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

纽约时报 | 《自由的界限》序言被撕,显露自由的界限

本来这只是一本小众的学术翻译书藉,并不为太多人所关注,但因为出版社的一个“明目张胆”的手撕书行为,反而成为大众的一个谈资和话柄,也再次突显出目前舆论环境的逼仄。 这本书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所著《自由的界限》(The Limits of Liberty)一书的中译本,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数月来相安无事,但最近,购买此书的部分读者发现由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汪丁丁为其所作的五千余字序言《探寻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竟不翼而飞,而且是被人工撕去,余下的边角如被啃啮一般。 正在收紧的中国新闻审查制度 《南方周末》审读员之死 言论有不被审查的自由 比电影审查更可怕的,是自我审查 得知此事后,汪丁丁立即在5月9日于其搜狐、网易博客中同时贴出了 序言全文 。好奇的读者马上从中找到了“敏感”段落,即结尾处对中国政治格局的设想和建议。汪丁丁写道:“就中国目前政治格局,我们不难推测,与多党代议制相比,更可能形成的是执政党内各派魁首之间达成政治妥协的过程”,但“这一过程的合理性,要求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至少三位领导人而不是如现在这样的两位或一位领导人手中”。并称在“理想的政治格局”中,“执政党内应形成一个多数派和两个享有合法权利的反对派”。序言此前的部分是对布坎南理论的梳理及篇章概要导读。 此事经《南方都市报》记者报道,在新浪微博等社会媒体上引发热议,被网友调侃成“手撕汪丁丁”事件;而那篇被撕去的序言,反而被本书的读者以及更多本不甚关注此类学术著作的普通网友,以各种方式在网上广泛地传播、分享,并引发了公众对撕书行为的声讨。 有意思的是,这些在网络上传播的文本,并未出现任何被封杀或删帖的现象。 5月14日,汪丁丁发表 博文澄清“手撕”事件始末 ,称,根据他了解到的情况,“此事与中央政府完全无关,纯系浙江或浙大某脑残官僚的愚蠢行为”,直言抨击中国出版业内十分普遍的“自我审查”现象。而截至发稿时,浙大出版社仍未对此作出官方回应,只是涉事的责任编辑向汪丁丁写信道了歉。 这一事件,是今年以来出版言论领域发生的诸多“审查”事件中的最新一例。包括最近作家慕容雪村等一批微博大V被销号在内,这些事例一再显示出,当下的舆论环境非但没有放松,反而趋紧。 《自由的界限》中译本的出版方——北京启真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启真馆”),是浙江大学出版社投资控股、于2008年成立的出版策划与咨询公司,主要从事学术、人文类图书的选题策划,出版过“启蒙运动经典译丛” 、“奥地利学派译丛”等多套经典学术丛书。 据《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从知情人处了解,这次因序言被撕引起轩然大波的《自由的界限》一书,可能只印了3000到4000册,是启真馆继《成本与选择》之后,推出的第二本布坎南著作 。在此前的出版业务里,启真馆从未遇到过类似的审查问题。 不过,根据不同微博网友发布的消息,并非所有已上架货品都遭到“手撕”待遇。至少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杭州的枫林晚书店和北京的万圣书园,都曾进得全本。 基于市面上不同“版本”同时存在的状况,可以推断,此书是在铺货之后被重新回收撕页,或在第一批货发出后,又将库存图书序言撕掉的。 汪丁丁在博文中批评出版方及编辑“完全忘记了新闻出版的社会责任”、“或许早已丧失了道德勇气”。他甚至难掩自己对杭州这个“不可能有一流的新闻出版,很难培养具有宏大政治视野的公民和公民意识”的“小地方”的失望之情。事发当天,他即宣布与浙大社决裂,并将自己主持的、创刊已有八年的学术期刊《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从浙大社收回,转交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可悲的是,小地方的文宣部门还自以为政治嗅觉敏锐,所以才犯了这次的荒唐错误 ,”汪丁丁写道。 随后,南都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长平 发文 表示,将此事归咎于杭州是个“小地方”,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其后他又补充,在以北京为首的“大地方”,对书籍等出版物的审查更为严厉、戕害更甚。 在文中,长平认同汪丁丁对“撕书”的命令并非来自高层的判断,但也说,“我仍然相信,没有足够的出版审查的压力,出版社不大可能把自己的书收回来人工撕毁。”  万圣书园店长刘苏里则对《纽约时报》北京分社表示,他认为这次并非什么“自我审查”,而是有来自“上面的压力”。新闻出版部门可能是在此书发行后接到了举报。“中国的出版审查分为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这次就是事后审查,”他说。他还列举了近期发生的类似收书事件——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2年底出版的《所谓宪政:清末民初立宪理论论集》也是前言出了“问题”,回收后重新装订出版的;中山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袁伟时近期的一本新书,也被出版社自行收回过。 长平在自己文中直言,“书稿被禁止或删改后出版,出版了被禁止或中断发行,发行了被收回封存或销毁,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而且,“这种压力不一定以直接命令的形式存在,但是从事过中国编辑出版工作的人都知道,作为一种系统的存在,它就是‘老大哥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你。” 有网友因此将这次“手撕”事件,和不久之前首映当天即被叫停的美国引进片《被解救的姜戈》(Django Unchained)联系起来,将其同比喻为一种阉割。 去年秋天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高举改革和“反腐”大旗,令外界寄予厚望,然而自今年年初发生《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以来,整个舆论环境似乎趋于恶化。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期关注上访、维权话题并参与公益活动,在微博上十分活跃。其新书《父亲的江湖: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全景》在4月末即将下厂赴印之前便遭到“叫停”。根据此书策划人、无它国际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贺雄飞的一条现已删除的微博,此书责编曾勋接到过自称新闻出版署的电话,要求撤销该书CIP(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和印刷手续,并不予出版。其理由并非内容有问题,而是因为于建嵘是个“敏感人物”。之后,贺雄飞的公司果然收到了合作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发来的正式通知:《关于停止出版于建嵘的 一书的函》。由贺雄飞发在微博上的 公函照片 可见,出版社通知他们书号作废、要求退回合同,当然,理由只字未提。 曾勋在微博中表达了他的失望和愤慨:“一个电话,坍塌了一个世界,他们不需要任何理由。” 而在此之前,国内领先新闻媒体财新传媒出版的《新世纪周刊》,因为今年3月底一篇涉及吉林省委副书记竺延风被调查的报道,被主管上级单位要求中止法治栏目,有关编辑和记者被要求除名。 《财经》杂志下属的《视觉》杂志,因在今年4月号刊登了一篇有关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内幕的纪实文章,而被其刊号主管单位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收回刊号。新的一期杂志本应5月6日面世,但至今未出版。 “手撕”序言之事在网上引发讨论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的吴麟在其微博中写道:“令人恐惧的利维坦怪兽。正如(《自由的界限》)书中所言:‘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受不可名状的不负责任的官僚的支配,生活在无法预料的迂回曲折之中,私人预期被摧毁和扭曲,而却鲜有机会因此得到赔偿。’” 民营出版公司北京磨铁公司在其2012年编制的新版《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编校使用手册》中,便有这么一句话:“每一位出版工作者头上都悬着一把剑。”

阅读更多

美国之音 | 美议员质问司法部长关于截获美联社通话记录一事

美国国会议员就司法部秘密获取美联社电话记录一事对司法部长霍尔德提出质疑。与此同时,白宫表示,他们将支持为通过加强记者保护消息来源的权利的法案所作出的努力。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议员星期三对霍尔德就获取电话记录一事提出质疑。这件事情和就政府秘密情报信息遭泄露一案展开刑事调查有关。当局正在试图查明美联社2012年5月一篇关于中情局在也门粉碎了一起基地组织炸弹阴谋的报道的信息提供者可能是谁。   但是霍尔德在接受询问时说,他本人在因泄密事件而被联邦调查局约谈后,便不再参与调查。霍尔德还表示,他并没有正式以书面形式表态他不参与案件调查,因此无法提供他表示不参与调查的确切日期。   司法部秘密获取了美联社新闻记者和编辑的两个月的通话记录。霍尔德表示,司法部第二号官员,副部长科尔作出了获取通话记录的决定。这次获取美联社电话记录的行动受到了来自美联社和其他新闻媒体机构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政府超越了监管范围。   与此同时,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政府正在寻求让2009年由纽约州参议员舒默尔提出的媒体保护法案重新生效。白宫发言人卡尼说,白宫一直在和舒默尔参议员就此事宜进行联系。这个法案被称为《信息自由流通法》。 fullrss.net

阅读更多

墙外楼 | 吴邦国幼子亮相上海政坛 权力集体世袭

【多维新闻】北京时间5月13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上海市管干部任前公示 吴磊拟任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的人事任免新闻。这则任免消息中,共报道了10名上海市管干部任前公示,却着重强调了即将任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的吴磊,随后有大陆网民称吴磊系原中共常委、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幼子。 吴磊 根据官方简历显示,1977年7月出生的吴磊籍贯安徽肥东,管理学学士,在职博士研究生,管理学博士,工程师,1996年3月参加工作,200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副司长(挂职)。拟任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 中国网民称吴磊系吴邦国幼子 对此有网民称,1977年出生的吴磊现年仅36岁,已经担任了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仕途起点远远高于此前曾被大陆热炒的许多“80后”县长。而且他在1996年就参加了工作,意味着当时他年仅19岁,这一点也被大陆网民质疑。此外,坊间有传言吴磊儿时玩伴系汪道涵三子汪雨和江泽民之孙江志诚。因此有声音认为新华社作为大陆官媒,此番着重将吴磊提出,寄希望引起外界注意,戏称其为“高级黑”。但是据传吴邦国仅一子一女,虽然吴磊和吴邦国都是安徽肥东人,但以此推断吴磊是否的确是吴邦国之子依然有待查证。 —————— 中共体制内权力集体世袭 或结成利益堡垒 近日,有关官员子女被“火箭提拔”和“子承父业”的新闻报道不绝如缕,包括此前相继升任副县长与团中央十七大代表的80后红色后代邓小平孙子邓卓棣、叶剑英曾孙叶仲豪两人。据报道,近期曝光的18名“火箭提拔”的官员中的11人的家属为现任官员。有观察人士称,年经的官员亲属在中国政坛基层被快速提拔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政治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暴露出中国官场官员选拔体制的不合理,也意味着中国体制内外利益格局的固化和利益堡垒的形成,以及必将日益凸显的官民对立和中共执政危机。虽然中共中央已着手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审批项目向社会放权等,希望以此打破由利益藩篱和堡垒,但是由于不能涉及到民主选举、权力制衡、权力监督等源头和根本,这些做法也将是仅能解一时之需的治标之策,未来可能会面临更为深重的危机。 官员亲属被“火箭提拔” 自中共十八大完成领导集体换届以来,由上至下,地方县处级官员换届仍在进行中。连日来,媒体曝光多位年经官员被“火箭提拔”,在舆论中引起广泛争议。如1982年出生的董海涛任辽宁东港市副市长、1985年生的徐韬任湖南湘潭县副县长、1988年生的韩寒任山东省金乡县鸡黍镇镇长、1989年生的焦三牛任甘肃省武威市外侨办副主任,更有生于1991年的王茜任湖南湘潭市岳塘区发改委副局长等。 此外,还有原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副县长江俊驱转任政协后,副县长一职由其子,年仅27岁的江中咏接任。事件被披露后舆论大哗。有评论直指这是“子承父业”和权力世袭。有媒体盘点和统计了近期被网友曝光和媒体报道的18位被“火箭提拔”的年轻官员,其中的11人根据已曝光的资料显示其亲属在官场任职。 同一时期,年仅28岁的邓小平孙子邓卓棣被报道已经从美国一家律师所返回中国,效法习近平进入地方,直接担任广西百色市某县副县长。而出生于1983年的叶剑英曾孙叶仲豪也于近日担任共青团中央十七大代表。有分析指出,广西百色正是邓小平当年武装革命的地方,而叶仲豪在进入中央前也已在广东省多个职位历练。邓卓棣和叶仲豪两位年轻80后的“火箭升职”,都离不开其中共纯正红色后代的背景。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的18位被“火箭提拔”官员中,有5人已被免职或自动辞职,而邓卓棣和叶仲豪尽管同样饱受质疑,其仕途却未受丝毫影响。 体制内权力集体世袭 据体制内媒体《广州日报》报道称,多年前某权威机构发布的社会流动报告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对于中共红色后代来说,这一比例只会更高。上文提到的18位年轻官员与、邓卓棣和叶仲豪也仅是这一类年轻官员群体中的偶然被曝光出来的少数。 据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亲自参与调查研究和撰写的25万字论文《中县干部》所述,在县域政治中往往存在由血缘等家族关系构筑的政治家族网,而且这个家族网不断巩固和扩大,并造成了基层权力的家族化。这是中国古代传统专制社会的毒瘤,而其盘根错节的严重程度和对地方权力垄断程度甚至高于古代社会。 而在中央层面,中共红色后代在本轮中共领导集体换届中也大规模上位。多维新闻此前曾刊文《红色后代政坛“会师” 助习卫党保江山》写道,不仅中央政治局7位委中有习近平、俞正声、王岐山(张德江不确定)均为中共原领导人直系后代或姻亲,李鹏之子李小鹏、陈云之子陈元、张震之子张海洋,许世友之子许其亮,张宗逊之子张又侠、刘瑞龙之女刘延东等均得以上位。 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不能完全否定这些红色后代的个人能力,但是其大规模登场和执掌中国最高权力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红色后代身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于其中部分人来说可能正是最关键的因素。现今在基层被火速提拔的大量年轻官员的任职资历和能力大多名不符实。即使是个别人的简历中标明的履历十分丰富,也多是蜻蜓点水般的走过场。这种现象不仅暴露出了中共官场选拔官员制度的缺陷,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体制内人物的权力、地位等社会资源的集体继承和世袭。 体制保障的利益堡垒 有观点指出,权力、地位的世袭源于社会资源的垄断,以及与垄断相匹配和搭建的畸形的社会政治体制。而如今已然公开和明确化的权力世袭现象不仅表明中国社会资源流动的凝滞、阶层的固化和对立,而且可能是中共体制堡垒建成并与社会日益隔绝的标志。 曾撰写《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的杨继绳表示,社会阶层世袭,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一种有利于社会阶层世袭的利益机制。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有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活动都以行政权力为核心,从而形成一种极为内敛和排外的运行体制。例如在经济领域的方式为: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官员子弟,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在此过程中,所有参与进去的人员都成为了体制内和堡垒内的既得利益者。 观察人士指出,自中共中央以至中国各地方基层,已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利益共同体。当前的政治体制则构成了这一共同体形成和运行的坚强堡垒。权力的集体世袭则表明这一共同体不信具有较强的内敛性和排外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一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外界推动交流和互动,甚至是相互隔绝。 然而,权力、地位等社会资源的世袭本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点正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历次革命的对象,为现代政治文明所不容。随着中国广大民众主体和权利意识日渐增强,固化的利益堡垒也将受到越来越猛烈的冲击。如果这种堡垒内外对峙的格局得不到缓解,对中国未来发展和全体国民都将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执政党中共高层似乎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试图缓解紧张局势,化解执政危机。习近平曾表示要“让人人同享人生出彩的机会”,李克强也已着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审批项目向社会放权等。然而,分析人士多认为这些都只是治标难治本的一时之策。而要从根本和源头上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和堡垒,则只能从政治体制方面入手。向社会公开、公平选拔国家机构组织人员即民主选举,保障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即新闻与言论自由,制衡和约束权力等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和必备内容,也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治本之策。但是因为可能危及中共一党执政和既得利益者的现实利益,这些也都被中共归为道路选择的雷区。中共一方面希望化解执政危机,一方面又排斥化解执政危机的方法。这是中共面临的悖论,如果不正视这一问题,必然走进历史的死胡同。

阅读更多

爱思想 | 童燕齐 雷少华:中国的微博与政治

童燕齐 雷少华:中国的微博与政治 进入专题 : 微博 中国政治    ● 童燕齐   雷少华        20世纪90年代起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们更加坚信技术创新能够促使专制向民主转型。一些乐观主义的政治学家宣称“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专制制度的极大挑战”,甚至将信息通讯技术尊为“解放技术”。尽管另一些人辩称“信息通讯技术更容易构造一致性”,但其他人还是相信“这种技术降低了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尤其在2011年初,中东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因互联网技术而促成的民众抗议行动之后,这种乐观主义大大强化了。   也有一些持谨慎态度的学者,他们认为互联网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一样,本身并不具有政治特性,互联网不一定会对专制政体造成威胁;尽管互联网的普及可能会对政治体制带来挑战甚至引发变革,但是它也可能会强化专制统治。即使乐观主义的政治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专制政权会开发出复杂的技术手段来控制互联网并对抗那些反政府的批评言论。   21世纪出现了如脸谱网(Facebook)和推特网(Twitter)这样的新型社交网络媒体,两者为社会动员提供了更加有效而且更难以被管制的工具。借助它们强大的即时通讯功能,信息比以往任何传统的方式都传播得更快更远。2011年在埃及爆发的、最终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极好地诠释了这些新型社会网络媒体在鼓动大规模群众抗议中所起的作用。   新型社交网络媒体的发展改变了网络言论的生态,目前已经有大量针对互联网和博客环境的行为主义研究,但是,还较少有人尝试进入微博与政治的研究领域。为了促进对中国的新型社交网络媒体的认识,我们的研究将会讨论微博的特性、与传统网络论坛的区别、中国微博的发展以及微博对中国社会抗议的影响。       微博与抗争性政治      微博的特性      继博客问世之后,作为新的信息交流平台的微博也在近些年取得了迅猛发展。2006年,推特网问世很快受到热烈欢迎,并成为排在脸谱网之后的第二大信息网络和社交网络。如果说脸谱网的用户组建了一个个朋友熟人圈子,推特网则借助匿名关注和转发功能,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   传统的博客作者,通常需要拥有良好的写作技巧与合理的逻辑性来表达观点,即使要伪造一些虚假信息,也至少需要让这些假消息看起来是逻辑合理的。但微博不一样,在那里只要用140字做一个无需任何论证的陈述即可,也无需任何形式的修辞,这是一种彻底的“快餐式”交流。因为这种特性——更少的词汇、更直接的信息,加上手机微博等便捷的使用方式让这种“引用式”的信息传播方式更加契合现代生活的节奏。   推特网在用户界面里设置显示了“粉丝”(即关注者)的数量,让普通人也能享受到当明星的感觉。公众人物很快意识到了这种效果,他们也纷纷创建自己的微博账户,于是推特网迅速成为最流行的公共交流平台。   和传统网络论坛匿名发帖的方式不同,微博实名制更加增添了它的吸引力。因为如果博主是实名的,他/她的粉丝就会更加重视他/她的言论,会关注博主所发布的任何一条的信息,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粉丝群,为维护博主而“英勇奋斗”。   微博的另一个优点是它的转发功能。如果你喜欢一个帖子,你可以点击“转发”按钮把它发布给自己的所有关注者。微软中国和谷歌中国的前总裁李开复曾经用“病毒传播”来形容这种快速转发功能,信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散播给大量的潜在人群。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博主拥有100个粉丝,他的每个粉丝也各有100个粉丝,只要博主的一条消息被其中的10个粉丝转发,那么就会有1000个人看到这条消息;如果这1000个人中有100个又转发了这条消息,以此类推,经过短短的几次点击之后,这条信息就可以被成千上万人(甚至上百万人)所看到。   手机短信也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但是信息的传播限于较小的范围,且还有话费的限制。微博则与之相反,信息传播者不需要认识接受者,也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粉丝们只要根据个人偏好主动地去关注信息发布的源头即可,这也是卡斯•桑斯特所说的“信息消费的个性化”。因其传播的快捷性和低成本,作为公共信息传播者的微博正在逐渐取代手机短信,并且在鼓动社会运动方面显示出了强大的效力。      动员与民意      互联网在抗争性政治中可以有两种作用:作为“工具”,或作为“空间”。“工具”作用是指“动员”,即为鼓动街头示威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过去的组织者只能使用喇叭来领导示威民众,政府很容易识别出谁是组织者,从而镇压示威活动。手机短信虽然也可以作为鼓动潜在参与者的通讯工具,但是只能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熟人)圈子里,而且在示威过程中组织者也很难使用手机短信来领导人群。微博则改变了这些,组织者可以成为“虚拟”的领导者,在几千里外发号施令;网络上也很难识别出谁才是组织者,政府在镇压示威活动的时候就会困难得多。   2009年的伊朗大选,就是展示微博与社会运动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在选举中,反对党领导者利用推特网来领导示威群众对抗政府,并最终导致了流血冲突。当时推特公司刚好因为系统升级需要暂时关闭服务,但是美国政府为了支持伊朗的反抗运动,要求推特网推迟升级计划。2011年初推翻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埃及革命运动,也是通过推特网和脸谱网组织起来的。因此,这些运动也被称为“iRevolution”(互联网革命)。   互联网的第二种作用,就是为吸引公众参以及产生民意压力提供了空间。迄今为止的一些事实表明互联网在伊朗和埃及主要发挥了第一种作用,而在中国则主要发挥了第二种作用。本文接下来将结合一些具体的事件来讨论它在中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霸权危机与阵地战      为了分析互联网的第二种作用——空间作用,我们需要借用葛兰西霸权论的概念框架。葛兰西说:“霸权是资产阶级价值规范对从属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卡诺依p.66)。已经建立起来的霸权秩序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统治阶级的暴力或者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而在于接受统治者所用于统治的世界观。即“统治阶级的思想通过一整套复杂的论述而具化为‘常识’:接受了道德、习俗以及所生存的社会的一切制度化行为的民众思想。”换句话说,民众将他们的利益等同于制度的利益,因而他们愿意维系现存的体制。   霸权危机的出现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统治时间的延续,政府领导意识形态的能力不可避免地会恶化,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强制性支配。公众和他们所接受的传统观念渐行渐远,不再相信他们过去所一直坚信的。在霸权危机理论中,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需要打一场“阵地战”来建立“反霸权”观念,并最终取代官方霸权。这种“阵地战”被看作是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场竞赛,可以作为与政府“正面开战”的替代品,并随着民众意识的逐渐觉醒而展开。一旦反霸权观念成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规范,先前建构起来的政治秩序就会被打破,最终带来政权的更替。   这场围绕“霸权”的阵地战,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作为制度的代言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同时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招募一支“知识分子军队”来进行霸权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因此这场“阵地战”胜利的关键就在于革命党能否保留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来引导思想,并在鼓动自身所属阶级的同时也能拉拢那些“不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先不考虑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论调,葛兰西的理论对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抗议的概念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阵地战”的关键在于战场。在中国,围绕传统媒体的官方“霸权”,政治改革派和保守派以及不同的学者派系已经展开了战斗。由于这种制度控制了报纸、电视、杂志等主要的媒体,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展“阵地战”的效果极其有限。但是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的出现为“阵地战”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借助即时通讯的能力和广泛覆盖的特点,微博超出了政府所能支配的范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在借助互联网开展他们的“阵地战”,并逐渐形成对抗官方“霸权”的反“霸权”。   我们观察到,在微博中,相当比例的专业知识分子背弃了官方意识形态,并成为反对官方霸权的先锋。当然,因为这场在信息空间爆发的“阵地战”并非是有意谋划的,因此目前还缺乏明确界定的策略和最终目标,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反对制度的同时,还保留着官方机构的职业身份并拿着官方的薪水。由于没有明确的策略与目标,这场“阵地战”往往因不负责任的评论和虚假信息而误入歧途,这也大大损害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名声。      微博战场的出现      由于看到了微博市场的巨大潜力,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纷纷效仿推特网,创立了一批微博平台,例如饭否、叽歪和嘀咕等。中国政府从2009年7月开始陆续关闭了这些平台。与此同时,“新浪网”——中国最大的互联网门户——在2009年8月推出了自己的微博服务。新浪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互联网公司之一,并且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具有双重身份:对于政府来说,它是一个“内部人”,可以很容易被政府掌控;对于用户来说,它是一个有着许可证的商业机构。这种双重身份使得新浪的微博服务能够垄断微博市场,尽管后来中国政府也允许其他公司提供微博服务,但是新浪已经牢牢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并且网民们也已经习惯使用新浪的网络服务。   李开复称:中国微博的信息功能更加强大,140个英文字母只能组成1-2个句子,但是140个汉字可以传达更多的信息。因此,推特网的用户只能将微博作为一种个人或社会沟通的工具,而新浪微博则提供了一种信息性更强、更有效的新媒体平台。   加快信息传播速度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微博的账户设计上。在过去,一个人需要浏览每个人的博客或者每个论坛来了解大众的声音;但是在现在,每个用户的微博首页都会显示他所关注的所有博主的最新帖子。如此一来,用户不会错过任何一条重要的消息。   由于能够上传图片和视频片段,微博的实时转播功能要强于电视媒体。例如,2010年8月甘肃舟曲发生泥石流之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引用了一位网民在网上发布的照片。还有一个例子是,上海胶州路大火发生后的一个小时之内,微博上就出现了数百张相关照片,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这种实时转播的能力突破了官方的审查制度,并显示出微博用于发起网上抗议活动的潜力。因此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每个网民都是记者、评论员和侦探。   在意识到微博在信息传播方面的重要性之后,中国的媒体立刻成为了忠实的微博用户。到2010年8月为止,有466家中国的主流媒体机构开设了新浪微博账户,其中包括116家报社、243家杂志社、36家电视台和69家广播站。截至2010年10月,新浪微博认证了5886名开通微博的媒体人。目前,中国存在着几家主要的微博服务提供商,如新浪、网易、搜狐和腾讯等。许多新闻媒体和名人倾向于在不同的服务商处同时注册账户,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随着微博的出现,阵地战的战场正在形成。它可以向广泛的读者传播信息、提供非官方视角的实况转播和新闻报道,并因其低成本而吸引人们的广泛参与。这也是一个政府很难彻底控制的空间,除非将其彻底地关闭;而对于政府而言,这样做显然成本太高了。      阵地战      在中国,互联网在社会抗议中所起到的作用很少是“煽动”型的。不管发生什么事,中国的网民看起来更愿意在网上表达他们的关注,而不是在大街上。   尽管存在着复杂的技术控制和审查,中国的互联网却依然保持着令人震惊的开放性。由于这种开放性,互联网成为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针对政府的批评。要理解中国互联网评论的这种图景,我们需要首先认清,中国的社会并不是截然二分的。按照约瑟夫•史密斯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可以按照不同的思想倾向来划分为不同的阵营,这种划分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被固化了。一些主要的论坛在中国的公共互联网讨论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主要的自由主义网络论坛包括“天涯”和“凯迪”,著名的毛派论坛叫做“乌有之乡”,激进的新左派则主要集中在“四月青年”(英文网名叫做Anti-CNN),温和的新左派主要使用“中华网论坛”。当人们对一个特殊事件发表评论的时候,例如在孙志刚案中,所有的论坛都会联合起来批评政府。这些“共识”成了很多中国互联网学者们的分析样本,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在另一些事件上,不同阵营之间还是存在大量的分歧。这些文章都是匿名的,所以找不到领导者和组织者,所有的网上抗议都成了个人行为。   微博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情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微博 中国政治   

阅读更多

纽约时报 | 中纪委调查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

香港——中国最高反腐机构周日称,正在对高级经济政策制定者刘铁男进行调查,这起由一名调查记者公开举报引发的案件由此突现转机。 根据国家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负责调查高级官员腐败案的中纪委表示,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Eugene Hoshiko/Associated Press 2009年,刘铁男。 五个多月前,中国记者罗昌平大胆挑战刘铁男及调查人员,公开举报其等从事秘密交易等违法行为,其中包括威胁要杀害其情妇,以及夸大自己的文凭。12月初,罗昌平在网上公开了这些指控。不同寻常的是,尽管刘铁男的发言人对这些指控予以否认,而审查机构也有权删除这些消息,举报信息却一直留在网上,激起了公愤。 然而,前面几个月的时间里,似乎刘铁男已经挺过了这次丑闻。他自2008年起就一直担任发改委副主任,发改委监管经济政策的诸多领域。3月份以前,他还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根据中国新闻媒体报道,在罗昌平公开举报之后,他还在公开场合出现过几次。 新华社的消息没有给出官方对刘铁男的详细指控。但是北京《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称,他确信官方的指控与他的举报有关。 罗昌平在电话采访中说:“我知道其中有直接联系,但我不能再往下说了。” “之前我觉得很恐慌,因为什么动静都没有,现在既然有了动静,我也就松了一口气,”他说。他指的是对刘铁男的调查。 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试图让不再抱有幻想的民众相信,他制止官员滥权行为的运动是认真的,58岁的刘铁男可能会成为这场运动中的一件战利品。自去年11月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习近平誓言打击腐败、浪费以及中饱私囊的行为,并且表示,“苍蝇”和“老虎”——即低级和高级官员——都将接受审查。 因腐败或其他罪行而受到调查的官员包括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去年8月,他的妻子谷开来被判谋杀一个英国商人,因此被判处死缓。今年4月,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因涉嫌受贿和滥用职权被正式提起公诉。 中纪委在扣押官员并进行秘密调查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在一些重大案件中,中纪委可以将官员移交给警方和检方,由后者进行刑事调查,调查的结果基本上都是这些官员被党控制的法庭判明有罪,并被判刑。 尽管作为记者的罗昌平显然取得了胜利,但中国领导人对让公众掌握打击腐败的主动权很谨慎。前不久,警方逮捕了一些示威民众,这些人支持打击腐败、强迫官员公布家庭财产。 “我真正希望看到的是制度层面出现更多利于反腐的改变,而不仅是关注个案,”罗昌平说。

阅读更多
  • 1
  • ……
  • 3
  • 4
  • 5
  • ……
  • 55

CDT/CDS今日重点

三月之声(2024)

【网络民议】顶端新闻|反对调休的声音,不能装作听不到

更多文章总汇……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浏览器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