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

（本文已刊发于2012年11月15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政见”观察员 刘冉  良好的政策环境与完善的协调机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素，也会明显影响国际贸易中的商品流量与构成。正因为此，在朝鲜这类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的展开很 可能会促进国内市场特别是私有经济的发展，进而引发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可能。 然而，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两名学者Stephan Haggard与Marcus Noland近日通过研究指出，中朝两国间的经济往来大多在朝鲜国有企业的控制之下，缺乏正式的机构、网络与纠纷调解程序，其运作与发展严重依赖于私人关系。因 此，经济往来的加强未必能够如某些学者与政治家所期望的那样促使朝鲜打开国门，反而可能自我设限，进一步禁锢朝鲜私有领域的发展。 该项研究于2007年对250家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进行了调查，此外也抽取了53家与朝鲜无贸易关系的公司作为对照组。作者发现，与朝鲜有贸易关系的中 国公司在规模上明显偏小，其中58%为私有企业，12%为独资企业，21%为合营企业，仅有3%为外资企业；此外还有几家老牌国营企业，他们已经与朝鲜有二十多 年的合作关系。与对照组相比，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公司中，私有企业比例明显偏高，而外资企业比例偏低。然而在朝鲜一方，绝大部分与中国公司的经济往来都在国有企 业的控制之下，另有少部分出口商品的购买方是朝鲜政府和军队。 调查证明，中朝贸易双方之间几乎不存在真正的信任关系，不到5%的中国公司愿意赊账给朝鲜合作方，只有26%的中方出口公司能够接受货到之后30天之内付款，绝 大部分交易都要求预订时付款，或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完成。那些难得一见的信任关系，几乎完全存在于中朝双方的国有企业之间。由于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 缺乏官方纽带的私有企业不相信其朝鲜生意伙伴会遵照合同行事，也不相信一旦发生纠纷，朝鲜的司法机关能够公平处理。 调查中的大部分中国公司从2000年起已经在朝鲜有生意。据他们评估，朝鲜的政策环境近年来有所改善，但大部分公司仍旧有不少抱怨，如基础设施太差、禁止使用手 机等限制、政策变动频繁等。因此，大部分私有公司会采取策略尽量减少在朝鲜境内的活动，力图在中国境内完成生意流程；同时，他们也会有意识地压缩生意规模，以免 引起朝鲜官方注意——事实上，29%的中国公司并未依照规定获得朝鲜政府许可。一旦涉及朝鲜官员，55%的中国公司需要靠贿赂才能维持生意。 大部分中国公司并不相信法院或仲裁机构等第三方机构能够起到调解作用。在中朝双方的贸易中，第三方仲裁机构严重缺失，双方互相合作或解决矛盾的主要渠道大多是通 过亲友或贿赂建立的私人关系。有21%的中国公司曾经经历过纠纷，其中，出口商大多考虑在中国境内寻求法律帮助，而投资商则有部分曾尝试在朝鲜境内通过司法机关 解决；然而，94%的投资商表示他们对纠纷解决结果不满。 总结来看，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私有公司对中朝双方政府和调解机构的能力均持不信任态度。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依赖以贿赂为基础的私人政治纽带，或亲友关系为基 础的非正式关系网络。此外，朝鲜官方对于国际贸易对现行体制带来的潜在威胁可能十分警醒，因而会采取严密的控制措施。由此，研究者指出，中朝双方的贸易关系受到 极大的局限，对于朝鲜市场的开放很可能不会起到正面作用。 【参考文献】 Haggard, S. And Noland, M. (2012) Networks, Trust, and Trade: The Microeconomics of China–North Korea Integrati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12-8.

□“政见”观察员 吴瑶 2012年10月间，有哪些与中国政治相关的著作被人们关注和讨论？我们为你精选了以下书情。 【政经】 1、政府与市场之间 陈元 著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在近著《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一书中，系统论述了开发银行从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转变，银政合作对市场建设的作用，从芜湖起步的城建融资模式，“规划先行”理念，服务国家战略和促进经济转型的市场化路径，以及开行支持“三农”、民生、国际合作领域的实践成果，开发性金融的发展前景等十个方面的问题。“这是我对十多年来探索开发性金融所感、所思的初步总结。”陈元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 本书披露了众多重大投资决策出台的过程，提供了对国内政策和国际局势的金融解读。同时收录了陈元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和接受媒体专访的稿件。 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沈联涛在序中指出，在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和外国金融机构未必愿意或没有能力提供某些融资服务的背景下，本书探讨的问题显得格外重要。“陈元董事长领导下的国开行与中国整体改革经验都告诉我们，适当条件下的政府干预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2、No Ancient Wisdom, No Followers By James McGregor 过去三十年，中国已经从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成长为一个活力非凡的经济体，几乎颠覆了世界舞台的每个惯例——不管是政策的还是商业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出口国，制造业机器，5亿国人脱贫，以美金算，则诞生了超过百万的百万富翁。 麦健陆（James McGregor）在中国生活了25年，当过商人、记者和作家，期间担任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近十年。在近著中，他提供了广泛的新研究，拉开了遮掩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帘子。他将含有不少自夸成分的“中国模式”描述为威权资本主义的一种，认为这个独一无二的体系会以它自己的方式终结。它已经被证明与全球贸易和商业治理的格格不入，它对跨国公司造成了威胁，跨国企业担心自己的商业机密和技术会被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学习”过去。其他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参与全球秩序有所防备，因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提供了优厚的补贴。同时，中国还依赖于已经过时的投资和出口模式。 过去行得通的模式，在将来就未必了。作者认为，如果中国还希望继续朝着繁荣迈进，那么中国模式肯定要大刀阔斧地修正。中国正在透支它所拥有的资源和优势，它必须学会创新，放开对私有企业的约束。对于执政党来说，他们得舍弃对经济无所不在的掌控，以谋求发展和社会稳定，国有经济也必须改变，并且提供足够多的机会。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出自唐朝文学家陈子昂之手。麦健陆指出，这个状况在今天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日前，麦健陆接受了 《华尔街日报》的采访 ，详细阐述了新书观点。他认为，中国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本应产生更多私人企业，经济也更开放，但最终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说，他曾经为自由贸易和公平的中国政策游说华府，但却看到中国朝着西方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也看到了足以引发中美或与其他国家之间冲突的“敌对”状况。他还在 耶鲁国际 发表文章剖析了看法。   【法治】 3、In the Name of Justice: Striving fo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By He Weifang 在中国，公众对法治的需求不断增加，但司法所受到的干预仍然存在，发展一个健全、可持续的法律体系显得非常紧迫。 在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中，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是中国法律专业人士队伍的快速膨胀，律师和法律学者不再像过去那样都被认为是国家公务员。现在他们可以为这个群体自豪——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治程度，并且拥有稳固提升的专业化水平。 《因正义之名》一书呈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对于中国法律改革状况的评价。书中除了收录作者的学术作品，还包括了他许多的公开演讲、媒体采访和公开书信，这些内容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贺卫方同时作为中国法律界的思想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角色。 贺卫方提供了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历史回顾，选集中的文章涉及了司法公正、司法审查、法律教育、死刑以及言论自由和人权的法律保障。贺卫方是改革而非革命的支持者，他相信执政党领导下不断出现的制衡的制度化，可能代表了通往民主的重要步骤。在他看来，只有真正的宪政才能保障中国的社会公平和长久稳定。   4、Intolerable Cruelty: Marriage, Law, and Societ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y Margaret Kuo 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到1938年的十年间，一小部分法律精英人士编撰了法律条文，将婚姻和家庭的制度规范带到现代社会。他们的讨论催生了1929年的民法典，这是中国第一部赋有个人权利和性别平等原则的法律。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成百上千的男性和女性依照新的婚姻法到法庭上解决家庭内部矛盾。这本书详细分析了这部法律的编撰过程以及随后的实施，它涉及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议题，包括了当时尝试实践自由现代性背景下的国家-社会关系、社会转型和性别关系。 这本书的作者、加州大学长滩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郭贞娣（Margraret Kuo）还反驳了“民法作为精英法律打了折扣，未能在现代化城市家庭之外发挥足够大作用”的观点，她分析了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被认为是历史上中国妇女的黑暗年代——的主流叙事。   【外交】 5、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 By Edward N. Luttwak 正当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关注中国“称霸”之后未来走势如何时，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Edward Luttwak却担忧中国自身的未来前景。他使用自己擅长的战略逻辑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二大经济体，很可能走向滑坡。他指出，如果中国的快速发展与矛盾的战略逻辑发生碰撞，可能会出现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甚至危险的后果。 一般而言，各国的战略逻辑会关注于军事或者经济发展，但中国正在同时追求这两个目标。中国的军事建设和自信的外交政策已经引起了邻居们的反应，其中的三个国家——印度、日本和越南，加起来在人口和经济实力上会超过中国。那些已经形成了战略军事同盟的国家可能会对中国施以经济手段。 作者认为，中国领导人会发现在寻求经济繁荣和增强军事实力之间有困难。中国领导人还会终结对于古代战略思想的依赖，比如孙子兵法。为避免引起更多其他国家的敌意，作者建议中国的领导人应该更聪明地寻求更稳定的经济发展平台，同时对发展军事和外交保持克制。 6、日本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宫本雄二 著 林铮顗 译 中国已经发生了剧变，如何与这样的中国往来？中国已经超越日本称为第二大经济体，加上历史原因，中日之间可谓波折不断，关系微妙。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在《日本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一书中抛出了这个问题，并展开详细论述。宫本雄二于2006年到2010年担任日本驻华大使，被称为“知华派”。卸任驻华大使一职后，他完成了本书写作，中文繁体版最近在台湾出版。 宫本雄二认为中日之间许多问题来自于误解和不够了解，因此在本书中，他首先剖析了中国国情和中日两国之间的“台湾问题”“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回顾中日交往的历史，他强调战略互惠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 他坦言中日国民的感情依然脆弱，两国发生纷争和对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宫本雄二分析指出，一方面，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需要阐明将来想建立怎样的世界，扮演怎样的角色；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两国关系的平衡和尊重，日本的发展强盛也不可或缺。宫本雄二强调，日本对中国而言是“必要的、不能忽视的、具有意义”的存在，因此当务之急是强化“软实力”，比如在科学技术领域需要领先中国一步。 7、Southeast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and Indian Naval Power: Between Rising Naval Powers Edited by Sam Bateman and Joshua Ho 这本书审视了新近的东南亚海上安全状况，集中分析它对于中印潜在的战略竞争区域的局部影响，这两个国家的海军力量都在崛起当中，这种战略竞争包括了可能的海军“军备竞赛”——既有力量的发展，也有实践的对比。作为“向东看”政策的一部分，印度已经在太平洋部署了海军单位，为港口访问、与东亚国家和美国海军的演习作准备，但印度同样担忧中国海军在印度洋行动的可能。尽管美国和印度的防御关系继续深化，美国和中国也在试图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在这个地区中印的战略利益存在重叠，可能引发海上战略竞争或冲突，这有可能会发生于孟加拉国湾、马六甲海峡以及南中国海。经过东南亚水域的海上交通线构成了链接印度洋和太平洋重要咽喉，支撑着中国和其他东北亚国家基本的能源供给运输。中印的战略竞争也影响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主要的海上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和美国。 本书分析了潜在的合作与建立信心的措施，这些措施有助于增进这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降低因战略竞争而引发的风险。   【史论】 8、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y Elizabeth J. Perry 我们如何解释令人惊奇的中共革命的轨迹？它为何要采取与苏联模式截然不同的路线？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一书中给出了答案，她认为，这有赖于中共的创造性发展和对文化资源的部署——在夺取政权之前的革命时期和之后都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僚及其继任者们巧妙地进行 “文化置换”（cultural positioning）和“文化操控”(cultural pastronage)，建立了统治，让曾经属于外国的共产主义制度能够被接受，内化成中国的。 裴宜理通过对安源煤矿的案例研究，追踪了这一变化过程。革命之初，毛泽东和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曾经在这里动员了工人罢工，它还曾被称为“中国的小莫斯科”，随着时间的推移，安源象征了与众不同的中国革命传统，关于这个传统的意义仍然在激烈争论。 裴宜理的研究表明，早期安源工人罢工，加入新的思想，重新整合了人们熟悉的文化资源，这就是所谓“文化置换”；而建国后，构建新的文化形象，则是“文化操控”。虽然书中解释的是早期共产党如何利用文化传承传统，保持生命力，但时至今日，谈到“红色文化”，这本书还能与当下中国形成对照和印证。 10月22日，裴宜理在香港大学就本书观点展开演讲，“政见”团队对其进行了专访，访谈稿稍后即将发布。 9、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浩劫的来临，1961-1966 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 著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丛书的最后一卷，它研究了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等问题，作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专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讲座教授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马若德）试图从中寻找答案，为何毛泽东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带入了十年的混乱，还影响了执政党的统治。 这场灾难从60年代初的大饥荒开始，导致成千上万的死亡，随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渐渐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区隔开。毛愤怒于他的伙伴们已经准备接受资本主义的道路救过，更因相信当时的苏联已经资本主义化，投向“帝国主义”西方，加剧了愤怒。本书覆盖的时间段是1961年到1966年，对毛泽东来说，越来越迫切的问题无疑是，怎样防止中国出现类似的革命退化。他给出的答案是进行文化大革命。 作者参考了党史文件、访谈、研究书籍和论文，详细描述了毛泽东和他同伴之间的罅隙，当时他们正面临着国家私有化和国际环境日益恶劣，最后毛打破了延安时期的团结，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本书英文版早在1997年已经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新世纪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第三卷的中文版，并且修订了第一卷和第二卷。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此前在FT中文网发表《 麦克法夸尔的文革世界 》一文，披露麦克·法考尔做中国研究的诸多故事，颇可一读。10月29日，麦克·法考尔做客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演讲。 10、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著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的新著《昨天的中国》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近代中国的轨迹，回顾了晚清何以在立宪中走向灭亡，并分析了大国盛衰的五大枢机，反思了历史观与中国发展。下篇则回顾了辛亥革命和百年宪政，提出了独特的思考。书中收录了袁伟时撰写的文章、媒体专访稿以及演讲记录。 袁伟时的这本书再次强调了“以史为鉴”的重要性，他在自序中这样写道：“历史一再回到原点。法治，个人权利，自由，市场，金融，民主，宪政，选举，公开的政治……没有一个是新鲜词语！现在争论得不可开交的问题。与百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11、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 陈佐洱 著 原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陈佐洱在这本新书中，揭秘了香港回归谈判最后阶段的真实细节，呈现回归前夕中英就香港防务、财政、经济、民生、司法、出入境、资产和档案等问题的博弈。如果想系统了解香港回归交接谈判的来龙去脉，此书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   【思想】 12、Confucianism, Democratiz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By Joel Fetzer, J Christopher Soper “亚洲价值”兼具儒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的成分，这本书对儒家思想的影响做了一系列严格系统的研究，从民主化到对妇女、原住民和言论自由的保护等。基于公众调查、立法机构辩论、公立学校教科书和台湾政治人物的采访，美国佩伯代因大学政治学教授Joel S

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前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异口同声表示要在国际与区域架构下思考及形塑两岸关系。

台湾民进党召开首场政见辩论会 记者: 申华 | 台北  2011年 4月 09日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申华 三位候选与立法院党团召集人柯建铭 台湾民进党今天举行总统提名参选人首场政见辩论会。三名参选人都重点谈到大陆政策，强调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绝对优势，是民主进步理念，期间他们还谈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中国艺术家艾未未。 台湾民进党党内初选首次辩论会，今天(4月9号)下午两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参选人苏贞昌、许信良、蔡英文先后抵达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时，受到支持者夹道热烈欢迎。支持者高呼：“自信台湾，相信苏贞昌”，“小英品牌，台湾作品”…。 苏贞昌屏东县人，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当过律师，曾任行政院院长。许信良是台湾桃园县人，台湾政治大学毕业，两度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是屏东县人，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现任民进党主席。 *刘晓波和艾未未* 政见会上三位党内候选人每人各用十分钟阐述执政理念，期间都谈到大陆政策。苏贞昌说，我们应该摆脱害怕中国的心态，如今的中国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我们必须把握。 他说：“当中国崛起，我们不必只有害怕。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和三十年前，即台湾美丽岛事件前夕一样。我们当年主张改革开放，被一党独大的国民党又抓又关，而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了刘晓波，看到艾未未，前仆后继；我们看到中国观光客来到台湾，看我们的叩应节目，来找我们照相，和我们当时出国去看禁书一模一样。中国富有以后，人们要的会更多，接着就要民主。” *愿与大陆合作* 不过，苏贞昌以当年开启“小三通”为例，说明民进党致力与大陆合作，只是不能放弃台湾主权。他说：“两岸合作，则两岸互利；两岸对立，则两岸互伤。我们用不着去挑衅，但是我们可以积极做得更多。” *建立两岸关系新框架* 前陆委会主委，台湾驻美代表吴钊燮是现场三位提问人之一。他说，面对中国军事威胁和外交封锁，新总统将如何处理岛内争吵不息的两岸政策？ 蔡英文说：“我们台湾最大的资产就是我们的民主，就是我们对人权的尊重，对自由价值的尊重。那么过去几年我们怕什么？担心的是什么？我们怕的和担心的就是我们国家领导人，不知道跟对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样的协议。” 蔡英文再次表示：“对于中国关系，不是主权再退让，妥协和国家安全的弱化，来换取些许的让利。我们必须在国际和地区的架构下，来思考和行使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而不是在两岸历史的框架中打转。” *民进党无包袱* 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说，两岸政治对话和政治谈判，应该是下一任总统的重大工作。他说，未来四年，如果不碰两岸政治问题，继续经贸的开放和交往，当然更好，如果情势发展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总统应有所准备。 他说：“台湾包括了我们民进党珍惜的一切价值，一切台湾价值，现在不就是独立吗？现在不就是一边一国吗？但是我们的总统不能这样主张，人民选出的总统，不是要实现他的个人政治信仰，而是要实现人民的最大利益。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只是权宜之计，因为中国大陆并不接受中华民国就是中国的国民党立场。在这方面，民进党反而没有历史的包袱。” 许信良还说，二十世纪几个真正伟大的政治领袖中包括中国的邓小平，还有英国的丘吉尔和法国的戴高乐，称这三个人政治复出后，拯救了他们的国家和民族。 *当前民调* 无论他们三人谁最后胜出，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都将迎战现任总统马英九。台湾TVBS在辩论会前进行的民调显示，如果苏贞昌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话，他将以百分之三十八的支持率，领先马英九两个百分点。如果蔡英文与马英九争夺总统宝座，她的支持率将不及马英九，比马英九少两个百分点。而马英九领先许信良的幅度将会比较大，领先幅度超过百分之四十。 在国民党方面，截至到目前，马英九是唯一领表参选2012年国民党党内初选的候选人。造势活动今天举行，有800人到场助阵。 收听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