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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崔卫平  |  评论(2)  | 标签: 感悟随笔 “80后”女儿与我谈林昭——献给林昭的祭日 女儿：她不仅是在质问和敲打那个扭曲的社会，更是在质问和敲打造成那个社会的所有人，以及，现在像我们这样阅读她的所有人。她激起的不应该仅仅是对极权统治的怒气或者对她逝去的惋惜，还有我们以她为镜对自己的反省。更关键的是，这种反省并不是一时兴起，并不是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中所产生的冲动，而是即使背对着她也能一直保持的清醒。 唐磬：这之前我也只是模糊知道一点林昭的故事，除了五分钱子弹费之外，对于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忍受着怎样的非人折磨，在这过程中她的思想又如何发展并不清楚。这次为了与母亲崔卫平讨论这个问题匆匆读过几篇文章，才逐渐开始有了一点轮廓。从对权威的盲信到后来连呼“受骗”，从在粗辫子上系着白色蝴蝶结，到头顶一方用鲜血涂成一个「冤」字的白布，林昭就是这样在我的脑海里一点点成形的。而在了解她的过程中，她前后几乎矛盾的形象又引起了我的兴趣，在这种不断变化中有什么东西是一直没变的？她吸引和感动后人的那种坦然与率真的基础是什么？她为什么会被称作英雄，或者更独特一些的——被称作一个“圣女”？带着这些疑问，我决定和母亲探讨，到底是什么一直充盈着她的身体，并且让她如此地誓死捍卫。 一 女英雄林昭 唐磬：关于林昭的这部纪录片，你写过一篇叫做《传唱英雄的故事》的文章。“英雄”这个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崔：按照古代的解释，英雄就是说了一番伟辞，干了一番惊天的事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忍受了别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的那些人。他们“开天辟地”，像神话或者史诗中传唱的那样开创了某个业绩，使得后来的人们都生活在他们开创的这种业绩当中。那些人都像是一个个巨人。这是一个对于英雄的基本含义。而一般来说，在从前的历史当中，这样的业绩通常是由男人完成的。男人体格健壮，意志坚强，能够忍受长途跋涉和泥泞路面，比如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硫斯、赫克托耳、奥德赛。 唐磬：这些事情并不适合女人去做。但是你在文中又写道“在近百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可以数得出来的女英雄有秋瑾、张志新、李九莲、陆兰秀，林昭是她们并肩的姐妹。”，“女英雄”这个词又是什么含义？ 崔：比较起来“女英雄”是一个比较晚近的概念。我们能够想起来的女英雄比如法国的圣女贞德，贞德首先的业绩也是率领人们打仗，法国和英国作战时她曾经率领上万法国军队去抗击英国人，这个确实不是一般人所为。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算得上的还有花木兰，不过她的事情很少被传下来，我们能知道的只是她的替父从军，但是却没有她的生平事迹能够留下来，我们不知道她到底做过些什么，有没有一些常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至于张志新她们这批英雄，她们的共同特点在于她们是用头脑来面对现实，是自己独立地、不人云亦云地进行思考。在人们众口一词，不由分说的时候，她们能够坚持一个自己看到的真理，而且把这种真理和自己的血肉生活结合在一起，最后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唐磬：在她们当中，你又特别将林昭称为“圣女”。你是怎么理解“圣女”的？ 崔：首先我想到了圣女贞德。圣女贞德是一个少有的女英雄，她被宗教法庭审判，被处死刑，并不是因为她率军打仗，而是因为她认为有天使在她耳边说她就是上帝选中的那个人，是上帝让她这么做的。她不通过教会把自己直接和上帝联系起来了，她认为自己的精神是和上帝直接沟通的，从她的精神出发才产生了她那些率军打仗的行为。因此教会所处置的是她的灵魂，是对她独立的灵魂做出惩罚。她身上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另一个就是她独立的灵魂和精神。 林昭同样有一个独立的头脑和灵魂。在当时高度的精神压制和言论压制的环境中，她独立的头脑就是此后她一系列行为的开端，当然这个行为不是说开创世界的行为，而是和专制力量做斗争、经历磨难、经历痛苦的行为，她的灵魂是这样一个过程的起点。在最开始她只是帮朋友说话，后来被打成右派，她是在甩出这个轨道之后才看清了更多东西并且逐渐觉悟的。实际上她后来办和朋友合办《星火》杂志才是她更大灾难的原因。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办一份志同道合的杂志，写写诗，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何罪之有？林昭就认为在这点上自己一点儿没有错，不能退。一般来说，对错是我们能够分辨的，我们缺少的是为自己坚持的真理付出精力和勇气。在她坚持真理的过程当中，林昭显示了常人不拥有的勇气，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和磨难，用生命的鲜血写下了她对真理的热爱和对黑暗的谴责，因为这种对真理的忠贞不渝，所以我称她为“圣女”。 二 收五分钱子弹费的人 唐磬：你刚才说人们是能够分辨对错的，那么那个收五分钱子弹费的人呢？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比较复杂。在一种极端特殊的情况下，由于环境的封闭或者信息的误导，人们太有可能对事情做出错误的判断。这是一个认识层面的问题。除了认识层面，还有一些生存的问题，生存的恐惧。出于生存的恐惧，或者某些利益的诱使，使得某个人不能公开地表达他对某个事情的看法，所以我们不敢肯定这个收子弹的人到底知不知道。而大多的情况是由于某种环境原因，人变得在良心方面很麻木，很迟钝；人们习惯性地躲避自己，习惯性地不动脑筋，习惯性地不去接近自己的良心，使得人的『心灵感知』这一块被切除了。当他给对方施加痛苦的时候，他一点儿对这种感知所导致结果想象力也没有。也许，这个收子弹费的人无法感知到他的行为会让一个母亲晕倒过去。但是。这个细节主要说的是当时那种制度的野蛮，不是这个人的问题。 唐磬：林昭是一个个人，收子弹费的也是一个个人，他也应该拥有和林昭一样独立的判断能力啊。 崔：你想想看，假如人在日常生活里每天做一点不大不小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他就习惯性地按照别人给他安排的轨道去走，而不再去拷问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个个人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个人。他没有想过自己思想感情的出发点，他要什么，他想要过哪一种生活，他的生命应该怎样打开；哪些东西是他独特的，哪些东西是他用生命去捍卫的，他没有体验过生命的力量，没有体验过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任，需要自己给自己做出交代的那种责任感。林昭是独立的，有个人的灵魂，而这个人却只是一个机器的工具。 三 生活中有些撒谎是没有理由的 崔：现在的环境不像林昭当时那么极端，但是人们也是随时随地干一些不大不小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这似乎成了一种不加思考的习惯性的行为。比如我在电影学院教艺术概论的课，有些学生不喜欢这些课，我认为他们不来上课是可以理解的，来考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至于在考试前拼命琢磨我的意图，想方设法考高分，结果大多数都考试到80分以上我就很难理解了。你可以考60分嘛，多出来的二三十分完全可以不要，这属于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撒谎。有些撒谎是有理由的，有些撒谎是没有理由的，这些谎言就是一种习惯性行为。 唐磬：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英雄是做一些常人不能做的事的人，那么和过去相比，现在的英雄不需要和别人打仗，他们更多是和自己打仗，是和自己的愚昧无知进行斗争。 崔：你这样说很有道理，但是你说的与自己打仗，在我看来还是和一种比自己更强大的社会的力量做斗争。认同你的愚蠢行为，支配你的愚蠢行为的仍然是大于个人，高于个人的社会力量。 唐磬：林昭之所以能一直坚持这么做，是不是和她的基督教徒身份也有关系？ 崔：即使是基督徒，把自己交给信仰也是一种过程。信仰给了她支撑的力量，忍受痛苦的勇气和坚持下去的毅力，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看来，她并不是为信仰而斗争，她为之斗争的是她所认定的东西，即人应当是按照自己良心说话的，不能歪曲事实，她是坚信人的基本良知，而基督教的信仰加强了她的力量。在这点上林昭给良知是给加冕，是赋予了人类良知以荣耀。她之所以令我们感动，正是因为她触动了我们的良知，在面对她的同时，面对自己的良知。 四 唤醒了的良知还会睡着，怎么办？ 唐磬：但是似乎我们很多人只是在读林昭的故事的这一瞬间良知得到了唤醒，一旦背过身去又去做一些不大不小违背自己意愿和良知的事情。我们似乎只会大问题上奉献我们的良知，可回到日常生活，良知就又睡着了。 崔：良知不是只有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或者有关国家、历史的问题上才能体现出来，它化解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上。良知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视察，是由自己来审定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仅仅只是分寸问题。一句话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一个神情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表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按照它真实的样子，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地把它说出来？包括某句话怎么说，在什么时候说，怎么更有分寸地来说，这都是些衡量的问题，尺度的问题。良知是使一个人获得自己不大不小的尺度：他不比自己多，不比自己少；不比别人多，不比别人少，恰如其分地正好就是自己。无论是鄙薄别人、蔑视别人还是自轻自贱，都是失去分寸，都是在有意无意地涂改着事情的原样。 唐磬：也就是说良知作为一种普遍尺度，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崔：对。比如人们都林昭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她是个很有美感的人，她穿衣服很好看，这都说明她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知道尺度的人，而不是“荒原中的英雄”。再比如朋友们都说她有情有义，并且不止一个男人对她产生爱意，又说明她也是个很自爱的一个人。只有一个自爱的人才能去爱真理。在她身上我们看不出矫柔造作之气，她是一种天然质朴的美，她一贯如此，在做那些常人不能做的事情之前，她的个人生活是比较结实的，较少漏洞的，她对自己始终有一个较高的评价，而不是只有在重大事情上才交出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说她心气傲，那是因为她谨慎而完美地完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唐磬：而并不是只有英雄才能这样做？ 崔：当然。我们可以一辈子也遇不到让自己当英雄的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可能要求我们每个人付出非凡的勇气或者精力，但是我们有权，也有义务拥有一个比较结实的，不那么前后不一致，不那么漏洞百出，不那么互相矛盾的人生。这是林昭带来的一个很好的启迪。 （唐磬：和母亲的讨论因为要去吃午饭只好就到此中断。尽管时间很短，但是我想在我们的讨论中我已经得出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是的，她平静的高贵是任何人都能在她的故事中感受到的，她透明的良知是任何人都能为之感到震撼的，她用自己的生命发起的对专制的责难是任何人都会引起共鸣的，但是如果仅仅在此停留，那么林昭的死就仅仅变成了一种对于历史的反省和为了后人的教训而作出的牺牲，变成了一座高高悬挂的明灯，这种明灯却还是只有在我们想打开开关的时候才会发光。不，她不仅是在质问和敲打那个扭曲的社会，更是在质问和敲打造成那个社会的所有人，以及，现在像我们这样阅读她的所有人。她激起的不应该仅仅是对极权统治的怒气或者对她逝去的惋惜，还有我们以她为镜对自己的反省。更关键的是，这种反省并不是一时兴起，并不是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中所产生的冲动，而是即使背对着她也能一直保持的清醒。 关于林昭产生的感慨已经太多了，我只想在感慨之余补充一句，不要愤慨那收五分钱子弹费的人，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良知始终明亮，那么我们自己也就和收五分钱子弹费没什么区别。甚至在这种良知的忽明忽暗当中，比那个人还要可笑可悲。） 2005年4月18日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崔卫平的最新更新： 阅读的理性 / 2012-04-28 09:07 / 评论数( 7 ) 与你自己谈谈 / 2012-04-16 08:39 / 评论数( 4 ) 西绪福斯的儿女们 / 2012-04-13 20:42 / 评论数( 8 ) 敞开与隐蔽 / 2012-04-09 11:26 / 评论数( 6 ) 钱永祥：今天我们道德进步了吗？ / 2012-03-31 15:57 / 评论数( 5 )

人物简介：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决。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字第16号两次判决，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为80年的判决书宣告无罪的理由为精神病不妥，“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反罪……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撤销了1980年“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但依旧对林昭宣告无罪。另在1980年12月在北京举行追悼会。 寻找林昭 2004年08月11日 03:17:26 本报记者 江菲 “林昭？那是谁？” 如果不是5年前在和朋友聊天时偶然问到这个问题，胡杰根本不会和这位40多年前死去的、与他毫无关系的女性产生什么联系。 他也不会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却日渐漫长，以至于他不得不辞去公职，将其作为一个“个体事业”。5年里，在对80多人的寻访过程中，他倔强、百折不挠地坚持着，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开———关于林昭，他们甚至对家人也很少提起。胡杰越来越认识到：找回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我们，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林昭生活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了。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仅仅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反右”时期，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曾存在”的时代。在他们的印象中，它甚至不如“秦始皇”和“唐太宗”那样为人所熟悉。 然而历史总是要顽强地呈现出本来面目。冥冥之中，飞机机械师出身的胡杰，像组装上万个飞机零件一样，重新组装这段历史，重现那个被人遗忘的杰出的中国女性。 这笔“财富”，现在以一部纪录片的形式，被无数人默默传看着，虽然它还尚未完成，还在不断地补充新的材料，不断地更新。纪录片引出泪水、震惊、愤慨和无尽的沉思。 林昭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林昭被枪杀时，胡杰只有10岁。他那时是一名在学校里高喊口号打倒老师的“红小兵”。 “打倒反革命———” 胡杰握紧拳头，向天空挥舞着。他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是“反革命”，这三个字又代表了什么。如今再次回想当时的场景，他觉得可笑又无奈。林昭就在被小胡杰要“打倒”的那群人之列。但在今天的胡杰看来，她的一生，却是最最坚定、最最“革命”的。这种革命精神，在她十几岁，面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时，便已萌发。 在胡杰寻访到的一份林昭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她家庭及历史情况的简略描述： 母系苏州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又参加国民党，抗战时期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父系伪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间畏罪自杀。 这并非林昭家庭所有成员的实际情况。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 她出生前5年，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的负责人，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沉入长江。 母亲许宪民，自16岁便在哥哥影响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她资助共产党地下电台的建立，提供收发电报的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 “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胡杰说，“妈妈瞒着家人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父亲虽然表面不声不响，但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开脱罪名；而他们的大女儿，虽然表面上在苏州教会学校上学，可暗地里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那时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她依靠自己的辨别力，不仅积极猛烈地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向胡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这位同学注意到，林昭那天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纯洁的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那一年，她17岁。出于对时局的担忧，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 “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幸运地，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的朋友倪竞雄，从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那时只有19岁的林昭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远的未来，更广大的后代。 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胡杰找到了一张林昭此时的照片，她将两条长长的辫子卷在耳后，晒得很黑，一身白衣，人很瘦，面色憔悴。她或许处于痛苦的折磨中吧，或许正为自己的“不上进”感到焦灼。 “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 “她笑着，两条小辫子从后面挂出来，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工人裤，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张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杰形容她记忆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得她走起路来轻柔的样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几句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 在这里，林昭疯狂地阅读了大量她喜欢的书籍，同学们常常看见她从图书馆抱出满满一怀的线装书。没人知道她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她观察到现实生活并非如她想像得美好，从而陷入了“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气中，她成长着，思考着。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过母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这种对亲情、对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许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转折。 张元勋，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向胡杰讲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在胡杰的考证中，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这段时期，她在日记中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刀在口上之日”，这句精彩的即兴演讲，成为林昭短暂一生的缩写。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陈爱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忆说：“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学在接受胡杰的采访时说。这名同学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无芥蒂，仍然同他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没敢吭声”，也“从来没和别人谈过”。 “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面对胡杰，他激动地挥着右手，一遍遍地重复：“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 这名“左派”同学在经过长时间考虑后，同意接受胡杰的采访。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电话里沉稳平静，在为胡杰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却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着对惊呆的胡杰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他顿了顿：“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样骨气的人。” “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林昭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有骨气”。她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此后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与林昭发生联系，已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因为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都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在胡杰的镜头前，他含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好像那些粮票现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林昭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 刘发清连忙回信以示感谢，还真诚地敦促她要“认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林昭的回信很简单：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后，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访。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后，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这两个简单的字，不仅是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服刑时期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这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的女子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的立场和宗旨———为了他人不流血，为了他人能找回“作为人的一切”，她宁愿流尽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张元勋，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给她买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铁扦子一个个插进去检查。 “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么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20多年后，风浪归于平静，沧海上的那一叶白帆却永远消失了，但风浪带来的恐惧却并没有消失。 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寻找并说服他们，接受这样一部历史纪录片的拍摄，就像他们幸存于那个时代一样艰难。 面对胡杰，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们面前的这个40多岁的汉子，当过兵，身体强壮，一脸大胡子，既拿不出介绍信，也没有工作证明。他只是一再诚恳而温和地说：“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一个初次接待胡杰的人，把他关在防盗门外，隔着铁栅栏，严厉而冷漠地说了40分钟拒绝的话。他最后打开门时，只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林昭，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 另一个最初很坚决地拒绝了胡杰的人，答应在胡杰离开前最后与他见一面。胡杰并没有再次要求他回忆林昭，而是同他聊起了从小到大的生活：参军，去朝鲜战场，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老人说着说着，突然老泪纵横。他亲眼看见许多人被饿死，他和另外几个还算强壮的人负责把死人拉出去埋掉，但第二天再去时，都会发现新坟都被刨开了，那是周围的老百姓来偷走裹尸的棉被和死者的衣物。 之后，他离开了农场，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被“保外就医”的林昭。没过多久，便因与林昭相识，开始了另外一次服刑……” “我要开始拍！”胡杰擦擦溢满眼眶的泪水，坚定地说。 对方默默地点点头。这一天，他们在胡杰住的简陋的旅馆聊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离开时，这个人才承认，他本来打算一字不吐，来挨胡杰一顿臭骂，然后便坦然回家的。“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止一位受访者这样对胡杰说，“太残忍了。”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另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后反问道。他只不过因为说了几句至今仍坚信是正确的话，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4年，和杀人犯关在一起。 “没有人是天生的右派。”这位老人说，“是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冻死、饿死，让我们认识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真相吗？我们当时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 他突然笑了，有点神秘地问：“你说，把这些说出来有什么意义？教训吗？”他顿了顿，“给谁的教训？” 虽然都在拒绝，可一旦开始了回忆，这些人便陷入不可控制的激动。 “不，大多数人不哭。”胡杰说，“过去的经历，使他们变得都很硬。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情和情绪，会让听到的人想哭。” 沈泽宜，林昭北大的同学，和张元勋共同创作的诗歌《是时候了》，成为1957年北大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胡杰在湖州一处狭小的住屋里找到了沈泽宜。沈泽宜缺了几颗牙齿，头发稀少花白，坐在一把竹椅上，在昏暗的光线下，点燃一支烟，背诵他为纪念林昭写的一首诗，双眉不时紧蹙，目光神往而忧伤：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独地、美丽的、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以她的光，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甘粹，林昭那段被中断的恋情的男友，1979年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音乐人帮助，将林昭当年创作的一首歌的词曲记录下来。 胡杰找到他那天，天飘着雪花儿，老人坐在局促的小屋中，用二胡一遍遍地拉着这首他们年轻时共同歌唱过的《呼唤》：“在暴风雨的夜，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 当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纸文书宣告平反时，他们已年近半百。他们在牢狱中度过了最有创造力和智慧最发达的年华。 林昭看不到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她的亲友后来从一位狱医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枪决那天，是从提篮桥监狱卫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来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终在反抗与呼喊。这位狱医吓得躲进隔壁的病房，听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对他道“永别”。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为右派平反后，开始内心平静地相互联系时，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那一年年底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 上联是：？下联是：！ 事隔20多年，当胡杰再次追寻那个充满了回忆的悲恸与无奈的惋惜的场面时，却无人能回忆起这副挽联的作者，但他们都承认，这的确是对林昭一生最好的诠释与哀悼，或许，也是对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一副含义最为深刻的挽联。 5年来，胡杰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为他提供经济援助，或尽自己所能寻找线索。在这支日渐庞大的队伍中，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有声名显赫的中年人，更多的，是步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胡杰从未与他们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但穆青“解释”了胡杰们这样做的意义———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源地址： http://media.163.com/special/007625CB/zgqnb.html © 胡扯吧 |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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