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

为司马南们的言论自由呐喊 应该说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赢得中国大多数网友的赞同。新浪博主张国庆的博文：为司马南们的言论自由呐喊这篇文章受到中国网友的广泛推荐。张国庆在文章中写道，一个国家禁声，无论是对左或对右，都是对言论自由的践踏，窃以为，为民主“日拱一卒”的右翼，应当反醒自己在当下的心德，尊重民主，就当尊重左派，也包括 极左势力的发言权，因为民主的核心和精髓不是你死我活，成王败寇，而是鼎举国民价值，互相妥协，和皆共生。中左和中右都是国家均衡发展的中流砥柱。 著名博客作者杨恒均在微博上写道，司马南并不是握有公权力的人，他表达自由的空间也不是很大，他有权表达他的观点，希望当局不要封杀司马，正如他不想当局封杀右派朋友一样。他说，中国需要各种声音，把选择权留给大众吧。 北京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认为，“如果左派被封口，右派也未必会安全。”他说，如果中共的这套维稳思维不改变的话，改革就很难启动，这种钳制舆论、监视老百姓的行为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群众和历史的对立面，很不明智。 司马南的言论和行为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 不过，中国著名异议艺术家艾未未却并不完全赞同上述观点，此前经常遭到被中国网民称为是高级五毛的司马南等人攻击的艾未未认为新左派的言论和行为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他在推特上写道，只有当所有的言论都受到保护的时候才叫言论自由。艾未未说，司马南、吴法天、胡锡进他们过去获得的言论不是自由而是强权，他们在骂人时， 完全是不择手段地进行抹黑、歪曲事实，而艾未未却不能借用任何网站和媒体平台来进行还击，在这种的背景下，司马南等人的行为已经不属于言论自 由了，而是属于做恶，这是一种纳粹式的权利，这种权利在任何社会都应该受到限制。 艾未未此言点出了在国际上也广泛争议的难题，那就是是否应该给言论自由划线？博客作者杨恒均在提到捍卫新左派言论自由时强调有一个先决条件，言论自由应该受到自我约束，也就是说，你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你无权捏造事实、侮辱他人。北京大学法学家的贺卫方教授在回答网友的相关问题是表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大家都赞成言论自由，但是，在法治国家，对限制某种类型言论仍属必要。例如，在德国，不可公然歌颂纳粹；在美国，对于鼓吹种族歧视的极端言论也是禁止的。他说，要捍卫言论自由，就应该改进社会环境，以减少极端主张产生的土壤。賀教授还指出，必须通过立法辩论和审议，设定言论自由的严格标准，不可仅仅依据某个人或党的一个决定就封杀。 新左派自己不勇敢争取言论自由却指望他人 当然，也有不少网民认为捍卫言论自由也应该分清主次，新浪微博署名润云飞微博的网友写道：有人问我对乌有等网站及相关人士暂被打压有何看法？我的看法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固然应当保护。但人都是有私心的，与我价值观相同的争取民主自由的一帮朋友们都还在狱内外受苦，何况左派对自己的权利也并不勇敢争取，我真不好意思先去帮着那些歌颂毛泽东和要吊死西奴的人维权。

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历史表明，权力更迭时期就是统治内部危机发生之时。2002年中共第三、四代权力交接顺利完成之后，西方一些中国专家曾经赞叹这一黑暗传统将在中国结束。但2012年中国发生的高层权力斗争再次证明，这一黑暗传统并未结束。 这次权力斗争有与改革30余年以来历次高层权力斗争不同的特点： 一、2012年高层权力斗争被给定的性质之宽泛前所未有，从路线错误、政治错误、腐败（即刑罪嫌疑）三方面都预留了定罪之由。 路线斗争。这是温家宝3月14日答记者问露出的口风。温在要求“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后，接下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联系到温相在同场记者会上谈到“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肃清”，而薄熙来又主张“唱红打黑”，可以看出，温相谈话明显是指北京与薄熙来的斗争属于文革与改革开放二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清除腐败变质分子。这是习近平发表于3月16日《求是》杂志上的文章所持说法。习近平说，要求各级党员保持廉洁，“别以为入党就是为了捞好处，对屡教不改、无可救药的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将会坚决革除出党”。按习的说法，罪名大概应在“无可救药的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这个框架内做文章。考虑到习近平的文章应该至少在半月前交稿，发表时间晚于温讲话，温讲话应该是高层新口径。 重大政治错误。据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关于王立军事件初步处理情况通报》指出，2 月9日上午，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王立军事件的有关情况汇报。会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起省部级领导干部私自进入外国领事馆滞留的事件，情况复杂、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社会关注度高，一定要高度重视，严肃对待，稳妥处理，努力把这一事件给党和国 家事业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该通报指出王、薄关系恶化的原因是辽宁省调查的重要经济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其他消息源说家人就是指薄妻谷开来）。 邓小平废胡耀邦总书记一职，理由是胡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态度过软，犯了政治错误；1989年整肃赵紫阳，是说赵在处理“六四”事件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江泽民将陈希同投入监狱，胡锦涛整治陈良宇，打的都是“反腐败”旗号。薄熙来与后两位的政治地位接近，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胡温等中央高层对其预定的罪名却用上了对地位相当的政治对手才使用的“路线错误”。此前只有毛泽东将其与政治对手的斗争称之为路线斗争。 非常宽泛地预定罪名，说明北京目前尚未就薄的罪名达成最后定议，还得在查办过程中搜寻各种证据，审时度势，根据党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情况再做决定。 二、与历次高层政治斗争相比，应对格局之高、处置手法之重，超出薄熙来的政治身份。 北京宣布将薄熙来免职之后，还要求将胡锦涛在两会期间对各大省（区）、直辖市党政负责人的重要讲话层层传达，并要求各地方党政负责人明确表态，服从以胡锦涛同志为领导的党中央。中国各网站与媒体上都登了重庆各界（尤其是警备区）表示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消息，却不知其他省区也在传达、表态，比如上海电视台报导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向县区一把手传达胡的讲话，各级干部明确表态与中央保持一致。 要求各省（区）明确表态与中央保持一致，只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出现过。在陈希同与陈良宇案件时未有此现象。但薄的政治身份仅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无法与身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相比，其个人声望更不如在广东改革及总理任上积累了声望的赵紫阳。因此，上述措施只能让外界猜疑：胡温等人要对付的政治敌手，绝对不是薄熙来一人，而是薄熙来背后的支持者。否则对胡来说，实在有点自降身份与防卫过度，并抬高了薄熙来的份量。 三、薄熙来背后有支持者？ 这里谈的“支持者”并不是指那些为”重庆模式”出谋划策的新左派学者，以及孔庆东、司马南及乌有之乡等浮在面上的各路附从。这类人再多，在中共高层眼中也不过是小菜一碟。如果引起胡温担心，只能是那些能够真正参与政治博弈的重量级人物。 细心的观察者当然会注意到，在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受到国内新左派为主的各界人士热捧时，对胡锦涛政绩的否定之声也非常明显。 2011年6月，在以香港为基地的共识网上，一篇由该网负责人周志兴亲自采写的“共识之途——采访张木生”，是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其关键看点如下：一、“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样把我们的国家从本来已经走错的道路上拉回来一点”；二、对当朝者的指责，“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张木生与刘源交往甚密，这在中国媒体上是公开言说的事情。张木生父亲是老干部，曾为董必武、周恩来当过秘书，张本人任职不高，1996年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至今。知内情的人大都认为，张的底气不是来自于他本人，而是其身处的圈子。 与此同时，胡温政绩还遭受到“红二代”群体以各种形式发出的批评。在中共高层眼中，有些红二代还有政治要求，比如“延安儿女”曾于2011年发表了“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延安儿女联谊会学习中心座谈会发言材料之一 ”。该文干脆对如何组建党委提出具体建议，“采取在原有各级党委会、中央委员会的盘子上增加20%的直选党代表。在增加直选党代表中选拔20%的优秀分子，进入党的核心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政策委员会”，“人大、政协可考虑面向社会层面开放”，这些人应该从对红色文化有感情的人中产生。 上述言论与活动，如果不是这些人具有的特殊政治身份，早就被中共的国安系统扼杀消除。胡温等人如何看待这些活动（尤其是这些活动之间有无联系），以及这些人对薄被“免职”的反应，都将决定薄熙来今后的命运。中国名记杨海鹏在其【午夜政治观察86】中说，“铁幕后面的角斗正激烈进行中，至少50个以上交叉关联的圈子在彼此缠斗，几乎卷入所有已退未退大佬。”中国是个信息不透明的社会，这种以真名实姓发表的来自京城的小道消息不可忽视，其中“50个”这数字不必较真，但牵涉之广却可从胡温等高层的高度防卫可见。 最后一个特点比较有趣，即这次权斗发生于网络2.0时代，即自媒体时代，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宛如在半透明幕布遮掩下的一场大戏，形式有如日本的歌舞伎，除了中共高层等各位演员登场演出之外，还有各类人士充当“旁白者”串场，在网上发布各种信息与评论，使得台上台下形成了一种不由自主的互动。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被互联网拼接在一起，再加上杂然纷陈的中外视角，使得这台政治戏剧具有前所未有的观赏价值。

核心提示：罢免薄熙来并不会自动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更加开明的人物走向党内最高层铺平道路。薄熙来的职位由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关系密切的张德江接任说明这一派别的势力仍然强大。 原文： China Purge Sets Up Scramble at Top 作者：JEREMY PAGE 发表：2012年3月15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在3月5日开不的人大会上，薄熙来（左）坐在徐才厚（政治局委员之一的将军）的旁边，周四，张德江（右）接任了薄熙来的职务。本文配有 英文视频 ：薄熙来被免职，华尔街日报的Li Yuan 和 Andrew Browne讨论这位引起争议的领导人的未来会如何】 在共产党内两派对立的精英争夺控制权之时，领导了”毛主义”的复苏的薄熙来的下马可能导致日益公开的党内高层斗争加剧。 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前，他还被视为最有希望被提拔至政治局常委的人选。这无疑是党内自由改革派的胜利。 但罢免薄熙来并不会自动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更加开明的人物走向党内最高层铺平道路。汪洋最近因和平处理乌坎村民抗议强占土地事件而赢得称赞。 这实际上会促使与薄熙来有关联的人物采取行动确保自己在新政治局常委（由九人构成）中的席位。习近平预计将在今年秋天进行的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中成为党的总书记。 领导层的斗争表明共产党正处于十字路口，两派之间的分裂日益严重。一派以薄熙来为代表，他们主张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发挥更有力的作用，另一派以汪洋为代表，他们支持私有部门、公民社会以及法治。 在温家宝总理周三罕见地公开批评之后，就发布了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温家宝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重庆市领导”要反思并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周四就宣布了薄熙来的职位被接替的新闻。 分析人士说，尽管自由派不喜欢薄熙来的政策，但分析人士说，薄熙来真正的错误在于，他傲慢的个性、民粹主义行事风格和公开挑战上层的做法破坏了党内敌对权力中心之间微妙的平衡以及通过达成共识来作决策的文化。 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中国政治方面的专家，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助理谢淑丽（Susan Shirk）说”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领导层就一直努力保持着暗箱操作。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打黑唱红活动就是他必须下台的原因，而不是他所作的一切。”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他的下台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是平衡迅速得到恢复还是对立阵营继续斗争，破坏党内团结。在共产但面临缓慢增长的经济和日益苛求的民众之时，团结对共产党掌权至关重要。 上一次出现领导层的严重分裂是在1989年，数百万中国人在街头，在北京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举行支持民主的抗议，最后以军队镇压收场，死亡数百人，也许高达数千人。同情抗议者的改革派领导人后来被清洗。 2006年，一次有限得多的权力斗争导致政治局委员、上海党委书记陈良宇因腐败指控而被定罪。接替他的是习近平，几个月后，习被提升为常委。 薄熙来看来可能已经逃过类似的命运。分析者们说他有可能会保留（25个）政治局委员的一席。只要他同意不干涉政治事务，他可能会得到一个虚职，比如政协机构里的一个副职。 如果他不合作的话，他可能会面临基于王立军提供的有损于他的材料的调查。王曾是薄熙来的公安局长，上个月他在成都的美国领事馆滞留一夜后被中国的安全人员拘押。 除了说这是由中组部的李源潮正式宣布的之外，国营媒体对薄熙来周四被免职一事，没有提供更多详情。李也是有可能入常的领跑候选人之一。 对于出于个人和意识形态原因支持薄熙来的党内领导人以及支持他振兴毛泽东主义做法的下级官员和学者（统称为”新左派”）而言，薄熙来被免职是一记重创。 但接替薄熙来的张德江在朝鲜学习过经济，是负责工业和能源的副总理，而且被认为与国有工业巨头关系密切。这表明与薄熙来有关的派别势力仍然强大。 人民大学精英政治问题专家张鸣说：”他们皮很厚。他们可以找新的领导人来依靠。” 党内派系和利益集团是流动的，往往相互重叠，但分析人士认为，张德江显然不属于自由改革派阵营。 2003年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张德江因企图隐瞒非典疫情而受到普遍批评。 张德江也是常委候选人之一，虽然未具明文的党内惯例暗示他只能任满一届，因为他已经65岁了。 和薄熙来一样，张德江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关系密切。与江泽民关系紧密的其他领导层候选人包括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和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政治专家李成认为，最大的赢家将来自薄熙来的同一派别。他说：”这就像共和党初选——如果一个共和党人失败，另外的共和党人会获利。” Brian Spegele 和 Tom Orlik对本文有贡献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查看 更多相关译文 及外媒报道综合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薄熙来下岗为重庆问题画上了句号，但进一步突出了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和政治路径上的莫测。 至今为止，中共对“社会高度关注”的薄熙来究竟是什么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或者介绍，连对王立军事件的用词，最具体的也不过是“私自进入”。这种语焉不详和吞吞吐吐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内部对事件的细节还不了解，而只说明他们在如何定性上还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两次中共最高层换马中，北京和上海的地方权力集团成为牺牲品，罪名都是贪腐问题，而这次换马前被整肃的重庆是政治问题。前两次是中央主动找茬，京沪的两陈冤哉枉也；这次是反过来，西南王薄熙来招摇了好几年，最后意想不到的是王立军捅了大漏子，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央是被逼处理重庆的问题。这个过程，用“阴谋论”（即中南海有人施离间计，王立军中招投奔美领馆）来解释似乎太像演义。 和前两次的京沪事件相比，重庆既然是政治问题，其定性就事关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走向。按照温家宝在记者会上那段欲说还休的话，他是要把重庆的问题朝否定文革上靠。如果这是中共最高层内部初步达成的共识，那么人们可以期待中国政治生态将有一段时间的积极的变化。如果这主要是温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有“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这样的限制词），就像他一再表白的要推行政治改革一样，而将来出炉的正式罪名还是犯上作乱（例如王立军违反党纪国法，薄熙来有个人野心，机会主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等等）再搭上一点贪腐，那只会加剧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和政策路线上的莫测。 长期以来，中共最高层对文革的态度就一直是暧昧含糊的，建政60年大庆时把毛时代和改革开放一锅煮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中共深知文革绝对不能翻案，但放任对它的反思和介绍又会在历史源头上加剧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又打压和限制相关的讨论。正是这种暧昧和含糊给极左势力的死灰复燃创造了条件，为薄熙来用唱红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空间。这种作茧自缚最后让这个魔瓶中放出来的恶鬼陷自己于尴尬境地。 要摆脱文革给自己造成的这个困境，一个途径当然是公开彻底地否定，并允许社会对文革做介绍，讨论和研究，而如果这么做，很可能会引发更深层次的政治改革诉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彻底否定文革这个问题，又变成了政治改革问题。所以反过来，如果中共不想政治改革，也就不会去碰文革这个问题。 温家宝是懂这个道理的，所以他既提政治改革，也提否定文革。在他看来，重庆问题既和文革余毒有关，也是政治不改革的结果。 如果温家宝的这个途径最后没有被中国最高层采纳的话，那么文革和政治改革的话题都会不了了之，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已经形成规模的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强化。 中国目前意识形态的局面很像德国的魏玛和日本的昭和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百家竞争，最后是融合了专制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并具有强烈反西方倾向的国家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此之前曾经有过的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被淘汰，因为国家主义既满足精英的权力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抑富济贫”的民粹主义诉求，因此也可能获得底层民众的拥护，而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在实践中常常挑战并损害国家的权威，所以必须被压制。德国冲锋队和日本中下层激进军人早早的被整肃就是如此。中国如果走上这条道路，重庆事件和乌有之乡的被消音就是更激进势力的提前出局。 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左派中比较聪明的，早就在薄熙来和乌有之乡那种类型的粗糙的毛主义和从西方话语中移植并加工过的国家主义中作了选择，并在“中国特色”下，把国家主义变成了党国主义，例如汪晖的“政党是主权的内核”。自重庆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觉得新左派这下没戏了，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受重庆事件影响的不过是一部分新左，脑子比较死板的那种，他们把牌押在特定的政治人物身上，即使在这类人中也还有在毛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两头都想靠的。而“政党是主权的内核”则超然得多也高明得多：只要这个政党不垮，这句话就永远是“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 作者：程映虹，《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