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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财新《新世纪》:电影票房谁做主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12年12月03日 发行方提高票房分账比例,长期是趋势,短期很艰难,未来几年内还会出现一波又一波票房分账之争     财新《新世纪》 记者 覃敏 屈运栩   超过40余部国产影片扎堆抢占贺岁档之际,一场有关电影票房分账的较量正在进行。 11月14日,中影、华谊、博纳、星美、光线五大发行公司联合发出《关于调整国产影片分账比例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将《一九四二》《王的盛宴》《一代宗师》等九部电影的发行方票房分账比例提高到45%。随后,院线方、发行方展开一场堪比宫廷大戏的明争暗斗。 经过十多天的博弈,《一九四二》《王的盛宴》以及《一代宗师》的分账比例初定,仅华谊发行的《一九四二》在超过3亿元票房之后可获45%以上的分账。至于另外两部影片,《一代宗师》维持原来43%的分账比例,由星美发行的《王的盛宴》则栽了个大跟头,分账比例不升反降,上映三周后将降至39%。 “中影、博纳、光线还没有表态,离我们发行的影片上映也还有十多天。目前我们还在坚持提高分账比例。”在五大发行公司供职的一位区域发行总监告诉财新记者。 尽管如此,业界普遍认为,围绕贺岁档的一轮较量已近尾声。院线方虽略有妥协,总体而言,由电影发行方发起的提高票房分成比例的努力再次在坚固的院线面前土崩瓦解。 但很多业者相信好电影发行方的票房分账比例提高将是趋势。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秘书长王凤麟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的电影产业尚处于市场培育期,很多机制都刚刚开始探索,未来中国电影市场成熟之后,发行方票房分账比例肯定会提高,甚至会达到国际上70%、80%的水平。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的院线方、发行方多位人士亦一致认为,未来几年内还会出现一波又一波的票房分账之争。   各个击破   11月14日,五大发行公司向各大院线下发的《通知》措辞强硬,称已就票房分账达成共识,从今年贺岁档上映的九部影片开始,今后五家公司发行国产影片时,在与院线所签署的《国产影片票房分账发行放映合同》中,发行方与院线的票房分账比例将不低于45∶55。这九部影片包括《一九四二》《王的盛宴》《大上海》《一代宗师》《十二生肖》《血滴子》、《泰囧》《笑过2012》及《秘密花园》。 在院线方看来,这纸通知太傲慢了。“代表着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各方都是平等的,什么问题都可以沟通协商,不能以通知的形式去命令彼此。”中影南方新干线总经理赵军告诉财新记者。 接到通知的院线迅速联合起来。11月17日下午,十多家院线在深圳聚首,商讨应对。在这次会议上,院线方明确了反对提高分账比例的大方向,制定了高举高打的具体方案,列出的八条说明中,五大发行公司的态度问题、合作精神问题首当其冲,甚至指责发行方“不懂政治,‘十八大’之后立即挑起折腾,制造全国大规模罢映是给政府添乱”。 会后,万达、中影南方新干线、金逸珠江、新影联、广东大地等13家院线于11月19日联合发布“关于对《调整国产影片分账比例通知》的意见”,正式做出回应,并以罢映相威胁。 “期间,我们通过短信、电话与五大发行公司沟通,基本上把这几家公司老总的电话打了个遍。”赵军说。 11月21日-23日在北京举行的“贺岁片观摩研讨会”成为双方博弈焦点。承办方之一的《综艺报》电影主编朱玉卿介绍,21日,共有30家院线、61人赴京商讨此事。21日上午,开幕式结束,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出现在活动现场,主动和院线谈判。“当时,双方都没有妥协,只是表示要继续协商。” 就在当日,九大影片之一的《一代宗师》开始“反水”,不仅出席了研讨会,而且主动表态维持原来票房分账比例。随后,另一部《泰囧》也现身研讨会现场,但仅宣传影片,未表态。《一代宗师》的主发行方为国企背景的银都,原本就对提高分成比例就热情不高,在这次两大阵营较量中更像打酱油的。 对于这两部带有“投诚”意味的影片,院线方表示了极大热情,称全力支持其放映,并称《一代宗师》是第一部和院线主动平等合作的贺岁大片。王中磊坐不住了,再一次主动约谈院线方。 11月24日上午,双方协商尚在进行中,院线方釜底抽薪施压华谊、星美,称在达成一致协议前,27家院线及旗下各影院从当天起不接待《一九四二》《王的盛宴》任何活动。话虽如此,《一九四二》该有的前期宣传却依然在闹市区影院如火如荼开展。五大发行公司亦针锋相对,当晚发表联合声明,称已有70%的发行院线与之签订了协议。 实际上,自11月22日就陆续传出中影星美、中影数字等十多家院线已经签约,这被视为发行方的攻心计。朱玉卿告诉财新记者,中影、华谊等发行方自己的影院或中小院线可能签了协议,这个70%的院线是按数量计算。如按票房收入计算,在几家未签约院线中,万达票房收入占17%,上海联合占10%,中影南方新干线8%,大地、金逸各占7%,仅这几家已手握42%的市场份额。 发行方继续发起冲击。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华谊与院线方协商之际,中影给各院线发出短信,大意是13家院线中的某家譬如万达已经签约,你赶紧过来和我签吧。但各院线一沟通就清楚了。” 最终的结果是,11月25日下午,《一九四二》在发布会上与院线方达成三级梯级发行分账协议:3亿元票房之内发行方按原比例43%分账,超过3亿元票房部分将按45%分账,超过8亿元以上票房部分按47%分账。分成比例调整的时间点以国家专资办公布的数字达到日期的次日开始。华谊旗下《十二生肖》《西游降魔篇》亦采用该分账机制。 第二天,《王的盛宴》分账方式出炉:首周票房发行方按原比例43%分账,次周票房发行方按41%分账,此后至下片发行方都按39%分。至此,九部影片中的四部主力影片已结束谈判,退出战局。   宿命式结局   “这是现阶段市场环境下,双方都愿意看到的结果。如果《一九四二》《王的盛宴》不上映,对院线方、发行方来说是两败俱伤。”新影联院线董事长姜广超称,“其他电影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会一部一部电影去谈。” 对于这一结果,五大发行方异常沉默,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星美、华谊均婉拒了采访。 小马奔腾并未参与此次行动,但副总经理郭燕向财新记者表示,对结果并不满意,尽管双方在协商基础上各自有所让步。她相信近几年内,发行方票房分账比例肯定会朝50%的方向走。 从这次较量来看,发行方现阶段想将票房分成整体提升到45%并不现实。以《一九四二》为代表的正阶梯发行分账机制有鼓励制作优秀国产影片之意,但主动权在院线手里。一部新片的最高票房往往出现在第一周,之后观影人数逐渐减少。能达到3亿元票房的电影原本就有限,达到3亿元之后院线方是否还会排期则是未知数。而以《王的盛宴》为代表的倒阶梯发行分账机制倒是与国际分账机制一致,能够鼓励院线多为影片排期,但分账基点实在太低,第三周竟低至39%,业内戏称“张艺谋几部大片争来的分账比例一朝被《王的盛宴》打回了原点”。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嘉介绍,去年《金陵十三钗》以5亿元为分账点,5亿元以内分45%,超过5亿元41%。这样分账鼓励影院加长映期,符合电影放映规律。“《一九四二》是赌他们一家独大,独好。”她说。 “出现这样的结果也在情理之中。”中信证券传媒行业分析师文浩认为,从电影产业上下游关系和现行政策来看,目前改变分账比例的时机尚未成熟。 乐正传媒咨询总监彭侃则总结称,这是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与脆弱的利益共同体之争。在他看来,五大发行方提出的45∶55分账比例危及所有院线的利益;而五大发行方所持的九部影片放映时间接近,前后不过两周,多部电影撞车,《十二生肖》《血滴子》都在12月20日放映,是竞争关系,发行方各有更直接的利益,很难形成稳固联盟。 尽管《一代宗师》是第一个叛变者,但彭侃认为,最终分裂了发行方联盟的是《一九四二》的妥协表态。和它同日上映的《王的盛宴》迫于竞争压力,在其签订协议之后几个小时,主动向院线方提出如此低的分账比例,“有点气呼呼的,也有被华谊逼出来的无奈”。 在盛世影业总经理高军看来,《一九四二》赢了利益,输了道义。而《王的盛宴》降低分账比例,赢了气势,利益受损。至于《血滴子》《泰囧》这样的小成本电影跟着起哄,最终骑虎难下,43%都可能拿不到。多位院线方人士称这不会对其他电影产生太大影响,但乐正传媒咨询总监彭侃也认同,重量级的影片《一九四二》《王的盛宴》作出的让步给其他影片尤其是中小成本电影的发行带来极大压力。 “票房分账比例之争的根源是电影市场的结构性问题。”王凤麟告诉财新记者,“现在,中国一年生产600多部电影,上映的只有200多部,市场供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局面是必然结果。”   票房里的黑洞   据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秘书长王凤麟介绍,从前年开始,业内要求提高发行方分账比例的呼声就强烈起来。今年8月,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召开理事大会,在“提升发行方票房分账比例至50%左右”上达成了共识,准备“择机提出”。贺岁档被认为是一个合适时机。 但成本压力不断加大的院线方面不这么看。据中影南方新干线总经理赵军介绍,影城地租不断上涨,至少涨了3倍以上,中影南方新干线目前的月租大概是每平方米150元-160元;器材设备价格也在上涨,以前胶片机约为18万元一台,现在数字放映机每台38万元,数字放映机的氙灯一般只能放映2000小时,每更换一盏氙灯就需花费好几千元。 新影联院线董事长姜广超给财新记者算了一笔账,3000万元票房收入的影城并不多,中型影城的票房收入一年也就1000万-1500万元,除去300多万元的地租、500多万元的器材折旧以及200多万元的人力成本、200多万元的水电费用,最终获利很少。 “2010年以后新开的影城绝大多数利润不到总票房收入的15%,很多都亏损。”姜广超称。 金逸院线招股说明书显示,2011年,金逸院线旗下55座影城,全年营业收入包括发行收入在内7.74亿元,利润仅为5211万元,利润率约为7%。这意味着每座影城的利润为94.7万元。 “院线不是觉得不能提高票房分账比例,只是现在两个点是大多数影城的盈亏平衡点,一旦提高,立即会有一批影院倒掉。”姜广超表示。 11月22日,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下称专资办)连续出台四个与补贴有关的文件,对发行方和院线方各有补贴。业界称此为灭火之举。高军称仅对3D和IMax补助一项计算,《一九四二》就能够收回1000万元成本。而返还专项资金则是专资委对院线和发行方的让利之举。在双方为2%的利益争夺时,专项资金5%的返还点减少了片方的亏损。 这样的方式也和去年行政介入《金陵十三钗》票房分账大相径庭,从而一定程度上造成利益各方的市场博弈。 但电影发行方也有压力,演员不断上涨的片酬推动了制作成本的增长。电影《疯狂的蠢贼》的制片人李明阳告诉财新记者,现在一些毫无名气的新人接拍一集电视剧的叫价都达到了2万-5万元。在很多电影制作中,电影演员的片酬甚至占到制作成本的70%,加上营销成本、税收等,投资1000万元的片子,卖3000万元票房才差不多保本,“80%甚至90%的人在赔钱”。 有时,一部大制作就可能将制片发行公司带入困境。现在国内进口大片比例增加,也进一步挤压了发行方市场。今年以来,国内进口片增至每年34部,平均每月就有两到三部影片上映。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一度跌至历史最低的30%,进入10月后虽然逐步攀升至40%,但高军仍然认为短期内比例很难上调。在此情况下,腹背受敌的制片方在未来还将在分账上锱铢必较。发行方和院线方的争夺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由于目前业内监管机制并不完善,在业内人士看来,即便现在提高了分账比例,遭遇生存危机的院线方还是会想方设法“偷票房”,即偷漏瞒报真实的票房数据、截流发行方的收入。 据上述区域发行总监介绍,目前发行方一般按照院线上报的票房数据与院线方结算。尽管多数影城已经实现电脑售票,但发行方无法直接看到院线的后台售票数据。专资办的平台与影院的售票系统对接,但发行方只有在付费情况下才能看到专资办的数据,且该数据不能作为财务依据,“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实的票房”。 专资办副主任李东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偷票房是电影产业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一般来说,这种行为,大影院少于小影院,大城市少于边远地区。 据李东介绍,院线方往往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偷票房:一是不采用电脑售票,私下出手工票或者另备一套系统的机打票;一是采用团体包场,先进场后出票、多进人少出票或者干脆整场不出票;三是使用结构性票价,譬如一张票将电影票价、爆米花、可乐等搭售,按最低限价给发行方结算。 一直以来,各大发行公司通过人海战术监察“偷票房”行为。《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各大院线放映时,曾专门培训了近800名大学生独立监票,包括数入场人数、记录播放的厅次、时点等。 2011年9月8日,中影、华谊、博纳、星美、光线五家发行公司联合成立了众大合联市场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主要工作即为监察影片发行市场情况、收集电影票房数据信息等。众大合联官网显示,《画皮2》《听风者》《搜索》分别派驻各地院线的监察员达到1067人、1045人、459人。 据上述区域发行总监透露,近日,四川自贡一家新开业一家六厅的小影院,开业四个月累计偷漏票房237万元。 近十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已多次调整票房分账比例,发行方分账比例由上世纪90年代的35∶65提升至如今的43∶57。 但无论从分配比例还是机制,与国外的票房分账机制仍存在较大差距。以好莱坞为例,其分账机制大多是阶梯式递减,一般而言,放映商从票房收入中扣除相关成本后,按照逐周递减的比例(通常是首周90%,其后每两周降低10%)。在实际操作中,主流发行商通常会要求分成保底,即每周所获票房收入不能低于总票房的一定比例(通常首周是70%,其后每两周降低10%)。 但在高军看来,完全采取好莱坞的方式现阶段不大可能。他指出,以目前国内电影的排期,一部影片上映的时间非常有限,大片3到4周,普通影片1.5周。一些小成本电影根本没有遵循43∶57的分账比例,为了让院线加长上映时间,很多制片方甚至愿意接受40∶60的分账方式。“要价太高就成了影院一日游,对制片方没有好处。”高军称。 “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盲目照搬。中国当前的电影市场还比较分散,需要通过一轮轮的洗牌,调整票房分账机制仍需经历漫长的过程。”王凤麟认为,“当务之急是各方合力做大整个电影市场蛋糕,等到市场成熟之后,再去考虑何时下刀、怎么下刀。”■ © [email protected]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2/07. | Permalink | 关于我们 Post tags: 新世纪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纽约时报 | 陪伴父亲走过人生最后一程的艰难之路

看病记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 詹涓 2012年12月06日 我的爸爸,笑声爽朗,身体健壮,与人为善,从不吸烟。2009年9月2日,他在常规体检中发现肺部占位,随后确诊得的是肺癌,经过两次开胸手术、9次化疗、20次全脑放疗,他在2011年2月10日去世。去世的第二天,是他喜欢的外孙女、我的女儿一岁生日。 爸爸得病后,我们就发现走在了一条充满歧路的小道上,每走一步都要面临艰难的选择:该不该手术?该不该化疗?该不该看中医?……而到了最后,则是该不该现在就放弃?该不该赶紧回老家?该不该送入临终关怀医院?这条路越走越窄,直至无路可走,虽然深知自己已经尽了全力,但仍然满心愧疚。 爸爸在2011年5月第二次手术后不久,发现脑部出现肿瘤多处转移时,我们遍查资料,得知他的情况,中位生存期只有六个月,便已经开始接受了爸爸即将离开我们的事实,然而陪爸爸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历程,仍是无比艰难。作为在北京寄居、毫无根基的“草民”,我们全家都充满了无力感。 第一关,是为爸爸进行后续治疗时的护理关。接受了全部疗程的化疗和放疗出院后,主治医院给爸爸开了很多补益类的药物,需要在社区医院每天输液。我对社区医院原本充满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以为护士能上门进行输液服务,能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护理。结果发现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社区医院可以输液,但需要先在上级医院输一次,证明没有药物反应,同时需要有院方盖章为证。因为一个章盖错,我妈妈便跑了两次医院。搞定了手续后,我们得知只能自己上门去输液:这又是一个大问题,虽然社区医院离我们家只有不到500米距离,而且没有上下楼梯,不需要过马路,但爸爸此时因为脑部肿瘤压迫已经不良于行,正常人5分钟的路程,他要走走歇歇,走上半个小时,每去输一次液,就要元气大伤一次。后来我们改成用轮椅推爸爸去输液,路上颠簸,同样痛苦。我们也想过请旁边民办小诊所的护士上门输液,但对方一听爸爸得的是这么重的病,立刻就退避三舍,因为怕输液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差错。 第二关,是止痛关,也是最让爸爸和我们一家人感到痛心的问题。《纽约时报》上曾有一篇文章 《癌症病人的夺命疼痛》 ,看这篇文章时我大哭不止,因为文章开头因癌症而去世的老人的女儿,活脱脱就是我自己。爸爸在后来常常说,只要一天24小时,有一两分钟不痛,他就会觉得舒服极了。他形容自己从臀部到双下肢,始终是像刀割、像火烧、像放进绞肉机那样的疼痛,也因为痛,爸爸失去了食欲,急速消瘦下去。而面对这样的疼痛我们竟然束手无策。 在完成了手术、化疗、放疗后,我们遇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爸爸似乎没有主治大夫了,所有医生都认为自己的这部分工作已经完成,而且完成得还很不错。也确实如此,爸爸的手术做得很成功,病灶完全被切除;放化疗后转移灶也一度有明显缩小,但问题是,后续的止吐、止痛,我们找不到跟进治疗的医生了。我们原本计划看给爸爸手术的外科主任,但这位医生人气太高,提前一个月也不一定能挂上专家号,临时请她加号吧,看她一上午看完50个病人还要给我们“加塞儿”,也确实于心不忍。于是只能相应地去看疼痛门诊和肿瘤内科。爸爸此时十分虚弱,从我们家到医院,直线距离六公里,但遇上堵车和交通管制就要一个小时,爸爸躺在车上痛得反复呕吐,去了一次医院后,再也无法继续,只能由家属代看。患者没有到场,加上担心对止痛剂上瘾以及药物副作用,医生虽然开出了止痛药,但强度和剂量都不够,对爸爸来说于事无补。 我们只能四处找药。通过互联网,我们发现原来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许多病人只能被迫通过非常规渠道来找止痛剂,一些病人去世后,家属则会把未用完的药无偿捐赠给其他病友,通过这些渠道,我们好歹找到了一些较为有效的止痛剂,短暂地缓解了爸爸的痛苦。 最后一关,是临终关怀关。到了2010年的12月,爸爸已经丧失了斗志和生命力。原先躺在床上,他尚能对着笔记本电脑打打在线麻将,或者听听收音机,而此时,他整天被疼痛和剧烈的恶心感折磨,不仅连饭吃不下去,连药丸也吞不了了,对诸事都失去了兴趣。他看过《收获》杂志长篇小说专号中於梨华的小说《彼岸》,对文中主人公在患癌后选择吞药自尽的情节印象深刻,也几次跟我们表示,想要“死得有尊严点”。在慌乱中我们意识到,爸爸已经接近油尽灯枯,药物对他不再有作用,现在我们不能进行无谓的积极治疗,必须要想办法让爸爸尽量舒服地离开了。 我们希望爸爸能在家里走完最后一段路,起码每天听到小外孙女的声音,看到家人的脸,也会让他觉得安心些,但是实际情况却不允许这么做。首先是我们所能弄到的止痛药,此时已经不起作用,而如果用阿片类药物,就必须要去医院。其次是爸爸由于持续无法进餐,此时已表现出恶病质,严重贫血、衰竭、双下肢浮肿,只有医院能为他提供营养支持。加上爸爸下肢渐渐失去感觉,无法正常排尿,需要用导尿管,不去医院的话,在家里再精心护理,也难免会出现感染,而感染对爸爸会有致命危险。于是我们想到要找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提供这方面的医疗帮助之余,或许还能带来些精神方面的慰藉。但很快我们发现北京的临终关怀医院极少,比如李嘉诚捐资建立、专门服务于末期癌症患者的“宁养院”,在全国有32家分院,但北京偏偏没有,有限的几家条件也很差。我们联系到了一家,订好了病床,临去时才得知这家医院没有暖气,只得作罢。 那么,去医院呢?三甲医院显然是住不进去的,我们咨询了给爸爸开刀的那家医院,对方明确表示不接诊终末期患者。我们想过要“占床”,去急诊室住下来然后就不走了,但这种“耍赖”的方式,我们一家人实在做不来,而且那家知名医院的急诊室有如战地医院,病者云集,对爸爸的休养也不利。打电话问了北京数家三甲医院,得到的回答全都一样。当时我们一家人的心情,可以用心如刀绞来形容。在爸爸走后,我在微博上看到上海一位高中教师向市委书记俞正声发了一封公开信,谈的是同样的问题:他的父亲也是因为癌症终末期,几次入院但都被迫要把床位让给危急患者——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会因俞正声的正面回复而有所改善吗? 一些相熟的医生建议我们去二级医院或单位附属医院,这类医院床位多,不挑病人。但爸爸属于异地医保,而地方医保政策规定在外地住院,只能住三级以上,否则发生的费用完全不能报销。好在经过多方联系,朝阳区一家三级医院同意收治。我要感谢这家医院和内科病房的医生们,爸爸在这家医院住了一个月零一周时间,这肯定影响了医院病房的轮转率,恐怕也会影响主治医生的考核,但医生们爽快地接收了爸爸,并且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尽可能给了爸爸一个温暖、安静的环境,尽可能满足了爸爸的止痛需要,与我们商定了不做创伤性抢救的临终方案,而在我与妈妈痛哭时,年轻的女大夫递过来的一包纸巾,更是让我们感动至今。 回过头来看,我认为爸爸生病以来,我们遇到的医生,都专业、尽职、温暖,糟糕的是对于终末期病人,社会给予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实在是太少了。有一定行政级别的病人,当然可以躺在干部病房里,对后续的治疗不需操心;而对于绝大多数平民患者呢?他们不仅要遭受病痛的折磨,还要操心超额的医疗费用增加家人负担(我们自付的医疗费达到了近20万元),最后则要面对四处求治无门的窘境。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病人似乎只被当作了无法挽救的疾病,而他们对于各自的家庭来说,却是想要拼尽一切力气来挽救和安慰的亲人。 在我心目中,一个合适的临终关怀,是要让家庭与医院结合在一起、从身体到精神上给予病人安慰。病人在家中“宁养”,身处熟悉而亲切的环境;而医院则配合进行姑息治疗,定期上门,给予病人应有的止痛和营养支持,适时调整止痛方案,让病人尽量舒适、无痛、尽量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站。 但这个目标离我们还很远。

何清涟 | 美国的“中央厨房”中国能否复制?

感恩节前夕,是美国各种慈善活动的高潮时期。但贵州毕节5位陶姓小孩因冻饿而死于垃圾箱的“故事”,却让我这位“海外华人”心里非常郁闷。 导致几个小孩死亡的原因是多重的,比如父母弃养、亲戚及同村人的冷漠、政府没有相应的救助机制,等等。可以说,这个事件折射了中国家庭伦理溃败、政府不作为、社会道德崩溃等各种“中国病”。 如果这几个小孩在那个寒夜里,哪怕是得到一口热汤,一碗热饭,一床破被,说不定就能挺过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形成巨大反差的中国现实,让我想到了美国一个慈善组织——首都中央厨房(DC Central Kitchen)用过期食物救助穷人的故事。于是我发了一条推文: “中国大中城市有许多餐馆,每天有不少剩下的食物,是否可以由NGO搜集处理后送给流浪者与穷人?美国华盛顿有个中央厨房,专 门回收商店农场餐馆那些过期与多余的食物,经过加工后送给穷人,每天5000份。该组织负责人说,通过回收食物,中央厨房也在重建生命,受益的不仅是服务对象,还有中心的职工们(一些人曾时运不佳)”。 与其他推文相比,这条推文引起的反响并不那么热烈。有些推友认为,中国的正常食品供应都无安全保证,这种多余的食物更无法保证质量;有些人认为,连餐馆倒掉的油都被黑心商贩“再生”为地沟油牟利,哪有人愿意做这种事情?还有两位根本不想去了解美国的食品保鲜期规定,直接骂美国人歧视穷人,让穷人吃变质食品。 首先,我得解释一下美国首都中央厨房的由来及运作情况,再讨论一下中国是否有复制的可能。 首都中央厨房的创办人是罗伯特•埃格。25年前,埃格是一家夜总会的经理,某个晚上,他作为一名志愿者,为无家可归者发放食物,发现那些食品都是买来的。于是他想,他的夜总会与其它商店、餐馆扔掉了太多的很好的食物,如果能够利用这些食物,也许就能让更多的人吃得更好。不久之后,埃格创办了“首都中央厨房”。每天,“中央厨房”的冷冻货车会到餐馆、旅馆、医院、大学去,把那里的剩余食品安全地运回来,立即放进冰箱。再在次日烹调成各种营养食品,送给无家可归的穷人食用。 “中央厨房”提供烹饪课,来听课的都是失业工人、刑满释放犯、和需要找工作的年岁比较大的人。中央厨房为他们提供12个星期的工作训练,让他们学习基本技能。也接纳他们工作。“中央厨房”还欢迎志愿者参与,每年大约有8000名志愿者来帮忙。目前,中央厨房每天能够提供5000份食品给穷人。 接下来,我还得解释美国的食品安全标准。美国对食品保质期的管理有一整套规定,不同的食品有不同的保质期,有日期指南,而且严格执行。美国超市出售的食品,都有一个上架期,这个日期比保质期要短一些。如果商店卖过期食品,一经查出,只能关门。中国“三农在线”网上有篇“美国对食品保质期的管理”(http://info.food.hc360.com/2008/12/160843129390.shtml),对这一制度有相当 详细的介绍。美国人在超市买东西都很放心,而支撑商场信誉的是商家小心翼翼的管理和诚信。因此,中央厨房的过期食品,绝非中国网友所理解的变质食品。 我为什么会建议中国人用这种办法帮助穷人?这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 中国慈善事业由于政府垄断及慈善机构利益集团化,不少人已将慈善事业变成牟利工具,极易产生腐败。从“希望工程”大规模挪用善款的腐败丑闻,再到郭美美事件背后的中国红十字会,不断挑战着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人已经对慈善事业产生冷感。 以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过去在国内时,每逢98洪水那类自然灾害,单位传达捐款指示时,说明贫困地区指明,不要旧衣物、旧电脑,最好是钱。开始我也不明白指定捐献项目的原因,后来通过一些事情方明白其中诀窍:香港有个慈善机构在98洪水时曾买过5000条新绒毯捐赠给湖北,后来发现全由乡镇两级干部瓜分了,有的是将家中旧物换新物,有的干脆直接分掉。这类“沙滩流水不到头”的慈善事业,在汶川地震之后,慢慢得不到中国公众响应了。 我很理解国内人不愿当冤大头的的心情,考虑到食物不同于钱及各种按贫困地区政府要求置办的新商品,产生腐败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此提这一建议。中国餐馆有卖潲水的习惯,如果政府给点免税优惠,让餐馆在将食物倒入潲水缸前分类,好点的分类装入塑料袋冷藏起来,晚上让NGO定时收集,并在城市某交通方便的公共场所开设食物发放点。 这种运作成本不要很高,关键是爱心。只要某富人愿意出一笔十来万元的启动资金,再在穷人区租一套房子,买上一个超大冰柜与几辆三轮,吸纳一些大型超市定期提供过期或者将过期的食物,招募几位专职员工与一些志愿者参与就可运作。相信媒体愿意配合宣传这样的义举。可以先在流浪者较多的城市试办,成功之后推广到全国有条件的城市。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变废为宝。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一份报告估计,每年价值1650亿美元完全能够食用的食品在家庭、餐馆和农场被扔弃。但同时有约六分之一的美国人常常缺少食物,或没有钱买食物。如果能够把食物浪费减少15%,那就相当于向2500万美国人提供食物。首都中央厨房及救世军就是用爱心,将这些过期食物变废为宝,满足了 穷人的需要。 中国的浪费也相当惊人,穷人更是比美国要多得多。只要政府给予一点政策扶持,官员不将这个领域当作寻租机会,中国民间应该还是会有人热心参与此事。毕竟,中国的富人不全是梁稳根那类只会向权力献媚的二货。 表达一点善心并非难事。每年感恩节与圣诞节期间,美国人会收到慈善组织寄来的小包装袋,里面装着一个大塑料袋,包装袋及大塑料袋上都印着该机构希望人们为他们做的事情,比如捐出旧衣物、鞋子、以及各种家里多余的用品。我通常的做法是:整理好旧衣物放入塑料袋,打电话通知他们,在约定日期将袋子放在车库门口请他们来取。我所住的小区,在行人过往之处还专门设了一个回收旧衣物鞋子及日用品的超大柜子,方便人们捐赠。 这样的项目毫无政治意图,北京应该允许中国社会复制这类项目。如果中国政府出于莫名其妙的安全考虑,不让这类NGO注册;或曰担心项目负责人将商店提供的过期食品贴上新标签异地出卖,因此宁可不做,我对此无话可说。一国政府与族群连拯救自己良心的事情都不屑于做或者做不好,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相关文章: 美国首都“中央厨房”回收食品给穷人

维权网 | 苏州上访维权者陈秀琴在北京被截回

(维权网信息员李军报道) 11 月 10 日 ,苏州市张家港访民陈秀琴准备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刚到北京火车站就被苏州张家港信访部门及南丰镇派出所的警员徐国兵等人拦截,强行禁锢在北京南站南三环新港快捷酒店内,并派人在门口 24 小时看守。 11 月 11 日 ,苏州市信访局副局长顾方明和张家港市信访局副局长邵继东来到酒店,陈秀琴向他们反映自己上访多年的遭遇,自家房屋拆迁七年了,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和安置,曾因上访被拘留和坐牢,去天安门喊冤属于无奈。顾方明局长说到天安门去要判刑和拘留是对的。 苏州市信访局副局长顾方明和张家港市信访局副局长说陈秀琴是片面之理,问陈秀琴要上访材料和照片等证据,陈秀琴表示可笑,自己上访那么多年寄信那么多,难道信访局长都还没看过材料么,上级没有将材料批复到你们那吗? 陈秀琴说,物权法说了很清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宅基地和自留地。顾局长说你房子是什么时拆的,物权法是什么时候出?陈秀琴表示犯法犯罪的到底是谁?再说至今自己家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和安置,再出来的新法律陈秀琴也要用。 11 月 11 日,陈秀琴被人押送回到张家港家中。随后,有多人在陈秀琴住所周围跟踪监视陈秀琴。

维权网 | 关于中国政府落实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状况的民间报告

维权网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完成 2012 年 10 月 31 日 修订发布 目录 概论 第一章:《儿童权利公约》的相关内容及背景分析 第二章:中国政府在落实《儿童权利公约》方面做了什么 一、儿童发展的十年规划纲要 二、有关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第三章:中国政府在落实《儿童权利公约》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一、儿童的生命与健康权遭受侵害 1 、豆腐渣工程对儿童生命权的侵害 2 、多起屠童事件对儿童生命权的侵害 3 、食品安全对儿童生命健康权的侵害 4 、疫苗安全对儿童生命健康权的侵害 5 、工业污染对儿童生命健康权的侵害 6 、医疗管理不善对儿童生命健康权的侵害 二、儿童的受保护权遭受侵害 1 、非法童工 2 、儿童遭受拐卖 3 、儿童遭受性侵犯 4 、上访民众的未成年子女遭受连带迫害 5 、人权捍卫者和良心犯的未成年子女遭受迫害、骚扰和歧视 三、儿童的受教育权遭受侵害 1 、应试教育体制对儿童成长的伤害 2 、城市教育资源不平衡对儿童权利的侵害 3 、农村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对农村儿童受教育的侵害 4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被侵害 5 、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遭受侵害 第四章:对于中国政府落实《儿童权利公约》的主张和建议 附录:参考文献 概论 本报告是中国民间机构通过独立调查,对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在中国实施过程中政策、法律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做出的综合性的实证调研报告。本报告所涵盖的是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香港、澳门以及台湾。 本报告内容分为四章,第一章:《儿童权利公约》的相关内容及背景介绍;第二章:中国政府落实《儿童权利公约》情况的总体评价;第三章:中国政府在落实《儿童权利公约》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第四章:对于中国政府进一步落实《儿童权利公约》的主张和建议。【 2002 年至 2009 年,中国批准了以下涉及儿童权利的国际条约:《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 ( 第 182 号 )( 2002 年 8 月 8 日 ) 、《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 ( 2005 年 4 月 27 日 )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 2007 年 12 月 29 日 ) 。中国政府于 2010 年 7 月 16 日 向联合国提交了它在 2002 年到 2009 年间落实公约和有关议定书情况的报告。】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订于 2013 年 2 月 4-8 日审议中国政府落实该公约的情况。本报告的英文编译版将提交给儿童权利委员会,供审议参考。 -- 编者注) 本报告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儿童权利受到侵犯或者对儿童权利保护严重缺失的地方。这些在第三章 “ 中国政府在落实《儿童权利公约》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 里有较为详尽的阐述。我们以《儿童权利公约》的各项条款作为参照系,把中国存在的涉及儿童权利遭受侵害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梳理,分为三个方面:一、儿童的生命与健康权;二、儿童的受保护权;三、儿童的教育权。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下面还有更细致的分类,针对每项分类我们都列举了典型的例证予以说明。 本报告认为儿童权利受到侵犯或者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如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社会缺乏儿童权利意识等等。虽然儿童权利的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保护推广儿童人权的这个重任,仍然主要应该是由政府来肩负。如果在一个国家国境内儿童受虐待的问题严重,则政府虽然没有参与虐待儿童,但因为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去采取有效措施、通过立法、执法去杜绝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国家是保护儿童人权(以及其它人权)的主要责任者。因此,我们分析论证政府在儿童权利保护中的重大问题,是从有效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目的是探寻有关儿童保护的有效路径。 中国的现行非民主和法治缺失的体制是儿童权利保护的措施得不到有效执行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因为,专制政治体制配套的所有社会管理机制 —— 新闻体制、司法体制等等,实际上都不利于儿童权利和其它人权的保护。向民主法治体制的变革,也是儿童权利得到有效保护的最为根本的途径和制度性保障。 本报告中大量引用中国官方和国际组织、以及媒体公开披露的数据及案例,希望通过对比、评判多元渠道、不同角度的信息来提高论据的客观性和准确度。我们对民间独立的人权组织各项有关儿童人权方面的资讯给予了高度重视。我们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新闻资讯,收集了许多有关儿童权利的典型案例,并对这些案例进行了分类整理和分析。 参与本报告的调查研究和写作的团队成员采访、收集整理了报告里面的一些案例。政府对于人权捍卫者的子女进行骚扰、威胁、迫害的案例大多数是出自公民志愿者所做的调查采访。报告中的资料引用都详细地注明了出处,包括提供网络信息的链接,以方便读者作深度查询。 这份报告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内国际社会更多地、准确地了解中国儿童权利保护的现状,并以此推动中国政府有效改进儿童权利的保护。 第一章 《儿童权利公约》的相关内容及背景介绍 1989 年 11 月 20 日 ,联合国大会第 44 次会议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中国政府于 1990 年 8 月 29 日 签署,全国人大于 1992 年 1 月 31 日 正式批准加入该公约。截止目前,《儿童权利公约》得到世界上 193 个国家的批准,成为历史上获得批准国家和地区数量最多的人权条约。所有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包括中国政府,必须每四年定期向联合国专设条约机构 “ 儿童权利委员会 ” 递交一份有关落实该公约情况的报告。中国政府已经递交了涵盖 2004 年 -2010 年期间政府落实该公约情况的第三和第四轮报告。而我们在这里呈献给读者的则是一份向 “ 儿童权利委员会 ” 递交的民间 “ 影子 ” 报告,监督中国政府在落实公约上的进度,并评析政府报告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儿童权利公约》第一条对 “ 儿童 ” 的定义予以明确: “ 为本公约之目的,儿童系指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 18 岁。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 儿童 ” 相当于 “ 未成年人 ” 的概念。 《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世界各地所有儿童应享有的基本人权:生命健康权;免遭有害影响、虐待和剥削的受保护权;全面发展的受教育权利;全面参与家庭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儿童权利公约》通过确立医疗、教育以及法律、公民和社会等方面的服务标准来保护儿童的上述权利。这些标准是评价保护儿童权利进步情况的尺度。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有义务在采取行动和制定政策时考虑儿童的最高利益。 《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一、不歧视原则(无差别原则 / 非歧视性原则)(第 2 条) —— 每一个儿童都平等地享有公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儿童不应因其本人及其父母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财产状况和身体状况等受到任何歧视;二、最大利益原则(第 3 条) —— 涉及儿童的一切行为,必须首先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三、完整发展原则(第 6 条) —— 所有儿童都享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两者完整兼具),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生存和发展; 四、尊重儿童的意见原则(第 12 条) —— 任何事情涉及儿童,均应听取儿童的意见 。所有儿童,无论他们出生在哪里,属于哪个种族或民族,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富有还是贫穷,都必须得到充分的机会,成为社会有用的成员,并且必须享有发言权,他们的声音也必须获得倾听。 《儿童权利公约》共 54 条,实质性条款 41 条,其中被提到的儿童权利多达几十种,如姓名权、国籍权、受教育权、健康权、医疗保健权、受父母照料权、娱乐权、闲暇权、隐私权、表达权等。本报告将集中讨论以下三种权利,因为我们的调查表明,这些权利在目前中国受侵害的情况最为严重,受影响的儿童较多较广,即: 1. 生命与健康权 —— 包括有权接受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医疗保健服务。 2. 受保护权 —— 不受危害自身发展影响的、被保护的权利:包括保护儿童免受歧视、剥削、酷刑、虐待或疏忽照料,以及对失去家庭的儿童和难民儿童的基本保证。 3. 受教育权 —— 充分发展其全部体能和智能的权利:儿童有权接受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以及儿童有权享有促进其身体、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条件。 自从联合国大会 1989 年通过《儿童权利公约》后,国际社会关注儿童权利的一系列重大行动相继展开。 1990 年,联合国召开的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了《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执行九十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行动计划》。 1991 年 3 月,中国政府签署了上述两个文件,并作出了将履行《宣言》、《行动计划》的承诺。 2000 年 9 月 6 日 ,中国政府签署了《关于贩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的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 2002 年 12 月 3 日 批准了议定书。 2001 年 3 月 15 日 ,中国代表在纽约签署了《禁止使用童工议定书》。 2002 年 8 月 29 日 中国批准了该项议定书。 进入 21 世纪以来,联合国分别于 2000 年和 2002 年召开了千年首脑会议和儿童问题特别会议。。 2003 年,亚太地区召开了第六次儿童发展部长级磋商会议。上述会议分别制定了社会发展、儿童发展的全球和区域目标。 第二章:中国政府在落实《儿童权利公约》方面做出什么? 近年来,根据政府机构和主流媒体的信息,社会经济条件提高使儿童权利保护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据官方公布的信息,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得到迅速而长期的发展,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不少儿童免于饥饿和匮乏,可以获得较以前优越的卫生保健机会;多数婴儿从出生起就被有计划的安排接种疫苗,幼儿死亡率下降;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使学龄儿童入学率保持在与世界上其它贫穷国家线比较高的水平,女童入学率有所提高,更多的儿童受到基础教育。 自从中国政府签署《儿童权利公约》后,在落实《儿童权利公约》方面做出了一些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事情。本章对这方面的情况作一介绍。但是,正如本报告下面会探讨,这些法规是否完备、有效,是否得到落实。 这些此时最值得研究的话题。 一、儿童发展的十年规划纲要 国务院在过去二十年连续两次制定了国家级的儿童发展十年规划纲要,包括 1992 年 2 月发布的《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和 2001 年 5 月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01 ━ 2010 年 ) 》。 2005 年 03 月国务院又公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状况国家报告( 2003 - 2004 年)》。报告表示,中国政府将继续推进《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01 - 2010 年)》, “ 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消除和缩小差距,落实各项防治措施,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和蔓延,加强婚前医学检查和产前保健服务,减少出生缺陷发生,同时采取综合措施,维护弱势儿童权益。 ” 除了这两个十年规划纲要外, 2007 年 12 月 13 日 ,国务院发布了国办发〔 2007 〕 69 号通知,要求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 2008—2012 年)》。   二、有关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中国的《宪法》、《刑法》、《民法通则》、《婚姻法》、《教育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都有与儿童权利相关的条文。围绕《巴厘共识》所确定的母亲安全、营养、艾滋病防治、儿童保护和教育五个重点领域, 2003 年以来,全国人大对诸如《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了修订。 同时,政府新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儿童权利保护的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包括《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 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等等。以上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修订和实施,为儿童权利保护及发展提供了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框架。 但是,由于各级政府执行不力,并缺乏有效的监督保护机制,所以,侵犯儿童权利的恶性事件至今仍然时有发生,屡禁不止。 第三章:中国政府在落实《儿童权利公约》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在中国政府递交给联合国儿童权利条约组织的报告所涵盖的 2004-2010 年间,侵害儿童基本权利的恶性事件仍然不断发生,儿童权利保障的现状令人忧虑。中国政府在落实《儿童权利公约》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1 、儿童的生命和健康权遭受侵害; 2 、儿童的受保护权遭受侵害; 3 、儿童的受教育权遭受侵害。 一、儿童的生命与健康权遭受侵害 在《儿童权利公约》中对儿童的生命和健康权有着详尽的规定,其中 《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 : 1 、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2 、缔约国承担确保儿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护和照料,考虑到其父母、法定监护人、或任何对其负有法律责任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为此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 3 、缔约国应确保负责照料或保护儿童的结构、服务部门及设施符合主管当局规定的标准,尤其是安全、卫生、工作人员数目和资格以及有效监督方面的标准。 《儿童权利公约》第六条 : 1 、缔约国确认每个儿童均有固有的生命权。 2 、缔约国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存活与发展。 《儿童权利公约》第二十四条: 1 、缔约国确认儿童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健康,并享有医疗和康复设施;缔约国应努力确保没有任何儿童被剥夺获得这种保健服务的权利。 2 、缔约国应致力充分实现这一权利,特别是应采取适当措施,以( A )降低婴幼儿死亡率;( B )确保向所有儿童提供必要的医疗援助和保健,侧重发展初级保健;( C )消除疾病和营养不良现象,包括在初级保健范围内利用现有可得的技术和提供充足的营养食品和清洁饮水,要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危险和风险;( D )确保母亲得到适当的产前和产后保健;( E )确保向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向父母和儿童介绍有关儿童保健和营养、母乳育婴优点、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及防止意外事故的基本知识,使他们得到这方面的教育并帮助他们应用这种基本知识;( F )开展预防保健、对父母的指导以及计划生育教育和服务。 儿童由于年龄因素,生理、身体、心理方面处于发育不完善的状态,在抵御风险方面、对抗人为和自然灾害方面与成年人相比相对弱势;同时,儿童由于身体没有完全发育,在抵御自然灾害、人为伤害、有毒物质侵害方面也远远不如成年人强,同样的有毒物质对儿童造成的有害后果可能远远超出对成年人的。 因此,在建筑物、治安、食品安全、疫苗安全、工业污染、医疗机构等多个方面的问题上,我们看到对儿童权利忽视所造成的系统危害和恶果。最近几年,各种侵害儿童最基本的生命与健康权利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例如: 5·12 汶川大地震 “ 豆腐渣建筑 ” 导致儿童大规模死亡的事件,南平福建、江苏泰州等地连续不断的屠童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等等。本报告将儿童生命健康权作为首要的关注点,是因为任何对儿童生命与健康权的侵害都会直接剥夺儿童的生命或对儿童产生长期而深重的危害。 近年来侵害儿童生命与健康权的事件呈现以下四个特点:第一、涉及面宽、受害儿童众多;第二、政府部门在监管上存在有重大失误;第三、事件发生后,政府担心危及政府信誉而采取封闭消息等不公开措施;第四、受害儿童家长或独立维权公民替儿童维护权利时,往往受到政府打压。 针对上述侵害儿童生命与健康权利事件的特点,我们将对以下重大案例予以分析。这些案例的选取是依照其造成儿童死亡、伤害的数量及程度而定的,由于每个案例危害儿童权利的严重性,因此具有典型的意义。 1 、 豆腐渣工程对儿童生命权的侵害 例证: 5·12 汶川地震死难儿童事件 在 5·12 汶川大地震中,数以万计的中国儿童因为豆腐渣建筑而死于非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8 年 5 月 12 日 的汶川大地震夺走了近 10 万同胞的生命,而在这些死难的同胞中,儿童所占的比例之高超乎寻常。四川省的民间维权人士谭作人先生在他与谢贻卉女士共同完成的《公民独立调查行动: 5•12 四川大地震死难学生调查报告》中就有详尽的描述。谭作人先生为了完成这份公民独立调查报告,于 2008 年 12 月 1 日 — 2009 年 3 月 18 日 ,历时 3 个半月,足迹遍布四川省 5•12 特大地震主灾区,对地震死难学生的数字和原因做了周密而翔实的统计和总结。 报告指出: “5•12 地震灾难,出现了一些引人注意的现象,比如,在地震烈度为 6 度至 9 度的广大区域,在零倒塌或极少建筑倒塌的地区,发生学校建筑倒塌;在 9 度至 11 度主震区域,校舍倒塌比例远远高于其它建筑倒塌比例;在校师生死亡比例,远远高于正常人口死亡比例。 ” 根据报告引述的官方报道, “ 地震中学校房屋倒塌共计 6898 间(北川、汶川未计入),而同时期的民间统计是 12300 间,高出前者 178% 。 ” 官方公布的师生伤亡人数更是前后矛盾,互相冲突,在校师生死亡数量先后有三个不同结论出现。加之信息发布上内外有别,隐瞒、遮蔽,由此受到质疑,并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通过翔实的调查,该报告的初步结论是师生的伤亡主要是由校舍倒塌所致,而倒塌学校与地震烈度分布、建筑年代或建筑朝向均无必然联系,并提供了证据反驳官方及其学者提出的各种其它原因,矛头直指倒塌校舍的建筑质量为伤亡的主因。 不幸的是,由于谭作人先生对地震死难学生状况和原因执着追问和调查,激怒了四川当局,最后,四川当局竟然于 2009 年 3 月 28 日 以 “ 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 将其拘留,并借故以网上发表有关文章为依据将谭作人判刑 5 年。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谴责。中国政府对死难儿童的缺乏尊重与对谭作人的报复,不仅使自己所标榜要坚决捍卫儿童权利的庄严承诺成了一纸空文,而且也让世人看到了事件的真相。同时,汶川地震后,大批死难儿童家长为孩子讨回公道的维权行动遭到了四川当局的打击和镇压。(相关链接: http://www.rfa.org/cantonese/multimedia/earthquake_students-12312008094306.html?encoding=simpli ) 而另一位在四川震后协助死难儿童家长寻求公正的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也于 2009 年 11 月 23 日 被判刑 3 年, “ 维权网 ” 就四川维权人士黄琦被判刑发表了声明。(相关链接: http://taolun.info/index.php?topic=768 .0 ) 5·12 大地震刚发生后,著名艺术家、维权人士艾未未就为 5·12 大地震死难儿童的调查成立了专门调查小组,他们深入到震区的各个地方,搜集一手资料。然而,调查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有的调查小组成员甚至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刁难和阻扰。艾未未持续不断地在其个人博客上发布死难儿童的统计数字,最终导致他在国内各大网站上的博客均遭关闭。 虽然本报告不能对全国学校的建筑安全进行评估,但由于造成汶川豆腐渣建筑的因素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如贪污和教育经费不足等,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学校建筑质量仍然令人担忧,可能随时威胁着全国学童的生命,中国政府有必要对此进行全面的清查。 2 、多起屠童事件对儿童生命权的侵害 例证:南平、合浦、雷州、泰兴等七起系列屠童事件 2010 年中国大陆 3—8 月期间,不到半年,竟然连续不断地发生了七起屠童事件,震惊海内外。福建南平、广西合浦、广东雷州和江苏泰兴几个多月内接连爆发残害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的惨案,数十名无辜的孩子被暴徒残杀致死、致伤,这是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也是世所罕见的!这些暴徒都是把孩子确定为目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看看这七起屠童惨案的过程,然后再探讨和找寻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2010 年 3 月 23 日 ,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被辞退的社区医生郑民生连续砍杀 13 名小学生,造成 8 人死亡 5 人受伤。 2010 年 4 月 12 日 下午 4:30 分左右,一名 40 岁左右的男子,在广西合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门前约 400 米 处追砍学生和村民 7 人,广西合浦县凶杀事件致 2 死 5 伤。 2010 年 4 月 28 日 15 时,一名男子混入广东省湛江雷州雷城第一小学,持刀砍伤 16 名学生和一名为保护学生而与歹徒搏斗的老师,一名学生逃避时摔伤。 2010 年 4 月 29 日 上午 9 时 40 分左右,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内发生一起持刀砍人事件,造成 31 人受伤,其中学生 28 人、老师 2 人、保安 1 人,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 2010 年 4 月 30 日 上午,山东潍坊一男子闯入校园打伤 5 名学生后自焚。 2010 年 5 月 12 日 ,陕西省一所幼儿园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持刀乱砍,造成 9 人死亡, 11 名儿童受伤住院。 2010 年 8 月 3 日 ,山东淄博博山,歹徒闯入博山区机关小区一幼儿园,砍杀小班的多名幼儿及一名教师。造成 4 人死亡, 13 人受伤。 在以上屠童事件中,政府的失职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政府对儿童机构的安全防范措施存在着严重的缺失。政府对幼儿园、学校的安全措施与对党政机关的安全防范措施相比,可以说是无所作为,毫不在意,甚至是麻木不仁。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对社会不满的犯罪分子虽然难以攻击拥有高度防范的党政机关等权力机构,但是却可以轻易袭击社会最为脆弱的人群,对毫无抵抗能力的孩子实施犯罪。 之所以会连续发生令人发指的屠童惨案,除了与政府在儿童机构的防范失职有关,同时也是中国大陆社会矛盾空前激烈的恶果。正因如此,政府对每一桩屠童事件都采取了封锁消息等手段。 政府从来没有在任何一起屠童事件发生后召开过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也从来不反省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在每一次屠童事件发生后,面对受害儿童家长和社会各界强烈要求公布案情的压力,各地政府总是顽固地采取严密封锁消息、拒不公布事件调查结果等做法,致使社会公众只能知道事件的大致结果,而无法了解事件的详细过程和背后的动机。这些事件的暴徒、歹徒是否都受到社会矛盾加剧和社会不公的影响?政府是否提供了妥善疏通、解决社会矛盾的渠道?对这些暴徒个人状况的披露,其实对于说明屠童事件的内在深层次原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却把这些信息视为国家机密,拒不公开。政府只在短期内采取了一些表面措施,例如增加保安、分发防身器具等,以应付舆论的压力。之后,政府就会使用惯用的手段,对凶手迅速处决,对受难者家属一赔了事,以期尽快结束人们对事件的关注。问题是,政府使用的这种封锁信息、掩盖深层矛盾的处理方式,并不能有效防止类似的悲剧事件在未来发生,学童们在学校或幼儿园的安全依然得不到有效保障。 3 、食品安全对儿童生命健康权的侵害 例证:三鹿毒奶粉事件 食品安全关乎任何人的生命健康。对于儿童来说食品安全尤其重要,而牛奶是中国人对儿童补充营养的首选。但是奶制品行业在 2008 年却成为万民唾骂的对象。根据当时的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奶粉中因为含有过量三聚氰胺成分,已经致使成千上万的婴幼儿患病,甚至导致至少 4 人死亡。可以预见,数万个 “ 结石宝宝 ” 家庭也将因此陷于长期的不幸。目前官方公布的患肾结石孩子已逾五万多,实际受害者可能高达千万人以上。该事件酝酿和暴露过程所牵涉的问题,从一个侧面凸现出当今中国政治、社会以及发展模式的一些关键问题,值得全体国人关注和深思。(相关链接: 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809/20080924095417_10709.html )。 为此, 2008 年 9 月 24 日 维权网就危及数千万中国儿童生命健康权的 “ 毒奶粉事件 ” 发布了 “ 制约公权力、敬重生命,以避免人权灾难一再重演的严正声明 ” 。此份声明全面概括了毒奶粉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了事件的根源,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相关链接: 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809/20080924095417_10709.html ) 随后,政府对此问题进行了处理:将两位掺毒者张玉军、耿金平判处死刑并很快执行了;判处了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等一批涉案人员,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对极少数的患儿进行了象征性的赔偿;其余绝大多数受害儿童并未得到任何赔偿。尽管在事发之时,受害儿童可以得到政府免费的治疗,且免费治疗维持到儿童病症暂时消退为止,但是孩子若留有后遗症,家长就要自己付费治疗。(相关链接: http://news.sina.com.cn/c/2009-11-25/043719120204.shtml ) 现实情况是,一些受害儿童 “ 结石宝宝 ” 的家长们为了维护自己孩子的合法权利奋起抗争,却遭到政府残酷的打压。例如,赵连海是一位未成年结石患者的父亲,三聚氰胺毒奶受害者集体维权联盟 —— 结石宝宝之家的发起人。 2008 年 9 月 20 日 其子被发现左肾有 2 毫米结石。赵连海以民间网站结石宝宝之家的形式调查、公布 2008 年中国乳制品污染事件相关信息,号召中国大陆因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而患结石的孩子家长联合起来进行合法维权诉讼。 2009 年 11 月 13 日 ,赵连海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12 月 17 日 ,经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北京公安局大兴分局在起诉意见书上说,赵连海利用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 “ 在互联网上恶意炒作 ” ,并 “ 煽动纠集 ” 群众到河北石家庄法院及北京大兴区、丰台区等地,以喊口号和进行非法聚会方式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因而建议检察院将他起诉。最终,赵连海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 被以 “ 寻衅滋事罪 ”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半,此事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 中国政府不但对结石儿童事件的报道予以封锁,而且对其伤害赔偿的工作也不了了之,事后,政府甚至没有作出任何制度性的改革以防止同类事件的再发生。因此,我们很快又看到有毒奶粉可能复出的报道,如 2010 年 8 月被曝光的 “ 圣元奶粉 ” ,据称可能导致儿童性早熟。 4 、 疫苗安全对儿童生命健康权的侵害 例证:山西毒疫苗事件 经济和科技的进步对于儿童状况的改变显然是巨大的,其中儿童免疫即接种疫苗在预防各种传染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得儿童的死亡率、患病率大幅下降。但是,不可否认,儿童疾病防治在成为一个产业的同时,由于权力集中而又缺乏监督,因此,这个领域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权力寻租,致使这一关系到千百万儿童生命健康的行业时刻处于危险的状态。 2010 年 3 月 17 日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发出一篇报道《近百孩子不明病因致死致残 ——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一》。报道称,山西有近百名儿童不明病因致死、致残或引发各种后遗病症,家长伤心欲绝、四处求治、负担沉重。导致惨剧的病源、患儿家长的质疑、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是否由接种疫苗所致等,矛头直指用来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 —— 疫苗。为此,记者王克勤经过细致的走访与调查,发现除了有 4 户家庭的孩子因注射疫苗病死亡外,还有 75 户家庭的孩子因病致残或因病受到重大影响,而他们发病前不久,都接种过疫苗。(相关链接: http://jiaren.org/2010/03/21/shanxi-yimiao/ ) 针对山西疫苗事件的发生,山西省卫生厅刚开始时拒不承认疫苗有什么问题。他们多次坚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此前曾对山西接种点库存疫苗抽取样品进行过委托检验,检验结果均符合国家规定,截至 2010 年 3 月 18 日 山西省均未接到因注射疫苗出现聚集性异常反应的报告。还说,山西省的疫苗监管是严格的,疫苗质量是有保障的,大家可以放心地为孩子接种疫苗。直至 4 月 6 日 ,在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下,卫生部才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在媒体报道中提及的 15 名患儿身上均查出有疫苗接种史,其中 3 例患儿所患疾病与本次疫苗接种有关。并表明与疫苗相关的患儿将按照《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补偿。(相关链接: http://news.sina.com.cn/z/shanxiyimiao/ ) 事情就此应该画上句号了,但是这一事件背后隐藏的问题却不容忽视。一是, “ 疫苗事件 ” 被曝后,山西省卫生厅一直坚称 “ 报道不实 ” 。二是,在此期间,山西多位家长以及实名举报人陈涛安均收到关于疫苗问题的恐吓短信(相关链接: http://sina.web109.zgasp.com/sina-news/shanxiyimiao.html )。三是, “ 疫苗 ” 事件出现后,居然没有任何相关部门向事件披露者王克勤和实名举报者陈涛安进行事件调查核实。相反王克勤则在他的博客里称,自己不怕来调查核实,他和他的报社愿意对所发报道负法律责任。 而当我们认真阅读王克勤博客中涉及疫苗问题的文章和资料后,我们感到无比的震惊。一个国家事关千百万儿童生命健康的疫苗管理体制是如此的黑暗,揭露这些恶性事件又是如此的艰难,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极其不道德的角色 —— 他们整治的对象不是毒疫苗事件的责任者而是毒疫苗事件的揭露者和受害者。专制体制的黑暗与无耻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贪婪与残暴,在山西毒疫苗事件的处理上得到肆无忌惮、毫不掩饰的体现。政府的这种做法与行为,无疑是想要掩盖中国防疫体系明显的制度性缺陷与弊端。因此,当前中国大陆儿童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依然受到毒疫苗的严重威胁。 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接种疫苗致死致残儿童家长几年来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起诉上访没有获得任何的答复,相反,这些家长还经常在诸如全国 “ 两会 ” 和地方省市 “ 两会 ” 召开时,以及在诸如奥运会、建国六十周年庆典等敏感时期被监视、被警方控制、被从北京送回家等。山西毒疫苗事件演化到现在可以清楚的说明这一切。而在全国各地许多省市均有问题疫苗导致儿童死亡和终生残疾的恶性事件,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请查看王克勤先生的博客中关于疫苗问题的各项报道。(相关链接: http://wangkeqin.blog.sohu.com/ ) 鉴此,中国公民社会发出了自己强烈的呼声。 2010 年 3 月 26 日 ,受毒疫苗受害者家长和全国关注者的委托,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张辉将《呼吁建立 “ 疫苗伤害保障救济机制 ” 倡议书》邮寄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此建议书全面阐述了公民社会对于毒疫苗事件的理性思考,并提出了建设性的中肯意见。(相关链接: http://nihao20080707.blog.163.com ) 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政府对此建议书做任何积极正面的回应,更没有就事件本身做详尽的查处,追究有关部门、责任者的责任和采取制度性改革措施,以防止同类事情再次发生。 5 、工业污染对儿童生命健康权的侵害 例证:湖南郴州血铅事件 自从 1978 年中国大陆展开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就进入了漫长的 “ 瘸腿 ” 改革时代。这种改革只强调经济 GDP 的发展,并未在政治体制上做任何改变。尽管三十多年来也创造了所谓的 “ 经济腾飞 ” 奇迹,却是以牺牲环境生态、毁坏文化遗存、掠夺农民的土地资源和剥夺广大百姓及其子女的生命健康权等为代价的。那么这种单边经济改革对儿童的权利都造成了哪些侵害? 2010 年 3 月媒体披露出来的湖南郴州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对上述疑问做出了回应。这一事件清晰地反映了中国长期畸形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危害和对儿童生命、健康权造成的严重侵害。 3 月 22 日 ,湖南省郴州市近 300 名儿童血铅中毒事件引起多家媒体的关注。据中顾网报道, 2 月 24 日 ,湖南郴州血铅中毒中第一批儿童检测出铅含量超标,但引发郴州血铅中毒的企业仍继续生产,事件曝光后,当地相关部门并未立即处理涉案企业的负责人,一直拖延说还在继续调查中。直至 3 月 17 日 ,嘉禾县政府发布的《嘉禾县人民政府关于广发乡金鸡岭等村部分儿童血铅超标事件的情况说明》中,承认了腾达公司屡禁不停以致引起大面积儿童血铅超标的事实。至此,在牺牲了几百名儿童身体健康之后,致污企业才被关闭停产。报道还说,目前,郴州市约有 300 名血铅中毒儿童,但入院的仅有 18 名。血铅中毒儿童的父母去广州体检自己是否也血铅超标,却遭县政府半途拦截, 3 人竟被拘捕。(相关链接: http://news.9ask.cn/yljf/rmzt/201003/376951.html ) 继郴州市嘉禾县出现多名儿童血铅中毒之后,自 2010 年 3 月 16 日 以来,该市桂阳县也出现多名儿童铅中毒症状,主要分布在浩塘乡元山村和何家村,其中重度中毒 2 人,年龄最小者仅有 11 个月。(相关链接: http://news.9ask.cn/yljf/rmzt/201003/377011.html ) 以上事实不禁让人惊疑: “ 为何污染企业会屡禁不止 ” ?湖南郴州儿童血铅事件清楚说明了,畸形的经济单边发展政策具有灾难性的后果,而这种灾难往往会让我们的孩子们用其生命和健康来承担。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呀!虽然这篇报道发生在湖南,但是这个问题却是全国性的,这种报道随处可见。 近几年,类似的血铅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2006 年 9 月,甘肃省就发生了 2000 人铅中毒事件,其中包括 300 名儿童。此次中毒事件是由于当地金属冶炼厂排放超标造成。据悉,当地环保局违反规定审批通过了该金属冶炼厂。事情发生后,在舆论的压力下,最终有 20 名有关政府官员受处罚。(相关链接: http://news.9ask.cn/yljf/rmzt/201003/377011.html ) 早在 1994-2007 年之间,福建莆田仙游县郊尾电池冶炼厂造成周围 203 人血铅超标,其中 200 人是儿童,此外该厂周边的农作物生产也受到影响,公私财产损失达 106 万多元。(相关链接: http://news.9ask.cn/yljf/rmzt/201003/377011.html ) 2008 年,江苏省邳州市运河镇新三河村发生大规模铅中毒事件,全村 100 多个 14 岁以下儿童中,铅中毒人数达到 41 人,其中最小的不到 1 岁,还有 65 人被查出为高铅血症。而距离新三河村不到 100 米 的地方,就是号称亚洲最大铅再生企业江苏春兴胜科合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相关链接: http://news.9ask.cn/yljf/rmzt/201003/377011.html ) 2009 年 8 月,湖南省武冈市官方对 1958 名群众进行体内铅含量检测,超标人数为 1354 人。据悉,造成污染的武冈精炼锰加工厂老板竟是武冈、邵阳两级人大代表。(相关链接: http://news.9ask.cn/yljf/rmzt/201003/377011.html ) 2009 年 8 月,陕西凤翔县铅锌冶炼企业 —— 陕西东岭冶炼公司的铅排放过量,致使周围两个村庄 731 名儿童中的 615 人血铅超标,其中 166 人属于中度、重度铅中毒。(相关链接: http://news.9ask.cn/yljf/rmzt/201003/377011.html ) 2009 年 9 月,福建省职业病与化学中毒预防控制中心和龙岩市第二医院公布了对龙岩市上杭县少儿血铅含量抽样检测的结果,有 100 多名少儿血铅含量超标。(相关链接: http://news.9ask.cn/yljf/rmzt/201003/377011.html ) 继上述危害儿童健康权的事件之后,郴州的血铅事件再一次东窗事发。而几乎与此同时, 2010 年 3 月 11 日 中新网也报道:记者从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相关部门获悉,该县渔箭镇等地受铅污染。 2010 年 2 月 25 日 下午,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 12369 环保热线接到在北京打工的渔箭镇周家寺村村民张家友投诉,反映其家人 2 月 23 日 到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体检时查出血液中铅含量异常,怀疑是相邻的四川隆昌忠义合金有限公司污染造成。村民们经血液化验,发现血铅含量异常 49 人,其中儿童 47 人,成人 2 人。(相关链接: 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100312/15850663.html )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政府在这些事件发生和被曝光之后也做了一些应急性的努力,如组织调查小组、查处关闭当地事发企业、给予部分中毒儿童就诊医治等,但从遏制铅中毒等工业污染的法律法规和防范措施等方面,并未做出实质性举措。而且,事发之后,各级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几乎都是视当地老百姓的维权力度、维权意识而定。事实证明, “ 血铅事件 ” 频发的背后,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利欲熏心,错误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是 “ 幕后黑手 ” 。孩子的生死、群众的尊严、职工的权利都可以不足惜,而污染企业愿不愿意留在本地,才是当地官员最关心的事情。我们认为,地方政府的这种 “ 中毒 ” 才是最可怕的。不少政府片面追求发展速度,不惜牺牲环境,其原因在于扭曲的发展观与政绩观,根源更在于专制僵死的政治体制,缺乏民主的选举制度和新闻自由的监督权。 因此,我们认为,地方经济需要发展,但发展并不是意味着只是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不顾民众尤其是儿童的根本利益,不惜以牺牲地方环境为代价,不顾地方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千万不能再用污染环境的错误政绩观和牺牲民众及其孩子女健康的恶性发展观来带动经济发展了。 6 、医疗管理不善对儿童生命健康权的侵害 例证:西安交大医学院一附院连续 8 名婴儿感染死亡事件 20 年前中国大陆进行了医疗体制改革,这项改革非但没有增进医疗体制的公益性和管理服务水平,反而使金钱至上的意识弥漫整个医疗行业。而其医疗执业者的道德水准大幅下滑,一些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混乱不堪。这种状况对患者的利益产生了巨大的损害,而对儿童的危害更为突出。 2008 年 9 月发生在西安交大医学院一附院连续 8 名婴儿感染死亡的恶性事件,让我们看到混乱的医疗管理体制带给儿童的毁灭性伤害。 2008 年 10 月 13 日 新华网称, 2008 年 9 月,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发生严重医院感染事件,导致 8 名新生儿发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相继死亡。卫生部 13 日就这一事件的主要问题和处理结果进行了通报。卫生部专家组调查认为,这一事件为医院感染所致,是一起严重医院感染事件。通报说,据对部分医务人员的手、病房物体表面、新生儿使用的奶瓶和奶嘴、新生儿暖箱注水口等进行检测,发现细菌超标严重,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的明显污染。(相关链接: http://news.sina.com.cn/c/2009-02-21/083715197544s.shtml ) 事件发生后,西安交通大学根据调查结果对医院有关责任人作出处理,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和主管副院长的职务,免去医院新生儿科主任、护士长的职务,免去医院医务部、护理部等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的职务。陕西省卫生厅已将该事件通报全省。 问题是,此事件被揭发后,除了把有关人员临时撤职外,有关当局并没有切实采取其他有效的改革措施以防止同类事情的再度发生。一起连续 8 名婴儿被感染死亡的恶性事件很快被政府淡化处理。而这一事才过去 5 个月, 2009 年 2 月 20 日 的《三秦都市报》就又出现了如下报道: 2008 年 9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近期发生 8 名新生儿患者连续死亡事件,曾经震惊全国,相关责任人均受到相应处分,卫生部通报了处理结果。 “ 但近日,西安交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在网站上公布了《关于对党政职能部门机构和干部调整结果的公示》,其中拟任的干部就有上次新生儿事件中被免去护理部主任职务的车文芳! ” 后经记者核实,拟任用干部的名单中确有车文芳。(相关链接: http://news.sina.com.cn/c/2009-02-21/083715197544s.shtml ) 对于儿童生命权的漠视是当前中国大陆儿童人权保护的最大问题,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校舍的建筑质素、学校安全、儿童食品质量、疫苗安全、环境质量、儿童健康等跟儿童生活息息双关的六个方面,我国存在对儿童生命与健康权的践踏与侵害。之所以会连续发生这些侵害儿童生命健康权的事件,归根结底,是因为现行的政治体制使得政府对儿童人权保护的承诺和措施得不到真正有效的贯彻。在缺乏言论、结社、示威自由的情况下,政府保护人权的各种承诺和措施被严重弱化,仅仅用于宣传中的摆设。当发生严重侵害儿童权利的事件发生后,政府只是草草处罚几个直接或低层的相关人士了事,严禁媒体、公众、受害者深究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和追究责任,继续放纵、容许这些对儿童权利的侵害行为再次发生。 二、儿童的 “ 受保护权 ” 遭受侵害 儿童的受保护权是儿童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不同于成年人,儿童没有抗拒侵害的能力,因此儿童的受保护权对于儿童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儿童权利公约》中很多条款都详细规定了儿童的受保护权。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儿童由于不同的原因遭受到非法的侵害和奴役,这些对儿童受保护权的侵害往往集中在一下几个方面 : 1 、非法童工; 2 、儿童遭受拐卖; 3 、儿童遭受性侵犯等; 4 、上访民众的未成年子女遭受连带迫害; 5 、人权捍卫者的未成年子女遭受迫害、骚扰和歧视。 1 、非法童工问题 《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十二条规定 : 1 、缔约国确认儿童有权受到保护,以免受经济剥削和从事任何可能妨碍或影响儿童教育或有害儿童健康或身体、心理、精神、道德或社会发展的工作。 2 、缔约国应采取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确保本条得到执行。为此目的,并鉴于其他国际文书的有关规定,缔约国尤应:( A )规定受雇的最低年龄;( B )规定有关工作时间和条件的适当规则;( C )规定适当的惩罚或其他制裁措施以确保本条得到有效执行。 《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十六条规定: 缔约国应保护儿童免遭有损儿童福利的任行方面的一切其他形式的剥削之害。 关于童工问题,《儿童权利公约》在第 32 条和第 36 条中有清晰而明确的阐述。童工是发展中国家儿童受保护权遭到侵犯的常见现象,目前在中国法治仍不健全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情况下,童工问题仍是对儿童权利侵犯的主要表现之一。 虽然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按照中国这两个法规,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用不满 16 岁的未成年人,同时也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不足 16 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尽管暂无官方在此方面的具体统计数据,但仅就近年来多起媒体曝光的童工事件,以及大量中西部地区中等职业学校(含民办、公办技工学校、职教中心、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等)以实习生名义前往企业工作的数量来看,大量使用童工的情况依然存在。 中国童工普遍大量存在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 )家庭贫困是促使儿童成为童工的根本原因。( 2 )劳动监察部门在消除和减少童工方面力度不够,收效甚微。( 3 )目前中国的中学教育(含初中和高中)课程设置无法让大多数学生获取基本的职业技能,而中国的应试教育又使许多面临初中毕业的学生无法通过中考途径走进高中学习,进而考取大学,因此,就有不少孩子选择了放弃学业,走早工作早挣钱的及时务工之路。( 4 )中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形势虽好,但严格地说,学生在校获取职业技能的水平和力度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据笔者调查,许多中西部省份(如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四川、安徽、贵州、广西、云南等)政府部门因监管不严,竟然也在实习操作上默许、放任各地职业学校以实习的名义将学生送往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参与工作,或参与酒店、酒吧、餐饮等服务行业的工作,而且实习期间的工作内容、作息时间、劳动强度等要求与正式员工没什么两样。此期间,绝大部分学生的年龄并未达到法定工作年龄,更别说尚有一部分人的年龄连 16 岁都不够。 总的看来,童工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童工由于年纪幼小,凡是出来当童工的儿童家庭都特别贫困,加之他们处在不被允许工作的非法状态,所以这些童工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以保护他们基本的权利。下面我们列举 2007 年山西黑砖窑童工事件、 2008 年东莞凉山童工事件等几个典型案例来说明中国大陆童工问题的严重性。 例证一: 2007 年山西黑砖窑童工事件 山西黑砖窑童工事件起源于 2007 年 3 月 ~6 月间的一些失踪孩子家长到山西黑煤窑的自发寻子行动和相关报道。 3 月初就有家长称自己的孩子突然失踪,怀疑被人诱骗拐卖至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但未引起官方的注意。为查明真相,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于 5 月 9 日 和丢失孩子的家长一同赶往山西,偷偷用摄像机记录下了丢失孩子在黑砖窑做苦工的悲惨现状。此事率先在河南电视台曝光。随后,就有上百位家长自发前往山西寻找孩子,遍访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的数百家窑厂。 6 月 5 日 ,河南大河网出现了一则题为《罪恶的 “ 黑人 ” 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四百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帖子中详细叙述了 400 位河南籍父亲所经历的骇人听闻的事实,他们的孩子均被人贩子或诱骗或绑架,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相关链接: http://news.qq.com/zt/2007/sxhzc/ ) 记者付振中在赴山西采访中,曾三次见证了丢失孩子的父亲们成功解救了 40 余名落难孩子的经过。在山西万荣县采访黑窑厂的童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那里的童工竟然最小的只有 8 岁,最大的 13 岁,干着成年人都不愿干的体力活。对于整个解救过程,付振中认为,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当地执法部门的不配合,甚至是执法犯法。(相关链接: http://www.china.com.cn/city/txt/2007-06/13/content_8380301.htm ) 遗憾的是,河南电视台如此惊曝的新闻和数百名父母网上呼救和大规模自发寻子行动,在事发前三个月期间,由于消息一直处于低调的近乎被封闭状态,并没有引起大陆媒体的广泛报道,也没有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直至 2007 年 6 月 11 日 ,一名丢失孩子的母亲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出了紧急求救信: “ 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 ” 6 月 15 日 ,经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高层领导作出批示,山西省才开展 “ 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 ” 专项行动,媒体也才开始大规模聚焦 “ 黑窑童奴 ” 事件。 经过官方的专项打击行动,在山西、河南两地共解救黑窑民工 568 人,其中未成年人仅 51 名。然而 51 名与 1000 多名失踪的未成年人相比,找到的仅仅是全部失踪孩子的 1/20 。其他失踪的孩子仍在某个的地方倍受着煎熬和伤害。(相关链接: http://news.sina.com.cn/z/shanximaltreat/ ) 例证二: 2008 年广东东莞和四川凉山童工事件 2008 年的广东东莞凉山童工事件也是震惊海内外的侵害儿童权利的恶性事件。大量童工的存在以及被贩卖的的事实震撼了整个中国社会。 2008 年 4 月 28 日 《南方都市报》报道了整个事件的经过,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童工大量存在的事实及其深层次的原因。报道称,四川凉山的中小学生经常被拐骗到沿海地区做 “ 黑童工 ” , 他们的年龄大多都未满 16 岁,工作时间超过 13 小时,并且经常遭到打骂,食不果腹,漂亮的女童工还可能被强奸。由于每天都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试图逃跑,但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却对此毫不知情。(相关链接: http://www.xici.net/#d69692375.htm ) 东莞、凉山黑童工事件见报后,各大媒体网站纷纷转载,引起轩然大波,把它堪比是 2008 年的山西 “ 黑窑工 ” ,并要求政府介入调查。在广大网友的呼吁和指责声中,此事件才逐渐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分别就此事件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严肃查处,防止炒作,各级领导才按照中央领导的批示要求,对使用童工的问题进行彻查,并向社会公布查处结果。东莞市公安局、劳动局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始介入调查,了解事实真相。(相关链接: http://news.qq.com/a/20080502/000080.htm ) 奇怪的是,经过对媒体报道中提到的企业、中介机构和劳务交易集散地的调查,政府部门最后却得出以下结论:《南方都市报》中提及的涉嫌使用童工的 4 家重点企业均未发现童工;关于 “ 拐骗强奸 ” 的报道是实习记者陈某 ( 武汉大学新闻系四年级学生 ) 以员工身份进入工厂暗访所得,警方正在核实此人身份;截至 4 月 30 日 ,共排查出 85 名凉山籍人员,无人反映被拐卖或被强行带到广东,无人反映曾受到性侵犯,只有 1 人承认自己 15 岁,其余年龄还有待证实;东莞警方已初步掌握了相关 “ 黑职介 ” 团伙,拟派专案组赶赴四川省凉山核实情况。(相关链接: http://bbs.my0511.com/viewthread.php?tid=1743304 )凉山黑童工事件在政府对媒体报道信息的近乎否定声中匆匆结束! 例证三:微软东莞代工厂昆盈大量雇用童工 这个案例说明了虽然经过中央和广东省的查处,东莞的童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此前主管中共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就四川凉山童工案做了防止炒作的指示,使得这份微软东莞代工厂昆盈大量雇用童工的问题的披露不是来自国内媒体披露,竟然是来自于美国劳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这不仅是对中国政府所谓的儿童权利保护工作成效显著的讽刺,也是对中国新闻管制体制的嘲弄。 2010 年 4 月 13 日 ,美国劳工委员会 (National Labor Committee 下称: NLC) 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童工直面微软》的调查报告,此份报告是 NLC 基于对位于东莞的昆盈公司进行长达 3 年的调查后才提出的。因为根据微软本身的规则,要求供应商不得雇佣 15 岁以下、接受完义务教育所需法定年龄以下和法定最低工作年龄以下的员工, 18 岁以下员工不得从事危险工作。 昆盈公司是一所隶属于台湾昆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资公司,微软是其主要的客户,其他客户还有惠普、百思买、三星、宏碁和华硕等多家企业。(相关链接: http://games.qq.com/a/20100415/000037.htm ) 根据调查,昆盈公司存在着大量以利用童工、超长工作、工资低廉等手段,为微软等多家外国企业进行代工的事实。调查说,昆盈公司雇佣了大约 1000 名 16-17 岁之间的童工,工作时间超长,每一班次累计 15 小时,且每周工作 6-7 天。部分员工看起来是只有 14-15 岁的学生工或利用寒暑假来打工的短期工。 调查说,工人的薪资不高。在金融危机前,工人每周工作 90 小时,包括 50 小时的加班,月薪才在 1300-1700 元之间。至 2009 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工人每月收益只有 1200-1500 元。在 2007 年 -2008 年之间,如果工人没有完成配额,则必须加班完成且没有加班工资。公司还长期存在着管理部门非法侵占工人两周工资的现象,若工人离职请求不被批准而自行离职,则两周工资就落入管理部门的口袋。 昆盈公司还拟定了许多罚款措施和霸王条目。比如,一旦工人遗失了价值 5 元的考勤卡,就被罚款 100 元;如果缺勤 1 天,就被罚款 200 元或是 5.5 天的工资;如果不服从领班命令,将被罚款 40 元,等等。 针对 NLC 的调查,昆盈公司拒绝承认调查中揭露的内容,并对外宣称该公司条件很好,完全遵守中国劳动法。消息在媒体上公布后,未见任何政府部门出面予以监管或核查。最终,在政府意识的刻意淡化下和昆盈公司的否认声中,事件不甚了了。 以上三个典型案例,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童工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其中,在报告调查过程中我们所搜集的还有很多小型个案,限于篇幅,报告没有一一列举。仅仅通过对上述三个童工事件的典型案例的分析和总结,就可以清晰地得到以下结论:目前,我国童工问题仍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的问题,上述案例来自于不同地区,涉及不同省份,说明童工问题并非只是在某个地区发生的孤立事件,童工问题又往往和儿童贩卖、地方保护、地方利益等紧密相连,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 虽然政府在打击雇佣童工方面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等,其主要内容包括: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用人单位招用未成年工须向有关部门办理登记。但是,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的敷衍塞责令人遗憾,甚至有的政府部门竟然相互包庇犯罪,从中牟利。政府打击雇佣童工的政策的执行往往是在曝光童工的恶性事件后集中实施的,风头一过,很多情况依旧。上面的例子就是最好地的说明。对于缺乏法治的国度,而新闻自由又受到严重制约,童工存在而社会视而不见的现象是不难想象的事情。政府有责任就童工问题展开深入调查,了解这问题的普遍性、严重性及成因,以杜绝童工。 2 、儿童遭受拐卖 《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十五条规定: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国家、双边和多边措施,以防止为任何目的或以任何形式诱拐、买卖或贩运儿童。 《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十五条虽然只是原则性上的规定,但是关于拐卖儿童的详细联合国规定,在《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都有详细的阐述。(相关容链接: 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54/263 ) 任择议定书是儿童权利公约的一个附件,它是把公约某些条文详细说明,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可以选择要不要也签署加入议定书。中国已经签署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因此,中国政府有义务以此份任责约定书的条款去实行包括立法、司法、行政以及教育上的措施,以保障儿童不受侵害。 鉴于中国大陆严重的拐卖儿童的状况,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7 年 12 月 13 日 发布了《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 2008—2012 年)》,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认真贯彻执行。(相关链接: http://www.gov.cn/zwgk/2007-12/20/content_839479.htm ) 拐卖儿童是一种严重的侵犯儿童人权的行为。被拐卖的儿童不能受到父母或其监护人的照顾和关爱是这些儿童终生不能弥补的缺憾,那些丢失了孩子的家庭也承受了长期巨大的痛苦,许多家庭为了找回自己的孩子耗费了漫长的时间与精力,甚至倾家荡产。中国大陆拐卖儿童的严重程度,从上节童工问题的两个案例里(例证一: 2007 年山西黑砖窑童工事件、例证二: 2008 年东莞凉山童工事件)已经可见一斑。下面的几篇来自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的正式报道及其中所披露的统计数据,可以为拐卖儿童问题的严重性提供更进一步的佐证。 2009 年 11 月 26 日 新浪网刊发了一则题为《今年前十月审结 1100 多起拐卖儿童案件 》的报道。报道称,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09 年 1 月 ~10 月,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儿童犯罪案件 1107 件,同比增长 11.25% 。发布会上,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两起拐卖儿童犯罪死刑案件,拐卖儿童罪犯胡明华、苏宾得于当日上午执行死刑。并表明从 2008 年及 2009 年 1~10 月份的统计数据看,人民法院判决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重刑率均在 60% 以上,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 45% 以上。但同时也提到,因受多种消极因素的综合影响,诸如,当前拐卖儿童犯罪团伙化趋势明显,犯罪网络错综复杂,涉及地域众多,成员构成复杂,内部分工明确,作案具有连续性和专业性,犯罪手段也由单一的诱拐向采取偷盗、绑架、麻醉、抢夺等手段转变,以出卖为目的,盗抢儿童犯罪突出,犯罪恶性程度加剧,因此拐卖儿童犯罪活动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已成为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拐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案件明显增多。(相关链接: http://news.sina.com.cn/o/2009-11-26/160416673517s.shtml ) 报道还说,在审理拐卖儿童犯罪案件中,人民法院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首要分子、累犯、惯犯、主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危害严重的拐卖儿童犯罪分子等应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而对于在共同犯罪中罪行相对较轻、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是极大的拐卖儿童犯罪分子实行区别对待。(相关链接: http://news.sina.com.cn/o/2009-11-26/160416673517s.shtml ) 而据新华网 2010 年 2 月 24 日 的报道称,记者从 24 日召开的公安部社会治安 “ 冬季行动 ” 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截至 2009 年底,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共解救被拐卖儿童 3455 人、妇女 7365 人,合计超过万人。(相关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02/24/content_13041740.htm ) 2009 年 05 月 04 日 新华网报道:《公安部公布 “ 打拐 ” 十大典型案例》(相关链接: http://news.qq.com/a/20090504/000736.htm ),限于篇幅不一一罗列。 但是香港无线电视台就大陆拐卖儿童问题访问了几个被拐儿童的家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真实的民间视角。这些被拐儿童家长,多数是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在采访中都不约而同说,警察一开始就根本就没有着力去追查他们孩子的下落,官方甚至禁止媒体对他们的遭遇做出报道,还要打压他们家长。(相关链接: http://mytv.tvb.com/news/tuesdayreport/102745#page-1 ) 通过上节两个案例和本节的相关报道与案例,我们可以对当前中国大陆拐卖儿童的状况做出一个比较简洁的评估与总结: 中国大陆儿童拐卖现象仍然广泛存在,政府虽然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予以严打,但是拐卖儿童的现象始终无法根绝,主要存在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 、牟取暴利是拐卖儿童的基本出发点。拐卖儿童的利益集团已形成了一个越来越专业的产业链,其人员的分布、分工、涉拐区域的跨度、孩童的流向等已趋于专业化、组织化。 2 、体制不健全滋养传统观念,使拐卖儿童得以盛行。在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山区、农村,由于养老体制很不健全,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意识继续盛行,形成了巨大的买方市场。 3 、法律和社会忽视了对出卖孩子和购买孩子的父母追究责任。社会观念一般都把焦点集中在拐卖儿童的人贩子身上,认为他们是罪恶的制造者,却很少意识到出卖孩子和购买孩子的父母也构成犯罪。拐卖犯罪已突破了传统的拐卖儿童形态,而现行刑法规定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显现。因此,立法不足,法律执行力度不够,显然也是拐卖儿童不能禁绝的重要原因。 4 、计划生育政策对超生的惩罚,形成了抛弃和拐卖这些孩子的动力。超生、未婚生育助长了拐卖儿童的频发。由于超生和未婚生育处于不利的法律地位,所以使得由此出生的孩子更易于成为被抛弃和拐卖的对象。 5 、政府没有从完善健全相关制度层面上对拐卖儿童犯罪予以钳制和杜绝。现实中,政府只是从单一打击犯罪的角度对拐卖儿童的状况进行遏制,而单一执法的不足就是只能解决表面或眼前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消解拐卖儿童

维权网 | 维权网:敦促政府遵守宪法 切实保障基本人权

随着中共十八大召开日期的临近,全国各地接连发生在“保卫十八大”口号下威胁、监控、软禁异见学者、独立作家,殴打、遣返、查抄维权人士,绑架、传唤、拘留上访民众的事件,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言论表达、信访等基本人权,给行将召开的“十八大”蒙上阴影。“维权网”强烈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宪法,切实保障基本人权,立即停止违宪违法侵权行为。 10 月 24 日 晚 7 点左右,在北京打工的湖北省郧西县维权人士郑大靖,突然被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分局南苑(金星)派出所的 4 名警察以查身验份证为名带走。一小时后, 4 名警察押着郑大靖返回住处,将其电脑抄走。家属问为什么要带人,会带往何处,警方未作任何说明。 25 日,家属到派出所询问郑大靖下落,警察说已将人送去专门关押访民的久敬庄,同时指控郑大靖参与报道访民维权的消息,称将对他进行严肃处理。 10 月 23 日 晚,河南籍在京的维权人士刘沙沙被北京国保与河南国保联合遣送回河南郑州,被关押在河南油田驻郑州办事处。途中刘沙沙被戴黑头套,她实在气喘不畅时,将黑头套掀开,随即遭到押送国保的殴打。国保警员一路上不断掐刘沙沙,听到刘沙沙痛苦叫声,在场国保则狂笑不已。目前刘沙沙在关押地绝食抗议当局的违法侵权行径。 北京著名宪政学者、维权人士张祖桦不仅长年受到警方严密监控,住所楼下一直有多名警察和协警 24 小时驻守盯防。近一个多月来,警车就停在楼门口,出门则受到警察、协警、警车贴身跟踪骚扰。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一个月前已被严密软禁在家中,近日胡佳还将被迫与父母返回安徽老家呆一段时间。 10 月 21 日 ,北京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告诉朋友:“从昨天起包括彻夜,始终几个人守在楼道外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也不准朋友进门。今天告诉我,前段时间活动太多,危害很大,所以从现在起严管严控”。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徐永海 10 月 24 日 被片警告知:“快开十八大了,最近要少出门,开始上岗了”。中国民主党成员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也已被警方明确告知将送到北京郊区或带往外地暂避,等十八大结束再回来。维权人士王荔蕻、曹顺利等人的家门口都有警察值守,出行需警察贴身跟踪或在警方的默许下由警车“护送”。警方对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 鲍彤 先生和独立作家焦国标的控制也进一步加强,外界到现在也不知道焦国标的近况。异见人士李海、维权律师黎雄兵、李方平、自由作家马萧等人,都陆续受到了警方的约谈警告,称十八大期间不要参与活动。据悉,北京许多异见学者、律师、维权人士近期都已受到警方行动上的限制与发言上的警告。 在广州,独立作家野渡于本月 15 日被当地警方请“喝茶” 6 小时,警察明确宣布:从现在起到十八大结束,不准离开广州,不准接受采访,不准见客。受到同样限制的还有维权律师唐荆陵、学者艾晓明等等。另据了解,广州不仅对当地的学者与维权人士提出限制,同时从今年 4 月以来,就陆续将外地在广州的一批民主维权人士如肖勇、杨崇、欧荣贵、罗守恒、黄文勋、徐青、孙德胜、张圣雨、王阳宁、唐海丁、聂光、刘冰、李铮然、柴金元、吴斌、袁奉初、刘辉等等遣送回原籍。 在湖南,今年 6 月 5 日发生李旺阳离奇死亡事件后,当局借机将邵阳的朱承志刑拘,将李旺阳的亲属软禁,将怀化的黎建军、张善光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囚禁于山庄,据传得到十八大后方能释放。在贵州,从今年 5 月底一批民主维权人士举行对“六四”二十三周年纪念活动后,就纷纷被软禁、隔离,至今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都被严密监控,有的被看守在家中,有的被带往外地控制。在四川,维权人士刘正有近月以来被严密控制在当地,不许外出;维权人士陈云飞不断受到警方警告、干扰。 与此同时,公民的言论、通讯等也受到严重干扰与限制,不仅一些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看法的学者受到明确警告(如网名“天涯刀客”苏州中学地理教师潘露,因为在网上发表了两篇呼吁政改的博文, 10 月 19 日 接到所住辖区胥江派出所的电话约谈),本月以来网络也遭到严密封锁,广泛为大陆人士使用的动态网经常难以登陆,近日工信部还发布消息称十八大期间“封网”,更是引起人们对网络使用是否能得到保障的疑虑。 各地方政府在为“保卫十八大”的口号下,近月来发起了疯狂截访活动。北京纷纷清理外地访民,将大批访民抓到久敬庄交给各地截访人接回,近日还大肆拘传全国到京上访的蒙冤警察;上海不仅至今将维权人士冯正虎囚禁家中 8 个余月,近日还不断出现上访维权者被殴打、拘留、软禁、关黑监狱情况。在各地不断传出访民受打压消息中,整个全国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惶恐状态。 五年一次的执政党全国代表大会,原本应该广开言路,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让人们充分表达自身诉求,以便制订出真正符合民意、顺应历史的国策;现今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软禁异见学者、打压维权人士、严控上访民众的违宪违法侵权的“维稳”模式,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等诸项明文规定;同时与中共中央一再宣称的“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相背离。同时,也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人人生而自由 ,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 , 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也违反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提出的:“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了解、索取、获得、接受并保存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资料,包括取得有关国内立法、司法或行政系统如何实施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资料”,“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不歧视的基础上得到有效机会,参加治理国事,管理公共事务;这特别包括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向政府机构、机关和负责公共事务的组织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改进其运作,提请人们注意其工作中可能阻挠或妨碍促进、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任何方面”。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中国政府应自觉遵守国家宪法,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立即停止打压异见学者、维权人士和广大上访民众的违宪违法侵权行为,依法惩处违宪违法侵权的责任者; 二、 广开言路,保护并鼓励公民充分表达各自诉求,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政府的权利,以便为执政党和政府制订出真正反映民情民意之国策提供可信可靠的依据; 三、 真正开启政治改革,彻底抛弃不得人心的维稳模式,以实行民主宪政和法治的方式来赢得人心,冲破时下困局,消除制度性腐败,以便凝聚民力,唤起民众信心与希望,使中华民族融入现代文明主流。 维权网 2012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五

<七星说法>第四十九期:警察开枪无底线,人民生命无保障

本期导读:近日,河南温县发生的一起警察击毙拒捕小偷的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甚至产生了开枪无底线的争议。警方称开枪合法,民众对此看法不一。支持者认为警察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开枪合法,系正当防卫。但质疑者认为警察涉嫌滥用职权、涉嫌刑事犯罪。此类事件,近年来层出不穷,而官方大多认为警察开枪伤人、杀人的行为合法。这无疑让广大守法公民不寒而栗,害怕合法的子弹有一天会射到自己身上。本期说法将根据现行法律,驳斥开枪合法的幌子,并分析此类事件频繁发生的原因。       警察开枪无底线,人民生命无保障            近日,网传一偷窃电动车的男子在逃跑过程中,被河南焦作市温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李世轩击毙。10月8日,温县警方对此案进行了详细通报,称这名男子多次作案,在抓捕过程中袭警拒捕,民警多次鸣枪示警,嫌犯仍持砖打砸民警头部,民警生命受到威胁后开枪将其击伤,送医后不治身亡。这起事件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警察当时处于危险处境,生命受到威胁,可以开枪。     网友众说纷纭,警察该不该开枪?   支持者 lgj8866:现在的小偷穷凶恶极,支持击毙! ahszxw:向公安书记学习,小偷在特定环境下也会成为杀人凶手,击毙小偷,增强了社会安全感,震慑了犯罪分子。 frquan2005:治小偷要根治酒驾一样严厉的话,小偷何至于如此猖狂!赞成向小偷开枪。 质疑者 imzmn:无论你单方面事后如何描述,总是找不出必须一定要数枪将其击毙的充分理由,打它的腿,难道它还能跑了不成?何况你们又是几个人逮一个。法律若是规定小偷必死,那举双手赞成,这些社会渣滓越少越好,监狱空了,国家及纳税人负担也能减轻不少。老百姓担心的是:执法持枪者权力的过度使用,生命不能漠视。相信群众的眼睛更要相信群众的脑子! zhoudongping: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美国电影,英雄主义的电影。是说一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休假时因为女友被流氓骚扰而发生冲突,失手打死了流氓。结果这位士兵被判刑。理由是他是特种兵。         开枪违法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河南温县警方通报称:事发当日,该犯罪嫌疑人驾车拘捕,手持砖头袭警。“在民警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经鸣枪警告、口头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制服该犯罪嫌疑人,温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李世轩将其击伤。但“犯罪嫌疑人疯狂负隅顽抗,卡住抓捕人员的脖子,继续袭警。李世轩及时赶上,和抓捕人员共同将犯罪嫌疑人制服。”犯罪嫌疑人在迅速送往县人民医院抢救中死亡。还称,两犯罪嫌疑人是惯犯,盗窃电动车和摩托车120余辆。 因此当警察击毙拒捕甚至对警察生命造成威胁的犯罪嫌疑人时,一些网友大呼痛快。他们认为警察的行为是符合正当防卫的情形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的。因此警察开枪不算是犯法和警官滥用枪械。 而质疑者认为小偷行为尽管涉嫌违法犯罪,但情节较轻,而且小偷与持刀持枪的歹徒有着明显区别,抓捕他用不着开枪,警察施展拳脚功夫就可制服。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能轻易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哪怕他是犯罪嫌疑人。即使犯罪嫌疑人拒捕并袭击警察,训练有素的警察也应该有能力制服他,即使情况紧急到非开枪不可,向犯罪嫌疑人手脚等非致命的部位开枪,使其丧失反抗能力即可,而没有必要一枪击毙。 就目前搜集的资料而言,笔者认为,温县警方的通报是一家之言,尽管有几张照片为证,但没有完整的现场录像来证明其开枪行为的合法性,这以执法行为的幌子来掩盖其非法的行为,是在替开枪警察开脱责任。 我国法律对枪支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这不仅反映在严禁公民非法持有枪支,也反映在警察的配备和使用枪支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警察使用武器,必须是在“使用警械不能制止,或者不使用武器制止,可能发生严重危害后果的”情况下,而且“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 从温县公安局的通报来看, 温县警方在没有使用警械的情况下,直接开枪击伤犯罪嫌疑人,这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规定 。其次,警察有数个人,而犯罪嫌疑人只有一人,根据常理推断,几名警察还是可以通过警械将犯罪嫌疑人制服,而不需要开枪击伤。再者,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察追赶到陈家沟东牌坊北侧路边一沟内,当时的犯罪行为已经停止,嫌犯已无逃跑的可能。而温县的警察们却无视“尽量减少人员伤亡”的原则开枪击伤小偷,致使犯罪嫌疑人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亡。因此我认为警察的行为属于擅权行为(即不正确的行使职权)。 开枪击伤小偷的李警官称当时的情形符合正当防卫的规定,从温县公安局的通报来看,表面上符合正当防卫的五个要件,但是警察开枪对犯罪嫌疑人的生命的剥夺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防卫过当的行为,其涉嫌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应当对犯罪嫌疑人的死亡负相应的责任。 温县警察开枪击毙犯罪嫌疑人,违反了“合理行政”原则中的“损害最小原则”要求。合理行政是指在所有的行政活动都必须符合理性。这里的合理是指符合最基本最起码的理性,符合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所应当达到的合理与适当。而“损害最小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执法人员应当采用对当事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即能用轻微的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就不能选择使用手段更激烈的方式。 而温县警察开枪打死犯罪嫌疑人事件明显违反了损害最小原则。警察属于行政人员,在执行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更为轻微的方式抓捕犯罪嫌疑人,如使用警械等工具,而不需要采用开枪这种更为激烈的手段以致使犯罪嫌疑人死亡。因此明显违反了“损害最小”原则。 笔者认为温县警察开枪打死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违法的,因此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可以对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提起国家赔偿 。因为《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明确规定:人民警察违法使用警械、武器,造成不应有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对受到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员,由该人民警察所属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赔偿。作为行政机关的温县公安机关应当主动履行赔偿责任。       为什么警察开枪事件层出不穷?   近年来,警察开枪杀人的案件似乎越来越多,如今年9月辽宁盘锦警察开枪致1死4伤的惨剧,官方说是警察受到生命危险而依法开枪,今年4月,广东怀集一男子持扁担追打警察,被警察连开6枪当场击毙;今年1月贵州关岭县坡贡镇的郭永华、郭永志,在大街上,被该镇派出所副所长张磊连开5枪毙命;09年8月,四川籍男子杨加赵,因与警官张继红飙车发生纠纷,在“用胶棒拍击警察车窗,推开手枪转身逃跑”后,身中三枪,且均为要害部位,当场死亡; 09年2月,云南红河供电局硅铁厂厂长潘俊,因倒车与警察吉忠春发生纠纷,在“叫骂并殴打警察头、面部,致使其鼻子出血”后,被吉忠春连射3枪,当场死亡;07年11月,广州珠江医院副教授尹方明,因“不配合警方盘问”中弹身亡…… 为什么在最近几年,警察开枪杀人的案件层出不穷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较低,其在执法活动中很少严格遵循合法性原则的规定。没有严格遵守“执法行为必须合法、合理、适当”的原则,不管是在实体方面还是从程序方面,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规定背离甚远。 第二,维稳体制导致公权力的无限扩大,没有限制。对于执法机关而言,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即是违法额,是不可为的。即所谓的法无明确规定即禁止,这是对公权力的限制。然而,当下的执法现实却并未遵循这一原则。由于片面追求执法效率、执法成果,执法机关通过一系列执法行为扩张了执法权,突破了对公权力应有的限制。从短期内而言,或许执法机关的行为有利于执法的效率,但从长远而言,却破坏了法律应有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第三,倒因为果、倒果为因。近几年警察开枪杀人事件(除没有争议性的案件除外),都是披着执法的外衣所行使的违法行为。但正因为所谓的维护正义,大部分此类事件中警察并未受到处罚,相反,警方各种关于合法的回应却助长了此类案件的发生。再加上警察和犯罪分子所处的立场,民众对犯罪分子憎恨的偏好,使得一大批不知情的民众支持警察开枪击毙犯罪分子。这既是警察频繁开枪杀人的原因,也是由此导致的结果。     结语   警察是国家的强制工具,是合法暴力的掌握者,而允许佩戴枪支是这种合法暴力的暴力性的最高实现。警察佩戴上枪支,不是用来滥杀无辜的,而是为了保护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不受犯罪分子侵犯的。因此,警察要加强自己的法律素质,坚定执法为民的信念,贯彻依法行政和合理行政的原则。同时,公权力必须谨守边界,不要越雷池侵犯公民的私权利和侵犯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谨记公权力是为公民服务的,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深入阅读】   击毙小偷的“合法”子弹让人恐惧 公安局副书记4枪击毙小偷何以引热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 该给警察用枪念念紧箍咒了   P.S. 致亲爱的七星说法读者们:   “七星说法读者群”业已上线,群号:262980026。在这里,你可以去和你喜欢的编辑搭讪,可以咨询法律问题,可以认识许多学法律的孩纸,可以问问怎么考华政的研究生或者司法考试的复习方法,可以探讨法律高深的理论或者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和一群有意思的人一起组织法律项目研究,最重要的是,可以深入了解一个有着专业知识但又很有趣的团队——七星说法团队。毕竟,结识朋友,永远是我们来北斗最欣喜的一件事儿。   (编辑:伍永兴,马特)     您可能也喜欢: <狗与人特稿>道德底线与狗的生命 <天璇>生命的流水账 <天璇>对生命的规划 <天璇>生命里的陌生人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读书笔记 无觅

网民权利通讯 | 总十五期,2012年9月号

信息社会研究所   2012年7月5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一致通过第一个有关互联网自由的决议,所有的个人在网上都应该享有在离线状态下同样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各国政府都必须保护这些权利,不论人们通过什么媒介行使权利。...

共同网 |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临时缺席IMF年会金融研讨会

  【共同社10月14日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13日临时缺席了各国金融当局人士参加的研讨会。易纲出席了该研讨会之前的IMF年会相关活动。目前尚不清楚其缺席理由,但有可能是受到了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国有化造成的日中关系恶化的影响。   易纲原计划代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该研讨会。日本银行(央行)行长白川方明与韩国银行(央行)行长金仲秀则按计划出席了会议。(完)

德国之声 | 专访勒宁:"中国重视人权对话"

德国与中国在政府层面有内容广泛的交流,也包括人权对话。上次人权对话于2011年在中国举行,这次,中国代表前往德国威斯巴登与会。德国之声就此次对话采访联邦政府人权专员勒宁。 德国之声:总体而言,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德中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经贸合作。您的中国对话伙伴对人权对话有多重视? 勒宁(Markus Löning):他们重视人权对话。表明这一点的事实之一是,他们来到德国、来到威斯巴登参加对话。此外,他们今天(2012年10月9日)下午参观一座监狱,与一家检察院的代表对话。由此可见,对中方来说,对话也十分重要。中方代表团的组成也突显这一点。 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一位副司长,有一位最高法院的最高法官。代表团既有公安部也有司法部的高级别代表。所以您可以看出,中方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此次对话,即便我们并非在所有的话题上都有一致意见。 德国之声:2011年在贵阳举行的人权对话,谈及西藏局势、以及法轮功成员的处境--一个在中国极为敏感的话题。这次谈了哪些棘手的话题呢? 勒宁:当然,我们每次都会谈到的棘手话题是言论自由,以及政治权利方面的问题。这次,中方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与德国有关的问题,比如移民家庭的儿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警察是否有义务在执行任务时出示警务身份。在我们看来这些当然不是棘手的问题,但是这显示,中方也对我们的情况感兴趣。 我们这次也谈及法轮功的处境。我们还就罗姆人的处境进行了深入的意见交流,邀请罗姆人中央委员会的罗马尼·罗泽(Romani Rose)参加午餐会。有一系列困难的话题,而其中之一是,如何就人权问题进行理智的讨论。中方指责我们实行的是"大喇叭外交政策"。我们发现,我们向外公开一些信息的时候,中方很难接受。 廖亦武 德国之声:目前有一位十分知名的中国流亡作家在德国,他将于周日领取德国书业和平奖。他就是廖亦武。人权对话也谈到他了吗? 勒宁:是的,这也是议题之一。我也再次十分明确地表示,联邦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机构试图向德国私人联合会、协会或者个人施加压力--因为他们把一个奖项颁发给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人,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德国之声:德中建交已有40年了。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但在共同价值方面的交流则不那么理想。这一关系领域如何才能进一步发展呢? 勒宁:在人权领域,进展十分艰难,但是,我们站在德国的立场也要认可一点,即中国政府尽管在言论自由、政治权利上,仍旧对一切他们所认定的反对者进行超乎寻常的压制,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社会权利方面的确取得了进步,使数亿中国人摆脱贫困、为他们提供粮食、饮水和教育,也自然是人权上的成果。所以,这并非一幅非黑即白的图画。当然,社会权利领域的进步并不能抵消政治权利领域的压制,但我们作为德国人必须看清和评估整幅图画。 德国之声:何时在中国举行下一次人权对话呢? 勒宁:我向中方明确表示,我们希望明年夏初继续人权对话。外长韦斯特韦勒接下来数天将访问中国。据我所知,他届时也将谈到明年的对话日期问题。因此我想,我们明年会继续对话。 采访记者:冯海因(Matthias von Hein)  编译:苗子 责编:谢菲

德国之声 | “朝鲜让中国不爽”

随着今年年初金正恩从其故亡父亲那里接掌朝鲜最高权力以来,韩国和中国的朝鲜问题专家普遍认为,诸多迹象显示,该国将出现变革。《法兰克福汇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朝鲜情况依然故我,平壤让北京继续头痛。 (德国之声中文网)《法兰克福汇报》周六(10月6日)刊登一篇记者发自北京的文章,指出:金正恩极力争取中国人投资,同时,未离开其父制定的既定路线,即使在双边经贸合作领域,中国人也吃尽朝方苦头: “朝鲜大力争取中国对双边合资项目的投资,迄今成果有限。中国企业已经不再根据国家的旨意行动,而是遵循经济考量。9月底,北京举行了中朝投资博览会,30多个朝鲜国有企业派代表赴会,中方企业对朝鲜境内项目的兴趣却不怎么高涨。尽管中国官方明显地是有意散布有关双边合作不断增加的积极报道,但作为邻居和伙伴的中国企业事实上却不得不同朝鲜生意人的狡诈而苦斗。 “中国企业西洋集团今年夏天首次公开表示,与朝鲜的合作犹如‘梦魇’。因朝鲜单方面取消合资高炉项目合同、没收设备、遣返中国职工,西洋集团损失了4500万欧元。突然间,其他中国企业也大胆发出批评之声。情况清楚了,原来,西洋集团并非受到朝方欺骗的唯一企业。然而,在一份非同寻常的声明中,朝方却驳回批评,并指责中方毁约。······通常避免批评平壤的中国朝鲜问题专家们此后也对朝方的经商行为作出负面评价:朝鲜人在处理外国投资问题上不懂国际规则。” 《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最后指出,不论朝鲜新领导人一段时间以来在包括经济在内的各领域采取什么措施,都难以被解释成,该国将出现重大变化: “所有这些措施全加起来也并不意味着该国正在开放,或是象30年前的中国那样的改革先声。如果金正恩不过是试图通过建立特区、输出劳工和出售原料吸引中国投资,则只是遵循了朝鲜一贯的做法。金正恩也担心国家和政权的崩溃。而如果他继续拒绝结构性转变及在工农业实施经济改革,其代价就会是,经济上一蹶不振的朝鲜对中国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大。” 不惧孔夫子 《商报》昨天发表一篇书评,介绍德国最大传媒集团—贝塔斯曼前董事朗施泰因(Manfred Lahnstein)探讨欧洲应在亚洲挑战面前取何种态度的新著,指出,这位深谙孔夫子之道的前联邦经济和财政部长完全清楚,中国以及亚洲构成的挑战同时也是欧洲的机会,前提是,欧洲人不自我矮化: “亚洲的上升并非西方的沉沦。这是本书的主旨。根据朗施泰因的看法,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亚洲自有其弱处:政治不稳定、缺乏超越国界的基础设施、贫富悬殊以及中日岛屿主权之争这样的众多局势激化点。而不论人民币如何坚挺,美元的强势地位依旧,走向共同经济圈的道路还很长。其二是,西方,即欧盟,缺乏对自己所拥有的强势的信心。这位社民党籍政治家由此推出了如何应对‘亚洲挑战’的策略:平视、尊重及制定欧盟共同战略。德国难以单独实施‘国家’亚洲战略,但可以成为欧盟亚洲政策的引擎。朗施泰因描绘的这一崭新的前景是一种用于应对欧洲内部围绕债务、欧元危机和重又出现的民族主义争论的有效手段。” 摘编:凝炼 责编:苗子 [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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