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共产党

BBC | 古巴逮捕大批反对派活动人士

“白衣女士”是古巴最著名的异见团体之一。 古巴政府在教皇本笃16世来访前一周在哈瓦那逮捕了大约60名反对派人士。 被捕者中的绝大多数是呼吁释放政治犯的著名抗议团体“白衣女士”的成员。 其中的22人是上周六(3月17日)在首都哈瓦那举行每周的静默抗议活动时被警察带走的。 该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说,被捕的22名成员中已有三人获释,其余的19人仍被关押。 她说,当局在周日(18日)又逮捕了36名白衣女士成员,其中包括该组织领导人贝塔·索勒。 白衣女士团体说,古巴共产党政权近来加紧了对她们的打压。 BBC驻哈瓦那记者雷斯福说,反对派人士似乎在教皇来访前加紧了抗议活动,而当局的镇压也随之愈加严厉。 白衣女士团体最初由政治犯的妻子组成,要求当局释放她们的丈夫,后来成为一个关注社会问题的人权组织。 古巴政府指责白衣女士团体是接受美国薪金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帝国主义雇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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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邓英淘 王小强: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

邓英淘 王小强: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 进入专题 : 现代化 政治体制改革    ● 邓英淘   王小强       缘於再版邓英淘着《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2011年8-9月,我们在301医院和邓英淘进行了一系列访谈,根据笔记和录音整理修改。所有标题、黑体加重和脚注,均为後来补充。            一、多数人的现代化            王小强:有个问题,在我脑海盘桓多年。1992年,我在剑桥时读了你这本书。当时Peter Nolan异常兴奋地向我推荐,还把你来访的细节,你的神态?作派,从头到尾,讲得神采飞扬,说你像个大孩子。—赤子之心“率性谓之道”也。我读完很受震动,和Peter讨论时,我俩都说,你提出了一个不仅关系中国而且关系人类前途的大问题,在这种时候,大多数学者没有几个能看懂。因为那时苏联刚解体,改革方案如火如荼,全神贯注“休克疗法”,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批驳科尔奈和萨克斯。根本没有人会从你这个角度,开宗明义提出,(1)经济体制改革,(2)发展方式选择和(3)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三体问题”,必须统筹考虑,找到“综合解”。所以,我心中一直纳闷,众人都在热议改革、转轨。中国过去说“超英赶美”。你偏偏提出,既不是“超”也不是“赶”,不仅体质不能照搬西方,连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不可能照搬!改革浪潮鼎沸之时,堪称绝无仅有。而且,书中提到,你是从1984年底开始这样考虑问题。你怎么会别出心裁,想到这头上来了?     邓英淘: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偶然。8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20世纪末实现小康?21世纪中实现现代化。当时关注了一下,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点不太对劲。那时间,中国刚刚吃饱肚子,经济处于较低水准,1980年人均消耗能源0.6吨标准煤,翻两番不难实现。但是要实现现代化,一看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人口加起来还不如中国多,大概占世界人口一二成,消耗能源却占全世界的六七成。我当时就想,假如将来我们发展到和他们差不多的发达水平,中国人口这么多,算算账,不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必须翻一番还多!譬如当时美国的现代化,人均消耗能源11吨标煤,日本?德国?法国将近六吨,意大利也超过四吨。咱就按日本的水平算(因为日本的能源利用率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所有能源都从海路运输,平原高度集中,没有长途陆路运输成本),照样不能想象。所以2010年,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对媒体公开宣布:     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居民过上和澳大利亚、美国人现在同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处于非常悲惨的境遇,很简单,这个地球根本无法承受。     不仅如此,还有印度呢,巴西呢,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埃及等非洲国家……,如今地球已经70亿人口了,到本世纪中叶,要达到一百亿。大家都要现代化,如果人均按五吨标煤计算,就是五百亿吨,当量又不对了,相当于现在世界能源消耗的五倍!研究这类问题时,当量变换经常要在脑子里想半天。到那时候,我估计石油价格得上千美元了,你怎么用得起?小康,吃饱穿暖,对资源要求还不很高;小康以后,实现现代化,这样行不行?能不能支撑?为此,我提出来了“双重压力”问题。第一重压力容易理解,咱们比人家落后,也要现代化;第二重压力,世界资源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了,如果占世界人口70~80%的多数人都要现代化,能源消耗必须得翻两番?四番,这个地球明显承受不住。所以当时就在思考,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有没有一条道路,其资源基础和生产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大多数人都能现代化,而不光仅仅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经典模式是,我现代化了,你就别现代化了。我们肯定不能是这种模式。            二、市场、科层、互惠机制            邓英淘:我多年一直在琢磨,人类配置资源?运营资源,广义地说,只有三种机制:市场机制?科层机制?互惠机制。微观组织形态的变化,取决于这三种机制应用的不同组合。     人类最早配置和运营资源的组织形态,就是互惠制。随着部落增大,部群增多,科层制出现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科层机制贬义被称为官僚,中性的说法是科层或者层级,逐级的。早期是公推领导,酋长是公推的,不行就换了,实际上受到很多制约。     互惠机制原是内部的,扩展到部落之间的交往,互赠礼品,你没有的,我给你点,我没有的,你也给我点,慢慢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市场机制。实际上,严格地说,每个社会的各种组织,都是这三种机制的混合体,不过比例调配得不一样,各有侧重而已。早期配置资源,运营资源,互惠制的成分比较高。比如狩猎,不能说他光管跑龙套,回来只能啃骨头,不是这样的,大家都尽力,如果他不尽力,猎物跑了怎么办?这样演变下来,部落大到一定程度,要有秩序,有士气,有协调性,哪些人做什么,如果事事坐下来商量,效率太低,需要有人调度,像农村生产队长每天给大家派活。这个领导受到大家信任,也受到很强的制约,一个部落酋长是不能为所欲为的。     与这三个机制相联系的,有三个法则。     互惠机制对应的是黄金法则。“黄金”意味着难得,属于博弈理论中的特殊境界,企业和雇员亲密无间,等于一帮哥们儿弟兄不分你我,焕发“以厂为家”的主人翁精神。这显然需要人员团体的紧密关系,流动性不能高。互惠制要有记忆,今天我帮你了,下次你也要帮我。与时间轴平行,是纵向延续下来的。不像市场上找零工?小时工,不用记忆,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没钱不干。今天活干完了,“对于企业来说,黄金法则意味着企业经营几乎完全是为了雇员的利益。黄金法则策略是一种合作策略。另一个极端是个人极大化,或成本极小化。在这一端,企业试图使提供给雇员的工作条件(包括工资)极小化,而同时他们又试图使能从雇员那里得到的东西达到极大。这个策略是完全敌对的策略。……对雇员来说,黄金法则策略就是他们像企业的主人一样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根据企业的最大利益工作,他们希望企业如何对待他们,他们就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工作。雇员的黄金法则策略也是一种合作策略。另一个极端是,尽可能小地‘付出’努力,而工资照拿。这个策略是完全敌对的。”广义地说,“黄金法则看似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黄金法则在原始社会是被普遍认可的。”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了工资就完事了,两清“拜拜”了。     王小强:所以,互惠也等于互欠,从而伸引出具有道德含义的制约关系。     邓英淘:对。互惠机制为什么最初叫克兰呢?部落内部,从小一块长大,知根知底,谁也跑不了,立功授奖,犯错挨罚,人人心里有本账,一记忆多少年,甚至好几代人,实质上包含了某种连坐,很严重哟。你小子想耍滑,不仅一块狩猎的男人不待见你,甚至你老婆串门没人搭理,孩子出来没人跟你玩。爸爸干过坏事,孩子都抬不起头来。反之亦然,后生奋勇立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脸上争光。1互惠制组织不仅既有激励,又有制衡,而且激励和制衡,在纵(时间)横(连坐)两个方向上最大化。所以黄金法则,从原理上说,可以达到团体效率的最大化。     有一本书《X效率》,调查研究了世界各国很多企业,用产权?用垄断?用工资奖金等等,产生效率的机理全都讲清楚了,结果还有一大块效率解释不了,只好命名“X效率”。2这就像现在人们可以看见的物质,无论是物质还是能源,只占地球总质量的20%,还有许多是暗物质?暗能源,现在科学在研究。中国也在雅砻江大坝底下,绝对没有天空中射线的干扰,搞这个试验。     中医的经络?穴道?气功等等,应当属于这块。像中医广泛应用?西医科学解释不了一样,企业经营的“X效率”随处可见,产品?规模?技术水平一样的企业,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有的侧重市场份额,有的突出品牌,有的强调福利,一个企业一个样,到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到“厂商”,现实中的千差万别全抽象成了一个概念。     结果,到处明摆着的“X效率”,经济学解释不了。市场逻辑注重资源配置的效率,一到资源运营的效率,到组织内部的行为差异,经济人假设不够用了。钱多多干,钱少少干,只在计件工资?泰勒制这种容易核算和监督的领域行之有效。因为任何人类长期组织的内部激励和制约,都不可能像商店里从不认识?也不需要认识的店员手里买东西那么简单。就那还得讲究笑脸相迎的服务态度哩。所以,“X效率”亦称“非配置效率”。其实就是日本企业强调的团队精神,终身雇佣制?年工序列制?在职培训?职工住房等等,通过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一系列长程性的互惠安排,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包括互相监督,实现企业不仅配置资源而且运营资源的效率最大化。如今,团队精神,已经成为广泛共识,在股权?工资?奖金?升迁等等市场机制和科层机制的激励之后,尤其大企业,还得花费很多人力物力,文体活动,联络感情,培养?弘扬团队精神,在力所能及的层面实现互惠机制,包括激励和惩罚,以追求企业运营的效率最大化。     互惠机制明显的局限是规模不能过大,外部流动性不能过高。当部落组织或者团队,大到一定程度,外部流动性超过一定程度,人认识不过来了,记忆了半天,拍拍屁股走人了,搭便车的现象可能很难避免了。随着群体越来越大,人们之间的亲密接触越来越少,互动频率越来越低,能认识和熟悉的人相对越来越少,搭便车就会把黄金法则逐步蜕变成白银法则?破铜烂铁法则了。所以,规模和外部流动性,是互惠机制的两大天然制约。     工业革命带来的大机器生产,大工厂的规模效益,以及市场机制无需记忆?甚至鼓励流动性,恰恰成为传统互惠机制组织形态的克星。     正是这样,一讲究规模经济,科层组织来了。科层机制的明显优点是,组织规模可以发展得极大。社会学有个“一八定律”:一个人可以有效管理八个人,再多就可能招呼?监督不过来了。当然,这不能说是所有的事,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简单这么想,一个人管理8~10人,底下的十个人再管理十个人,这样管下去五层,组织机构就能扩大到一万人,六层就十万人,七层就一百万人。所以,科层管理的组织规模可以非常大。当然,缺乏互惠机制那种谁都认识谁,横向(连坐)纵向(时间)的强大激励和监督,效率自然相应减弱。特别现在信息革命,“扁平化组织”出来以后,对科层机制的等级弊病也做了很多分析,包括阻碍层级间的信息传递,上下信息不对称等等,导致很多低效率,但它毕竟能够组织很大的规模,这是大机器生产,大工厂规模经济不可或缺的。不仅如此,实际上,宗教?政党?政府?军队?联合国等类似事业机关,所有大规模组织,全都是典型的科层机制。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科层机制的长处是有利于扩张,一旦扩张受阻,延缓得升迁的激励不足够强烈,科层机制必然掉进“彼得原理”:在一个老化的科层机制里,每个人最后都会上升到他力所不能及的位置上。换句话说,一旦通过扩张努力工作实现升迁的成本经常大于直接拍上级马屁,嫉贤妒能的武大郎开店就来了。企业里有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你武大郎开店,你就死了,不存在了。军队里只要有仗打,你武大郎开店,打败仗,就淘汰了。政党执政也有竞争可以淘汰。所以,“彼得原理”通常最典型地体现在就业和福利待遇最稳定的政府机构。政府职能部门循规蹈矩,等因奉此,简直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过去中国有讽刺,说作官最容易,“哼哈二将”而已。到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科层机构里面的人,官大一级压死人,几乎没有称职的。     当然,现实中,没有纯粹的科层组织,都是三种机制的组合,不同的配比。譬如军队必须科层,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但是军队的士气非常重要。像岳家军,那是不可以撼动的。《孙子兵法》名言“上下同欲者胜”。这其实就是互惠机制的核心。岳飞决不是单靠他武艺多么高强可以打胜仗的,靠的是我们大家是兄弟,一起来抗击侵略。那时人怎么不讲产权了呢?我加入你,拼命杀敌,你是不是得给我点什么东西呀?很多特别能征善战军队里,都有这种东西。左宗棠在新疆时加入了袍哥会,利用这个,横扫西北,把彪悍的回族人打得根本没有办法。互惠机制实际上无孔不入。墨家这派也是,漕帮?盐帮都有互惠的东西。     总而言之,互惠机制?市场机制?科层机制,这三种机制不仅是人类配置资源,而且是运营资源的基本机制。这三种机制的特性?条件?局限?适用范围,不同功能组织和组织形态变化中的此消彼长,我原来是打算每种机制单独写一篇的。我当时想先把这三个机制的机理写清楚,然后再和历史演化结合起来,所谓“经史合参”吧。这个说起来简单,你度量一下,封建社会三种机制各自是个什么比例,那可得从各处找史料,慢慢地抠吧,费劲着呢,谁也受不了,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三、共产主义遥不可及?            王小强:听下来,作为共产党员,你显然更倾向互惠机制占主导,因为它更接近,甚至可以等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对应“黄金法则”嘛。     邓英淘:虽然这样说也没错,但还是有点“上纲上线”得生硬了。我们不赞成那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截然对立,公有制的毛病全靠私有化。我们反对吴敬琏的市场迷信,不等于根本否定市场机制。我刚才说了,91年的书里更展开了分析了,有图?有表?有数学推理哟,“可分又可专有”的资源配置,市场机制最有效,理论上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同样道理,中国共产党员从少到多,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不能没有科层机制的规模优势。就像你说的,每一个家庭,千差万别,最后都能发现这三种机制同时存在?交叉互动地发挥作用。3换句话说,即便将来矿物质能源全部消耗殆尽,大垄断资本和今天相比,退出了主导历史的舞台,我相信,市场?科层?互惠,仍然是人类配置和运营资源不可或缺的机制,“可分又可专有”的资源配置,市场机制仍然有效;需要规模效益的社会组织,继续少不了科层组织。或许这也算是毛泽东说过的,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照样有矛盾,有斗争。     有意思的是,回到你的“上纲上线”反过来说,用这三个机制的各种组合,看过去,看现实,看未来,共产主义并非遥不可及。因为互惠机制时时?处处,都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在所有社会组织,而且日益明显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譬如美国研究公共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奥斯特罗姆,人家可是唯一一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的女经济学家,主要讲的都是这一套,核心观念就是“多中心治理”。原来人们以为只有两类社会经济组织,一类官方政府机构,一类民间竞争企业。奥斯特罗姆认为现在混杂得很厉害,NGO—非政府组织,非盈利机构,既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各种各样不同关怀?目的和功能,对这些组织而言,尽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她亲自调查研究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机构,了解他们资源的配置?资源的运营,很多书我都看过,互惠合作在许许多多地方,在人们认为根本不可能?肯定会被搭便车摧毁的地方,制度安排之精巧,相互关系之和谐,激励与制衡匹配得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些当地的老百姓已经搞了上千年,而且可持续发展,堪称人类组织的“有机体”。     王小强:有意思。过去按阶段论,共产主义是天堂,是伊甸园,没有人压迫人?剥削人,按需分配,一切都好,老也没实现,所以遥不可及。如果用你的三种机制当万花筒,看世界,就像看各个家庭一样,四处可见各种各样互惠机制为主的温馨案例了。     邓英淘:可不是吗?实际上我在看了南街以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共产主义没有什么遥不可及的,你到南街去看看,你再去华西看看,全都是均富呀!60多年来,我不断搜集了很多这类案例。譬如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多少年了,就是一个典型,堪称现代工人合作制。蒙德拉贡的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资本账户,不仅拿工资,年终还根据资本份额分红。你走,可以,允许自由流动,但没有外部股东,每年分期分批把你的资本账户兑现。职工和子女参加工作的发展到近十万人,一个大企业集团,还有自己的银行。在现代的聚居条件下,这是我知道的最大的一个互惠群体。5中国今后互惠机制的发展,我感觉,应在很多企业推行现代工人合作制。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资本账户,这是节制资本的最好方式。     王小强:哈哈,这个概念好,有意思。“节制资本”不是不让资本发展,而是要让资本大大发展!     邓英淘:过去资本家说,我付出了管理呀,企业越来越大,资本增值,边际贡献都是我的。问题是,资源运营的效率里包括“X效率”,至少我们没有把“X效率”给你搞成负值吧?哈哈,由于我们很客气,所以利润不能全是你的,还有我们的贡献哪,所以资本收益我们也有份儿。     我们现在实际上混淆了很多东西,有很多错误观念,把公有制等同于无主,这是不对的。奥斯特罗姆专门批这种观点,搭便车与公有制无关。咱们以前老说人人有权=人人无关。其实,出现搭便车现象,那是你的公有制没安排好,公有制不是无主资源。包括如何解释有名的“哈丁悲剧”,被主张私有制的人拿来当作典型案例。实际上,人家西方学术界早就论证清楚了,整个中世纪,封建庄园的公有草场没有发生过度放牧。所以,不是公地的悲剧,是无主资源,没有界定清楚的资源,没有规矩,所以没有人管理,所以才乱放牧。公有制和私有制一样,可以有很多丰富多彩的界定形式。          四、为多数人的现代化而奋斗          王小强:过去讲阶段论,铁的必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早晚爆发世界革命,实现共产主义。于是乎,东欧易帜?苏联解体,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破产,社会主义失败,共产主义理想幻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摆着的实践结果,成了无需讨论?必须面对的现实。     邓英淘:苏联东欧的失败,看怎么说。没有斯大林那一套,战胜法西斯,攻克柏林,从一个落后的东方农奴国家到组成和西方列强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市场调节出来的?算失败还是胜利?苏联失败的根本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蜕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     王小强:完全赞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抽掉这个灵魂,马上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了。而后者,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产物,这是我要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系列中展开的。实际上,这也是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包括南老师多次强调的意思,中国的救亡图存与世界向何处去,两件事是一件事。回到你“多数人的现代化”这个主题,你算的大账,不仅包括中国的多数人,而且说的是全世界的多数人。     邓英淘:那时候,账是算的全世界的,问题还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出的。面对西方几个发达国家把持全球大部分能源的现实,如果不能另辟蹊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我们找谁去呀?     王小强:我对现在的形势很担忧。《投机赌博新经济》玩成脱缰野马,马失前蹄一跤摔得不轻,吓得人民币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不敢可兑换了。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没地方大把卷钱,美国经济趴窝,走不出来了。金融海啸到如今,已经“量化宽松”之三了。盖特纳心知肚明,他现在每天贴现的坏账,比当年雷曼兄弟的还差。即便如此,美联储没法直接给冰岛?希腊?西班牙的政府和银行发钱呀!而它们的坏账和美国金融企业的坏账全连着。美国制造业只剩17%,大部分是不让转移出去的高科技军工。只要不能大卖军火,股市暂时撑得再高,没法增加就业。她就是把转移出去的制造业再拿回来,重新生产彩电?冰箱?洗衣机?自行车,逼迫人民币升值再多,也没法跟MadeinChina竞争。MadeinUSA的优势是高科技军工产品。譬如2010年卖沙特,必须淘汰的武器,一单六百亿美元。媒体爱说增进双方理解。中美双方产业结构的“比较利益”还用理解?明摆着的,谁都看得见:只要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分裂成七块?八块,像阿拉伯分裂成许多主权国家,各家都靠买西方武器维系少数人的超级现代化,到那时候,美国就能像卖台湾军火一样,来到中国这块地方,调解纠纷,主持公道,七?八条“小龙”一方面继续血汗工厂,出口廉价日用百货,改善美国人民生活;一方面落实“台湾经验”,维护“地区”和平,争先恐后购买美国升级换代的淘汰军火;东亚GDP持续高速增长,美国的贸易逆差?失业率迎刃而解,美元债券评级得升到四A?五A?八A级了。6     可悲的是,如果说市场?互惠?科层三种机制的匹配都是各种力量较量的选择结果,现在无论国外国内,与国际惯例接轨,继续选择市场?科层为主导的力量,比你邓老汉躺在医院里,说话没人听,力量大得太多了!     邓英淘:选择成这样的可能是会有的。他们会想搞出这么一个,推翻共产党,分裂中国。可他那是一厢情愿,他做不到!就像互惠机制,咱们很难想象,奥斯特罗姆书里举了那么多案例,如果先拿块布把答案挡住,只把搭便车?产权不清晰等等难题摆出来,然后问:这些难题,老百姓会怎么解决呀?如果是咱们吴敬琏,一定毫不犹豫地抢答:按市场,按股份……可是,把布一拿开,一看,嗯?傻眼了,人家搞了成百上千年,还是互惠机制,激励奖惩的各种制度安排,设计精巧,效率奇高。所以我说奥斯特罗姆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发明了什么原理,人家是拿“活物”实证,深入鲜活的调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毛泽东思想有五条公理,是站得住脚的。     一是“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7这是毛泽东的所有观。有了这个所有观,就有第二条: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是毛泽东的效率观。第三条:人多了出圣人。注意了,这里说的圣人,不是消极企盼尧舜之君,而且包括治水的大禹—林一山,治沙的愚公—石光银?牛玉琴,撞掉美国飞机的王伟,上太空的杨立伟……有人说中国爱出汉奸,其实更是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毛岸英?雷锋?王杰……,几千万烈士抛头洒血前赴后继!“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第四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好汉。第五条: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说过,老虎会吃人,怎么是纸的?现在不是老说国民党抗日死了多少将军吗?当然不是被纸老虎吓死的,是死打硬拼壮烈牺牲的。可是,为什么一路败北溃不成军呢?两?三万关东军打几十万东北军,如虎驱羊,因为大日本皇军武器装备精良嘛,连后来轰炸华北的许多飞机,都是缴获张学良的。把真老虎变成纸老虎的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有了前四条,再强大的敌人,小米加步枪就干掉了。所以我说,只要有了这五条公理,他们那些战略,如意算盘,都是痴心妄想。     王小强:我当然赞成你,可如今第一条就是私有化,广大工农,包括当代愚公—石光银?牛玉琴,理论上?概念上?现实中全成“弱势群体”了,所以纸老虎又成真老虎了。     邓英淘:你说的现实,必须面对,不能回避。但我还是爱说“形格势禁”,形势比人强。曾国藩说人生成事,一靠激,二靠逼,大多都是靠逼出来的,没退路了,搞不下去了。少数人作威作福的现代化,在中国“公天下”文化传统这块地方,不可能长治久安,万寿无疆。上次我和你说过有一本法国人的书,还得找,他说的是,在人人都能写会算的当代……     王小强:不用找他说的了。如今,非洲大饥荒,每天饿死多少人,看着彩色电视,看着猫狗罐头广告,减肥药?减肥手术广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您让我手里攥着手机饿死,个别心气儿高的,精神头大的,不认命的,容易铤而走险,所谓“民欲与之皆亡”也。肚子饿得头昏眼花,谁分得清你穿的是什么制服?最莫名其妙的是媒体总说伊斯兰的自杀炸弹,图的是升天堂有72个处女伺候。怎么不想想,一家企业连续十几位跳楼的民工,反正一死,万一风云际会,有机缘凑一块儿,开个碰头会,结果恐怕就不会像今天这么消停了。     邓英淘:这就是最基本的“形格势禁”。不把多数人的现代化安排好,少数人现代化了,也不得安生。市场?科层?互惠三种机制,说到底,是如何处理?摆平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关系。互惠机制更是这样。譬如企业效率最大化,必须全体员工都包括进来。但是,有一条限制性的东西,就是当官的?当领导的以身作则。虽然分配时,你得到的比别人多。比如蒙德拉贡,原来实行的差别是三比一,最高领导拿得比较少,后来放宽到五比一,因为竞争很激烈,经常有“猎头公司”挖他们墙角。靠什么挖掘出黄金法则的最高效率呢?有一个无名氏定理,就是讲领导者,假设所有效率都算出来了,按边际你应该分十份,然后其它人再分。但是有可能,这样分配,均衡就打破了,团队激励就瓦解了。必须有这么一个人,我情愿分九份,不拿第十份,另外的是大家的,才能实现团队激励。          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          王小强:互惠机制的许多典型再好,南街村?华西村等等,类似当年的大寨,无名氏定理“唯士唯能”,必须一位高度自觉的强人领导。再下来,接班人就成了问题。放大了说,朝鲜的“金三代”,古巴的亲兄弟,形式上无论什么政体,有没有选举,总得一个强人大权独揽。我们党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也屡犯重大错误。当今世界的民主潮流,在中国过去和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动乱和国家分裂,最典型莫过于生活水平曾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南斯拉夫。但是,民主不简单是一个西方化的潮流问题,也是一个权力需要制衡和监督的极大现实问题。如今,贪官污吏割韭菜一样越贪越猛,广大民众和社会舆论强烈呼唤民主。多数人的现代化,不能没有政制体制改革保驾护航,因为这又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必须像当年推翻三座大山一样,发动?团结多数人共同奋斗,才有可能成功。     邓英淘:我对政治改革的理解,可以概括成20个字:“坚持名分?员主固基?期限责任?系权制衡?两体互动”。     王小强:理解。毛泽东强调过《资治通鉴》为什么从三家分晋开始?即便有些地方有人挂羊头卖狗肉,名实不符,名分一动摇,违规胡来合法化,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城头变换大王旗了。     邓英淘:你说的是一般道理。我说的(一)“坚持名分”就是理直气壮地坚持红旗不倒。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了,取得伟大成就,也有过重大失误,犯过重大错误,人民群众付出过巨大代价。如果与国际惯例接轨,57年人家就提出过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凭什么你共产党没完没了?我们不答应,为什么?有人说共产党执政是靠日本侵略,没有经过民主选举,不合法。28年武装斗争,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毛岸英等几千万烈士献出生命,人民群众推小车送军粮,抬担架,救伤员,不比一张选票份量更重,更能说明问题?     发扬民主的政治改革,首先应当以党内民主为主轴。道理很简单,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的核心力量。核心力量不改革,除了被推翻,重新变成少数人作威作福,从哪里动起来?共产党的改革,“坚持名分”,为人民服务的纲领不变。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与国际惯例接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怎能不受影响,产生腐败并不奇怪。要害的问题是缺乏权力制衡,尤其是涉及发展方式?道路选择?执政方针这样的大是大非,如何保证为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坚持这个大方向不动摇,必须探索建立健全有监督?有制衡?有纠错机制的制度安排。     既然多数人的现代化是大方向,政治改革的核心自然是发扬大多数党员的民主。非此不能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我把它称作(二)“员主固基”。我给你复印的这篇文章,就是专门介绍〈国外政党是如何维护党员主体地位的〉,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各种政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趋势。8发展市场经济,整天和金钱?资本家打交道,势必出现贪污腐败。但是,应当看到,金钱美女可以腐蚀一小撮掌握权力的干部,腐蚀不了八千万党员。你没有那么多钱嘛!如果真的八千万党员统统都被金钱美女腐蚀了,均富的社会目标,也就实现得八九不离十了。反过来说,道理也一样,社会主义阵营瓦解20年了,信仰危机确实严重,如果中国整个都是贪官污吏当家,共产党早完蛋了。红旗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就是因为行行业业,都有共产党员在第一线,和人民群众一道,坚持韧性的持续奋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后,每天都会介绍一个典型,我相信,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在基层调研时,到处都碰到这样的干部和党员。这就是鲁迅说的,有埋头苦干的,有拼命硬干的,有为民请命的,有舍身求法的,他们是支撑中国的脊梁。9发扬党内民主,就是要发扬多数党员的民主,中国脊梁的民主,让他们有发言权?监督权?决策权。有人会说,凭什么先给党员这样的特权?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面对镰刀锤头宣过誓。你只要宣誓为多数人的现代化,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你也可以有“员主”权利。根据这个誓言,五年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应当开成民主的大会;代表大会代表按地区,逐步扩大基层党员选举的比例,逐步减少上级指派;重大路线是非和方针政策,利用当代发达的信息技术,不用集中开会,完全可以率先试行实名制的全体党员公投!时代不同了。电视?手机?互联网,普及到这样,过去无法想象。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更应当与时俱进。     既然多数人的现代化是一个需要探索?试验和反复实践的创新事业,历史进程中,路线?方针?政策上,必然产生不同意见。战争年代,党内斗争时常具有极端环境压迫下的特殊残酷性,伤害了不少一心为党的好党员。和平执政,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妖魔化共产党的今天,必须深刻汲取过去的沉痛教训,彻底改变动辄扣上“反党”帽子错误做法,真正允许?认真听取不同意见,正面承认人以群分,承认党内不同倾向和派系的客观存在,实事求是,开展有纪律约束的正常的党内斗争。     总而言之,我的想法是,要想“坚持名分”,红旗不倒,必须积极进取,展开一个“名在实归”的“中兴”进程,奋进多数人的现代化,引领中国率先走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谷底。发扬党内民主,高举民主大旗的方向一以贯之,“坚持名分?员主固基?期限责任?系权制衡?两体互动”,相互之间交叉互动,紧密联系,这是我对中国政治改革的一种理解,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要想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要想坚持红旗不倒,核心力量必须充分自信?大刀阔斧地政治改革。当然,风险很大。但是,要有信心。核心是“坚持名分”和“员主固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还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要能够大胆发动全体党员,巩固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基础,政治改革就能像过去所有成功的经验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说,依靠八千万党员的政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3亿中国人民,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的制度保证。     王小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和份量了。没有免费的午餐。从80年代初你提出“三体问题”到今天,实现现代化,人均消耗能源,美国11吨标准煤?日本六吨?中国1980年0.6→2005年1.7吨,10这道简单的算数题,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费尽心机小30年时间,先知先觉走到了形格势禁!不是欣羡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吗?社会民主党也信恩格斯主义。按你的三种机制“钩兑”配比,互惠机制的比重?浓度比“以民为本”的香港政府多多了,真正值得认真学习—瑞典政府郑重宣布2020年建成无油国家!如今首都公交和政府车全用生物燃料或沼气了。2007年,欧洲可再生能源委员会和绿色和平组织预计,到2050年全球一半的能源需求将通过可再生能源来满足。100美国金融海啸以来,党中央已经反复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斗胆冒叫一声:倘若中国从现在开始也认真算算大账,101调水+种草,用实际行动郑重承诺2050年油气资源基本自给,至少不继续增加进口,和平崛起,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就有希望了!          注释:     1、“没有实施‘大棒’的情形很普遍,绝大多数时候,社会的惩罚机制,仅仅是撤回一点‘胡萝卜’,譬如,人们的态度会稍微冷淡些,或者对方问候的话不知从什么时候变得有些生硬了,眼神也往四处游离了……”(肯?宾默尔:《自然正义》141页)“把家族作为契约关系的治理机制,优势在于这个制度在限制机会主义行为和减少交易成本与信息不对称方面的能力。……不忠行动所产生的负罪感限制了亲属间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群体成员之间的感情纽带也说明,家族用于惩罚行为为罪行不当的成员,既不依赖于公共官员,同时也更为有力。”(奥斯特罗姆等:《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76页)     2、详见罗杰`弗朗茨:《X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     3、“没有各种公共制度作为支持市场的基础,任何市场都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在现实场景中,公共的和私有的制度经常是相互啮合和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存在于相互隔绝的世界里。”(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31页)     4、“我所选择的‘有机体’是人类的一种情形。我称之为公共池塘资源。……由于所涉及的个人的大部分经济收益来自公共池塘资源,他们都有强烈的愿望去解决公共问题以便能持续地提高他们自己的生产力。”(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48页)     5、70年代末,蒙德拉贡具有现代化技术教育合作体系和“以1.5万多名合作成员为劳动大军的70家合作工厂,以及有93家分行的信用合作银行和30万存款账户。”(托马斯?劳甘:《蒙德拉贡—对现代工人合作制的经济分析》1页)     6、参见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附录:〈哀莫大于分裂〉。根据美国商务部2011年2月11日的统计,2010年美对华贸易逆差2730.7亿美元(〈2010年中美贸易情况〉。“据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估计,1992~94年中东的武器进口量占世界武器总进口量的43%,八个海湾国家占整个中东武器进口额的70%。”(安维华?钱雪梅:《海湾石油新论》401页)     7、毛泽东早年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题写的楹联。     8、代金平?唐海军:〈国外政党是如何维护党员主体地位的〉,《北京日报》2010年7月5日。     9、“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且介亭杂文》94页)     10、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27页表~2和邓英淘:《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7页。          杨莹录音、整理,王小强访谈、查书         进入专题: 现代化 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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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上)

    相关链接: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下); 吴敏,对龙泽天同志的声援与期望 【编者按】在京举办的“2012年迎新春茶话会”上,多家媒体   对与会的各界代表就目前中国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采访。而最近以《得民心者得天下》一文爆红网络的龙泽天同志也在其中。他对房地产政策、股市、税收、台湾问题等都非常直率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从中能深刻地感受到一名老共产党员来自实践的远见卓识和对人民感情的真挚热忱。报据龙泽天本人意见,该问答将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革命才能挽救共产党》、《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三部分发表。(对文中所牵涉的敏感人物、 事件、时间等进行了空格处理)   1、向人民说句心里话   问:您说采访前,一定要向人民说句心里话?   答:是的,有部电视剧叫《亮剑》,我也必须先“亮剑”,亮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原则来。那就是:尽管现在中国问题很多,甚至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许多群众对党和政府也非常不满,但我仍想向人民说句心里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就中国!   为什么一定要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现在有些所谓的“精英”正在利用中国目前的危机耍阴谋、搞颠覆。这些人以“体制”为理由反社会主义,用“民主”为口号反共产党。可悲的是,这些人现在就藏在党内、政府里,有些甚至就在中央领导核心中,所以很有欺骗性。   打倒共产党,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中国真好吗?   其实,不用长篇大论地驳斥,事实胜于雄辩。   从历史看,二十年前,苏联、波兰、罗马尼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先后转向资本主义,现在的结局是:分裂、动乱、落后……以苏联为例,这个曾经无比强大的、世界排行第二的超级大国现在已衰败成一个二流国家。近期在俄罗斯做过一次民调:80%以上的人对那时推翻共产党、解散苏联后悔不已。但当初,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是抱着善良的愿望和极大的热情支持本国政治变革的。因为,对人民而言,什么党、什么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杜绝政治腐败与社会不公,谁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他们就支持谁。   那时,有人告诉他们:共产党的独裁是造成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的根源。   于是,他们愤然而起,打倒了共产党、枪毙了总统、实行了多党制。结果呢?甭管什么党、什么派当权,官僚照样腐败,社会照样不公。   又有人告诉他们:计划经济是错误的,只有搞市场经济才有出路。他们也认同了。结果呢?经济发展越来越差、国家实力越来越脆弱。   还有人告诉他们:要想富,只有全面实施私有制。结果呢?少数人倒是暴富、大富、特富了,而占绝大多数的人民却陷入了贫困和自我挣扎之中。   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这些国家在当时的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基础都比中国强,尤其是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领土,数一数二的石油、天然气、森林资源,人均可耕地面积、淡水资源也是世界之最,再加上相当发达的科学、军事、社会保障系统,还有当初令我们羡慕不已的“天堂”般的--人人免费的住房、水电、医疗、教育等条件--这才走了资本主义的“民主”之路几年啊,就败得么惨!中国岂能走得通?   再从现实看:风光、霸道了多少年的西方大国们,今天不正在一个接一个地陷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信用危机、社会危机的旋涡中吗?随着希腊政府宣告破产、西班牙政府也危了、意大利政府也险了。而人民的示威、抗议、罢工此起彼伏,连美国也被“占领华盛顿”了。这些占有全世界最多金钱、最大资源、最高科技、最强军事的资本主义大佬们的日子都如此难过,中国呢?拉家带口近14亿人--   人家一个人喝的水,我们得四个人分着喝!   人家一个人的耕地,我们却要养活十五个人!   因此,我们决不能上那些“精英”的当!   因为:历史、现实都决定了,   中国只能走一条路:共同富裕之路!   中国只能有一个选择:社会主义!   2、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   问:现在,只要是稍许关心国家大事的中国人,都能看出中国目前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对此,直言批评的不少,骂娘的也很多,却都提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尽管政府一直在加大解决力度,但收效甚微,有的甚至还越抓越坏、越搞越糟。这也是许多人对党有意见,不愿再相信社会主义的原故。   答:我们没做好,并不是社会主义不好。   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政府抓医改,大家病看不起了;抓住房,房又买不起了;抓教育,从大学上不起,到中学上不起,现在抓得连幼儿园都上不起了。至于,抓贪腐,越抓贪的越大;抓矿难,越抓死伤越多;就像前不久发生的校车事故似的,只要政府一抓,西北、东南,问题出来一大堆。   问:怪就怪在这儿,究竟为什么呢?   答:腐败!中国现在就像个旧帐子,越抓越破,越抓窟窿越大。   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讲:当今的党和政府官员中,有一批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腐败、最自私、最无能、最恬不知耻的官僚!   问:绝大多数的官员应该还是好的。   答:这是句废话,绝大多数是坏的,中国早成贼窝子了。   现在国家问题成堆,有的已积重难返,如果党和政府还不能虚心接受批评,诚心改过自新,必将成为人民的罪人。其实,办法总比困难多。毛主席讲:世上无难事,只要主义真。主义错了,事情当然办不好了。叶剑英元帅也讲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能深入地调查研究,又怎能解决问题呢?有文凭,不等于有水平,官当的大,不见得能力大。如今的官员大多是出家门、进校门、再进衙门的阅历,既无实践经验,又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更有一些秘书与团中央出身的,年纪轻轻的就成了“党的接班人”,一路青云直上,自我得意得很。岂不知老百姓怎么评价他们:团帮,一群王八也--话虽粗,理却真。看看这些年他们出的昏招:大学毕业生连生活经验都没有,却被派到问题最多、最复杂的农村去当“村官”;就几家贫困户生活在偏僻山区,搬迁出来就行了,却要十几辆轿车,一大群官员在电视台、报社记者的簇拥下,提着袋面粉去慰问,当书记的还好意思说:大娘,明年我们还会再来的!还有,中央政治局也算是党政首脑了,遇到问题,不去下基层,找群众了解情况,却找几个学者、教授来讲课!还要像小学生似的,定点定时,电视直播。知否?古云:书生乱政、俗曰:专家误国、人民最实在:拉屎现挖坑,真急死个人哟!   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搞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问:难道现在这些热点问题,用“社会主义”就能解决了?   答:某虽不才,愿意一试。   众所周知,记者们思维活跃、看法犀利,有时甚至很刁钻,更因为,我们都是出生在“改革开放”时期的“80后”,对“社”与“资”的这类古董争论毫无概念,甚而有些反感。现在龙泽天既然“愿意一试”,大家当然要“群起而攻之”了。一时间,住房、税收、股市、台湾回归等问题都冒了出来……龙泽天一一作答,许多“老大难”问题不但有了解决办法,而且确实反映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上的不同。现摘一二,以飨读者。   3、提问是从住房问题开始的   问:住房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花钱买房,价格高低,才是最实在的,与搞什么主义有关吗?   答:有,而且很关键。   这些年,房价上涨翻了又翻,高出成本多少倍,但政府却毫不限制,这就是错。资本主义的原则是:利润至上,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人民至上。你任由房地产业呑噬老百姓大量的血汗钱还不够,还要用按揭诱惑他们去做一辈子负债的“房奴”。请问,你良心何在?   问:搞市场经济,一切按市场规律办事嘛。   答:既然是搞市场经济,一切按市场规律办,你政府现在又为什么颁布“限购令”,用一纸行政命令,横加干涉市场,这岂不是自啐其面、自搧耳光吗?   问:这也是政府为老百姓考虑,自从颁布了限购令,房价已开始松动,许多   地区的售房价格都大幅度滑落。   答:如果是真为老百姓考虑,应该颁布限价令。而现在搞“限购令”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呑噬老百姓大量的血汗钱的同时,也侵占了大笔的银行、企业、社保等社会资金,致使金融紧张。政府这才着急了,抛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来。但他们想不到的是,问题出来了:由于对降价不满,退房潮开始了,打砸售房处以及房地产公司的事件在全国各地发生了。你让老百姓买房时,大谈市场规律,不少人信以为真,认为买房可以保值,因此花血本也值。就算将来贬值了,大家也会认同,有买有卖,自然有赔有赚。可现在用政令一限购,责任就得由政府负了。今天,是老百姓找房地产公司麻烦,明天,房地产公司就会去找政府麻烦,他们会把亏损的屎盘子都扣你头上,找你索赔。错上加错,肯定会导致乱上加乱。如此做,蠢得很。   问:如何补救?   答:首先要立即取消限购令。   问:那房价不又回潮了吗?   答:不会。近十年来,房价打着滚地向上涨,几乎吞噬了中国老百姓两代人的全部积蓄。再加上,政府允许银行大搞房贷,用“按揭”把更多的人套进去做了房奴。现实是,有钱的都买了、有偿还能力的,大多也都借过贷了,还有多少人能够买得起如此高价的房?所以,房地产崩盘、房价暴跌是必然趋势。   问:看来这张牌,政府真打错了。   答:这比喻好,按社会主义要求,他们是“十三不靠”,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牌,他们又缺“张儿”,成“相公”了。   问:这不惨了?   答:更惨的还在后面!   现在必须告诉人民:中国目前实行的住房政策以及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的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涉及重大的侵权和违法。如:该法规的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解释曰: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问:这有什么不对?宪法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嘛。   答: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或是封建皇帝的?   国家的性质,由其社会主导的所有制决定。过去,我国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我们不仅仅在口头上坚持:以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为主导,粮、油、布等一切都是计划下的分配制。那时,城镇居民的住房由政府和企业统一筹建、分配。而现在全部商品化了,广大城镇工人、居民的住房全都需要自己掏钱买了,这就出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近四亿中国城镇公民最起码的土地权与居住权就这样被“国家”糊里糊涂地剥夺了!还不如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每家还有块宅基地、自留地。请问,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在哪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儿?   问:这确实是问题,从未有专家提过。   答:至于所谓的“国务院监管”,更是将房地产开发变成了一场疯狂的官商勾结的圈钱游戏,只要你有关系从政府拿到地,再拿地去搞抵押贷款,最多做个模型,盖个样板房,就可以开卖了。你没钱买,我给你银行按揭,用老百姓的储蓄供给老百姓买房,还要高额的利息和服务费。于是政府笑了,因为GDP高了;银行笑了,把全国人民都变成他的打工仔了;房地产商更笑了,成千上万的钱往兜里装。还有不少过去的国营与集体企业也钻政策的空子,把成千上万的职工用“买断工龄”的法子推给了社会,而企业的设备、用地呢,几个头头搞个合作开发,占股分红,一夜暴富,简直比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来钱还快呢!在从上至下的大小官员天天念经般地强调“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平地抠饼、空手套白狼倒成了社会现实!这已经不单是侵权,更不是什么市场行为,而是赤裸裸的诈骗!是官商勾结下的严重犯罪!   问:……   答:要想真正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首先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审改土地法和房地产开发法,必须明确规定:每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国家土地、居住的合法权益,否则就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在标榜什么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人民对土地的权力主要表现为两点:   一是土地开发使用的表决权,该权力归各级人大,不能由政府替代,即使上至国务院也只能有执行权、落实权,否则就是侵权。提请各级人大适时成立专管的土地住房审定委员会,主管批准征地、用地与市场定价。二是法律必须保证人民的居住权。农村可延用传统的宅基地与自留地政策,而城镇居民在这方面的权力也要明确,每位城镇居民有权享受一定数目的合法居住面积。这一面积的相关土地费用,在其购房时可一并免除。我曾与有关部门探讨过,目前可以规定:城镇居民免费享受的面积为:成人16平米、未成年者8平米。三该法实施中,对已购房者也必须给予相应的补偿,确保法律的公平性。这样做的另一好处是:对以炒房为目的的投机者也可形成控制。现在就有人拥有几套、几十套甚至上百套商品房,对如此占用大量公共资源的人,当然要课以高税了。   问:这可需要国家一大笔钱啊!   答:钱不是问题,人民的合法权益才最重要!   不过,要想解决钱,方法很多,只举一例:目前有关部门所公布的全国新建住房空置面积有400亿平方米,这是非常严重的浪费与犯罪。解决该问题,德国等早已有成熟的经验:房产商如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出售的空置房,政府将强征其改为租赁房。试想一下,我们如依法实施,400亿平米的空置,相当于给中国现在的每个城镇居民都平摊到100平方米左右的面积。这不但可以确保新政新法的实施,还能极大地缓解住房难的社会问题,而且可以回收大笔资金。仅以每平米10元(月)计,就是月入4000亿,年近五万亿的大钱。另外,我们还应大力推行以租代买的业务,这更符合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情况。每月少交些,时间拉长些,房产业、银行照样能渐次收回投资的。   [结论]中国现行的房地产开发的法律法规,确实存在着巨大的法律漏洞。如果不尽快弥补,将会引发全社会性的动荡。而由政府主导的房地产开发行为也确实存在着侵权行为,这也是官员腐败、贫富差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龙泽天提议:由法律正式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土地与居住权的合法权益”,既可以弥补中国现行相关法律的空白,也可以在解决广大城镇居民住房难的同时,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且保障了政府、房地产开发商、银行等方面的合法收益,确实做到了公平、公正。   4、税收啊,想说爱你不容易   问: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还有税收问题, 现在究竟有多少种税,连政府自己都数不清了。再加上各部门的各种收费,民怨极大。有报道说,《福布斯》指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内地已位居全球第二了!就这样,国税总局局长□□却认为中国宏观税负还不够,说“今后十年中国税收占GDP比重还将继续上升。”这样做,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答:你们不是总想亲身经历下资本主义吗?这就是!   尽管现在有些人对毛泽东时代很有看法,但有一条争论不大:都承认那时搞的是社会主义。当时,一般老百姓是无税的,企业上交的是利润。因为那时一切很简单,个体户很少、外企、合资没有,人民工资收入也不高。所以,“改革开放”后,我们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施行了“利改税”,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不应该不加区别地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块泼掉了”。再加上这些年,一味地“向国际接轨”,什么都按资本主义国家的章程办,致使税收越来越多,企业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老百姓的怨气越来越大。先甭谈什么主义--所有人都觉得不合理,不情愿,就你政府自己还挺得意,这决不是啥好事。小平同志在世时说过许多次:过去老百姓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现在我们会多、税也多了,搞不好人民会造反的。现在,业内人士透露:税负己占到老百姓收入的一半了!你还在加,还嫌不够,简直比过去的地主老财还黑!简直就是官逼民反!   问:谁敢啊,人家手里有“法”。   答:税法小也,我们有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政府必须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你现在征收如此高的税,再加上各种衙门的各种名目的收费,还何谈什么“保障”?完全是明火持杖的敲诈勒索!我为此,已联络了一些老共产党员,有前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部长,还有老将军、全国劳动模范、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就是要带头为广大人民群众,向政府讨还公道!   问:太好了!是否有具体措施了?   答:首先要求政府取消一切名目的收费。   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就是让人民过好日子的!共和国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过去多少年,我们政府从未向人民收过一分钱,群众有困难,我们党员、干部会自己掏腰包帮助,为人民,甚至可以付出生命!而现在全变了!如不限期改正,就不要叫共产党!不要再称人民政府!   问:好,人民会举双手赞成。   答:至于税收,建议取消中国现行的99%的税种,实行《人民免税法》。   问:《人民免税法》,顾名思义就是老百姓今后没税了?这太令人惊奇了!   答:税收是很复杂的问题,各国有各国的收法,其成因也各不相同。细说起来三天三夜也不够。但简言之,世界各国的税收可大致分两大类:商业税与所得税。大多现行的小税种都是从此衍生的。而所有这些税收的理由,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即你赚钱,我收税。但这看似合情合理的“法”,实际上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我挣得多,因为我投入多,勤劳、聪明,好的社会机制,应该鼓励与支持多劳多得的,而你课以我高税,于理不合。另外,我虽然挣的多,但我家人口多,有病人,负担重,你让我交那么高税,太无情无义了吧。还有,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灰色收入,看得见,却摸不着,也成了各国政府的大心病。结果是,只好鞭打快牛,只能让老实人吃亏。   而我们不应学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套,我们应反其道而行之。   其实,小平同志在世时,我们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前国家主席李先念,曾长期担任分管财政的副总理,他在临去世前还在嘱咐:什么都收税,什么都缴费,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可不能走国民党苛捐杂税的老路子啊!前党的副主席陈云同志也是老财政,他介绍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对薪金改革后的财政工作就做过专门指示:……我们政府可以靠财政,但财政不能靠税收,从人民身上揩油的事,共产党是不做的。   可以告慰这些革命前辈的是,尽管我们迷惘过、犹豫过,但现在终于搞清楚了,也有了成熟的思路。首先,我们可以把资源税、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房产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从税收中划出,因为这些,严格说来不应属税收类,而应由“公共资源费”统一代之。你开企业,用地、用工占用了不同的公共资源,当然要交一定费用了。而印花税、关税、契税、车辆购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可以全部归纳入“社会保障基金”里。   问:这些还好说,个人所得税呢?这可是税收的重头啊!   答:废除。   这正是《人民免税法》的关键。国家对这方面的税收完全可放到物价里面去。主要原则是: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平价不加税;而奢侈品、进口品将课以高税。譬如,你挣得少,日常生活消费只是些大米白面,连房子都是租住的,我一分钱不收你的。而你有钱,非要买豪车、住别墅,吃鱼翅、鲍鱼,我当然要在物价中多收了。这样做,岂不是更合情合理,更公平公正吗?   而《人民免税法》真正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将现行的、资本主义理念下产生的旧税法的“你赚钱,我收税”,改变为“你消费,要交税”,这就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西方国家“高消费、高福利”所带来的多种弊病:任意浪费地球有限的资源是不对的,“大锅饭”式的高福利又滋生了多少懒人?我们提倡“适度消费,公正福利”,在减轻普通民众负担的同时,也保障高收入者多劳多得的权益,而政府呢?再也不能以所谓“法”的名义巧取豪夺,任由当官的挥霍了。自人类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统治者一直在用“权”压迫人民,用“税”剥削人民,权,我们要夺,税,也必须废除,这就是社会主义。   [结论]龙泽天力举的《人民免税法》是有实践根据的,除我们在毛泽东时代积累的经验外,近些年,国外也推行了“消费税、奢侈税”等,以此来均贫富。而龙泽天从更高的角度分析问题,提出整体改革税法的方法,无疑是个创举,肯定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 相关链接: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下); 吴敏,对龙泽天同志的声援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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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米中文网 | 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2.0版

瘦米网摘导读 :烂片《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是秋瑾就义时的自白,短短的自白中,出现了N个相同的词语——“革命”。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1949年10月1日,革命带来了共和国,带来了文革和大饥荒,后来民众才渐渐部分意识到这就是专制。在拉丁美洲,一次次革命带来的不是美国所扶持的右翼既得利益集团/军人独裁政府,就是左翼的社会主义强权政府。所谓“改朝换代”,大概还会重复历史。因为这片大陆从未有过民主的历史。共产党也曾在革命时高呼民主自由,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党政不分,贪腐横行,社会不公,法治不彰,革命成功后,人民欢天喜地迎来了新的暴君。而这篇文章分析得不仅仅是革命的坏结果,还有我们为什么喜欢革命?以及不革命我们怎么做。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 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为此文我坐了十年牢,在牢里我读了很多历史书。 开始我想从西方政治史中了解,到底什么是民主政治,民主政体是如何产生的。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虽然我早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叛逆者,但自从接受洛克的思想,我开始知道革命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东西。洛克思想是英国大革命的产物,克伦威尔专政是大革命的后果,而他比旧王朝更糟糕。我读这段历史时是一九七二年,当时中国人民中充满着复辟情绪,大家都在留恋五十年代,都在盼望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几乎与克伦威尔死后,蒙克将军迎来复辟王朝前英国朝野上下的普遍复辟情绪一样。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对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再无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在英国大革命之后的克伦威尔,自称共和国执政,但实际上比王朝更糟糕,正像中国目前自称共和国,但却与共和政体毫无共同之处一样。因此追求民主的第一要旨不是打倒老暴君,而是如何避免改朝换代,陷入“革命民主主义”的陷阱。而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浅薄之处,正在于它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理论退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理论,而这种理论比中国式的改朝换代并不多出什幺。 这种理论的核心是谁掌权 (所谓国体问题,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不是政体本身的真正创新。而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核心却是设计一种机制来控制“控制者”。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浅薄和没有控制“控制者”这类设计思想为基础。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不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是政治设计思想的失败。 共存和制衡令人拍案叫绝 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次政变)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  “控制者”的办法。光荣革命前,英国实行了复辟,王朝复辟前,国王有个信誓旦旦的宣言,保证不对造反派报复。但他被迎回国,权力稍微巩固后,马上大规模报复,把当年的造反派以叛国杀君罪绞死,连克伦威尔的尸骨都不放过。惠格党(后来的自由党)人人自危(像今天清除三种人运动中的中国造反派一样)。造反派当时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革命,二个是忍让。但最后却是第三条路,从海外请来了客籍国王(威廉),用他的武力赶走了旧国王。这满足了“只能用暴力才能打倒暴君”这个条件。但客籍国王不是革命中生长起来的,他在英国没有根,国会能控制他,趁他权势未稳,国会马上用限制王位法、人身保护法等一系列立法使他变成虚君。然后又有代议制、内阁制等一套制度,而其核心是两党制。托利(后来的保守党)和惠格党是在长期内争中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他们的共存和制衡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基础。 我当时看这段历史,忍不住拍案叫绝。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中国有意义,而美国在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础下发展民主制度的历史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所谓政治设计的成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结果与设计的预想基本一致。如果像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一样,以民主为目的,而以专制为结束,这不能算成功的政治设计。不能说某些人掌了权,实现了改朝换代,就算成功了。其实从改朝换代的意义上,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设计都不成功,因为很多开国功臣都因他们创立的政体的致命缺陷而人头落地。 尽量维持上层各派之均衡 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说来极为简单,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所以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两党或是三权分立)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它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民主)的条件。 所以作为民主主义者来说,实际的谋略就是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譬如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大了,就要支持国民党,造反派和保守派中某一派太占优势,就要支持他的敌对派。一九四九年民主党派犯的错误就在于共产党过于强大时,他们不去支持国民党。其实当时就有一些明智的民主党派领袖看到了这一点,认识到对共产党一边倒会为专制制度创造条件。可惜民主制度的实质当时还远未被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他们以为民主是一个圣人(共产党),而不是两个魔鬼(国共共存)。中国知识分子喜欢附和强权去歧视弱者,这个传统也应对一九四九年一边倒局面负责。 我后来细细咀嚼,发觉有一些更大的历史背景比“光荣革命”本身重要得多。一个是英国的小国会、小宪章这段历史。英国的小国会实质是诸侯会议,很有点象中国的“春秋五霸”的诸侯会议。也就是说英国历史上有封建诸侯权势超过国王的传统。王权的衰落、封建制度的发达,以及没有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是小国会、小宪章(实际上是各诸侯限制王权的条例)和后来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换言之, 民主制度是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 如果王权发达,用中央集权制代替了分封制,则民主制度极难生长起来。正象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制发达、早就废止了封建制度的国家,很难产生小国会这种制度一样。 再深一步研究,民主制度的萌芽不是人民参政,而是社会上层阶级内的多元化。英国革命的历史说明,人民革命只会产生暴君,而革命产生出民主大概只找得出美国这种已有英国民主传统的殖民地例子。有人说菲律宾是革命产生民主的例子,而实际上菲律宾的微笑革命只是一次政变而已,政变也是在美国压力下上层推行的民主化政策过程中产生的。这与中国式的革命(改朝换代)实在是天隔地远。所以我相信在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革命只会产生暴政这个假说是可以证明的。 譬如说,我们可以假定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有征服他人、损人利己的恶性这一条,对“暴君”和“人民”同样成立。暴君被推翻,“人民”就会分为不同的派别,互相斗争,既然推翻暴君可行,为什幺打倒敌对派别不行。“人民”会用对待暴君的办法互相残杀,直至剩下一个新暴君为止。中国每次改朝换代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把大土匪(皇帝)打倒,无数小土匪多如牛毛,互相残杀,  剩下一个大土匪(新皇帝)。最后人民体会到一个大土匪比多个小土匪好些,“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象不象法国大革命后“热月政变”时的“秩序党”和一九七零年林彪、周恩来联盟的观点?)因此新朝代会巩固一段时间。辛亥革命这种以民主为目标的革命一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一旦革命发生,只有列宁式心狠手辣的人物才能生存。只有政治白痴才相信这种革命会产生出“民主”。 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假设有可能出现孙中山这类人,利用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为民主打下了意识形态和宪法基础,使国民党“训政”下长大的人,从小就知道政党自由、五权分立这些东西迟早是要实现的,所以虽然要经历两代人以上的动乱,民主政体终会来临(象台湾目前一样),那幺用革命来改变大陆专制制度是否可行呢? 一九六零年代末,中国政治极端黑暗,当局的经济文化政策荒谬绝伦,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被这种昏庸无能刺激出参政的兴趣:“让我来治国,比这种搞法一定会好千万倍。”当时很多人被划为“黑七类”,受到极不公平的歧视和迫害,  “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情绪相当普遍。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我当时被关在监狱里,革命情绪可说是到了顶点,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参加反对当局的革命党的。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把这类“革命”活动几乎完全从肉体上消灭了。一些最优秀的从事革命活动的职业政治家被当作政治隐患而枪杀。这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使我触目惊心。我想起这些被杀害的政治家生前的一些思想(他们中不少是我的狱中好朋友),开始体会到他们的一种判断,即社会现代化过程已使传统意识的革命几乎不再可能。 当时一些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在秘密政党活动中都密切注视在南美搞革命活动的古巴人格瓦拉。他们认为,如果格瓦拉能成功,则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专制国家发动革命就有成功的可能性。尽管他们的政治目标与格瓦拉正好相反(格瓦拉是以革命追求马列主义理想,而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却企图以革命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但格瓦拉是彻底失败了。很多人总结失败的原因,与现代化的通讯、运兵手段的发达极有关。譬如在现代化铁路运兵的条件下,当年的武昌起义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现代报纸、电台也使一个专制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社会舆论,象中国的大跃进时代一样,饿死近二千万人,而人人都以为是“形势大好”,自己看到的灾难只是本地局部性的。而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原则上说,在现代化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的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式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象武昌起义一样)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文革中之所以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了政党活动,是因为有一点还不清楚,即象文革这种上层内部的大规模冲突是否会提供革命的机会。但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后来认识到,文革的作用正是在人民中培养起强烈的反革命情绪。文革不但没有为改朝换代创造条件,相反却为防止改朝换代、巩固共产党的政权起了与预料相反的作用。也就是说,人民自从大跃进以来对专制政体的不满在文革中发泄掉了。文革中把“人民”土匪本性的一面暴露无疑。在共产党短期内允许变相政党自由的条件下,人民一轰而起,互相残杀。大家又多了一个念头:一个大土匪比多个小土匪好得多。批旧和反革命情绪油然而生。这种情绪在极左路线的口号下成为邓小平政权最强的政治王牌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今天利用上层冲突触发革命的机会比以前要小得多,这是文革的积极后果之一。 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 留恋一个“大土匪”的情绪是中国人一种有历史传统的错觉。多个“小土匪”如能和平竞争(例如形成互不侵犯的多国或多党),自然比一个大土匪好,但这种和平竞争的局面在中国出现的概率并不高,其原因可专门写本书。原因之一是上层内部的多极平等竞争不发达和缺乏稳定的结构。结果往往给革命和改朝换代以可乘之机。最上层权力太大,中层和上层内部没有分封制,又不能象欧洲多国制度及现代绅士阶层等结构来制约中央的权力。历史的发展,极大程度上是靠碰运气,谁说美国人不是因为走运才有了民主制度? 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正象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遥遥无期一样。所以防止革命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仍是现实和重大的政治问题。 如果有人问我:若是中国今天发生了武昌起义式的民主革命,你怎幺办?我的回答是:我就会离中国远远的,躲开革命中的中国。我本人就是文革后的反革命情绪的代表。我在监狱里结交的很多好朋友却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受害者。我很爱他们,但共产党革命却把如此高尚的人变成鬼。我自己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母亲被逼自杀,我知道革命是怎幺回事;我知道所谓“伟大的人民”在革命中会如何行为;我知道革命会用迫害政敌的情绪毒害全民族,那时谁都会无法控制这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正是专制制度的基础。正象共产党几十年迫害政敌(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不同意见者)都是以迫害国民党人的合法性为基础一样。至今迫害  “反革命”的合法性仍然毒害着很多亲近共产党的人。有人会说如果革命的目的是真正民主政体,就会避免这类政治迫害狂潮。那可不一定。美国的南北战争中,代表民主的北方胜利后,迫害南方的情绪势不可挡,一时谁也控制不了,因而出了大量“冤、假、错”案。有个错案直到百多年后卡特当政时才昭雪。要不是老约翰逊总统后来力挽狂澜,与这种迫害南方领袖人物的情绪对抗,美国也不会有今天的民主制度。 改朝换代并不那幺灿烂辉煌 可悲的是,今天中国…并不从理论上否定革命,而是念念不忘“革命传统”,坐过牢的人都会发现,很多牢里的政治犯,有与共产党一模一样的意识形态,企图用共产党革命的方式推翻共产党。许许多多这类“反革命犯”都是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毫无政治知识,盲目崇拜革命,盲目崇拜“人民”这个偶像,这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专制政体最可悲之处并不是其对人民镇压的残酷,而在于它使人民的意识形态也专制化。因此革命只会复制专制,而这又成为当权者镇压人民的理由,可悲之处就在于这种镇压是真正有其理由的。 总之,革命和改朝换代根本不象史书上说的那样灿烂辉煌,对大部分人而言,它意味着生灵涂炭,意味着人的征服心、损人利己本性的大发泄。 另外,我想强调,我对革命和专制制度的否定完全是从一种功利主义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我是太渺小的个人主义者,我害怕专制和革命带给我的痛苦。但如果我是个不关心功利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专制制度,革命的历史地位却是件比功利远为复杂的事情。譬如大家都同意苏联的集权制度是所有政体中离民主最远的。但是如果世界是由大量主权国家组成,则对人类历史发展最有意义的格局是,一百多个国家试验各不相同的政体,包括最坏和最好的。因为不经试验,人们根本无法判断效果(好、坏)。这个过程中试验最坏政体的国家,对历史的意义也许最大,因为此国人民受尽苦难,却为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最宝贵的信息。何况最坏的政体也许有其好的地方(那怕是一星半点),正象苏联制度在制造人造卫星方面就曾给美国以制度创新的启发。但作为一个功利主义的中国人,真不希望这个试验最坏政体的国家就是中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好坏不能看短期,坏到底,也许会出好东西,所以在一个长历史时期内(譬如一千年),有许许多多的政体在持续不断地试验,这是对历史学家极有意思的格局,但对我们这类渺小的功利主义者,意义却不大。从信息论的角度而言,对历史后果不轻易下结论,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试验机会是会得到最多信息的。可惜如果我是个被试验政体下的人,我最关心的却不会是信息的多少,而是我个人的幸福。 外国历史值得借鉴 支持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政体的人,自然会用法国大革命来反驳我关于“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几等于零”的观念。法国大革命制造了彻底的改朝换代,虽没有代议制,但却产生了一个“造反派的皇帝”—-拿破仑。正好,拿破仑是我最崇拜的一个历史人物。 试想想,有谁能一枪不发地征服一个与他为敌的政权。而拿破仑百日复辟时正是带着少数随从,一枪不发的走到巴黎,沿途,与他敌对的军队当他走近时,都高呼“皇帝万岁”而倒戈。拿破仑曾创立科学院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整个大陆体系的成文法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在拿破仑法典中“象数学逻辑一样严格建立起来”。被黑格尔这种知识分子真心崇拜,称为哲学理性在地上的代表,这种君主实在不多。拿破仑临死前曾声称:“我用以传之万世的,不是我的政绩和武功,而是拿破仑法典。”显然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果不是民主政体,而是保护私有财产和确定陪审制度的成文法。法国革命后,几经改朝换代,直至世界大战时从来没有真正确定民主政体,但所有朝代都把拿破仑法典奉为圭臬,不敢变动。革命后真正被巩固了的是拿破仑确立的私人财产制度和法律体系。 法国的历史,与香港、台湾、南韩等东亚现代社会,都说明私有财产制度是比民主政体对现代社会更根本的东西。只要有完备的法律和私有财产制度,不是民主政体也无关大局。 英国的“光荣革命”的另一个大背景是,英国历史上对私有财产权处理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皇帝可任意征用和没收私人财产。皇帝知道如果“富商大贾富过王候”,则意味着他的政治垄断地位将受到挑战,对这种挑战的敏感往往是对改朝换代危险之警惕(很有意思的是,周恩来也喜欢用这句子提醒…对…  朝代之威胁的警惕)。所以,中国多数朝代不允许独立的商人富过王侯,太富了,就要“国有化”,就要“共产”。这倒很象今天的共产党。商人造反往往是建设性的,不象“无产阶级造反”、农民造反那种纯粹的改朝换代。而英国不但早就有一大批新贵、大贾,经商致富,富甲王候,而且国王打仗必须屈膝向他们借钱,私人财产是不能随便充公的。这种借钱中的冲突正是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只有新的中产阶级的独立经济势力超过了政府的权力,政治变动才有产生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否则政治变动几乎完全等于动乱或改朝换代。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制度不但是种乌托邦,而且是种欺人之谈。我相信,“不可能有以国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是可以被证明的另一种假说。 私有制之政治功能 私有财产制度的政治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发达,使社会上层结构多元化。不但有政治精英,而且有一个有管理社会能力的企业家精英阶层。现代的激进主义是种中产阶级现象,而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与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是性质很不同的。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往往表现出互利性,其关心的重点是政体,而不是改朝换代和国体等等与损人利己的征服心有关的事。资产阶级与当权派的竞争更接近上层内行的竞争,而不象农民起义这类外行竞争。 二、私人资本主义的发达,可以使社会的“仕途”(知识分子的出路)多元化。经商可能比当官更富有、地位更高,所以恋权不退和秀才落第造反的可能性都大大减少了。中国很多改朝换代都是落第秀才搞起来的。中国也极少有自动让权的例子。这都与私人财产制度不发达有关。 三、没有发达的私人财产制度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政党。正象我敢在这里讲一些真正独立知识分子的话,是因为有私人基金会资助我来美国一样;如果在中国,我就不可能保持如此独立的地位。大陆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也不得不附在“共产党这张皮上”。在这种国有制占优势的情况下,所有民主的鼓噪都不会有超过中国历史上“清议”政治的水平。中国曾经有发达的清议政治,士大夫被鼓励针贬时弊,为民请命。但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这种“人民”是种偶像崇拜,是当权者垄断政治的一种玩偶。正象中共最喜欢用“人民”这种偶像崇拜来推行其政治运动一样。 四、私有财产制度具有将政治动乱与经济活动隔绝开来的作用。美国大选时,政治机器会有短暂的停顿,但这并不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而中国文革中的变动,对经济影响极大。仔细观察中国的人,会发觉工业生产最糟时是短暂实行变相政党自由的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八年中,而生产效率最高的却是专制暴政最厉害的一九七零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种怪现象,劳改队的生产率比同等条件的国营单位要高。也就是说,国有工业制度的确要与专制政治相配合。在国有制条件下是不能搞“大民主”的。不过中国人是聪明绝顶的民族,文革政治动乱中,江浙南方一带发展出一种发达的半私有经济制度,以温州、常州、无锡为代表。很多农民和企业家,利用文革国营经济瘫痪的机会,发展出一种准私有经济。他们从物物交换式的市场做起,发展出一个计划控制之外的发达的私人经济市场。这种市场倒很适应文革的“大民主”气候。不管政治如何动乱,它照样发展。 私有制能顺利走向民主 这种现象使我有种直觉,中国人是个有私人资本主义本能的民族,那怕是共产党统治下,他们都有本事发展出私人资本主义来。正象学大寨运动中,有些生产队就偷偷把田分了,由于产量激增,还得了农业学大寨的红旗。中国人长于与政治权威妥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面派工夫实在到家。上海是另一个例子。“四人帮”用专制主义办法经营上海的国营经济,相当成功。而上海经济却很不适应改革后的一些自由化的搞法。国营经济与专制政治有某些内在联系,这种关系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改变得了的。 广东也是一种例子。广东私人资本主义目前已相当发达,在广东就没有北京那种空洞的政治热情,广东的学生就不闹事,也没有革命情绪。更不喜欢那些奢侈性的知识分子头衔。用私有化防止革命和改朝换代的威胁,实在是共产党利益所在。如果不搞私有化,而推行把人分为等级的“知识分子政策”之类的(知识分子高人一等,工人低一等之类)“民主”政策,结果是既讨不了知识分子的好(因为这种政策不会多产生出住房、汽车),又会激化革命情绪。 以私有制为基础能顺利走向民主的典型中国人社会,当然就是台湾。台湾走向民主化是很自然的事。它有一个富过政府官员的强大中产阶级,有一个独立于政府权力的强大社会。很多人收入比政府官员高,天天在议会骂政府。而在大陆,政府吞吃了整个社会,独立于政府的中产阶级或社会几乎不存在,或奄奄一息。这种情况下奢谈民主是很危险的,因为根本没有社会结构的基础,如果只是想欺骗舆论或粉饰太平,那还谈不上危险;如果真想试试民主政治,搞不好就会引出动乱和改朝换代来。因为若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则 “人民”是不具有建设性、很危险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势力 。 共产党不能再靠镇压政党过日子 中国政治有其十分特别的地方。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朝代周期。 所谓国体概念、专政概念、革命与反革命概念,无非是用现代政治词语来谈论这些古老的特点。 朝代周期现象在欧洲并不明显,那里的朝代更迭很少是由自下而上的农民起义造成。欧洲历史上基本没有成功的农民起义(革命),而大量政治冲突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美国人更不懂什幺叫“改朝换代”。这种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巨大区别,使两个政治文化背景的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辞典。中国人在谈论民主时,他的意思与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也许根本是南辕北辙。譬如美国人在谈政党自由时,没有人会将其与改朝换代联想起来。但中国人成立的大多数政治组织,都以改朝换代为目标(他们自称替天行道、革命或解放等等)。农民起义军是这样,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中国政治中成功的政党都是改朝换代党(革命党),而不是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政党”。所以 中国人一讲政党自由,马上会想到改朝换代。 特别是共产党这个经过成功的彻底改朝换代的朝代,它以极残酷的手段镇压一切政党活动(为首分子判十五年徒刑至死刑),因此对政党自由与改朝换代的关系特别敏感。以我个人对中国政治犯的观察,一九四九年后大陆的绝大多数秘密政党活动都是以改朝换代为目标,不管是亲苏的“劳动党”、亲西方的“民主党”、亲台湾的“反共救国军”、信儒家的“大同党”,还是农民会党性质的“一贯道”。 而共产党的政治稳定,全靠对这类政党活动的残酷镇压,从镇反、肃反、反右、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这种靠镇压政党活动过日子的政权,很难开放党禁、搞民主政体。如果不是这样残酷地镇压政党活动,共产党也很难不垮台。一九五九年饿死近两千万人,“文革”又使中国生灵涂炭?像任何一个新朝代一样,共产党开国是以残酷镇压为基础,而以德政为辅助,但德政实在少得可怜。 朝代的特点是极权主义 国民党很像历史上的隋朝。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像现代政党,它文化很高,但却不太会打仗。国民党的革命没有彻底改朝换代,它把清朝时代的绅士阶级和新的中产阶级几乎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所以国民党的革命不太像改朝换代,有点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味道。而共产党极像明朝,它是一次彻底的改朝换代,对基层的旧社会绅士阶层赶尽杀绝,打入十八层地狱。经过各次政治运动,特别是不为人注意的一九五八年划极右和坏分子运动,过去的绅士阶级、中产阶级已完全没有社会地位,比奴隶还可怜。一般而言,中国历史上这类彻底的改朝换代,朝代寿命是相当长的(一般在三百年左右),不是因为它的开明,而是因为它的残酷。与恩格斯和维特福格所议相反,这类亚西亚式的专政并不是建立在管理公共事务(如水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用一个大土匪扼制无数个小土匪,即扼制人的征服他人的恶性的基础上。 中国政治历史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常权威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但是共产党朝代的特点却是极权主义而非权威主义。共产主义式的集权主义是人类历史未曾有过的。中国目前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不但史无前例,也比其“老大哥”苏联严厉得多。所以中国很多史无前例和旁无佐证的极黑暗的政治现象,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结婚生下的一个文化怪胎。对这种文化怪胎的惰性和黑暗切不可低估。中国政治正处在共产党朝代中兴的前夜,又处在苏联式经济制度的危机中,同时在世界上发展最快以私人自由经济为基础、以儒家文明为背景的东亚新工业国包围中。中国从来看不起的小日本、南韩、台湾甚至泰国,都在以极高的速度逼近发达国家,拉开与大陆的发展水平的距离。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原动力。另外两个原动力,一个是台湾问题,二个是文革形成的特殊的政治动力结构。 英国光荣革命的另一个大背景就是欧洲十几支文化、十几个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的平等竞争。这种结构以统治者之间竞争如何治理国家为主,而不是以人民和统治者争谁来掌权(国体)为主。所以这类政治动力结构类似一国内的民主政体,有防止革命、保持内行同级竞争的功能。今天中国也有了类似的国际环境。 中国文化本身就多元化了。至少有日本式的儒家和西方文化相接合的文化、台湾式的中国文化、香港式的中国文化、大陆式的中国文化、新加坡式的中国文化等数个亚文化。 英国光荣革命时如果没有从国外请客籍国王的可能性,则摆脱革命和专制循环的概率可说是百分之一。而请客籍国王设立虚君当然要有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国家存在。今天中国也有了类似的机会。譬如说,一旦中国大陆上的党争激化出现英国光荣革命的局面,请国民党回大陆以客籍政治力量的身分来平衡虽然是一种小概率事件,但这个概率虽小却大大大于零(相当现实)。历史发展本身就包括很多小概率事件的出现。 中国走向民主的过程,台湾问题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这不但因为台湾正在迅速走向民主政体,使中华民族这个最古老的民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党政治,而且因为台湾的存在使中国的政治结构不可能一元化。至少国民党、共产党就是二元的。没有台湾问题,不会有一国两制的政策,共产党也没有今天这幺开明。如果没有台湾问题,中国极可能走苏联式的政治演进道路,当局会象苏联骂沙皇一样,使自己对政敌的政治迫害永远合法化。而有了个台湾,中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全世界有目共睹,台湾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都远远走在大陆之前。共产党迫害国民党的合法性就永远受到挑战,而否定任何政治迫害的合法性正是民主政治的第一必要条件。另外台湾的存在自然与民主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私有制度有关。台湾与香港的私有制始终对大陆中国人是一个最直接的样板,有了这两个样板,任何私有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之说都不可能站得住脚。台湾无疑起着一种类似两党制的功能。回想地中海文明史上,十几支文化之所以可以和平竞争,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地理因素就是海洋的扼制武力竞争和促进商业、文化竞争的作用。为什幺内陆国家难以发达,原因之一就是内陆方便武争,但商业运输在内陆却成本高昂。台湾海峡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上也起着扼制国共两党武力竞争而促进文化、经济和平竞争的作用。 中国历史从未有过成功的复辟 文革是使中国不可能重复苏联的政治发展模式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从上层而言,文革造成了邓小平的复辟。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事。赫鲁晓夫是斯大林一派的,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斯大林派内的分裂,这并没有摆脱社会主义政治永远朝一极不断分化的规律。而邓小平复辟是第一次“反党分子”重新上台,打破了政治朝一极分化的规律。这一特点的深远历史意义,现在还难以被人们全部看清。革命后的复辟往往难有制度创新,至少能避免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成功的复辟,却有无数成功的革命,这正是中国历史进步缓慢的原因。每个朝代初期都是文化水平最低,善于征服,而不善于管理。朝代末期文化水平是最高的,善于管理,却不善于征服。 革命一起,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经济、文化发展成果毁于一旦,新皇帝又是个征战的内行、管理的外行,一切从零开始,积累数百年,又一个改朝换代,毁掉一切重来。 中国历史就这样原地进退不能进化。英国有复辟,复辟为光荣革命打下基础(而不是为革命打下基础);法国有复辟,拿破仑法典正是在复辟时期巩固下来。但中国的复辟却总不成功。共产党历史上也没有成功的复辟,而邓小平却是破天荒第一位成功的复辟者。复辟推进历史前进的功能至今并未被人系统地研究过,但我有个直觉,其中学问很多。 民主政治改革的条件尚未具备 从上几节的讨论,我有几点直感:第一、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不但不可取,而且民主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避免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而革命本身却是促成这个循环。第二、没有发达的私有财产制度时来谈民主政治是相当危险的事,因为这可能导致动乱和改朝换代。第三、中国共产党朝代的演进根本不到民主政治的时机。共产党还在开国的末尾,它的基本特点就是镇压政党活动(政党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垄断政治。 虽然讨论民主政治改革为时太早,但很多特殊事件、如“文革”、台湾问题、邓小平复辟、苏联式制度危机等等,又为政治改革(不是民主改革)提供了动力结构。中国处在一种从极权政治向权威政治过渡的可能性面前,虽然离台湾正进行的从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还相差很远,但脱离苏联政治发展模式的几率却相当大。我想今天政治改革中头等重要的是经济改革中为私有化市场化创造了条件,以及在行政改革和立法等方面为上述政治过渡创造条件。 即使不搞私有制,中国的行政改革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实在有很多事可做,例如恢复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回避制度、文官考试制度、文官系统与政党官僚系统的分离(前者由考试制度产生,后者由政党活动产生)、模仿台湾搞军队国家化、省级直接选举、用立法形式保证档案制度向人民公开(特别是向本人公开),以及设立上诉法院、改变以党报充当上诉法院的不正常状况等等。特别是省级直接选举问题迫在眉睫。因为文革后,地方政治因私人势力化有更趋黑暗的现象。毛泽东调动省级官僚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地方政治中难以形成强大的私人势力。但文革后地方政治私人势力化的倾向大有加强之势。 但所有这些改革的中心原则应该是互利的,要所有人得利,尤其要让原来的特权阶级得利,尽量不让人在改革中吃亏。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要所有人得利。譬如取消贵族和武士阶级的特权,发放一次性俸禄(类似转业退休金),这是比今天中国改革激进得多的措施。但关键的不同是,明治天皇把这些特权阶级引导去投资做生意,他们中大多数后来都经商致富比以前的日子好过多了,所以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阻力。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也是很多干部子弟利用特权成了专业户,发了财,变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城市改革中,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高干的真实工资收入相对他人而言是降低了(尽管非工资特权收入很高)。退休加薪等赎买政策并不很有效,因为在位的特权收入占的比重太大。 中国选择的机会 如果有人问我:假如中国今天允许民主竞选人大代表,而你又有机会参加竞选,你的竞选政纲是什幺?我会告诉他,我的政纲第一是控制物价,第二是知识分子政策等等。当然我心里想的正好相反,既反对控制物价,也反对政府有任何  “知识分子政策”;而是应由劳力市场上的供求力量来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但中国大多数人只懂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泛泛之谈,要想当人大代表,当然只能投他们所好。如果有人问我:假如中国今天有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他愿意听听你的谋略,你愿意向他讲什幺呢?那我会告诉他: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把国营企业拆成股份,把股份给特权分子,将其特权“私有化”,并让他们退休经商或吃股息,则他们就会由改革的阻力变成动力,像明治维新一样,解决了这个问题,改革就上了正道了。其它细节,这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会妥善替你解决的。 如果第三个人问我:你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如果有机会向社会大声疾呼,你会说些什幺呢?我就要告诉他,如果我能在电视中向人民大声疾呼,那我会说:民主的当务之急,一是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二是推动修宪运动,取消四个基本坚持。实现政教分离,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国教的地位;保证真正的信仰自由。从短期而言,这可能没有效果,但台湾和各地民主政治的成功都说明宪法意识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有着极深远的长期影响。正像孙中山立国时的宪政思想,使很多中国人从小就知道信仰自由、新闻自由、三人可组党,这都是中国迟早要实现的政治原则。而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取消新闻检查,不都是几十年宪政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吗?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今天哪怕是对牛谈琴,也要提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设立人身保护法案这类具长远影响的问题。 我一直摆脱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中共“关心国家大事”的毒太深?)。尽管来美国后这种毛病减轻了一点,我更关心自己在市场中的比较利益和可能卖得出去的产品(我的产品是知识),但“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毛病还是有一点。因此这次抵抗不住朋友的鼓励,又写了一篇充满使命感、“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文章。写完之后,悲从中来。因为这种过分强烈的使命感,正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不健全,迫使非职业政治家过分关心不是他专业的事。不管如何,每当中国政治变动发生,我都会“思潮澎湃”、“联想翩翩”、“伤感”一番,不是对政治的兴趣,而是一种“精神享受”。试想一个为看中国政治这部戏,付了十年牢狱之灾门票的人,怎会不仔细观赏这个票价高昂的话剧呢? 感谢 苏勇 推荐 查看评论(1)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1)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一个外国人眼里的毛新宇 (1) 我们怎样被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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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配合“他们”作恶的明确证据

在新浪微博账号“@温云超”(ID号1847003060)上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难得的样本,非常清楚地显示新浪不仅在配合当局进行内容审查,还配合“他们”的要求对特定人士进行栽赃嫁祸,非常恶劣,这已经不能再用“被动作恶”来解释。 此事得从去年12月说起。中国的GFW之父方滨兴去年12月20日在新浪微博开设了账号,受到网友潮水般的“围攻”,不得不关闭账号走人。我接受外媒体采访作了评论:“太多的封锁技术用来压缩言论空间、控制言论自由,已经明显引起了一部分中国网友的愤怒。”12月21日,我在新浪、网易、腾讯三大门户网站的微博账号全面被指令定点封杀。 随后我注册了“@温云超”,继续在新浪微博活动。今年“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我和网友们一起协同调查民间版的遇难者名单,并早于官方搜集并发布了39人的名单,除“甘露”外,其他人员和官方此后公布的完全一致。在7月25日,我的账号“@温云超”被封杀,有人私下告知是收到了要求封禁账号的指令。 8月23日,有网友告知新浪微博有一个“@温云超”( http://weibo.com/2232463062 )账号,使用的是我自己的头像。这个账号发布了“推翻共产党”这样的藏头微博,这个账号非本人注册,本人亦无发表过该微博中发布的言论,栽赃嫁祸的意图甚为明显。 一个微博平台在封禁特定用户后,理应绝不应该允许同名注册这种情况出现。例如“@北风”这个账号被新浪封禁后,别人不能用这个名字再注册新账号。我就此事去信新浪微博要求调查此事,并多次跟新闻中心一位副主编发去手机短信要求答复,除了封禁假冒的“@温云超”(ID号2232463062)账号外,我并未收到任何其他反馈。 8月25日晚间,我在几个曾关注“@温云超”账号的几个朋友的“关注”那里,发现我此前在新浪的账号 “@温云超” ( http://weibo.com/1847003060 ) 被人为修改成 “@温云超_gnb” ,ID号1847003060 没变,粉丝数亦与我被封禁时的数量一致。从假冒的“@温云超”(ID号2232463062)发布信息的时间来看,这种人为修改发生在7月25日至27日之间。 一个新浪微博的账号被封禁后,只要不是彻底的删除,别人无法注册完全一样的账号,即使完全删除,新注册的账号ID数字亦会不同;一个新浪微博的账号被封禁后,只要不是彻底的删除,一般能够登录及访问,但不能进行任何操作,包括进入“设置”界面更改名字。除了新浪官方予以配合,否则无人能够在账号被封禁后修改账号名称。但我的账号“温云超”恰恰被人改成了“@温云超_gnb”,这已经足以说明新浪在其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 我自己的猜测是,因为我近年来针对中国互联网审查等方面的言行招致了某些机构或人士的忌恨,但因我所有言行均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框架之内,人又在香港工作,他们对我无可奈何。于是他们不得不出此下三滥的手段,以特殊的身份要求新浪更改我的账号名称,再将另一个账号名称更改成我原来的名称,发布“反动”信息,并以此作为证据杜撰我的故事,或用于对付上面的要求,或将来用于对我的司法迫害。新浪迫于压力,也不得不配合。 在微博账号 @温云超 上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难得的样本,非常清楚地显示新浪不仅在配合当局进行内容审查,还配合某司的要求对特定人士进行栽赃嫁祸;也非常清楚地显示,“他们”在针对特定人士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底线的。 我将在一切可能的国际场合说明这个情况。欢迎完整转发。 温云超(北风) 201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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