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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琪微刊 | 贵阳官方机密文件“稳控”活石教会

贵阳官方机密文件“稳控”活石教会 两百信徒被“一对一”约谈 贵阳当局12月3日发出一份机密文件显示,当局成立所谓依法处置活石教会指挥部,针对两百多位信徒,按照“一对一,多对一”的原则,制定包保稳控工作方案,控制每一位教会信徒。该教会称,12月6日,再有一百多人闯入该教会拍摄,两百多位信徒已被政府方人员约谈,其中开商铺的被警告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否则采取行动。11月22日起,活石教会聚会点被指违反相关规定每天罚款近一万三千元人民币。...

【诗】主仆王怡 |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刘晓波是我的朋友,我不想再说什么。高智晟也是我的朋友,虽然我们见面次数不多。许志永是我的朋友,他来过我家,又来教会听我讲道。陈云飞是我的朋友,他的女儿放假了,也习惯了爸爸不在家......

纽约时报 | 美国教会学校里的中国富家子弟

新泽西州韦恩的德保罗天主教中学。中国学生王笛(左上)和黄韦祎坐在体育场的看台上。 中国学生王笛在新泽西州韦恩的德保罗天主教中学就读,她是一名无神论者。 新泽西州韦恩的德保罗天主教中学从中国招收学生。 新泽西州韦恩——来到德保罗天主教中学(DePaul Catholic High...

BBC | 被软禁上海主教“每周政治学习三次”

去年7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上海圣依纳爵主教座堂为马达钦祝圣(资料照片)。 BBC记者获悉,去年被中国当局撤消主教任命的原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马达钦,被当局送去参加政治学习班。 马达钦亦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近18个月。他实际上被当局软禁在上海附近一个修院。 BBC驻上海记者沙磊说,上海辅理主教马达钦从公众视野消失的事件显示,中共控制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梵蒂冈之间存在很深的隔阂。 去年7月7日,马达钦在上海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座堂为其举行的祝圣仪式上公开宣布,他今后不再方便担任爱国会的成员。 互联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马达钦宣布这一决定后获得在场人士的热烈掌声。但他的决定令中共当局感到愤怒。 此后不久,马达钦被当局撤消了主教任命。最近一年半以来,马达钦极少露面,有报道称他被软禁在上海的一所修院。 马达钦的朋友对BBC记者表示,马达钦被当局送去政治学习班学习,每周三次。 最近几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梵蒂冈方面经常出现摩擦。 梵蒂冈曾经承认中国任命的一些主教,但是近年来对中国自行任命主教表示不满。 (编译/责编:萧尔) fullrss.net

政见 | 家庭教会对中国社会自组织的启示

□“政见”观察员 张跃然   宗教的社会意义并不局限于提供精神寄托,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资源。俄勒冈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 Karrie Koesel 近期发表的一篇研究证明,在当代中国,家庭教会系统依然保有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其隐秘的运作方式依赖于兼顾灵活性和凝聚力的特殊组织形态。家庭教会的组织经验揭示了中国社会自组织的巨大潜能,为我们重新思考“教会”、“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这一发现来自于研究者对某一家庭教会系统的案例研究。在2006-2007、2010年,研究者分别对这一教会系统的若干不同层级的领导人进行了访谈。研究者的分析基于这些第一手的访谈资料。 家庭基督教会,是指不隶属于中国官方基督教组织(中国三自教会、中国基督教协会)、未经官方登记的宗教组织。2010年,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曾连续发表几篇正面报道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文章。文中提到:家庭教会话题已经脱敏,成为学术界和媒体可以介入的公共话题。用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教授的话说,“政府对于有关家庭教会的讨论与争论,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 Koesel研究的教会发展蓬勃,保守估计其徒众已经达到一百万人。该教会之所以能够在并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不断壮大,核心原因之一是其特殊的内部组织结构。 该组织结构具有两大主要特点。其一是垂直和水平层面的半自主性。垂直地看,整个教会系统被划分为如下层级:总部(全国)、教区(每省一个或几个)、地方教会(每个教区含三到五个)、家庭教会(宗教仪式活动单位)、细胞小组(徒众的日常活动单位)。与通常意义上的科层制组织不同,教会每个层级之间不存在具有很强约束性的命令、监督关系,只有较为松弛的事务协调、信息传递关系。每一层级的组织单位自主安排其负责的宗教活动,并自主解决资金来源的问题。各个组织单位也不掌握其上一层级、下一层级的具体情况。水平地看,同级组织单位之间完全独立而且甚少联络。 其二,基层组织单位能有效凝聚徒众。在最基层的组织单位——细胞小组中,徒众们定期聚会。这些聚会不仅能交流感情、增强大家精神信仰的强度,而且成为成员们互相排忧解难的平台。这样一来,教会及附着在其上的社会关系,将徒众生活的各个维度包裹起来,大大强化了成员内部的凝聚力。每个细胞小组的规模被严格控制,一旦超过某一上限(一般是30人),便被拆分为两个小组,这一做法不仅保证了小组对成员的凝聚力,而且防止活动规模过大引人注意。 这种结构一方面保证了教会系统的核心领导人物可以一直居于幕后,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当某一层级的某一组织单位遭遇危机(如被取缔),整个系统可以安然无恙。此外,它还保证了整个系统拥有强大的适应性和弹性,可以对外在环境做出灵敏反应(比如不断变更集会地点)。基层组织单位对徒众的有效凝聚,使得教会的群众基础十分牢固,并能稳步壮大。 有意思的是,教会的某些领导者承认:教会在创建阶段有意借鉴、模仿了早期共产党的组织模式。 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讨论中国社会自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缺乏自组织基础。但家庭教会的经验似乎告诉我们,这种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和能量远大于传统认知,完全有可能生产出能动的公民社会。另外,在吸取上世纪末某些组织的教训之后,现今的家庭教会尽量避免与政府正面接触,并表现出对政府的拥护态度以换取一定的“政治安全”。这一观察背后隐含的依然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核心命题。蓬勃发展的自组织社会,既有可能与国家产生冲突,也有可能与国家和谐共存。哪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取决于多种社会历史条件。 【参考文献】 Koesel, K. J.(2013). The Rise of a Chinese House Church: 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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