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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乔榛:我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变迁的探讨

乔榛:我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变迁的探讨 进入专题 : 初次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改革    ● 乔榛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的32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这一成绩远远超过了国际上关于持续高增长国家的标准。①因此,这对于一个有着世界最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此的成绩确实让人羡慕,也让人费解。而伴随着这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不过,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其中初次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劳动者报酬偏低变得较为突出,1995年之后,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从1995年的45.69%下降到2007年的39.16%(张车伟、张士斌,2010)。这种随经济持续高增长而出现的劳动份额下降的趋势,与国际范围内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的“U”形关系相比较,中国正处在这一曲线的下行区间。为什么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初次分配结构的转型?或者说,为什么中国的劳动份额并没有随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扭转其下降的趋势?这一问题表明,不仅中国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有着不同的变化趋势,而更加困扰我们的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劳动者报酬应有的提高,这与经济发展的民生转向不甚和谐。     对于中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的如此现状,国内学者已有一些研究。首先,一些学者为了精确计量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对如何核算劳动份额进行了研究。目前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劳动报酬数据是将雇员劳动报酬与自雇者的所有经营收作为劳动报酬的核算依据。对此,有学者认为,由于自雇者经营收入中包括资本和土地收入,所以这种估计有扩大劳动份额的嫌疑。例如张车伟( 2010)就对国家统计局的劳动份额统计进行了调整,他剔除了农民和城镇个体户经营性收入中的资本性收入,得到自雇者的劳动报酬,进而得到调整后的全国劳动份额。其次,更多的学者把精力集中于对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原因进行分析。白重恩、钱震杰认为,自1978年以来,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及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一直是左,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力量。李稻葵等提出,中国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明显偏低,不断下降。导致中国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包括.比重的变化和资本回报率上升,以及国有企业的不断推进,资本所得者对企业盈利分配的谈:力上升较快,劳动者在企业盈利后谈判能力下降。张车伟等认为,中国劳动份额的低水平稳定与中国经济的几个本质特征密切相关,包括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征、中国二元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此外,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类型和资本全球化也影响了劳动份额的提高。最后,针对中国劳动份额较低而寻求改变的对策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林毅夫(2007)认为,应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提高劳动者收入份额。李扬(2007)呼吁,通过财政政策致力于提高国内消费率和公平收入分配,尤为重要的是完善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白重恩等(2009)提倡在产业结构方面做文章,通过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从而提高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此外,减少垄断程度和适当的劳动保护也对提高劳动份额具有积极的意义。     面对我国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较低的现实,以及围绕劳动份额所做的各种角度的研究,我们深深地感到这个问题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挑战。“十二五”规划在谈到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时改变了“十一五”规划着重强调缓解行业、地区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的说法,而强调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②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尝试对我国初次分配的劳动份额这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加以分析。          二、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变迁的一般机理          初次收入分配是指对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国民财富在各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所进行的分配,而这种分配最终会形成一定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就初次收入分配结构的实际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进行历史追溯的经济现象。而就初次收入分配的理论来说,这是一个自经济学诞生后才受到关注的问题。在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中,初次收入分配的理论有着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方面作为初次收入分配结果的利润、工资和地租源于资本、劳动和土地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和劳动所得与各自在生产中的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     在亚当·斯密之后,对初次分配结构的分析又形成两个基本线索。一个是马克思最早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分配。劳动力成为商品并且为资本家购买,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会创造新价值,不过,这种新价值并不为劳动者所占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性决定了新价值的分配权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因此,最终的分配结果是工人得到作为劳动力价格的转化形式——工资,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在这一分配结构中,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究竟该是怎样的比例,这主要决定于工人与资本家或者是全体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的这个分析线索进一步地形成一种传统,在制度经济学那里,包括新老制度经济学也强调劳动者工资和资本家利润背后具有的制度因素,劳动者工资的高低不仅决定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且也取决于劳动者相对的谈判能力。另一个是新古典经济学在继承古典经济学要素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应用边际分析解释初次收入分配的结果。在微观企业进行的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力按照其边际生产力的边际净产出进行分配,即资本家得到资本的贡献,而劳动者得到劳动的贡献。在这种分配结构下,资本与劳动被赋予平等的地位,它们各自的所得主要取决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并用一种均衡价格来衡量。这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初次分配的一个基本线索,左右着人们分析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变迁的思路。     对这两条分析初次分配结构的线索进一步地梳理,我们会发现初次分配结构变迁的不同机理。按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初次分配结构的分析线索,决定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份额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因此发生的工人地位的变化。当资本家拥有分配的绝对主导权时,资本家会把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的程度,以致可能达到仅够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这对于工人来说一定是灾难性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假如劳动力的价格降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是降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因为这样一来,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③因此,工人一定会为自己的命运进行反抗和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贯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全过程。虽然说初次分配中的资本和劳动份额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的力量对比,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在资本家和工人的斗争中发挥作用,这成为决定初次收入分配份额的又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此有过一个经典的分析:“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④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工人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开始屈从于资本的绝对权力之下。不过,这并没有消解工人为获得更高工资而与资本家的对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加成熟时,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又涉及到工人的工资,而这时国家关注工人工资与早期的关注有所不同,一系列最低工资的立法和对工人福利的关注,提高了工人在初次分配中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今天发达国家劳动份额比较高的局面。     如果按照古典经济学开创的要素理论来扩展对初次分配结构的分析,那会呈现出一个比较复杂的初次分配结构变迁的机理。首先,建立在要素贡献基础上的初次分配的劳动份额与技术进步的类型有关。从微观企业来看,如果出现技术对劳动的替代,那么劳动份额占产出的比重会下降,而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劳动份额的变化可能要取决于技术进步推进的步伐。在技术进步最初的阶段,由于采用先进的技术会引起对劳动力的替代,这一方面会产生排斥劳动力的现象,另一方面会带来没有发生技术进步的部门的就业竞争,从而引起工资下降。因此,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这个阶段的整体劳动报酬会降低,从而导致劳动份额的下降。而随着技术进步的推广和普及,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提供了条件,而且技术进步可以实现的就业补偿又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这会带来全社会的劳动报酬的提高以及劳动份额的增加。其次,建立在要素贡献基础上的初次分配的劳动份额与产业结构有关。因为不同的产业或行业对要素的要求并不相同,或者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或行业的贡献不同,如第二产业的劳动贡献相对较低,而第三产业的劳动贡献相对较高,因此,产业结构的不同会导致国民经济整体对劳动的要求不同,从而表现出来的劳动份额也不同,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份额会逐步提高。最后,建立在要素贡献基础上的初次分配的劳动份额与国家对经济的管制程度有关。这一关系实际上是要素贡献理论的一种延伸,因为让劳动力市场自由调节一定会遇到资本与劳动力的竞争问题,而资本与劳动力的竞争最终一定会出现有利于资本的局面,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这种局面更为明显。因此,提高劳动份额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国家对劳动者工资的管制。当然,这种管制一定有一个界限,如果管制过多,不仅不会提高劳动份额,而且还会降低劳动份额,因为过多的管制会影响到劳动的效率,如欧盟中的发达国家,其劳动份额比美国低,相反,放松管制也会导致劳动份额的降低,如美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劳动份额呈小幅下降的趋势。     以上从不同线索对初次分配的劳动份额变化进行的分析,使我们看清了决定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的变化机理。然而,这些理论分析所涉及的对象还是比较单一,因为这两条线索都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初次收入分配这一对象。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中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时,所呈现出来的现象更为复杂,涉及到的影响因素更加多样。          三、我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变迁的特殊机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初次收入分配完全由国家控制,作为初次分配基础的企业,其新增产值的分配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构成国家的利润,而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它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并没有相应的份额。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初次收入分配简单明了,而且其决定因素也非常明确,国家主导了国营企业的初次分配。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我国初次收入分配并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初次收入分配,而是随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变迁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这种初次收入分配受两种转型的影响,其结构变迁的特点十分明显。     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了两个重要的转型,一个是体制转型,即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另一个是发展转型,即由过去的相对落后的经济向更加发达的现代经济转变。这种体制和发展转型,使得影响中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变迁的因素更加复杂,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更为明显。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这首先打破了初次收入分配的国家控制,过去主要由国家计划左右的初次收入分配,随着市场的逐渐被引入,要素的收入诉求不断提高,特别是劳动者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有了较大的变化。农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彻底改变了过去局限在生产队的单一的、平均的获得收入的局面,逐步表现出收入的多样化。经济体制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劳动者的地位。国有企业的工人随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地提高劳动收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为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提高收入的机会。这些对于提高初次收入分配的劳动份额无疑是比较有利的因素,不过,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初次分配的意义还有另外的方面,因为工业领域的改革会凸显资金的重要性,这可能引发劳动者地位的下降,从而导致劳动份额的下降。从统计数据来看,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初次分配的劳动份额首先经历的是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1978年全国劳动份额为49.64%,到了1984年全国劳动份额上升为53.68%,提高4个百分点。这个阶段正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最大成效的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劳动份额上升,可能主要是由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而自1984年以后,全国的劳动份额开始下降,到1993年又下降到49.49%。这一变化可能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所引起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不仅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而且还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后者也可以称为发展转型。这种发展转型带给初次收入分配怎样的影响?对此,我们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加以分析。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们实行的是一种经济赶超战略,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这一发展战略下,工人工资被压到很低的水平,为此又大大压低农产品的价格,这使得农村劳动者的收入也难以提高,因此,劳动份额相应地也比较低。改革开放后的最初一段时间,由于我们调整赶超的方式,变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和发展,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与此相应,建立在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之上的比较优势战略,对于提高劳动者报酬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前一个阶段,劳动份额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并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而随着发展战略的推进,劳动力的优势尽管仍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作用,但是,资本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这反映在初次分配方面就是资本的份额在不断上升,而且在1994年之后,由于实行了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国家在初次分配的份额也在不断上升。这些变化可能导致在改革的后一个阶段,劳动份额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伴随着发展转型,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从地方的层面,因为都面临着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因此,以扩大对外开放和增加投资为主的发展方略成为国家和地方的必然选择。这对于初次收入分配结构的变迁来说,具有特殊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进出口的规模迅速扩大,而从进出口的结构来看,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加工类产品,这类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又主要基于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并且在较长的时间里低劳动成本的状况没有改变,这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一段时间会引起劳动份额的提高,但经过这一阶段后,劳动份额的变化出现了停滞。而我国进口的又主要是成套设备和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资料,这会导致对劳动力的替代,结果也不利于劳动份额的提高。     缩小与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主要是通过加大投资这一途径来实现,因此形成了一种投资优先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增加了资本在初次分配中的谈判能力,而且也使资本在生产中的贡献更加突出。从国家的层面来看,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长期处于高投资的状态,资本形成率都在30%以上,2003年以后更是达到40%以上,而这个阶段的劳动份额也最低。从地方的层面来看,在全国整体的高投资趋势下,各地呈现出的是一个高投资的梯度转移格局。开始是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并形成了强大的投资吸引能力,由此也形成了一个投资的高潮,而这种投资以及因此实现的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与其他地区发展的差距。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的发展开始出现增长递减效应时,中西部地区所积累的发展能力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这时一种地区间的赶超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格局,由此引起的地区竞赛式的高投资又形成了一轮新的投资高潮。这种不断的替代式的高投资趋势,不仅成就了我国投资的高增长,而且始终压制着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提升和贡献增加,因此造成我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迟迟实现不了转型,劳动份额下降的趋势迟迟得不到扭转。     因此,基于我国经济体制转换和发展转型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不仅体现出一个较为特殊的变迁过程,而且该过程体现出来的复杂性也非常明显。因为我国的初次分配结构变迁和转型,除了这种特殊的体制和发展转型带来的变化之外,同样也受到初次分配结构变迁的一般机理的作用。这无疑使转变我国初次分配结构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而且也对这种转变的路径选择提出更高的要求。    进入专题: 初次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公共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10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经济学动态,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 | 任理轩:科学认识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任理轩:科学认识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标签: 收入分配改革 ● 任理轩 内容提要 ●收入分配问题凸显,表明我国发展又到了需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来提供动力和保障的阶段。这是螺旋式上升中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是在3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基础上迈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的起点。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成因错综复杂,但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普惠性不够,导致收入分配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伴生、交织;二是改革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诸多可以避免和难以避免的问题,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叠加。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既要尽快行动、见到实效,又要着眼长远、统筹谋划。当前,尤其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收入分配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涨工资、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等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这反映了收入分配问题的突出性和敏感性,也反映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要科学有效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我们的认识和手段就不能仅仅止于涨工资、少缴税。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只有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把握收入分配问题的地位和成因,在改革发展大局中探寻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理念和路径,才能使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过程成为居民收入普遍提高、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根本扭转的过程,成为克服经济结构失衡,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和保障 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改革收入分配、强化对经济主体的激励切入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被打破,激发了人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在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人们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从老“三大件”到新“三大件”再到新新“三大件”,从寻呼机昙花一现到手机普及再到网络时代……人们生活改善的速度超出了30多年前最大胆的预测。但另一方面,当前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的议论和怨言也超过了以往。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基础上产生的问题;同时也表明,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逼近社会所能承受的“红线”,再次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可以说,我国发展又到了需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来提供动力和保障的阶段。这是螺旋式上升中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是在3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基础上迈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的起点。 保障和改善民生,根本在于收入分配。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与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相比,居民收入增长还显滞后;相对于居民收入的平均数明显提高而言,居民中的大多数收入还比较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贯彻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根本要求。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改革攻坚期,攻坚方向之一在于进一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为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发展关键期,关键问题之一在于改变“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路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和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矛盾凸显期,凸显原因之一在于人民群众权益维护机制还不健全,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还不能得到很好满足。归结起来,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攻坚克难、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保障和改善民生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提高居民收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基础在于收入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需求是社会生产的根本导向,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是科技和管理创新的最大激励。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重要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没有建立在消费主导的基础上,还在单纯为GDP而生产、为出“成果”而创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对我国出口以及相关产业的冲击,实质上是对过于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冲击。如果长期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发展,不仅难以发挥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而且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合理结构和内生动力。那么,我国经济怎样才能不断增强内生动力、实现发展转型?中央指出,必须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实现这一目标,基础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进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收入分配。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400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根据国际经验,这一发展阶段可能遇到的一个重大风险,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过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沿着传统工业化道路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快达到3000美元;此后快速起飞阶段积累下来的诸多矛盾集中暴露出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徘徊在3000—5000美元,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这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一个重要原因是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能为经济增长持续提供动力,从而使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大批贫民收入水平低下,基本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农村失去土地,在城市成为边缘人群,进而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秩序恶化、政局持续动荡。这警示我们,经济发展的内涵既包括较快增长,也包括合理分配。没有持续增长,分配就缺乏物质基础;没有合理分配,增长也会缺乏持久动力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是解决社会财富分享问题,但其意义并不局限于分配领域。我们应深刻把握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基本方位、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战略地位、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科学定位,在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积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 深刻把握收入分配问题的成因 收入分配问题是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变动在财富分享方面的反映,应从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长过程和大格局中来研究和把握。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突出表现为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看,其成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市场竞争带来收入分配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确立,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所拥有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存在差异,把握机会、利用资源的能力有所不同,必然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除了这种正常的市场竞争,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的地位不平等也会带来收入分配问题。比如,资本因其稀缺而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力因其丰富而处于弱势地位,如果缺乏法规制度的调整和制约,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就会出现企业利润侵蚀劳动工资的问题。 发展阶段性特征表现为收入分配问题。在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上,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理论认为:在经济未充分发展、人均国民收入较低时,收入分配将随着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其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分配差距将逐步缩小。最近几年,我国农民工工资上涨较快,“招工难”现象从沿海向内地扩展。不少学者认为,这表明我国正迎来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拐点,收入差距客观上具有了缩小的趋势和动力。如果目前我们确实处在这样的关键时点上,就应该顺应规律、因势利导,确保平稳顺利地渡过这一拐点,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这一过程受到阻滞、拖延,居民收入水平长期难以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就会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如消费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受阻,劳动者素质难以提高,进而影响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此外,一些与收入分配相关的制度的完善,也是在发展的新阶段才凸显其重要性、必要性并具备可行性的。比如,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既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又呈现出巨大的发展空间。 改革不到位导致收入分配问题。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改革,我们就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分配格局的束缚,人们劳动创造的热情和潜力就得不到充分释放,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是不可想象的。但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带来一个完美的体制,也不可能使所有人均等受益。目前,不仅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尚未完成,直接制约了合理收入分配关系的形成,其他方面改革不平衡、不到位的情况也在深刻影响着收入分配。诸如资源和要素价格不合理所导致的利益分享不公、行政性垄断所导致的企业利润过高和行业收入差距过大、二元结构问题所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等,都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此外,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曾不同程度存在的泛市场化问题,也对收入分配带来不良影响。 收入调节机制还不能有效缓解收入分配问题。在快速发展和转型时期,旧的收入分配制度被打破,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还不成熟、不健全。比如,在初次分配领域,最低工资标准需要适时调整、有效执行,工资集体协商、正常增长机制需要不断完善、发挥作用,企业高管薪酬监管制度需要建立健全、落到实处;在再分配领域,税收制度“提低、扩中、调高”作用发挥还不明显,公共财政体制需要继续完善,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仍然偏低;在第三次分配领域,慈善公益事业还不发达,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社会风气还不浓厚,企业回报社会的责任意识仍需加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执行不到位,就难以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加剧收入分配问题。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存在比较多的制度和法律漏洞,为少数人捞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搞暗箱操作,侵吞国有资产;一些人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谋取不义之财;一些行业、部门和群体依靠行政权力、垄断地位、资源独占获取大量不合理收入;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滥发奖金福利;一些人通过内幕交易非法敛财;一些高收入者逃避税收监管;少数官员搞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对于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堵塞制度漏洞,通过完善法制、加大执法力度坚决取缔和打击。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成因错综复杂,但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普惠性不够,导致收入分配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伴生、交织;二是改革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诸多可以避免和难以避免的问题,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叠加。 以科学的理念和路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其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和城乡低保标准、将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等,取得了“提低”的明显效果;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发展教育事业、提升低收入者的素质和能力、鼓励创新和创业等,都是“扩中”的有效举措;限制垄断企业员工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加强税收征管等,具有“调高”的重要作用。“十二五”规划纲要对于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设置了专门篇章加以阐述和部署。可以说,提高居民收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共识已经凝聚,举措正在施行。当然也应看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十分敏感、十分复杂,既要尽快行动、见到实效,又要着眼长远、统筹谋划。当前,尤其需要将其与科学发展、深化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收入分配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一)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前提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就收入分配而言,公平绝不是平均分配社会财富,而是在保障所有人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基础上,使人们的收入与其能力素质、付出的努力以及合法占有的资源相符。这是因为,抹杀能力素质差异和个人努力程度的绝对平均主义,既无效率也不公平;要提高效率、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就要通过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来提供激励。 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人们的收入必然有高有低,有时高低差距还比较大。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于较高的能力素质和较多的贡献付出,是正常市场竞争的结果,那么,在收入再分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的配合下,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会导致社会不和谐。但在现实生活中,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确有一些是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的。克服了这些问题,就不仅能够促进公平,而且能够提高效率。公平出效率,没有公平就会伤害人们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但如果片面追求收入的绝对平均,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公平,因为人们的付出不能得到合理回报,其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可见,公平与效率并不是简单对立、此消彼长的,应该而且可以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统一起来。 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有着复杂的机制和过程。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时的收入分配结果公平,更不是简单的均贫富,而是收入分配的机制公平、过程公平,因为只有这样的公平才能既长期起作用又增进效率。所以说,改善收入分配,需要调节分配的结果,但更需要努力实现分配的机制公平、过程公平。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使人们能够公平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 (二)协调运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两种手段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方面的实践证明,在收入分配领域完全依靠行政手段,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只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才有可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但也应看到,收入分配决定人的生存和发展,关乎人的自由和尊严,影响发展的动力和社会的稳定,因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去调节。也就是说,收入分配调节既要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基础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关键性作用。 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更多地作用于再分配环节,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手段对初次分配形成的过大差距进行矫正,以维护社会公平;初次分配基本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各自的报酬。但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相当一部分初次分配差距并不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比如,由行政性垄断所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由二元结构问题所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由观念和体制问题所导致的地区收入差距以及由劳动力流动不畅所导致的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等,都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来缩小和消除。也就是说,在我国,除了在再分配环节需要政府加强调节,在初次分配领域也需要政府积极作为,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既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市场扭曲和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问题,又要解决市场泛化和市场失灵的问题,还要解决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进而使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都到位又都不越位,综合协调地发挥作用。 (三)统筹推进收入分配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体制紧密相联,需要标本兼治。治标就是直接调整收入分配,包括提高劳动者工资、控制高收入者不合理收入以及降低居民税收负担等;治本就是消除导致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和经济结构问题。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一个重点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就需要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建立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但应当看到,对于很多企业特别是低端加工制造企业来说,由于利润已经相当微薄,给职工涨工资的空间实际上非常有限。解决这类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企业改进技术、工艺、产品,向产业高端移动,同时积极发展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会带动就业结构变化,使高素质、高技能劳动的报酬大幅提高,这又会促使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获取更高收益,从而形成“产业结构升级—就业结构变化—人力资本结构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优化”的良性循环。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另一个重点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就需要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分配关系,包括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一些企业依靠廉价资源、行政垄断获取过高利润的状况,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水平,把国有资本收益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同时应看到,我国长期形成的重投资轻消费、重招商轻创业、重资源投入轻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结构问题:在经济增长结构上,依靠投资拉动、粗放扩张,而消费不振、内需不足;在要素投入结构上,过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而自主创新不足、科技贡献率低;在产业结构上,重化工业、资源型产业快速扩张,而农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滞后;在企业组织结构上,大型垄断企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利润丰厚,而中小企业困难、民间创业艰难;在国际分工上,产业和产品大多处于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虽然出口数量大,但企业利润低、劳动工资低。这些经济结构问题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偏低的重要根源,必须着力解决。此外,调整城乡和区域经济结构等,也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基础。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说到底是如何更好地实现人的利益问题。提高居民收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最根本的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努力提高劳动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应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激励和扶持创新创业、营造公平的经济社会环境、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帮助更多的人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从低收入阶层进入中等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使更多的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人生、创造价值、成就梦想、造福社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381.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日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假如是毛泽东,他会怎样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_残翅雄鹰_新浪博客

也成为社会上一些群体事件、社会报复事件的重要原因。 国家提出开展收入分配体制 改革 已有6年,但始终没有取得明显进展。2005年,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 方案开始酝酿,2006年中央曾召开专门 政治 局会议研讨。但跨越一个五年计划, 改革 方案至今尚未出台。而这6年间, 收入差距进一步 ... 坚决推行 官员财产公示 制度。遏制灰色和黑色收入。发动群众(!),严厉打击腐败现象。 4. 各级政府,一律实行财政支出公开。扩大人民民主,让老百姓真正能管住政府的钱袋子。 5. 对国企员工和经营管理人员,实行类似公务员的工资制度。 ...

2011年收入分配政策前瞻

苏海南称, 垄断 行业、某些 权力 部门和特殊利益群体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中一般者昵于有利位置,而其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原因,往往有意无意对收入分配改革持反对或阻挠态度,使一些重大政策的制定难以达成共识并出台。 ...

西蒙周:涨声响起来

《涨声响起来》表面写的是通胀,其实深层是在宣泄对社会分配的极度不满。有位白领网友说,她是边看边唱边哭,她说,自己好歹是个白领,怎么面对生活竟感觉如此艰难!她说自己身在北京,月薪5000元,可是去掉房租一大块,剩下的钱也就只能填饱肚皮了。

李炜光:破除垄断才能推进我国收入分配改革

大型国企的利润来之于行政垄断和资源垄断,且十几年不必上交利润,全部留给自家支配,积累了大量家当,至于这些钱是怎么用的,进了谁的口袋,外界却不得而知。人们看到的只是这些垄断企业的超高工资、超高年薪、超高福利,以及滚雪球似地膨胀起来的企业规模。特别是那些资源垄断性的钢铁、化工企业,更享有诸多其他企业望尘莫及的特权,如获得政府金融政策的支持、上市资格、技术支持等。由于吃了这许多“小灶”,垄断国企获得了巨量的税后利润,与其他部门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变成了“超级国企 ”、不折不扣的利益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中小企业和居民个人的重税负换得了大型垄断国企越来越“滋润”的好日子。

宠物经济学家,不食人间烟火者

 我们没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政府政策的产物,拉动内需物价就要上涨。物价上涨正是在拉动内需的一个反应。所以我认为每年三到五个百分点的物价上升,每年10左右的GDP上升,每年15左右的工资上升,每年一两个百分点的汇率上升,我们中国要想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

孙立平“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演讲全文:中国已形成吸收财富的巨大黑洞

症结就在于社会当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吸收财富的黑洞,这个黑洞把社会发展成果相当的一部分吸收进去了,剩下的老百姓能够分到的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在这剩下的很有限的一部分中要改善这个部分就必须以另一个部分受损,这就是有限的空间。这个巨大的黑洞在依托权利形成的灰色收入。

收入的颜色问题 [爱枣报:764期]

粮油问题关系国计民生, 不公开问题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早在今年3月已被查出部分产品致癌物 “苯并芘” 严重超标的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于8月20日公告“ 澄清被查出致癌物超标6倍的传言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湖南省质监局迅速发布金浩茶油抽检合格的公告 。 针对8月30日《新世纪》周刊报道的“问题茶油秘密‘召回’”问题,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一位奉(音)姓负责人当日称, 该公司已经两次召回相关产品 ,其中问题虽然没有对外公告,但此前已报告质监主管部门,不存在瞒报的情况。 显然,该名金浩负责人认为其产品质量只需向质监主管部门负责,只需报告质监主管部门便“不存在瞒报情况”;而湖南省的质监部门则是对“社会稳定”负责;作为事件中被“维稳”的对象,消费者的健康和应有的权益又一次被直接无视。报道显示,有问题的金浩茶油可能只是部分型号和批次,该公司或许也确曾秘密召回并试图改进制造工艺。是以这位负责人认为,“公司已经很负责任地处理问题”,只是“细节尚不方便透露太多,也还没有最终结论。” 既然不方便透露更多型号批次细节,消费者自然只能对整个品牌乃至整个行业存疑;没有人对消费者的健康负责,只好自觉抵制可疑产品;消费者至少还有选择不买的权利。所谓“最终结论”,不是企业自说自话或者有“主管部门”背书就可以,要在市场上卖的产品,只怕最后都难免要对市场负责。 [2] 内外市场有别 除非,是垄断市场的央企。近期国内成品油市场达到下调条件而迟迟未调,正当业界质疑“新成品油定价机制是否还在执行”时, 中石化与中石油两大集团下属的发言和改口机构 “发改委”就及时出来表示 正在酝酿再调整 “2009年5月份公布的油价管理办法仅仅是试行,这本身就说明该办法还不完善。经过一年多的试运行,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具体操作上确实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 按照惯例,当国际油价开始走强时新的“新成品油定价机制”便会酝酿成熟,以便能更及时地调整国内油价使其迅速与国际接轨。 另,在油价走弱的背景下, 多家外国航空公司9月1日起下调燃油附加费 。与此同时,参与国际竞争的 国航9月1日起将调整韩国始发至中国境內航线的燃油附加费 ,而国內航空公司是否将跟随下调,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3] 官商正常合作 在国內经营航空公司,可能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一些县政府会 发公函要求航空公司给主要领导免费升头等舱 。有评论认为 “这则信息却告诉公众,县领导的特权已经从地上延伸到了空中。按照规定,县处级干部公务出行是无权乘坐航班头等舱的,可如果免费升舱,则账面上体现的是经济舱的票,享受的却是头等舱待遇,何等美哉。” 有报道称, 河南之所以引进鲲鹏航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南航飞机没商务舱引官员不满 。 南航黑龙江分公司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机场与政府之间有某种合作是正常的。” 只是所有这样那样“正常”的“官商合作”造成的成本,最终都得有人来支付。政府规定县级官员没得报销头等舱,而商人肯定要赚钱。你猜,这钱谁来给? [4] 收入的颜色问题 有人给钱就会有人赚钱。只不过有些赚得光明正大,有些就得藏着掖着。关于灰色收入到底有没有5.4万亿这个问题, 学者和官方的论战正在升级 。不过争论双方还是有共识 双方都认为目前的居民收入统计存在遗漏,其原因有两个:一是部分高收入群体不愿意接受调查;二是部分接受调查的住户可能漏报、少报数据。 通常,合法收入必须如实申报并且依法纳税,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则是一项刑事罪行。我们既没有健全的调查统计制度,更没有具备公信力的统计机构。在我的祖国拥有巨额财产的大部分人们,甚至有能力让官员财产公开的法规一再流产,所以这是一场注定不会有结果的争论。让公众更清晰的感受到国家统计局只是一个娱乐单位,或许是这场争论的唯一意义。 作为补充,民间统计界的娱乐效果也丝毫不输官方正统: 出家人收入高于普通公务员 。 [5] 收入分配改革 娱乐机构发布的数据或许有待商榷,而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却是已经引起高层担忧的事实。而官方智囊更直指 改革部门本身已成收入分配改革阻力 。 如果不能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导致腐败和灰色收入大量产生的问题,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调整工资这类问题上,就难以触及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另一方面,一些 地方以社保换农民土地的做法,就正在制造新的不公平 。 一伙已经掌握着大量财富的人在商讨如何分配财富以便让穷人不再那么穷。这个,这个嘛,今天的天气哈、哈、哈…… [6] 无主语的句式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振聋发聩、曾经被刷在无数堵穷乡僻壤土墙上的口号,因为它无主语的句式,像所有曾经展示过它的无主破墙一样,早已经随着地震、泥石流坍塌或者被掩埋,而终于被遗忘。我的祖国法律规定为花朵们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但在 有些地方 似乎却没有包括坚固的校舍、免费的教材和能够定时领导薪水的老师。而在万恶的资本主义英国, 最贵的公立小学竟然仅有2名学生,校长还是这2个学生的亲妈 。斯特灵郡教育当局在这所小学每年的开销达10万8 千英镑(约合11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每个学生5万4000镑 一位政府发言人说,政府有义务为孩子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即便在偏远地区注册率很低的地方也不例外。 遗憾当学生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亲妈?那就 努力争取当个美国人的爹 吧。 [7] 伪科技新闻 根据国家工信部要求,今天起凡购买预付费手机卡的用户必须提供真实的身份证件,由运营商存入系统留档。考虑到报刊亭尚不具备核查实名制的条件,因此近期将暂缓在 北京全市各报刊亭销售各种手机号卡 。 施行手机实名制之后,查处各种“有害信息”或 类似这样的犯罪分子 时将为公安机关节约大量办案成本。作为垃圾信息的主要传播者,XX移动表示影响不大。 [8] 三句话新闻 据 傻逼排行榜 报道,继北京之后 南京要求各单位9月底开始每天做广播体操 ,看来犯2是1种传染病; 另, 李敖参观中共会址 赞共产党“了不起”。 其实李大师更了不起,国共两党和平合作已经成为主流的今天,他老人家竟然还敢坚持骂国民党; 又, 云南将”婚前守贞”写入教材引导青少年性自律 ,那个。。。写教材的人是不是应该先证明自己不是阿娇? [9] 图片 [10] 每天轻松你一哈 无敌超萌小萝莉-香港金鱼妹 ———–我是分隔线—————————– 感谢E姐、画眉和小婧筒靴提供素材及视频。 ——AD—— 扬沙网138元抢购原价828元名品真皮女包!!! 下载软件,就去多特软件站! “你可以说谢霆锋跟王菲搞个什么绯闻是哗众取宠,我呢?我制造观点,观点博得企业老总的热爱,博得白领阶层的热爱,叫做哗众取宠吗?你认为他们都比你张维迎蠢哪,切!”更多人物声音,尽在人物报道精选!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会带来恶性通胀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会带来恶性通胀   2010-7-7 中国证券报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规模推进。从7月1日开始,河南、深圳、陕西、安徽、海南等省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除了深圳之外,其余各省都是在20%以上,其中海南一类地区的工资增幅是31.7%,位列全国之首。幅度之大,前所未有。       一场分配制度的大改革已经到来,中国实行国民收入分配计划水到渠成。       此次经济模式的转变,其重要性、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不亚于1978年的改革。此次分配体制改革的完成过程,将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工业化进程的大致完成,而收入分配体制逐渐从权贵主导的收入分配体制从既得利益主导,转向正确的激励机制主导。       中国经济转型始于2008年、因为金融危机被打断,2010年接续。经济结构调整已到关键时刻,以往的低薪与低资源价格对应的是出口与主导为主的经济模式,而目前内需与投资主导的经济模式需要收入分配机制、资源分配方式的大变革,需要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与全民信用体制。       无论是国际市场遭遇的贸易壁垒还是2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都在印证,就外部环境而言,低价品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硬币的另一面是,国内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力,中低收入者对于仅能维持自身生存的薪酬、无法提高生存质量的生活境遇日益不满,环境污染越治越屡糟。经济社会如同多棱镜,折射的每个角度都印照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矛盾画面。       目前,对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存在两大担忧,第一是有均贫富嫌疑,第二是可能降低效率引发通胀。       这两大担忧经不起实证的检验。       建立正确的分配体制绝不等同于均贫富。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靠合法的税收体制支撑,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与基尼系数显示收入分配过于悬殊。政府与企业存款上升而居民所占比例每况愈下,说明我国的税收体制存在漏池,高收入者并未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低收入者未能享受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成果,导致社会运转成本增加。这从每年投入的数千亿元稳定成本就可见一斑。       收入分配悬殊的负面影响业已体现在方方面面,最主要的负面影响是在初期工业时代过早培育了一批食利阶层,沉重打击了实体从业者。       我国对资本市场的高收入者税负较为温柔,但中小企业税负较重,在产能过剩没有成为主要矛盾的时代,实体经济从业者还能维持一定的利润率,随着产能过剩日益突出、行业壁垒有增无减,从2007年开始有大量民间资金从产业资金变身为投资资金,所谓的温州炒房团、炒股团,事实上是进入投资品市场的民间资金的称谓。       如果不改变这一错误的激励机制,我们将会看到20多万亿居民存款进入投资品市场,实体从业者成为专业投资者。从事专业投资并不是错误,但一家较好的公司有十几家风险投资公司追逐,说明了整个社会激励机制的错误。这对于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投资率仍在35%以上的国度,并非幸事。       另一层严重的质疑是国民收入分配计划是否会带来可怕的通胀?       日本与俄罗斯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带来些许安慰,不改革分配体制、不对货币发行负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通胀的同义词,反之,负责任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则是劳动生产率提升、民富时代的标志。       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奠定了日本从1960年到1990年的经济二次腾飞基础,到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行的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超低水平,日本经济迎来黄金期却没有迎来通货膨胀恶化期,让所有痛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人哑口无言。其中并无诀窍,日本政府不是通过滥发货币、而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民间投资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从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资的数字增长超过10倍。       另据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俄罗斯国民收入增加并未引发恶性通胀。从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期间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加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两倍。       回顾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通胀时代,均经历了数年的高货币发行与高投资期,而后才是收入小幅上升,最后物价上涨或者资产品价格狂涨。所谓的收入推高通胀是倒果为因,通胀是货币滥发下的蛋,在一个劳动力供应充分、博弈平台不充分的国家,普遍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可能带来通胀的压力,但从来不是通胀的主因。       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是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期间,货币失控、行业壁垒无法打破,企业效率下降。如果我们不改革分配体制,所谓国民收入倍增不过是垄断企业、权贵企业高管百万年薪、千万年薪翻番的借口,是打着普通劳动者的幌子,进行的一场资本与既得利益者的盛宴。       中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未来三十年带来了些许曙光,只能坚持,不能动摇;应该完善,没有退路。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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