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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枪指挥党:中国军部出书为政改献议 政治法治借鉴新加坡模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今年3月出版的《新加坡发展之路》,是中国近年少有的对新加坡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优势进行系统化分析,同时借鉴新加坡经验,针对中国各方面的改革提出具体建议的带官方色彩刊物。《联合早报》上个月 20日独家报道了此书的出版,这里进一步深入探讨书中提出关于政治和法治两个最重要领域的具体建议。《新加坡发展之路》由国防大学课题组撰写,课题组组长由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亲自担任。经过两年的酝酿,课题报告在2013年之前完成,正好赶上为刚上台的中共领导层献策的时间点。报告被提交到中共高层进行内部流传。时隔三年,今年3月,《新加坡发展之路》获出版成书。受访学者表示,这释放出两个信号:一、这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来推行的改革是有方向的;二、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2015年大选取得比上一届2011年大选多约10%的得票率,重燃了中国对行动党长期执政之道的兴趣。还有一种解读是,这可见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依然对中国有借鉴的价值。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去年3月23日去世,当时有舆论讨论,这位观点受中国历代领导人尊敬的新加坡政治家走后,新中关系会否退化?借鉴新加坡模式的新书隔年问世,意味着李光耀留给新加坡的制度和价值观,依然被重视。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到新加坡参加第三届新中社会治理高层论坛。这是两国每两年轮流举行一次,供两国官员交流治理经验的论坛。新中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也自今年1月正式启动与推进。新加坡最有借鉴价值的是什么呢?受访新加坡学者认为,是新加坡的优质民主政治体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中共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维护中共统治地位,为此它可以用强权的手法,通过控制打压反对者,但在目前社会越来越复杂、多样化和国际化的环境中,使用强权手腕的效率有限,对中国国际名声的破坏却很大。郭良平认为,执政党确保长期执政的另一做法,是把执政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通过执政党的执政,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行动党就是做到了这点,所以在每次选举中都可以是老大。”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受访时也同意,对中国而言,新加坡最具参考意义的是政治体制。陈抗也是学院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项目主任,负责为中国官员安排短期培训。虽然出身为经济学者,他经常与中国学员讨论的却不是经济课题,因为“中国发展的瓶颈,主要在政治体制和结构上”。他举一个新加坡政治体制可供中国参考的例子:新加坡由于地方小,只有一级政府,上下委托代理的关系很简单,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少。也因为地方小,所以新加坡领导人的利益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辈子为国家的发展而打拼,没有在一个地方当了市长后被调到另一个地方当省长的机会,这使到他们往往用长远的眼光,专注地为他们所耕耘的新加坡思考,而不会只做短期打算或表面功夫。学者:中国可尝试进行分权并建立奖惩机制陈抗建议,中国可以尝试进行分权,让与新加坡规模类似的中国城市的政府,掌握地方发展的主要权力;然后建立奖惩机制,使市主要领导人的自身利益与地方的长期利益挂钩,同时避免频繁的干部调动,杜绝“流寇”思想;最后在市一级引进公正的民主选举,对主要领导人进行有效的约束,把“一把手”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新加坡发展之路》的主调是推进民主政治。作者在书中不只一处引述邓小平1987年在香港的谈话——“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作者写道,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未来在经济、社会和法治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应考虑推动全国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并且实行人大代表常任制和全国人大会期制度,换言之,人大更重复地发挥国会的作用,不再是一年只开会十来天。作者指出,行动党很好地做到了在国会保留优势政治地位的同时推进民主。“汲取其经验,总结自己的得失,我们就能够推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体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能够在21世纪中叶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民主普选的伟大目标。”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受访时说,不用等到50年后,中国现在可以做的,是在目前行政村选举的基础上,先让乡镇、县两级也进行选举。新加坡被誉为新“优质民主”国家《新加坡发展之路》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评价是:新加坡是“一党长期执政、多党并存”的政治体制,良性发展的党政、党群关系,日益成熟的议会民主竞选制度,为国家的持续发展、持久繁荣奠定了政治基础。新加坡因此被誉为是新的“优质民主”的国家。作者判断,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并非来源于反殖民地斗争的历史功劳,而是来源于每五年一次议会选举的人民授权,人民对该党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执政能力的不断肯定”。在中国,抗日剧、国共战争剧泛滥。有舆论批评,中共过于依赖建国前后的革命和抗日的功绩,来巩固其执政的合法性,以弥补其他方面执政能力的不足。《新加坡发展之路》也介绍了行动党如何对政治制度进行巧妙设计,以确保政治优势。执政党实质上掌控选举制度的制定权,例如能以对执政党有利的方式进行选区划分。另一例子是,新加坡唯一的全国性基层组织、人民协会虽然名义上不参与党政,但由于资金来自政府拨款,人协主席由总理担任,地方基层领袖由执政党的当选议员或败选候选人领导,因此人协实质上并不独立于执政党,也对执政党的持续执政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不过,随着新加坡年轻选民对民主政治意识和公平政治竞争的要求更加强烈,行动党开始对政治制度做出一些表面上看似不利于执政党政治优势的调整。例如,允许落选但得票率居前的反对党候选人以非选区议员身份进入国会,也让来自社会不同特定群体的专业人士以官委议员身份,进入国会参与政策辩论。这些调整虽然稍微降低了执政党议员在国会里的比例,但却因为满足了部分选民对政治多元的渴望,降低了选民把票投给反对党的动力,以致执政党能长期掌握国会的绝大多数议席。综合该书对于新加坡民主政治的主要看法,作者认为,行动党的长期执政靠的是一套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的组合拳。新加坡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平衡发展,让选民在竞争性民主选举中,心甘情愿把票投给行动党。新加坡政府“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把经济发展所得的财政收入,用来协助人民解决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民生问题。在一个中产阶级占比七成、最富有阶层占比一成,下层民众占比两成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民众利益与政府政策一致,民众的政治诉求也因此相对合理。中国正在推行的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经常强调的“获得感”,反映中共明白让百姓感受到国家经济发展好处的重要性。中国应加大犯罪惩戒力度《新加坡发展之路》全书229页厚,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发展、法治建设、执政党执政、廉政建设、社会主流价值培育、社会发展、教育体系建设、族群治理,以及社区建设这10方面的经验与对中国的启示,做了详尽的分析。书中多处反复强调法治对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为此书提供参考资料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告诉《联合早报》:“执政党自身必须一丝不苟地实行法治,并要认识到,法治和司法独立对它是有好处的,不妨碍一党执政。”该书作者写到,行动党守法的好处是,提高党和政府的规范水平,使经济活动在法律框架内标准化运作,也使人民增强对政府的信任。作者也提出,只有在多党政治下才可实现“三权分立”的说法,是一种不必要的思想禁锢。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只要主导了制定法律的过程,使得法律根据执政党的意志来制定,就没有理由不通过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来执行这些法律。作者建议,中国应做到领导人、执政党和政府都严格守法;中国应降低犯罪门槛并加大惩戒力度,应使腐败的成本高于腐败收益。作者也建议通过“民告官”典型案例的宣传,鼓励民众对政府行为进行法律监督;与此同时,疏通政府与民众沟通与联系的渠道,让民众在动用法律之前能充分反映意见和问题;还有就是先通过立法规定媒体不许与政府对抗的底线,然后放开媒体对政府进行监督。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2014年)提出依法治国的目标,之后有关“依法治国”的政策和指导原则频频推出,不过违反法治的事故也还是频频发生。《新加坡发展之路》作者写道:“假如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恰当方式,假以时日,在中国完全能够建立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王江雨评价中国法治精神建设时说:“表面上似乎做得很多,但骨子里,我相信中国的领导层还没有改变党大于法、人大于法的观念。”新加坡政治体制给中国的重要启示:●不要前苏联的剧烈政治变革,要新加坡在平稳中推行的民主●加强党集中统一政治权力●推动专业行政权力下放和司法权力有限独立●扩大党内民主,提高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政治参与度●塑造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七八成的社会结构●党和领导人应在法治上以身作则●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设立法律顾问●在司法不脱离党的领导前提下,给予司法机构有限的独立—军方出书讨论政治,很讽刺新加坡是非常恶劣的制度。打算父传子?干脆学朝鲜多好? 这都军人干政了还好意思说日本军国主义复苏。李家坡15到30年内会有大变 你们可以看看人口结构 自然有答案。你国军部暴走指日可待看到最后还是君君臣臣那套军人居然干预政治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军队献计恢复鞭刑,谁不顺眼直接两鞭子,也不用拘留所了这么个学法,直接学秦始皇多好,反正民主自由的邪路肯定不学新加坡是城市国家啊。做大型软件开发的要借鉴独立作坊软件开发者的成功经验?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张铁志:新加坡模式的黑暗秘密

几年前,在新加坡一个高级商场角落的咖啡厅,我访问新加坡的知名异议人士徐顺全。他在1992年成为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他多次参与选举挑战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没有选上,他也多次挑战法律举办游行。2001年,他因为批评李光耀和总理吴作栋,被告诽谤,几年后被法院判定必须赔偿台币一千万左右。2006年,他因为“无准证演讲”被判有罪,他拒绝缴罚款而选择入狱五周。也在那一年,他被法院宣告破产,无法参与之后的选举,也不能出国。他的小孩在身边快乐地玩着,光鲜亮丽的商场中的行人开心地购物着。他们不会注意到,在这个角落坐着一个新加坡的黑暗故事,这些在全世界都很少被诉说的新加坡故事。​李光耀过世,各种对他巨人、传奇的头衔不断在空中飘扬,新加坡的奇迹故事又不断地被诉说。李光耀确实创造了一个世界历史上的奇迹国家,一个奇异的政治经济体。这个国家从官僚到马路都干净整洁,政府对人民的“微控制”与高度现代化的背景,常常让人想起某种科幻电影。李光耀自己骄傲地认为,当然也有很多人相信,新加坡的模式是成功的,甚至是被人民广泛接受的──新加坡人民和政府有着这么一种社会契约,他们让渡某些自由(不论是政治自由或是吃口香糖的自由)来换取一个高度发展的美好社会。这个社会契约表现在人民行动党一直在竞争性选举中获得选民支持。即使不少批评者批评新加坡模式或者李光耀主张的亚洲价值,但这些批评常常预设了新加坡人真的对此种发展模式有共识。但新加坡人真的都接受、认可这个“新加坡模式”吗?这恐怕是世界对新加坡的重大误解。回顾二次战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南韩是全世界最快速经济成长的经济体,而被称为东亚四小龙。八十年代,台湾和南韩开始民主化,香港和新加坡却仍然维持威权体制。此后这两个地方经济依然成长,然而,他们也恰好是全世界已发展经济体中最贫富不均的两个地方。这是意外的巧合吗?众人常说新加坡发展多好,李光耀也说他最重视人民的生活与福祉,但新加坡的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长期维持在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之上,并已从2001年的0.454上升至2012年的0.478;在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更是不断恶化。2013年,一个新组织“新加坡人对抗贫穷”(Singaporean Against Poverty)成立呼吁新加坡人重视他们的贫穷问题。他们说:“我们要大家思考新加坡的穷人。他们是谁?为什么他们要过那样的生活?他们如何生存?我们希望展开一场对话。”问题是,这个对话为何在过去无法展开?民主体制在理论上会比独裁体制平等,因为劳工可以透过组织,透过抗争,透过选票,去影响制度与政策(虽然现实上金权政治往往抑制了这个劳工行动的可能),但在新加坡的威权体制却让体制的受害者无法表达他们的声音,而李光耀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也不可能主动去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这涉及到新加坡模式一个最不被人理解的祕密:就是长期来都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体制不满,甚至已经表现在选票上,但是因为制度的扭曲,让这些选票无效。(时代杂志在关于李光耀的讣闻说,人民行动党长期大胜,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执政成绩,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掌握大多数资源──但这完全忽视有许多新加坡人其实是不满的,只是因为下文的制度性原因无法表达。这是对新加坡很普遍的不理解。)事实上,从1980年代以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拿到的选票比例都是三分之二左右,或者说有三分之一的民众是不满的,但由于选举制度的不公平性,人民行动党的席次都超过九成。如1984年,反对党新加坡民主党和工人党拿到超过百分之三十的选票,却只获得国会79个席次中的两席。且由于此次选举对人民行动党的警讯,他们更修改选举法律,增加“集选区”,让反对党更难选。1991年人民行动党得票再创新低,拿到 60.97%.的选票,却囊括81席次中的77席。2006年大选,他们获得66%的选票,拿到84个总席次的82席。最近一次大选,2011年,人民行动党获得五十年来最低的得票──但即使它们只获得60%的选票,却仍赢得87议席中的81席,但这个席次已经是反对党历史性的胜利。一个国家有三到四成的人长期对执政党不满,很难说这个国家是接受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统治方式或者和人民之间的契约。更何况,这三成多不满的选票是反对党和媒体自由都受到严重打压的前提下;没有有力的反对党和媒体,自然很难进行有效的社会组织与动员。徐顺全最了解这个,因为他付出了很高代价,而他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受害者。更严重的是,新加坡仍保留殖民政府的国家安全法,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自由 。在2011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遭到历史性的挫败,部分原因是因为社交媒体的来临让反对者有新的动员与传播渠道,执政党也表示他们听到了这些反对声音。只是,当李光耀过世后,政府决定将原来唯一合法的示威地点“芳林公园”改成悼念地点,而禁止任何示威行动时,这只说明新加坡的模式的虚假与脆弱。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 观点标签: 体制, 新加坡

何清涟:漫谈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辞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轮对“新加坡模式”的口诛笔伐。很少有人关注到:新加坡早就否认“新加坡模式”的存在。最近一次否定是今年2月,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等在美国华府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中说:“根本没有所谓‘新加坡模式’,新加坡许多政策都是李光耀及他的团队因时制宜一路创造出来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务实的治国理念已深植制度之中”。中国践履“新加坡经验”引发的爱与恨自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归来之后,新加坡这个曾被中国官媒体称之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城市国家,转而被誉为公共住屋、花园城市及旅游业的典范。邓小平一直对新加坡经验情有独钟,对其发展经济及管理经验的借鉴和学习始终未有间断。诸多改革的重要举措,比如最开始建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特区,与外资合资合作等等,都与学习新加坡经验有关。到后来,中国官方将“新加坡模式”概括为“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认为这是一党独大的威权政体成功引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典范。一直为中国培训官员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被称为中国“海外党校”。放眼世界,新加坡是中国官方唯一公开声称需要学习的国家。出于对专制的痛恨,加上新加坡的媒体管制严苛在亚洲仅次于北韩与中国,在全世界四大华人为主的国家与地区当中,新加坡以“有民主无自由”著称,而且其民主还被批评为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选举游戏,当新加坡被中共奉为学习楷模后,已有中国人将新加坡骂为“世界上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猪圈”。也许是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痛恨“新加坡模式”有所了解,新加坡开始否定“新加坡模式”的存在。2013年3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中国媒体人赵灵敏的评论《中国学不了新加坡》,其中有段著名的话:“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都是建立在一个臆想的新加坡之上。而那个既没有政治竞争又廉洁高效的新加坡,事实上并不存在。”新加坡出口导向型经验在中国的实践再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0多年,任内创造了经济奇迹。他取得如此经济成就,是依靠他本人与其团队的务实精神,根据本国的环境条件,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了适当的经济政策,配合社会保障政策,成功推动了经济发展。建国之初的60年代,新加坡以港口、化工等为主;70-80年代建立了完备基础设施,以出口导向型的电子行业及配套的金融服务和旅游业完成了经济起飞;当四小龙中的其他三小龙相继衰落时,新加坡另找他途,迅速以IT产业赶上历史潮流。当技术优势不再、新加坡看准了各国富人有避税的需要,制订了相应的资本政策,吸引各国富人定居新加坡,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税;二是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自2008年2月开始新加坡不再征收遗产税;三是制订相关的银行保密法,保障富人的权益。这套制度利差政策让新加坡成了世界富豪云集之地,例如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爱德华·多萨维林,出生于中国的影星巩俐等人。《2012亚太财富报告》称,亚洲的“流动富豪”(一半时间在国外度过的富豪)中有近1/3的人首选新加坡作为海外定居地。邓小平对李光耀颇为心仪,学习新加坡经济起飞的经验,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邓辞世之后,中国成为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并辉煌了十年。与新加坡不同的是,新加坡在经济起飞之际建成了花园城市;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因其过度透支环境生态与劳工生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当辉煌逝去之后,中国既没有积累技术优势,劳工也依然穷困,大好河山水陆空立体污染,生态环境濒临崩溃。与新加坡以低税与人居环境好吸引了世界富豪这一趋势相反,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流国,富豪外流原因,依次为担心政治风险、避免环境污染、让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等。新加坡与中国的政治社会距离:心向往之,却不能至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成功典范,新加坡次之。新加坡实行威权政治,但不象中共一样念念不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即把自身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相结合。如果说日本的特点是制度移植(这一点得益于战后美国强制在日本推行宪政),那么新加坡是“制度创新”,用威权主义手段将一个前身是殖民地的相对落后社会管理得秩序井然。对日本,中国当然不想学习,因为学习就意味着认输;印度民主被中国人评为质量低劣;台湾的民主被官方宣传成“太乱”。中国朝廷的态度是,我们不学欧美,但学习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经验。但几十年学下来,还是“心向往之,却不能至”。学习新加坡经验时,中国官方一直半心半意。新加坡经验除了官方概括的“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中国语焉不详的“完善的法治”。中国对威权政治情有独钟,希望建立一种“温和的独裁”;“开放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变成“政府强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垄断国家资源并实行集规则制订者、裁判者与参赛者三位一体的政府管制。新加坡赖以摆脱华人社会人治传统的力量是法治,这是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但恰好是这点,中国当朝者并不看重,忽略了新加坡的殖民地法治框架,代之以中国的依法治国。法治的本质是法律之上无权威,中国的“依法治国”则规定由党来领导并规范。新加坡近于严苛的法律(包括羞辱为主的鞭刑),小至对乱扔垃圾、不讲卫生的处罚,大至对生产伪劣产品与违约的重罚,曾让新加坡的主体居民华人非常难受,但正是这种高惩罚法治“罚”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如果说日本社会秩序井然是政府管理(他律)与国民自我约束(自律)相结合的结果,那么新加坡的社会秩序在早期就是强权管制的结果。后来因为教育以及人口的代际进步,新加坡早已进入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良治状态。如同中国统治者只想要权力,却不想尽政治责任,因而官员普遍腐败一样,中国国民至今在权利与责任二者关系上也只想要权利,对尽责任这点还未做好准备。至今为止,中国的小城镇的卫生状况非常糟糕,中国人根本无法接受乱扔垃圾要坐牢、交高额罚金这种可怕情景,黄浦江漂满死猪的恶性公共卫生灾难也曾发生。就以制造产品而言,中国人都想从商家买到优质产品,但生产时却都偏好偷工减料,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山寨大国”,连食品生产都形成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结构,最后中国人只好跑遍全世界淘买外国生产的合格奶粉。我一直怀疑,中国人谈起“新加坡模式”没多少好感,除了痛恨独裁、不满新闻管制之外,还可能包含不喜欢这种重罚为主的他律,随意吐痰与乱扔垃圾、肆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生产伪劣产品要受重罚,一定会被视为一种“暴政”(中国人也同样不会理解美国渔夫因3条红石斑鱼坐牢30天)。因此,生活于严重污染及种种欺诈之中的中国人,虽然常常自嘲“中国象一个肮脏的大猪圈”,但似乎更讨厌新加坡这个“全世界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猪圈”。综上所述,只能说,在几十年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中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国人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与其说是基于了解而产生的恨,还不如说是将对本国政府的恨移情于“新加坡模式”。

德国之声|长平:走了李光耀,别了新加坡

李光耀符合大多中国人在其政治教育中接受的好领导人形象:精明能干,廉洁自律,在困境中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在他去世之后,中文网络中对他怀念有加,投射了人们对政治强人的眷恋心理。西方媒体的报道,在描述李光耀集中高效的经济政策之后,也不会忽略他的威权专制形象。他对反对党的打压、对言论自由和集会游行的限制,他主张的过于苛严、有辱人格的鞭刑等法律,权力的家族化控制,以及由此而制造出来的充满自我审查的谨小慎微的社会生活,都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观有冲突。中国媒体淡化这些争议,首先是因为这些议题本身,不允许在媒体进行深入的讨论。其次,批评中共政权的人士,认为中共能够学习新加坡模式,已经是人民的万幸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毫不谦虚地夸耀自己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功绩。1978年邓小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谈新加坡时,李光耀给了他改革开放的建议,并鼓励他说,相信中国可以比新加坡做得更好。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向新加坡学习。他主张学习新加坡的“经济秩序好”,但是同时强调“他们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管得严”的好经济秩序,确定了中共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基调。随后的几代领导人,都在重复这个调子。这是自中共建政以来,除苏联、朝鲜之外,最高领导人点名学习的惟一国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每年都派遣大量官员前往新加坡学习,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官员培训班甚至被成为“海外党校”。但是他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带给中共官员两大兴趣点:一是一党执政也能、甚至更能搞好经济;二是高薪养廉。官方喉舌媒体也一再通过新加坡的例子教育民众,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儒家文化更能成功。批评政府的学者和媒体,利用各种机会指出,新加坡的一党执政,与中共的一党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以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但是反对党在新加坡从来都能合法存在,而且执政党也从来都面临选票的压力。其次,新加坡1994年才开始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在此之前反腐败已经卓有成效。高薪的目的不是养廉,而是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政。201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失去了近四成选票,举国震惊,也让中国的这些争论沉默下来。中共官方对学习新加坡模式失去了兴趣,当局并不想冒有一天只有六成选票支持的风险;宣传机器也不再需要用新加坡的例子来证明威权有利经济,而是直接宣称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就是解释中国特色的最佳证明。倒是有一些亲共学者,还在继续进行过时的游说。根据报道,2007年习近平访问新加坡与李光耀见面时,还曾表示按照邓小平号令学习新加坡。随后,李光耀在新书中回忆这次会面时,称赞习近平“1969年到陕西插队,一步步往上奋斗,从未有过牢骚或怨言。我想,他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的人物”。这番称赞大概会让曼德拉和习近平都觉得莫名其妙。曼德拉大半生为民权奋斗,岂止“有过牢骚或怨言”,而是一直都在为正义呐喊抗争。而习近平既没有作为政治反对派的经历,也对民权毫无兴趣。这显示中共与新加坡的学习关系渐行渐远。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必然会沿着2011年大选开启的政治抗争意识继续前行,而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连在街头反对性骚扰的女权行动者也要抓捕。

自由亚洲 | 习近平发唁电哀悼李光耀 中新关系奠基开拓推动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唁电,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习近平发给新加坡总统陈庆炎的唁电说,李光耀是新加坡共和国缔造者,也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李光耀是中国人民老朋友,是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确立了中新关系发展方向,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开拓两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又说,他曾多次同李光耀会面,就中新合作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至今记忆犹新,直言李光耀逝世是新加坡人民损失,也是国际社会损失。李克强发给李显龙总理的唁电则说,李光耀是世界公认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是新加坡开国之父和发展之父,也是东盟创建者之一,他为本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克强续说,李光耀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推开了中新友好合作大门,为中新关系和中国改革开放作出贡献,必将载入史册。(责编:胡汉强)

Vicsforum|鄺健銘:李光耀、新加坡與香港

雖然「新加坡」已成香港公共討論中的關鍵詞,久不久便聽到「香港落後於新加坡」的話語,但當不少港人仍然停留在「新加坡=李光耀」認知層面的時候,就不免令人懷疑,其實香港人對新加坡有多了解。 例如,很多香港人將新加坡視之為住屋天堂,2012年9月甚至有香港報章報道說,「對於新加坡人來說,住屋不是問題,亦沒有這方面的投訴」。故此新加坡人近年埋怨樓價太高、付擔不起,成為執政黨選舉失利、2011年大選支持率降至歷史新低的一個主因,大概會令港人感到疑惑。他們很少意識到,令他們感到羨慕的新加坡組屋,與他們想像的「公共房屋」存有一定落差;著名新加坡博客區偉鵬(Alex Au)甚至在文章Time we had real public housing裏說,新加坡其實已沒有真正的「公共房屋」。 因為倡導「自力更生」,政府視組屋物業市值為其中一種國民退休保障(Assets value can be unlocked for retirement),這某程度燃起了「新加坡夢」——即細屋換大屋、最終買私人樓保值——進而刺激了樓價。新加坡「永久居民」(見註)也能購買二手組屋,進一步推高樓價;因為埋怨聲高,政府在2013年規限PR需住滿三年才可買二手組屋。有新加坡學者觀察到,新加坡已出現「資產富裕但生活拮据」(Asset-rich but cash poor)的社會現象——意指有好些長者視組屋為主要資產,現金積蓄卻所餘無幾。 故此港人也大概不會意識到,當新加坡在步入後李光耀年代的時候,民間對李光耀的印象與評價已開始有不同看法。去年澳洲學者Geoff Wade在East Asia Forum發表文章,形容新加坡正面臨一場「歷史戰爭」。民間對執政黨的官方國家發展歷史論述──特別是與李光耀有關的著作,包括他的回憶錄──有愈來愈多的挑戰。敏感議題之一,是對1960年代李光耀政府的「冷藏行動」的解讀。這場行動以反左派、反共之名,拘捕了百多人,終結了新加坡的多元政治格局。2013年民間在芳林公園舉行「冷藏行動」逮捕行動的50周年紀念活動,講台的其中一條布條寫着「讓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國」,講者包括當年的被捕人士,出席者有至少600人。同年,民間出版了《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50週年紀念》,重塑當年的歷史,挑戰官方不准前拘捕者重寫不同於當政者的官方歷史的警告。其中兩位作者,是孔莉莎(Hong Lysa)與羅家成(Loh Kah Seng),分別著有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Singapore and its Past與The 1961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均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 此外,星馬被迫分家、李光耀在電視面前淚下是否真心(見the online citizen, 〈Myth about a Singapore leader〉),以及日據期間李光耀幫日軍情報機關工作(見新加坡文獻館,〈李光耀昭南島紀實補遺〉),近來都被提起。 這些民間歷史論述與疑問,對國家政治發展、執政黨本質乃至往後的政府——社會關係,多少也會引伸出更多想像,未來這會引起何種政治效果,其實很值得觀察。 不過回顧李光耀一生,不能不提的豐功偉績,是他為新加坡建立的一套外交策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李光耀精明與具連貫性的外交操作,是新加坡的其中一個生存關鍵。 精明外交養活獅城 世界上,不乏缺乏各種資源、但仍能游刃於大國之間、找到自己生存空間同時維持自主的小國,例如人口比某些跨國企業職員數目還少的摩納哥,就是先靠受歐洲鄰國限制的賭業起家、再將產業多元化,最後成功不再臣服於法國,在200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比法國高,更因積極推動全球暖化議題而提升了國際發言權。但論全球知名與能見度,其他小國卻難以與新加坡相提並論。在不少有關管治、經濟、發展的全球排名中,新加坡都名列前茅;在不少國家領袖眼中,李光耀更是「領導人的領導人」。 按李光耀想法,外交是關乎國家生死的事,是內政的延伸。 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兩大核心思想是:1.新加坡是個脆弱的國家;2.平衡國際政治中的各種力量是新加坡的外交要務,方法是增加新加坡與大國之間的聯繫,但在互動之中,不失自主,保持獨立身分;對問題的應對以不講意識形態、不相信非黑即白的實用主義為原則。 新加坡增加自身價值的方式,是成為全球移民、人才與世界企業的綠洲、與全世界做生意但反共。因着新加坡的靈活外交方針,即使她以反共起家、刻意突顯不是「第三個中國」以便掃清國內共產勢力,也能與中國做朋友。 「新加坡模式」治港 捉錯用神 香港此刻處於昏亂之中、看不清前景,大概會有不少人希望香港能有一個李光耀。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沒有看清貌似相似的星港,其實起碼有五大不同處,這也是中國大陸希望以不講民主、也能有良好民生經濟表現的「新加坡模式」治港捉錯用神的地方﹕ 一、 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新加坡政府權力少有灰色地帶,主導本土議題的能力遠高於香港特區政府,因此更有善治基礎。例如居於新加坡的中國大陸人孩子出生,他們不會自動成為新加坡公民,因此比香港更能控制人口數量與質素、更好地規劃城市發展; 二、 總理李顯龍形容新加坡為「舢舨」,特首梁振英則形容香港為「萬能插蘇」。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有很高的自主性、廣闊的活動空間、可自由擁抱世界與之接軌,後者則只能被動地倚靠一方、毫無能動性、毫不外向,只能內向地終日「警惕外國勢力」。論作為世界港口城市的優勢,星港高下立見,這也是主權國與特區差別的一個延伸例子; 三、就算選舉制度有可爭議的地方,新加坡至少已有能講「主權在民」的大選,而「主權在民」在香港卻是政治忌諱; 四、 教育程度提高、世界見聞日增、政治強人遠去、經濟發展講求創意產業與提高生產力,都會令後李光耀時期的新加坡邁向自由化,而中國治下的香港卻在步向「警察國家」狀態、自由空間日窄的黑暗歲月; 五、最重要的一點,是香港與新加坡本來就有不同的運作模式,各有千秋。香港有的是強社會、弱國家,新加坡則相反。在亞洲之中,香港原來是一個相較自由的地方,社會有更大的空間發展,也因此港人靈活、有自主性、具創意,這都令香港有先天優勢,發展受很多政府重視的文化產業。 新加坡以經濟而非文化立國、過於強調務實主義、政府過於強勢,以致國民怕輸、因循守舊、欠靈活、缺靈魂。《聯合早報》曾有這麼一個報道:「新加坡能培育出郎朗嗎?很難」。新加坡人李慧敏在《成長在李光耀時代》寫道,政府因着經濟價值推行「講華語運動」、壓制中國其他地方語言,新加坡文化被整頓,猶如將別具風味的南洋沙律,變成無甚特色的西式沙律。有新加坡朋友曾對我說,新加坡人面對愈來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其實也有身分認同危機,但因為說的是華語(即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故此也沒有多少文化資源,維持鮮明的本土身分。 後李光耀時代,不單對新加坡人,對港人也同樣別具意義。(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註:即Permanent Resident, PR.與香港不同,申請者不一定需要在當地居住滿七年,即使申請成功,也需定期續期,不然PR資格會被取消

环球时报 | 恶搞金正恩 好莱坞有失风度

好莱坞的索尼影业拍了以“刺杀金正恩”为题材的喜剧片《采访》,索尼影业因此遭到来自网络的黑客攻击,公司的一些商业敏感信息遭披露,还有人通过互联网威胁称将对放映该片的美国院线发动“9·11式恐怖袭击”。索尼影业和相关美国院线都被吓住了,多家院线宣布不会为该喜剧片排片,索尼影业于美国时间17日正式宣布停止《采访》在世界范围内的公映。

美国之音 | 中国流传对联定义颜色革命:绿卡红颜

来源: 美国之音 军队高官徐才厚等落马后,中国军内腐败成为热点问题。 最近,一副对联如在中国大陆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广泛流传。上联是:满朝文武藏绿卡,下联是: 半壁江山养红颜,横批:颜色革命。这幅有关颜色革命的对联语言巧妙、对仗工整、针砭时弊,令读者拍案叫绝。 香港“占中”再度引发中国对颜色革命的讨论。随着香港警方开始对为时两个多月的香港“占中”运动采取清场行动,中国大陆官媒随后作出反应,称香港占中民众“完败”,颜色革命不可能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上演。 官媒喜大普奔 中新网发表笔名为“国平”的评论文章称,海外有一些人将其称为“雨伞革命”,并试图将其与“颜色革命”相提并论。在某些人的设想中,确实希望香港真的有一场“颜色革命”,借此将香港闹得天翻地覆,把局面闹得不可收拾,进而动摇“一国两制”,给中国政府出大难题。然而,那些“设想”只能是幻觉和臆想。国平在文章中分析,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通常经济发展长期停滞落后,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社会矛盾尖锐。而香港和中国大陆则不具备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土壤和经济发展环境。 《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刊登署名文章,称香港依法清场是顺民意、得民心,现实出港版“颜色革命”没有出路,引入中国大陆更是幻想。文章指出,占中者误判形势,打错了算盘,香港和大陆的主流民意不是他们能够得势的适宜土壤。作者还批评说,“他们滥用民主自由的权利,寄希望于靠极端手段,达到极端目的,却最终闹不出个所以然”。 学者舌战群左 《环球时报》最近召开年会,其中一个议题就是:“颜色革命”离我们有多远?针对这一议题,王占阳舌战群左,引发广泛关注。 王占阳是中国研究邓小平理论的知名学者,其所在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简称中央社院),根据官网介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学院从1956年创建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旨在巩固和发展中国的统一战线 。 王占阳是当天与会者中仅有的体制内、温和的自由派学者,其它与会者则是目前活跃在中国受到严格管控的官方媒体和互联网论坛上的军内鹰派以及主张反美反普世价值的毛左。 据海外媒体报道,环球时报年会当日先播放了一条短片,题目是《颜色革命离我们有多远?》,香港的雨伞运动,也被列入颜色革命案例。解放军少将、中国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彭光谦首先发言,他说,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内部培养代言人,培养“第五纵队”,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和社会基础……颜色革命在中国只是缺一个引爆点和时机。 他的观点受到其他左派学者的附和,他们认为,中国要警惕西方的干涉和渗透。外部操控政权变更的颜色革命是现实的威胁,要坚决反对和平演变。 王占阳当天的发言大意是,中国是超大型国家,外界的影响力是很小的,不要担心外边的所谓颜色革命。真要担心的,应该是周永康、徐才厚等腐败分子搞的让共产党从红党变成黑党的黑色革命。如果中国社会清明,政治民主,大家都富裕了,还怕什么颜色革命?对知识分子不要担心,秀才不会把这个国家影响到怎么样的,关键就是那些“带枪的腐败分子”最吓人。 带枪腐败 最近,谷俊山、徐才厚等军内腐败分子陆续落马,使社会舆论对军内腐败的关注程度和讨伐力度加大。王占阳在发言中将这批人称为“带枪的腐败分子”,当场引发激烈辩论。几位与会的军方将领认为,王占阳混淆概念、抹黑军队。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海军少将杨毅指责王占阳“身为党校教授却不信(共产)党,社会主义学院不讲社会主义”。王占阳则回应称,“反腐败就是讲社会主义,不反腐败的话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假的。”更有一位解放军鹰派少将称:“对我们核心价值观进行诬蔑的人,已经到了我们的党校和社会主义学院的讲台上了,对这种现象决不能继续容忍!” 虽然这些军方将领对于军队腐败相当敏感,但中国军方著名鹰派人物罗援少将曾直言不讳地称,腐败问题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 罗援说:“我觉得腐败问题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如果把腐败问题惩治,加强军风军纪,恢复军队的光荣传统。那么,我们军队的战斗力会得到近一步的提升。就像习主席说的,能打仗、打胜仗,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澄清未被追打 解放军将领与学者不但在环球时报的论坛会议上罕见地就颜色革命激辩,一度传出王占阳在午餐桌被一位解放军鹰派将领追打。后来王占阳澄清说,他只是在午餐期间被围住论战。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在北京举办的《环球时报》年会上发言称,香港的雨伞运动被指摘为颜色革命没有根据,反而是周永康、徐才厚那些带枪的腐败分子最吓人。王的发言惹恼了同场讨论的三名解放军将军,现场引发激烈争论,甚至有传言称王占阳被一名将军追打。他后来澄清说,网上传其被一名将军追打是讹传,午餐时只是与一名学者发生观点之争。 王占阳的这一番话,虽然遭到毛左的围攻,但看看中国的现状,要想驳倒他却很难。 最近,一副对联在中国广泛流传。上联是:满朝文武藏绿卡,下联是: 半壁江山养红颜,横批:颜色革命。 这个在中国互联网上爆红的对联被认为反映出目前中国之怪现状。有学者分析说,“满朝文武藏绿卡”说的是,一些中国官员平日满嘴共产主义信仰、爱党爱国、反美反西化、意识形态的调门很高,但私下却将妻子儿女二奶情人转移到国外,自己在国内当裸官。一旦大船将倾,揣着绿卡或化名护照,随时开溜。 裸官现象堪忧 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人指出,中国目前的裸官问题让人堪忧。 陈杰人说:“现在不少官员被曝光说,他们的子女在国外就学、就业,或者居住,他们也有一些家产、钱财随之流出国外。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从政治忠诚性分析,这些官员称为裸官,说明他对这个国家和国家的人民没有最基本的忠诚度,他随时打算走出去,甚至有叛国的可能性。我觉得对这种官员是不值得信任、重用的。第二个方面,对于这些官员来说,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情感方面。他们用自己实际行动把自己的子女和财产送出国外,说明他们对这个国家缺乏信心,这也说明中国现在的问题比较严重。第三个方面,这些官员这么做是给整个国内的民众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因为官员在普通民众看来,是更懂得政策,更了解未来政治趋向,既然官员都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民众就不能做呢?他们有什么担心 ?民众会不会有更大的担忧呢?所以这三个方面来说这样的行为都不是好的现象。” 绿卡红颜成标配 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妻子据称有新加坡绿卡,儿子在美国、法国有别墅。比他官还大的常委级官员周永康,儿子定居国外开公司,利用其父的影响做生意。周的亲家、妻妹也在北美,专门和中国做生意。震动整个中国官场的王立军,在生命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是往美国成都总领事馆跑,要求政治庇护。 “半璧江山养红颜”,说的是中共腐败官员道德堕落的私生活,官方用语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刚开始,被查出的官员只是笼统地归为“生活腐化堕落”,后来薄熙来案改为“长期与多名女性发生与保持关系”。到周永康案,则更为具体,“长期与多人通奸”、涉嫌“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养红颜”已成为中国腐败官员的标配。最近落马的山西两个女官员,中纪委通报里也有“通奸”的罪状,说明红颜不分性别,男女贪官通吃。绿卡红颜,交映生辉,称颜色革命能够毁掉千里之堤,是不是要先查一查自身的蚁穴? 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行体制的最大敌人,不是什么外部“敌对势力”,而是体制自身。党国的大小官员们,究竟有多少陷入了体制的“周永康陷阱”而无力自拔?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法办周老虎的同时,尤须反思养成周老虎的官场生态。 关键字: 占中 腐败 绿卡 栏目: 时事见解 首页重点发表: 新鲜看点 热门话题追踪: 占领中环 争普选 作者: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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