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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好之前先要变坏

  七国集团峰会提出要把“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作为系统性风险来加以解决。但是,实施实质性改革的可能性非常低。清除这一缺陷将会引发巨大的全球经济下滑,没有哪个主要国家的政府愿意这么做。   有缺陷的全球金融体系已经要挟了全球主要国家的政府作为人质。不论危机何时发生,政策重点都是为了短期的经济稳定来安抚金融体系,从而优待“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每次危机只会让问题更加严重。   短期经济稳定和长期金融风险之间的恶性循环,始于各国央行为了刺激增长而推出的宽松货币政策。这种对货币价格的系统性扭曲激励了投机行为,从而使得一些金融机构愈加庞大。   只有当全球主要国家的领导愿意为了长期稳定而放弃短期增长时,经济稳定才会真正到来。这个门槛只有在短期形势无法修复的情况下才会迈过去。一场通胀危机正是改变政策所需要的。在变好之前需要先变坏。 “太大而不能倒”愈加严重   “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被认为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然而,五年后这一问题反而更加严重。存活下来的银行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了更大的比重。雷曼兄弟让决策者们觉得,即使对于一个中等规模的金融机构也不能让其破产。因此,允许世界上的任何一家大银行破产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对冲基金、非银行贷款人、保险公司这类影子银行体系里的一些参与者也变得“太大不能倒”了。如果这些参与者中有一部分破产了,对投资人和借款人造成的连锁反应将会造成系统性崩溃。政府和央行可能会在下一场危机中被迫救助一些投机机构。“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为何愈演愈烈?原因在于,当前的政策目标被短期经济影响所主导。   短期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所有主要经济体的首要政治目标。货币政策被认为是最方便廉价的工具。因此,经济危机之后,接近为零的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成为主流。人为地压低货币价格,促进了投机活动。由于投机活动是高度可扩展的,一个人管理10亿或者100亿的资金所需要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延长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成功投机者的出现。   这同样适用于银行。“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接受低成本融资。在政策利率为5%,大银行的信贷风险溢价为1%,小银行的信贷风险溢价为3%的时候,大小银行之间的信贷成本差额不会大到无法通过小银行的市场竞争力来克服。但是,当政策利率接近为零的情况下,大小银行之间的信贷成本差额就会大到消费者无法忽视的程度。因此,低利率环境对“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有利。   在现代经济史的大多数时间里,金融业只是一个边缘化的行业。即使是行业中最显赫的人物,其资产与GDP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原因在于,金融业长期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了解一个借款人的信贷风险需要密切跟踪,不得不一直紧盯着借款人。因此,像银行和证券经纪人这样的金融参与者往往都是地区性的,拥有了解本地情况的优势。   然而,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一些金融机构的规模变得极为庞大,变得“太大而不能倒”。世界前十强的银行资产总和接近全球GDP的三分之一。任何一家名列世界前100强的银行破产都将是无法想象的,否则将会把一个或两个国家拖下水。很难想象任何政府敢于这么做。   影子银行系统可能变得更加危险。对冲基金可以通过衍生工具拥有10倍到20倍的杠杆率。一家拥有100亿美元资产的对冲基金,其影响力足以与世界前100强银行中的任何一家并驾齐驱。而有此规模的对冲基金不可胜数。 格林斯潘原罪   在理论上,最佳业务规模上是由经济规模决定的。汽车行业的公司规模往往很大,原因是汽车开发成本太高了,做大规模可以让企业有能力推出多种型号的汽车来分散风险。石油行业的企业规模现在也大幅扩张,因为发现和开发油田的成本比过去多得多。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金融行业有很大的影响。很多顶尖银行对信息技术的投入高达几十亿美元。但金融行业的公司规模日趋庞大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技术,而是格林斯潘。他的货币政策推动了金融机构做大规模。格林斯潘是当代金融行业之父。他首先提出了在经济下行时期大幅度削减利率,在复苏时期再缓慢提升利率的货币政策。此举提高了货币存量占GDP的比重,使得越来越多的资产成为流动性,可以被交易;同时也以低水平的平均利率贴补了债务人。在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主导下,借钱是有利的。   以美国标准普尔指数为例。它曾在2000年上涨到1500点以上,随后暴跌了一半,2007年再次回复到先前的最高位,此后又暴跌了一半,最近又再次涨了回去。这是由正常的市场行为还是由政策导致的波动呢?我认为是后者。如果美联储维持合理的中性货币政策,标普普尔指数将会缓慢上涨,现在超过1500点,而不会有两次危机的发生,美国经济现在也会健康许多。格林斯潘曾经因为在经济下行期快速恢复经济增长而备受推崇,然而,他的货币政策短期有利,长期有害。   不必要的动荡造成财富的再分配。当100个人参与通过扔硬币来决定奖励的游戏时,最终会有一个人得到全部奖金。当资产市场像标准普尔指数一样波动时,会有同样的结果。这就是这些年来财富不平等迅速加剧,那么多人靠金融致富的主要原因。   更糟的是,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所引发的动荡不是随机的,大银行和对冲基金有优势。每一个周期都让它们的规模变得更庞大。伯南克追随了格林斯潘的政策,将短期经济表现置于长期金融和经济稳定之上。难怪“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在他的任期内变得更加严重。   自从格林斯潘开始呼风唤雨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不仅是美国,全世界都对“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诚惶诚恐。   公认的对于“太大而不能倒”的补救措施就是增强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将大银行变为半国有化。中国的做法是政府既承担负面风险,也获取正面收益;西方国家的做法是政府只负责降低负面风险,而不是获取正面收益。这两种做法都不会奏效。金融机构倾向于只为员工服务,而不是为股东、消费者和政府服务。   美国政府试图限制银行的业务范围,欧洲政府试图限制银行家的薪酬,中国政府试图告诉银行应该把钱借给谁,不借给谁。所有这些措施都效果有限,反而刺激了影子银行的发展。   人们普遍相信美国银行已经在去杠杆化了,这被吹嘘为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好处之一。但是,美国金融机构的未偿还债务总额,尽管与2008年的水平相比已经有所下降,但基本上还是维持在2006年美国房地产泡沫顶峰时期的水平。在利率接近为零的情况下,银行真的会有降低杠杆率的激励吗?   欧洲银行体系的资产规模超过GDP的3倍。任何可接受的去杠杆化速度都需要十年或者二十年时间才能重新回到安全水平。不管欧元区银行的政策是什么,“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持续存在。   在过去五年里,新兴经济体的银行由于来自发达经济体廉价的流动性涌入,其规模已经增长到名义GDP的两三倍。“太大而不能倒”成为威胁其金融稳定的巨大风险。由于信贷的快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可能会在两年内面临金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显著的风险。 只有危机才能带来变革   每年,全球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会多次举办各种峰会,来探讨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每次峰会都会传出一些看似不错的举措。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五年以后,世界仍然深陷泥潭。怎么会这样?这些领导人不是俨然很有权力,可以推动变革吗?   问题在于,全球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主要考虑短期效应。全球经济要走出危机,建立长期繁荣的基础,需要实施结构性改革。“太大而不能倒”就是问题之一。然而,这种改革必将引发一些短期的错位。各国领导人都许诺加快经济复苏,另一次经济下滑是他们无法承受的,他们很难为了长期利益而实施艰难的改革。   关于改革的讨论就只是说说而已。跨国公司不愿投资,因为它们认为增长前景低迷,所有的结构性问题都悬而未决。如果它们相信改革将会到来,就应当启动投资来为未来的高增长做准备。但是,几乎没有人相信全球主要国家的领导人的承诺。   这种只考虑短期效应的思维模式正是全球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何以都如此宽松的原因。过多的债务将全球经济拖入了金融危机。零利率的货币刺激又增加了借贷。全球经济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加严重。泡沫已然再次出现了。垃圾债券市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房地产泡沫在伦敦和纽约再次复苏。股市估值也接近泡沫水平。不论货币政策带来了什么益处,这只是通过所谓的财富效应,给泡沫效应找到了遁词而已。当泡沫破裂时,短期收益将会以长期损失为代价。   全球主要国家的领导人的政治激励不会很快变化。只要短期措施可以延长现状,就不会实施大的改革。零利率的货币刺激掩盖了债务人的问题,支持了经济在泡沫中发展,似乎在短期内没有什么坏处。这就是政治家何以总是青睐货币刺激的原因。   只有通胀危机爆发,现状才会改变,会促使全球主要国家的领导人的政治激励从青睐短期增长转为致力于价格稳定。当前的全球通胀率超出实际GDP增长率约50%。两年内这一差距将会达到100%。这足以改变政治激励吗?我认为,引爆点将是发达国家通胀率达到5%,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胀率达到10%的时候。可能还要五年时间。在那之前,全球经济仍然会保持低迷。结构性改革只是说说而已。

闪电崩盘之后

  最近一段时间,贵金属、大宗商品和美元、日元的价格波动,主要源自大量流动性的相互关联。这些流动性是各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的产物。这种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一批人炒作同样的东西,而并非由于经济原因。   随着各国量化宽松政策的继续,闪电崩盘肯定会再次发生,所带来的大规模恐慌可能改变一些经济体的运行轨迹。最重要的情况就是,如果日本国债或日元的持有人对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感到恐慌,由此导致的混乱可能会引发日本的金融危机,随之而来的日元崩盘会把东亚和世界整体拖入危机。   黄金价格已经触底。由于实物黄金的需求主要来自新兴经济体,但是黄金金融市场却位于纽约和伦敦,因而黄金市场是被严重操纵的。散户投机者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以防被人为制造的“恐慌-兴奋”周期所欺诈。 金价已经触底   安倍晋三的经济政策引发了世界各地对投机资本的重新定位。大家都在做日元兑多种货币的做空交易。澳元和欧元已经升值。日本央行近来推出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增加了购买资产的风险。这加强了做空日元的共识,进一步造成了流动性从其它交易向做空日元的流动。   结果就是,除了在没有基本面支持的情况下抬高了部分货币外,还吸引走了一部分黄金的流动性。黄金价格下跌只有一种解释就是美元升值,美元与黄金的价格在历史上一直是负相关。华尔街渲染黄金利空的故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敢打赌,那些一直谈论黄金价格下跌的人不久就会转而力挺黄金。这是一场游戏,向容易轻信、容易跟风但结果总是当冤大头的散户投资者开刀。   但是,为什么贱金属和贵金属价格会同向变化?   中国一季度低迷的GDP数字吓坏了市场,引发了一轮抛售。市场正在讨论中国会再次出现投资热潮。这种观点在中国的经济环境里可能是可笑的,但现在却是华尔街的共识。这是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的另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只会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   中国经济增长低迷,对于工业产品价格明显是个坏消息,由此引发的抛售是合理的。但是,这对于贵金属价格本应是个好消息。疲软的增长会刺激央行延长量化宽松政策,由于货币与黄金价格的负相关性,从而支持黄金价格。增长低迷会降低对股票的需求,对于黄金价格也是一件好事。然而,黄金却同其他贱金属一起出现了价格下跌。   原因在于,世界各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延长为投机流动性创造了巨大的资金池。有些资金池把钱投到了各种商品上。在亏损的时候,这些资金池会收缩在所有商品上的资金规模。由于大量高调投机者都在唱空黄金,在诸多资金池清算之后,黄金市场就会开始非常脆弱。中国一季度GDP数据出炉后的市场波动,触发了市场人们毫无疑问的恐慌。   最近的崩盘肃清了黄金市场的投机流动性。对黄金的需求主要来自长期面临高通胀率的新兴经济体。最近的增长放缓将这些经济体推入了滞胀,它们对黄金的需求可能会是持久的。   现在我认为黄金已经触底。黄金的投机资金已经离场。通胀和增长放缓对黄金价格是有利的。股票市场很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面临困境。美元的上涨暂停,似乎对黄金的逆风已经停止,顺风正在越来越强。黄金在今年未来时间里应该会表现良好,甚至可能会达到新高。   散户必须时刻警惕市场操纵。对实体黄金的需求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和中东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但黄金金融市场是在纽约和伦敦。金融玩家可以通过制造人为的周期,创造兴奋和恐慌,来从新兴市场散户投资者身上赚钱。黄金购买者不应当在价格暴涨之后买入。现在正是抄底的良好时机。 日元长期熊市   基于日本的衰退以及持续的贸易赤字,我相信日元还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熊市。   日元最近下跌10%的原因是,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央行在推动日元下跌,都冲着免费的午餐来了。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几乎翻了一番,大大增加了其承担的风险。它打算购买远期政府债券、股票市场ETF以及房地产信托产品。市场参与者被鼓励进行抢在日本央行之前出手,即扒头交易。这就是日本股票市场市盈率暴涨近30倍的原因。一些无聊的日本消费类股票的交易市盈率涨了近40倍。理由是随着日本央行将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推到接近零的水平,保险公司和养老金注定将会进入股市。即使市盈率达到30倍,交易者仍然可以赚钱。   由于债券和股票市场价格过高,日本金融机构将不得不把资金投到海外回报率更高的国外市场,日元价值将会大幅走低。这就是现在日元大规模做空的情况,扒头交易因此获益。在过去20年里,对日本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曾有过几次短暂的乐观情绪,它们都是外币驱动的。国外赌客们都纷纷把赌注押在日本人最终会高价接盘这一假设上。这些都没有成为现实。日本没有玩这场游戏。   这次和以往会不一样吗?其中一大差别就是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对于金融市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经济学”想必会觉得受宠若惊。不幸的是,金融市场有塑造像他这种人物的历史,市场一旦获利之后,就会把他们扔到一边。日本失业率很低,而且总人口数每年减少100万。推高需求的是什么呢?人在哪里?谁来生产和购买更多的产品呢?   日本的通货紧缩是由于储蓄盈余和竞争力下降这两个原因同时造成的。日元价值一直以来都受到储蓄或贸易盈余的支撑,但同时也导致了工资和竞争力的下降。随着储蓄盈余的消失,日本的通缩问题正在逐渐解决中。安倍经济学却是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用高射炮打蚊子。   日本的复苏取决于竞争力的提升。GDP增长率就是生产力增长率与劳动力增长率之和。当劳动力每年以1%的速度减少时,生产力增长率需要达到3%,才能实现2%的GDP增长率。对于一个成熟经济体来说,3%的生产力增长率是很难实现的。安培经济学在最好的情况下就只是一种宣传罢了,在最差的情况下则会把日本带入金融危机。如果日本国债持有人相信2%的通胀目标,可能会拒绝购买利率为零的政府债券。日本政府仍然有巨大的财政赤字,其庞大的债务每年都会利滚利。一场大危机就在眼前。   外汇对日元的影响力恐怕已到尽头。要让日元进一步跌落,除非日本金融机构或散户投资者也加入其中。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今年日本人不会加入到这场促使日元下跌的活动中来。目前的趋势是将美元兑日元汇率逼至90。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我相信日元价值会和日本的赤字一起逐年下降,包括不久就会下降的经常账户赤字。美元兑日元汇率可能会在五年内达到150。除非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复苏,日元的疲软状态才可能出现转机。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的产品销路甚广。但如今其产品既陈旧又无法迎合消费者需求。日本必须兴起新的领导集体才能将日元复苏。 大宗商品价格此消彼长   自从去年9月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新上任的中国政府会像2009年一样,出台一个新的投资热。这个观点在2013年初甚至成为共识。在这种共识的驱动下,铁矿石价格从去年夏天每吨不到90美元,上升到了最近的150多美元。   实际上,这个观点只是人们的臆断。中国的地方政府负债畸高,国有企业亦是如此。大部分国有项目的回报率下降到了借贷利率之下。不断增长的负债不可能再为这样低回报的投资提供资金了。近期,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货币增发,这被看作是新一轮投资热的铁证。但实际上,这部分新增货币主要用于还清旧债和利率较高的债务,以及支持土地和矿产的过热投资免于崩盘。如果不能忍痛进行改革,譬如采取减税、严控政府支出和国有企业投资等措施,中国的经济恐怕很难恢复。所以目前人们对新一轮投资热的期待完全是幻想。   铁矿石价格最有可能在今后几个月内全面崩盘,有可能会跌破去年的最低价格并且在低位保持较长一段时间。中国的钢铁需求很可能只降不升。在今后五年内,铁矿石的供给量已经超过了中国目前的所有进口总额。价格战很可能会爆发。   有色金属价格也将面临严峻下跌。虽然供给量不像铁矿石那样超出需求,价格跌落的预期也不如铁矿石明显,但是其价格依然会由于今后的需求减少而受到影响。以铜矿石举例,其价格即使比现在下降30%也毫不意外。   由于需求增速减缓,能源价格难以上涨。从供给而言,美国页岩气和石油的供应依然在压低这两种产品的价格。但是,能源和金属的差别在于能源无法回收利用。薄弱的全球经济意味着需求增速减缓,但并不是需求本身缩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价格在今后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中都很可能会保持稳定。   然而,如果中国的页岩气和页岩油产业逐渐壮大,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两种资源在中国的储量很大,但该产业在中国壮大的可能性不大。中国能源行业由几家国有企业独家垄断,阻碍了该行业的发展。在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产业的发展壮大有赖于独立的中型企业,大型企业可以购买其资产。这种并购对于中型企业来说恰好合适。相比之下,中国不允许能源行业有独立的中型企业的存在,从而让能源供给一直难以上升,价格居高不下。   多年来,我一直对农产品报有乐观态度。就算在全球经济放缓时期,我也坚持这一观点。在新兴经济体发展速度减缓时,当地居民的收入会大量流向食品消费。这种情况在收入起始点较低的经济体中尤为明显。新兴经济体的庞大人口将会使全球农业发展上一个台阶。   证明上述观点的一个有力证据就是中国食品进口量的快速上升,目前的增速是10%。中国环境保护政策的无力,导致了中国农田的严重污染。为了应对由此而来的食品安全挑战,中国必须大量进口食品。这将对全球食品价格产生巨大影响。   (发表于财新新世纪)

恶性循环

过去六年持续蔓延的危机,可能会成为全球经济的长期特征。 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健全的全球监管架构来监督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下面两个方案中择一,要么扭转金融的全球化;要么建立一个全球超级监管者。鉴于这两个选择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实现,全球经济将会继续遭遇危机。 金砖国家泡沫的破裂是 2013 年全球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来源。现在各国利率都很低,泡沫破裂相对缓慢,金融市场一时无法看清当前的真正形势。随着时间推移,真相自会昭然若揭。全球经济很可能会被再次拖入衰退。 塞浦路斯效应 塞浦路斯危机几乎就是一场蝴蝶效应。起初规模很小,以至于人们根本想象不到会造成全球影响。这显示了全球金融体系固有的不稳定性。对预期的些微变化都会导致金融市场巨大的价格摇摆。 塞浦路斯危机的解决方案打破了过去五年金融救助的两个禁忌,即首次由被救助银行的高级债权人和大额储户来承担损失。如果债权人和存款人以此为鉴,调整他们的风险评估,世界各国的脆弱银行将会破产,拖累全球经济。即使这种可能性很小,由此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价格调整也将是巨大的。 全球金融体系正在挟持主要国家的央行和政府为人质。塞浦路斯危机的解决方案处理了现在金融体系里一个严重缺陷,亦即隐含的政府担保导致低估风险。当一个脆弱的银行提供高利率来吸引债权人和存款人时,这些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会提供救助以防止他们承受损失。因此,脆弱的银行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生存。它们会被激励进行高风险投资的赌博,以期待一个幸运的结果。如果足够幸运,它们就能生存下来;如果不行,它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这种恶性循环增加了最终救助的成本。因此,塞浦路斯的解决方案意味着向债权人和存款人示警,从长远来看有益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 全球金融体系充满了缺陷,其稳定主要取决于隐含的政府担保。不幸的是,这种担保又导致了这些缺陷的持续。这种恶性循环让全球金融体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需要全球监管 三大根本缺陷相互强化,把整个全球金融体系放在了刀尖上。 首先,各国央行都认为,货币政策的目标除了价格稳定之外,还要促进增长,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三重目标放大了货币政策的波动性,为投机创造了机会。投机者的扩散又放大了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各国央行和投机者沆瀣一气,短期内可以起作用,但是久而久之势必导致危机。比如,美联储的高级官员曾公开讨论过货币政策通过资产通胀带来的刺激效应。这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创造资产泡沫来刺激需求。央行行长们在十年前一定会对这种想法遮遮掩掩,现在竟然毫不隐讳。难道格林斯潘的泡沫经济取得了胜利? 其次,金融机构严重缺乏资本。很多大银行都声称其资本充足率大约为 11% 至 15% 左右,远高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的 8% 的水平。但是,这些资产根据风险权重计算资本要求时,被调整为低于 100% 。平均来说,风险权重只有 50% 。而且,在巴塞尔新资本协定所要求的 8% 的资本里,只需有一半是股权资本。 换言之,在现行规则下,持有 100 美元的资产只需要两美元的股权资本,杠杆率达到了 50 倍。全球金融市场在短短几天内就能波动 2% 。全球金融体系其实根本上就是无资本运行。其股权就像期权。这就是银行股票如此动荡的原因。 比如,欧元区银行持有三倍于整个欧元区 GDP 的资产。如此庞大的银行体系怎么可能有充足的资本量?因此,在欧元区银行大幅收缩大约 50% 之前,欧元区都会波动不已。 第三,全球金融体系的操作者们经营的都是别人的钱。如果他们赌赢了,就能获得巨额奖金;如果失败了,也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因此,他们更偏好高波动的资产。宏观政策带来了波动性,他们将巨额资金投放在容易因宏观政策而产生波动的资产上。然而,长期而言,资产价格 100% 是由微观基本面决定的。宏观政策主导下的资产分配放大了市场波动,连同固有的高杠杆,造成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动荡,容易爆发危机。 金融全球化为投机开拓了广阔天地。不同经济体里的货币政策相对变化,放大了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波动,为投机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波动和投机是一个自我加强的动态过程。金融资本跨国界的自由流动是一种内在固有的不稳定性。 投机活动倾向于在监管不严的地方聚集,因此,大赌注总是源自伦敦。监管套利,即大型金融机构利用不同监管机构制订的不同规则和标准而套利,是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另一个放大器。 当金融机构的资产遍及世界各地时,可以将每项资产转移到监管最松、对此类资本要求最少的地方。吸引金融参与者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触底的竞赛。监管者常常会用软方式来处理违规行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在这场继上世纪“大萧条”之后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中锒铛入狱。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爆发了五年了,现在还看不到尽头。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全球化放大了金融体系里三大根本缺陷的负面影响。没有全球超级监管者,金融动荡仍将持续不已。 滞胀来了 在央行行长们发表意见时,他们总显得自信满满。但是,如果看看过去五年里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现代央行体系已经身处危机。不但恢复增长的主要目标没有实现,也没能维护金融稳定。尽管金融体系有缺陷,但是如果没有大量的货币供应,这些缺陷也不会造成大规模的破坏。货币定价过低是金融动荡的主要因素。 审慎的银行监管可以降低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但是,当货币成本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低估,银行的风险管理再谨慎也无法预防危机的发生。在资产普遍通胀的情况下,银行避免未来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不参与这类市场活动。但是,任何企业都无法做出不开展业务的决策。中央银行是全球金融危机中最大的反派角色。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货币政策通过打折促销贷款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它鼓励企业用借来的钱扩大资本性支出,消费者用借来的钱扩大消费。 然而,第一个作用业已被全球化抵消,现在企业借钱与投资的地点通常是分开的。第二个作用在西方国家不会特别明显,因为消费者已经借贷过度了。现在的货币政策可以只通过实际汇率的持续贬值就起效果。然而,这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不断交替的相继贬值最终会导致全球通胀。每个国家最终都会面临更糟糕的局面。 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初,我曾预期主要国家的经济刺激政策会导致全球滞胀。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已经处于这种状态了,这些国家由于失业率较低,对商品价格较为敏感,从而更容易发生通胀。 像金砖国家这样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已经显示了滞胀的症状。它们还在低增长与高通胀之间挣扎。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增长,加剧了通胀,通胀又给货币市场带来了恐慌,引发贬值,放大了通胀。 通胀蔓延到发达国家还需要一段时间。尽管大宗商品和工业制品的价格不断上涨, OECD 国家的工资却没有随之增加,换言之, OECD 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了。在未来某个时候,势将出现对实际工资下降的强烈抵抗。我认为,通胀将会在 2014 年成为 OECD 国家的突出问题。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各个经济体不论大小,都已经变成了价格的接受者。经济刺激政策很难起作用,因为存在太多漏洞。制造业或服务业供应链的灵活性是经济稳定的关键。 全球市场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一些变化大到足以引发跨国公司将资源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由此导致的收入冲击造成了一些国家的需求疲软。以刺激政策抵消收入损失,其实只是拖延经济调整而已。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在过去 20 年的快速全球化过程中都犯了这种错误。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泡沫来支撑需求。另一方面,收入损失从来没有被真正抵消过,最终造成了全球金融危机。在应对危机时,同一批央行又忘记了它们无法影响收入。它们的政策正在再次制造泡沫,尤其是债券泡沫。泡沫破裂只是个时间问题,可能就在两年之内。遭受收入冲击的经济体应当通过增加供应链的灵活性来解决失业问题。通过将资源快速再分配到有竞争力的行业来把收入损失降到最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泡沫阻碍了必要的调整,造成了债务积累。 货币刺激政策的主要负面影响,就是刺激了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通胀。增加货币供应,就会在供应受限的市场上导致通胀。通胀会降低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令收入损失每况愈下。 金砖国家泡沫破裂 当债务泡沫破裂抑制 OECD 国家经济的时候,这些国家的央行就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来稳定形势。其所造成的低廉的流动性大举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后者非但不吸取西方国家泡沫的教训,反而用流动性来制造自己的泡沫。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一度让很多人相信新兴经济体可以找到在危机中增长的途径。 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泡沫正在破裂。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因为各国的利率都很低。破裂过程缓慢得不同寻常,因此金融市场对当前的形势仍然十分困惑,时常会猜测增长已经重振。 金砖国家可以选择资产通缩或货币贬值。中国很可能会选择前者。新兴国家的增长困境将会是 2013 年全球不稳定的主要来源,可能会把全球经济再次拖入衰退。

深陷泥潭

      (摘要:全球经济整个困在滞胀的深渊里,最终,刺激政策的累积效应会在一场世界范围的通胀危机中展露无遗)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五年之后,世界经济还是没有恢复过来。领导无方是其主要原因。   刺激政策和紧缩政策都不起作用,也不会起作用。不幸的是,世界各大经济体的政府及其中央银行都拒绝改变其政策方案,并且将其失败归因于政策的力度还不够。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各国的这些错误政策将会让全球经济整个困在滞胀的深渊里,危机在国家之间不断蔓延。最终,刺激政策的累积效应会在一场世界范围的通胀危机中展露无遗。由此导致的货币紧缩将会重塑全球经济。       危机蔓延   近来全球经济坏消息不断。意大利选举就是一例。胜出的新统治集团反对上届政府的紧缩政策,但是没有提出有效的替代措施。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意大利政府的债券市场再次如履薄冰,甚至可能会将整个欧元区拖入一场新的金融风暴。   美国政府最近几周被拖入了一场所谓的“自动减赤”的斗争中而没有解决方案。美国为此削减了850亿美元的政府支出,再次触发了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衰退风险。   事实上,此次的削减幅度不过只有GDP的0.5%,还不到美国财政赤字的十分之一。对“自动减赤”的极度担忧情绪反映了美国经济在五年的大规模刺激计划之后的脆弱状态,以及美国政治体系的功能障碍。   印度刚刚出台的预算打破了市场对于重大改革的希望。尽管预算根据良好的增长势头准备削减赤字,但是并没有显示任何举措来打破印度长期的财政挑战。政府赤字长期维持在GDP十分之一的高位,引发了通胀挤出投资。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情况下,印度似乎并没有创造自己的经济增长动力。   世界在不停地变化,各国领导人的面孔也可能会不时地发生变化。但是,尽管面孔常变,领导人的类型却一直没有变过。现在这一代领导人总是从水涨船高和掩盖问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其应对经济困难的本能反应就是刺激增长。   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思维方式现在已经没有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潜力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比过去要低得多,如果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增长率甚至会更低。   那些希望依靠大环境的增长来解决所有问题的领导人,只会很快把他们所领导的经济体再次带入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在财政和货币两方面都采取了刺激措施。美国的确有优势这么做,因为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这给了美联储扩大货币供应的空间,而不用担心美元价值崩溃。政府也能借到比其他国家多得多的钱。   美国的刺激政策像变戏法一样使投机活动再度兴旺。股票市场突破了历史最高点,信贷息差则是历史最低。这就是美联储想要实现的目标。美联储希望较低的风险溢价可以促进投资,由此恢复增长。不幸的是,后者并没有发生。   美联储的解读是刺激的力度还不够,因此还要实施第三轮和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自从危机发生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翻了两番,达到了现在的3万亿美元以上。很可能今年会再增加1万亿美元。这又一次在鼓励投机方面起到了完美的作用,却没能提高投资和GDP增长率。   尽管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美国此次的削减支出会是一场灾难,但我却认为,这是美国弥补过去五年政策谬误的第一条正面消息。   美国在婴儿潮一代退休后,支出会进一步增加。除非通过一定程度的削减来扭转这种趋势,否则,即使美元的独特地位也无法挽救美国将在五年内发生的债务危机。   财政紧缩将会鼓励美联储继续执行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我怀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明年卸任之前都不会改变政策。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将不得不处理他留下的烂摊子,很可能会执行显著的紧缩政策。   如果你是一个投机者,在伯南克退休之前最好就退出来吧。他退休之后发生的事情可能会非常糟糕。   由于债券市场的需要,欧元区已经采取了紧缩政策。欧元区不像美国那样存在增加债务的空间。然而,欧洲的问题比美国更加糟糕。   紧缩政策的问题在于,仅靠它本身是难以奏效的。螺旋性下降似乎困住了所有执行了这一政策的国家。紧缩会引发衰退,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从而需要更大的紧缩。   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场恶性循环会在短时间内停止。随着就业率举步不前,欧洲国家很快就会发生政治动荡。   欧元区紧缩的目的是削减预算赤字,但是这只有在削减成本、提高北欧竞争力的情况下才会奏效。不幸的是,南欧和北欧之间的竞争力差距很大,可能高达30%。除了南欧国家的紧缩政策,北欧的经济调整也要实施一些通胀政策。   在缩小了竞争力差距之后,南欧国家的财政形势就会通过改善收入稳定下来。然而,就像在美国一样,增长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宏观政策可以稳定金融,但是不能创造增长。   近来,市场不知为何突然对日本经济非常看好,相信日元贬值可以恢复日本的增长。这恰恰是错误的。   我一直相信,日元由于日本经济基本面的疲软会出现贬值。现在日元下跌仅仅是反映了日本经济的颓势。   虽然对于解决通缩有一定帮助,但是,劳动力减少和企业竞争力恶化等阻碍增长的问题,是无法依靠日元贬值来解决的。   解决通缩的这个过程将会重新调整日本的收入结构,更多地向政府倾斜。家庭部门要承担通胀税,这对消费而言并非有利因素。日本工资下降远远超过CPI。这是日本竞争力下降的后果。治愈通缩不会创造实际工资增长的趋势。   因此,我不认为日元贬值会以某种方式将日本经济和日经指数送上增长的轨道。短期炒炒日元是正确的交易,但长期投资日经股票就不对了。       账单到期   自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保持了增长。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发达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热钱对于推动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助长了包括中国的房地产和印度消费者信贷在内的很多泡沫。然而,新兴经济体忽略了这种由泡沫推动的增长所蕴含的巨大风险。随着时间推移,维持泡沫需要成倍于以前的资金。   新兴经济体由于起点较低,仍然有增长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释放出来。否则,为什么这些经济体仍然是新兴的呢?这无非是因为有一些结构性的原因拖后了这些国家几十年的发展。   因此,对新兴经济市场潜力的热情经常会错位,大多数金融投资者没有赚到钱。   新兴经济体在2008年时的金融状况还不错,因为对1997年、1998年的金融危机的教训记忆犹新。当时是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建立自身发展动态的一个大好机会。不幸的是,太多国家为了发展滥用了其金融体系。   在诸如巴西、中国和印度这类大型新兴经济体中,低质资产的杠杆率过高。债务狂欢留下了通胀问题。它们现在面临着比2008年更大的困难。   迄今为止,新兴经济体所有的应对措施都是得过且过,指望出现奇迹。我相信新兴经济体在未来两年里将会经历像欧洲和美国一样的危机。   它们可以通过尽快实施结构性改革,提高增长预期来避免这场危机。私营部门由此进行的投资也可以帮助其躲过危机。不幸的是,现在还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迹象。   印度最近的预算放弃了这个机会。中国则一直是在与投机共舞,希望可以将投机的水平控制在刚好维持经济运行的水平。这种认为经济管理完全是操控心理预期的错误想法,很可能会把中国带入一场大的危机。   我相信,新兴市场今年和明年的表现将会比发达国家更糟。这些新兴市场依靠泡沫生活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庞大的账单就要到期了。       方向错误   全球化进程在IT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严重降低了需求管理的有效性。除了煮咖啡、做饭或剪头发这样的工作,现在跨国公司可以把任何工作任意分布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供应方已经变成了面向整个全球经济。   因此,当一个国家通过刺激政策来扩大其需求时,本土供应方只会有微弱的反馈,从而使得政府的刺激措施几乎没有任何效果。这正是美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没有提高本国的就业率,反倒在新兴市场创造了一个大泡沫的原因。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里,一个国家改善经济的方法应当是提高竞争力而不是管理需求。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住房、医疗卫生和教育。   货币刺激饮鸩止渴,只会助长像住房、医疗和教育这类不可交易的领域内的通胀。   传统的宏观经济措施短期内不会有太多效果,长期则会造成很大危害。   制约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是劳动力老龄化严重,而且劳动力市场不灵活,由此导致其生产力下降。   现在,欧洲对宏观管理的关注无法解决这些困难。在欧洲的劳动力市场经历重大改革之前,欧洲经济将会持续停滞不前。   美国经济增长需要的则是提高教育质量,以及降低医疗成本。但是,美国的实际行动却是把大量资金投入刺激措施,恢复了投机活动。投机者的财富增加又增加了他们的话语权,从而促使政府以刺激经济的名义采取倾向投机的政策。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五年之后,各大经济体的政策目标仍有方向性错误,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用来支持投机,将财富从大多数人转移给了少数人。全球经济因此仍然不稳定。     (来源:《财新新世纪》)

新世纪周刊:为社会松绑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2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3月26日   中国社会被刚性约束已久,怎样采取恰如其分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   文/特约研究员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社会力量兴起,如何获得规范化的动力?对社会进行管理,不是政府部门一哄而上展现管理积极性的过程,而是由相关政府部门以法管理社会:依循法治化的原则,尊重社会、催生社会、培育社会、引导社会,进而促使社会走上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良性轨道,形成国家-社会健康互动的长治久安局面。 按照中国政府机构的职能划分,民政部是处置当代中国社会兴起之际相关复杂社会事务的专门部门。民政部门对社会的组织化、自治化和秩序化负有直接责任。毋庸讳言,民政部门在中国社会兴起的近30年期间,对于社会的强制性管控,一直是其行使职责的基调: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组织的登记远远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也体现为民政部门对社会进行有效疏导的手段短缺,更体现为民政部门对组织化社会的警惕。本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社会的多元化、流动化与组织化问题,早就突兀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实行市场经济之前那种由国家通吃社会的局面,不再能够维持。但在围绕GDP展开的有限改革进程中,民政部门管理社会的行政职能并没有些微的政治松动,对社会的管理远远落后于社会自身的发展。直到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暴露在公众与政府面前时,人们才觉悟到有必要通过法治的方式、政策的手段、行政的举措,强化对社会的建设与管理。 执政党对这一局面的反应提供了相对宽容的政治解决环境。因此,也就腾开了行政部门施展社会管理的政治空间。于是,民政部门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管理需要与手段储备等问题,也就成为现实的问题,促使民政部门积极地加以回应和解决。 201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为国家行政机关(民政部)确立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民政部门围绕这样的新型管理体制,为扭转此前被动尾随剧烈变迁的社会后面强行约束社会的尴尬局面,采取了有效的改革举措,国家终于开始为此前被五花大绑的社会松绑,进而为国家权力理性承诺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建构国家-社会二元互动的合理关系,提供了条件。 在这里,政府行政机构管理社会最为关键、也最为积极的变化就是“统一登记”。因为这一政策举措中间,存在一个国家治理理念的关键变化:国家不再一味维持以往那种强行约束和控制社会的统治方式,转而以登记制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管理。 此前,所有社会组织的登记与管理,实行国家行政权力管控与单位制约束的双重强制性管理。就国家行政机构的登记而言,已经显出“多一个社会组织不如少一个社会组织”的压制社会成长的倾向,从而在国家权力层面保证其对社会的绝对优势;与此同时,当单位成为相关社会组织挂靠的机构时,又使社会组织丧失了社会性,虽然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为社会组织,其实根本无法代表相关社会成员的利益,也无法准确表达相关成员的社会意愿,更没有任何有效的组织形式,社会的散沙状态没有任何改变;而政府也无法借助它们的互动获得国家治理的有用信息,因此处在一个治理社会的盲瞽状态。 统一登记社会组织,促使政府按法律规定,对社会组织进行程序化的登记与管理。由于登记制的内在制度特性,必然促进民政部门确立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登记机关、综合监管部门和业务领域主管部门,分别按照自己的职能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监督,是什么事就由谁管,出什么问题就由谁来查处。”(李立国语)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也就此得到合理的规定与执行。当需要政府其他相关部门配合管理的时候,有关部门,甚至党群机构的相关职能启动,也才变得可能。并且由于实行了政府行政部门的统一登记,依法管理也就顺理成章。 确立了社会管理新体制,就可相对有效地推动兴起中的社会进入一个组织化的轨道。社会自组织状态具有了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也就可以实现社会的自主、自治与自律,既避免社会的混乱,又成为国家权力治理社会的合理基础。但需要强调,国家权力管理社会的新体制,依赖于国家权力据以管理社会的权力理性运行机制,以及社会接受国家管理的理性组织程度的双向约束。 就前者言,目前中国的国家权力管理社会,还存在亟需填补的政治与法律空白——政治空白是,如何有效承诺人民主权原则之下的公民自主、自治与自律是一种普遍权利。法律空白是,中国尚缺乏一部国家权力足以以法管理社会的高位阶法律文件(如《社会组织法》),国家权力管理社会所依据的是低位阶的行政法规(如目前政府部门管理社会组织的三个行政法规)。在政治与法律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权力的自我约束,国家权力勇于尝试改革的工作动机,以及国家权力部门对社会的理性认知与互动关系的确认,关乎国家权力管理社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民政部门积极尝试在先行法律框架下,进行行政管理手段的优化(如“两个一体化”的直接登记改革),是值得赞赏的做法。同时,民政部对地方政府管理社会的积极探索所采取的支持态度(如跟广东和深圳签订部省合作协定,支持社会组织登记的改革创新),也为政府主管部门探寻如何有效支持社会兴盛并合理管理社会提供了典范。 就后者,即就社会走向自我管理与接受政府管理的新机制而言,政府不能采取抽身而逃的消极态度,对社会组织事务不管不问。法治化管理模式是必须认取的管理机制。但由于中国政府长期对社会进行高强度约束或管控,因此,政府试图塑造一个抽身而出的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社会机制时,必须设计“全身而退”、凸显自足社会的精巧方案。民政部必须为之储备足够的资源与管理手段。 所谓储备足够的资源,就是要聚集足够的推动社会自治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与管理举措。政府得学会有效购买公民的利益组织与公益组织的社会服务,在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之间搭建有效互动桥梁。从而避免因资源短缺,政府抽身时留下更大的社会真空。而政府为之聚集资源,绝对不是榨取本属于社会的资源,来为政府显示整治社会的能力“埋单”。政府应当以让利的姿态和有效的法律手段,为社会输送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物质条件。所谓足够的管理手段,就是要求政府(民政)部门要在单纯使用法律手段或行政手段之外,学会采用更为稳妥和有效的谈判手段、妥协方式,俾使政府理性与社会的理性和谐互动,从而使国家权力免于躁动,进而使社会免于骚乱。达到这样的状态,才表明政府为社会成功松绑。 在一个国家长期压扁社会的背景下,政府为社会松绑,首先体现为扶持社会成长的宽松法律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就此而言,民政部体现了积极的有为心态与支持改革的倾向。但另一方面,为社会松绑不是放任社会自把自为。为了维护社会基本秩序,政府管理社会的起码职能不能丢弃。当地方政府努力降低社会组织登记的门槛,展现出支持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积极态度的时候,中央政府必须在宏观管理的层面,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又予以积极有为的管控。民政部确立的“齐抓共管的依法管理和监督体系”思路,如能坐实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那么将对社会的兴起、兴盛,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中国社会被刚性约束已久。因此怎样采取恰如其分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对于社会自身治疗被国家长期伤害了的机体病症,具有决定性作用。国家权力应当逐渐放下对社会组织的高度政治警惕性,从公益组织降低门槛,甚至放手登记入手,渐进地放松公民利益组织的登记,最后对所有类型的公民组织放开登记,全面以法律的管理手段治理社会。目前阶段打破刚性的政治设限,对社会组织分门别类处置,实际上也是给政府练习管理真正独立自主社会一个宝贵的聚集经验的缓冲机会。政府和社会组织都要在渐进进程中积累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经验教训,相应也才可以实现公民脱开政府庇护之后的自治目标。 从社会结构的层次上看,为社会松绑宜于从基层社会开始。基层社会的自主、自治与自律,基本上可以被限定在社会的范围内,而不上升到国家权力的层次上,因此,既可以让曾经自满自足的国家权力逐渐习惯疏离自己的自足社会,而不至于在惊怪之中扼杀兴起中的组织化社会;与此相仿的是,社会也可以在国家权力放心地松绑的过程中,逐渐聚集起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经验,在与国家权力的理性博弈中学会划分清楚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积累社会自我治理的宝贵经验。 民政部确立的城市居委会的改革进路、大力推动的农村村委会的选举,都属于城市基层组织与农村基层建制的社会建设内容,也都属于国家权力行使社会管理权力的对象。不过也需要强调的是,从基层社会逐渐上推到上层社会,形成整个社会的组织自由登记和政府以法管理,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之诞生的标志。任何限定范围与层次的社会管理,都是扼制社会、做大国家权力,诱导国家重回通吃旧格局的观念。 普通民众并不是人人、时时、事事都将自己的关注落在国家权力上面。他们秉行的主要是生活哲学原则。因此,在国家-社会的弹性空间中,国家完全不必对社会过度紧张,社会也不会对国家权力深怀敌意,国家与社会是完全可以积极互动、相安无事、各行其职、双赢互利的。在这种理性安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的格局中,权力之中的人士与社会各界的群众,都可以免于高度的紧张,生活在安心、舒心与放心的舒适环境之中。这是为社会松绑的最深沉理由。就此而言,民政部责任大焉。 © [email protected]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4/0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世纪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OhMyMedia | 新世纪周刊:林祖恋谈乌坎破局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0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3月12日 财新《新世纪》 记者/屈运栩 2012年3月3日,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举行第五届村委会重新选举,乌坎村党总支书记林祖恋当选为村委会主任。CFP   3月3日,一次备受关注的村委会海选在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举行。林祖恋以6205票全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现年68岁的林祖恋自2011年9月介入乌坎事件以来,一直是事件的灵魂人物。 他的当选,在乌坎人看来毫无悬念,也实至名归。 林祖恋1965年参军,退伍后做过乌坎村委会副主任。四年后调往东海开发区做负责人。此后弃官下海,直到1995年才回到乌坎安享晚年。 在乌坎人心目中,林祖恋家庭条件好,为人正直,且有威望,是最佳人选。 自2011年9月22日乌坎事件爆发后,乌坎经历集会、游行、村民被带走、主要带头人薛锦波意外死亡、警民对峙等一系列冲突,林祖恋都是首要的组织者和被关注对象。 2011年12月19日,广东省委工作组进驻乌坎,林祖恋以村民代表的身份单独和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的沟通。 而最终的成功,成为整个乌坎事件峰回路转的契机。省委工作组接受了林祖恋提出的关于放人、还尸、承认自治组织合法性以及解决土地问题三个条件。乌坎村民则拆除路障,迎接工作组进村。 从始至终,林祖恋坚称自己和乌坎村民“只反贪官”;强调村民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企图。这让他获得村民拥护,也得到政府方面的认可。 2012年1月15日,林祖恋被任命为乌坎村党总支书记。 如今,他又当选乌坎村委会主任。他说:“未来的路很难,但有信心。” 乌坎之路难在哪里?这个东南沿海小村将如何实现受外界关注的基层民主自治?根源所在的土地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3月7日,林祖恋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财新记者 :你如何看待乌坎选举?   林祖恋 :选举从组织到实施,是一个从比较陌生到逐步认识的过程。村民的热心参与十分重要。各级政府起初都有不同程度的担心,或者有一些放不开的情况,但是都在逐渐进步。 从村民的角度看,通过宣传、教育、发动,他们开始认识到选举是神圣的职责。有六七位80多岁甚至90岁以上的村民都亲自来参加投票。他们说一生就这一次,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投出心里的人。 整个选举按规矩进行。高规格,高要求。我们一直坚持海选不变,男女平等,只要是符合选民资格要求的,每一个人都参加投票。 我们还采用秘密写票室,这样便于检票员管理监督,也方便选民填写选票,可以保密和互不干扰。 村民排队也没有怨言,秩序很好,很自觉。那是难以忘怀的景象。   财新记者 :选举过程中有没有困难或者阻力?   林祖恋 :在乌坎这个偏僻的海边小村庄搞海选,困难还是很多的。怎么选举,从组织者到工作人员都是一个新课题,更不要说村民。自己都不懂,怎么选举好? 但是组织者和选委会都很认真、热情、投入,基本上掌握了选举规定的工作流程、规则。 起初各级政府和我们都担心,村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选举,怕个别有旧式封建宗族思想的人闹场。但我们准备得好,工作做得实在,没有出现这些情况。 乌坎很特殊,有47个姓氏。一开始搞选举的时候,各个姓氏都以同宗族来开会,上级领导和组织者都有些担忧。我说:“这不是坏事,是好事,他们能开会,证明我们把他们动员起来了。他们开会也是想统一想法,甚至确定了候选的对象。” 我认为场外拉票还是合理的,宗族开会,证明他们很投入。开会不等于他们有意抵触。 选举中有一些拉票的不当行为,这也可以理解。一个一万多人口的村,8000多选民,有人拉票,不妨碍整个选举过程。 村民是有觉悟、有智慧、有热情的,是维护法律法规的。   财新记者 :你现在既是民选的村委会主任,又是上级任命的党总支书记。你觉得应该怎样开展基层民主自治?   林祖恋 :村民代表、选委会和监督委员会选出来之后,主要就是要落实相互制衡机制,让各个组织机构的职能发挥出来。 相互制衡,就是村民代表应该对村务,尤其是比较重大的事项,如财务、投资、项目、土地进行讨论,由村委会行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要接受监督。村委会在执行过程中以及事后,要定期向村民代表和村民汇报。 我们还考虑用视频等形式向村民汇报情况,让每一件事都有始有终,不把问题堆着,让村民产生疑问。这样就起到互相监督、制衡和促进的作用。 党总支的角色是把握党和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当然也要直接协助村委会的具体工作。村委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党总支给予政策上的扶持,这样就能让村民自治落到实处。党总支有事会和村委会商议,不会指手画脚。 要落实好机制,首先是要透明。没有透明,谈不上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以透明为前提,就是让村民知道、让村民代表知道、让各个职能机构知道。只有事先知道,才能衡量是否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才有机会提出建议和见解。因此透明是最关键的。 我现在是村委会主任和党总支书记两个职位一起挑,工作压力很大。但从乌坎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两个职务都兼,有利于乌坎平稳推行各项工作。群众信任我,对我寄予厚望,我会按村民的意愿、利益去做。 首先,做每一件事,我都要先征求村民代表意见,这样可以避免身兼两职的弊病。兼两职最怕的是“一言堂”、武断。但是如果坚持先与村民代表沟通,征求意见,再回到党总支和村委会讨论决定,就可以避免“一言堂”弊病。 再就是,对于人员安排和具体利益的事情,我自己绝不介入。都要通过党总支和村委会做出安排和决定。   财新记者 :乌坎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你要如何协调?   林祖恋 :对于如何协调、处理和解决目前乌坎内部不同的声音,我一向主张接纳不合流——接纳就是接受不同意见,不合流就是坚持依法依规。 乌坎个别群众的说法和行为,不代表村民的主流思想。但有各种说法和意见才是民主。不同的声音对我们无害,相反有用。因为这些是镜子,可以鞭策我们。 比如昨天(3月6日)下午开会时,有人贴了一张告示,向我讨40万元钱和宅基地,说这是我承诺给他们的。当然没这么回事。其实只是有村民代表曾经向村民解释过说有多少地,如果分能分多少。但不能说是我承诺要分地。 不过群众贴告示的行为并不犯法,我们要把群众的忧虑和责怪看成是对自己的要求。   财新记者 :土地问题是乌坎事件的根源,目前,这个问题的解决进展如何?是否有方案?   林祖恋 :土地问题要解决是有阻力的。从工作组到市到镇都有阻力,但是只要村民团结、依法依规就会有办法。我们有足够证据认定这些土地应该属于乌坎村民。 我已经以个人名义向工作组提出对土地处理的看法。我提出,工作组将乌坎土地面积初步认定为9000多亩,与实际面积约25000亩相差甚远。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乌坎村周边各村的土地资料,查清土地“四至”边界。 解决土地问题,只用协商、谈判和打官司的方式无实质意义。乌坎的土地问题是存在官商勾结,拉起总体规划、经济开发的大旗来强征土地,以土地来做银行抵押贷款,使乌坎村民的利益、国家纳税人利益一再受损,却肥了自己。利益主体与违法主体混淆,这就很复杂。乌坎村民的权益受侵害,诉求于政府,如果只用中介解决,而不用政府裁判解决是不公平的。村民强烈要求查清侵害我村合法土地权益的事实,查出相关责任人。 认识问题要有一个过程,解决问题也是。所以不能够着急。   财新记者 :如果土地最后能够交回给乌坎村,你和村委会如何避免以前的不公平再度发生?   林祖恋 :首先是确保不买断,以土地养活村民。分配土地要慎重。需要宅基地的村民要分地,但要防止比较穷的人家分到地就卖。如果建房钱不够,村委会可以提供相应的资助,但不能相互转让土地。 分配宅基地的好处是可以相对集中,有利于整个村的建设。每人分40平方米宅基地,如一家三口可以分到120平方米,按我们这里一户宅基地为142平方米标准,缺22平方米的村民家庭可以购买。如一家四口可以分到160平方米,那么多出来的18平方米可以出让。 原则上村民不可以买卖宅基地。对于分到宅基地的村民,原有的旧房子要回收。避免浪费也有利于整个村的规划。 宅基地分配之后,剩下的土地可以租借给愿意来办企业的。村民从中获得分红,也解决劳动力输出的问题。对于是否租让土地,要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全体村民大会讨论决定。这样才能确保公平公正。   财新记者 :基层民主和农村土地问题,都是很复杂的事情,你参与到其中的动力是什么?   林祖恋 :从参与到现在,我不是没有想过,自己年纪大了,家庭生活也较宽裕,不该找烦恼给自己。但是一个人自己生活好,不是全部的意义,要大家生活好才有意思。既然他们信任我,我就下决心出来参与,让乌坎平稳下来,机制落实,发展起步,我再考虑隐退的事。 其实在最初,我参与不是完全自觉的。当时,去年9月22日,警民发生摩擦,有电话打进来说有群众受伤,我才说一定要安置、治疗受伤村民。我打电话到医院,让受伤村民到医院治疗。这样我迈出了第一脚。 到9月23日,冲突激烈,场面失去了控制。同乡会的人回来看到这种情况,跑到我家,要我出来维持场面和稳定群众。于是我又迈出了第二脚。从不自觉到自觉投入仅是一两天的时间,来不及细想。   财新记者 :乌坎事件的最终解决,与省委工作组到来有很大关系。当时是怎么沟通的?   林祖恋 :2011年12月19日,有联系人来说,当天晚上省工作组有专人来沟通。 19日晚没有谈。通知第二天上午9点开会。当天晚上,我通过多方面判断,省工作组来的人较多、职位较高,应该像是要解决问题的。我当天晚上就决定把路障拆除,并交代村民做好撤标语的准备。当时好多群众不愿意,有担心。 20日上午9点,我在市政府信访室和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会谈。当时在场的还有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朱明国的秘书,和我们村的联系人张水金。 会上我提出了三个建议: 一是要求放出被带走的三位村民,交还薛锦波的尸体,入土为安。但对于他的死因和善后工作,在时间上留了余地,承诺可以在适当时间解决。 第二点,比较重要的,就是要求恢复警民摩擦后产生的临时代表的合法性。那时上面把临时代表定为违法的。 我说,当时临时代表产生是经汕尾市政府和东海镇政府同意的,并且派了联络员和研究员来指定选举办法。整个选举的方式、方法都是和他们交流商定的。各姓氏按大小推选1到5名代表,共117名,再推选出13位村民代表。整个推选过程也是合法的。既然政府同意安排,代表们配合了几个月的工作,发了两个月的生活补贴,怎么说违法就违法? 我说,既然村民临时代表违法,那我也是违法的,你们找违法分子谈话也是错的。你们要和村民谈,就得首先和村民把情感拉近。不把情感拉近,都看成是敌人怎么能解决问题? 第三点,关于土地问题,我说很简单,依法依规来办就好。 我说了后,他们说要讨论一下。然后朱明国表态说支持。这样整个僵局就打开了。 © [email protected]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1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世纪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朱学东 |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2012年03月09日 15:07:57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你理应是掩体,我们用它抵御 那恶劣的,亵渎不可言说的奥秘的嘲笑。 就在伊甸园,夜色降临: 你是带着号角的守护者,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里尔克 你曾喊出第一个字。。。。。。)       这个冬天有些冷。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记忆中也少遭遇这样寒冷的冬日,尘霾笼罩,阳光无力,压抑地让我这样有哮喘旧疾的人,喘不过气来。     天气如此,社会经济亦如此。     高速发展下习惯了的慷慨激昂少了,嗓门低了。原来拥有的让我们自豪的人口、外贸、土地等红利突然间或消失了,或代价过于昂贵,代之以各种天花板的出现,从内到外,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恶化。     那些习惯于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解决之道的人,那些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终于失去了凭恃和依靠。     各种信号指向不一,甚至充满了混乱和对立。     直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投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黑暗中游荡”。     我们的心灵就在黑暗中游荡,不安笼罩着我们。     传媒业又如何能自外于社会经济之外。     年关难过。     但我们总是要过年的,不能呆在年这边。生活还得继续。     我坐在书桌前,努力从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混乱不安的信号中,找寻自我惕励走向未来的力量。       一,大势     “只说世纪末的人们的确充满着悲哀,实在可怜!”我的前辈乡贤瞿秋白的话值得一听。     人人都喜欢稳定安逸。我也不例外。但我受过的思维训练告诉我,稳定意味着固化,板结,意味着了无生趣,一切按部就班。     混乱和不安则相反,它意味着机会和选择,意味着生机和活力。     从传媒业令人不安的混乱信号中,几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判断不动摇: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进步正在重塑社会阶级格局和媒体格局,这是一场传统世界的统治者无法阻挡的新启蒙运动。这一过程中,技术是主导,每个人都可能是他人的启蒙者。     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以及互联世界分享的特点,打碎了旧世界旧文明的基石。它打破了传统统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让普通人开始从技术上拥有了自我判断的力量,而毋须再依靠上帝领袖导师。     真正的没有救世主的时代开始到来了。     如今,普通的中国人能够打破身份地位的壁垒,和中南海同步甚至更早更多分享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及背后的逻辑,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了。     在过去,这是只有上天或者上天的代言人才拥有的力量。     当然,有时难免会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但我宁愿相信,即便偶有回潮逆流,终究挡不住滚滚东逝水。     春种秋收,这是自然铁律。     与过去更多是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来获得行业和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同,这一次社会和媒体的变革,是通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是技术突破了传统体制的压制带来的空间。传统体制改革的红利,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中,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即时通讯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媒体时代的真正革命。它让高储存容量的电子媒体的移动化、便携化成为可能。这势必将重塑媒体的格局,进一步压缩传统纸介质媒体的生存空间。传统媒体大规模地IPHONE或IPAD化成为可能。     不过,中国当下大多数纸介质媒体的没落,还与技术进步关系不大(除了电脑类报刊),而与它们先天的病理有关。它们的出生,与权力有关,而与市场无关。即便没有技术进步,他们也可能死去。     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不厌其烦地谈技术进步之于中国社会和媒体的意义,这才是大势。这里,我也愿意再次引用我去年盘点时所写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态度:     “这场技术飞速发展引发的新启蒙运动,是重塑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对人的重塑,也是对传统权力边界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如果只看到混乱不安,看不到大势,也是着实可怜。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二,年度事件     1,  微博实名制     2011年,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之战轰轰烈烈。不为其他,门户网站尤其是以新闻主导的门户,不做微博,势必被边缘化,微博已经成中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从各大门户新闻首页的点击情况可见一斑。     到年底中国微博用户已经突破3亿,不仅是个体,各地各级政府,也纷纷开通微博。他们从赶时髦到真下功夫,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民对话的格局。虽然,这一点的效果还需要观察。     但是微博已经成为中国人意见表达的新途径,而且是主要途径,微博已经成为中国真正主流的媒体平台,这是确凿无疑的。     一旦主流化,成为有司的重点管理对象,便是早晚的事。更何况,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也会让有心人颇多联想。     2011年,微博实名制成甚嚣尘上。到12月,北京市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微博用户在注册时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用户昵称可自愿选择。新浪、搜狐等多家微博运营商表示,微博实名注册对于遏制虚假和有害信息通过微博传播、营造诚信健康的网络环境将产生积极效果,对新规定实施后微博业务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一直是实名制的倡导者,无论是博客还是微博,向来恪守法律和文责自负的原则。但动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实名制,却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2,新京报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     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是2011年媒体界跌破我眼镜的最大事件。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京华时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集团主办的《新京报》从9月5日起变更为北京市主管主办。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两报主管主办方的变更,是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快推进北京地区报刊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改变北京地区都市报资源分散、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局面,有利于北京市在政策、资源、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加大对两报的直接扶持力度,进一步促进两报做强做大。     《京华时报》、《新京报》分别创刊于2001年和2003年。两报自创刊以来,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已成为都市报的知名品牌。     我与这两份报纸都颇有渊源。尤其是新京报,2003年创办时,我正在做一份传媒业的专业杂志,策划了一篇《京城报业风云再起》的文章,为新京报创办鼓与呼,文中强调,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中,行政保护只会保护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自由的市场竞争才能提升办报水平。     当时,新京报是国家批准的新闻出版行业跨地区联合办报的试验田,是媒体改革的试点。     后来每到新京报创办纪念日,我都会在媒体或博客里撰文,或批评,或嘉许,关心它的成长,因为我是它忠实的读者。     但世事无常。至今我们也无从得知,是什么情况导演了这样的变化。     中国的权力结构源自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区域分割严重,不同的权力部门不同的区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的媒体就是在这样不同利益诉求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两张报纸从原属中央单位划归北京市,不只是主办单位变化那么简单。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么多业者的利益,读者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变化中,被尊重或被淡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     变化的其他后果,有待观察。     时间是一切事物的裁判。     3,限娱令     10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舆论普遍解读为“限娱令“。     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接受专访时表示,“限娱令”称法不准确,文件的目的是为了使电视荧屏更加健康向上、丰富多彩,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通过总量控制,控制形态雷同过多过滥节目,引导审美趣味。     该《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其核心内容是:各卫视频道在晚7:30-10:00的黄金时间,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此外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选秀节目数量也将严格受限。     我几乎不看娱乐选秀节目,也反对过度娱乐化低俗化。但就我个人观察,当电视以家庭妇女和老人小孩为主的时候,娱乐选秀节目却是体育赛事之外将年轻一代拉近电视的重要途径。     年轻人通常是具高度破坏性的力量。套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孩子们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而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本来娱乐选秀节目是年轻人释放压力的重要通道,当把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从他们身边夺走的时候,他们的力比多又该如何释放?     在当下的环境里,要求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播出的新闻质量又会如何呢?     限制的结果,是干净的沙漠化。     而无规则的竞争,只会导致一种结果,比滥,无论是在娱乐选秀节目,还是在新闻或其他节目中。     不是限制和调控的问题,而是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有规则可循的自由竞争,才能带来荧屏真正的繁荣。     4,陈中向熹之厄     陈中是中国著名政经刊物南风窗的前社长,从创刊起即服务于南风窗。     2011年,因为一篇文章,陈中去职,离开了南风窗,尽管他还只有2、3年即到退休年龄。此前,他已经不再担任南风窗总编一职。杂志刊发那篇引发争议的文章时,陈中正在外地出差。     陈中离职调岗程序办理速度之快,是我有生从未见过的行政高效率。     南风窗是我的旧东家,我也曾担任过这本著名杂志的总编辑,和陈中搭档过,甘苦自知。陈中之被免职,我虽不知具体细节,其中逻辑,于我而言却是一目了然。     兔死狐亦悲。在事件尚未公布之前,我辑录了古人若干诗句,掐头去尾,整了首打油诗,发在新浪微博上,以表达我对陈中先生的问候:     “瘴烟笼岭南,江水此夜寒。平生一片心,流落在尘埃。且行且珍惜,风过烟云散。——闻故人困厄,唯遥祝诸事平安。”     整风与洗心,自是有追求的传统媒体业者难逃之宿命。     向熹曾是另一份著名政经大报南方周末的负责人。     在向熹离开南方周末一线领导岗位后,传出他要出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消息,南京大学也发出了任前公示。     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向熹来说,还是对于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来说,向熹回到母校,执掌新闻传播学院,对双方都是利好。     但天不遂人愿。向熹终究未能去成南大。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不去也罢。     5,乔布斯之死     乔布斯是个外国人,与中国传媒业何干?     其实关联大大的。     曾经,我们在探讨互联网和笔记本上网电脑时,还颇为自得地捍卫传统杂志:电脑、互联网不可能像杂志图书一样,随时随地阅读,无论在厕所还是床头。     但随着3G技术和IPAD、PHONE们的出现,解决了原来传统媒体互联网版或电子杂志的缺陷,传统杂志图书原来的这种优势也几乎荡然无存。至少,IPAD们在即时阅读方面,已经不亚于传统的杂志图书了。     乔布斯的IPHONE 和IPAD,结合即时传播技术,提速了电子媒体时代,也让更多传统媒体感受了巨大的压力。     而另一方面,乔布斯之死,也让中国传统出版业大赚了一票。《乔布斯传》在中国流行一时无双。     6,实体书店没落     2011年,号称“拥有全国最大连锁渠道”的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书房,16年发展之后,已经关闭了所有的直营门店,走上了不归路。     这是继北京“风入松”、上海“季风书店”等书店关门后,民营书店经营困境的又一重磅信息。     实体书店的没落,并非中国人不爱读书买书,而是一个时代之困。     在一个逐利主导的社会里,开书店做好了也是微利,如果书店是租用的,那高昂的房租,也足以吞噬你的微利乃至本金。     另一方面,电商的发展,对实体书店是个巨大打击。像我这样的人,虽然在实体书店办了优惠卡,但在2011年,也学会并养成了通过网络购买图书的习惯。网络购买,方便搜索,也少了奔波挑选之苦。更不用去面对一排排的恶心的成功学作品和教辅作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也只能为实体书店洒一滴同情的眼泪。     7,改革困惑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报道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标志着文化产业新政的出台”。     在社会经济境况微妙的背景下,中央全会特别出台了一个与文化发展有关的决定,这多少让我有些反应不过来。个中之味,尚需好好研读。     2011年报刊转企改制也正热闹。到年底,号称全国已有1600余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换了“企业身份证”。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报刊体制改革中有四个难点。第一是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的区分和认定。第二是资产问题。第三是一些困难报刊的转制成本问题。第四是人员问题。     他认为,报刊体制改革正在“两路并进”: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企改制,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实行两分开和机制转换。今年开始,两年内要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     目标很宏大,实现有挑战。     改制不是换块招牌。即便改成了企业,国有企业的命运依然是前车之鉴。     改革真正的目标应是释放生产力,而非其他。过去边缘突破的改革方式,所释放的空间已经几乎没有了。     传媒出版行业最大的生产力是人,只有能够自由创造的人,才能带来繁荣。不能达到这一点,改革就没有完成。     对于传统传媒业来说,机会之窗正在关上。     虽然中国股市已经把股民的心都跌碎了,但传媒出版上市的热情依然。     2011年,浙报传媒正式借壳濒临退市的*ST白猫上市。浙江日报集团将旗下报刊传媒经营资产和相关的新媒体业务资产等一共15家公司全部进入上市公司。浙报传媒最核心的资产仍然是钱江报系有限公司和浙江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钱江晚报》和《浙江日报》是最重要的媒体平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凤凰传媒”)顺利过会,抢下了文化传媒行业的首单IPO。     但无论如何,如果我是股民,我不会去买出版传媒行业的股票。无他,不敢。     8,限广令     2011年1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66号令,取消电视剧插广告。     “播出电视剧时,不得在每集(以四十五分钟计)中间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播出电影时,插播广告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我一直很讨厌电视剧播放中间插播广告,它打断了节目的连续性,类似于间歇性抽风打摆子。     广电总局禁止插播广告的禁令,似乎并非第一次发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广告是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最初也算是一种经营上的创新,扩大了电视台的收入来源,虽然这一做法,根本无视观众的权益。     禁止插播之后,这些广告又会走向何方呢?纷纷舆论中,有人说,以后电视剧里边,植入式广告将大行其道了。     不过,制片方和电视台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能否成为潮流,也有待观察。     但两集乃至多集连播的电视剧之间,延长播放广告时间,这可能成为电视台的选择。     广电的禁令很多,难得有受人欢迎的,至少这条,我个人还是很欢迎的,但关键是看落实。     已有规定需要不断重申,说明规定的威权性不够,或者执行有问题。     9,走转改     “走转改”这一有趣的词汇,其实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简称。     在2011年,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件大事,是“为推动新闻工作者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 “着力提升正确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服务百姓生活的能力”。     说白了,这首先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传统媒体的要求。     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媒体,哪一个能够不深入基层底层?哪一个刚跟采访对象摆谱当自己是官老爷?哪一个又敢用八股作文,全是空话套话虚话?     错位。     于在市场中竞争生存发展的媒体而言,恍如隔世。。。。。。     当然,对于市场化媒体而言,标题党和捕风捉影的陋习也当除之,否则贻害无穷。这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挑战。     10,媒体投资热     2011年的媒体投资,依然很热,但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随着即时传播技术的进步,电子媒体平台投资出现新的热潮,但商业模式还有待检验。     虽然许多人不再看好传统媒体,一些报刊的没落也让人吃惊。但2011年,却又多本新刊发行。     新刊背后,其实都是资本。     除了传统的投资理念,希望投向传媒业获取一定的利润之外,我们观察到,一些产业资本进入传统媒体领域,核心不再是盈利这一目的,他们清楚这个行业目前平均利润水平,他们需要的是平台,是话语权,还有为未来自己子女归国量身打造一个文化企业的平台。     2011年以来,传统媒体行业最大的游资来自一些原来暴利性资源型的行业。       三,年度媒体     由于个人偏好和视野所限,像时尚类媒体等许多媒体种类并未列入我的观察,并不等于它们中没有出类拔萃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人民日报     2011年的人民日报的言论版的一些评论,立场如此接近公众,实属罕见,也引起诸多喜好宫廷政治者的热议。虽然是偶露峥嵘,但所有一切向好的力量都可以引为同道,值得鼓励。     2,央视纪实频道     2011年开播的央视纪实频道,一年下来,已颇具格局。还没开播之前,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曾经专门采访报道了这个筹备中的栏目。随着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升,纪实频道这样的节目,未来大有可为。     3,新世纪周刊     胡舒立治下的新世纪周刊,终于在2011年有了不少重磅的报道,从中投海外大起底,到铁道部张曙光报道,等等,流露出凌厉的杀伐之气。但当年《财经》时代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新世纪周刊要整体性立住脚,投入和成本控制与经营,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4,东方早报     我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上海传媒之殇》中,就认为东方早报是沪上媒体的异数,这么多年过去了,虽几经磨难,东早却越来越强悍,时有让人眼前一亮之举。2011年的东早更是如此,成为上海这个最讲政治的城市的一道炫目的光亮。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紧缩时代的一个进取者的标杆,没有华丽的口号,只有踏实的努力。     5,第一财经周刊     2011年一财的广告令所有媒体业者都眼馋。其所依赖的资源是一方面,但其团队的创造力也不可小觑。不过,阅读是会疲倦的,浅阅读的空间,一财恐怕也释放的差不多了。未来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创新。     6,现代传播     邵忠的现代传播,2011年大事连连。先是停了东方企业家,收了彭博商业周刊。商业周刊未及面世,来来往往换了好几茬。商业周刊中文版在中国出了很多年,一直不温不火,不死不活,如今换了邵忠,应该会有新起色吧。     7,共识网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最好的思想性网站,非共识网莫属。人们如果在共识网上没有读到思想深刻或尖刻的文章,在其他地方恐更难以阅读到。无论左中右,凝聚共识,恐怕也是其立身之本。     8,新京报     2011年新京报迎来了第8个生日。但在生日前的变动,任谁都会懵然。在皇城根下,这样一份报纸坚持到如今,实属不易。我宁愿选择相信新京报的同仁,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职业精神,继续走下去。     9,中国周刊     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虽然命运多舛,目前还是以月刊形式出版,但2011年5月以来,其每一期封面选题,把当下公众关切的社会情绪,以书写个体命运的方式,呈现出来,并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开,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内举不避亲,一切有目共睹。     10,环球时报     2011年的年度媒体,如果环球时报不列入,绝对是个缺憾。一方面,环球时报这份人民日报的子报,通过其言论,让公众得以知晓一些其他媒体被迫屏蔽的消息,另一方面,报纸立场以及对国与国事务的观点,也引发了社会巨大争议。     11,京华周刊     京华周刊创刊未多久,便遭遇了主办方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的变故。京华周刊一直是由时任京华时报社长总编辑吴海民力主创办的,刊号归属人民日报。随着京华时报划转北京市,京华周刊的刊号自然归属人民日报,这份杂志最终的命运也就停刊为结果。     12,南都周刊     带着南方底色的南都周刊,在5年之后商业上有了不小的进步,值得庆祝。南都周刊和南都娱乐周刊,共聚一门,有时难免让人觉得分裂。不过,它的年度“明星公民”,却是将原本割裂的双方无缝对接,很有创意。     13,锦绣     锦绣是一本以商业地理为要旨的刊物,其主创者都是传统媒体行业的佼佼者。但其暂时休刊的命运,昭示了行业竞争的残酷。或许,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锦绣命运的媒体出现。     14,腾讯微博。腾讯挟财力之雄厚,网罗了一众传统媒体精英,在微博竞争中奋起直追,不可小觑。     15,年度图书之《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方周末配合跟进。在改革进退两难的今天,这套书的出版,也是研读中国社会的一个样本。       四,年度人物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焦利,中央电视台原台长,因故调任,坊间传言甚多。     2,胡占凡,中央电视台新任台长。在中国,媒体领导人的风格通常会对媒体产生很大影响,无论体制内外,胡出掌中国最大传统媒体平台,会给央视带来何种变化,有待观察。     3,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2011年开通新浪微博,在微博上风头甚健,引起诸多纷争,实为体制内媒体异数。我个人很赞赏胡在微博上的开放态度,虽然观点常有不同,这种开放性,本是所有媒体领导者应该具有的胸怀。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5,黎瑞刚,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前总裁,2011年调离。黎瑞刚执掌文广多年,是中国传媒界体制内的著名“少帅”,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曾是当代海派传媒的掌舵者。     6,吴海民,京华时报创始人,前任社长总编辑。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后,吴一直在海外访问,其态度令为观众人惊愕。不管怎样,老吴对京华时报有巨大贡献。     7,陈中,南风窗前社长,自南风窗创刊起,就服务于南风窗,因故被调离,实则被放逐。     8,向熹,南方周末前主编。2011年曾试图回母校南京大学指教,未果。     9,刘春,凤凰卫视中文台前执行台长,2011年加盟搜狐,出任搜狐视频负责人,年底,出任搜狐总编辑。搜狐在媒体属性这一块,这些年少有进步,刘春的加盟,不知能够给搜狐带来新变化。     10,何力,2011年加盟大连万达,重新包装全球商业经典。这些年来,很多投资者都青睐于何力。此前,他曾创办了第一财经周刊。     11,荣波,南方周末前总经理,2011年离职创业,收购了博客天下和老牌刊物《人物》,并筹创《财经天下》。     12,林楚方,看天下前主编。2011年开始筹备创业。林有许多我所不具备的机巧,他做的杂志比较好玩,这是他做这一类读物的特长。         2011年的传媒业的大事远不止这些。许多事情,多年之后才会看到结果。     “希望是个美好的东西,这种美好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肖申克的救赎》这样告诉我。     我从来都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我相信,如同里尔克在诗中描述:     “一切将再次变得宏大而强盛:     大海涌起波纹,陆地平展开阔,     树木高耸,墙篱低矮;     在江河两岸,生机盎然     牧民和农夫在那里繁衍。     。。。。。。”     偶尔我会向未来窥望,但我不会空守彼岸,我懂得尘缘,并尽可能地去体会它,感受它。     我知道,唯有现实才能指引我们通向未来。     脚踏实地,我们从来没有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努力。     因为我们相信,每一分努力,都是改变命运的蝴蝶的翅膀。       (2012年1月18日定稿。     这已是我连续第九年度以个人价值判断做评点,不在乎政治正确,不在乎判断缺失,真实记录自己的想法,远比其他要素重要。     感谢FT中文网,感谢张力奋老师的鼓励。     感谢我的乡贤诸大哥和亦军大哥的慷慨指正。) 上一篇: 重新认识纳税的权利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OhMyMedia | 新世纪周刊:民间借贷辨法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8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2月27日 应严格限制公权力,尽可能放宽私权力,允许市场活动包括融资活动充分而自由进行   周学东 2010年10月16日,苗某被警方从河南省押解至重庆。苗某为偿还巨额高利贷欠款铤而走险,电话威胁重庆某超市:“不拿钱就要引爆炸弹”。东方IC 财新《新世纪》选择在封面位置发表一篇学术文章,还是第一次。   学术文章通常不亲近大众,但也有例外。如果它来自于对现实的深刻体察,辅之于学术的严谨和法理的周延,针对现实发言,它就不再只是书斋之作,而能够帮助读者深化理解、调整行为,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还能够影响现实。《民间借贷辨法》正是这样一篇文章。   作者周学东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现任条法司司长。央行是中国金融系统的主要守护者,条法司兼跨金融与法律两轨。周学东既对与民间借贷相关的现实法律框架条分缕析,更有应放宽私权,允许融资活动充分而自由进行的强烈理念。本文初稿完成于去年11月,正值民间金融风险大爆发、外界对此忧心忡忡甚至有矫枉过正的势头之时。现在发表,更逢其时。   周学东的主张远非孤例。今年初以来,吴英案成为舆论焦点。央行官员与最高法院之间就民间借贷法律问题的沟通,正规渠道有之,私下交流有之。前中国银监会主要负责人提到这一主题,亦称堵不如疏,对此类案件的合理量刑和执法的可持续性需要同时考量。中国金融系统监管机构的领导者与中坚,对民间借贷的认知,早已超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律视之为异端的狭隘视野。他们的意见分量很重。   决策层有更宏大的视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要从过度依赖投资转向消费推动,重点在促进就业与创业,因之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的作用将越发重要。而要促进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和产权保护要跟上。民间借贷问题,“关了窗得开门”,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这样对财新说。  “关了窗得开门”!   ——编者 借贷活动的演变史 民间借贷是古代金融的主体;现代金融恰恰滥觞于民间借贷 人类史和世界金融史表明,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有了借贷活动。但是,借贷活动究竟何时出现,并无确切考证结论。不过,以下几点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其一,私有制产生后,借贷行为必然发生。公元前1790年古巴比伦国王制定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有规范借贷关系的条文,中国西周时期的《周礼》也有“听称责以傅别”的记载,说的就是官员在审理借贷纠纷时要有凭据、证据; 其二,早期的借贷活动表现为实物借贷,比如中国古代粮食借贷极为盛行; 其三,随着生产发展,社会分工扩大,剩余产品出现,产生商品交换,贸易、商业活动开始繁荣起来,货币应运而生。借贷活动遂以货币作中介,货币借贷行为逐渐多起来,实物借贷活动则逐渐式微,这一趋势延续至今; 其四,早期的借贷活动,不论是实物借贷或是货币借贷,主要体现为公民之间、自由发生的民间借贷,是一种不受管制的民事行为,官方主导的借贷并非主流。 从上述分析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借贷活动至少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即与私有制同期出现;以货币作中介的借贷活动,与货币同期出现。进一步论证,可得出更为确切的结论,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诞生,以海贝作支付方式;公元前1600年殷商灭夏,创立铜铸货币。因此,在中国,货币借贷活动起码始于4000年前。 世界其他地区,货币借贷有些早于中国,有些则晚于中国。比如,早在公元前2000年,古巴比伦一些寺庙就已经经营钱币兑换、保管业务,随之放贷业务出现。公元前6世纪,希腊出现了专营钱币兑换业务的摊贩、店铺,高利贷开始大量出现。放贷生息和金融的概念逐渐形成。 因此,从金融史的角度看,可以断言,民间借贷是古代金融的主体;现代金融恰恰滥觞于民间借贷。 到了近代,各类钱庄、票号大行其道,一度成为金融主流,蔚为壮观。 进入现代,民间借贷的形式和工具进一步丰富,除直接货币资金借贷外,如有价证券融资、票据贴现融资等,都可以作为借贷的对象,这也是传统民间借贷的衍生形式。 民间借贷的法律性质 “正规金融”是受管制的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是非管制的金融 目前,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并没有“民间借贷”这一概念,也就是说,“民间借贷”不是法律概念。与“民间借贷”相类的一个概念是“民间金融”“草根金融”。数年前,学术界对“草根金融”曾有过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从严格的学术角度分析,“民间借贷”与“草根金融”并无本质差异,均是比较模糊的概念,也是对“非正规”融资活动形象的概括。相对于“正规”金融活动而言,狭义的“民间借贷”泛指自然人、一般企业法人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这里的“一般企业”指的是金融机构以外的工商企业。这里的“正规”与“非正规”仅为方便分析而作此区分,并无法律含义。还有一种定义方法,即使用排除法,将民间借贷定义为“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专门从事的贷款业务以外的融资活动”,这是广义的“民间借贷”。 简单概括,“正规金融”是受管制的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是非管制的金融。 需要指出的是,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非常广泛。据人民银行2008年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国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以个人为主,融资渠道及形式多元化。除个人和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集资(集股)、私募基金、合会或抬会、资金中介以及地下钱庄外,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自发性金融与产业协作组织等机构大量参与民间借贷,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 随着小额贷款公司等组织的发展,有必要将当前的民间借贷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一类机构,依照《公司法》设立机构,在工商登记,不吸收公众存款,以资金融通或专事放贷为业,属非存款类放贷机构,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也属于这一类别,即“影子银行体系”; 另一种情形,放贷机构以外的企业、企业与自然人、自然人之间,以自有资金相互借贷,属于传统的、典型意义的民间融资活动,是民事主体意志自治的市场行为,即纯粹的民间借贷。 由此形成包括金融机构贷款人、非存款类放贷机构和纯粹的民间借贷人在内的多层次信贷市场体系。 涉及民间借贷活动的现行法律规定 对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均是合法行为,法院奉行“不告不理”“民不举、官不究”的原则 现行涉及规范民间借贷活动的法律包括《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治安处罚法》等,此外还有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最高人民法院就民间借贷问题先后颁布了众多具体的司法解释,人民银行、银监会、商务部等部门还制定了一系列规章。 对于普通的借贷,《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到法律保护。”这是现行法律体系中适用于所有借贷关系的原则规定,也是如何看待民间借贷的一条基本准则。 对非存款类放贷机构,并无专门的法律、法规。在小额贷款公司管理方面,银监会和人民银行2008年制定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地方政府也分别规定了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准入标准、业务规则等,并负责对其监管。目前,人民银行已建立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统计制度,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金融统计范畴,对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等基本情况、负债和利润情况、资金运用情况等实施监测,以及时、准确反映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发展以及对经济的支持情况。除上述规定外,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从事的借贷活动属民事行为,还受到《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的规范。 对于狭义的民间借贷,可以分为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 ——关于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中国的司法解释多有厘定。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作出明确规定,其中第1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第11条规定“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等。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针对公民(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作了进一步规定。其中,第122条规定:“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如因利率发生纠纷,应本着保护合法借贷关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处理。”第124条规定:“借款双方因利率发生争议,如果约定不明,又不能证明的,可以比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特别指出的是,1991年司法解释中“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并不指该行为违法,即债务人是否偿还债权人4倍以上的利息,取决于债务人的意愿:法院并不对债务人做出强制性要求:债务人可以偿还,也可以不偿还。换言之,债务人偿还了不违法,不偿还也不违法。实践中,法院正是遵照上述原则审理民间借贷纠纷,并相应作出判决。 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也就公民(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作了规定,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就公民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进一步明确,公民与企业(金融机构除外)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1)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2)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3)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4)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利率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有关规定办理。 由此可见,对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均是合法行为,法院奉行“不告不理”“民不举、官不究”的原则。 法院奉行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公权力对私权力的尊重,也体现了法制理念的进步。这里的“私权力”具体指的是公民对个人财产(资金等)的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等,以及由此衍生的出借权、收益权。 ——关于企业之间的借贷,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中并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1990年颁布的《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有清晰的界定,其第4条规定:“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 1996年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21条规定:“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第61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 由此可见,对于企业之间的、以营利为目的放贷行为,法律原则上不予支持,即不予司法保护,发生纠纷时,法院可以认定借贷合同无效。 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也规定,“企业有关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这里所指的“有关金融法规”,当时并不明确,实践中实际上就是指《贷款通则》,别无其他“金融法规”。但是,《贷款通则》有关企业之间借贷行为的禁止性规定是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也并非“一律不得”;另外“国家规定”是什么规定,从目前看并不明确。在研究修改《贷款通则》过程中,各方面分歧意见比较大,但多数意见建议废止这一规定。 由此可见,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对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法律并不强制禁止;“金融法规”体现为有条件的禁止;但是,一旦发生纠纷,法院根据具体情节,可以判定借贷合同无效,对此类借贷行为不予司法保护。也就是说,对这类行为,法律奉行“不禁止、不保护”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由于企业之间借贷活动大量增加,司法机关对企业之间借贷关系合法性的认识已经发生变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在处理此类借贷纠纷时,借贷本金受法律保护,出借人有权要求借入方偿付。 涉及民间借贷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 中国《刑法》也并没有高利贷罪的规定,即高利贷并不入罪。通常所说的“4倍”,既不是判断罪与非罪的要件,也不是定罪量刑的依据 《刑法》中与民间借贷行为有关的罪名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高利转贷罪、非法经营罪等,以及与暴力催收有关的故意伤害、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等刑事犯罪。 ——非法集资的法律涵义 中国《刑法》中并没有“非法集资罪”。非法集资是对涉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高利转贷罪、非法经营罪、虚假广告罪,以及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等的统称。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属典型的涉众型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上述罪行的监管体系和具体认定标准,散见于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中。1998年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1998247号令)第4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其中,如何界定“社会不特定对象”,是否存在数量的限制,成为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合法民间借贷的主要标准。 但是,在201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出台前,各方面对非法集资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及“集资诈骗”的认定标准方面存在颇多争议,特别是“不特定对象”和数量界限标准等。 为此,《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清晰的界定。例如,该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该司法解释还列举了十种犯罪行为。同时,从上述解释内容看,“不特定对象”指的是除“亲友”或者“单位内部特定对象”外的“社会公众”。 关于数量界限,该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该司法解释还就《刑法》第176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作了详细的界定。 关于集资诈骗的定义及认定标准等,该司法解释也作了明确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司法解释将各种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定罪与量刑,分别指引到《刑法》中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高利转贷罪、非法经营罪、虚假广告罪,以及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企业债券罪等有关条款。这样,司法机关对非法集资中涉及的不同犯罪情形,均可援引《刑法》相关条文予以打击。 ——高利贷的法律涵义 早期的借贷活动特别是民间借贷活动,建立在私有制背景下的原始商品经济基础之上,是一种自发的、完全自由的市场交易行为,体现的是公民的意思自治原则,国家并无过多干预,规模也比较小,利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在剩余资金相对稀缺的情形下,资金提供者占据主动并控制行市,通常利息比较高。 因此,货币借贷特别是兼营或专营放贷生意的个人或店铺,从一出现就表现为高利出借资金,也就是放高利贷。高利贷是伴随着借贷活动与生俱来的经济现象或商业现象,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高利贷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国家干预和管制或者禁止的例证并不多见。早在公元前2000年,古巴比伦一些寺庙从事放贷业务,利率大约20%,并计算复利。这是典型的高利贷。从《汉谟拉比法典》中与借贷行为有关的条文(第6至126条)看,也主要是突出保护私有财产,并无利息限制。例如,该法典规定“欠债到期不还的人,责令其妻子和儿子两人到债主家里充当奴隶三年,第四年恢复自由”等。 中国《刑法》也并没有高利贷罪的规定,即高利贷并不入罪。通常所说的“4倍”,既不是判断罪与非罪的要件,也不是定罪量刑的依据。但是,对于个人或单位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则可以《刑法》第175条规定,以高利转贷罪论处。 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根据该条规定,超出4倍部分的利息并不属于非法所得,只要借贷双方不就此提起诉讼,可以认为是资金出借方的合法收入。对借贷双方因利率问题产生的争议(如畸高利率),司法机构可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规定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根据资金来源、真实意思表示、资金使用(用途)合法性等,判定合同的有效性和双方权利义务。 从大多数国家实践看,尽管高利贷不是受褒扬的行为,人们可以对放高利贷的行为予以谴责,但这是道德层面的范畴,不是法律原则。因此,在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利率市场化的国家,对高利贷持较为宽容、开放的态度。美国最为典型。美国大部分州允许设立“工薪日贷款公司”(Pay-dayLoan)这样的机构,专门从事短期的高利贷业务,利率高达390%-780%不等。英国则允许高达5000%。但是,这样的机构要接受州的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也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对高利贷做出法律限制,比如南非存在类似的法律规定;中国香港地区也规定借贷利率不得超过60%,超过可能会被判定为犯罪,等等。 美国等国家对高利贷的监管,主要体现在“资金来源合法、资金用途正当”两个方面。如果资金来源不合法、用途不正当,多与犯罪活动有关,此类行为完全可以依据刑事犯罪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打击。 在中国,提到高利贷,人们便想到“黄世仁和杨白劳”的故事。事实上,这个故事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反映了两个社会阶层因经济地位不同而导致的政治地位的极大差异。但是,从法律关系角度分析,这里有一个很深的误解。从民法角度看,不论借贷双方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如何,借贷关系一旦建立,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和法律义务随之形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人们认为这是千年不变的、天经地义的准则。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高利贷就是以比较高的成本即利率开展资金融通的行为。在融资活动中,资金的价格即利率的高低,不取决于法律的规定,而取决于以下两个市场因素: (1)供求关系。资金供给充裕时利率低,资金供给紧张时利率高。民间借贷的利率完全由市场决定,某种意义上,民间借贷利率更能真实反映整个社会的资金供给水平,以及资金价格水平。近年来,人民银行对民间借贷的监测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 (2)资金的效用。除了供求关系,在特定条件下,资金的效用对资金的价格影响更大,对资金价格起决定性作用。比如,一个人走在街上,忽然急着要上厕所,而他附近惟一可以去的是一个收费厕所(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公共厕所是收费的,而且价格不菲,比如墨西哥,笔者曾经亲历过),如果此时他身上没有带钱,他只能向其他人借钱,比如借10元,第二天他可能还给人家20元。这样的利率年化后就是36500%,令人瞠目。但从资金的效用看,这个人上厕所时借到的10元钱,其效用可能远远大于他日后还给人家的20元。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却很能说明一个问题:此时的10元钱与彼时的10元钱,其效用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可能差异很大。效用不同,价格也就不同。很多情况下,人们急于借钱,主要关心能否马上借到钱,对借钱的成本即利率并不敏感,或者可接受的利率就比较高。远水解不了近渴,就是这个道理。 ——暴力催收、恶意追债等问题 对于借贷双方因恶意追债,以及拒不还债引起的人身侵害等问题,均涉嫌违反《治安处罚法》《刑法》等,如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绑架等,属严重的刑事犯罪,现行法律规定清晰具体,司法机关可据以严厉打击,不再赘述。 消除民间借贷畸形发展的体制性根源 行政机关和地方政府不宜过多介入社会公民、企业的民事活动。高利率民间借贷不宜也无法进行行政干预或取缔 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民间借贷备受歧视甚至指责。事实上,民间借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得多。对于高利贷的问题,世界各国均持谨慎支持或者谨慎否定的态度。高利贷背后折射出的问题,远比人们想像的要复杂。高利贷问题,只是一个现象,不是问题的本质。当然,本文也无意为高利贷正名。 但是,美国目前50个州中有35个州通过立法保护从事“工薪日贷款”(Pay-dayLoan)的小额贷款公司,这类小额贷款公司全美大约有2万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AdairMorse甚至研究得出很有趣的结论,凡是允许高利贷存在的社区,其房屋按揭贷款破产率、社区偷盗率、发病率、死亡率、吸毒酗酒率均低于禁止高利贷的社区。这从实证的角度证明,高利贷与犯罪不但没有正相关关系,反而是负相关关系。 笔者深深认识到,在深入、翔实的调查和冷静、理性的分析前,任何匆忙的断言或结论可能都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准确的。比如,对于纯粹意义的民间借贷,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古今中外,概是常态。从法理上讲,行政机关和地方政府不宜过多介入社会公民、企业的民事活动。此类民间借贷不宜也无法进行行政干预或取缔。 当然,对于民间借贷中出现的非法集资、非法经营、非法从事金融活动、诈骗等问题,则依据现有法律规定,分别由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检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根据各自职责,依法监管,从严惩处。 需要指出的是,不少人有一种误解,认为民间借贷、高利贷的泛滥,是因为法律法规不健全。还有人主张应当将高利贷入刑,施以严刑峻法。 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得已经比较充分了。许多专家坚决反对将高利贷入刑,理由是并非法度不严,而是法纪不彰。建立市场经济,就应当严格限制公权力,尽可能放宽私权力,允许市场活动包括融资活动充分而自由进行。从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出发,交易活动越自由,社会的交易成本就越低。 从本质上看,当前民间借贷和高利贷盛行,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治理其中的问题,应当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其一,金融机构数量管制问题。由于金融行业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从事放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数量,在过去十年中几乎没有太多增加。但是,同期中国经济规模每年以9%以上的幅度高速增长。显然,金融机构数量与快速增长的经济相比相对滞后。因而,适当增加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的数量,甚至允许民间资金设立放贷机构,应当是解决民间借贷泛滥的一项有效措施。比如,目前由地方政府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就是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的一个很好的实现方式。民间借贷阳光化绝不是全民放贷。由银行业监管机构负责的正规金融机构,也应当适当放宽数量限制,在经济活跃的地区,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增设一定的机构,如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实践证明,放宽中小金融机构投资限制也是落实国务院“新36条”、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一条较为现实的途径。 但是,放宽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必须配合推进金融改革,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是防范金融风险、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前提条件。 其二,利率市场化改革。从历史上看,民间借贷之所以盛行,与闲置资金充裕有关。但是,民间借贷不应当是闲置的民间资金运用的主要渠道。没有投资到实业中的民间闲置资金,可以选择存入银行,保本生息;也可以不存入银行,而是购买其他投资产品,比如股票、各类债券产品、房地产、字画。但是,股票市场经历2007年大起大落之后,投资者损失惨重,谈股市则不寒而栗。同时,上市公司质量一直饱受诟病。从股票市场建立至今,没有一家上市公司因经营不善而真正退出股市。百姓对上市公司实在没有信心。 另外,房地产市场限购政策实施后,一部分资金退出房地产市场,闲置资金更加充裕。这是源头之一。 源头之二,负利率问题。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与较低的存款利率,导致资金不愿流向银行体系,“金融脱媒”加剧,各类“影子银行”大行其道。在资金供给市场,形成正规银行与“影子银行”并存、资金价格双轨运行的格局。在银根收紧的背景下,大量闲置的民间资金喷涌而出,逐利而动,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借贷市场。 因此,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理顺资金价格关系也是当务之急。只有推进利率市场化,理顺价格关系,从源头上消除官方利率与民间利率之间的巨大价差和套利空间,资金才会重新进入银行体系,“金融脱媒”问题才可以缓解。 同时,加快发展面向个人投资者的各类债券市场,扩大民间资金的投资渠道,开正门、堵邪门。如同治水之道,堵是权宜之计,疏是长久之策。疏比堵重要得多。当然,利率市场化需要防范商业银行可能的道德风险。为此,利率市场化,也需要首先建立商业银行市场退出机制或破产机制,而建立市场退出机制,仍然呼唤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 其三,投资者教育即公众投资风险意识的培养。在任何投资活动中,收益必然对应着风险。高回报必然隐含着高风险。然而,不是每一个社会公众都明白这个基本道理,或者不是每个投资者都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规则。通过投资者教育,就是要让公众明白,盲目参与民间借贷之时,也许就是血本无归之日。“温情脉脉”的民间借贷行为背后,体现的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是无情的法则。 从法律关系上讲,在几乎所有因民间借贷引发的法律诉讼中,即使是所谓的“受害者”,也应当承担相当大的责任,甚至是过错责任。客观地讲,民间借贷市场良序的建立,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 资料   吴英案大事记 ●2006年,26岁的吴英在浙江东阳“暴富”成名,总资产位居胡润“女富豪榜”第六位。 ●2007年2月10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吴英被浙江省东阳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逮捕。吴英后被东阳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集资”和“合同诈骗”起诉。此案后来被移交到上一级检察院——金华市检察院起诉,涉嫌罪名也变更为“集资诈骗”。一审法院也由东阳市法院升级为金华市中级法院。 ●2009年4月16日,吴英案一审开庭。检方指控,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个人或企业名义,采用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注册公司、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涉嫌集资诈骗共计近3.9亿元。吴英做无罪辩护。辩方认为,吴英的11名借款对象均是其亲朋好友,并非社会公众,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所借资金大部分用于公司经营,用于购买个人用品极少,不存在肆意挥霍;没有以公开宣传的方式向社会集资,也没有虚假宣传。 ●2009年12月,金华市中级法院以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处其死刑,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吴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判决一经公布,引发舆论热议。吴英的罪与非罪各方有争议,舆情认为判决过于严厉,吴英罪不至死。 ●2011年4月7日,浙江省高级法院二审开庭审理吴英案。 ●2011年11月14日,吴英担任法人代表的本色集团部分房屋产权纠纷民事案件,被浙江省高级法院发回金华市中级法院重审。该案争议事实涉及本色集团资产的流向,以及吴英案发过程中的一些内幕。这一动向被舆论解读为吴英刑事案将迎来转机。 ●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院下达二审裁定,驳回吴英上诉,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之后此案进入最高法院死刑复核阶段。 ●1月25日,着名律师张思之致信最高法院主管刑事的副院长张军,认为吴英案一二审披露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手段;同时,在“少杀慎杀”成为中国刑事司法政策共识的大背景下,刀下留人,入情入理。 ●2月7日,浙江省高级法院回应外界非议,称吴英案二审结果量刑适当。该案二审审判长称,“未发现官员写信要求判处吴英死刑。”2月8日,东阳警方接受中新社采访,披露吴英案资产情况,并表示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 同时,新华社、《法制日报》等官方媒体亦对吴英案发声,讨论继续升温,触及司法公正、死刑制度和金融政策等问题。 原文点击

OhMyMedia | 新世纪周刊:索罗斯警告

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6期 特派记者 胡舒立 倪伟峰 李增新 发自瑞士达沃斯 “我们还是没有学会凯恩斯教的关于通缩的教训,但迟早得学会” 国人熟知“金融大鳄”这个词,始于索罗斯。他在1992年成功做空英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做空东南亚。BRENDAN SMIALOWSKI/东方IC   又见索罗斯。 金融危机,是索罗斯的舞台,近些年来还是他的思想舞台。笔者之一初识索罗斯是在200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年会,同时以闭门圆桌会议形式召集各界非政府精英人士听取意见。笔者之一有机会初识闻名已久、当年已过了80岁生日的索罗斯。会间,他发表了对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尖锐意见。会间休息时抓紧时间匆匆交谈,他说他不看好美国,但看好中国;他喜欢周小川关于SDR(特别提款权)的主张;还说中国已经很适应国际的双边交往,还应在多边交往上做更多努力⋯⋯ 此后,在华盛顿的IMF春季闭门圆桌会议,在北京大学由财新传媒组织的对话活动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财新《新世纪》记者再与索罗斯相遇。每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照例是冰天雪地。而从2008年始,索罗斯每年都在主会场之外的某家酒店举办一项“私人活动”:那是一个面向媒体的午餐会,他以正式演讲表达他对危机、金融、全球经济的观点,发布他的新书,而且回答记者的提问。活动上不了达沃斯年会的官方议程,但不管如何寒冷不便,参会者都是专赴达沃斯的大牌记者,餐厅总是座无虚席。 至第五年,也就是2012年1月25日,这个活动成了世界经济论坛组织方的官方媒体活动之一。午餐会形式照旧,但主持人变成了论坛主管媒体的董事总经理芒克。 2008年,索罗斯在此发出超级泡沫终结论;2009年,他预言金融市场新范式;2010年,他提出加强政府监管甚至需要控制信贷(观点详见此处);2011年,他力主经济学研究新思维并高调推出新的研究项目。至今年,他谈欧债,并且发布关于欧洲债务危机的评论文集《欧洲和美国金融动荡》。 他提出,欧洲的复兴需要三步走:第一,财政要紧缩;第二,经济结构要调整;其三也是被忽视的:要有新的经济刺激,而这需要欧元共同债。 其间有记者提问:如果他是投资人该如何决策?81岁的索罗斯笑答,如果他还在管理自己的投资,在当前的不确定性下,一定会感到很难做决策。所以他很高兴现在是退休了,投资的事自己不用操心了。这是去年7月以来,索罗斯正式表示自己不再投资。去年夏天关于索罗斯的新闻这样说:去年7月,索罗斯基金退还外部投资者总计10亿美元本金,不再为他人管理资金。他当时掌握的资金总计245亿美元。有媒体分析,转为完全的家庭基金后,索罗斯仍会活跃于投资圈。因为自2000年起,索罗斯就主要只管理自己的资金,此次全数退还外部投资,是为了符合美国证监新规——管理外部资金需要美国证监会注册——当然,从此次他回答记者提问的情形看,此分析不确。 国人熟知“金融大鳄”这个词,始于索罗斯。他在1992年成功做空英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做空东南亚。2000年旗下量子基金因投资科技股受挫,第一次“退休”,向投资者退还绝大部分资金;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索罗斯再起,一举获利数十亿美元。 索罗斯也一直是个思考者。他出生在匈牙利,后来移民英国。大学时在伦敦经济学院主修哲学。70年代初成立量子基金时,他曾打算“五年内赚5亿美元,支持自己当哲学家和作家的梦想”。不过量子基金一直干到去年,年均复利收益率20%以上。索罗斯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他已经知道自己做哲学家并不成功,而哲学思维用于投资则可能很有成就。索罗斯是2011年9月福布斯世界富豪排名榜上的第46名,个人资产约值220亿美元,与名列前茅的比尔·盖茨(590亿美元)和巴菲特(390亿美元)颇有差距。不过,索罗斯已将数十亿美元用于他看重的公益事业,其中包括前年斥资5000万美元成立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他个人著述不少,从《金融炼金术》到《金融市场新范式》到《欧洲和美国金融动荡》,索罗斯一直在讲述他对市场的理解:一个靠利用市场无效获利的职业投资者,一直在主张通过适当的规制回避市场崩溃。无论对监管者还是投资者,索罗斯的话都值得一听。 索罗斯的午餐会后,我们约定了专访。当天下午,在达沃斯主会场的一间小演播室,财新《新世纪》记者就欧债危机、亚洲教训和中国角色系统提问,索罗斯逐一道出他的思考——   欧元会解体吗?   “你不能复原一个摊鸡蛋饼,一旦你把蛋黄和蛋清混在一起,就无法再将它们分开”   财新《新世纪》 :你在分析欧洲问题时提到过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但并没有详细对比过。在你眼中,欧债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哪些共同点? 索罗斯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欧债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很相似,都是源于世界结构的弱点。现在这些以欧元为货币单位计价的负债国家,与当时那些以美元为货币单位负债的亚洲国家情况相似,两者都借用了一种外币——这是我最近才意识到的。因为欧元是不受任何一个国家控制的,他们不能控制欧元的发行。这就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借用了一种外币。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是IMF来监督、确保实施严格的财政纪律。在欧洲,德国正在做同样的事。问题是,目前的状况,财政紧缩适得其反,因为会使负债累累的国家陷入衰退,债务负担反而会增加。这就是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二者的相似之处。 财新《新世纪》 :当经济危机袭来,人们总是认为有两股不同的力量:一种是投资者的理性行为,另一种是投机者的赌博。欧债危机主要是受到哪种力量的影响呢? 索罗斯 :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对金融市场如何运作不了解造成的。欧洲当局与市场互动很少,没有丰富的经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金融官员对市场的理解比欧洲大陆要好。所以我写了一个很长的清单,上面列举了欧洲当局在处理希腊危机方面所犯的错误。他们总是做得太少,做得太迟,这使得危机恶化。我觉得这很有说服力。 财新《新世纪》 :对于欧洲要进行的整顿财政,你如何评价? 索罗斯 :经济衰退时期的财政整顿会导致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德国并不想做别国的资助方,所以不可避免要进行财政整顿。但必须想方设法挣脱这个恶性循环。 这不是哪个国家能单独做到的。凯恩斯会认为,债权国应该刺激本国经济以抵消债务国的衰退。现在最大的债权国是德国,但德国不得不平衡预算,无法再刺激。于是,刺激的惟一来源是欧盟。这要得到所有成员国各自的和共同的承诺、支持和保证,需要某种形式的欧元共同债券,但德国总理默克尔反对。 财新《新世纪》 :这种困境之下,你认为欧元解体的可能性有多大? 索罗斯 :欧元不能解体。欧元解体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为金融资产基于同一种货币交织在一起,如果这些资产被拆开,具有不同的价值,你就无法知道交易对手是否已经破产了,这会产生难以控制的错配。 现在欧元区内的金融体系正在逐步被“再国有化”:意大利商业银行持有大部分意大利国债,德国银行持有大量西班牙债券,等等。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经过长时间后,欧元解体就是可能的。 财新《新世纪》 :如果事态正向这个方向发展,是否应该考虑到欧元解体以后如何应对? 索罗斯 :好吧,我们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当然,曾经也出现过货币联盟解体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都分别使用各自的货币。所以这是可能发生的。 但在现阶段,德国的银行和法国的银行持有大量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券,德国银行还有西班牙等国家的债权。这个货币联盟解体会是灾难性的。就像你不能复原一个摊鸡蛋饼,一旦你把蛋黄和蛋清混在一起,就无法再将它们分开。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财新《新世纪》 :我们曾在IMF的圆桌会议上见过两次。你对IMF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角色有一些看法,他们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又该如何评价IMF的表现? 索罗斯 :实际上,IMF目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首先,它有可持续的资金,因为它在伦敦G20峰会上获增资1万亿美元。IMF的经济学家知道德国提出的政策是适得其反的,所以他们一直在警告欧洲,反对德国的主张。我认为这是很健康,很积极的。其实,德国必须知道它们在给未来制造问题。   通缩的教训   “中国不想承担全球体系的责任,就像德国不愿意为欧元区其他国家承担责任。现在债权国不愿意为保护系统而承担责任”   财新《新世纪》 :新兴市场在这场风暴中表现较好。你认为新兴市场可能会面临哪些风险,尤其是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带来的风险? 索罗斯 :发展中国家的表现要好很多,主要是因为中国带来的经济刺激。巴西可以把食物卖到中国,可以很便宜地借一大笔钱用于开发储油地区——这是非常耗费资金的。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对巴西经济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非洲也是如此,很多资金进入非洲。如果中国现在因为出口增速下降而变得更谨慎,可能会对非洲和拉丁美洲产生负面影响。 财新《新世纪》 :你认为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在欧债危机、甚至更大的危机之中? 索罗斯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可多得的积极力量,是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马达。与美国相比,中国虽然并不是一个强劲的马达,但仍被需要。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刺激经济的能力,中国能够推动全球经济。 但中国不想承担全球体系的责任,就像德国不愿意为欧元区其他国家承担责任。在欧元区的小体系中,德国是主要债权国;在全球体系中,中国是主要债权国。现在债权国不愿意为保护体系而承担责任。 凯恩斯多年前曾说过,如果出现不平衡,债权国也要承担与债务国同等的责任。如果现在只惩罚债务国而不刺激债权国,这个世界就会走进通缩。所以我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重现经济大萧条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还是没有学会凯恩斯教给我们的关于通缩的经验教训,但迟早得学会,因为债权国总是坐在驾驶座上。 财新《新世纪》 :既然中国是主要的债权国,那么你怎么看待人民币国际化? 索罗斯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得非常迅速。欧洲的银行一直为全世界提供信贷,2011年前四个月,欧洲银行大概借给发展中国家3.7万亿美元,美国银行借了1.5万亿美元,日本的银行借了大约7000亿美元,当然也包括英国的银行。法国的银行给国际贸易提供了大量资金。由于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法国银行资金短缺,不得不收缩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这造成了国际贸易资金的短缺。 于是,很多贸易开始从美元转移到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寻求资金。因此,香港市场在上升,并且发展非常迅速。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明显放缓的迹象。我不知道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因为欧洲的银行现在能够从欧洲央行那里获得信贷,欧洲银行系统的信用紧缩已开始缓解。 财新《新世纪》 :但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这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有多大? 索罗斯 :这主要是间接的,因为中国大陆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市场是割裂的,但又有联系。欧洲的信用紧缩使得韩国市场还有一些类似黑市的资金流向中国。这与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碎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这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更多的调查研究。但我直觉感觉这之间有关联。 财新《新世纪》 :中国的成功,被不少人看成国家资本主义的兴盛。你对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怎么看? 索罗斯 :首先,作为个人,我不愿受到国家的限制,不喜欢“我的存在由国家决定”这样的想法。如果这是指另外一个国家,比如中国,我同样不会喜欢。当然,国家资本主义看起来在中国很成功,但并不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资本主义形式。我非常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发展,并且超越这个阶段,开始更多地尊重个人自由。我想中国人民也是这样认为的。 财新《新世纪》实习记者张远岸、实习研究员Chris Beam对此文亦有贡献

OhMyMedia | 新世纪周刊:永远的出版人

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6期 媒体现在面临的基本挑战和卢斯时代如出一辙:网络上有浩如烟海的信息,如何让用户以简便经济的方式获得理想资讯 文/谢文   最近买的书中,有本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卢斯的传记《出版人》。书一般,但有些值得一读的东西。 按今天的说法,卢斯是创新成功者。24岁的他想办一本前所未有的杂志,涵盖所有领域,但每篇文章不超过400字,目标人群是事业忙碌、有一定文化水平、想知道世界正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他和同学艰苦地筹了一年款,以10万美元起家,逐步建起一个媒体帝国,既有《时代》、《财富》、《生活》和《体育画报》这样一流的杂志,也有广播、电影和书籍出版,用今天时髦的词形容就是“全媒体”。即便按互联网时代的标准判断,卢斯的创新度、成功度以及影响力都是世界级的。 当然,如果今天还有人想走卢斯90年前的路子,结局一定悲惨。因为当年的创新已变成常识,社会发展别有天地。惟一值得继承的精神是如何让五花八门的内容在质量与风格上一致,高度浓缩,精准锁定目标客户。 说来不可思议,《时代》这本自命“说天下事”的杂志,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创刊,十多年竟未设一个记者职位,全靠一帮背景相近(常春藤大学毕业生)并被卢斯训练得文风相似的“撰写员”和编辑,在其他媒体发表的新闻基础上改编。直到30年代后期,《时代》才逐渐在美国各大城市和世界主要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和外派记者,而背后逻辑是:有兴趣和能力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的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忙事业,杂志能满足他们闲暇之余的基本资讯需求足矣。 当今时代,媒体面临的基本挑战和卢斯时代如出一辙:网络上有浩如烟海的信息,如何让用户以简单便捷的方式获得理想资讯?把传统媒体内容直接集成移植到网络肯定不行,因为一家之言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也难以在万千资讯网站中脱颖而出。靠网络门户也不成,无数资讯的堆积降低了信息送达的效率,杨致远离开雅虎就是这一模式衰败的证明。关键词搜索模式也日渐式微,谷歌上季度盈利低于预期即为征兆,因为这一模式仅仅迎合了社会平均需求和大众品位,无法满足小众或个性化的资讯需求。 在互联网Web2.0时代,实现卢斯梦想的各种尝试正在进行,可统称为建设新媒体。一种是以Twitter为代表的资讯广播网,试图通过用户间单向关注与被关注的关系构成一个传播世界,以快速、大众和自动产生热点为特色。另一种模式是以Tumblr和Pinterest为代表的资讯主题传播网,试图通过人们关注的主题和兴趣点构建资讯传播的网络群落,它们互相分割又互相联系,以精准、深度和互动为特色。最显眼也最成功的是以Facebook为代表的真实人际关系网,全面深入社会生活,资讯传播只是其中一部分,追求真实、多维和隐私保护。Facebook轻易融合和吸收了前两种模式的优点,具备了Twitter的大部分功能,估计很快还会推出类似Tumblr的服务。Facebook目前没有花很多精力在公共资讯服务上,但仍有最大机会成为主要的新媒体平台。 卢斯的媒体帝国之所以能成功,和他坚定明确的价值取向,及其为创造理想新世界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美国大衰退、新政以及战后美国生活方式,二战、联合国成立、中国内战和东西方冷战,无不在卢斯的媒体帝国留下了烙印,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在形成的新媒体也是如此,无论各种平台架构如何复杂,技术如何高深,竞争如何激烈,背后支撑都是创立者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追求资讯公开、全面、平等、即时、低成本、惠及全球,尊重个人和反对控制等方面。谁能够成为新媒体时代的卢斯,创造出符合现代需求的《时代》,大概还需三五年时间见分晓。卢斯的媒体帝国已成历史,但出版人的角色将永存。 作者为互联网资深评论员

OhMyMedia | 新世纪周刊:穿越签证歧视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1月16日 出入境旧制惯性仍存,官民有别依旧,跟不上国人对便利的需求 财新《新世纪》 记者 曹海丽 叶逗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出入境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但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很多有频繁出入国境需求的中国人,经常为国境门槛所困扰。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近期向社会征求意见,引发一些名人对“签证歧视”问题发表意见,护照和签证问题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说,中国人出入境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但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面对全球化提供的日益增多的国际交往机会,很多有频繁出入国境需求的中国人,经常为国境门槛所困扰。目前,已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人落地签证或特例免签的便利待遇,可是国内政策和制度却构成障碍。上述《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中,有些条文甚至将这种障碍通过法律予以固化,引发种种批评之声。   很多人未注意到,自由地出入国境乃是迁徙自由的一部分,是一国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改革开放至今,对中国公民的诸多出入境限制已大为放开,但很多体制惯性和政策尾巴依旧存在。   问题也不仅仅在国内的出境限制,还有别国的入境许可。各国对外国人进入本国国境从来奉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在自由旅行已成大势的“地球村”时代,中国护照受欢迎度还很低。在2011年“亨氏国际旅行自由度指数”(Henley Visa Restriction Index)的统计榜上,中国的排名在48个受统计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六位。   影响中国人出境便利还有一个因素,即“官民有别”。截至2011年9月30日,共有74个国家和中国签订过互免签证协议。但除了圣马力诺,其他国家的免签待遇,基本仅限于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   中国庞大的人口,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是中国公民难以获得免签待遇的重要原因。比如,美国在决定是否给予一个国家免签政策时,要考察在一定时间内,这个国家公民的滞留不归率多少、公民的诚信度如何。如果答案是负面的,就不能给予免签。故此,要让国人在国际上更受待见,除了政府的努力,国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同样不容忽视。   ——编者   去尼泊尔参加制宪研讨会,已领登机牌,却被中国边检“扣下了,没去成”。原因是:尼泊尔可以接受中国公民落地签证,但是出中国边境还需要前往国的签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2011年5月8日发的一条微博,讲述了他出国遭遇的障碍。他原以为,尼泊尔可以接受中国公民落地签证,便可以省去在国内办签证的麻烦而便利出境,结果被边检拒绝。 “很遗憾,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海关(应为边检——编者注)遇到了预想不到的障碍,因而不能和你们一起参与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刻(指参加制宪研讨会——编者注)。”张千帆在微博中说。 张千帆的个人经历并非孤例。2011年春节前,某央媒员工小华(化名)和丈夫临时决定出国过节。由于时间紧,他们想去一个不需要签证或者可以落地签的国家旅游。咨询了旅行社的朋友后,他们被告知,有两个国家对中国因私护照免签:马尔代夫和毛里求斯;去印尼和斯里兰卡则可以落地签。 他们选择了斯里兰卡,并通过旅行社购买了机票。结果在换完登机牌过边检时,遇到了和张千帆同样的情况:因没有前往国签证或第三国签证而被拒绝出境。 小华说,她之前完全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并未事先咨询出入境管理局。她先前曾经有过一次持因公护照到新加坡落地签的经历,但她忘了这次自己拿的是因私护照,结果在出境前被拦住。 小华这时想起给自己在出入境管理局工作的朋友打电话求救。对方说原则上是不让出境的,但有时边防也可能网开一面。于是,小华使出浑身解数,眼看着边检人员就要被说服时,对方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小华先生的护照签发地不是北京。边检说,小华可以出去,但她先生走不了。结果两人只好双双退机票。 除了前述的落地签便利,一些国际性会议的承办国,往往会对参与人员,包括媒体记者给予特别的免签待遇。例如2011年底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南非政府就向所有注册成功的参会人士提供免签待遇。但是,同样因为中国国内的政策,这项便利难以惠及中国的非官方参会者。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入境日益频繁,深为这种障碍所困扰。然而,新近的法律修订并没有改善的迹象。 2011年1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第八条规定,除了依法申请办理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中国公民前往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还需要取得前往国签证或者其他入境许可证明。但是,中国与外国签订互免签证协议或者公安部、外交部另有规定的除外。 该草案是在整合修订1986年实施的《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和《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下称“两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1995年起施行的《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的基础上形成的。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此次立法是因为20多年之后法律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一是大量外国人来华旅游、访问、从事商务活动,对外国人签证、入出境、居留和就业的管理亟待加强和完善;二是现行法律规定的签证和居留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管理上存在漏洞,近年来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情况突出;三是2006年颁布的《护照法》对护照的申请、签发和管理进行了规范,抽取了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一部分内容,需要修改“两法”以保证法律体系内部的统一与和谐。 显然,新法草案主要是针对外国人入境和居留问题。对中国公民出入境的管理,则基本沿袭现有制度规则。中国公民便利出境的障碍依旧。   出入境权变迁   政治因素决定政府赋予公民出入境权的程度,经济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出入境权的现实需求。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的出入境限制在不断减少,但障碍仍不少   新法草案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中国公民出境入境合法权益”。这一表述与1986年《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中所述“公民出入中国国境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并无太大差异。 在学者们看来,出入境的自由和权利,乃是迁徙自由的一部分。一直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国内的迁徙自由。实际上,跨越国境也涉及迁徙自由问题。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认为,出入境权是指一个人自由离开和返回任何国家的权利。通常,这种权利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等情况的影响和限制。规范出入境权要在国家利益和公民的人权之间进行平衡。 许多国际文件都涉及出入境权规定。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人人应该充分地不受歧视地享有出入境权。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任何人进入其本国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此外,《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一些中国政府批准的国际公约,也有相关出入境权的规定。 《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一个政治性的宣示文本,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中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尚未批准履行。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际法专家认为,出入境作为一种国家的属地管辖,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制度,这属于国内法规定的范畴。国际法上也没有更详细的对出入境的一般性规定。 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出入境政策。在分析各个国家对出入境权的规定差异时,刘国福认为,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都可以成为主导因素,其中政治和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政治因素决定政府赋予公民出入境权的程度,经济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出入境权的现实需求。文明的政治制度促进对出入境权的认可和有效保护,相反,中央集权或者独裁的政治体制会否定出入境权。 从1949年以后中国出入境政策的变迁来看,对公民的出入境限制,自改革开放后开始不断减少。 1978年以前,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基本上处于被严格限制的状态,回国也要经过严格的层层审核。改革开放之后,出入境制度从基本禁止过渡到严格限制,逐步放宽。 1984年,公安部印发《关于放宽因私出国审批条件的通知》,规定除了被禁止出境的中国公民,如果目的地国可能批准签证,无论其社会阶级出生、政治思想和家庭情况,均可批准自费出境。 1986年2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大大放宽了公民因私出国境的限制。只有刑事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人、被劳教的人等五种情形,申请出国境不被批准。 此外,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必须提供境外邀请函、财政担保、单位证明和出境登记卡。公安部官员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当时技术能力不够,判别申请人是否属于“五种人”只能依赖申请人所在单位出具意见证明;由于当时经济水平不高,为保证公民出国境后的正常生活,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交境外邀请函、财政担保等相应材料。 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交往的需求日益迫切。 2001年11月22日,公安部召开“2002年全国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会议”,宣布了六项改革目标。其中有四项是关于公民出入境管理,“按需申领护照”政策是改革的核心。 按需申领护照,就是只要有出国需要,向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递交身份证件和户籍证明即可。 2001年,广东省的中山市率先进行了“按需申请”的试点。2002年,试点城市增加到了24个;2004年,扩大到中国80%的大中城市;到2005年则扩大到所有的大中城市。 但这项改革至今仍未涉及中国的小城市以及广大的农村地区。2006年12月29日,《护照法》生效前夕,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通过答记者问透露,全国有231个城市实行公民凭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按需申领护照。在这231个城市之外,申请人出国除提交户口簿、居民身份证,还要提供与出国事由相应的证明材料,如出国劳务的,要提交劳务项目说明书。 刘国福教授认为,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担心按需申请护照的做法普及到农村以后,会使非法偷渡、非法出境的数量大幅度上升,“出去后不回来”。但这显然是一种户籍歧视。 2007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护照法》,并未对护照的申领条件作出具体规定;而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过程中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也未涉及此内容。简化中国公民申领护照的手续,从而增加出境便利的改革尚有很大空间。 同时,《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基本延续了当前《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对限制出境的规定,对以前的五种不准出境的情形仅仅做了微调。 在刘国福教授看来,限制的多少,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在对待出入境问题上的价值取向:是偏向管制还是偏向公民的权利。国家对于公民自由出国的限制必须是合理、适当的,而且还应当有相应的程序保障以及救济制度。特别是对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的”,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应当有更加清晰明确具体的界定和程序制约,防止泛化和被滥用。   签证障碍   中国公民不能自由出境,去往可以落地签的国家,主要是因为出入境管理的相关政策没有调整   要出境,拿到护照只是第一步,最大的障碍还是签证。 对于中国人持因私护照去前往国办签证的待遇,很多人都有深切感受——首先需提交各种材料(不同使馆要求不同,大致包括财产证明,如银行存款证明、收入证明,加盖公章的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户口本原件复印件等)。其次排队时间长,以到美国使馆办签证为例,通常至少要三个小时,还得接受签证官对材料的审查和盘问,有时甚至是刁难,结果仍有可能被拒。 最近几年来,由于旅游和商务活动迅猛增加,不少使馆将签证服务外包给中介代理机构,后者收取一定的中介费。虽然节省了排队时间和面谈环节,但增加了成本。而且所需材料并未减少,有时通过中介机构甚至更麻烦。 一位有过多次出境记录的环保界非政府组织人士,2011年受邀去德国和奥地利开会。奥地利使馆要求在室外排队等候进入。那是一个冬天,她在寒风中排队两三天也没进去。排队的人多有怨言;保安说,别抱怨,这事能怪外国人吗?“人家都把你当穷人看。” 分析人士指出,发达国家对受理中国公民签证申请时设置种种严格的条件,拒签率高,主要原因是滞留不归者众,签证官会先推定申请者有移民倾向。中国申请人多,而每天签发的签证有限,拒签率相较其他国家就显得高。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也让发达国家对中国人保持警惕。 长期以来持中国护照到哪里都需要签证或通行证的现实,让很多国人沮丧。不少人想方设法拿美国绿卡或香港身份证,或加入他国国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旅行方便,不受签证之限。 但中国护照是不是到哪里都需要签证?其实不然。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给予他国免签或落地签待遇,并不必然需要有互免协议,一些情况下也有单方面开放。比如塞舌尔就向所有的国家免签开放。这些国家往往以旅游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不会担心移民大量涌入或者偷渡,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分歧也不太敏感。免签或落地签政策,可以促进当地的旅游业和经济发展。 “尽管我们常抱怨中国的护照是全世界最不好用的护照之一,但是如果你了解了一些签证的知识和政策,不仅帮你省钱,你还会发现签证挡不住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脚步。”一位网名“行走40国”的旅游爱好者在其博客中透露,“而事实上世界上也有不少国家对中国的游客实行了免签证和落地签证,只是很多中国的初级驴友不太了解。” 免签,顾名思义,是不需要签证的入境方式。落地签证,则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因各种原因不能预先在出发地获得前往国家或地区的签证时,可持本人护照或前往国家或地区的特别入境许可证明,在抵达该国家口岸后再办理入境签证。因这种签证是在乘飞机等交通工具到达口岸(俗称落地)后获得的,所以称为落地签证。 免签证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公民的最高待遇;落地签次之,但仍优于提前签证。 按网友“行走40国”在博客中的介绍,他亲自去过和了解的对中国普通护照免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斯里兰卡、俄罗斯(需跟团)、马尔代夫、毛里求斯、瓦努阿图、安道尔、贝宁、阿鲁巴、叙利亚、诺福克群岛、埃及西柰半岛、韩国济州岛。其中马尔代夫和叙利亚其实是落地签,但由于不收取签证费,被看做免签待遇。而他列举的落地签国家中,包括柬埔寨、尼泊尔、马来西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麦克罗尼西亚。这并非完整的列表。比如多数人熟知的泰国、印尼、新加坡也可以落地签。 但是,到底有哪些国家向中国的因私护照持有者给予免签和落地签,中国并无任何官方网站提供有关的信息。财新《新世纪》记者分别致电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和外交部领事司及出国签证处,对方均表示不了解。 目前相关的信息均来自个人的收集整理。不少网站曾转载一篇“中国因私护照免签落地签国家大全”,源自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中的“中国护照”词条。其中一些信息和“行走40国”提供的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行走40国”称贝宁和毛里求斯为免签,前者称是落地签。 显然,相关政府机构并无对国人出境便利的服务意识,他们更重视管理。对于外国的落地签或免签便利却因国内边检政策而受阻的问题,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人士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电话咨询时表示,出入境权是国家事权,国内法要高于国际法,其他国家的单方面国内立法不能影响中国的国内立法。 他承认,中国公民不能自由出境去往可落地签国家,主要是因为出入境管理的相关政策没有调整。如果他方向中国公民开放落地签或免签,需要通过外交途径告知中方,照会主管机构,否则仍视同需办签证出境。而像南非气候大会的案例,免签属于特殊政策、临时措施,同样需要对方国家通过正式途径照会中国主管机关,边检才会放行。   互免签证“官民有别”   中国已经和74个国家签订了互免签证协议,这些国家多为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且只针对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   其实,外交部网站上并非没有免签信息。截至2011年9月,中国已经和74个国家签订了互免签证协议。这些国家的完整名单在外交部的网站上有公布。 所谓互免签证,是有关国家之间以条约形式或依据国际惯例,事先为某种人员取得了凭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入境的法律认可,是由国际法预先给予的整体性的入境许可证明,而不是通常采用的对申请人个人审批的方式。 但是,细究这些和中国有互免协议的国家,多为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几乎没有西方发达国家。 不仅如此,这些免签协议,基本只是针对外交护照、公务护照,或者因公普通护照,基本不针对因私普通护照。 中国的护照和国际上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分为普通护照、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但中国的特别之处在于,普通护照又分为因公普通护照(即公务普通护照)和因私普通护照。 外交护照主要颁发给中国党、政、军高级官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外交官员、领事官员及其随行配偶、未成年子女和外交信使等。 公务护照主要颁发给各级政府部门副处级以上官员、派驻国外的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和驻联合国组织系统及其专门机构的工作人员及其随行配偶、未成年子女等。 公务普通护照,主要颁发给各政府部门副处级以下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因公出国人员。 普通护照主要颁发给出国定居、探亲、访友、继承财产、留学、就业、旅游等因私事出国的中国公民。持因私普通护照的公民无法享受上述免签待遇。 上述74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少数国家将条件放宽至团体旅游。此外还有一个国家对中国因私普通护照免签,即欧洲袖珍小国圣马力诺。外交部领事司的有关人员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由于没有直飞该国的航线,需从意大利入境,中国旅行者仍需申请申根签证,因此这一免签协议形同虚设。 为什么互免协议中“官民有别”?外交部领事司有关人员私下透露说,从中方来说,当然希望能为更多的人争取免签,但这并不单方面取决于中方。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家法专家也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这不是中国单方面说了算的,“这是双方同意才能达成的协议”。 由于互免协议是对等协议,这也意味着,中方也只允许协议国的外交及公务护照免签入境。   争取免签国际地位   是否给予中国公民免签,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衡量   长期以来,公众对哪些国家可以向中国因私护照提供免签或落地签所知甚少。当然,从官方的角度,这种宣传意义并不大,因为根据相关规定,不论抵达国什么情况,都得凭签证或其他入境许可证明,才能出境。 按照一个名为“亨利氏国际旅行自由度指数”(Henley Visa Restriction Index)的机构2011年的排名,中国的国际旅行自由度在4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倒数第6位,仅在伊朗、尼泊尔、黎巴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前。这家机构将中国免签国家统计为40个。 刘国福教授认为,是否给予中国公民免签,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衡量。中国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人口基数很大,层次也很多,各种差距在不断扩大,包括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人的群体差距。而外国在衡量是否给予免签待遇时,因为担心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受到冲击,会考虑这个国家最贫穷群体的状况。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际法教授指出,一般西方发达国家在签证问题上对中国有两大顾虑:一是意识形态惧怕;二是对庞大的中国人口的顾虑。所以,免签的事情只能慢慢做起来。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和中国签订了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 有学者指出,争取免签就是在争国际上的地位。 比如,中国台湾地区便以免签为荣。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竞选连任造势活动中,就将台湾获得的免签国家数量作为政绩的一部分。他声称,在他任内,台湾获得的免签国家从54个增加到了124个。2011年12月22日,台湾更是获得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Visa Waiver Program, VWP)候选地区的提名。 2011年11月,香港特首曾荫权也表示,已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希望美方可以给予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入境安排及取消双重征税。目前,持有香港特区护照的公民,只有前往美国属土关岛或塞班岛可豁免签证,到美国其他地方旅游、留学或工作,都要申请非移民签证。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网站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全球已有143个国家及地区接受香港免签证安排。 当然,中国大陆要想获得西方国家的免签待遇,短期内暂无可能。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不少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已经逐步放宽对中国公民入境限制,特别是为吸引中国游客而作出一些特殊安排。比如欧洲大部分国家向中国游客开放了团体和个人游,在签证办理程序上简化了许多。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也在一个月前的一次公开场合表示,将以缩短等候时间、延长签证面试工作时间、增加签证官员、扩大工作空间,增添面试窗口、延长签证有效期限等措施应对日益增多的中国申请者。 但中国公民出入境相关政策,没有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相应调整。有人担心,如果允许中国公民自由出境到免签或落地签国家,可能会发生借道偷渡到他国的情况。 但事实是,偷渡都是在有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限制越严,偷渡越严重。对大部分公民来说,如果大陆的政策不调整,利用香港前往无需签证出境的第三国将是最现实的选择。

OhMyMedia | 新世纪周刊:电信战非洲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1月16日 依靠中国国有银行的强大信贷支持、价格战、中国式的吃苦耐劳和灵活多变,华为、中兴抢下非洲市场,但代价就在眼前 财新《新世纪》 特派记者 赵何娟 发自南非、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 记者 张宇哲 发自北京   “五年前我是家里惟一有手机的,现在全家,包括我两个孩子、老父亲全都用手机。”埃塞俄比亚国家电信公司(ETC,下称埃电信)纳惹若斯(Nazereth)区域负责人Getachew在他的办公桌前兴奋地说,“你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吗?中国,中国!” 与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同,埃塞俄比亚电信行业完全不开放,全国只有一家运营商,即埃电信, 所有电信投资都属政府投资。五年前,中兴通讯(000063.SZ,下称中兴)独家获得埃电信全网承建工程时,埃塞俄比亚只有50万-70万移动用户,约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截至2010年底,埃塞俄比亚所有网络都已基本实现商用,埃电信GSM网络容量五年内净增19倍;移动用户总数则达到1200万,增长了20倍。 埃塞俄比亚不是非洲惟一一个电信业爆炸式增长的国家。国际电信研究机构Informa Teleco的最新市场数据显示,非洲在2011年二季度超过了西欧市场,三季度超过了北美市场,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移动通信市场,仅次于亚太。 Informams&Media中东和非洲研究部负责人Mattew Reed在接受财新《新世纪》采访时预测说,非洲电信业的高增长还将持续,至2016年,移动用户数将超过10亿。这意味着未来三五年,非洲移动用户增长将接近翻番。 这并非偶然现象。英国《经济学人》在一篇报道中指出,过去十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十个国家有六个来自非洲,其中八年非洲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东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预测,2011年非洲的经济增长率为6%,2012年也将接近6%,基本和亚洲持平。《经济学人》分析认为,非洲增长的原因是人口红利、商品贸易的繁荣以及对新技术的追求。当前仍在蔓延的全球经济危机,似乎对非洲大陆毫无影响。 中国企业奔向非洲的淘金运动方兴未艾。其中,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国电信设备商在非洲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经过五六年的拼杀,华为公司已成为中东北非地区市场份额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取代了过去爱立信、西门子等西方运营商的地位;在南非,华为也占据第二的位置,仅次于爱立信。在电信最为开放的尼日利亚,华为和中兴几乎垄断了当地90%的市场份额。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几大市场,如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亚等国,中国企业都已明显超过其他传统欧美优势企业。很多人相信,未来的非洲电信市场,将是两家中国企业的天下。 2011年末,财新《新世纪》记者赴南非、埃塞俄比亚及、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采访。从采访来看,华为、中兴打下非洲市场,靠的是低价的产品、灵活优质的服务和坚持不懈的长期投入,但最关键的还是庞大的来自中国政策性银行和准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支持。多家非洲运营商管理层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银行能够提供财务融资支持,是其选择中国企业的首要原因。 自2004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有银行陆续向华为、中兴提供了巨额出口信贷。据公开资料统计,过去六年,仅国开行就为华为、中兴提供了高达450亿美元的出口贷款额度。这些年实际贷出多少?2010年年中,华为副总裁胡厚崑在公开信中称华为的客户共使用了国开行的100亿美元额度(约合700亿元人民币),2011年6月,华为负责对外事务的副总裁普拉默(Bill Plummer)披露,华为的客户从国开行实际贷出29.9亿美元(约合200亿元人民币)。 这些贷款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引起的争议就有多大。对于仍在贫困线挣扎的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而言,政府虽然有尽快发展电信业的强烈愿望,但依靠本国财政收入完成巨额的电信基础设施投资并不现实,携巨额资金而来的华为、中兴因此备受青睐。高财务杠杆支撑,加上自身强有力的执行能力,华为、中兴得以发动非洲电信市场的引擎。但这一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大也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抱怨,特别是在2009年国开行决定给华为300亿美元的出口贷款额度之后,批评者开始将中国企业的成功归结为中国政府财务支持的结果。2011年6月15日,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霍赫贝格(Fred Hochberg)就直言,华为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是它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300亿美元信贷额度的支持,这使得华为可以给顾客提供比竞争者更优厚的资费条件。 无论是出口买方贷款,还是出口卖方贷款,虽然帮助促成了华为、中兴在非洲的很多业务,但随之而来的偿付风险不容小视。这些贷款由中国的银行提供给购买华为、中兴设备的用户,而这些用户的支付能力最终取决于当地电信市场的实际增长。现在,这一风险正在相关银行和产业链上数以百计的中小企业间互相传递,讨债已成为华为、中兴分包商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零开始   五年之前的埃塞尔比亚,电信设备商们仍处于“春秋战国”的混战状态,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朗讯、中兴、华为等公司都悉数杀到,争夺的却是小得可怜的蛋糕——只有不到70万移动用户。“那时一张SIM卡在黑市可以炒到最高100美元,还不含通话费和15%的税,而且即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中兴通讯埃塞俄比亚分公司技术中心总监张金宝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固网安装就更为“金贵”。直到中兴的埃塞俄比亚项目第一期正式建成之前,整个国家能享受到固网宽带的用户只有约1400户,都是大客户、大企业;资费昂贵,比如申请512k宽带接入,初装费高达1.2万美元(以当时比尔兑美元汇率8:1 计算,合9万人民币左右——编者注),月租金3000美元(合2万元人民币)。更重要的是,申请人必须通过通信部长审批才能办理。 贵源于稀缺。2005年,渴望改变现状的埃塞俄比亚政府提出建设覆盖全国的骨干网、GSM、CDMA等计划,由埃电信(ETC)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网络供应商招标,包括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朗讯、华为、中兴在内的全球主要电信厂商都参与了投标。 埃电信最大的难题是没钱。埃塞俄比亚2006年与中兴签署框架协议时GDP仅为151亿美元左右,是非洲收入垫底的国家。同时,埃塞俄比亚严重缺乏外汇。三家中国厂商中兴、华为、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均在此次招标中入围,最终是获得国开行融资支持的中兴拔得头筹。 据埃塞俄比亚通信部多个部门负责人回忆,中兴当时能获得项目,除了对中兴实力本身有一定认可,其主要优越条件有三:国开行的优惠出口卖方信贷;价格足够低;愿意分享技术和培训大量本地通信人才。埃塞俄比亚最好的大学亚的斯亚贝巴大学长期没有通信专业,IT及电子政务司司长称,“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有自己的中兴或华为,就像中国一样,我认为这最多需十年。”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国开行为埃塞俄比亚项目提供了15亿美元卖方信贷,贷款根据三期项目进展分期执行,中兴与埃电信、国开行三方签署了长达13年的还款协议,属于中长期贷款,其中前三年免息。所谓卖方信贷,即由出口方银行直接向出口商(即卖方,此处为中兴)提供贷款,再由出口商与进口商(此处为埃电信)另外签署还款合同。 2006年11月8日,埃电信与中兴签署了独家供货商项目协议。整个项目由中兴为埃电信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分三期执行。执行过程犹如开荒。第一期工程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至2007年4月,第二阶段至2007年9月11日,后者也是埃塞俄比亚进入21世纪千禧新年之日(埃塞俄比亚历2000年1月1日),重点解决首都及周围13个城市紧急扩容,包括新建2259公里光缆,覆盖新增13个大城市,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千禧年计划”。 此外,埃电信与中兴之间还有基于上述一揽子设备供应和解决方案的“工程实施协议”,包括工程安装、土建、光缆工程等项目,2007年签署的这部分合同金额约合5亿美元。 第二阶段工程通常情况下至少需要一年半到两年,但为了按要求赶在千禧年前完成,从签合同到完成交付,中兴一共只用了五个月时间。埃塞俄比亚通信部通信司司长Balcha Reba 称,“中兴的建设速度和效率之高令人意外”。 中兴埃塞俄比亚公司总经理张延猛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时透露, 2006年前埃塞俄比亚电信发展缺乏统一规划,全球各大设备厂商都有参与,订单分配依赖关系。“谁关系好就给谁,今天给你,明天给他,换来换去,这也带来了质量的极不稳定以及发展缓慢。” 一切都是从零起步。“以前运营商一般都有规划,作为设备供应商,中兴只要按运营商意见做就行了,埃塞俄比亚整个国家都没有规划,我们只有从头做起。”当时负责整个项目的中兴通讯埃塞俄比亚分公司技术中心总监张金宝说。   争议“金融之手”   中兴仰仗国开行贷款获得的埃电信工程,是中国电信设备商进军非洲市场融资模式的缩影。这种模式在其它行业和其它国家都不鲜见,令人吃惊的是这一融资规模在近年的膨胀速度。 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委员、中非基金会董事长赵建平在2009年的一次大会上总结国开行对非业务时,强调要对华为与中兴的在非项目“重点支持”。2004年11月,国开行与华为签署了第一期高达1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当时刚从IT泡沫中走出的华为正实施战略转型,以非洲市场为切入点迅速抢滩海外。2005年,华为的海外收入首次超过了国内收入。 借助强大的金融支持,华为、中兴很快扩张到了非洲大部分国家。2006年1月20日,中国进出口银行为突尼斯国家电信公司提供了5000万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用于移动智能网络的投资,承担这一项目的正是华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也是突尼斯电信选择华为的重要条件,贷款主要用于采购华为的设备和工程服务等。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西方电信企业银根抽紧,融资能力更增添了中国电信设备商的竞争砝码。这一年华为的海外收入突破170亿美元,占收入总比达到75%的历史最高点。与此同时,来自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信贷支持也达到了新的高峰。2009年,华为与国开行第一期五年100亿美元的授信协议结束,新的五年信用额度提高到了300亿美元的规模。同年3月20日,国开行与中兴签署150亿美元《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主要也是为了满足购买中兴公司设备及相关技术服务的海外客户的融资需求。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中兴提供100亿美元的买方贷款额度。 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脚步。2010年12月,中兴获得尼日利亚国家公共安全通信系统项目4亿美元订单,随后,尼日利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9亿美元贷款协定。 据《国际融资》杂志报道,截至2010年1月底,国开行对华为和中兴的贷款承诺额分别达174亿美元和140亿美元,贷款余额占两家企业“走出去”项目融资额的68%和50%。 2011年1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云山访埃期间,专程视察了由中兴与埃电信合作建设的埃塞俄比亚全国通信网项目进展情况,称赞该项目是“中非企业合作的典范”。 然而,这一“合作典范”实际上遭遇了国内外诸多争议,争议的核心集中于这些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的出口贷款是否为有违公平竞争的“关系贷款”(Tied loans)。 华为、中兴的竞争对手阿尔卡特-朗讯的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总裁,阿道夫·赫尔南德斯(Adolfo Hernandez)曾公开抱怨,“出口信贷项目哪里都有,来自中国的出口信贷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的规模都很大。” 对于外界关于华为依靠政府资金赢得市场的批评,华为负责对外事务的副总裁普拉默(Bill Plummer) 在2011年年中向路透社回应称,从2005年至今,华为全球销售额超过1100亿美元,而实际从国开行客户信贷中获益的业务,仅占总业务额的很小一部分。普拉默透露,自2005年以来,华为客户共使用了国开行提供的42.5亿美元出口信贷,以支持全球范围内的35个项目。其中,实际贷出的数额仅有29.9亿美元。他因此表示,“300亿美元信贷额度推动华为全球发展的说法是根本不正确的。” “这(合作模式)对中埃企业可以说是好事,稳定及和谐的政府关系,本就是两国企业投资、交流和贸易的基础,却总有人觉得这背后有什么特殊目的。”中国驻埃大使馆经商处参赞钱兆刚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 在非洲几国的采访中,不少本地的运营商、电信企业和研究者都对财新《新世纪》记者提到,他们知道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中国企业正在得益于这一战略的支持,而电信业是核心投资领域。 “中国投资和北京的优惠政策大部分时候都受政府欢迎,非洲政府也迫切想要经济快速增长。但在普通人中间,中国投资并不那么受欢迎,像很多学院人士、非盈利组织、民间团体的人和商人,就批评他们对整个非洲大陆的社会和商业环境带来了巨大冲击。”南非Stellenbosch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道乌达(Daouda Cisse)说,中国投资使得本地市场的竞争加剧,很多本土企业因此倒闭。 道乌达认为,最近几年,中国公司已极大改变了西方电信公司和本地电信公司垄断的局面 。但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塞内加尔等国,很多ICT(IT、通信、电子等技术领域的统称)企业都对中兴、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抱怨有加。例如,肯尼亚的电信运营商就抱怨称,中国公司总是能赢得招标,主要是因为政府关系的干预,包括为了赢得政府性招标所采取的金融“渗透”。 中国电信设备商的海外竞标路径大致可概括为:先参与技术竞标,以进入运营商客户的“短名单 ”,继而参与具体项目的商务竞标。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价格,以及设备供应商能否提供相应的融资服务,即出口信贷。基于融资支撑的超低价格的终端产品和服务,造就了中国公司极强的夺标能力。 “最典型的就是来自中国政府给予中国企业的关系贷款。非洲国家政府或国有运营商,只有购买中国电信设备和服务,才能获得贷款。 随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强大,欧美金融危机影响,来自中方的贷款成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招牌’。”道乌达评价称。 南非运营商CELL-C开普敦项目经理Ted Zakrzewski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直言,金融融资渠道和协议,是中国企业的最大优势,也是运营商选择中国企业的第一因素。 这种贷款在欧洲市场已经遭遇严厉的审查。2010年1月,华为支付2700万欧元(约合3940万美元)与比利时公司Option就欧盟反倾销调查达成和解。 Option在控诉中援引,国开行2009年9月给华为授信300亿美元,但华为2009年的收入也不过220亿美元;国开行在2009年3月给了中兴150亿美元的授信,也超过了当年中兴88亿美元的收入。“这种形式的金融支持不可能在市场上取得。这些带有政策性的优惠,正是中国企业能够在价格上更胜一筹的重要原因。”Option称。 不过,中国的两家金融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及国开行)的国际业务部门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一致解释称,它们对华为和中兴的海外项目贷款利率,一般是按照国际定价方法即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libor)上下浮动,浮动比例视具体项目定,都是正常价格范围的竞争,同国内银行间贷款利率的竞争是一样的。 中国进出口银行国际业务部人士说,中国是WTO成员国,不允许有违反WTO公平竞争原则的行为,否则就会遭到欧美国家的申诉。欧盟贸易专员Karel De Gucht曾发表声明称,如果有一家欧盟公司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理由充足的控诉,则该委员会就会对中国的出口信贷政策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申诉。但截至目前,并没有产生一件成功的申诉案例。 各国均有政策性金融支持进出口贸易的例子。官方或半官方的出口信贷机构是各国开展国际贸易竞争的主要金融工具,比如,美国进出口银行、英国出口信贷担保局、日本开发银行等,他们大都通过买方信贷的方式提供优惠贷款支持本国出口商。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商业银行收紧贷款并提高风险意识而不愿开展出口融资业务,官方或半官方的出口信贷机构更显活跃。比如,在2011财年,美国进出口银行在中国业务的新融资授权额度增加了5.68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36%,主要就用于对中国出口的融资服务。“这和国开行贷款支持印度运营商采购华为产品,有什么不同?”一位中资银行人士辩解称。 “信贷额度都是虚的,主要看发放的实际信贷,这一点国外并不了解。”中行国际结算部一位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中兴、华为也是中行十几年的老客户。在他看来,国外的质疑是没有道理的。“以前中国企业买外国产品,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国外也都提供很多优惠买方信贷,价格很便宜;还是因为国外的产品没竞争力,性价比不高,所以找理由指责中国。”不过,他亦坦言,在海外业务方面,中行的确没有进出口银行和国开行有优势,因为中行是上市银行,对利润要求高;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都不是上市银行,对利润要求不高,特别是属于政策性银行的进出口银行,“这两家机构历史上就负有国家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任务,和商业银行分工不同。” 对于这类贷款的性质,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曾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时有过解释。李若谷认为,进出口银行对非洲的很多项目贷款,既非优惠的政策性贷款也非商业性贷款。如有的非洲国家,进出口银行给其提供的贷款并非优惠贷款,是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在libor基础上上浮200个基点、300个基点。“这算不算商业性业务?当然不算!因为外国商业银行根本不给它贷款。如果它自己发债,可能需要在libor基础上上浮1500个基点。而且这种项目往往没有进入市场的资格,根本发不了债。” “政治”因素又进一步放大了对于融资的争议 。中兴、华为都有专门的军用“专网”部门与非洲多国政府合作。接近华为的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华为确实承担了埃及等国的军网建设。华为在伊朗的发展则更具争议,《华尔街日报》曾批评其为政府提供手机定位追踪。伊朗的联合反对核子伊朗组织(United Against Nuclear Iran)也曾指责华为“帮助这个非法发展核武器计划并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加强和巩固其政权”。2011年12月,华为主动宣布限制在伊朗的业务。 来自国有政策性银行或前政策性银行的融资帮助华为撬开了非洲市场,但当华为转战美国时,这却变成了华为有“政治和军事目的”的例证,使其至今迟迟难以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狼”来了   仅仅是金融支持并不能保证中国电信设备商在非洲一帆风顺。非洲这个令人充满想像的大市场,相比美国、欧洲等成熟市场,规则并不完善,这给了华为、中兴的“狼性”淋漓尽致发挥的空间。 “从最早的贝尔交换机到贝尔实验室,中国企业已经过了崇拜、景仰西方先进电信技术的阶段,开始有了自己在国际上的一席之地。”中兴南非公司董事长蒋云洁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中国企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进入非洲,但直到2005年后才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华为和中兴彻底打破了之前爱立信、诺西、朗讯等在非洲的布局,除了融资优势之外,与所有传统竞争方式一样,价格仍旧是中国企业最大的核心竞争力。 华为最早祭出了低价战略,其报价一般比爱立信、诺西低至少5%-15%;比华为晚两三年来到非洲的中兴进来后,进一步把降价幅度打到30%-40%。“在大的运营商中,爱立信、华为已经形成某种意义的价格联盟,中兴进入,又打破价格联盟,形成了新的市场格局。” 中兴南非二处负责人范虎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一家中国企业的终端销售经理说,“有时候,我明知道我们不可能中标,但是也要报出低价去让对手难受一下。” 财新《新世纪》记者在非洲各地听到的几则轶事,可以佐证非洲市场竞争的狂野。 一家中国企业的客户经理陪同客户准备参加展会,客户突然被拉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车,客户经理想要跟上车,却被踹倒在地,眼看客户和小车扬长而去; 一家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因为被竞争对手在非洲某国挖走太多人才,直接把对方的人力资源主管绑架揍了一顿; 中兴南非二处的负责人范虎回忆说,有一次碰到有人直接要从他们的车上抢走客户,他逼急了大吼一声,“谁再敢动,老子把他给干了。”范虎身高近1.8米,又高又壮。 中国电信设备商就此打下大片江山。在南非,前三大运营商Vodacom、MTN和CELL-C的采购中,中国电信设备商已占据大半市场份额 。华为是Vodacom和MTN仅次于爱立信的第二大供应商。华为南非负责人对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其在Vodacom的无线份额已基本与爱立信齐平。中兴则在Cell-C中占有近80%份额,几乎取代了原有的供应商诺西。 华为、中兴不仅在基础设备领域大展拳脚。 道乌达说,华为和中兴都是电信设备制造商,但其在非洲无处不在。除了电信设备,他们还是网络供应商、终端供应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等。 以手机终端为例,据非洲移动通讯咨询机构Mobilethink Analytice 调查,中国手机已占据非洲运营商市场的25%,仅次于诺基亚,位列第二位。中兴和华为几乎垄断全球数据卡市场,两者采购量大致各占一半,在非洲也不例外。 “如果说在电信设备领域,中兴、华为的最大竞争对手还是诺西、爱立信、朗讯等欧美厂商,那么他们无孔不入的竞争,则受到很多本地公司排斥与抵制。”道乌达说。 令中国企业尴尬的是,Mobilethink的研究还发现,无效的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IMEI)给非洲电信运营商带来了严重问题,这与来自中国的低价“山寨机”有关,至少三分之一的中国手机设备的IMEI无效。 IMEI与每台手机一一对应,具有惟一性。没有IMEI的手机一般只能打电话、发短信,不能上网。中国国内有很多手机没有IMEI,多被称为“山寨机”。 “我们甚至发现有一个运营商的网络中,12%的移动设备都使用无效IMEI。随着手机数量的巨增,这个问题将日益增加。预计到2013年,该运营商网内移动设备将有15%识别码是无效的。”Mobilethink的研究称。 运营商不得不花费额外的投入,敦促客户更换移动设备,以便应用能产生更多收益的移动数据业务,毕竟移动互联网数据业务已成运营商新的增长点。 除了和国际同行激烈角逐,同时跻身非洲市场第一阵营的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资公司之间的竞争更为惨烈。埃电信通信部私营企业处负责人Birtukan Girnna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形容,“在非洲,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兴与华为的竞争。” “中兴是华为的头号敌人”“掐死同行比打败老外更重要”“中兴与华为同质化高,互补性低,难以合作”,一份华为参与的市场分析报告里如此描述。 “未来非洲市场会是两家中国公司加一家西方公司,即爱立信、华为和中兴,诺西下滑趋势明显;也有人认为可能华为与中兴最后只会剩下一家,而另外两家是欧洲厂商,但我坚持前者。因为运营商首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存活,他们也面临价格和用户覆盖率的竞争,而很多西方公司不愿意去的边远地区,中国企业却愿意去并能够做得好。”南非CELL-C主管工程运营的副总裁Dennis Abella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多位运营商高层的认同。 非洲跨国运营商MTN的战略已很明确,就是“2+1”,即两个中方公司,1个西方公司,爱立信的地位仍无法动摇,诺西、阿朗则下滑趋势明显。 曾在华为和中兴都工作过的一名南非籍供应商高管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他认为未来三年将是决定性的三年。“中兴一定能超过诺西,华为超过爱立信也在咫尺之遥,未来五年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 在财新《新世纪》记者所到的国家,两家中国企业的激烈争夺都是当地运营商们津津乐道之事。南非Stellenbosch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道乌达认为,定制化服务和低价竞争是中国企业的主要竞争策略,两家中国企业的竞争策略同质化,有如近身肉搏。 华为看上去比中兴更早意识到竞争重点。“中兴还在关注政府关系时,华为已经主攻MTN这样大的跨国运营商,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中兴南非一位高层坦言,“价格谈判时,最关键的是判断,判断错了就会出局,客户就把单子给华为了。” 尼日利亚是华为与中兴竞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中国驻尼大使馆经商处曾劝阻中兴与华为坐下来好好谈谈,怎么一起对抗西方厂商。中国机电商会更不得不组织两家企业座谈,并设定了一个规则:两家企业只要谁被抓住了恶性竞争,就会被扣分;满分12分,分数扣完了,机电商会就取消企业参与海外市场的竞标资格,这个打分还会影响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资质。 眼下,埃电信正在进行第四期招标。对于钱兆刚参赞而言,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中兴与华为协商,“双方千万别打价格战”。   惨烈生态链   非洲有着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电信业运营体制。中国运营商一般只采购设备,基站等工程建设都靠自己,自己做不了的才会对外招标;而非洲运营商并不寻找单纯的设备厂商,往往还将铁塔、基站、土建等整个工程实施环节一并打包招标 。 “越穷的地方,供应商需要包办的事情越多。”中兴埃塞俄比亚公司阿瓦撒区域总工程师陈桥芳说。但很多包办的项目并非中兴、华为擅长,他们多与中通服等其他分包企业合作。围绕在华为、中兴身边的各种分包商多达上百家,数千人。在非洲电信市场,中资公司构成了一条以华为、中兴为核心,分包商为底层的生态链。 接近尼日利亚使馆的人员透露,中资公司在当地水、电、路的竞争同样激烈。“在尼日利亚,中字头的水、土建等工程公司为了完成指标和任务互相内斗,拼命抢单,可用惨烈来形容。” 一位来自江苏的分包商称,在非洲越偏远的地方,越容易遇到中国人,一问都是干通信的。一个供应商区域经理下面三四十人的团队,有一半以上来自分包商。 中兴埃塞俄比亚公司总经理张延猛对记者说,埃塞俄比亚的地形复杂,基础设施建设极度滞后,导致施工难度很大,工期又紧张,本来需要五到七年建完的工程要求两到三年完成。“所有人始终处于冲刺状态,很多一线的工程人员,动用过直升飞机上山,也骑过驴上山,还在国防部军队持枪保护下施工。” “雨季的时候,路不通。几十吨重的铁塔,都只能靠人扛、驴驮。在北部做光缆铺设,常出交通事故。刚做好,水泥车翻了。这些难度大的基础工作,很多只能靠分包商去做。”张延猛说。 分包商有的是直接分包,有的则是中兴或华为从分包商处租赁国内工程师、督导,有的则是相关设备转包。对分包商的管理是个难题。 以埃塞俄比亚项目为例,为了按期完成任务,中兴对分包商进行竞标管理。每一两年,分包商就要进行一次认证,没有通信资格认证不能干。有通信资质也必须定期更换。光施工就有五六家分包商。最底层的分包商压力最大。 在埃塞俄比亚德赛地区,有一个太阳能分包企业的员工负责做基础装备安装和调试。由于施工地区偏远,他自带干粮,在工地上一住三个月,“弹尽粮绝”,三个月后,德赛地区总部派施工队过来,同时送来一批方便面,这个员工抱着方便面大哭起来,犹如冯小刚电影《甲方乙方》中那个在乡下苦守的城里人。埃塞俄比亚的第三期工程中,几乎全是这样的边远地区。 分包商又常因不了解当地情况而蒙受损失。一家深圳分包商曾因雇佣一本地代理,结果付了10万美元后,代理拿着钱就跑了。 分包商常依附于中兴、华为这样的大企业,没有自主独立性。被租用的分包商员工,虽与设备供应商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团队,却无法享受同样的福利。 据张延猛透露,整个埃塞俄比亚国家电信与中兴合作的三期项目期间,为完成项目,有大约20多名中方人员因公殉职,加上埃电信方,殉职人员达四五十名,其中中方殉职人员主要来自分包商。对去世的员工,中兴按照公司的赔偿规定进行了赔付和安抚。 中兴、华为及其分包商的员工越来越呈年轻化趋势,平均年龄不到30岁,80%以上为80后。华为、中兴的高速扩张,并不与其自身财力和人力匹配,财力靠国有银行的出口贷款可暂时解决,人力却非一时之功。华为、中兴近年来也在国内各大高校大打人才战 。 财新《新世纪》记者在非洲遇到的最年轻的从业者徐优军,出生于1991年,是一家来自陕西的分包商负责微波调试的工程师,他在实习阶段就被外派。中国公司看中的正是他们的激情、冲劲和无负担。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中兴、华为的海外人才培养路径,往往是先派往非洲锻炼几年,再从非洲转往欧美。 “我没有想到他们都这么年轻,像孩子一样,我们之前打交道的项目经理都有40岁左右了,而中国企业的项目经理才20多岁。”Cell-c开普敦项目总监说。他认为,中国企业都很年轻,而惟一不能用钱买的东西,就是从年轻变成熟的过程,买不到的是经验 。 CELL-c多位管理者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都明确提到中国企业在语言沟通上的障碍,虽然中国人足够勤奋,但其国际电信人才的成长速度,仍难以跟上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扩张速度。   风险在眼前   “我今天早上出门踩了一坨狗屎,我实在太开心了。”小文抖着脚,得意地展示他今天的“好运”。小文是江苏一家电信设计院的新人,他所在的公司主要面向中兴和华为,在非洲承接分包工程。 小文刚来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不到一星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找中兴讨债,顺便寻找新的分包项目。连碰了几天钉子后,他寄望于今天踩了狗屎后能交上好运。 最近,单位领导听说中兴总部给埃塞俄比亚分公司拨来了25亿元支持款,赶紧将小文派过来,但他们也只是中兴诸多债主中的一家,债主们少的被欠了几十万,多的上千万。他已被告知,中兴可能得先偿还大债主,还顾不上他们这些小债主,因为这些支持款还远远不够中兴支付欠款。 由于中兴在与埃电信的合作中收款进展不顺,中兴的分包商已经尝尽苦头。项目已经实施,但收款进度却远比合同约定的慢很多。埃塞俄比亚实在太穷了,分公司不得不向中兴深圳总部求援。 与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中兴利用的是中国政策性银行和正向商业银行转型的国开行的“出口贷款”帮助埃电信进行融资,且在埃电信要求下,他们选择的是风险更高的“出口卖方贷款”。 出口贷款分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两者都是由出口银行提供信贷,为进口商(即中资企业的外方客户)提供融资便利,从而支持出口商扩展国际市场。区别在于,卖方信贷要由出口商与贷款客户另外签署还款合同。这样出口商需要承担所有贷款的中间费用及风险。而买方信贷则由出口银行直接贷款给进口商(即设备或服务购买方),或者进口方银行。这样还款主体为买方,卖方或进口方银行一般承担相关连带责任及担保。两者风险都比较高,但卖方信贷较买方信贷更高。 据少量参与了中兴埃塞俄比亚项目的南非标准银行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埃塞俄比亚项目的风险确实很大,他们在其中只做了两三千万美元的预付款贷款。卖方贷款具体怎么风险定价,还要看贷款结构。 据中行人士介绍,国际上95%以上都是买方信贷。由于卖方信贷要求出口商来还款,风险更高,因此先进入非洲的华为很少做卖方信贷。而后进者中兴不畏风险。 五年前,比华为晚到一步的中兴,即凭借风险更高的卖方信贷争取到了埃塞俄比亚全网独家承建的资格,但执行状况远比预期复杂和艰辛。 由于埃塞俄比亚的外汇储备不足,在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要求下,中兴与埃电信的工程实施合同按照本地货币签署,可是从2007年至今,埃塞俄比亚本地货币兑美元汇率从8:1降到18:1,导致中兴现金流和利润受到了很大影响。与埃电信结款不顺利,进一步影响了中兴与产业链上其他分包商的结账。 “我们的分包合同有的按美元签,固定汇率、货币贬值原则上不会影响我们,但是中兴受到了影响,所以它肯定不会按原有方案付款给我们。为了后续合作,我们也不敢强求,只能协调。”一家承接中兴工程的分包商表示。 中兴埃塞俄比亚公司总经理张延猛坦承,中兴现在比埃电信更关注网络质量、用户AUPR值和覆盖率,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埃电信的还款能力,从而影响到中兴的营收及还贷能力。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根据协议,埃电信项目由国开行提供的15亿美元卖方信贷属于中长期贷款,前三年免息。但四年过去,埃电信返还的本金大概只有1亿多美元。对此,张延猛表示,“还款信用还算不错,比预想的要好一点,给埃塞俄比亚创造的外汇收入也有增加。但是,作为卖方信贷,所有的风险都由中兴来承担,压力当然是有的。” “现在不要看利润,我们主要看未来的成长性,中国企业也不要想到埃塞俄比亚来赚快钱,因为我们是穷国。”通信部负责IT产业的电子政务司司长Mesfin Belachew坦言。 现在,埃塞俄比亚已遇到市场瓶颈,中兴在埃塞俄比亚的巨额出口贷款的还款风险就在眼前。 2008年,审计署曾对国开行对华为所作的“应收账款转为贷款”风险做过提示。《第一财经日报》曾引述这份审计报告称,“对于华为公司来说,采用‘应收账款转让’的方式融资,虽然从银行获得了融资(即使其仍然承担坏账回购风险),但它在报表上不体现为债务,而是销售收入。这样做,一方面增加了现金资产,另一方面减少了负债,实际上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根据华为财务报告,2006年其资产负债率为66%。如果不是采取“应收账款转让”方式,华为的资产负债率必然更高。资产负债率的降低,又有利于其通过“信用贷款”方式,从其他银行再次获得融资。 “但这会给银行带来风险,首先,对贷款企业的信用风险依赖较大,信贷合同本身的信用保证不足。其中,最直接的风险来自还款人,即还款人无还款能力或者原有的还款能力劣变,致使贷款银行部分或全部贷款无法获得清偿。”上述审计署报告称。 前述南非标准银行人士则认为,应收账款转让贷款等类似业务是可以做,但风险水平要视具体的贷款结构,比如有无担保、有没有中信保的保险等。 由于通信投资涉及到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投入,需要大量资金,在电信产业领域的“出口贷款”,尤其是由出口卖方提供的买方贷款并不罕见,在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就更为普遍,爱立信也曾通过瑞典出口金融企业提供过大量出口贷款。但中国企业的融资近年来之所以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一是因为贷款规模急剧攀升,2009年后国开行对中兴、华为的授信额度达到创纪录的450亿美元,与之伴随的正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大规模扩张;二是相对于华为、中兴在非洲的高风险低价扩张,这些贷款资金并没有足够的风险补偿,企业是否拿得过于便宜? 当然,国开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并非上市公司,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对于这些贷款项目的考量自有其准则。而对华为和中兴而言,与当前收益相比,他们更看重的或许是非洲市场的未来。但这个未来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是盈利。AdaptiveMobile首席运营官Gareth Maclachla认为,非洲市场还在走向成熟,对移动运营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继续在游戏中保持领头羊的位置。非洲运营商语音通信的ARPU值不断下降,运营商不得不降价,这更挤压了运营商的利润空间。 非洲大多数国家电信实行开放政策,南非有五家运营商,尼日利亚有十几家。坦桑尼亚只有4000万人口,却有八家运营商,有的投资者拿到牌照想卖却卖不掉,很多运营商已经暴露出了支付风险,严重威胁着供应商的营收。 蒋云洁分析认为,目前非洲大部分地区2G市场已经饱和,3G还不成熟,现在正处于通信市场的调整期。具备价格优势的中国电信设备商因此成了受益者,但长远来看,必然会受到市场增长的制约。 最近几年非洲市场的爆发性增长,主要来源于新建网络工程的市场机会,下一阶段,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以及运营商的成本考虑,将会更多采用共建共享和远程基站等模式,这意味着整体施工工程的需求会急剧下降。 “在非洲近几年的发展中,供应商的纯设备利润估计只占30%左右,70%是整体工程实施带来的利润,但这种需求在下一阶段将明显萎缩。”蒋云洁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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