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伟江

小斯： 　　首先，收到我的 EMIAL ，不要震惊，我们也是人，不是神，西谚说，离群索居者，不是天使，就是魔鬼，而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生活圈子的。正如我以前公开说，我也上网看东西。即使不上网，周围讨论政改的人也不少，毕竟，我们才是当事人。在局外的人都讨论政改的必要性，很多都是基于破的角度，似乎，一改就一了百了。但是，没有考虑到政改的困难。我们看过社科院某些人的方案，也听过体制内学者的分析，最后自己权衡再三，发现，当下政改的难度，远远超出了你们的想象。你的文章我也读了，似乎能摸到一点点门道，然而，在民间的人，即使有多少名望，有多少才华，却找不出一个人具有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最优秀的也不只是空谈理论的人。 ( 伯克语 ) ，当然，你不必沮丧也不必高兴，你不是前者，却恐怕属于后者。 　　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其实也承认。但是，走向民主的过程，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不小心，是要翻车的。给你打个比方吧，中国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学者基本上是刚考完驾驶理论的人，而我们这些人 ( 你可以称我们为老朽 ) ，却是开了多年车的人，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道路情况，却无法代替我们驾驶。这驾驶技术，不是说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可惜的是，你们没这个机会练习，因此，可以告诉你，不管政治局面如何改，驾驶员只能在我们这些局内人中产生，你想想叶利钦吧。即使那个得奖的人，今后的作用，也无非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之一，而已。 　　第一个难题，历史障碍。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搞政改成功的。因为这种体制很难改革。这其中的理由之一是，欠债太多，积重难返。第二个理由是，宪法难题。第三是，意识形态。 　　历史欠债 　　先讲第一个问题，你看一下建国以后的历史就知道了，不必多说。即使，当下，也是因为建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得益了大部分人，得罪了不少人，就其总量，后者数量是不小的。从这六十年的历史，积累起来得罪的人，这债务不小，要是容许他们自由要债，结果是什么 ? 大部分得益的人，或许还因为分配不公等原因，基本上算沉默的大多数，不改，他们也沉默，改了，债主逼债，他们也沉默。前人积累的旧帐要我们这些人还，似乎不公平，击鼓传花，让后人去面对吧，后人或许比我们有智慧。 　　宪法难题 　　离开宪法谈政改是不可能的。毕竟，在任何国家，宪法是神主牌。西方有人说，以不合乎宪法规范的手段更动宪法，是革命。显然，我国已经是革命过度的国度，谁也不想革命。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在变革前，没有一个可以供和平解决争端的宪法，以及宪法下的机构设置。之前是一党领导，谁也没有想用宪法来制衡自己，因此，不可能有可行的宪法机构。导致有争端时，靠武力解决问题。苏联俄罗斯坦克上街，炮打白宫，都有这个因素。 　　其次，宪法不是设计出来的，本身是各派实力的平衡，然后反映在文本上。而在政治改革前，宪法是虚拟的，不能反映实力平衡，而当开始政改时，各方的实力浮上水面出来后，往往会过于自信，误判自己的实力，导致要价过高，达不成一个新宪法的合意，于是，大炮代替了谈判，军队支持谁，谁就是宪法制定者，一旦他不是通过合意达成的宪法，往往会设计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宪法，于是，这又不是宪政，甚至可能是军政。至少是，精英统治。无量头颅无量血，换得一个假共和。你觉得，这样的政改值得吗

知道陈有西、斯伟江、萧翰、杨金柱四人在争论一个话题。话题的核心看似是保皇与否，但在伍雷看来究其实质，实为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要和风细雨式温良渐进改革，还是暴风骤雨式的社会革命。这样一个建设性的话题，正在掀起一场争论。在历史长河中，这样一场争论也许会很快被人忘记，但亦有可能，润物细无声。我们也许正在悄悄触摸历史的脉搏，接近历史的真相，甚至无意中触动变革的按钮。因此，这个完全由民间力量提起的话题，不管在朝在野，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伍雷有自己的评论。 争论的基础，必须对当前中国社会有一个准确的评价。如果仅仅按照所谓大国崛起的思路去探讨，结论仍然不会扎实。前苏联不能不称之为大国，称霸一方，仍然顷刻的瓦解。晚清的体制内变法，不可谓不激烈，但仍然以失败告终，最后的结果不外乎还是流血，砍头，然后知识分子彻底的绝望，暴力革命频发，军阀势力割据，战争不断，民不聊生。 伍雷观察，当前中国社会事实上正处于一个新的重要历史转折点。他的意义有可能堪比 1949 。准确时间无法预计，只是大家都在猜：哪一天？生前还是死后，今日还是明天？哪个人在带领？ 我们当然要进行一些分析。从世界范围看，和平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家之间的合作远大于对抗，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靠闭关封锁赢得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民主、人权、有限政府、宪政、平等等概念已经非常感性的深入到世界各地。越是经济发达国家，对此接受程度越强。这绝对不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使然，这也不是单单靠几个专家学者著书呼吁的结果。不要小看奥巴马竞选对我们人民思想的冲击，我们的媒体在反复的告诉我们的人民：美国是这样的，美国并没有动乱，他们是在进行一场全民大选举的快乐游戏。也不要小看台湾的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冲击。我们的媒体也是在通过各种长篇累牍报道向我们的人民介绍：陈水扁在接受审判。于是我们的人民在看世纪审判这场大戏的时候，也突然明白：在同根同源的台湾，总统可以这样被选举上去，也可以这样被选举下来，也可以这样被起诉，也可以这样被审判。还有，很重要，总统家里的账本可以被检察官查的一目了然。 民智已开。我们的目光自然还要落回到我们这片深爱着的土地。 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终于变成世界强国，据说“狗的屁 ” （ GDP ）已经位列世界前茅，我们已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我们也有号称世界第一的高速铁路，我们也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我们的每一个城市，在南方至少是乡镇，在北方至少是县城以上的城市，都有宽阔的马路，华丽的建筑，我们还建设了绝对数目世界一流的高校，我们有世界最大数目的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我们的有车族越来越多，虽然物极必反道路越来越堵。真的，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父辈，在 30 年以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还有今天这样的生活。能够吃足喝饱，有些存款，可能还有汽车。我们以前真是太穷了！穷的饿死人！穷的没有吃穿！穷的卖儿卖女，穷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我们以前真是太苦了！目不识丁，受尽屈辱：曾经华人与狗不得进入。也曾经：当右派，进牛棚，划成分，黑五类。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人民真是怕乱怕的要死，怕穷怕的要命。他们万分珍惜目前的稳定环境，他们万分满足目前的经济生活，对各种所谓的“运动”心存万分的恐惧！ 存在就是合理。也许，从这个角度讲，稳定压倒一切，所谓“维稳”有着其极为深厚的社会土壤。 感谢上苍！伍雷没有被饿死在那个年代！ 然理性思考，除了感谢上苍，我们还应当感谢谁？有人告诉我，这是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结果，是运用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自身勤奋的结果。我毫无反对之意并举双手赞成。但问题是，从社会组织机构分析，这期间是党的领导下的几十年，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经历已经与这段发展的历史无可分割的捆绑在一起。用官方语言表述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不忘邓小平，民谚为真。我们客观的分析，理性的再思考，必须承认：虽然历史上也曾有其千错万错（如文革等），但这一次我们党顺应了历史潮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人民得以温饱，国家得以强盛富强。 行文至此，我们自然会问：人民为什么仍然还不满意？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体制内如有高层领导阅见此文，请原谅，我不能掩饰自己的意见。这也不是一个文死谏的稿子，见仁见智，只求读者诸君感觉一挚诚滚烫的心。 衣食足而知廉耻。吃饱喝足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共同需求。不同之处，是其他动物吃饱后还是等待下次的吃饱喝足。然人却不同，其吃饱喝足之后，就会思想，会行动。当然，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不在此列，其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但是，社会矛盾的根本存在却不在所谓的精英阶层这边，春江水暖鸭先知，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只是稍微先知先觉。当然，社会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是这个社会的预警器，其微小的分裂，就有可能预见社会的大震。执政者如能通过他们看到社会的深层矛盾而予以善待，是为明君。如为压制，便是暴政。 社会民众的思想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封建历史的国家，顺民的思想根基深厚，如人大代表倪萍所言从不给政府添乱就是一例明证。一直以来，我们的政府，不仅仅是强势政府，而是绝对政府。生老病死，富贵贫穷，门第身份，人终其一生完全依赖政府。所以我们在参加工作时，家长的主要嘱托基本是相同的一句话：听领导的话，领导叫干啥就干啥。但社会正在发展，民众已经吃饱。其慢慢发现领导并不是全对，民众开始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独立判断。民智已开，这也许是萧翰所言公民社会之前兆。民众在慢慢的小心翼翼的挑战政府的权威。于是，在各个行业，各个地方，我们的政府突然发现民众已经不是以前我们的共产党闹革命时一呼百应的场面，而是反对之声日大，有合作，有反对，反对中有合作，合作中又有反对。政府与民众，似乎都在学会适应对方，都在学会慢慢转变。 客观的讲，在我党还没有有效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情况下，我们的民众已经率先完成了转变。毫无疑问，革命党的经验对执政党来讲并非全部灵验。譬如伍雷相信，诚如有专家所讲，社会发展犹如两个轮子的马车，当下的中国就是一部高速奔跑的马车。其一个轮子就是经济，另一个轮子就是与之相匹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获得巨大的成功，然政治体制改革却按兵不动。长此以往，这不相匹配的两个轮子只能把马车彻底掀翻。 伍雷相信，社会发展到目前的阶段，经济发展待目前的水准，执政党与政府或者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已经不可能完全主导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谐也好，民主也好，人权也好，其根本的价值在于尊重民意。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主观意图也许是好的，但是由于缺乏与民意沟通的有效渠道，因此总是好心办坏事。了解民意，尊重民意，顺从民意，是执政者必须接受的游戏规则。但是在“维稳”的大旗下，我们自己完全阻碍了民意的沟通。 民众开始提出相关的问题。 譬如报纸，没有一张民营的报纸。所有的报纸都是假话连篇，我们的新闻检查确实太严了，那个部的权力在快速的膨胀。但把读者当傻子，读者只能拿他包油条。伍雷已经基本不买报纸，所有的信息都是从互联网上获取。报纸这一条路完全封死了，互联网却发挥了巨大作用。报禁是否开放，或许已经没有价值。韩寒就是在办一张报纸，萧翰也是在办报纸，陈有西也是，数以千万计的博客点击量，说明事实上新闻话语权正在转移。互联网是未来十年带给中国最大变化的事件。执政者如果没有看清这一点，仍然屈从地方政府的压力一昧的删帖，封网，掩耳盗铃而已。明确的理念是互联网无法控制，新技术层出不穷，博客，电子邮件，电子杂志，翻墙，推特，微博等等。互联网在快速的进行公民社会的培育，执政者如果没有抢先一步的革新，互联网带来的影响肯定是颠覆性的。 譬如司法。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公民权利意识逐渐提高的过程。譬如樊奇杭事件，为何社情发展到目前的情况，以前不也是冤死过人吗？只不过时代变了。互联网带来了万民围观的时代。司法一旦不公，必将引起强烈的民意反弹。杨金柱，陈有西等，只不过是在尽法律人的本分而已。正义的要求是任何社会都会有，这一次无非声音大了一点。以伍雷的观察，杨金柱等的要求实质就是温和改良，刮骨疗伤。就像人一样，错过一次小伤的治疗，等伤及心肺骨髓，就只能灭亡。人有命，天亦有命，国能无命？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毫无疑问，在政法口，中央用错了人。其没有顺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推进必要的改革，而是继续采取一昧高压姿态，专政理论，司法意识形态化，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怨沸腾，万夫皆指。死刑错判已不是一例，刑讯逼供频频暴露，系统内院长、厅长高官窝案串串。在司法不公的社会，人们只能采取极端的措施，遇拆迁就自焚，不顺心到极点就可能爆发恶性案件，上访大军层出不穷。所有这些，与司法改革的严重滞后，司法严重不公有着直接的关系。按照目前的发展，中国将来如有偶然事件发生，司法不公最有可能成为导火索。 譬如历史。袁腾飞为什么受到攻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从政治伦理道道上讲，即使在封建帝王时代，执政者也没有垄断历史研究的特权。历史的发言人只能是历史本身。然而，我们痛苦的看到，人民没有知道历史的真相。抗战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死去多少人，反右到底多少人被错划右派又有多少蒙冤致死？如此等等，我们的官方教科书并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伍雷说过，民族的进步当从说真话开始。倘若没有历史的真相，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那么多苦，岂不白白的吞咽！ 再回到讨论的话题，保皇还是造反，改良还是革命？ 依照伍雷的观察，在当下的中国无人敢于造反，也无人愿意造反。并且在当下的中国，也没有所谓革命的社会基础与力量。造反和革命，首先要过三关，老婆儿子和爹娘。但就本人所认识的激进人士也逃不过这三关。事实上冷静的分析，我们得到的潜台词是，虽然社会民众对目前的现状不满，但他们却也极力的反对大的动乱。我们的社会民众所期望的真的不是推翻谁，历朝历代的更替看的多了，还不是仅仅更换了年号而已？我们的社会民众真正期望的的就是在政治上，要更加清明，在舆论上，要更加宽松，在吏治上要更加严厉，在法治建设上少提口号，多做善事。你不要随便拆掉我的房子，你不要随便关闭我的律所，你不要随便吊销我的执照，你不要随便抓走我的作家，你不要随便抓走我的记者，你不要随便关押我的访民，你不要暴打我的上访。你的办公室不要如此的华丽，你的公车不要如此高档，你不要顿顿山珍海味，你的工资不要如此高涨，你的退休金不要是我的 N 倍以上！你也不要刑讯逼供，你也不要跨省追捕，你更不要冒天下之众怒复核杀人，你也不要随便删帖，你也不要随便的封网！ 这是伍雷观察的当下中国社会民众的心理。但伍雷也深知，社会发展无人能够准确预测，历史却又总是一遍遍重演。真正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不是书生，也不是当权者，而是人民大众。他们在创造历史，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当权者政治清明，有可能延续统治或者中兴。但是如果不能够有清醒的认识，果断的决策，将毫无疑问的被历史抛弃。 伍雷一直有一种直觉，温和改良和暴力革命正在赛跑，谁跑在前边尚无法预计。当然，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方式有 N 多种，我们确实也无法预见。但伟大的时代也同时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社会变革时期总是会伴随着名扬青史的人物出现，而不管他是在朝在野，体制内外。如南非曼德拉，我国伟大爱国先驱中山先生。前者是非暴力的楷模，后者是暴力革命失败的英雄。当代中国小平同志也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是因为他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解放了思想，推翻了神坛，让人民衣食无忧，让人民有了初步的做人的尊严。那么，我们在历数伟大的先贤之后，我们就会不自觉的发出这样的呼喊：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谁，是下一个先贤，谁，会继续顺应历史潮流，能够让人民获得有真正的尊严！ 我们努力着，期待着，渴望着，准备着，迎接他的到来！                                                               伍雷                                               二 0 一年十月二日夜匆匆草就 转自杨金柱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00bcd90100m0kp.html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致杨金柱律师   萧瀚   尊敬的杨金柱律师：您好！   自从昨天听说您的事迹，继而看到您的博客，很感佩您的言行，为此，我也想跟您这样公开地说说话，一来聊表对您的行动之微末支持，二来也参与讨论您所忧虑的问题。   我尤其感兴趣的是您和斯伟江先生的讨论，您希望以自己的行动促成当局启动政改，走向宪政，而斯先生则认为，这个制度本身决定了最高法不可能公正司法，体制内的血谏于事无补。（我的这一概括如有悖两位原意，敬请指出，以便修正。）   您担心当前中国局势下，如果再不政改，可能会发生革命，以至于天下生灵涂炭，因此您希望能自上而下地政治改革，而不是像清朝最后那样被推翻。因此，您不赞成革命。你目前的行动正是您上述忧心如焚的产物，这一点令我十分钦佩。   阿伦特曾经说过“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我很赞成这个观点，如果不是为了自由，革命何为？革命有何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为了自由的革命都是“伪革命”，不仅如此，我甚至认为无法达到最低限自由共和目的的革命也是伪革命。   显然，这一“革命”的目的和理由，显然还无法成为当代国人的普遍共识。只要举目四望，看到无数人在流着口水骂贪官，我们就知道这个官本位、权力崇拜、暴力崇拜的国家根本没有革命的资格，资格阙如，遑论能力？所以，革命离中国人还很遥远。   3000年中国，有数十次改朝换代，但真正的革命，一次都没有，有的只是鬼打墙的斧头帮火并，除了纯粹因异族入侵的覆灭之外（如元取代宋），其他的王朝更替，通常都起因于人民已彻底无法承受统治者的暴虐统治，通常与横征暴敛、饥荒等相关。纵观历史上的所谓农民起义，起义者与现下“流着口水骂贪官”性质是一样的，无非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一套，起义的目的是从被抢劫者、被屠杀者转变为抢劫者、屠杀者，他们要改变的是自己的被压迫者身份，而不是要让千千万万人变得自由、平等、共和。除了反抗暴政的天然合法性之外，他们新建的政权从来不具有自由共和意义上的合法性——即使是以种族主义起家欲建共和国的孙中山，最后也背叛了共和精神。   我完全理解您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不愿意看到自己和国人再次罹受历代朝革之苦。可以想象，如果再发生一次改朝换代，如果无法建立联邦民主宪政政体，现实只会变得更糟——共产党是坏透了，但新上来的政权却有能力比现在的共产党更坏。在中国，坏从来是不封顶的。国人惯于赶狼迎虎之事，这有历史可证，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奴性之必然产物。   亚当斯密以来，黑格尔、马克思，直到当代的布罗代尔，西方许多大思想家都给中国下过一个结论：中国是个无法改变的国家。所谓无法改变，无非是因为奴役之习过于深重，难以一跃而成自由之国。   然而，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改变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被管制的社会尽可能从政府的现有控制下突围，从而成长为真正的公民社会，唯有先声而起的公民社会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的联邦民主宪政之新中国——到那时，不需要暴力推翻，但革命却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斯伟江先生对司法改革的绝望性观点，我完全赞成，而对于您的行动，尤其是批评王胜俊先生，建议他辞去最高法院院长之职，这既是您的言论自由，也是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同时鉴于其在司法领域大开倒车的种种行径，我也对此建议举双手赞成。   因为你们各自在为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作出贡献，你们以自己的言行表达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承担一个公民的义务。   至于您目前遇到的危险，您可能遭受的迫害，我无能预测，如有不测，我也不敢说我有什么勇气会陪伴您去一起承受，但我希望自己能尽一己绵力给您以声援和支持。   最后，我谨以半公民的身份，感谢您为这个社会所尽的义务，这份义务中原本该有我一份（而我却没有像您那样去履行）。您的犯险而为，令我羞愧，也令我振奋。   2010年10月1日六十一年沦陷节於追遠堂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发于今日南方都市报，有删节。 http://gcontent.oeeee.com/c/35/c3570da56db15111/Blog/3c1/9f26e7.html   当上海话夸别人好时，有一个词叫一只鼎。而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或许正是地方政府眼中的一只鼎。据报道，北京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据信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访者施暴。一只鼎，起码三只脚才能稳定，而京城第一保安公司安元鼎，恐怕不只三只脚。   首先，一切都必须从市场开始，有需求才有供应。有了地方政府的截访需求，才有安元鼎公司的新业务。笔者虽也是法律圈内人，却对截访的产生比较费解。按理说，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上访，公民信访只要不违法，任何人无权干涉。即使公民越级上访，信访条例也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可以截访。对于信访人员违法犯罪的，按照相关法律处理，也即，如果在北京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只有北京警方处理。而只是滞留在北京上访的，并不算违法。那么地方政府截访的权力来自哪里呢？答案只能是，默许。   因此，安元鼎的第一只脚是地方政府。即使如前所分析，截访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任务之一，虽然不是正规的行政权力，却也是默许的行政权力。比照《行政处罚法》十八、十九条的规定，必须是法律、规则规定可以委托给他人，才可以委托，而且接受委托的单位必须是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截访本来非法，地方政府的委托显然没有法律依据，而安元鼎公司也不是什么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或许本来就是默许的非法行为，再来一次非法委托也不会改变截访的法律飞地性质。且，地方政府的预算中都有一块安定团结支出，这个支出本来就是糊涂账，现通过委托合同，支持转化成安元鼎公司的服务收入，倒更似有发票可入账，简直可以来一个阳光财政。   安元鼎的第二只脚是司法制度的不力。照理说，司法制度才是明辨是非，定纷止争的正常渠道，然而，由于司法机构弊病百出，制造出很多冤假错案，据报道，上访的多数是针对司法不公的，毕竟，理论上基本上大部分行为都是可诉的，即使是拆迁纠纷。而司法机关的自我纠错能力也是非常薄弱的。现在很难通过正常的申请再审或者申诉程序来纠正错案。当然，板子全部打在司法机关也是不公的，毕竟，机构设置本来就是受地方政府影响极大，因此，板子似乎又打回了地方政府，但是，毕竟宪法、法律规定是独立审判，有法必依的，因此，这条鼎腿，名义上，也当在记在司法机关名下。   安元鼎的第三只脚，显然是北京地方公安机关。宪法、法律都规定，非经法定程序不能剥夺人身自由，然而，安元鼎私设监狱，恐怕在京城警方不是什么秘密。京城的警察对截访人员的呼救置之不理，显然不是因为心肠硬，而是有所指示，这个指示显然无法从北京公安局的网站上找到。地方政府肆意为之，显然也知道，北京虽然是天子脚下，截访却也是默许的，私设监狱也是默许的，这是一块法外飞地。警察不管，法院显然更不会受理。众所周知，保安公司是特许行业，国务院《保安服务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保安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要说此事，北京市公安机关没有责任，恐怕也说不过去，况且，有关媒体报道安元鼎的作为时，北京市公安局有关部门居然还带安元鼎公司去媒体找记者要说法。这只鼎脚，恐怕是很粗的。   安元鼎，这只鼎最大的支撑腿，其实应该是这个运作过程中所有人的人心，大家都不对宪法、法律负责，只对话事人负责。地方政府官员难道不知道羁押人需要公安机关负责？保安公司的人难道真不知道打人违法？北京警方难道不知道私设监狱有罪？面对访民求教，难道真没有恻隐之心？然而，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对人负责，而不对法律负责。有了领导指示，地方政府可以以学习班的名义剥夺访民自由，有了领导指示，警方可以面对法定职责不履行。人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不对法律负责的行为没有法律的惩罚，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只存在于墙上宣传时，安元鼎之类的，在首都公然进行非法活动公司，恐怕永远不会绝迹。即使安元鼎公司绝迹了，地方政府的截访方式，仍将有所创新！   法律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总会有各种各样阴暗的事情发生！各种各样阴暗事情发生后，又以各种各样阴暗的方式治理。一个不敬畏法律的社会，谁都知道结果是什么！笔者无法料知，谁将为生受这个社会非法律化的恶果？

斯伟江 2010-09-06 08:31:19 北大的周其仁教授为王敏正市长写的《市长经济学》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序言，序言的最后，画龙点晴般地指出：“这就是市长经济学的特别之处。虽然经济规律——一个个社会成员各自的运动原理——对谁都有意义，但对于政府中掌权的人却格外有意义。合法强制力赋予他们拥有“摆布棋盘上各个棋子”的权力，但如果他们自以为是，不把经济规律当回事，那么，结果就不但可能如斯密预言的那样，下棋下得很艰苦，而且还可能如本书预言的那样，‘直接影响他所管辖的一个市域内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口的福祉’。秉持着这样一种态度，敏正市长才在完成市长的公务之余，为天下的市长们写下了这样一本经济学”。 （相关文章详见：市长经济学的特别之处） 经济学教授眼中看到的是经济规律，律师眼中看到的却是另一个方面。毋庸讳言，王敏正市长写的《市长经济学》，不是《市场经济学》，也不是《经济学》，后两者估计王敏正市长也写不出来，即使写出来，估计也只能在本市内部消化，因此，市长经济学的着眼点也是在市长两字。如周教授文章中说，地方政府现在就类似一个公司，“地方政府常常还更像一个个公司——直接配置资源、决定项目、执行投资、获取税收以外的经济收益”。市长显然就是公司的总经理，书记是董事长，原本地位超脱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变成CEO呢？道理很简单，有刺激和鞭策。 刺激，首先就是升迁。一个不想继续升迁的官员是不正常的，虽然陶渊明这种隐逸山林的，据说也是因为仕途不顺，所谓诗必穷后工。各地考核官员是不是能员的第一大指标就是，GDP数字，本人在听取区长在人大代表会上汇报时，耳朵出茧子的就是数字，增长多少！ 其次，各种资源分配是符合人性的，人都是自信的，尤其是官员，当大手一挥，某地的房子马上能消失，变成一个工业园，或者高楼林立；当很多商人为着官员手中的资源，围着官员转时，当手中资源越来越多，官员颇会为类似上帝般的自得。电影《三峡好人》中镇委书记一个电话能让桥上的灯亮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注解。可以说，市长也有企业家精神，希望“公司”越做越大。 鞭策，让市长成为CEO的刺激政策的反面就是鞭策，别人因为GDP升迁了，你却仍在原地踏步；别人因为发展而商人朋友多多，办个事情非常方便，甚至可以帮助自己升迁，而你却无处伸手。当别人官员因为发展而修路绣楼，下属也因此可以自肥，你却被下属怨恨。有点“贤内助”，一样会鞭策市长，让其跟其他市长看起，这种鞭策似乎更容易打动市长，去搞他的经济学。 市长经济学的最可怕的地方是，一旦失败了，买单的是老百姓，而不是市长自己。市长只要不受贿触犯刑律，他最多付出的是政治前途，但仍不失各种待遇。很多情况下，只有失败不是在任上，市长其实根本就不必付出什么，一样该升就升。而真正的私营企业家，其付出的是，自己的信誉和之前积累的全部资产。 王敏正市长在书中说的市长经济学，‘直接影响他所管辖的一个市域内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口的福祉’。这样大权力的一个市长，市民居然没有直选的机会，也没有有效的制约其财政支出的办法，这种刺激与鞭策都与利害关系人无关，这恐怕才是目前难以言明的恐惧！在现行制度下，天下的其他市长是否会买这本《市场经济学》，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笔者期待市长经济学在我国早日破产，真正的市场经济学早日全面确立，而敏正市长等，能早日关到“制度制约”的笼子里，不再有那种动辄影响数百万人的权力，这样，才不会不务正业地写一本立意在“市长”二字的什么经济学，选民可不喜欢这种事情，要写书，选下去后再写罢。【21世纪网】本文网址： http://www.21cbh.com/HTML/2010-9-6/3MMDAwMDE5NTk3MA.html?source=hp&position=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