制措施,在为下一代 维护“健康互联网” 的名义下被正当化。中共要求禁止网络网络“ 谣言 ”的流传,以此为托辞,钳制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和并对异议者任意逮捕。 中国政府还要求,公共场所的免费Wi-Fi接入服务提供者,如咖啡厅、餐厅等,安装昂贵的互联网用户跟踪软件,以协助警方进行网络追踪。 一般认为,这款昂贵软件,除了为警方相关的利益团体牟利外,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经济措施,通过使免费WIFI提供者,如咖啡吧业主等因无力负担软件费用,而自动停止WIFI借入,从而使匿名WIFI接入点减少,便于网络警方追踪网络言论。 喝茶、茉莉花的故事 “喝茶”这一说法最近在中国相当流行,在这一波对博客和网民的逮捕中,网络审查发展到了线下的 抓捕、威胁 ,“喝茶”实际上是网民被传唤到派出所进行谈话与威胁的一种委婉说法。 除了还算柔性的“喝茶”外,更多异议者被任意拘留、不公正的审判、并被处于严厉刑罚,特别是一些在网络上发表政见的网络异议者。根据我们的统计,目前中国仍有78名异议者因他们的网络行为,身处牢狱,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网民监狱 。其受害者包括: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刘晓波 ,被判11年后,他至今仍身陷囹圄; 网络异议者 陈西 , 陈卫 ,他们分别被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处11年和9年的徒刑; 网络异议者 李铁 ,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处10年徒刑; 刘贤斌 ,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蒙古族人权活动家和网络异议者高玉莲(蒙古文名 Huuchinhuu Govruud ),在被拘留期间遭到殴打。 律师 倪玉兰 和她的丈夫董继勤,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 网友 胡荻 , 被强迫拘禁 在精神病院病房。 那些被释放的人,如 艾未未 , 王荔蕻 、 郑贻春 、丁矛,冉云飞、,王译, 陈光诚 和胡佳, 往往被迫害,被持续不断的跟踪监视,并经常被软禁家中 。 Blogger和人权活动者温云超,他是广东人,目前在香港工作, 他勇敢地表达网络自由的理念 ,并为之努力,他和他家人多次被骚扰,他的GMAIL帐号多次被中国网络特工攻击,旨在破坏他的名声的由有心人士制作PS的照片,在网络上流传。 人权活动家高智晟的家人逃离了中国,而高智晟自从2012年4月以来一直失踪,外界对此极为 担心 。在2012年的1月初,高智晟的兄长高智义,被通知,他的兄弟被送进了西部遥远的新疆的一所监狱,但他的近亲虽然赶到这所监狱,却不被允许见他。 微博客网站的大发展 据官方数字,今年2011年年底,中国有 5.13亿互联网用户 ,也就是说,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38.3%。其中有 3.56亿说,通过他们的手机访问互联网,其中一半(2.5亿)拥有微博客帐号。 技术博客 techrice 列出了在中国最流行的15中社交网络服务,以及他们声明的以及可能实际拥有的用户数量。 在中国,人们认为出现了某种“微博革命”,通过分享和交流观点,网民们转发并评论新闻,往往导致官方采取某些回应和行动。 警方指责,中国版的Twitter SINA微博,对社会有“ 不良的影响 ”,2011年11月, 中国互联网领袖 ,如新浪公司(该公司拥有新浪微博),百度(搜索引擎)和腾讯(QQ的所有者),共同宣布,将配合实施政府的在线监测的指令。”这些企业承诺,将共同协助政府打击网络色情,网络诈骗,传播谣言和虚假报道。 下一步: 中国当局已经瞄准了匿名制的微博网站 。截至2012年3月16日后,中国网民在中国运行的的微博网站上,将被要求登记他们的真实姓名。如果他们不遵守,他们将只被允许浏览其他人的微博,但将无法评论或者转发。 这套社交媒体的身份识别体制(实名制),具体的实施情况现在还不得而知。 社交网络突破新闻封锁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舆论审查机构尽其所能地 封锁关于广东省惠州市一个小村庄乌坎村的事件 。当地数千村民因为对土地征用不满,连续来几个月发动了抗议游行,并打出了反对独裁等口号,引起了广泛关注,村民的一领导者被抓捕后神秘死在监狱里。 村民们在街道上拉起横幅,并使用社交媒体将他们的诉求和照片传遍整个中文网络,官方则以对当地断网,以及在传统媒体上对此事进行新闻封锁作为回应。官方在互联网上阻止关键字“乌坎”,密切监视微博上的关于此事的“热门转发”,并 删除新浪和腾讯微博上 和此事有关的,当地村民示威游行的所有图片和 视频 。 村民们则设法使大众和外界关注到他们的不满并凝聚了大众的支持,感谢互联网,官方不得不同意和他们谈判,林祖銮,曾经领导这场抗议运动的村民,2012年1月16日,他被任命为乌坎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并重新对村民委员会进行了选举。 2011年7月,温州发生动车事故,造成约40人死亡,中共中宣部试图给对各媒体的动车事故进行 严格限制 。它下令所有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和网站要“优先报道当局对事故的积极救治和处理”。不满的民众聚集在微博客上,数以百万计的网民要求官方对铁路安全进行解释。 网络动员:一些例子 在大连市, 数以万计的示威动员 由微博上的信息动员起来,上街共同反对一个对当地造成巨大威胁的化工厂,当地政府许诺,将对该工厂进行迁移。 “太湖卫士,” 吴立红 因他的环境维权工作而被逮捕,尤其是他在网络上,公开揭发的当地的污染情况。目前,他仍处于当地官方严密的监视下,他的网络连接被切断,但包括他的努力在内的民众的声音,迫使当地官方采取措施,保护太湖,提高太湖的的水质。学者、网络评论家冉云飞被拘捕期间,许多中文Twitter用户创建了一个 博客 ,他们转发传播冉云飞著作的英文翻译。 艺术家艾未未组织了一次强大的网上动员活动,帮助他支付了1522万元人民币(约合240万美元)的税收罚款,当局指责他逃税。他设法凑了一半,并通过 互联网募捐 到20000人的“借款”,此后,艾未未将制作的“借据”分送他的债主,并允诺将来归还。当艾未未被官方指责在一张摄影作品中裸露,涉嫌“色情”时,许多中国网友 贴出了自己的裸照 ,以表示支持艾未未,并表达对官方的抗议。 地域歧视:本地化审查应对内蒙古和西藏的骚乱,当局加紧镇压: 2012年1月下旬,中国当局在四川藏区 切断了网络 ,以防止媒体报道官方在阿坝州等地采取的维稳镇压行动。独立的外国媒体被蒙在鼓里,而假消息横行,以掩盖当地发生的严重事态。 当地的互联网被关闭 ,是对官方在当地镇压行动的配合,包括直接的网络连接切断,与区外境外的连接被堵塞, 当地抗议的相关内容被删除 。当地社区网络,特别是成为维稳目标,以在萌芽状态扼杀任何企图在网上组织的动员。西藏流亡媒体组织的网站仍然无法访问,如Sangdhor.com和Rangdrol.net的 为藏文博客 和论坛被关闭。 中 国当局从媒体和互联网上切割某些省份或地区,以便在沉默中进行维稳,仿佛一切都未发生,这一策略并不新鲜。目前, 西藏已经实行了严厉的网络和通讯限制措施 , 新疆在2009年的7.5骚乱后,曾有几个月被完全切断网络 ,断绝与外界的网络联系。 2011年5月,互联网在内蒙古发生民族示威后遭到 严厉管制 。2011年10月20日发生蒙古族牧民死亡导致的抗议活动,当局加紧控制。 2011年10月27日,许多号召游行的蒙古语网站,如 Boljoo , Mongolian BBS 和 Medege被屏蔽,政府则试图实行新闻封锁。网络异议者哈达和他的家人仍然 在监狱中 ,其近亲属受到骚扰。 官方战略:宣传部,网络战,拒绝接受任何外部干涉 在内蒙古通辽市发生蒙古族 牧民被矿车压死 的恶性事件后,当地宣传官员雇佣的“五毛”在网络上的宣传性发帖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典型的五毛贴写道,“亲爱的同学和朋友,这只是一宗交通意外。一些人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将此事说成是为民族问题,或者说此事与有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有关。政府正在采取严厉的措施(......),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不要相信谣言(......)”当局也试图在微博上发出声音,各级政府建立了大约4万个官方微博,并收集和引导网络舆论。 根据法新社援引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报道, 中国军队已设立网络精锐部队 负责挫败 网络攻击 。 2011年8月,安全服务商McAfee的安全专家揭露了自2006年以来已发生的 一系列大规模的网络攻击 ,中国再次被强烈怀疑是这一系列袭击的幕后操控者。此外,中国官方还被认为是对 谷歌的攻击 幕后黑手。在2011年8月中旬,一个年轻的和尚自焚后,中国当局可能还发起了海外西藏语媒体的一波网络攻击。 中国当局对许多在中国使用越来越广泛的翻墙软件发起了 一波的攻击 ,根据“全球之声”的报道,中国的网络防火墙(GFW)目前已经升级,除了能够控制从墙内访问墙外的信息流,同时还能 限制访问墙外IP地址数量访问墙内 。 据称,跨国公司纷纷向自己的员工,发出内部通讯指导,要求如果不是工作必须,不要使用VPN,也尽量不能访问国外网站。 2011年10月19日,意识到网络审查制度的经济影响,美国要求中国政府澄清关于“中国互联网的限制”的影响,认为这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她指出:“我们不接受使用”互联网自由“的借口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的做法,”她补充说,“中国政府促进和积极支持互联网和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虽然中国政府不准备放松其苦心经营的互联网鸿沟,但目前在交互式的社交网络的潜在的活力,仍使官方的审查机器不堪重负。 目前,官方与网络异议者的冲突仍在激化,中国正在进行权力交替, 习近平 正在在2012年秋天,准备正式接替胡锦涛担任最高负责人,这段过渡时期内,一般认为,中国的网络管制将更加强化,不太可能迎来 中国的春天。

德国之声 | 布鲁塞尔举行西藏起义纪念活动

1959年的3月10日,西藏民众起义,抗议中共当局的统治。本周六是起义53周年纪念日,在欧洲许多城市,都有相关的纪念活动。德国之声记者吴雨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了现场报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布鲁塞尔的活动是全球3·10纪念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从上午11点开始,就举行了一个小的研讨会,向与会者介绍了一些西藏现状,其中包括藏人自焚的部分情况。很多与会者表示,这些殉道者在维护西藏的文化、尊严和生存。 周六前往布鲁塞尔现场参加活动的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相关组织代表和个人。其中有旅居德国的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独立中文笔会的主席廖天琪、达赖喇嘛欧洲办公室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以及汉藏文化交流协会的负责人席海明等。 在活动现场,还有很多来自欧洲各国的对西藏事务非常关心的人士,以及支持藏民抗争行动的人士,气氛相当热烈。而正式的抗议活动则将在周六下午于市中心广场举行,许多参与者都表示要在这一特别的纪念日以自己行动体现对西藏的支持。 达赖喇嘛欧洲办公室联络官洛桑尼玛表示,3月10日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他说: "我们今天在欧洲召集各民运团体的持不同政见者,大家一起来搞了个座谈会。主要目的是表明,现在中国的整个藏区民族问题、信仰问题,各方面都受到了很大打压。因此,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处于很关键的时刻。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要表明,我们所有有良心的汉人和藏人在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理念上,大家都是有共识的。我们都愿意团结起来,推倒中共的独裁体制。这次汉藏交流活动,最重要的就是体现了中共不代表中国人,也不能代表中国的文明。因此,在藏人和汉人之间,在民族问题最紧要的时候,在恶化的局势下,我们更需要交流和团结,以使得将来民族之间更加和睦。" 座谈会上,还有来自中国藏区的藏民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当前西藏的现状,并期待着将来能够回到故乡,与同胞们站在一起。" 现场报道:吴雨 责编:邱璧辉

自由亚洲 | 中国人权守护者:2011年是10年来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最糟的一年

有人权组织发布年报说,2011年是10年来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最糟的一年,有4千多异议人士遭到当局拘捕。 总部在香港的民间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守护者”星期五发表年度报告说,2011年初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之后,中国大陆当局增强了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镇压。去年中国有4千多名维权人士被当局拘捕,其中至少有150多人受到过酷刑折磨。中国当局大力压制异见声音的做法,使中国的人权状况成为该组织自2000年开始监督报告有关中国的人权状况以来最恶劣的。 总部在中国四川成都的六四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过去一年,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有以下特点. “应当说过去一年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恶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普通民众受打击的面已经迅速增长,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大家没有想象到的。” 黄琦介绍说,自去年初的中东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国当局对各地的维权民众和访民的打压尤其严厉. “相对于过去十年来说,中国大陆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在最近一年应当来说相对数量是比较少了。比较少打压的情况力度还不算很重,但是对民间的压力是特大的, 因为在最近一年当中民众抗争的力度增大了。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五千多万民众的利益受到侵犯,这些民众在依法维权、依法上访的过程当中遭到了官方的非法羁押、绑架、殴打,甚至于还有失踪,也有一些人在这种压力下受伤甚至于死亡。所以说对民众打压的力度是远远超过过去几十年。” 香港的中国人权守护者的年报指出,在2011年有数十名人权活动者失踪,数名著名异见人士被判处重刑。最引人警觉的事态之一是中国当局使用强制手段秘密拘捕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至少有20多名维权人士被长期秘密拘押,家人得不到任何有关他们下落的信息。中国当局秘密拘捕维权人士已经众所周知,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去年就曾在当局对中国各地的“茉莉花”行动的镇压中,被拘留在警方的秘密关押点好几个月。现在,中国当局准备将秘密拘捕合法化,使它成为中国刑诉法的一部分,并已在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讨论。 北京的维权律师唐吉田认为,在中国,很多维权人士常常因为被当局以所谓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遭到秘密拘捕. “他们把很多公民行使正常权利的行为也归结到所谓威害到国家安全,实际上是扩大化、泛化的理解和运用。而且没有有效的司法审查和公民行使抗命权的途径,事实上就变成警察或背后指挥警察的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他们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杀手锏,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冠冕堂皇地为他们去侵犯公民的人权作为一个托辞或和是借口。” 成都的维权人士黄琦说,目前中国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讨论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将秘密拘捕的对象列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犯罪,他对此很忧虑. “而当局现在提出修改刑事诉讼法,特别涉及人员可以提前关押,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司法程序关到很长时间。应当说我们也担心刑事诉讼法扩大化的使用,进而导致更多的民众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我们在这方面坚决抗议当局扩大刑事打击面的。我们也希望胡温当局在余下的时间里能够迅速逆转民众权利遭到侵犯的情这种况。” 接受采访的两位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都呼吁,国际人权组织继续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敦促中国大陆改善人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译者 | 墨西哥《改革报》 “缅甸之春”命悬一线

核心提示:变革进程面临的危险有很多。首先是军事政权的强硬派可能会卷土重来,再次控制政府。第二个威胁是民主进程过于依赖昂山素季。此外,一旦解除封锁,外国投资开始进入缅甸,政治过渡进程可能会停止。 原文:无 发表:2012年3月1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未经二次校对 没有暴力的"缅甸之春"在亚洲之外几乎没有引起关注。然而,这个拥有6000多万人口的国家几个月来正在经历一场激进而极不寻常的民主过渡。 连续的改革开放缓和了民众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最初的怀疑。但这一切都是在统治这个国家半个世纪的军事独裁政府的推动下实现的。正是这些武装精英曾使缅甸与世隔绝、与少数民族游击队进行无休止的战争、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并使中南半岛昔日最繁荣国家的经济毁于一旦。 全国民主联盟总部所在地的情形是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最好代表。这个由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政党,目前是军事政权的唯一替代选项和一切变革希望仅有的实现渠道。 政治活动家们拥挤在一栋陈旧的建筑物里。他们高声要求粉刷墙壁,在文卷和简报的包围下工作,甚至没有电脑。空气中弥漫着为政治家及其合作者仓促熬制的米饭的味道。 数十名志愿者拿着竞选标语跑来跑去、练习演讲并手忙脚乱地招呼前来打听消息的人,这里面有许多幻想能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外国游客。 无论是最近几个月被赦免的政治犯还是反对派,都在私下里表示,"缅甸之春"与全国民主联盟总部的情形非常相似:不稳定、非常脆弱并且仅靠激情支撑。 变革进程面临的危险有很多。首先是军事政权的强硬派可能会卷土重来,再次控制政府。 "目前开放派拥有了更多权力,他们进行改革的速度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他们自身的焦虑。与昂山素季达成协议的总统吴登盛本人是开放派,但不知道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 "改革派打算走到一种无法逆转的地步,因为他们知道随时有可能面临一种不利的局面。"在一家随着改革热潮和言论自由增加出现的小型政治出版社当编辑的蒂苏说。 其他活动人士担心可能会发生政变使改革进程受阻。强硬派的捍卫者们拥有中国的支持。作为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如果允许西方进入这个对北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中国政府将成为缅甸开放的唯一受损者。 许多少数民族游击队领导人也持类似观点。他们抗议说,虽然与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但政府军仍在骚扰他们的阵地。"我们不相信他们,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些军人可能会故意违背政府的命令。"一位掸族游击队发言人说。 批评人士指出,第二个威胁是民主进程过于依赖昂山素季。 "一切都在围着她转。其他人都不重要,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了辅佐她。她是唯一能让所有人都信任的角色。她的责任很大,因为整个国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全国民主联盟总部负责人温登说。 尽管没有严重健康问题,但昂山素季近20年来有15年处于软禁之下。如果她的力量耗尽,这个国家将失去唯一能在全体民众和世人的注视下实现和平过渡合法化的人物。 许多前政治犯担心的第三个风险是,一旦解除封锁,外国投资开始进入缅甸,政治过渡进程可能会停止。 今年1月底出狱并返回威贾延寺的僧侣阿欣南达对此表示担忧。他表示,这正是2007年僧侣抗议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切变化都是表面的,但在监狱里,他们仍在拷打犯人,法律没有太大变化。重要的事情依然如故,真正的权力仍掌握在同一群人手中。" 活动人士担心,当贸易开始繁荣后,无论政府还是西方都会忘记人权和民主。 "这些开放措施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军人和西方人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缅甸会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但一旦西方人在这里拥有了经济利益,他们会有什么动力继续推进政治过渡呢?"同样在近一个月获释的梭德说。 "缅甸之春"的第一场严峻考验将于4月到来。届时议会将补选48名议员。凭借这些席位虽然不足以获得治理国家的权力,但对于反对派的合法化至关重要。这将是通往2015年大选的极为漫长的道路的第一步。全国民主联盟希望昂山素季最终能当选为总统。 或许到那个时候他们办公室的墙壁最终能获得粉刷。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SOPA之隔岸观火

维基英文版突然自宫了24小时,只显示反对SOPA的内容。一些著名的互联网公司也开展了形形色色的反对活动。那么SOPA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SOPA是反对在线盗版法案(Stop Online Piracy Act)的缩写,该法案的核心是授权美国司法部和版权拥有者可以向第三方申请法庭禁令,取消第三方网站对盗版网站的连接、广告、支付交易等服务措施,也可以要求ISP封锁那些“专业”盗版网站的通信。除了知识产权外,该法案似乎也对“假药”网站也有效。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法案PIPA也在国会讨论中,PIPA对侵权的定义更广泛,包括非法拷贝、假冒商品和提供盗版技术等等。 两个法案的特点都在于对第三方的惩罚,原因很简单,因为提供这些内容的“流氓”网站通常不在美国的施法管辖范围。那么位这些网站提供广告、连接、支付手段、通信链路的并且在美国施法管辖之下的第三方被视为流氓的帮凶。法案期望通过对这些第三方的法庭禁令将流氓隔绝在互联网之外。当然了,这是我以小人之腹度出来的看法。政治正确的看法是,该法案是为了保护拥有知识产权的job creator(现在多用job creator代替富人这个词),保护创新,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据美国媒体界在听证会上的说法他们提供了2百万个工作岗位和养活了95000个中小企业。 然而,这个法案动了另一批人的奶酪,以google、youtube为代表的搜索引擎、社区网站登时菊花一紧。原本这些网站如果连接了或上传了疑似盗版信息、假货广告是不需要负太大的法律责任的。其一般的处理流程是由被侵权方向YouTube之类的网站提交书面通知,让他们把内容撤下来,YouTube再把这个通知转发给上传的用户,如果该侵权嫌疑人出具书面反对意见,那么YouTube可以在10-14个工作日后恢复疑似侵权的内容。除非被侵权人通过法律手段搞定疑似侵权人,否则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这样这些提供第三方服务的互联网公司不必介入复杂的侵权官司中,也没有义务去分辨哪些内容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而SOPA或PIPA如果通过的话。被侵权者可以要求法院判处第三方公司停止向那些流氓网站提供服务。听起来没问题,不过美国的司法成本很高(你懂的)。象YouTube这类社区网站以及Google这类超级连接网站,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处理大量的法庭禁令,无形中增加了运作成本和风险。据说,Google最近因为给加拿大非法在线药店提供广告而付出了5亿美元的和解费。当然,这也不是政治正确的说法。正确的说法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BlahBlah……. 所以现在美国国内的内容制造商(电影、音乐、体育节目等)和互联网公司就互相咬了起来,维基破天荒地自宫了一把。更热闹的是一些言论自由的原教旨组织也参合进来了。比如: 1、 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说:那些在阿拉伯之春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代理服务器将不可以避免地受到这个法案的影响。因为这些服务器不光提供颜色革命的信息连接,也(更多地?)用于盗版内容的传播。情何以堪! 2、 博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说:这个法案将似的各种翻墙工具变得不合法,这将使得那些在“专制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原本就已经很危险的情况,变得更加危险。进一步补充的说法更妙:“因为这些工具卓越的在线维权作用,使得美国政府是其唯一最大的资助者,而SOPA为此带来巨大的矛盾,要求政府资助这些违法工具!” 3、 美国海军研究试验室搞出来的Tor也会因此法案变得非法! 嘿嘿,擦亮眼睛啊,人家情急之下说漏嘴了。 技术帝也有人反对: 1、 要求ISP封锁流氓网站的IP需要深入分析数据包,这对路由器带来额外的开销同时可能引发新的私隐问题。(需要参考GWF的技术吗?) 2、 DNS怎么办,难道要将美国的DNS体系从全球解释网络中分离出来?不分离则无法满足部提供连接的法律要求。如果分离出来则会令互联网崩溃。 当然,这些都是书呆子专牛角尖的说法。实际上支持这个法案的人说:全世界有16个国家对互联网实施了某种程度的封锁,但互联网目前运作正常,有木有?你Google为中国政府已经开发了屏蔽关键字的连接的技术,有木有? 言论自由和违反法律不是一回事,有木有?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1/19 -- 阮一峰:SOPA为什么是一部恶法 2012/01/18 -- 从“禁止网络盗版法”看美国的行业立法战争 2012/01/17 -- 北纬42度:一篇关于美国制造业的长文 2012/01/12 -- 冰冷雨天:天皇的皇上有五颗星(1-10) 2012/01/11 -- 橡树村:听巴基斯坦将军讲述的巴美关系史 2012/01/06 -- 柞里子:2011的美国:选举篇 2011/12/31 -- 海外追税 美国梦变为美国噩梦 2011/12/29 -- 美国彻查公民海外资产 部分华人为“保财”无奈放弃绿卡 2011/12/29 -- “绿卡,实在太贵了!”中国投资移民叹美国税收“劫富济贫” 2011/12/29 -- 美国国税局公布《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部分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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