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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冉按:十年前的旧文,而今读来更加沉痛。其标题出自王怡的首创,我跟着袭用而敷成此文,接着便陆续有许多人撰同题文字,看来故乡的沦陷是个不争的事实。今天你到全国每座城市,如影形随,挥之不去的雾霾,已然证明沦陷不是个形容词,而是个不折不扣的事实判断。我们遭了什么样的报应,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才得到了这样的惩罚?2014年1月3日于雾霾常列冠军的成都...

熊培云 | 我的故乡因何沦陷

熊培云,自由撰稿人。   “我曾经因为自己生长在农村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水涯、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可以还乡。然而眼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乡居期前,我在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虽读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我曾经为“出国,还是下乡?”苦恼不已。几年来,我一直想完成一项因留学而中断的田野调查。2008年夏天,趁着北京奥运的这个长假,我独自回到了江西清僻的故乡。临行前,凑巧在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上读到1932年农学家董时进发表的一篇《乡居杂记》。文章开篇正好道明了我的心曲: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地认识乡下。” 乡居期间,确有不少收获。比如,更了解了父辈、祖辈们生活中的辛酸与荒诞。仅就情节而言,如果有人愿意且有能力将其写成小说,想必也不会输于余华的《活着》。和许多朋友的故乡一样,在那里,“活着”是一种最真实的信仰。农村是中国的土壤,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这种世代相袭的“活着”的信仰,为这些穷乡僻壤造就了某种生生不息的气象。 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乡村正在开始的一种新生活。如卫星电视、彩电、冰箱、空调渐渐进入一些农民的家里。坦率说,这一切变化都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双抢”,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时所无法想象的。当然,有些变化也让我五味杂陈,在这个从行政上来说最偏僻的村庄里,有些人家虽贫穷却还用上了饮水机。农民不仅抛荒了大量田地,而且不再种菜,开始学着城里人一样买菜吃。这些变化似乎在告诉我有一种美好的东西正在乡村流逝。 至于耕牛,基本绝迹,代之以小型农机具。由于养猪不合算,村子里也没有了家猪。记得前些年,村中几乎无狗,如今满村狗跑。它让我想起城里小区看家护院的狼狗。显然,乡下狗之所以多起来,同样是为了看家护院、维护治安,因为许多身强力壮的人都到外省或者附近的镇上去打工或做散工了。而且,有证据表明,附近的偷鸡贼并没有到大城市里去干大事业,而是继续留守乡里,以此“小本(事)经营”。 当然,“偷鸡贼”对村庄或者农民财富的毁坏,还不足以令人切齿。在我乡居期间,听人谈得最多的是村中几棵古树的毁灭。这些树通常都生长了一两百年。大概是在两三年前,一些古树贩子在本地线人的带领下将这些树连根盘走。据在环保组织工作的朋友说,这种古树卖到城里,好的能值一二十万元。然而,村长自作主张时却可以不顾村民的反对,以一棵700元的价格贱卖。当然,村民的反对也并不齐心,许多人“怕得罪人”,全然忘了村长不顾村民意见与权利,得罪诸位在先。 据说,树贩子当时看中了三个地方的古树。一是乡民干活时歇息乘凉的树,一是村中祠堂后的树,另一处是祖坟边上的树。最后,尽管遭遇抵抗,前两处的树还是被连根卖掉。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村民们以此反对卖树时,某夫人竟痛斥村民“现在每家都有电扇如何还需要大树乘凉?”所幸,祖坟边上的古树被留了下来。之所以没被卖掉,是因为有壮士以祖宗之名拼命,树贩子与村干部方才罢手。如此看来,财产集体所有与同宗同族的文化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私有的、孤零零的祖坟,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赚得了一点尊严。的确,许多农民仍保留了一点朴素的信念,将关系到家族命运的祖坟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 我曾经因为自己生长在农村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水涯、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可以还乡。然而眼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乡居期前,我在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虽读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近些年来,网络上下,有不少朋友写下了“故乡沦陷”的文字。这个夏天,我亦清晰地回顾了自己的故乡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下如何沦陷,尽管这个村庄原来也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它现在也在生长希望。为此伤感时,我更能体味,笼罩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最真实的黑暗与无奈——这片土地上的一些掌权者,手中那不受约束的权力!   一五一十周刊137期:生活在别处——他们的移民路 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106394

Co-China周刊 | 于坚:我们像灰尘一样被赶到了大地上

“如果一个社会永远不讲守陈只讲破旧立新,那么住在里面的人永远不会有安全感,如果人直到80岁还在搬家,我觉得那太恐怖了。丧失了故乡就是丧失了安全感。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可能就永远在灰尘滚滚里度过了。” 口述/于坚  整理/丁晓洁   我说过,我是在故乡被流放的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被流放,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但在我们现代社会,即使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故乡,过去生活的世界也完全不见了。 我们重建了一个新的中国,但是当我们生活在现代化之中的时候,我们感到空虚失落,我们发现自己依然割舍不掉对故乡的怀念,我们发现自己非常需要过去那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感到充实的经验。   “汉语是我最后的故乡,朋友是我最后的故乡”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写诗的时候,就开始有对故乡的失落感了。但那时候是很淡的,只是感觉到这个世界在变化,感觉到童年世界的消失。不像今天这么强烈,今天整个故乡世界完全被摧毁了,面目全非。 我在昆明,现在出去经常找不到路。它变得和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模一样,我常常不知道自己身处哪里,有一种丧失了记忆的感觉。我对昆明是一种依赖感,它就像母亲一样庇护着我,但是这个母亲已经越来越弱了。不仅是对于我,其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你生活在故乡,但是你完全不认识这个地方。这种陌生感是强加给你的,强迫性地使你变成一个陌生人。 过去之所以选择留守在昆明,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地方,这里有我的记忆,这里给我写作的灵感。故乡诗人更愿意守陈,更愿意相信来自传统,来自“天、地、神、人”四位一体对他的庇护。故乡是什么?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过去那种使你安心的生活经验。具体表现为各种建筑方式和生活方式,你的乡音和你的衣着、你的饮食习惯和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这些和别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而现在呢,所有的故乡都被拆掉了,地方性知识被消灭掉了,所有的人都差不多了,也许只有语言和住在那个地方的人还留着最后的记忆。如果昆明这个地方不是因为有我的父母和我的朋友还住在这里,我想不出还留在这里的理由。为什么一定要住在昆明呢?我住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因为都差不多。所以我说:汉语是我最后的故乡,朋友是我最后的故乡。   “今天中国丧失了故乡的生活方式很像集中营”   一般人认为故乡丧失的就仅仅只是建筑,但并不仅仅如此,故乡丧失的是建筑里面的那种生活方式。过去昆明的建筑都是小街小巷,人在里面的生活是非常亲和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那时候的昆明有很多小铺子和小商店,有很多寺庙,有很多水井,生活在里面你不会感觉到无聊,人生非常丰富。 我只能通过我的作品来重建我的故乡,我的故乡现在只能建立在纸上了。更重要的是,过去的中国文学所表现的那个世界,已经完全没有对应物了。年轻一代再读中国过去的那些文学作品,他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那些关于滇池的诗,现在年轻一代读起来就像是谎言一样,因为今天的滇池已经不是我写的那个滇池了,今天它是一潭污水。 我们写的那种过去时代的爱情,男女之间那种美好的关系,今天也不存在了,什么两小无猜,什么青梅竹马,哪里还有这种事情?青梅竹马是一种长久做邻居才能产生的关系,如果你总是搬来搬去,你总是住在陌生人当中,怎么可能有青梅竹马呢?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大家互相都不认识,我们在单位上仅仅是大家在一起挣钱而已,挣完钱各回各家,谁都不知道谁住在哪里。现在我很多的朋友,他们连隔壁住的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这种陌生人社会可能在西方很适合,因为西方本来就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但是中国的传统是群体性的,人在这个陌生人社会里面就感到非常孤独。把中国传统故乡结构解体之后,这个社会要走向一个什么地方,是非常难以预测的。我非常担忧:现在这种完全西方式的小区,能使未来的中国人有幸福感吗? 我去过很多西方的国家,他们的小区虽然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但是它有教堂维系人心,把大家在上帝的名义下团结起来。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去推进西方式的社区,最后就是一盘散沙,大家完全丧失了联系。现在中国生活很无聊就是这样——在大楼的公司里上班,下了班开车去超级市场购物,然后回家看电视。生活的细节完全消失掉了。再加上城管再把那些小贩小店全部赶走,菜市场、庙会全部消灭了。今天中国丧失了故乡的生活方式很像集中营。 故乡是精神和空间天人合一的一个世界,它是一种诗意的栖居。现在新的小区只是一些商品房,住在里面你想的是房子会不会增值,完全没有诗意。   “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可能就永远在灰尘滚滚里度过了”   我们身处一个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中国转型的时代,过去的中国是建立在故乡基础上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在路上”的社会。故乡在文化上就已经被否定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就是这样教育大家的:故乡就是阿Q,就是落后的,就是没有希望的,生活是在别处的。在过去,“别处”在西方,很多人都要跑到国外去发展,背井离乡,结果现在中国大量的故乡都人去楼空,又面临着拆迁,大家都变成一种“生活在路上”的人了。年轻人愿意在路上,但你走到中年走到老年,你走不动了怎么办?惶惶不可终日。 抛弃故乡的这种疯狂的运动,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西方也进行现代化,但是它也保持着传统的生活经验。到了国外你会发现,所谓故乡的这一面是大面积被保留着的,现代化和故乡是并存的。它用的是加法,而中国用的是绝对的减法。去年我去法国和美国旅行,认识了一些西方的诗人,他们就住在小时候出生的房子里,而且甚至是三代祖传的房子,他们住的房子是几百年前的祖先就住在那里。这使我非常吃惊,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人还住在他出生的房子里了。我们不断地搬家,我们已经像灰尘一样被赶到了大地上,居无定所。 我也不是乡愁,我是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我只是觉得,现代社会从来没有反省过:我们所丧失的那个故乡,确实是必须被抛弃的吗?故乡所提供的生活经验是“人应该怎么存在着他才会感觉到幸福”。这是每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慢慢形成的经验,中国人几千年来生活在四合院里,生活在人和人关系非常紧密的城市里面,今天你把这种经验摧毁了,最终会使中国成为一个无根的民族。 我对于中国故乡未来的走向是绝对悲观的。大家都想把一个地方改造成新加坡、改造成澳大利亚、改造成美国,没有一个人的主旨是按照中国过去的故乡用现代的材料来整合的,完全就是照搬西方。昆明现在的口号是“要把昆明建造成一个新加坡”,而且是每时每刻都在这么看,现在的昆明就像北京一样,街道越来越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人在里面像过街老鼠一样。过去中国传统中城市的亲和力已经完全消失掉了。 故乡已经被折腾得差不多了。也许有一天会有一种反思的力量兴起,有可能要来重整今天的这个生活世界,但是这种“拆完再建、建完再拆”使人感觉绝望。如果一个社会永远不讲守陈只讲破旧立新,那么住在里面的人永远不会有安全感,如果人直到80岁还在搬家,我觉得那太恐怖了。 丧失了故乡就是丧失了安全感。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可能就永远在灰尘滚滚里度过了。 2009年7月23日星期四   (于坚,当代著名诗人。丁晓洁,《新周刊》记者。 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0756601017lvh.html )

饭桌政治

作为一个山东人,我从小就知道饭桌不仅是一个吃吃喝喝的地方,更是一个举行仪式、交换人情、或者卸下面具、坦诚相见的地方。人们有感情无法表达,所以发明了节日,人们有语言无处可诉,所以发明了筵席。 在我的老家,饭桌上有一套严格的规矩。例如,女人不上桌。在家里请客,女人不和男人们一起入席,需要另外坐一桌。还有,父子不同席。父亲和儿子不安排在同一桌上坐席,父子一般也不在一起喝酒。以前,如果谁家父子在家里对饮,是要被外人笑话的。我们村王二伯有两个儿子,都爱喝两盅,家里没有酒具,就因陋就简,用烧红的铁丝套在坏电灯泡上,截出几个玻璃量杯一样的酒壶。恰好邻居来串门,在屋外听见父子三人在说话,大儿子说:“爹,你先喝了我这一泡。”二儿子说:“爹,你不能光喝俺哥这泡,也得喝我这一泡。”邻居纳闷,以为所说的“一泡”是尿,推门一看,原来喝的是酒。从此,传为笑谈。 不过要说餐桌礼仪最复杂的,还是在酒店里请客。凡是出差去过山东的外乡人,无不对山东的酒桌印象深刻。其规矩之繁,礼数之多,学问之深,足以录制一套《百家讲坛》。 饭桌政治的精髓在于排座次。宾与主,主与次,在座位安排上有着严格的规矩。山东人正式一点的宴请很少在大厅,都安排在包厢或雅间。 以一间直筒包间为例,正对门口背靠窗户的位置是东道主的,叫主陪。主陪右侧的位置留是给第一客人的,叫主宾。主陪左侧的位置留给第二客人,叫副宾。主陪对面,背对门口的位置,也很重要,是留给第二东道主的,叫副陪。副陪右侧是三宾,左侧是四宾。其余宾主,相间而坐。这样安排的好处是,宾客里里外外都能照顾到,尽显主人的热情与好客。我到了南方,每到请客或赴宴,最不适应的是座次的安排混乱。经常看到,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位司机,大概南方人觉得,这个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点都不重要。 山东人之所以在酒桌上严格排定座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劝酒和劝菜方便。筵席一开始,主陪先敬每个来宾三杯酒,接着副陪再敬三杯,然后是主宾、副宾回敬。接下来,大家以各种名目相互敬酒。一个人的酒量、口才、诡辩能力,在这个时候都会充分派上用场。我曾回老家参加同学的宴请,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同学举杯过来说:“为我们家里的老人家们干一杯,祝他们身体健康。”这样的提议,谁又能拒绝? 不过也有劝酒不当的例子,据说有一年胡锦涛到山东邹平考察,跟大家吃饭,有一个女干部端起杯子说:“总书记,我祝你步步高升。”众人暗笑,他再高升能升到哪里去? 山东还有为客人夹菜的习惯,所以正式一点的宴请,主陪副主陪旁边都有一双备用筷子。除非客人说喝够了,主人不能随便提议停酒上主食,否则就是失礼,而且点什么主食,要征求客人的意见。在我家乡有一个副市长,开会的时候睡着了。轮到他发言,旁边的人轻轻捅了捅他,说:“该你了。”他睁开惺忪的双眼,大声说:“服务员,上饭!”。这就是主宾当得太多带来的副作用。在北方,人们认为一个优秀的东道主,应该是让客人喝醉、自己喝好。家父在这方面曾经战绩辉煌,有一次,他让一个下乡视察的领导喝得跟自己带来的司机握手,“别送了,别送了。”司机咕隆了一声:“我是你司机啊。我不送你,你怎么回去啊?” 我从北方来到南方,最大的解脱是再也不用为饭桌上逃避喝酒而头疼。南方人喝酒不劝,各自随意,让人颇为自在。但是也有一个问题,酒桌上那种热闹团契的气氛也没有了。有时候,跟人吃饭有一种“生意就是生意”的冷冰冰的感觉。此时我倒有些怀念起北方人的酒酣耳热起来。醉酒是为了让我们从另一种迷醉中醒来,从庸常的生活中浮起来透口气。当然,酒只是一种催化剂,只要跟合适的人在一起,有情饮水饱,可乐能喝醉。也许,等我们阅尽人间,回头注视,会发现,青春不过是一场酒宴。而《圣经》上说,天国也有一场筵席。所以,在饭桌上,什么规矩不规矩,政治不政治,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跟喜悦的人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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