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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拂女:政审你大爷

重庆高考报名要政审的事儿火了,我一听,又乐了:有些东西又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这国很多政策荒语绝伦,但制定者为自己辩护起来总是振振有词,问题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高考报名要政审? MMP,大学是你家开的吗?这国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公立的意思是花纳税人的钱在办教育。你们收税时从来不觉得我们道德品质恶劣,不要我们的肮脏钱,凭啥到了我们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就嫌弃我们的孩子道德品质恶劣,不让报名考大学了呢?...

自由亚洲 | 河南男子求职因“政审”被拒录提出诉讼 法院不予受理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河南新乡居民周扬(化名)报考当地人口协管员一职,因政审出“犯罪嫌疑人”被拒录。周扬认为自己的平等就业权受侵害,到法院状告当地公安局。法院近日作出不予受理裁定,周扬已提起上诉。 北京民间公益组织“益仁平中心”日前公布的资料显示,河南省新乡市男子周扬(化名)在2011年6月报考新乡市公安局实有人口协管员一职,前期都很顺利,但最后的政审结果显示周扬是“犯罪嫌疑人”,于是周扬被拒录。 周扬星期五晚间向本台记者介绍说,2009年6月当地公安怀疑他涉嫌一起强奸案,对他刑事拘留1个多月,并进行了半年多的监视居住,尽管后来检察院因证据不足,决定不予起诉,公安也在2010年解除了对他的监视居住,但要把个人档案信息中的 “犯罪嫌疑人”字样去掉却并非易事。周扬说: “我知道了后,去找他们撤'犯罪嫌疑人'记录,他们说不可能撤。我说,这是以前的调查,发生了1、2年了,如果有罪就有罪,没罪就没罪,不可能一直是犯罪嫌疑人。他们说不能撤。我去找了派出所、纪委、公安厅,他们说解决,但也没给我撤。后来到公安部上访,他们在全国人口记录里把我的‘犯罪嫌疑人’给撤了,但是在新乡的公安局内部网里,还是继续显示我是‘犯罪嫌疑人’。公安也没有给我解除监视居住的决定书,我去要,他们在2011年才给我补了一份。” 周扬说,在因政审显示他是“犯罪嫌疑人”被拒录后,他曾经向新乡市公安局申请相关信息公开,但未获回复。 “去年我去公安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政审标准是什么?他们一直没答复。他们说把我的'犯罪嫌疑人’删除了,但是删除到了哪一步,以后政审还有没有这些东西,我也不清楚。” 周扬在2013年12月把新乡市公安局告上法庭。他认为,新乡市公安局在招录公告中把“无尚未查清的违法犯罪嫌疑”作为政审标准、并且依此取消他入职资格的行为毫无法律依据,侵犯了他的劳动权和平等就业权。周扬要求法院判令新乡市公安局向他赔礼道歉,并赔偿他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今年3月12号,新乡红旗区法院下达了不予受理的裁定书,周扬委托律师在3月20号提起了上诉。 周扬的律师、河南博扬律师事务所刘伟星期五向本台记者表示,新乡法院对此案存在未立案先审理的行为,明显违法。 “法院在裁定书里,不予立案的理由是关于这个案件事实方面的它的观点,比如说它认为整个案情不构成就业歧视。这个案件构不构成就业歧视,应当是立案之后,主审法官经过庭审之后,才能决定起诉的事实是否构成就业歧视。但现在,它等于是在立案阶段就进行了实质审理了,这不符合中国现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刘伟认为,目前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建立疑案撤销制度,也没有明确规定刑事侦查期限,这令很多人可能陷入周扬的困境。 “这个案件我之所以介入,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公安机关询问、带去作笔录,被作为犯罪嫌疑人来对待。但是现在公安机关没有完善的内部机制或者对外公布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多长时间要查清,多长时间改正记录,也没有相关规定。这就造成很多人,很多曾经的犯罪嫌疑人,可能电子记录上一直有犯罪嫌疑人的字样,但自己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需要出国、找工作,政审才发现有问题。” 周扬表示,“犯罪嫌疑人”的标签,已经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将来还可能影响到自己子女的参军和就业,这令他感到担忧。 (记者:林坪 编辑:嘉华)

维权网 | 江苏农民吴玲华因为上访,女儿考上国防生被告之“政审不合格”

( 维权网信息员高鸣报道 ) 江苏丹阳市吕城镇农民吴玲华 19 岁的女儿今年高考完,分数超过国防生分数线,要去派出所办理户籍证明,当他们去的时候,派出所说他们是上访户 是法院把他们拉进黑名单的,所以政审通不过。 在接到本网信息员的询问电话时,吴玲华反复问信息员的身份,由于害怕地方政府的干扰,在经过几分钟的沟通后,吴玲华才愿意说出真相。 吴玲华说:“由于女孩子不想让自己的事情上网,她对这个事情非常敏感,已经受了打击,不想再因此引起麻烦。并说妈妈你就认了吧,社会这么黑,你说要是把你搞死怎么办?他们说抓就抓,你把那个土地证和政府不作为的事情解决了,我的这个事情就算了,我可以在考研什么的,只不过多走点弯路,咱们会好起来的”。 由于此次对吴玲华女儿政审不过关唯一有关系的就是自家宅基地被人私自占有,提起的诉讼遭到法院不作为乱判,所以才连累了自己的女儿,还让自己跟丈夫被抓进去过。 吴玲华说:“我去丹阳政府、信访局、政法委、国土局等部门都去过,解决不了情况下我们去江苏省,最近到北京被抓回来,没收手机,限制人身自由,关押超过 24 小时,没有给任何的说法和解释,放出来的时候还让写个材料给他们,就是说我保证再也不去上访了,才放人,而且十八大的时候他们把很多人关起来,我都认识,大概有十几户人家”。 此前,也有上访户的子女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剥夺上军校、警校的权利。而所谓的政审不合格,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或亲属因为各种权利被侵害而上访,在上访的过程中,不仅再次受到不公正对待,还被地方政府列入“维稳黑名单”。 吴玲华电话: 13775336928

自由亚洲 | 武汉两会对采访记者“政审” 令人担忧回归毛泽东时代

武汉市人大及政协2013年会议即将召开,大会要求前来采访“两会”的各地记者预先提供所在党组织的“政审证明”,舆论哗然。有学者认为,联系到当局进一步加强网络实名制,令不能不人担忧,中国官方是否要重回毛泽东文时代。 据中国《法制日报》星期天引述武汉新闻通气会透露,武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定于1月5日至8日召开,政协武汉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定于1月4日至7日召开。会期均只有4天,堪称“史上最短”的武汉“两会”。不过,该报记者收到武汉市“两会”宣传报道组有关负责人的通知,称因会议需要,要求以单位党组织名义开具一份“书面政审证明并附参会记者身份证号码”上交。 人大会议预先政审采访记者 记者发现,中央、省、市参加武汉市“两会”报道的媒体记者都收到了类似通知。一位已将书面政审准备好的中央级媒体记者称,按照要求,“书面政审”基本内容是反映参会记者“政治合格”、“没有违法违纪”与“可以前往报道会议”等,并要附上记者身份证号码。 湖北网络作家刘逸明对这一新要求表示吃惊,他周二告诉本台: “我看到这个消息觉得自己是不是又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是什么时代啊,又要搞政审?这种做法我觉得完全是在走文革的那条路。估计不会是武汉一地的行为,可能其他的地方也会做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武汉可能现在做得比较明显而已”。 曾在媒体工作过的深圳独立评论人朱建国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这不是武汉政府单方面作出来的,是有大背景的, 甚至有可能他们内部得到了什么新的信息。可能是按照中央的某种意图,只不过比其他地方率先公布。它出台的大背景就是新班子七常委出来,第一个实际的动作就是禁网,首先是全面推行实名制”。 政审是新的政治动向 最近一段时期,各地网民通过网络揭露官员贪腐事件后,先后已有多位官员被停职或调查。其后,当局再次强调网络登记实名制,甚至要“完善手机用户实名制”。朱建国说,在此大背景下,武汉对两会记者政审更令人忧虑: “各地在批判网络反腐是运动式反腐,实际上是限制网民自由言论的权利,它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那么这就让我们有一种忧虑,因为政审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文革的产物,那时候什么东西都要政审。重提政审是他们现在新的政治动向的趋势,实际是向毛泽东时代回归”。 有网民对武汉这一做法提出看法。网民“菁菁远山”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写道,“记者通过合法手段自主采集新闻材料而不受干预。采访权是保障实现新闻职能的最基本的权利。。。。。武汉当局所谓的“政审证明”就构成了一种“法外”的附加条件,在客观上对新闻记者的采访设置了一定的障碍,与“为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背道而驰。” 作者还写道,“政治审查作为一种审查的手段,武汉当局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才能实施,如果用在依法履行公务的人员身上,就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行为,还违反《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法律责任中的明确规定。” 政审加网审中国往何处去? 刘逸民表示,在文革时代,政治审查是将民众按照家庭成分划分,无论做什么工作,政治面貌须摆在首位。邓小平生前已经否定文革,因此不应发生在今天: “很多人在毛泽东时期,他家里成分并不好,但还是可以在公职机关任职,但是现在让人感觉到政审时代又要开始。这实际上把中国人划为很多类,你敢说话的人,敢批评党和政府,批评官员的人,可能被认为是政治不合格,要对你的行为进行限制。现在网络审查很厉害,有很多信息让人感觉中国现在到底会走什么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自由亚洲 | 维族女大学生因“政审不合格”办理护照被拒

一名在北京上学的新疆籍维吾尔族女大学生发微博说,她两次申请办护照都没有结果,并曾被告知,新疆警方称她政审不合格,不能办护照。她认为,当局剥夺了她的出国权。 据“维吾尔在线”日前发布的信息,一位网名为 @维吾尔丫uyghuray 的维吾尔女大学生发微博说,今年11月17号她申请护照,但23天还没回音。她去年也曾申请护照,2个多月后,有关当局打电话告知她,新疆那边不让给她办护照。这位女大学生质疑,自己户口在北京,为什么申请护照的资料要送到新疆审批? 这位女大学生的微博发布后,引发了众多网友关注,还有其他维吾尔网友提到他们也有类似的经历。12月12日下午,她又发布微博说,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刚刚给她打电话,通知她护照不能办,并说她要想得到有关决定的解释,就必须亲身去市出入境管理局。她 12月13日带着自行打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去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要求提供书面说明。负责人表示“将会再次审查”,并要她等待答复。后来,她联系了新疆原籍新和县的外事办打听自己为何办不了护照,而得到的答复却令她非常震惊:她政审不合格! 总部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类似事件不少有,似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出国有另外一套法规: “该案例并不是一个单个的案例。维吾尔人申请护照,中国采取各种措施来进行限制,甚至拒绝给维吾尔人发放护照。有关一段时间,甚至发过的护照,公安机关以所谓‘代管’为名来进行回收。关键问题是,中国当局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内部文件或通知。我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维吾尔人申请护照都面临着繁琐的程序,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办到护照。目前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维吾尔人都在申请护照,但大多数很难获得护照。” 这位维吾尔女大学生还讲述了她2011年暑假在家乡的经历。八月初的一天,她因为之前在人人网上发布了两条诉说自己心情的微博,被当地警方带到县公安局询问,直到凌晨3点才被送回家。这两条微博是:1)自治不存在,受的歧视多,受的压迫多,权利都被“没收”;公安,法院,人民政府都对其翻脸,宪法也对其撒谎;没什么可相信的,可依赖的,走投无路, 被逼走上绝路。2)其实,冷静了多久,合法上诉了多久,也讨不到公道,反而被视为”某某“分子,被扣上各种帽子,心里的伤痕啊,都快抬不起头来了…但不能无声无足迹的废掉所有努力……深呼吸,打起精神,来个最后一次吧……失去的就这一条命! 默哀:就因为最后一次,受害者成了害人者… 维吾尔女大学生对发布这些微波的原因解释说,其实,那段时间她想了好多有关自己专业---民族学的问题,也读了好多人类学著作,因有感触而发了那两条微博。 世界维吾尔大会的迪里夏提表示,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在维吾尔人申请护照问题上尊重自己的有关法律: “世维会(即:世界维吾尔大会)敦促中国大陆能履行中国自己宪法、允许维吾尔人有不受阻带地申请和获取护照的权利。对维吾尔人呢,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就是把你控制在原住地、限制你离开。当局的目的就是防止他们脱管,使他们必须生活在当局的监管和控制下。” 这位维族女大学生透露,去年8月份,她在家乡经历过公安局的审讯后,还受到了教育局官员的询问。他们问她上网发微博的问题,还要她的qq号,邮箱等信息,并要求她以后少上网。她质问,难道中国有法律规定“一次被警方找过的人不能办护照”吗?她表示,获得护照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任何机构都不能非法剥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葛剑雄:我经历过的“学生政审”

文革政审介绍信 作者:葛剑雄,选自:历史学家茶座 所谓“ 政审 ”,就是政治审查的简称。这曾经是改革开放以前每个成年人或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所必须经历或熟悉的过程——因为从理论上说,人人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的“政审”。 从1968年开始,我被挑选进了所在中学的“材料组”(专案组的别称),参与审查运动的对象。一年后,学生开始上山下乡,接着又有了毕业分配,我兼做学生的毕业政审。 文革 后期共青团的活动恢复,我担任了校团委书记,又需要对入团对象作政审。直到1978年,我考取研究生离开中学,我做了十年的政审。 中学毕业前就需要政审 在当时的上海市区,学生到中学毕业前,就必须进行家庭情况与社会关系的政审,填写一张政审表,放进学生档案,转入他(她)下阶段的工作、学习单位或户口所在的派出所。在毕业前的半年,学校就要派人去每位学生家长所在单位,通过查阅本人档案,摘录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奖惩记录、有何审查结论或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然后交单位核对无误后签署意见,盖上公章。父母双方材料齐全后,由政审人员填写表格,摘录的材料作为附件,放入学生档案。 查档案需要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的专用介绍信,接待单位只认县级以上的公章,专职人员一看公章的口径就明白了。按规定,政审人员只能查与自己身份相当的对象,如团员或群众不能查党员的档案。 每次政审,我们将名单交给学生家长单位的人事部门,去抄上两三天,百来份政审材料就完成了。但一大半家长的单位都是分散的,得一个个去,太远的,一般都发函调。 从政审中,我看到了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 我政审的对象大多属“劳动人民”,档案袋中只有薄薄几张纸。但“有问题”的人档案会有几大包,如何能不错不漏地摘录,又节省时间,既需要正确判断,也得依靠经验。刚开始时我逐张翻阅,速度很慢。后来才知道,自传、检举揭发材料、旁证材料、调查笔录等不必看,只要找到主要表格或审查结论就可以了。 有时翻到一大包材料,出于好奇,我会仔细阅读,倒了解不少平时从来没有机会了解的情况。其中不乏一些骇人听闻的事实,使我感受到了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如一位被枪决的“恶霸地主”的全部材料就是一张草草书写的“判决书”,没有任何旁证材料。检举揭发他人的信件,特别是针对领导的,往往留在本人的档案中,还加上领导要求对该人调查的批语,甚至已作了“恶毒攻击”、“阶级报复”等结论,可怜本人还一无所知。 解放初,绝大多数人填表格或写自传时都极其忠诚老实,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或自认为出身、经历或多或少有点“问题”的人,都点滴不漏,惟恐涉嫌隐瞒历史,欺骗组织。那些要求入团入党、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更将这当作相信党的具体行动,往往连道听途说的话也会当事实交代,心里有过的想法也要汇报。如有的人解放前当码头工人,拉黄包车(人力车),为了相互照顾,拜过把兄弟;或者为了寻求庇护,拜过师父。所以在填写社会关系时会写上:结拜兄弟某某系恶霸,被政府镇压。师父某某,听说逃往台湾。有人上过大学,会将同学作为社会关系一一列出,其中免不了会有“去美国留学未归”,“随蒋匪逃台”,“是三青团骨干”等。于是,明明本人属“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或党员干部,却已列入“内部控制”,在档案中写上了“有反动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复杂,有逃台蒋匪特务”。到 文革 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往往成为重点审查或批斗对象,甚至成了“里通外国”、“敌特嫌疑”,本人受罪,还祸延子女,使他们在入团、分配工作时受到种种限制。 毕业家庭政审一般限于父母,但父母双亡的则还得调查抚养者(监护人)。如直系亲属中发现有“杀(被判死刑)、关(被判徒刑)、管(被判管制、劳动教养)”对象,则还得补充调查,至少要抄到正式结论。 “学生政审”使许多学生被打入另册 当时,这份政审表格成为学生档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不管是下乡还是就业,都要带上。有的单位要先看档案,审查合格后才会接收。 政审表格是不与本人见面的,班主任和其他教师也不能看,但对分配有一定限制的对象,会给相关教师提醒一下,不一定透露具体内容。教师往往颇感意外,甚至大吃一惊,一些最钟爱的好学生、学生干部就此与某些机会无缘。 在这十年间,经我们之手产生的“政审材料”,更多的是使一些学生从毕业之日起就戴上了无形的枷锁,受到种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被打入另册。要不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或许我会一辈子做这样一件名为“坚持政治方向,贯彻阶级路线”,实质伤天害理的事。 如今,我作为复旦大学的研究所所长、图书馆馆长,先后接收过很多硕士、博士研究生和新员工。他们都有档案材料,但我从来没有去查过他们的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我重视的是面试,看重他们的实际能力和表现。每当他们被愉快地录取,或拿到毕业证明、获得学位时,我不由得感叹:“年轻人,可知道你们有多幸运!只要凭自己的努力,你们就能获得这一切。”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Incinerating Assange - The Liberal Media Go To W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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