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

自由亚洲 | 北京警方处理安徽打工女孩死亡事件引发抗议

5月3号凌晨,北京丰台区京温服装商城楼下发现一具女尸。5月8号,该商城门口发生有近百人参加的游行示威。网络消息显示,北京警方认定此案为自杀事件,引起死者的家属和同乡的质疑和不满,他们发起游行示威进行抗议。 北京市公安局在新浪网上的官方微博“平安北京”5月8号发布消息说,5月3号在京温服装商城地下车库出口处发现的女尸是从安徽到北京打工的袁某,22岁,生前在这个商城打工。据一位叫独行侠的作者在美国中文网站博讯网上透露,北京警方将此事件定为自杀,死者的亲属、男友和同乡不相信袁某是自杀,要求警方出示京温服装商城的监控录像,遭到警方的拒绝。5月8号,近百位死者亲属和同乡在京温服装商城门口举行游行示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星期三晚联系到这个商城附近一家酒店的服务人员,这位服务人员证实听说了这一示威活动: “有,听说了,很多人。” 北京京温服装商城位于丰台区南苑路13号,拥有服装摊位2800多个。一位在这个商城经营服装的女商人表示,正在外地出差,还未听说此案,但以前没听说这个商城有过安全问题: “我在这里十多年了,当然挺好的。” 北京警方通过新浪微博证实了5月8日有近百名外地来京人员在京温商城门前聚集的消息。北京警方的微博说,本月3日凌晨,一名安徽籍女青年在京温商城内坠楼身亡,5月8号部分同乡相互邀集到京温商城门前反映问题,警方正对现场秩序进行维护。 记者打电话到管理京温商城的丰台区大红门商城派出所想了解具体情况,结果值班民警一听说是记者马上表示: “无可奉告,记者要先向外宣办联系。” 记者通过谷歌搜索引擎查找,发现中国的尚之潮等多个网站都有文章公布了这一事件中的死者全名为袁利亚,并公布了她的照片。这些文章显示,目前,袁利亚的亲属和北京警方的矛盾焦点在于,警方说,袁利亚的男朋友不是直系亲属,再加上这一事件被认定为自杀,没有备案,所以无论她的男友和妈妈都没有权利查看监控录像。死者家属对此极为不满。北京的法律专家李静林先生分析说,这种情况下,死者家属应该有权看监控录像: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机关工作中形成的信息,除机密外,都可以公开。” 美国博讯网的文章说,袁利亚的朋友和家人表示,她生前是个乐观坚强的女孩,与家人、男友关系良好,没有理由自杀。去世头一天,她还在另一个商城打工,并跟男友联系,但第二天就发现坠楼死亡。在这一死亡事件中,死者家属疑虑重重。比如,袁利亚于5月2号就进入京温服装商城,为什么第二天凌晨才坠楼?为什么死者被发现时,现场并无大量血迹?另外,事发后京温服装商城有人透露,商城有保安逃跑,与此案有何关系?这些都是死者家属需要了解的问题。 在中国,许多案件的相关人士对警方的结论充满怀疑,欲寻找真相又无从下手。李静林先生分析说: “政府工作人员不接受民众监督,怀疑是自然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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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上海律师要求公开死猪事件环保措施,为何不能如愿?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上海黄浦江水域出现大量死猪事件已经发生两个多月了。尽管官方就这一事件做出了种种解释,许多上海市民和公众舆论仍然心存疑虑。最近,上海一位律师要求当地一个环保部门公开有关死猪事件的环保措施,未能如愿。这位律师表示对这个结果难以接受,进一步向上级政府部门提出行政复议。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真的就形同虚设吗? 这位继续追问上海死猪事件的律师名叫李珺。李珺是3月中旬向当地松江区环保局提出申请的,要求该部门公布就死猪事件所采取的监管措施。李珺提出的三个具体问题是:松江区环保局平时在这个水域有哪些监管措施?过去3年,黄浦江上游水域一直有死猪出现,该部门针对这种情况采取过哪些措施?今年3月大量死猪事件曝光之后到打捞活动开始之前的几天里,松江区环保局与其它部门联动情况怎么样?据中国媒体报道,清明节前,李珺收到了松江区环保局的《非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李珺得知,该部门认为,李珺提出的申请材料不符合《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不适用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松江区环保局认为,李珺申请的事项属于咨询类,因此邀请她到环保局面谈。李珺认为,自己的申请材料完全合乎规定,环保局拒绝答复已经构成行政不作为,因此于5月6号向上海市松江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 上海有关死猪问题的环保措施为什么不能公开?公民的知情权又从哪里谈起?上海市民许先生分析说: “归根结底要把死猪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问题搞清楚。各部门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是不可能让公众知道的。公众根本没有知情权。” 上海附近黄浦江上游水域本来是当地一级饮用水源。但是,今年3月5号该水域突然发现漂浮大量死猪,令民众极为恐慌。几天后官方开始打捞死猪,公布累计捞出死猪1万多头。上海官方一再保证,这些死猪并没有影响当地饮用水质量,但民众对官方解释的不信任是显而易见的。官方表示,这些死猪多为小猪,因抗冻能力差、抵抗力弱诱发常见病死亡。但这种说法也不能取信于民。上海另一位居民沈女士说: “我们都怕了,买了净水器,也是自我安慰。他们不公开信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 除了这位叫李珺的律师外,上海市一位化名为“小兰州”的市民也曾向当地水务局申请公开供水监测报告。据中国媒体报道,“小兰州”得到的答复是,他要求的信息已经在上海市水务局上海海洋局网站上公开,建议他上网查询。另外,上海一个叫“小刀”的大学生也曾向上海水务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希望知道一些有关水质安全的数据。上海水务局在答复中提供了部分数据,并通知他另一部分数据需要向上海市环保局申请公开。 上海死猪事件发生后不久,长江三角洲一带就爆发H7N9新型禽流感疫情。这其中有多少问题官方一直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至今民间仍然是疑虑重重?广州的法律专家、民间组织公民不合作运动创办人唐荆陵先生说: “上海死猪事件当局一直没有给民众一个清晰的交代,不了了之。中国定了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没按法律来做。” 中国是于5年前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唐荆陵先生注意到,最近几年,很多地方都有民众向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希望提高政府的透明度,效果一直不大: “广东也有人要求政府公开财务等信息,但他们都是拒绝公开。其它省份也有类似情况。有实质意义的东西他们都拒绝公开,或者要很久才能公开。” 最近几年,环保问题是引起中国一些地方民众抗议的突出问题之一。抗议者普遍指责政府部门信息不透明、不作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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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倪文华为南宁第一被强拆户人大代表谢宗能代理(图)

(维权网信息员张宁宁报道) 2013 年 5 月 3 日 上午 9 点 ,谢宗能诉南宁市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案,在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谢宗能委托倪文华代理,许多人冒雨赶来旁听。 谢宗能系南宁市第十届人大代表,原有房屋 400 多平方米,是南宁市第一家被强拆的拆迁户。 1998 年 12 月 4 日 ,当地政府在没有谈妥拆迁安置的情况下,调动武警、公安、城管等 200 余人,将他房屋强行拆除,企图杀鸡儆猴。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0 余年来多次去北京上访,未果。谢宗能万般无奈,在倪文华的帮助下,于 2011 年 12 月 11 日 向南宁市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请求公开: 1 、征地机关; 2 、房屋拆迁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 3 、拆迁许可的批文。南宁市政府迟迟不予答复,还百般刁难,直到 2012 年 6 月 19 日 ,才要求谢宗能重新填写信息公开申请表,还必须提交与信息公开内容无关的其他法律文书,如此折腾申请人,实属罕见。 2012 年 7 月 18 日 ,南宁市人民政府才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但其内容与谢宗能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不符。谢宗能走上行政和司法救济道路,经历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再行政复议——再行政诉讼。 在这次庭审过程中,审判长韦美云与被告南宁市政府配合默契。市政府代理人称倪文华挑动原告对政府不满,但市政府代理人忘了倪文华的当事人原是市人大代表,竟然因倪文华的挑动就对政府不满了?倪文华要反驳,审判长一再打断或者阻止倪文华的发言,理由是上午 10 点还有另一个案子要开庭,不能耽误。倪文华认为,不能因为法官要赶下一场的开庭,就可以敷衍了事,况且,把二次开庭的时间安排的如此紧凑,只相隔一个小时,本身就是失误。尽管审判长韦美云急急忙忙审理案件,直到 11 点才审完。接下来,便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庭审结束后,书记员没有直接把庭审笔录打印出来,而交审判长韦美云修改。审判长韦美云当仁不让,坐到了书记员的位置,代人捉刀,大肆篡改笔录,改了很长时间,还没有改完。有人用手机拍下了该审判长篡改笔录的镜头。审判长韦美云发现后恼羞成怒,令法警删掉。此后,审判长韦美云不再坐到书记员的座位上改笔录,而站在书记员旁边,发号施令,命令书记员按其意志修改。此时,已经是 11 点半了,韦美云法官篡改笔录依然兴致勃勃,一时还刹不住车。当事人也不想再等下去了,并且拒绝签字,理由是,该笔录在庭后由审判长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增添或者删改,不能反映庭审的真实情况。 法官韦美云竟然在大众广庭之下篡改笔录,究竟是不懂法呢,还是知法犯法?有人指出,在民告官的案件中,审判长韦美云作为法官没有耐心听取原告代理人的意见,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厌其烦地篡改庭审笔录,有损法官形象。韦美云既是法官,又为充当书记员,代人捉刀,难免授人以柄,为大众所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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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朱令“铊”中毒,何时有真相?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告诉记者,虽然这些年不断在追问案情,但公安部门的回复一直都是“正在调查中” 踏进朱令的家,会让人感到时空在20年里凝滞了,陈设简陋,墙壁斑驳。昏暗的光线中,一切还像是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 北京市公安局对朱令亲属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不予公开信息的回复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余姝 通讯员 杨晶晶 宁菁菁 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洋遭投毒被害身亡案已有初步结论。19年前,相似惨剧也发生在清华大学女生朱令身上。如今朱令全身瘫痪、100%伤残、双目近乎失明、大脑迟钝,如果不是当年的铊中毒事件,她也许将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多年来,朱令案件的重重疑点一直未被完全揭开。警方已认定此案系投毒,但究竟是谁投的毒?案件最终又为何不了了之?朱令的大学室友孙维,作为本案唯一嫌疑人,曾在2005年发布声明自称清白,更令本案扑朔迷离。 近日,朱令的父母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最大的心愿就是早日公开案件信息。 A. 三大悬疑 1995年底,朱令的室友孙维被警方列为本案唯一犯罪嫌疑人。1997年4月2日,孙维被北京警方带走讯问,持续8小时后由家人领回。1998年8月26日,警方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孙维和朱令中毒案有关。2007年,公安部办公厅在给政协委员的复函中称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早在1998年已办结此案,并妥善答复了当事人家属。但朱令父母却称公安机关从未告知此案已结,他们一直在等待调查结果。 A.01. 为何两年后突审孙维 1995年4月底,朱令被确定为二次中毒,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同年夏秋时分,警方曾到朱令父亲所在的单位调查过朱令父亲和孙维父亲的关系,并通知朱令家属:“只剩一层窗户纸了”。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也曾告知朱令父母“有对象”。到了1996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有关领导却对朱令家属表示案件侦查难度很大,仍在努力中。此后再无下文。直到1997年4月2日,警方突然对孙维进行了一次突击审讯。 这一过程在孙维发表的声明里也有所体现。孙维称:“事后由于朱令家人一直广泛地向大家讲述,我们也就听到一些以前不了解的事情:1997年3月,朱令家人致信北京市公安局长,指出学生即将毕业离校,其中很多人将出国留学,此案急需抓紧侦破,不能放走凶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朱令中毒两年多公安机关一直没什么动静却突然在1997年4月2日对我进行突击讯问。”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对孙维的这些言论出疑问:“我们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上书’的具体时间,孙维是如何得知的?这让我觉得她的‘背景’非同一般。”外界传闻,孙维家世显赫,有亲属曾担任北京市领导职位。吴承之认为,孙维未被进一步调查是得益于其家庭关系。 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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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北京丰台区政府应对村民信息公开出新招(图)

(维权网信息员肖微报道)北京丰台区石榴庄村民姜流勇、张宗钢、郭志英等人去区政府调取信息公开,总是得到 “ 补证 ” 的答复书,要求村民出示具体文号。村民不服此答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诉讼。二中院却拒收诉状,并且拒绝出具 “ 不予立案裁决书 ” 。据了解,此类案件在其他区县和其他法院不但可以成功立案,还有胜诉的案例;不知丰台区政府和二中院早已暗通款曲,还是达成默契。 被逼无奈之下,村民们只好用愚笨的办法,按照数字排列一一调取。村民从区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丰台区政府为了对付村民调取信息公开,专门聘请了几个律师研究对策,终于研究出了新办法:就是当村民调取信息公开时,除了填写 “ 困难申请 ” 之外,还要填写 “ 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相关性说明 ” 、 “ 丰台区依申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费用减免申请审批表 ” 。这对没有什么文化的村民来说,无疑抬高了信息公开的门槛;难得几位为政府服务的 “ 草包律师 ” 想出这么高明的对付村民的办法。 丰台区政府在解决依法行政问题上没有多少本领,也不愿意付出;但是为了对付村民,压制要求公正的声音不惜花大价钱聘请律师,巧设名目,刁难村民,难怪村民们反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村民们不禁要问:这个所谓的 “ 人民政府 ” 的难道就是 “ 用心对付人民的政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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