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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新闻 | 9100篇最热微信文章全分析

在微信公众号每天推送的文章汪洋里,有哪些文章可以突破十万加,登上热门榜,从此走上文生巅峰呢? 为了解开这个千古难题,种子君收集了近三个月(9-11月)的微信公众号原创内容榜单,包括每天阅读量最高的前100篇文章,共计9100篇微信热门文章(听到这里小伙伴对种子君这种自虐行为表示深深地哀悼)。...

连岳 | 低俗的权利

人一生下来,就有了解世界的工具。除了疯子和傻子,他人的七情六欲和你是一样的,你如何趋利避害,别人也一样。你时时浮现低俗的念头,他人脑海里也是如此混乱。有时候,人人显得不食烟火,个个都是圣公圣母,全和你不同,那一定不是你出了问题,而是他们在演戏。...

被遗忘的7·23动车事故

动车车身被重型机械粉碎,配线暴露在外,窗框也扭曲变形。2011年7月,中国浙江省温州市发生了死伤人数超过200人的动车追尾特大事故。事故发生至今已过去一年,坠毁车辆的残骸满是污泥,依旧原封不动地放置在温州南站附近。 中国政府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将车体就地掩埋,但由于外界批评此举实为“掩盖罪证”,政府随后又将车体挖出以“调查事故”为由将车体搬运至温州南站附近的调车场。但事实上,当地并没有相关部门对驾驶座进行清洗和调查的迹象。 2011年7月,发生追尾脱轨事故的D301号动车残骸如今已堆放成了一座高约2米,宽约20米的小山,蜘蛛网密布,缝隙间杂草丛生。 D301号动车残骸后面则原封不动地放置着被追尾的D3115号动车的十几节车厢残骸。白色的车体有些泛黄,发生激烈碰撞而车厢连接部分的金属已经弯曲断裂。 车厢的地板上有一层厚厚的白色尘埃,没喝完的饮料瓶、饭盒散落在地上。散落在地板上的报日期为“7月23日星期六”,这份报纸的头版报道了一名患者接受骨髓移植而重获新生的新闻。一切的一切都仿佛定格在事故发生的瞬间。据当地记者透露:“谁都不想进行处理,就只好这么撒手不管了。” 其他受损严重的车身被放置在距离温州南站以东约7公里的货运站。大约5节被深绿色罩布遮盖着的车厢也保持着1年前的样子。车站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这里也就是好几个月一次会有相关人员前来对车体进行消毒。然后就一直这么放着。” 仿佛遭受动车事故的车厢已被人们遗忘,民众对于事故的记忆也逐渐淡化。附近的一名居民告诉笔者:“几乎没有人前来事故现场。”此前曾用来掩埋车头的约20米的大坑如今被混杂着石块的砂土覆盖。这附近的土地出现了深深的裂缝,犹如干旱的大地一般。 事故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部分乘客出行时选择不乘坐动车。但是时隔一年,7月中旬上海开往温州的动车又坐满了出差或出行的乘客。 一名建筑公司职员每月要乘坐动车出差3、4次,他表示:“在中国,大巴经常发生事故,而动车事故仅此一回而已,所以还是选择乘坐动车。”一名在车辆零部件公司工作的男性对事故毫不介意:“反正坐什么都有危险,就看命吧。” 而中国的媒体对此则是三缄其口、避而不谈。事故发生后不久,各家媒体争相报道了事故调查并对铁道部门予以批评。但是,2011年7月末,共产党宣传部下达了禁止媒体擅自报道和评论的通告。除政府发表的消息外,一切相关报道戛然而止。 据温州当地报社表示,并没有打算制作回顾事故一周年特集的计划。该报社领导说道:“虽然我们想写,但是当地政府和铁道部门并不希望事故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们也没办法。”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表示:“现在正是即将迎来(中央领导交替的)秋季党大会的敏感时期,很难对事故进行后续报道。” 此外,温州市政府也不会举行追悼仪式。市政府干部表示:“这起事故是一段沉痛的回忆。如果当地政府计划搞一些追悼活动,铁道部门的面子就挂不住了。这道理你想必也懂。” 温州动车事故令“速度优先,轻视安全”的中国社会为之动摇,但这起事故却迅速被人们淡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时隔3年有所下降,政府再次开始依靠铁路实施经济复苏。 7月上旬,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经济形势座谈会,并邀请经济学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到场参加。会上温家宝总理将“铁道”排在奖励民间企业投资的第一位,并说道:“必须要抓紧做几件看得见、鼓舞人心的实事,以提高投资者的信心。” 中国的铁路建设投资用了三年时间,在由于贪污而被免职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指挥下,于2010年达到了7千亿元(约为以往的4倍)。但是,受刘志军贪污事件和动车事故影响,投资额于2011年下半年骤减至2010年的一半以下。由此,政府打算吸引民间的投资。 一名河北省动车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回顾道:“到今年年初为止,并没有赶工,而且十分严格地要求重视安全和质量。”然而当动车的建设失去了中央政府这块后盾之后,银行也取消下放贷款。由于无法支付工人工资,各地均停止施工。 今年初春开始,形势发生了变化,各地又重新开始施工。中铁隧道副总工程师王梦恕表示,目前设想将曾经以安全为由从350千米降至300千米的最高时速重提至320千米,并解释:“中国的技术领先国际,没有问题。而且乘客也不喜欢乘坐速度慢的车。”另外,于今年4月公开的《高速列车科技发展专项规划》中也提出了“提速”的目标。 但是,入不敷出的线路建设却并未带来盈利,铁路部门的负债越来越多。截至今年3月末,负债金额已比去年多出2成,达2万4千亿元。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对此提出警告:“当今,管理政策及安全的部门和掌管铁道事业的部门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对铁路的盈亏核算和安全进行监督的。如此下去中国的铁路将会成为当年日本的国有铁道。” 关键词:中国动车事故 2011年7月23日夜,在浙江省温州市,受雷雨影响,一辆由北京发往福州的动车与在动车高架桥上缓慢行驶的、由杭州开往福州的动车发生追尾事故。据中国政府的调查称,此次事故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在2011年末政府公开的调查结果中,除驾驶系统上存在安全隐患外,还指出铁道建设急于求成过度缩短工期,没有彻底落实安全责任等问题。 来源:朝日新闻

中方:个别国家唯恐天下不乱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9日就英国等国提交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俄罗斯和中国对决议草案投了否决票,决议草案未获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大使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指出,这个决议草案存在重大缺陷,内容不平衡,旨在单方施压。中方无法接受这个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主席先生: 中方高度关切日益严峻的叙利亚局势。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径,对近期发生的残害平民事件及18日在大马士革发生的爆炸事件予以强烈谴责。 国际社会当务之急是全力支持和配合安南特使斡旋,支持落实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日内瓦会议公报、安理会有关决议和安南六点建议,叙利亚各方立即停火止暴,为尽快开启包容性政治对话创造条件。 在上述这些方面,联合国驻叙利亚监督团有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中方支持联叙团延期,赞同潘基文秘书长适当调整联叙团工作的建议,也支持安理会发出支持安南斡旋、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明确信号,并积极致力于推动安理会成员通过协商达成一致。 而英国、美国等提交的安理会决议草案与上述目标完全背道而驰。首先,这个决议草案存在重大缺陷,内容不平衡,旨在单方施压。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做法无助于解决叙利亚问题,反而导致叙利亚问题脱离政治解决的轨道,不但会使动荡的局势进一步升级,而且还会向本地区其他国家蔓延,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最终损害叙利亚和地区国家人民的利益。 其次,这个决议草案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互信与合作。安南斡旋是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现实出路和重要渠道。不久前,经各方努力,安南特使推动举行的“行动小组”日内瓦外长会议通过公报,凝聚了主要各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共识,为妥善解决叙利亚危机提供了新的机遇。当前,安南特使落实会议成果的努力正处于关键时刻。而这个决议草案从根本上违背了日内瓦会议共识,对安南特使新一轮斡旋形成了严重干扰。 第三,各国主权平等和不干涉一国内政是《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私利。我们一直主张,叙利亚的前途命运应由叙利亚人民自主决定,而不是由外部强加;叙利亚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军事手段没有出路。这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坚持的立场,不针对一时一事,目的是维护叙利亚人民及阿拉伯国家的利益,维护各国特别是广大中小国家的利益,维护联合国以及安理会的作用与权威,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第四,这个决议草案破坏了安理会的团结。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部署联叙团的2042和2043号决议,形成了来之不易的团结与合作。在决议草案磋商过程中,提案国没有展现合作的政治意愿,对相关国家的合理和核心关切态度僵硬傲慢,拒绝做出修改。更令人遗憾的是,提案国在各方仍有严重分歧,还有时间继续协商的情况下,拒绝响应中国及其他一些安理会成员以及安南特使关于继续磋商、达成各方都可接受案文的呼吁,强行推动表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基于上述,中方无法接受这个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刚才个别国家在发言中颠倒黑白,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这是完全错误的和别有用心的,中方予以坚决反对。 中方一直以积极、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安理会涉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磋商,致力于推动在叙利亚实现停火止暴,落实日内瓦会议公报、安理会2042和2043号决议,安南六点建议,致力于促成联叙团顺利延期,支持安南斡旋努力。 相比之下,个别国家则热衷于干涉别国内政,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他们从一开始就对安南斡旋和部署联叙团持消极态度,在过去几个月内不断散布安南斡旋和联叙团“无用论”和“失败论”。此次又给联叙团延期设置先决条件和障碍,将其同援引《宪章》第七章并威胁制裁挂钩,并试图改变甚至推翻“行动小组”日内瓦会议来之不易的共识。在磋商中更是毫无诚意,态度傲慢。这不得不使人质疑其实际上不愿看到联叙团延期,不愿看到通过叙利亚人民主导的政治进程尽快解决叙利亚当前危机。我们敦促这些国家认真反思自己的政策和行为方式,尽快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目前离联叙团授权到期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希望并呼吁提案国改弦更张,响应潘基文秘书长和安南特使的建议,支持联叙团延期,以维护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的大方向,维护叙利亚及地区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安理会的信誉、权威与团结。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和南非关于通过一项联叙团技术性延期的决议,希望安理会成员尽快就此达成一致。 谢谢主席先生。 来源:中国网

中国与叙利亚的相同点

(王力雄:中国的崩溃可能不期而至)因为看不到能挑战当前中共政权的力量,人们往往就断定中国不会发生大变化,更无崩溃的可能。然而大变化不是一定都要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细微的积累同样可以导致崩溃。这种崩溃也许事先毫无兆头。就像当年有那麽多研究苏联的机构和专家,全世界却几乎无人预测到苏联解体一样。 美国前副总统Al Gore在他的《EARTH IN THE BALANCE》一书中,介绍了美国物理学家Per Bak和Kan Chen所做的一个研究。他们让沙子一粒一粒落下,形成逐渐增高的一堆,借助慢速录影和电脑模仿精确地计算在沙堆顶部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多少沙粒移动。初始阶段,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即使落下一粒沙也可能导致整个沙堆发生坍塌。Bak和Chen由此提出一种“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的理论。 沙堆达到“临界”时,每粒沙与其他沙粒就处于“一体性”状态。那时每粒新落下的沙都会産生一种“力波”,尽管微细,却能通过“一体性”的接触贯穿沙堆整体,将新落下沙粒的碰撞传给所有沙粒。那时沙堆的结构将随每粒沙落下逐渐变得脆弱。说不定哪一粒落下的沙就会导致沙堆整体发生结构性失衡——坍塌,也就是所说的崩溃。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摔伤了将军,输掉了战争,最后亡了国家。那国家当然不是因为马蹄钉亡的,用沙堆理论解释,就是那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处在超临界状态,马蹄钉断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中国也如同这样一个沙堆,各种变化和冲击不断落在上面,积累的结果迟早会使沙堆超过临界状态。而到了连马蹄钉都成为“不稳定因素”的时候,专制政权控制再严密,也无法防止崩溃的发生,因为它不可能给每一个马蹄钉都派上看守的兵。 镇压可以把崩溃往后拖,如同用铁锹不断拍打沙堆周边,可以使沙堆继续增高一样。但那种增高不会无限,最终还是要垮,而且堆得越高,坍塌越烈。试验表明坍塌过程将持续到沙堆重归临界状态。不过人类社会与沙堆有一个区别——组成沙堆的沙粒本身是没有能动性的,可以视为常数,因此沙堆的临界状态也是恒定的,坍塌不会愈演愈烈,达到恒定的临界值就会停止。而人是有能动性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变数,由成千上万这种变数组成的社会,平衡状态的临界值会随人的能动而变化。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人的能动性被法律、秩序整合在一起,可以极大地促进临界值提高。一旦社会发生崩溃,失去法律和秩序,人的能动性就会反过来成为推动崩溃的加速剂,社会平衡的临界值也就会随之锐减。 这种临界值的变化,使人类社会的崩溃存在着愈演愈烈的性质,最终的结局将非常惨烈。前面对崩溃导致死亡人数的计算,就是这种临界值变化的体现。之所以中国的政治变化不能以“打倒”方式去进行,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在“打倒”中共旧制度的同时,有可能引发整个社会进入愈演愈烈的崩溃。 不过,这也不能成为中共保守不变的理由。因为“超临界状态”对社会而言是无法保持的,崩溃迟早发生。拖得越晚,“超临界”的值越大,崩溃也就越严重。经验告诉我们,大系统有很强的自我维护能力,然而中共一垮就是兵败如山倒。不去自觉地进行政治改革,中共专制政权难逃此劫。 来源:博讯

这辩证法已经走火入魔

(人民日报刊文称维稳根本目的系维护民众利益) 在社会转型期,更好实现和维护群众权益,不仅是社会进入稳定发展快车道的“通行证”,更是保证持续前行的“加油卡”。刚刚召开的全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会议,将“围绕产生不稳定因素的深层次原因,从推动科学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科学民主决策、公正廉洁执法、密切干群关系等方面加强源头预防”、“把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等作为维稳的宝贵经验予以强调,深刻表明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群众权益的内在统一性。 一些矛盾问题发生了,是仅仅治标,以求一时之稳,还是标本兼治,彻底化解矛盾?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思路。有些地方,只看结果,不讲过程和方式,反而埋下了次生和连锁反应的隐患,甚至滋生出如“黑保安”公司的不法产业链。另一方面,简单地“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花钱买稳定”看似很“省事儿”,却会误导民众对维护合法权益做出错误的理解和预期。这种解决矛盾问题的方式,是“锯箭杆”式疗伤,病灶并未根除。这些都不是真正站在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解决问题,而是“眼前无事即是平安”的短视行为。 一些影响稳定的事情发生,往往源于群众的切身利益、现实利益受到侵害。对于这种情况,仅靠末端处置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加强源头治理,把不稳定的“病根”挖出来、去除掉,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当然,现实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一些政策和措施原本是“为群众办好事”,却因种种原因受到误解,甚至成为引发矛盾的导火索。这种时候,我们的态度决不应是抱怨和委屈,而要从自己的角度多加反思: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充分征求了群众意见,是不是决策者的一厢情愿?作为公正处置的第三方,在交通肇事或医疗纠纷中,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耐心和有技巧地释法和调解?在维护和实现群众权益时,只有把各种困难和问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项部署和措施考虑得更周密一些,才能让群众又满意又贴心。 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群众根本利益。认识到这一点,在化解矛盾问题的过程中,就应该时时处处体现对群众各项权益的尊重,不可有丝毫“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粗疏和缺漏。中央之所以一再强调公正、依法、科学、稳妥处置,就是要求执法者在维护公共秩序时,首先保证自己有良好秩序;捍卫社会公正时,首先展示自己能处事公正;打击违法行为时,首先严格自己依法守法。这样的维稳,才能最大限度维护群众权益,也才能成为群众共识。 从瓮安到孟连,当初的“疑难杂症”现在已经“药到病除”,并形成治理的经验。各地的维稳实践探索告诉我们,维护群众权益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维护稳定的过程应成为维护权益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应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复杂挑战,为改革发展创造平安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 一位常年接待群众上访的市委书记,在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办好实事中化解了不少矛盾,增进了一方和谐。他说:“最高兴、最幸福的时候,是人家喜欢你、记住你、想念你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稳与维权在实践中高度而辩证地统一了。 来源:人民日报

德国《世界报》 中共国即将坠落

(原文提要:在几十年快速增长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许多迄今为止被掩盖的结构问题开始显露出来。专家们提醒人们当心中国突然坠落。) 在经历30年平均10%的高增长率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乏力,这使中国的出口失去活力,长期来,出口增长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动力。数个月来,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在放慢。 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降到8%。这也许还远远不是低点。即使借助最近宣布的降息和额外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能够推迟算账的那一天,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伟大的经济增长故事将面临一个痛苦的结局。 《野村环球经济》周刊在去年年底发表的一份题为《中国的风险》的报告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作了预测,根据这种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降至4%。 在表面上强壮的中国经济中已经可以看到首条裂缝。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中国将不会很快超过世界上最大的国民经济体美国。人们只需要思考一下25年前出现的对日本前景的狂热。后来这个国家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处于经济停滞状态。 乐观主义者也开始担心 空头大师吉姆·查诺斯是华尔街有名的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他估计,中国将硬着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吉姆·查诺斯把不稳定的金融系统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视作硬着陆的起因。后者即将来临。他说,"如果我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要比迪拜的房地产泡沫破裂糟糕千倍,那么我还是保守的。"几年前,查诺斯已经在宣扬这个信息。迄今为止,他的可怕预言没有多少成为事实。 格兰瑟姆-梅奥-范奥特洛公司的全球战略家爱德华·钱塞勒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作出与查诺斯基本上相同的评价。他说:"对中国持乐观态度的人一直说,在过去20年里,中国出现过8次经济增长减速,但在每次减速之后,中国的经济又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道路上。" 尽管如此,他本人仍然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说:"我无法确切地说,中国的经济何时开始衰落。没有人能确切地说。但中国有结局不好的典型妄想的各种标志:例如使人入迷的经济增长史,它诱使投资者进行不幸的投机。对中国政府能力盲目信任,以为他们每次都能引导经济增长。对收益不好的资本货物过度投资,这受到低息贷款的激励。 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长期持乐观态度的人现在也开始对这个大国的未来产生忧虑。为投资银行、智库和科研机构工作的亚洲问题专家威廉·奥弗霍尔特是其中之一。目前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与权力紧密相联 根据他的看法,中国政府的改革意愿明显减弱了。像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和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这样一些国有企业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它们从寡头卖主垄断市场地位、国家担保、低息贷款、税收优惠和原料补贴中得到好处。这些大型企业集团借助这种优势将往往更具创新精神的中小私营企业挤出出口市场。 国有大企业与居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在财政和家庭方面紧密相联。在中国权力和财富成为一体。如果以习近平为首的新政府不消除这种显而易见的裙带关系,那么中国有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危险。这种停滞可能比20年前在日本出现的停滞要糟糕得多。 日本在一个非常富裕的时期陷入经济死亡区。当时日本的人均年收入相当于如今中国人均年收入的8倍。日本在技术方面也很发达。奥弗霍尔特说:"中国的大部分高技术产品源自在中国生产、但不必呆在那里的外国公司。" 这位亚洲问题专家说:"我在研究报告和发表的文章中支持中国3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神话。例如我在1993年出版的《未来的巨人》一书中也维护这种神话。但我不会永远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如果一种历史性的趋势可能发生逆转的话。" 竭力投资 中国很快就会到达许多高效的国民经济体突然被刹车或者甚至开始萎缩的时刻吗?1994年,国民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写了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其中涉及当时经济疲软的日本和当时好像刚刚离开地球大气,开始进入太空的中国。 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把不寻常的经济增长率,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归因于"扩大力量投入"。克鲁格曼把这理解为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向生产力更高的工业生产转移,同时对生产手段和基础设施投入大笔资金。 这种由国家或政党精心策划的扩大投入能在一段时间内起作用,带来产量的大幅提高,例如上个世界50年代在苏联或者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日本。但这些国民经济体在某个时候会达到极限,它们不会向那些以自由市场原则为基础和更少受自私自利利益集团操纵的工业国家靠拢。 中国曾竭力投资于其工业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因此中国要比亚洲其他任何一个国飞得更高、更快和更远。《野村环球经济》周刊的报告称,劳动-资本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过去10年高于40%,在过去几年甚至高于50%。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在其经济繁荣时期的劳动-资本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明显低于中国。它们在7-8年后达到了其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极限。 没有很好使用资源 消费为阴,投资为阳,阴阳共生。但中国的消费者为经济成就只作出了35%的贡献;在美国,私人家庭为国内生产总值作出了近70%的贡献。中国的消费为什么疲弱,这有很多原因。中国人储蓄很多,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大部分人得自己支付医疗费和靠自己养老。但政府人为地使存款保持低利率,存款的利率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 强大的利益集团阻止过去5年进行改革的口头表白,在这些口头表白中,始终允诺向由消费支撑的经济增长转变。受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向领导施加巨大影响。它们承担除农业之外的半数工作岗位和固定资产投资。 这些企业也没有很好地对待其资源。从国民经济学家所说的因素生产力(这除了劳动力和资本投资之外,也包括领导质量和技术革新)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明显低于私营企业。尽管有像低税率、国家担保的低原料价格、优先获得水、能源和土地以及更宽松地对待环保和劳动保护准则这样一些优越性,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明显低于私营企业。简言之: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越来越糟糕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手段。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经济繁荣的第二根支柱。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可能很快达到极限。格兰瑟姆-梅奥-范奥特洛公司的全球战略家爱德华·钱塞勒谈到高速公路网的利用率低,地区性机场的客运量只达到一半,迅速扩大的高速铁路网无法靠票价收入来维持运行。钱塞勒把中国的经济称作"梦场"经济。 房地产市场的生产能力过剩 还有资源在中国最近几年兴建基础设施中被错误配置的其他迹象。布鲁金斯学会政治学家、密歇根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指出,许多资金流入地方政府或投资公司,然后地方政府和投资公司想方设法花掉这些资金,从建造富丽堂皇的政府办公大楼、公路、桥梁到建设特别开发区和豪华的购物中心。 李侃如说,由于没有更加重要的地区规划,这些建筑有许多是多余的。大楼的建造费用大多是靠3年期银行贷款资助的,但开发商得到的收入太少,以致他们无法支付贷款的利息,更不用说偿还贷款了。这些贷款的期限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延长。 大城市房地产市场上的生产能力过剩比其他任何一个产业都突出。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成排成排闲置着的住宅楼。空头大师吉姆·查诺斯把它称作"所有泡沫的泡沫"。他和其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喜欢报道像内蒙古鄂尔多斯这样的鬼城,在这些城市里,街道、购物中心和住宅都是按100万以上人口建造的,但这些城市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居民。其他城市的卫星照片也证明了类似的情况,上海和北京的开发商通常在豪华的新建筑中挂上帘子,掩盖无人居住的空房。 所有这些都使像彼得森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这样的中国通感到忧虑。尼古拉斯·拉迪指出,去年住宅建筑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2%。在2006年美国房地产建筑达到高峰时,住宅建筑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在工业国家中,只有西班牙在房地产市场崩溃前不久曾达到过这个水平。 拉迪和其他专家担心,房地产行业的萧条和房价下跌可能使中国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在70个大城市里,5月份房地产的平均价格已经连续第8次下跌。如果对钢铁、水泥和铜的需求下降,那么工厂可能大批解雇工人。拉迪估计,住宅建筑的钢材消费约占中国钢材消费的四分之一。 据拉迪说,占20%的北京居民在市区拥有两套或两套以上住宅。如果房价大幅下跌,那么私人家庭的财富会受到影响,但现在需要增强私人家庭的消费。 中国有人口发展问题 这当然也会使金融系统受到影响,即便人们已经对多数抵押贷款作出保守的评估。地方政府从出售土地中获得其30-40%的财政收入,因为从技术上看,所有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地方政府以此来资助其开支。 许多国家投资公司为资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向银行贷款,也把地产作为担保。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银行业看来不可抗拒地为房地产投机所吸引。据估计,中国35%的银行贷款受到房地产市场变迁的影响。其中还不包括企业的贷款,虽然企业是以从事经营活动的理由贷的款,但它们改变贷款用途,把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开发中。 如果人口发展的预测是准确的,那么中国会遇到一个问题。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30年后,中国的人口在迅速老龄化。从2015年起,有工作能力的人数可能减少。15和24岁之间刚参加工作的重要就业人群减少得最快。人口稠密区的平均工资现在已经在以两位数的百分率上涨。仅仅在2010年,大城市的平均工资就上涨了13.3%。这是来自内地的廉价民工的补给陷入停顿的可靠信号。 男孩和女孩之间的比例失调也是个问题。去年新生儿中的男女比例是120比100。根据《野村环球经济》周刊的报告,中国不仅仅由于人口老龄化在未来5-10年内有出现经济硬着陆的危险,而且由于没有结婚希望的男性居民增加,中国的刑事犯罪率也可能提高。 如果还存在一些让人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的东西,那么就是所谓的金融制度的长处。银行控制着所有金融资产的90%,而这些银行大部分受国家控制--有一小部分外国投资。银行账本上的坏账数量可以忽略不计。 债务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但即使这个国家的信贷机构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可能陷入波浪起伏的海面,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仍然存在。中央银行拥有价值3.2万亿美元的外汇,中国可以用这些外汇储备抵御银行风暴或其他紧急情况。中国的国债约占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0%,票面上是7.3万亿美元。美国的国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80%。 但美国西北大学的政治学家维克托·施说,表面现象容易迷惑人。他在中国政府内外有一系列信息源,他比其他多数西方观察家更加关注政府的报告、企业数据和银行文件。 维克托·施从这些调查研究中得出不同的结论。第一,如果把北京政府的债务、国有银行的债务、各个部门的债务,例如铁道部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和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债务算在一起,那么,中国的国债将增加两倍,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0%,而且中国的国债在迅速增加。 第二,金融系统中的坏账数量要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得多。因为银行按照当局的指令,通过不断延长贷款期限来掩盖坏账。例如,为了方便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上市,当局抹掉了5000亿美元的坏账。 当局处于警觉状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银行风险在于流动资金危机,它可能把许多坏账像搁浅的臭鲸鱼那样冲到岸边。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那么许多企业和投资者可能将其人民币存款兑换成外币转移到国外。在四月份已经出现过这样的货币外流,当时有价值110亿美元的人民币外流差。 腐败的官员和其他富裕的中国人抽逃资本可能撕破中国大肆宣扬的由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织成的安全网。政治学家维克托·施估计,最富有的那部分中国家庭以现金和房产的形式积聚了5万亿美元的资产。赌博圣地澳门和银行系统中的漏洞提供将这些资金转移到国外的许多机会。 也许只有严重的政治动乱才会在中国引起大规模的资本抽逃。但当局似乎处于警觉状态。在过去两年里,当局用在维护国内安全的资金多于国防。 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互联网的审查和对持批评态度者的残酷镇压引起人们的不满。在中国的中产阶级看来,这个体制已经为太子党控制。 山城演义 发人深思 有专家透露,中国在如何窃取外国公司知识产权派遣商业间谍和发起网络攻击方面做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已经大于真真正正和外国公司的合作。 中国政府将其政治合法性与能够年年确保高经济增长率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在今后几年里,这种允诺将越来越难以遵守。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7%,或者如果中国的经济不再能为每年从农村到大城市里打工的数百万中国人提供工作,那就会引起动乱。 或许今年年底即将上任的习近平和他领导的新一届政府班子能够贯彻结构改革,整治特权阶级,引导政治经济公平。 从这一点上来看,薄熙来下台事件颇为发人深思。从表面上看,他的下台是因为贪污腐败,具体来说是他的妻子涉嫌合谋杀害欧洲商业合作伙伴。 但薄下台的原因也可能归于他过分的政治野心所给人带来的不安。他已经过时的父亲薄一波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试图将中国带回正轨,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来源:译者

纽约时报:中国经济能否挺住?

香港——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放缓的讨论甚嚣尘上,不绝于耳。以至于如今都有了这方面的行话:鬼城、幽灵舰队、火箭蛋、裸官。经济的衰退甚至产生了新的金融运算法则——中国压力指数。目前,这个指数正居高不下。 上周末,温家宝总理谈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提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他断言说,欧洲消费需求疲软和国内房地产投机行为是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 正如我的同事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报道的一样,住房建设工程几近停顿。那些最近曾经一天三班倒,周末不休的施工场地,如今工作的时间已经减少到一周五天,一天一班。 分析人士以及政府规划者现在不得不承认中国2012年经济增长率将会跌至8%这个曾经的奇迹数字以下(这也是一个吉利的数字)。目前,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以上才最紧急的任务,特别是今年秋天还要举行至关重要的第18届党代会。 日本金融服务公司野村证券(Nomura)发布了中国压力指数。该公司的分析师苏博文(Rob Subbaraman)周一确认说,野村预测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将会“在2014年年底之前开始硬着陆。”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发表了一篇新的经济综述,名为“中国经济末日的5个迹象。”(网站“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也加入了打赌的行列,并将上述数字乘以3,以此发表了题为“15个大家突然被中国吓懵了的 原因”的文章。) 外交政策杂志为其末日论提出的理由是,“公司减少贷款;制造业产量迅速减少;利率意外下调;进口持平;GDP增长速度预期将会下降,有些人甚至争论说中国可能已经陷入经济衰退。” 基思报道称,中国政府发布在周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6%,引发了对于通货紧缩的担忧。 与此同时,有些食物的价格增长迅猛(而且食品污染引发了极大恐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自己种菜,自己养猪。现在,中国大陆的鸡产的是价格迅猛攀升的“火箭蛋”。 在谈及中国稳健的国家银行系统以及北京对其高度管制经济的调控能力时,少数较为乐观的分析人士充满敬佩之情。而一旦开始谈到那些受到“深切关注”的领域时,他们也有些哑口无言。 比如,奢侈品在中国的销售放缓了步伐。包括政府官员和党内领导在内的大陆富裕人士疯狂的在海外投资,他们购买的房产遍布香港、澳门、澳大利亚、欧洲以及美国。为了避免可能的政治和经济不稳定,他们在中国保留了少量(可没收的)资产。 在中国,煤炭、铁矿石和铜出现积压,致使之前热衷于沿海航线的中国货运业转向深海发展,以寻求新的业务。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埃文·奥斯诺斯(Evan Osnos)在其最新的博客帖子—“中国经济势头减弱了吗”—中写道“货运行业就像是走出森林寻找食物的小鹿。因为他们从中国经济放缓的阴影中驶出,货运行业人士称之为‘幽灵舰队’”。 有许多中国方面的专家对中国经济问题感到沮丧,有些甚至感到绝望。最近,在《巴伦周刊》(Barron’s)标题为“坠星”的文章中,乔纳森·莱恩(Jonathan Laing)分享了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的看法。查诺斯是华尔街上“最直言不讳的中国怀疑论者”。 查诺斯说话从不拐弯儿抹角,他认为中国经济将在短期内硬着陆,其经济问题的规模也是世所罕见,原因就是中国的金融系统并不稳固,而对整体经济有重要作用的房地产市场也即将崩盘。查诺斯告诉巴伦周刊,“中国房地产业即将崩盘,其规模会是迪拜的一千倍,我这是保守估计。” 最近结束了中国之行的罗斯玛丽·赖特(Rosemary Righter)在泰晤士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中写道“几千万座房屋、公寓以及华而不实的公共建筑和工业园,而让人震惊的是,其中有很多处于空置状态。在全中国,从东部沿海大城市到更为宁静的西南部城市,从脏乱的河南矿业小城到内蒙古的鬼城,到处布满了无人居住的混凝土建筑。” 莱恩还引用了投资管理公司GMO的全球战略家爱德华·钱塞勒(Edward Chancellor)的分析。该公司总部位于波士顿。 “我无法告诉你经济衰退的具体时间,”他说。“没人知道。我只知道中国的诸项特征与典型的经济狂躁症完全吻合,而这一切最终会以惨淡收局——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吸引投资商进行不合时宜的投机;盲目信任中国当局处理一切经济问题的能力;在信贷泛滥的帮助下,过度投资收益回报底下的固定资产 。” 把中国称之为经济的“梦想之地”——只要我们建了,他们就会来——,他提到了“交通稀少的高速路系统,半空的地方机场以及快速扩张的国家高铁网,堪称科技奇迹但却入不敷出。” 来源:墙外楼

供港食品安全率99.999%幕后

在供港食物方面,国家质检总局、广东省都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供港食品的安全率达到了99.999%,这在全世界都很难得 6月21日下午,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大陆供港食品的安全率达到了99.999%;而根据此前澳门方面检测,内地供澳食品合格率达100%——这样的安全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难得。 半个世纪以来,供港澳食品的稳定供应和质量安全,历来被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保证供港澳食品的质量安全,甚至被视为政治任务——在整个供应链的最上端,具体负责人是国务院分管商务部的副总理。 官方数据显示,多年来,内地食品出口合格率均保持在99.8%以上,而内销食品在“多年整顿”背景下,合格率只有水分极大的“90%左右”。一个细节是,2008年,时任蒙牛CFO的姚同山,在面对港媒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保证比内地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安全。” 这种“内外”有别的供应和监管体系,早在上世纪60年代内地为专供香港农副产品开通专用列车之际就已经形成——供港农副产品由指定省份的养殖场定额生产,再由外经贸部(现商务部)属下的贸易公司收购及出口。这些养殖场往往拥有最为先进的设备,管理规范也更为严格。 一家香港媒体曾参观过内地某家供港注册猪场,该场集中供暖设备、水帘降温设备一应俱全,种猪每天可以享用两个鸡蛋,哺乳期的母猪甚至能喝到鱼汤。养殖场还要求有严格的分区,包括生活区、生产区、污水处理区、饲料储存区、兽医室、配种间……在这里工作的生产经理和饲养员,每年11月到次年5月都要尽量避免外出——因为这个阶段是疫病多发期,所有供港活猪养殖场必须实行“封场管理”。此外,猪场每个月进行两次瘦肉精检测,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常规监测,项目多达42项;而猪场日常活动也都需记录在册,供监管部门查阅。 除了农副产品外,供港粮食同样采用“出口配额分配”,由商务部向指定的粮食公司下达生产配额,再由在港央企内地购买、赴港销售;供港蔬菜也必须出自国家质检总局和香港方面认可的供港蔬菜备案基地——当然,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得到供港澳资格还意味着可以得到国家补贴。 1998年5月,香港发生“猪肺汤”中毒事件,17名本港居民因食用内地供应猪中毒,广东也出现7例中毒的患者——这也是国内首例瘦肉精中毒事件。当时香港回归还不到一年,为了展示对香港同胞一如既往的关心,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亲自从广州火车北站登上满载上海、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供应的港澳鲜活商品的8753次快运列车(“三趟快车”之一),与押运员一起将17车两千多头活猪活牛运抵深圳北站,随后送往香港。 这一年,国务院决定由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对供港活猪实施检验检疫。从此供港活的监管变得更为严格和独立——由原来各部门的多头管理,改为质检总局全权负责。同时,还制定了供港食品地方规范——据媒体报道,按照这些规范,一棵大白菜就需要十几次检验。 香港人当然也会把不合格产品拒之门外。在周一岳的表述中,特区政府建立了完备的监管体系、设置了专业食品安全评估机制,及时向社会公布食品安全信息。2006年5月,特区政府又成立了食物安全中心。与大陆多部门“分散”式管理不同,该中心职权极大,服务范围广泛。 很多内地居民不知道的是,在1962年“三趟快车”开通之时,中央政府即有一个考虑:通过香港市场,让国内食品业掌握国际食物监管和品质要求,提升国内食品质量。只是这个良好的愿望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非但没有实现,反而“内外”有别起来。基于此,周一岳认为,如果供港食品安全应用到内销方面,也可对内地的食品安全问题有所帮助。 来源:南方周末

一直跟党保持一致

李丙需,毛泽东生前警卫。从中南海警卫队转业后,李丙需无法忍受官场的腐败风气,一心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但让他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反对毛主席”,并嘲笑他脱离时代,他认为自己,“一直跟党保持一致”。 7月5日,李丙需顶着烈日端坐在郑州市街头,"签名赠书"《中南海警卫》,宣讲爱国主义。 相关链接 问:李先生,您这次在郑州签名赠书,这是第一次这么做吗? 李丙需:不是第一次,好多次了。要说做这个事业已经是十多年了,我是从2000年开始的。 问:2000年第一次这样做的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 李丙需:第一次的时候,我感到通过这种模式,我把军装穿上,我跟读者面对面交流,我感到很高兴。老同志们是回顾历史,回顾回顾也挺好,年轻人我给他们讲一下历史,对孩子们教育教育。我要放在书店,书店书那么多,孩子们还不一定看到,所以说我走的是自费销书渠道,我的书出来以后没有走新华书店的渠道。 问:您为何要自费出版? 李丙需:因为之前出版很不顺利。第一就说我那个书政治性太强,各种毛主席、各种中央的历史,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就是我自己要出钱,当时我经济条件很困难,就没钱。 他们的优势是出了以后,书能全国发行,可他们的缺点是发行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一般都不再印刷了。我感到我的书有价值,我可以第一次印刷,第二次印刷,十年以后这个书仍然是畅销书,这样我就没有同意让它出版发行。 问:后来你是怎么让这本书出版的? 李丙需:我又经过两年时间,我求爷爷告奶奶,省吃俭用到处筹钱,我采取的方法是作者自己出书。我给国家交两万块钱,我给出版社交两万块钱,我把它版权买断了。 问:当时印了多少本? 李丙需:当时我也没有钱,就印了五千本书。这样我把书拿回家以后,我就面对面的跟读者、给学生们做报告,给大家接受签名售书,到学校、到部队去讲。 问:您做报告是怎么联系的? 李丙需:郑州市教育厅教委给我开的介绍信。 问:他们是怎么知道您的? 李丙需:才开始河南省有个“延安精神报告团”,我当时在郑州就已经有点名气了,这是2003年,已经在郑州拼搏了三年以后。他们发现我是个才子,就把我吸收进去了。吸收进去以后,我是“延安精神报告团”的委员,他们委派我去做了好多报告,义务性的。 问:做了那么多场报告,下面的听众有哪些反应? 李丙需:老同志回忆起过去的年代就掉泪,年轻人感到很新奇。有一个青年,他爱国的心情很强烈,讲到这个日本,他看了以后说我也要拿起钢枪,要保卫祖国,要打击日本鬼子。但有70%的青年,漠不关心,他们打瞌睡,我穿着军装在他们面前,他们毫没有感觉。冷淡,根本就激发不起来他们的激情。我要是在学校,老师要组织做报告,经常有这种现象,有人打瞌睡,不愿意听。 问:您有没有问过他们是为什么? 李丙需:他们感到我们都是学专业知识的人,学过去的历史没有用处。讲那个艰苦奋斗,他们更不适应了,他们觉得没用。 问:现在您的三个女儿也是年轻人,您会跟她们说毛主席的事吗? 李丙需:我教育那么多,我感染了那么多的青年和社会上的同志,尽管对我的子女们也有感染,但是不大,效果非常不明显。 问:您能不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 李丙需:我不能理解,更使我不能理解的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心态是敌对的,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对这个不感兴趣,还对老红军,老八路说三道四。说我是不是神经病、是不是疯了、作秀。反正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是老右派,反对毛主席,这种人把毛主席老人家、革命家骂的什么都不如,更何况我是他的警卫战士,给我骂的很难听。 问:他们这么说您不会觉得特别失望吗? 李丙需:失望,给我造成压力。我苦口婆心、艰苦朴素做了这个贡献,他们还不支持我,还贬低我、反对我、嘲笑我,你说我能接受得了? 问:已经有人这么批评您了,您为什么还要继续做? 李丙需:我感到他们的批评是错的。当今社会更需要对青少年进行这个教育,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问:您指的是毛主席精神的教育吗? 李丙需:对。问:我看有稿子说,您是有一天突然想要“回归毛主席年代”,是这样的吗? 李丙需:是。但那个说的有点过分,不能按照那个调去定调。 问:您为什么觉得那个说得有点过分? 李丙需:那篇文章就说我脱离时代,说我不与时俱进,啥也不知道,天天就知道喊毛主席万岁,成了那种形象了,那不就是穷光蛋、神经病了吗? 我这人是很忠诚,很老实,很注重历史。但我跟党保持着一致的,跟时下走得很近。我成立书法院,成立“东方红艺术团”,搞文学创作,一直工作得忙忙碌碌的。 问:“毛主席时代”的哪些东西吸引您? 李丙需:那个时代没有现在这个社会的腐败现象,人都非常重情谊,非常有觉悟。根本没有小偷,送礼、吃喝嫖赌都没有。现在这个社会,作风问题、嫖娼问题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年轻人不结婚就在一起过夫妻生活。 那个时代的人精神非常好,我们穷得有志气,不偷偷摸摸。国家再高的干部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过得非常艰苦,底下的干部都照毛主席这样做,谁都不敢错。那个时代有很多需要我们留恋的东西。 问:您认为现在这个社会腐败现象这么严重,是为什么? 李丙需:我的感觉是罚得还不严,要罚得再严一点。而且上面一定要做好,你做不好,法律再严是没用的。 问:毛主席时代之后开始改革开放,有了很多改革成果,比如经济发展,您怎么评价这些? 李丙需:毛泽东主席也是一个经济发展专家,毛主席可不是不会抓经济,让你们穷,让你们光打仗,光搞政治运动,不让人们过好日子。但是有一个过渡,那个时代是很穷,但要慢慢过渡。毛主席也做了,做得也很好。如果主席没有去世,一定可以把国家搞得很富强的。 问:您1973年被招入中南海?您当时是怎么被选上的? 李丙需:当时是要“苦大仇深、根正苗红”。我爷爷被日本鬼子杀死了,我父亲逃荒要饭,非常典型的穷人,历史上没有一点问题,后来乡里县里有点推荐保送的性质,这个历史机会给我选进去了。 问:您当时在中南海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李丙需:就是站岗。 问:您当时对主席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李丙需:身形高大,那时候觉得他也不能说是神,反正就觉得他非常的威严,非常的高大,站在自己面前像一座高山那样,自己像个小孩子。向他敬个礼,打个报告“主席你好”握握他的手,心中激动的有很多话想说,就忘记说了。 问:您跟他说过话吗? 李丙需:说过话。他给我的另外一个印象是,那老人真是艰苦奋斗、艰苦朴素。我亲眼见到主席穿的衣裳,他穿了两件衣裳,其中一件衣裳是59个补丁。 问:后来主席去世,这个消息您当时是怎么听到的? 李丙需:那是我们首长告诉我的。我当时在站岗,我正好为主席站了最后一班岗。当时我感到天都塌了,我们没有家了,没有领头人了,我们的革命前途怎么办,一片茫然了,悲痛的当即就昏倒在地了。 问:您从警卫团离开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李丙需:我也不大,那是26吧。 问:后来您去哪里了? 李丙需:后来我就转业到平顶山了。当地方干部,当过宣传部长、当过科长,当过管委主任。 问:您辞职之前做到哪个级别? 李丙需:在河南地方煤炭局一个科长的位置上。 问:这个工作不好吗,您后来为什么要放弃? 李丙需:我想当作家,想搞红色爱国教育。宣传他 老人家的丰功伟绩,宣传毛主席,我就是这个心态。而且我转业以后不准提中南海那个地方,有保密规定,我在单位十多年老老实实上班,在工作和生活中间,社会腐败现象严重,官场就是战场,勾心斗角的。我那个作风,党的作风,在我单位不适应。而且因为我看不惯,我曾经抵制过,我要抵制他们的腐败现象,跟他们发生了矛盾。我坚持原则,坚持工作作风,人家肯定看不惯了。这也是我离开的原因。 问:您当时做这个决定时,家里人的态度是什么? 李丙需:家里人都不支持。他们说放着官不当,放着福不享,放着钱不挣,你去做那个无用的工作,那不是神经病嘛,都这样说。曾经还严重到爱人要跟我离婚。那是2000年,最困难的时候,家都不要了,都到那一步了。 问:您有没有尝试去说服他们? 李丙需:我也尽了努力了,家人勉强的默认。 问:为什么家里不能理解? 李丙需:家里经济损失太大。家里经济有困难,爱人有病,孩子们上学。我这样做,学也不好上,病也不好治。 问:当时家里经济这么困难,您爱人又有病。您就不管了吗? 李丙需:是。 问:您的父母是怎么说您这种做法的? 李丙需:我的父母也是说我不务正业。 问:您现在后悔吗? 李丙需:不后悔。 问:您觉得您一生中,最辉煌、最让您觉得骄傲的经历是什么? 李丙需:我最辉煌、最骄傲的是给毛主席站过岗,我无上光荣。 来源:网易新闻

吴法天胜利了吗?

周燕被拘留了。这个结局她事先是有准备的。 7月5日,也就是约架的前一天晚上,我给周燕私信,全文如下:“我估计他不会动手,也不会还手,激怒你,佯装受伤,陷你违法。他知道女人打不痛他,所以不怕。陷你被拘留他就大胜了。” 其实没有我的私信,周燕也清楚后果。她做过警察,不是法盲。她是单身母亲,约架后对自己一旦回不了家做了安排,把孩子托付给了朋友。 我们可以说周燕鲁莽,也可指责她粗野,还可以说她愚昧,但是我们冷静地想一想,一个懂法律的知识分子,一个孩子的母亲,明知道要承担法律后果,明知道自己和孩子都要受到伤害,还要执意去应约打架,究竟为什么? 周燕与吴法天没有个人恩怨。周燕对吴特别气愤的是两件事。一是在《人民日报》甘肃记者林某否认60年代大饥荒饿死人引起网友愤怒时,吴法天发帖否认饿死人了,称他的家乡特别贫穷都没有饿死人,还不无侮辱地说如果有人饿死人可能是右派的先人。周燕认为这是吴法天对大饥荒死难者的邪恶的冒犯。二是最近的什邡事件,吴法天发帖以求证的方式试图说明钼铜项目无害,周燕也怒不可遏,并说了吴法天要上街“会被人抽扁”“我也想抽他”的话。 当然,吴法天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但周燕“想抽他”也不过是一种愤怒的表达,并没有实际行动的意图与安排。 但是吴法天随即骂周燕是体制内的白眼狼,是鸡婆,并主动约定了实现“抽”的时间与地点,约架由此而成。 约架是网上公开的,双方似乎都没有了退路。吴法天进一步激怒周燕,他精心挑选了周燕生病住院时的照片发到网上任由粉丝辱骂,并用“约炮”这样的调戏妇女的字眼侮辱周燕,一个正经的新华社记者点子正,也是无法天的好友,还在在网上与吴交流,公开用“改约架为约炮”、“她‘配’ 不上你”这样狂狼而猥亵的语言羞辱周燕。面对这种肆意践踏人的尊严和侮辱妇女的行为,如果你是周燕,还会理智地去计较后果吗?吴法天把周燕逼得没有了退路。 但是,聪明的吴法天却为自己设计了退路,他一方面肆意调戏侮辱周燕,一方面又把约架说成了普法,为自己的免责事先做了铺垫。 网友许丹老师知道我或许能劝动周燕,一再让我劝周燕不要去。6日,也就是约架那天早晨,许丹还给吴法天发私信,说约架是违法行为,作为法学教授不应当去。胸有成竹的吴教授当然不会理会许丹老师的劝告。 吴法天本来是这次约架行为的发起者,也侮辱调戏了周燕,他明明知道去的后果是什么,但还要去,还要让违法的预约变成现实。然后,他成了“遍体鳞伤”的受害者,更成为得意洋洋的胜利者。 那天在派出所,陪同周燕的一个女孩看到吴法天做完笔录后轻松而轻盈的样子,还以为吴法天身体没有事,周燕也不会什么事了呢。她哪里知道吴法天的轻松与轻盈是一个成功演员卸妆后的得意。作为一个证据学专家,他早就铺垫了各个环节的证据准备,甚至还带去了几块石头作为凶器证据。 打了吴法天之后,周燕毫不隐瞒自己的“罪行”,网上发帖告示“战果”。而吴法天“三四十人群殴”“遍体鳞伤”的扩张描述更使周燕罪加一等。 我本来以为,周燕的被拘留意味着吴法天大胜。当事情真的发生了,我发现我的预判错了。其实,吴法天是比周燕更大的失败者。一个丑陋的猥琐的形象将永远在历史上定格。 作为网上约架的第一个被拘留者,周燕事件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周燕不是英雄,动手打人也触犯法律了,但她是由于对大饥荒死难者有着深切的悲悯之情,由于对什邡人民有着深切的同情之心才有了冒犯吴法天的愤怒,更由于吴法天对自己尊严的冒犯,明知道是什么后果,也勇敢地捍卫自己的尊严,义无反顾。 我不支持周燕的行为,我反对用任何形式的语言暴力和行为暴力解决争端,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周燕是一个令人尊重的女人。 来源:郭老学徒

环球时报:计生工作不易 谁都别添乱

陕西安康市昨天通报了镇坪县妇女大月份引产事件,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但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的,却是当事者一家因接受外媒采访,被当地一些人扣上了“卖国贼”帽子,至今不知去向。原本可以依法处理的事,似乎并不那么容易了结。说白了,这件事是中国基层计生工作复杂、困难且琐碎的一个典型案例,许多人或组织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首先是媒体。如果没有媒体的迅速报道,在基层这样不人道的执法手段就难以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与反思。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媒体,尤其是外国媒体,对受害者的报道是片面的。它们大多在扩大事件,上纲上线,抨击整个计划生育国策,而不是以事论事,以特殊案例的逻辑说清事件的来龙去脉。这种报道逻辑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只会激化基层一些民众对外国的反感与激进情绪,这些情绪正在向引产受害者本人蔓延。 其次,此事也暴露了某些地方官员基本道德底线的缺失、面对公众的坦诚的缺乏,对事件妥善处理能力的缺少等。用极不人道的方式强迫大月份妇女引产,这样的行为应当受到严惩。我国计生部门提倡“优质服务”的理念已经很久,现在不仅不再强调死板地去控制人口,而且更多的是提倡人性化的政策,但镇坪县某些干部对中央精神的贯彻水平令人愤懑。 在中国,“全国大局”与“基层贯彻”在许多时候都会出现错位。计划生育国策对中国发展甚至对人类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但另一方面,计划生育在基层会产生的一些不人道行为,当前对中国老龄化的未来负面效应也在凸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消极影响也常常被一些学者诟病。如何既继续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推动人口增长对国家发展的正向作用,同时又减少其不良影响,其实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这需要中央的合理政策调控,地方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社会舆论的合理监督与鼓励,还有国际社会的理解与配合,这些过程中,只要有一环做得不够好,甚至做了一些反方向的事情,就有可能对计生工作产生另一种影响,有时会产生添乱的作用。 很显然,镇坪县的这起大月份妇女引产事件令全国各地引以为鉴。我希望,全国基层都应当对各自计生工作进行新一轮的查漏补缺;我也希望,镇坪县那些情绪化的民众能够更冷静一些,宽容与包容已经很不幸的引产当事人;我同样希望,社会舆论尤其是外国媒体不要再片面煽情,而是应当客观报道,尽可能理解中国计生工作的不易,还事态于平静。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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