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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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法国人托克维尔写过一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由于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推荐,这本写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历史哲学著作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尽人皆知,成了一本超级畅销书。中国人今天读此书,会有一个观感:这本书是如此贴近我们的现实。...

荣剑、秦晖、朱学勤:再议“告别革命”

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告别革命》的序言中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 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在书中,作者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 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并宣布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 以及一切革命。...

爱思想 | 许耀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示和国家治理

   由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全国金融系统青年联合会以及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4)”于9月18日至2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办。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原主任、教授许耀桐在发言时表示:“我想从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一个杰出代表王岐山,在他十八大甫一上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推荐阅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谈起,因为这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国家治理密切相关。”以下是发言的文字实录(修订):    许耀桐:关于国家治理,我讲三个关键词和三个观点:第一个关键词“急迫”,第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急迫的任务;第二个关键词“异同”,第二个观点就是,西方和中国都有治理,中西方国家治理的异同在哪里?第三个关键词“重点”,第三个观点就是,中国下一步治理的重点在哪里。    关于第一个关键词和第一个观点,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急迫的任务。    我想从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一个杰出代表王岐山,在他十八大甫一上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推荐阅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谈起,因为这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国家治理密切相关。托克维尔分析旧制度不行了,讲了三点,第一、官僚腐败。第二、社会两极分化。里面有一句话:18世纪的法国农民比13世纪时还悲惨。第三,国家基本上光说不干,甚至出尔反尔。比如,国王说劳动权是最神圣的,但是话没说多久,又把奴役制度和行会规则给恢复了,人们忍无可忍。    那么大革命呢,也不行。托克维尔分析了三点。第一,大革命是由知识分子,文人当政治家,文人政治家启蒙和指导大革命可以,但是治国无方。第二,大革命主要是底层力量,游民、农民、工人等只会破坏,不会建设。第三,综合起来无论是知识分子也好,底层也好,总的来说,他们制度创新的能力不行,只好回头恢复旧制度、使用旧规矩,不会创新。所以托克威尔讲了,历史是一个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太多。归根到底就是,当时法国的旧制度也好,大革命也好,在国家治理方面都不行。    我们国家在十八大之前也有三个悖论。第一个悖论,过去30多年我们创造了超过9%的GDP增长率,但是也创造了420万的贪官污吏;第二个悖论,我们有了一个先富起来的群体,拥有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富翁,但是我们在座大部分可能十年工资都没涨了,社会上充满着强烈的被剥夺感;第三个悖论,领导层也提出很多改革的方案、任务,基本上也没什么突破、落实,可以说基本上也是光说不干。我们对照一下这本书,情况非常相似。我想,王岐山同志推荐我们看这本书,其中的深意就在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启示我们一定要搞好国家治理。    第二个关键词“异同”和第二个观点,中西方国家治理的异同在哪里?    先讲相同点。第一个相同点,无论中国也好,在外国也好,“governance”在古代的意思都是统治,也就是说中西方都有皇权或王权时代,都经过专制、人治,有统治方式和艺术。第二个相同点,到了近代,西方搞了资产阶级革命,“governance”(统治)要实行民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实行民主。第三个相同点,西方国家到现在,他们提出的“governance”,就是治理,有了新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就是讲主体多元化,民主参与。那么我们中国讲的治理强调这一点。    那么不同点在哪里呢?第一,西方国家讲的治理是多元化的,认为治理有政府也可以,没政府也可以,更强调去政府化和去政党化。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它们不同,我们强调治理要有政党,党的领导,国家主导。第二,西方国家讲治理,主要是方法、手段的问题。中国讲治理,概念内涵丰富,既有很大的方面,也有很小的也非常小,而且更重视从战略方面的大的层面考虑如何治理。第三,西方国家的治理面较窄,主要就是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生态治理,中国的国家治理面很宽,治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包括政党、国防军队等。    第三个关键词“重点”和第三个观点,下一步中国治理的重点在哪里呢?时间不多了,我简单地提五个重点。1、要治理我们的政党,解决到底党在法上,还是党在法下等问题。2、要治理我们的政府,政府要简政放权,要转变职能。3、要治理我们的人大,是人大真正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场。4、要治理权力,现在有些地方的权力没有规矩、胡作非为,必须要在权力上限权、分权。5、要治理腐败,反腐败还没有结束。讲完了,谢谢大家!    本文责编:张容川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8188.html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东方历史评论|崇明:国家主义的逻辑——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账号:ohistory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揭示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的逻辑的同时,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没有改革,革命难免;进行改革,引发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 阴魂不散的历史轮回...

爱思想 | 胡德平: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

  近两年,不少朋友阅读了法国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各种评论很多。这些评论大多和我国改革挂钩,因而引起我的兴趣。在这里谈点学习心得,希望听到批评意见,以提高对当前我国改革事业的认识。   革命是否是不识好歹   托克维尔在书中经常反问自己,为何“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压迫)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何以繁荣反而造成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难道革命真是不识好歹吗?人民真是得寸进尺吗?是否一味高压就可以阻止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法国大革命前的经济和社会思潮背景。法国自13世纪以来,封建领主的土地制度逐渐瓦解,土地所有者、小农慢慢替代了昔日的大小领主。这一过程延续了500年左右,直至18世纪。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现象。不同的是,这一过程发生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500年间的事情。中法两国在两个500年的期间,都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了新兴的工商经济。这是吕振羽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果。他认为,退出历史舞台的各诸侯国封建领主把持山野川泽的禁令逐渐放宽废弛了,各种矿产、山林、盐铁、水产、运输等资源可以由百姓开发利用,因此私人工商业就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贫富分化的开始。大地主、大工商业者的出现是必然发生的现象,富可敌国的大豪强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大商人层出不穷。尤其是在秦汉时期,自耕农、工商经济的发展都带有划时代的特点。中国古代商人出身的权臣桑弘羊也是这时露头的。   法国的中世纪也是自给自足的领主经济,但13世纪以后,多数农奴已摆脱了领主的统治成为自耕农。同时,工商经济亦如中国获得同样的发展。法国的大小领主如不退出山野川泽资源,18世纪的法国何以有大规模的采矿、冶炼、运输业的出现,其规模或是大至千人分散的手工工场,或是集中劳动的百人规模的手工工场。18世纪初期,英法两国在冶铁业方面未见明确统计数字,但世纪之末,英国铸铁产量为6.3万吨,法国则为13多万吨。法国在煤炭、非金属、纺织、造船方面比英国逊色,但在丝绸、冶铁、酒类奢侈品方面则胜于英国。法国还集中了欧洲一半以上的货币,并出现了近代重商主义的权臣柯尔贝尔。   与中国秦汉时期的不同之处是法国的工商经济市场规模比那时的中国更加扩大,而且遍及欧洲诸国及美洲。法国贵族的传统意识是权力和荣誉来源于封建领地和领地上的人口,而纯动产则意味着地位卑下,所以贵族视工商业为贱业。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越到中世纪末期:“贵族阶级的财产很快就成了其他阶级力图攫取的共同猎物。每个人都会利用贵族的无知,冲动与弱点,争先恐后地拼命将贵族拥有的大量非生产性财产纳入普遍的商业活动中。”(《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91页)   中法两国不同之点更在于,封建领主制度结束以后,中国文化学术上出现的百家争鸣,被后来强大的秦汉专制皇权封杀了。而法国却在封建领主制度的瓦解中,迎来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即便是路易十六,口头上也讲“自然法”、“劳动权”、“人权”。法国经济、政治、文化存量的聚积都有了数百年的历史。   其次,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大革命的主体只能是第三等级。法国当时不少地方仍然存在着中世纪的残余制度,那里的人民多为农奴。农奴没有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渴求,当然也不会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提出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阶级只能是法国的第三等级,即为数众多的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阶层和广大自耕农。他们的物质利益得不到保证,政治上无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受到严重阻碍。第一等级、第二等级虽然多已失去领地,但不交税,又有特权,享有年金。封建专制国家把沉重的财政负担统统转移给第三等级。第三等级要交的租税,据托克维尔统计就有军役税、人头税、念一税、年贡、劳役、附加税、注册税等等,法国成为一个主要靠穷人纳税的国家。国王税收不足,就大举借债。如路易十三在位15年,国家的债务即增加3倍,达45亿利弗尔。这些债务负担只凭农业人口的税收远远不够,压榨的对象也只能是交纳工商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第三等级的市民了。   这种革命在落后的农奴地区是无法产生的,它一定要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但又遇到强大阻碍时,才能形成革命的暴风雨。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14、215页)。   我们万不可被所谓繁荣了,压迫轻了,负担少了,为何革命却发生了的假象所迷惑。托克维尔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在交纳工商税的资产阶级有足够发展的区域开展,而不可能在落后的农奴地区开展。   第三,让我们想一想法国大革命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什么。法国农村多有公社组织——这是我们研究法国历史必须要理解的地方——这在托克维尔、马克思的著作里都提过。公社有大量公地,“1710年至1789年许多省份地主便夺取了三分之一的公共土地。”   (《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经济学家阿瑟•扬,在革命爆发前十分惊异地发现,大量土地已被原来的农奴,现已变为农民的人占有。这种情形,他估计占了法国土地面积的一半。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这是另一场革命,它与使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的那场革命一样伟大”。   用今天的话来说,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所有制变革,资产阶级希望占据统治地位的革命。农民占有了土地,但没有所有权;工商业者有了自己的产业,但也未得到明确的所有权,因而才与当时的国家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产生了严重的对抗性矛盾。路易十四在一项敕令中的理论是:“王国所有土地原本均依国家的条件被特许出让的,国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过是身份尚有争议、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同上,第227页)第三等级没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却要为产权不完整的土地缴纳越来越多的税收,此社会矛盾未除,新危机又出。那时为了应对财政困难,还要加税、举债,又一次触动了第三等级的所有权问题。这才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矛盾所在。   路易十六为摆脱政府的财政危机,不得不召开全国三级会议,但在召开三级会议、代表名额、全能法院、国民会议、制宪会议等方面,均与第三等级在这一根本矛盾上产生了激烈冲突,就连特权阶级的米拉波伯爵、西哀士神父都转向革命。矛盾由弱到强,由小到大,革命终于在1789年7月14日顺势而发,巴黎群众攻下巴士底狱。   不能认为革命不识好歹,群众得寸进尺。革命的每一步骤,都包含着百年的历史积怨和愤懑,革命群众没有退缩,而政府却没有根本对策,最后只能是全盘崩溃。“8月4日之夜”,法国的制宪会议在亢奋激昂的气氛下,通过了大革命后第一部新宪法。现节选有关条款如下:   第一条:议会声明封建制度从此废除。这包括“现存关于封建制度的不动产所有权,以及一切来源或代表农奴制的制度的收费都应马上废除而不受保护”。   第九条:财政上的免税权力已被永久废除,税款将会通过相同形式向全体公民收取,新的税款征收方式正在制定当中。   第十一条:所有公民,无论其等级及出身,均有任职政府机构及军队的资格。   以上新宪法的若干条文正是体现了激进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更体现了封建专制政府和法国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个无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襟怀开阔,热情洋溢,充满雄劲和宏伟: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44页)   法国大革命前,朗格多克省是一个例外。该省是一个经济繁荣,压迫减轻,居民负担较少的省份,由市民阶级治理。他们向法国君主买下了所有的征税权、官位权,而国王则以保留该省的三级会议为代价。这里不但未爆发革命,反而在革命中还持保皇的立场。所以托克维尔不无遗憾地说:“倘若当初那些君王不是仅仅考虑坐稳江山,他们只要把用于取消和歪曲省三级会议的一部分的顽固劲头和气力拿出来,就足以使省三级会议依照朗格多克方式臻于完善,并使之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同上,第279页)或可走上托克维尔羡慕的英国道路。   虽然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群众的内心有着复杂的心理和企望——贪欲、嫉妒、仇恨和独特的残忍,但他还是摆脱了他的贵族立场,尽情歌颂了它。绝不要相信法国人在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自寻开心的表现。他认为:“给这些人打开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他们似乎不介意的苦难,他们立即会朝那个方向飞快地跑去,势头暴烈,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同上,第172—173页)这话多么熟悉,让我们想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托克维尔这种态度、语言充分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正当性、合理性,而他对法国高度集权的官僚专制制度的嘲笑、仇恨也是一目了然的。   今天中国又有人重读此书,我觉得也是对那种“告别革命”思潮的一种反省和考问。“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会过去”,一个中学生以此写了一篇作文,直击我心。中国人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革命、牺牲,无法令人忘怀,中国的“革命”二字在历史上是怎么写出来的?是用多少人民的热血、生命写出来的?在内战中死亡的敌方官兵,也是共和国成立的一种代价。我国革命在1949年已告结束,但绝不可忘记过去的革命!记忆加创造等于社会变革,为了不再发生革命,我们要以前辈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参加今日中国的改革。   旧制度给大革命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什么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有如山呼海啸,毫不犹豫地摧毁了法国的君主王权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基础,改变了法国社会的风尚民俗,并且越出国界,在欧洲境内“打碎一顶顶王冠,蹂躏一个个民族”,“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而且要使世界焕然一新,可以说要创造一种新人类。”(同上,第43,44页)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和旧制度没有完全断裂,但遗产十分有限,唯一保留下来的遗产,就是旧君主制下的中央集权,“我承认中央集权制是一大成就。我同意欧洲羡慕我们,但是我坚持认为这并非大革命的成就。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同上,第75页)这种羡慕并非褒义,而是对欧洲君主的揶揄。   这里说的王权或中央集权,实质上都是国家政权中的行政权,而立法权、司法权,虽然名义上也有,但都是仆役、婢女,可能还是封建领主时代的遗留风俗。托克维尔说,只有当王国民情鼎沸时,中央政权才让他们出头露面,“暂时理事,允许他们热闹一番”,“社会飞跃发展,每时每刻都产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种新的需求,对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权力源泉,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满足这些需求。”(同上,第100、101页)这就是经济学中“寻租”现象产生的制度环境。因为司法缺乏灵活性,其活动范围是固定不变的,新的案件层出不穷,立法又无例可循。   法国君主的王权,中央集权是怎样形成的呢?那是伴随着大小领主势力的沉沦,王权开始发展和膨胀起来。就和中国秦汉两朝一样,封建领主成为衣食采邑的食利阶层,就不再是领地的主人了,即使领主们手中还有一些领地中可怜的司法权力,只要能兑换成金钱,领主们也不吝交换。这样隶属中央的地方行政权力就乘势建立了起来。大革命前的法国划分为34个总督管辖区,各管辖区都由国王委派总督,各县则有总督的代理人管理,总督代理人的手下则有税务员、行会理事和警察承担政府的行政职权。省属的各教区一切事务都由政府的官吏把持,教区实行的法律不再是过去的领主法律,而是君主专制国家的法律。   随着中世纪领主土地的陆续失去,他们转发国王敕令、征集民兵、征收捐税的公共权力已不再拥有,不再直接统治地方。大的贵族住到巴黎靠年金过活,中小领主则生活在农村、乡镇。“领主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居民而已,与其他居民不同的只是享有免税权和特权;他拥有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权力。总督们在写给他们的下属的信中,(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619.html

张千帆:革命是如何发生的——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张千帆:革命是如何发生的——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进入专题 : 旧制度与大革命 革命    ● 张千帆 ( 进入专栏 )        近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中央领导的推荐而受到国内很多人关注。这确实是本好书,不过多数人的关注似乎有点片面,其中不乏明显的误读。最后的结果是普遍关注了领导希望我们关注的话题?改革搞不好会引发革命,托克维尔也俨然成了"改革是找死"的最早倡导人。当然,这个论断确实是这本书最早提出的,但这远不是他想要说的全部。托克维尔所要论证的终极命题其实很简单:革命归根结底是集权专制造成的。这个命题的梗概可以用三句话论证完毕?真正的共和民主至多只有个别骚乱,而不会出现大规模暴动。《旧制度与大革命》只是微言春秋大义,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历史相当细致地论证了这个看似常识的命题。   然而,国内读者却似乎对这个基本主题采取选择性"失明",无论官员还是学者都在回避这一点。其实,当代中国普遍恐惧的并不是法国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不需要什么思想理论支持的大规模暴动。不过鉴于当时法国和当代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的可比性,《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对中国改革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我读这本书还是二十年前,自己做学生的时候;现在重新翻开这本经典,感觉中国近二十年的变化似乎验证了书中的某些论断,并对其远见与洞见产生了新的感悟。对于改革与革命又成为时尚话题的中国当下,系统梳理这本书的论证并还其本来面目,或许仍有独到的现实价值。       一、期望值革命      先回到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法国革命爆发的时间点远不是法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而正是在改革进行得有板有眼的时候。当人民穷得揭不开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哪里要饭,而不是冒着杀头的危险闹革命,甚至可能饿得根本没有力气造反。看看北朝鲜,就知道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说法纯粹是想当然,现实往往恰好相反?在专制集权登峰造极的时候,很可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没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能力越小。只是在专制松动的时候,人民有了一定的自由度,温饱也基本解决,才会有闲情逸致感受到自己周围的不公,也才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你的不满和我的不满相互激荡,才会产生群情激昂的革命情绪;不仅人民的追求目标随着生活改善水涨船高,而且人民确实看到了实现目标的希望,才会一脚踢开一个在他们看来改良步伐迈得不够快的政权。   总之,1789年发生在法国的大革命是政府改良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值而发生的。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不像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那样,因为要吃饭才揭竿而起,也不像刘邦那样面临渎职死罪,走投无路才举起灭秦大旗。法国革命的时候既没有饥荒,也没有暴政,政治专制在不断弱化。路易十六有点像光绪,是一个温和而进取的"明君",但革命恰恰在他任内发生了。中国维新失败了,最终导致革命,其间也隔了13年;法国没有慈禧,保守势力似乎相当分散,开明君主推行的改革进行得相当顺畅,但是革命不仅照样发生,似乎还来得更快。托克维尔把这个道理解释得很精辟:   正是在法国改良最成功的地方,大众的不满情绪最高涨。这看上去好像不合逻辑,但是历史上却充满此类似是而非。革命并不总是在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时候发生。恰好相反,往往在人民长期仍受专制压迫却不能抗议,而突然发生政府放松高压的时候,人民会揭竿而起。因此,革命所推翻的社会秩序几乎总是比此前的更好……人民之所以耐心忍受如此之久,是因为社会看起来不可救药;一次苦难看起来忍无可忍,是因为人们觉得有可能消除之……人民遭罪更少,但是他们的感觉加剧了。在其登峰造极的时候,封建统治激发的憎恨还不如在其行将灭亡的前夜更多。和路易十四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相比,路易十六一点芝麻绿豆的任意滥权会产生更多的愤怒。[1]   在这里,托克维尔呈现的是法国革命的发生心理学。如果说马克思是标准的现实主义(realistic)学派,那么托克维尔和韦伯都应该属于理想主义(idealistic)阵营。当然,这样说并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误解。这当然不是说托克维尔和韦伯本人有什么理想,或认为理想在价值观意义上很重要,而是说他们都重视理念、信仰、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反对经济或物质决定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宗教》是这方面的杰作,[2]旨在论证社会进步的因果律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信仰、制度、习俗等"上层建筑",或后者仅对前者发生微弱的"反作用",而是恰好相反?信仰与制度决定了特定社会是否可能发生现代工业文明。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属于实证学派,只是对决定社会过程的主要动力变量定位不同。   就和笛卡尔革命将哲学持续引向唯心主义一样,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分析也独辟蹊径,开启了政治与社会心理分析学派。没有人否认,人是主要受利益驱动的理性动物,但看似"客观"的利益是通过人的认知才发挥作用的,而认知带有一定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并受制于特定社会的历史情境之影响。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利益只是外因,人所识别的利益及其产生的心理反应才是驱动行为的内因。在这一点上,心理分析学说确实比一般的现实主义更为精细,对于中国当代改革的警示远也比"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拐点"等语焉不详的经济决定论更有针对性。同样是贫富差距巨大,但是这一现象在中国或在印度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进而造成全然不同的社会效果。   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前景,更需要探索的或许不是宏观经济、社会分层等客观走势,而是这些客观因素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微妙变化,以及主客心理因素相互形成的互动机制。作为一场"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恰恰是在改革似乎卓有成效的时间段发生的:"人民为前所未有的幸福前景所眩晕,现在却似乎近在咫尺,因而对已经发生的真实改良视而不见,却迫不及待地恶化事态。"[3]这个现象不能不引起中国改革者的警觉。中国改革是否存在同样的情况?目前中国社会弥漫的悲观和不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人民的期望值过高,还是社会现实确实不容乐观?这些问题都有待在中国现实语境下进行更仔细的反思和探讨。       二、秀才造反,败事有余      普罗大众的期望值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产物,而制造期望当然是文人或"公知"的特长。中国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是法国"秀才造反"还真的造成了,只是后来的进程完全事与愿违,一场理想主义共和革命很快走向血腥暴力。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不足为怪的:"虽然发动革命的是民族中间最文明的阶层,贯彻落实的却是最没有教养和最无法无天的混混们。既然温文尔雅的精英成员早已形成我行我素的习惯,既不能统一行动,也不联系群众,后者从一开始就成为事件的主人。"[4]换言之,法国革命时期的"公知"们根本不接地气,以至革命很快从他们手里失控;一开始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甚至遭到了迫害,后来走上断头台的孔多塞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否认,法国革命绝非只是一场小人暴动;它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并为法国乃至整个世界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自由、平等、共和、民主的理念从此留驻人间。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是世界上第一场意识形态革命。古今中外,起义和暴动早已有之,但是它们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革命",吹响革命号角的主角不是体制外的贱民,就是旧体制内的贵族,轮不到知识分子发话。即便伟大如英国1689年的"光荣革命",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宫廷政变,只不过主导政变的英国贵族"文化素质"较高、宪政意识较强而已。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虽然也有知识分子参与,但他们从来不是主角,甚至不是"主谋"。杰出如张良、诸葛亮,也只能是主人的"谋士",作用仅限于帮主子出谋划策,而不可能主导事件的进程或目标。不论他们有如何出众的智慧甚至非凡的品格,也不论他们成就了如何辉煌的功绩,都无法改变中国政治争来争去都只是三俩家族之争的事实。   法国革命则是在知识分子影响下发动的一场大众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而不再是某个独裁者的家天下。在这一点上,法国革命的意义显然是无与伦比的。然而,托克维尔却不看好这样的革命,倒未必是因为革命的目标不值得推崇,而是因为秀才们的高谈阔论根本不切法国实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不合当时的法国"国情",以至没有可操作性。推翻旧体制容易,建立新体制谈何容易,宏伟共和目标的"远水"解不了当下社会治理的"近渴"。革命不经意间发生了,却连一张设计图也没有,好比造房子没有施工图,这样的大厦肯定是支撑不起来的。大革命很快失控,和法国文人的好高骛远不无关系。托克维尔注意到,大革命前的法国文人尤其和社会政治脱节:   和英国知识分子相比,法国知识分子并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恰好相反,他们对政治舞台敬而远之。但是诸如人类社会起源及其原初形态、公民和政府的天赋权利、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与人为关系、习俗的正当性乃至法律系统观念等问题,却是贤良文学的日常谈资。   文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即导致他们纵情于政府性质的抽象理论和概括,并对其盲目寄托信心,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实际政治无缘,而后者本来或许可为他们的激情降温。因此,他们根本看不到即便是最良性改革中的真实障碍,并权衡即便是最良性革命所蕴含的危险。[5]   托克维尔的这些话是在影射卢梭。作为青睐英国保守改良的自由主义者,他对"民粹派"代表卢梭自然没有什么好感,而卢梭被公认为法国革命的精神领袖。当然,只是因为卢梭描绘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家式世外桃源而加指责,多少是不公正的;[6]毕竟,在迄今为止的四个要从根本上重构国家的社会契约论者中,有两个(霍布斯与洛克)出自被认为"务实"的英国,《乌托邦》的作者摩尔也是英国人而非法国人。要把革命的过失完全归咎为某种理论显然是困难的,但是当时法国的公知们确实没有任何治国经验。他们只是自由、民主、反独裁、反腐败的吹鼓手,而这种立场注定了他们是体制外的"异议人士",而不可能在旧体制内谋个一官半职并获得统治经验。只要既有体制不倒,他们就是永久的反对派,旧体制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而且他们也只适合做反对派;一旦他们真的有机会将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其种种不现实与不成熟便原形毕露。   这种状态和同时发生的美国革命是很不一样的。美国制宪者几乎人人有思想,但是几乎没有职业思想家。其中的佼佼者如杰弗逊、麦迪逊都是职业政治家,实际政治经验之丰富自不待言。因此,美国制宪者是脚踏实地的工程师,而绝非天马行空的哲人或作家。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制定的宪法不是高高在上的原理或宣言,而是经世致用的法律工具。英国有密尔、休谟等以思想为业的知识人,但是英国的情况也和法国大相径庭:"在英国,政治理论家和实际统治者相互合作;前者提出新理论,后者再通过实践经验修正并限定之……一个群体形成公共事务的实践之路,另一个群体则形成公共意见。"[7]这样,无论是务虚派还是务实派都不会太离谱,双方容易产生一种相互依存而彼此牵制的合作关系;执政者不至于过分排斥异己、独断专行,思想者则不至于愤世嫉俗、异想天开甚至染指革命。虽然知识精英也会批评政府,但是不会颠覆政权。由于执政者容忍和尊重批评意见,国家统治和公共意见之间不会相差太远;反对派即便言辞激烈,也是"小骂大帮忙",反而显得体制本身雍容大度、包容性强。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至少不是过分割裂)的统治方式无疑更有利于社会的渐进改良,而成功的改良足以让革命的泡沫消弭于无形之中。   对于一贯强调"知行合一"的传统中国来说,英国模式有几分似曾相识。传统中国的士绅阶层也是集知识精英与统治精英的双重身份于一身,一方面因统治而享受特权,另一方面也因为承袭儒家伦理而对其特权与统治行为有所约束。虽然对于多数士绅来说,"两袖清风"、"先忧后乐"或许只是一种神话境界,但是只要公权滥用和腐败没有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统治特权总是可以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类的教义而获得正当性。这种局面会使统治精英失去思想锋芒和政治想象,培育为功名利禄而读书考试的平庸"公务员",但是他们毕竟知道日常治理的油盐酱醋。如果统治群体足够开明,知识精英与统治精英的"二合一"确实有助于社会稳定。在这个前提下,托克维尔描写的英国贵族统治可以享受特权,而不至于引起社会反感:   当贵族既有实权又有特权,当他们统治并管理着,他们的特权可以更大,而并不容易受到攻击……作为对不公平的特权之回报,他们维持秩序、施行正义、执行法律、救助受压迫者,(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张千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旧制度与大革命 革命   

陶东风:革命、文人、文学政治——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一

陶东风:革命、文人、文学政治——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一 进入专题 : 旧制度与大革命    ● 陶东风 ( 进入专栏 )        [核心提示] 托克维尔对于文学政治并无好感,他的批判虽然不乏偏激之处,但却也充满智慧与洞见,对于同样具有深厚文学政治传统的中国,托克维尔的反思不乏启示意义。特别是他指出的文人、民众以及贵族迷恋抽象理论、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以及暴力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缺少公共政治实践以及由此造成的幼稚和狂热,这点正好启发我们:目前中国亟需推进的即是公民政治。      征诸中西方的革命史,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革命和文人好像总是脱离不了干系。文人和革命家太相似了,他们都喜欢天马行空式的幻想,都有强烈的创新实验冲动。最近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此书最引起我兴趣的部分就是其对法国大革命与法国文人之关系的分析。长期以来,法兰西在欧洲所有民族中一直是一个最有文学天赋的民族。法兰西,这是一个盛产作家和革命家的地方,很多激进的革命家或出身文人或酷爱文学。到18 世纪中叶,也就是大革命前夜,文人在法国的地位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于成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个特殊事件"最终确定这场革命的地位、发端和性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73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文人喜欢革命,但喜欢革命的文人通常并不卷入日常政治实践,不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和政治经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生活超凡脱俗,甚至也不是政治科学方面的专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些不懂实际政治的人又有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非常关心公共问题,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   这就决定了文人关心的是些革命的大问题,"原则"问题,"顶层设计"问题,比如社会的原始形式,公民的原始权利,法律的原则与习俗的谬误等等,他们要做"总设计师"而不是工匠。大革命前夜,法国文人更是高谈阔论,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同时又浅尝辄止好高骛远,并不把这些重大政治问题作为"志业"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托克维尔说,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中,从大部头的论著到短小的诗文。   尽管这些理论大师们设计的"政治体系"五花八门,彼此分歧巨大以至根本无法从中调和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理论,但我们还是不难发现,这些激烈争吵、充满差异的作家们至少在一个最普遍的观念上是一致的,即"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第175页)文人政治哲学的精髓是迷恋理性设计而轻视经验和传统,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按照先验的理性规划进行建构。这大约正是哈耶克一直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的迷思。大革命的精神与此是一致的,爱好普遍理论和完整对称的体系,蔑视现存事物,高度信任理论。总之,革命家和文人一样,都喜欢逻辑先行,天马行空,企图一揽子解决问题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或许是"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但"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第175页)   迷恋理性并不稀罕,至少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3000 年来,它不断地在人类、特别是在文人的想象中闪现。但奇怪的是它为什么在18世纪的法国占据了所有作家的头脑,甚至普通大众和贵族阶层也难以逃脱其致命诱惑?它"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只停留在几个哲学家头脑里,却一直深入到大众中,使他们政治热情经久不衰,以致关于社会性质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论竟成了有闲者日常聊天的话题,连妇女与农民的想象力都被激发起来了呢?"(第175页)   托克维尔深刻指出,原因首先在于当时法国没有公共政治自由,作家们和其他老百姓一样,很少参与公共事务,缺乏对于公共政治的实际经验,也没有机会受到这方面的教育。这使得他们盲目地相信宏大理论,热情有余而经验不足:"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第177页)这大概就是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狂热性"的根源。托克维尔认为,一个人的政治经验和从政能力是在公共政治实践中积累和培养的。哪怕他不直接参与政府管理,甚至不问国事,但只要在自由社会生活过,参与过其中的公共争论,就受到必要的公民政治教育。   正是由于缺少公共实践和公民教育,而且也不曾对政治学进行专业研究,"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这在那些著书立说研究政治学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第177页)   同样因为缺乏公共自由和从事公共政治的实践经验,广大民众也同样喜欢天马行空式的革命幻想。结果,在政治上同样无知的民众对高举革命大旗的文人"言听计从,衷心拥戴。"托克维尔痛心地指出:"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继续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此时此刻那样,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务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第177页)缺乏公共政治生活使人们不了解革命的危险并迷恋抽象理性,在这里,迷信抽象理论的文人和头脑发热的民众可谓一拍即合。   迷恋彻底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人们,包括文人和大众,对旧制度感到绝望,他们感到法国不可能通过逐渐改变体制来适应新形势。正是当时特权泛滥的现实促使人们在观念中拥抱"人人生而平等"的乌托邦思想。一方面,特权已经失去其天然的合法性,人人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实际情况却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旧法律、旧政治、旧惯例的妨碍,同时又看不到任何医治这种痼疾的药方,结果是被推入两难选择: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   法国文人的文学政治影响深巨,对文学政治的爱好甚至"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辨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特权损害的纳税人,听到"人人均应平等"的口号无不精神振奋、欢呼雀跃。他们的各种利益诉求现在都可以乔装成高深的"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第177页)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不但平民百姓,贵族也迷恋和拥戴文人及其文学政治。关于贵族和作家的关系,托克维尔指出:贵族阶级在其兴盛时期不仅领导政治事务,还领导舆论,是他们给作家定调子、赋予作家及其思想以权威,而不是相反。而到了18 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一部分统治权,贵族的信誉随其权力的命运而消失:贵族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家在那里能尽情扩张,独自占有这个位置。"(第178页)吊诡的是,作家们夺走了贵族的位置,贵族却还全力支持作家的革命事业。"贵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第178页)这无异于在享受特权的同时嘲笑特权。托克维尔感叹:"看到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这样盲目地促进自己的灭亡,常常令人惊异"。(同上)但仔细想想也不奇怪,问题依然在于自由体制和公共政治生活的缺乏。因为要使上层阶级了解自己面临的危险,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卫自己的权利一样,自由的体制都是必要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在我们当中消失了一个多世纪,从那时以来,最直接关心维持旧政体的人们对于这座古老建筑的腐朽丝毫未加注意,从未听见这座朽屋的任何撞击和噪音。由于表面上什么也没发生变化,他们以为一切都原封未动。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他们先辈的观点上面。"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新危险的来临,没有意识到自己鼓吹的思想会最终埋葬自己。他们依然像15世纪的贵族一样在谴责王权的侵越行为。   托克维尔说自己细心阅读过1789 年三级会议召开前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把这项浩繁的工作做完后他惊恐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即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第179页)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却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长期以来,无论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都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们表现出的这种经验贫乏症并不使人惊异。使人惊异的是,就连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宫、总督,也同样对革命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微末节;但是,一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第179-180页)   英国的情况就非常不同。托克维尔指出,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政治家是混合在一起而不是相互分离的,这完全归因于英国具有深厚的公共政治传统。"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政界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而且认为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在这边,人们采取日常事务所要求的具体措施;在那边,人们宣扬普遍法则,从不考虑用何手段加以实施:有些人负责领导事务;另一些人负责指导思想。"(第180页)这种分离的结果是双方都不懂真正的政治:官僚只知道行政的"细枝末节"而不懂治国之道,而制定抽象原则的文人则一味幻想空谈。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实社会结构不合理,现实混乱不堪,如果五花八门的法律互相矛盾、漏洞百出,如果社会等级森严,社会地位一成不变,不平等到处存在,更要命的是,如果在这个糟糕的现实之上又"建造起了一个虚构的社会,在这里,一切显得简单、协调、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那么可想而知,它会受到人们怎么样的欢呼和拥护!"逐渐地,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第181页)   总之,"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极为生疏,没有经验,对国家制度感觉头痛却又无力加以改善,与此同时,它在当时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想到这些,人们就不难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首要力量。"(第180页)真是政治自由的匮乏使得文人充当了政治教育家的角色。托克维尔感叹:"历史上,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这真是一件新鲜事,这种情况也许最有力地决定了法国革命本身的特性,并使法国在革命后呈现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容貌。"(第181-182页)作家们不仅为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全体国民接受了文人的教育而没有任何别的启蒙老师,对实践茫然无知,因此,在阅读文人著作时就染上了作家们的本能、性情、好恶乃至癖性,"以至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第182页)   文人政治终于大获全胜,大革命时期,"连政治语言也从作家所讲的语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语言中充满了一般性的词组、抽象的术语、浮夸之词以及文学句式。这种文风为政治热潮所利用,渗入所有阶级,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层阶级。"(第182页)   很明显,托克维尔对于文学政治并无好感,他的批判虽然不乏激进偏激之处,但却也充满智慧与洞见,对于同样具有深厚文学政治传统的中国,托克维尔的反思不乏启示意义。中国现代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对于革命的深度参与,他们充当革命的吹鼓手,其中不少还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他们的革命狂热性、激进性与其实际政治经验的贫乏之间也不乏联系。阅读托克维尔有助于我们对这些现象的深入分析。当然,我在推崇托克维尔的同时也想补充一句:警惕文人政治并不等于鼓吹官僚政治或犬儒政治。如果说文人政治的缺陷在于过于天真,过于理想化,缺少可操作性和务实精神,那么,官僚政治或犬儒政治的缺陷也是致命的:缺少价值维度和理念维度,仿佛政治就是权术。我有一个看法:与只会空谈的文人和只会权谋的政客都不同,真正的政治家是这样的人:既有价值理念又不乏务实精神。当然,把两者统一在一起的是自由国家的公民政治实践。 进入 陶东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旧制度与大革命   

许章润 | 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看优良政体的形成——与《南方都市报》记者李响的对谈,2012年12月

  一.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   李  响: 《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135年后才有了中译本。自从翻译过来以后,就产生了巨大影响,与之相伴的是在中国研读托克维尔的人越来越多。那么,究竟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为什么它搅动了汉语文明读者的心弦,让我们寝食难安?   许章润: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的最后一部著作,享誉世界。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将它看作是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专门性研究,未免过于狭窄,太过简单化了。作者是在晚年失意岁月中撰著此书的,以此归纳,实在未能触及此书的深刻主旨,特别是它痛定思痛的反省性格。作者于现实政治失意后沉潜故事,思考祖国政治转型的曲折历程,不难想见其下笔惊心,掩卷而长叹。   实际上,本书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著作,以法国大革命为典型个案,重在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由此检索“大时代”中特定国度内文化和政治转型的一般性原理。之所以搅动当下中国万千读者的心,让一部谈论异乡政治的著作洛阳纸贵,就在于转型政治的来龙去脉不仅载述了异邦的甘苦,而且,映照出了我们的当下困境,同时,引发出无数的联想和憧憬。   托克维尔在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牵连广博,远远多于他提供的答案。具体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一个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社会高度变动分化的时代,一旦打开封闭的政治匣子,而政制无力接应,会否“革命”就先跳了出来?万一如此,会否造成人琴俱焚之势?路易十六是一个“仁慈”的君主,似乎也是一个愿意改革的君主,但却最终走上了断头台,说明“革命”一旦发生,可能就收拾不住。岂止收拾不住,还会反过来吞噬自己的儿女呢!身处革命,也就是身处凶局,则吉凶难料,盖在于革命本身既无现成模式,又缺乏审慎克制等常态政治因素,则指东打西、隔山打牛、阴差阳错,并不全是革命者所能预料而掌控者也。所以,包括丹东、罗伯斯比尔在内,均为自己的理想所葬送,今天回视,虽说依然惊心动魄,扼腕拍栏,但却见其间一脉婉转,线索井然矣。   其中一脉线索就是“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区际。在此可得陈说的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是两种不同的剧目,理路有别,终点迥异。现代意义上的政治革命旨在实现政体转换,以宪制及其基础之上的个体自由为终点,从而奠定政治基础,并非绝然可怕。历史来看,政体转型可能诉诸暴力方式,也可能采取和平方式,但不论如何,其之为政治革命则一。相较而言,社会革命以社会平等为目标,通常表现为一个阶级对于另一个阶级的权势和利益的暴力性剥夺,并由此诉诸大规模的骚乱、冲突、巨量的人员伤亡。以此为代价,革命者常常憧憬一个绝对平等的乌托邦境界。从而,解放与平等构成了革命的基本诉求。在二十世纪对于“革命”做出了杰出研究的少数几位学人中,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尤其值得记取。在《论革命》一书中,阿伦特就曾指出,法国革命是“胃的造反”。造反者挨饿受冻,追求社会平等,所以说是“胃的造反”。为什么你能吃好的穿好的,而我不能,这便是导火索。基此导向,对于“平等”和“解放”的追求,成为革命的中心题旨。用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话来讲,法国革命“把卢梭放在了洛克的前头”。换言之,原本旨在追求政治目标的进程,一不小心,变成了“胃的造反”,社会问题冲淡乃至于取消了政治本质。英美革命虽然也有流血,但其导向在个人自由,以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为目标,而以议会民主或者共和体制来收束。换言之,先实现“洛克时刻”,将来再逐步兑现“卢梭愿景”,所以较为稳妥,相对平和。   由此可以看出,时当转型过程之中,所要避免的是社会革命,尽量以政治革命取而代之。要避免社会革命,就要探讨什么因素可能引发社会革命。避免社会革命的最好办法当然就是消除造成社会革命的原因。人民不满足于阶层的固化,对于贫穷之自觉体认和不能忍受,希望自己于政治上获享发言的机会,凡此皆可能引发革命。如果具有自己的政治理论,可能会导向自觉的政治革命,否则,自然指向就是社会革命,也就是“暴动”与“造反”。所谓“杀尽天下贪官”,“杀尽不平方太平”,“所谓杀进南京城,有吃有喝有女人”,不一而足,类皆如此。其间分际,是历史在作祟,而历史的当事人,作为一种建构性因素,多少也能发挥相当的作用,所谓“主观能动性”也,就看是否拥有自己的自觉的政治理论。   一言以蔽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探究的是革命和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讲述了一个国族的政治转型的苦难与艰辛,特别是革命如何爆发并走向如此结局的生聚教训。托克维尔不是保守派,对革命的态度是接受而非排斥,但他关注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如何经由革命实现政治转型,也就是以“政治革命”来避免“社会革命”,从而步向一个“民主化”的政治格局。其用心在此,其著述的价值也在于此。   李  响: 托克维尔在书中指出,旧制度准备好了一切革命条件,却没有能消除造成革命的原因,当国王决定进行全面改革的时候,迎来的却是革命。这看起来是历史的玩笑。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呢?   许章润: 你提到的这一点,其实也是托克维尔衷心关注的问题,而念兹在兹。其间,所谓的“政治时间差”,蔚为关键。谁抢在前面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谁就会占据主动地位。毫无疑问,当时的法国君主和王室是落在后面的,反映迟钝了。今日回看,他们实在是昧于世事和时世。   这里有一个现象,需要我们注意。就是迄至路易十六时代,法国面临的一个非常急迫的社会问题,乃是贵族和王室之中,数万人成了体制的寄生虫,在将自己的特权以及责任一并交由王室的同时,成了依靠王室而活的不劳而获的特权者。既然他们必须要靠王室维持的特权来吃饭,而王权的统治也有赖于他们的支持,则彼此利用,一统于上,反倒将社会掏空了,从而让新兴的第三等级获得了发育成长的机会。但社会本身由此丧失了对抗王权的本钱,也是不争的事实。至此,贵族和王权,不是心心相映,而是息息相关,所谓的“王权帝制”不过是一种“分肥机制”或者“分赃机制”罢了。另一方面,本来,凡此特权在路易十四时代已然多所削弱,可在路易十六时代,因为王室较为软弱,出现了“贵族的反动”,要求恢复并且部分恢复了一度遭到削弱的特权。这就造成了成长中的第三等级,也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波旁王朝的合法性因此摇撼不已。最后,国王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旧贵族尾大不掉,因为国王的政治基础就是这些人。一方面他对这种状况很不满,另一方面又无能为力,终至旧体制不支倒地而后已。   对于当时存在的两种贵族与两种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有助于理解这一判断。当其时,“佩剑贵族”与“穿袍贵族”由对抗而团结,既对抗王权,又反对平民,阻挠试图削平特权的王权改革,尤其是“穿袍贵族”使用高等法院和各级法庭作为阵地,终将旧制度搞垮。另一方面,来自工商界和法律界的资产阶级,投资购买的官职的价格不断贬值,使得他们深怀挫折和幽怨,也不满。在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政治秩序的参与者却因秩序本身无力为自己买单以致于威胁到他们继续作为秩序的参与者的安全感和收益预期,此时此刻,巨大的怨愤伴随着挫折感而来,激发了他们重缔秩序的冲动。无力买单,也就意味着君主的权威正在崩溃。事已至此,“劳作者、战斗者和祈祷者”,都滋生了普遍的挫折感,天啊,旧制度还有什么好活的。——凡此种种,都汇集成为大革命的动力。   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必须要有理念、智慧、机运和勇气。矛盾越积越多,路易十六也发现必须有所变化,希望寻求新的政治支持。他的选择是召开三级会议,而这恰恰是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一百五十多年都没有开过的三级会议,现在突然要开会,国王准备好了吗?一百多年前的第三等级和当时的第三等级能构同日而语吗?而且,到了如今这个时刻,有限的让步和允诺,还能喂饱那个羽翼丰满的阶级的胃口吗?所以,置此情形下,一开会就出现了政治失控。虽然似乎国王有些理念,也好像有些改革的勇气,希望着手改革,法国当时的国际地位也比较高,有改革的机运,但是缺乏智慧,以致于终无所成。加上普法战争失利,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早已摇摇欲坠了。当其时,欧洲诸邦不都是“旧制度”嘛,偏偏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不能仅以王室处置失当和法国启蒙激进解说,这后一个因素,亦难辞其咎也!   二.国家理性与文人政治   李  响: 如果从历史背景来看,当时的法国正处于辉煌时代,对外通过支持美国独立,大大打击了宿敌英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都是欧洲最快的,现代法国许多基本框架也都是这个时候形成的。为什么全国上下不能达成一致,抓住历史机遇,反而走向分裂和瓦解呢?   许章润: 从大背景讲,这就必须要提到国家理性层面,方才解释得通了。当时法国确实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有机会摆脱与英国竞争世界主导权中的落后处境。对于国王而言,他的政治主权观念是来自于国家间政治和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基于前者,他希望开征新税,解决因帮助美国独立以及与英国争霸所造成的财政困难。但是,另一方面,内政意义上的主权是一个复合体,其所蕴涵的另一种含义就是内政的宪制化和民主化,也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人民主权。正是在此,不啻当时的王室,就是在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际,亦非人人相谕而共守者也。其实,此间牵扯到近世“现代秩序”问题,有一个逐渐普及人间的过程。比如中国,1840年之后,已经接触到了前一种主权,但是直到清末变法的时候,才开始理解后一种主权。这不是说吾族颟顸,而是适逢整个世界治道和政道都在转型,是“枢纽时代”以来的最为重大的转型,有人闻道在先,有人在后,因而伴随着时间差的便是所谓“先进”与“落后”之辨了,也就是谁率先进入“现代秩序”的问题。率先跨进一步,发达在先,有资格和能力欺负后来者,这是昨天的事实,也是眼面前的事实,通常所谓的“兴亡”二字无法道尽呀!   讲到国家理性,不可割裂其内外两个维度。一方面是“国家政治”,另一方面是“国家间政治”。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王室和政治层对此两方面均有所顾虑,黎塞留一脉,更是念兹在兹。但是,如何使内外配合,做得不够。前面说普法战争失利导致政治正当性羸弱,就是国家间政治失分导致国家政治逆转的例证。特别是国家政治层面的内政民主化,基本未曾提上议事日程。而且,整个统治阶层似乎对此缺乏应有的历史感,或者说,未曾表现出应有的敏感性。一般而言,现代政治中,国家间政治的胜利能给国家政治加分,国家政治的危机往往可以通过国家间政治来转移,但是转移不好,国家政治的危机反会加剧。路易十六面临国家政治危机,他也希望通过国家间政治来转移危机。路易十六时代,一方面是贵族势力尾大不掉,另一方面是贵族势力内部分化,很多贵族已经是革命者了,比如拉法耶特。当年在贵族沙龙里鼓吹革命,废除贵族特权的很多人本身就是拥有特权的贵族阶级。路易十六对贵族阶级的分化和国王的统治基础的危机认识不足,同时,对于第三等级的成长和跃跃欲试也估计不足。   而且,当时法国和英国不太一样的地方还在于,英国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经验理性,其之思想者和统治集团之间交流的畅通程度是惊人的。虽说英国社会阶级壁垒森严,但上流聚会,首相、大臣、贵族和思想者们一起唧唧喳喳,可是风景呢!路易十六时代法国的特点是分层,一个圈子一个圈子的,保守派一个沙龙,革命者一个沙龙,统治集团是固化的,流畅度还不及路易十四时代。英国这个传统转移到美国,就制度化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旋转门制度”,学者教授出学府奔政府,出将入相,换了政府再回学院去。相较于美国,法国没有这样的政治习惯,等于缺少了一个思潮和意见折冲樽俎的缓冲环节,结果就是各种意见极端化,没有实践理性,统治集团固步自封,思想者则拒绝除了自己著作以外的其他东西。   事实上,如何将国内政治和国家间政治两相配合,达到一种政治成熟,提炼出一套现代国家理性,为国族招魂,妥帖安放其心灵,这需要各方的努力,既需要卢梭、孟德斯鸠这样的思想家的理念构建,也需要黎塞留、路易十四这样的政治家经验理性,需要他们的实践智慧。   李  响: 是的,托克维尔专门指出法国当时存在的“文学政治”,一批生活在书斋的思想家、文学家沉湎于自己的理想世界,但是却主导了法国的公共生活。托克维尔对这种情况的厌恶溢于言表,怎么看法国知识分子在法国转型中的作用呢?   许章润: 举个例子,英国历史家尼尔•弗格森曾经说过,卢梭及其《社会契约论》是西方贡献给世界的最为危险的思想。你怎么理解这样的评价呢?《社会契约论》也是划时代的革命性的伟大作品呀,也有其思想渊源呀。但是为什么说“危险”,甚至于“最为危险”呢?就在于它以“公意”为最高权威,这里的“公意”不是基于选票箱来昭示的人民主权,而是“公共意志”,这样就容易造成一种挟公意而令天下的暴政态势。一旦把公意赋予某些人,或者,这些人以天命所归来自我标榜体会到并掌管了公意,而且欲行之于天下,老天爷,他或者她不就是上帝了嘛!那时节,生杀予夺,何容别人只会耶!法兰西革命时的一个重要口号之应运而生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当其时,“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要造就一代共和主义新人”,蔚为时尚,正为此种独断的历史主义之狂妄无以复加的自我表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这样看的,法国的知识分子怀抱高蹈理想,对于人类理念的革命性变革有功,而对祖国的政治转型之跌宕起伏有责。与英美知识分子相比,法国的知识分子类型不太一样。横空出世的知识分子,耽于理念创造,一般世俗的知识分子和具体的政治又无相应的结合点,至于宫廷知识分子则与社会脱离。此外,法国的知识分子是分成一圈一圈的,十九世纪维也纳或者巴黎式的学术中心之七嘴八舌,当其时,似乎尚未成气候。而且,囿于“旧社会”的桎梏,英美知识分子与社会上下层之间的那种流动性,法国是没有的。若欲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就要让知识分子足以闪转腾挪,能够于社会的上下层之间发挥勾连起来。   三.革命与立宪:国家与社会的新旧重组   李  响: 我们经常讲大革命造成了法国历史的脱轨,最典型的就是随后一百多年法国不停在立宪,但是部部都成了一纸空文。从立宪的角度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许章润: 法国从大革命之后至第三共和时代,一百来年,一共制定了16部宪法性法律,后面一部否定前面一部,所有的都没用,都是废纸。以革命开道,而新宪法来为革命背书,是非常激进的举动,以后并成为法国式大革命的典型做法。所谓以宪法来肯定革命成果云云,为其语词例证。本来,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操切立宪,结果往往是宪法纸面已立,而无法对应和因应社会事实,导致纸面不过就是纸面而已。法律的根本问题系于事实与规范(Physis and Nomos)之间的互动,事实在先,规范在后,由此形成所谓的“观俗立法”,是法律自我成长的不二法门。首先通过事实上的变化和突破,然后再通过法律来认定,这法律才能有事实支撑,比较稳定,长享威信。而事实多半是慢慢生成,并非疾风暴雨的革命呼唤变幻就即刻闪现的。再说,即便革命登场,可能改变的是政制,而政治和社会事实未变,可宪法等规范世界恰恰奠立于政治与社会事实基础之上,则基础不存,纸面不就只能是纸面吗!   三级会议之后,第三等级所制定的第一部宪法,看起来是一部比较反映法国政治事实的妥协性宪法,但是法国当时政治博弈的过程实际才刚刚开始,并没有完结。这时候通过宪法来载述新政权的政治正当性,其实带有解构之前的政治正当性的内容之“言外之意”,实为不智。我们后来看到大革命之后,法国政权不断更迭,每一个政治派别上台之后都制定自己的宪法,每一部都以解构前一部宪法来建立自家正当性的宪法,结果都是得不偿失的导致一切立宪都是临时性的法律,这就预示着新建立的政权是短命的,政府是短命的,国家的转型遂一波三折,平添舛厄。   李  响: 如果将法英美转型过程相对比,我们能有怎样的启示呢?   许章润: 刚才说到立宪以政治和社会事实为基础,意味着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蔚为大纲。的确,这里有个“国家与社会”的变化、互动关系,不可不察。英国的转型,伴随着革命进程的是先缔造了“新国家”,但是社会本身并无根本改变。实际上,直到现在,英国的社会等级的固化也还比较严重,上院贵族制虽说屡经调整,就没有根本性变革。美国恰恰相反,革命之际已然存在一个“新社会”,是英人移民拓殖后历经两百年生聚始见成效、外打正着的产物。立国之后的国家形态实际是都铎王制的翻版,奠立于此“新社会”之上。所以,社会文化学家吉尔兹总结英国是“旧社会,新国家”,美国是“新社会,旧国家”,实在是洞若观火。   那么,法国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法国是“新国家,新社会”,但是这个“新”来得太惨烈了,以致于基础全无,根基摇撼不已,动荡百年方息。所以,随后逐次调整,直到第三共和,一路后撤,连宗教也从新教回归旧教,方始安定。英国之所以稳妥,是因为社会没有怎么变,国家更新之后带动社会渐变,于不断的缓慢的政治改进之中,逐步形成了优良政体。美国早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已经逐渐发育出自家的新兴社会基础,通过“新社会”来促进旧制转型,实现政治改进,而一总包容于一个新国家“美利坚”。此后,历经惨烈内战,到1898年美西战争,再到后来的民权运动,这个国家才算尘埃落定,确立了自己坚实的优良政体,也是一百多年呢!法国则是“新国家,新社会”,但麻烦在于,却无“新政治”以为配套,实际上,“胃的造反”横扫之下,新政治旧政治都没有。三级会议既不能形成有权威的政治治理,也不能容纳民主参与,最后直接导致国家崩盘。英美的经验是,国家、社会、政治三样中有一样能稳定住,转型过程就不至于崩盘。再重申一句,国家、社会和政治,总要有一样发挥稳定作用,则转型大致总能完成。就怕全面溃败,一样靠不住,事情就麻烦了!   这是我们现在看《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激发出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即如何稳住社会,实现有序转型,形成优良政体。迄而至今,中国的国家当然是“新”的,社会也算是“新”的,或者,半新半旧的。百年来,从传统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中国社会的的确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历遭摧残,但老根子还在,还有基础。中国唯一的问题就是虽则有新国家、新社会,但是用的是旧政治,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是秦汉政体,并没有彻底改变,以致于政体未能恪尽国家和社会之需。而要改造政治,就必须厘清政治和社会的关系,通过做大公民社会来带动政治转型。   四.优良政体   李  响: 我们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很多时候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中国。两个国家,同样经历过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着调整转型的艰难过程,那么,在此,《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启示?   许章润: 其实,这本书在刻下的中国居然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引发官学和媒介的阵阵热潮,就在于中、法两国的近代转型进程具有某种相似性。或者,想象的相似性。事实上,早有中国学者借用《旧制度与大革命》式的研究理路来分析中国近代史。如同面对近代法国,研究“中国问题”而不研究“革命”,就无法理解现代政治的正当性问题,也根本无法知晓“中国问题”与“现代中国”是如何产生和有望解决的。毕竟,过往的“漫长的十九世纪”和“短暂的二十世纪”,都是革命和战争的历史。   众所周知,过去的一百多年,直到1978年,神州大地,“革命”是唯一的政治正当性,为了革命可以推翻一切,如同为了革命可以兴建一切。但是,革命变成了民不聊生、普天之下皆战栗,就不是革命者和亿万芸芸众生的可欲选择了。本来,革命是一种解放的叙事,以平等为鹄的,这是法国式的道路,可能导致专制。另一方面,若以自由为导向,而立基于尊重个人自由和履行公民义务的机制之上,凡此笼统于宪制,因此必须用基于宪法的个人自由来转圜政治自由,这便形成了美国道路。若此进展顺遂,丁一卯二,势将进境于共和政治,而将这个国族的建构和基于个体自由的革命叙事有机统一起来。如果是说个人自由的起点常常意味着财产自由,以对所有权的确定,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为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以社会的缓慢进步逐步实现国家转型,一种“新国家、旧社会”的路子,那么,这就是英国走过的路子。   回头来看中国革命。撇除“辛亥”这一段,仅就共产革命而言,第一阶段是典型的以“解放”和“平等”为核心内容的革命,形成我们所知道的无产阶级专政。1978年以还,放弃了所谓的“继续革命”选项,渐次调整转型方式,向英美式道路转向,这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最近的三十多年,一般视作一个“改革开放”的转型时代。没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转型时代。但是,事实上,如果将它放到大历史来看,则其所作所为,不过是中国百年转型进程中的又一阶段而已,一个接续的转型长跑,承载的是从清末戊戌变法开始的国家转型和政治重建,实为第三波“改革开放”也。凡此构成所谓的“中国问题”,其主要任务和愿景可以简单总结为下述四项,此即“发展经济社会,建设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而将“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四位一体,笼而统之。简言之,核心之处在于,我们和法、英、美一样,都需要建立自家的优良政体,而最终能否实现转型,关键在于恰恰在于能否建立优良政体。就中国今天而言,此可谓重中之重也!   既然身处转型,中国同样面临着法国曾经碰到的问题。例如,大革命之前,法国的一大难题是贵族集团的特权问题,今天中国也有crony capitalism,即裙带资本主义的问题。此种经由非科层制、非民主化、非市场化的方式,以权钱利益交易为纽带而形成的统治阶层,一旦固化以后就是crony capitalism。实际上,经过几十年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权力接班安排,权贵资本已然接管了中国,这是一个眼面前的事实,也是一种新兴的“初始条件”,大家干瞪眼没辙。刻下转型努力所要做的就是破解之,多多少少破解之。为何政体转型如此之难,难就难在格局既定,则利益固化,因而,打破利益格局就是拆解分赃机制,等于摊牌。此时此刻,老天爷,他能轻易放手吗!不少“呼吁改革”甚至为“改革停滞”仿佛痛心疾首之士,其声也啸啸,其言也呶呶,本身就是权贵资本链条中人。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何重启改革之声响彻云霄,而就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   当年,托克维尔提到法国政治中上下互相猜忌,民众对国家政治机构之仇视与了无信任诸题,我们今天也时常面对,或者,尤有甚之。比如司法机构本是社会正义的最终评判者,民众权利遭受侵犯,在社会调解机制失灵的情况下,通常都会寻找司法救济。但是,恰恰在此,当下中国司法不公,真可谓窳败而黑暗。没奈何,添设一个信访机构来纠正司法机构的判决,结果不仅未能善尽其事,相反,却使得司法机构益发了无权威,而窳败未见好转也。其实,信访制度是政治正当性的修补机制,是一种零零碎碎的修补机制。一方面,它不可能对于结构性问题有所作为,充其量只是个耳朵罢了;另一方面,姿态上的对于民粹主义的迎合,以某些行政妥协来效力于政治稳定,这种不讲法律原则,更不讲政治信用,只能对具体的一些人事充其量达成暂时性的安抚的做法,恰恰属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政治上的市侩和短视,不仅腐化了政治,也腐化了人民。迫于政治正当性压力,掌权者既漠视结构性问题,又向民粹主义低头,则代价不仅是失去政治美德,尤其是政体的政治美德,而且造成了整个民族政治进取意志之萎靡不振,导致民众对于政府及其权威性的疑窦重重,或者,根本失去了信心。——“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一方面固然体现了弱势民众将事件问题化的技巧,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政制窳败与人民腐化的铁证呢!   凡此种种,是我们对照《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能体会到的中国情境,也是我们于再次阅读中尤然而生的时代焦虑所在,想阁下亦且同慨矣!   李  响: 是的,我想每一个中国公民,此时此刻,都会感同身受。那么,从各国经验来看,政治转型之形成“优良政体”,具体是怎样的一种形式或者过程呢?   许章润: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所有的转型国家都有一个长则几百年,短则一百来年的转型过程,这个过程旨在实现有效的、进而是有德行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这种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都要体现为一种人间政治生活结构,也就是制度结构,就是政权。形成强有力的有德行的政权,这是转型的最后目的。政权从何而来,为什么你有这个政权,涉及到它的政治正当性。于是,有立宪民主体制应运而生,提供神圣正当性解体后的政治空缺。共和也好,革命也好,最终都要形成政权,提供秩序,这人间才好过日子。穷尽人类目前的政治想象力和制度建构能力,哪一种政治形式会赋予政权政治正当性,哪一种政治体制就会获得广泛采用,这就是科耶夫、福山者流在“历史的终结”意义上,喟言立宪民主、代议政制与人民共和之被普遍接受的机运所在。   如果政治转型到最后,倒逼出来的根本问题是时刻为政权的正当性担忧,那就说明政治制度的永久正当性还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尚未完成也。现代政治的特点是政治代理机制,政权来自于人民主权,人民是第一立法者。理论上说,人民主权要转化为国家主权,国家主权要进境、落实为人民的立法主权。如何体现人民的立法主权,则舍大选机制和代议机制以具体化人民的立法主权不可。另一方面,政府不是人民直接来运作的,由此,立宪政体的代议民主体制奉行的是“主权在民,治权在贤”的代理机制,实际是一种贤人政治,或者,模拟的贤人政治。在此情形下,形成一种政治代理机制,政府由政党来组织,政党是人民横向联合的自我政治组织化形式,使得政府就是人民主权所雇用的经理,实际是一种代理制。所以,政权立于立宪民主,享有“永久性正当性”,政府享有的只是“周期性的合法性”,因为代理机制就不可能永久让你代理,只是周期性的让你代理,这是因为任何政制都有懈怠和腐化的时候,所以周期性的代理和开放的竞争,都是为了施加一种压力,保证遴选出优秀的代理人。这种情况下,政权的永久正当性有了保证,再怎么换政府,政党再怎么斗争,这个国家都不会乱。一旦出现了政治危机,可以用换政府的办法消解国民的政治愤怒。政权之所以能拥有这种永久性正当性,就在于其本质上体现人民主权,“权为民所赋”。   问题只是在于,权如何为民所赋?有论者暗示,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人民已经一次性赋权,这显然是不符合政治经验的。人民过去选择你,不代表会继续选择你。旧日所谓的君权神授或者奉天承运,显然相悖于人民主权的基本内涵。现代政治既以人民主权为正当性,则人民主权必须通过人民周期性的出场来呈现。人民周期性的出场给政府赋权,表明自己作为主权者为政府奠基,从而表明了政权的正当性。所以政权的正当性是通过政府周期性的合法性证明来确立的。“人民的出场”有三种方式:革命、游行示威和大选。目前来看,大选是最为安全、比较稳妥而较为低廉的方式。   李  响: “主权在民,治权在贤”,这里的贤人政治是否就是我们所谓的政党政治?   许章润: 与政党政治有关,但无法作此通约。现代政治的通常情形,也是先进入“现代秩序”的典型国族政治生活所昭然于世的一条重要启示就是,公民经由横向联合形成政治组织,实现组织化生存,体现为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此种自我组织化政治生存的最高形式就是政党政治,一种多元开放的利益调处格局。自高尚的标准来看,政党是公民的自我组织方式和公民集体政治意志的凝聚的载体,从较低的层次来看,政党政治是国民基于不同的利益追求而抱团的形式,是以政治凝聚方式而形成的利益集合。与传统的“党争”不同,政党政治基于平等和独立的个人位格基础之上,尊重自由选择,而以宪制为共同的守则,由此展开利益博弈和权力角逐,一种和平、理性而多元开放的政治议程。它们构成了政党政治的核心,其间,出头露面,甚至于经由角逐而接掌政治的,当然是政治精英莫属,而形成所谓“治权在贤”的格局了。   在此格局中,一般来说,出现所谓的“世家政治”也是常有的情形。美国和日本,尤其是后者,此种情形不少。此处需要防范的是,政党政治有自我腐化的倾向,比如意大利贝卢斯科尼式的政党政治就是非常腐化的例子,著名学者、意大利政治哲学家       斥之为“私人化政党”,是一种专为贝氏私利出力、只有立场而无是非的私性化的党团勾当,迹近打手。政党本来是一种公共存在,一种公共空间,不料想,居然成为老贝看家护院的私人用具,此时此刻,这种政党的“私人化”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腐化,一旦坐大,必将导致国家政治的整体性腐化。西方民主政体于拉丁国族的表现似乎大不同于英语一系,也与日尔曼德意志有别,说明同一政治文明的区域性分布和民族性表现,其缤纷,其歧异,有时实在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政党政治以本来面目,根本还是要依靠强大的公民社会,而形成政治阶层的流动性。所谓的贤人阶层、贤人政治,历经博弈而后出,不是古典社会的德性君子,毋宁,是一帮干才。理想而言,应当是具有理想、眼光、才情和德性的干才。——至少,仅就才情而言,根本就不存在演讲脱稿还是不脱稿的问题嘛,一笑。解决这个问题,除开伦理层面对于德性的昂扬,也还是要依靠公民社会的发育,通过公民社会的发声,实现公民的开放性联合,在利益和意见的流动中,破除政党政治造成的政治壁垒,阻止利益的高度一元化,防止统治阶级的固化板结。   当然,后发国家转型成功的不少,失败的也不少,还在转型过程之中的国家较多。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主权在民,治权在贤”的机制,旨在树立一种新型政治正当性,也功在通真的提供了这种政治正当性和政制合法性。有了这种政治正当性和合法性,以及它们的不断再生,才能够追求建立一种有德行的政治秩序,从而,才算是确立了优良政体。至此,方可以说是政体成功转型了。从政治哲学和实际政制操作的角度来看,核心在于形成政治权力的稳定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稳定性旨在追求政权立基牢固,而“现代秩序”昭示我们,最为牢固的,莫过于“主权在民”所彰显的政治正当性。有效性解决的是政府的效能,以强有力的政制及其合法履职为鹄的。毕竟,任何国家治理无法想象缺乏政府的效能,则政制和政治的有效性,从来就不是民主的对立面。政治权力必须是一种力量的存在,将自己肉身化为程序主义的法权安排,以不损害公民权利为自己的边界。可持续性讲的是政府的权力合法性的自我复制机制是否健全,通过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授权仪式,使得权力的自我复制成为可能。   在现代政治眼中,就“权力”或者“统治”一词而言,无论是在朝者还是在野者,命令者抑或服从者,所谓权力的“合法的反对者”意味着它从来都是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政治秩序的一体之两面。以为在朝掌权才是权力的正统和有效建构性因素,而坐视权力的合法反对者缺席,不仅短视,昧于现代治道,而且,根本违忤了立宪民主基本原则。当下中国,虽说现代政治ABC早已普及,但是依然不得不申说的是,权力不是一元一面的,而是两方面构成的;既然权力是基于承认和同意而来的,我承认,彼此相互承认,我授权,你才能代理权力,那么,授权与统治,承认与命令,就是权力的内在关系,也是权力之能够为权力的机理所在。从而,承认“合法的反对者”就等于是在承认自己。   具体对中国情境而言,要想顺利实现转型,必须更新政治理念和政治哲学,核心则是要将“主权在民”、“权为民所赋”的政治原则,具体落实为“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的仪式性授受体制,以后者的合法性来彰显和救济前者的政治正当性。   五.切合现代秩序的政治理念   李  响: 回顾法国的转型历史,不可否认的就是观念的变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路易十六就曾感慨说伏尔泰和卢梭消灭了法国,政治理念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实际政治。中国经过百余年的社会变迁,国民的政治观念实际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根本的变化。那么,除了一般的政治理念以外,我们还需要政治成熟,究竟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怎样的政治成熟和成熟的政治观念呢?   许章润: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路易十六的观察不错。但是,若谓旧制度是“文人政治”的牺牲品,不免掩盖了旧制度本身问题的严重性。沉疴既久,病入膏肓,旧制度风雨飘摇,没有文人,也会有武人来动手的。因为,所谓制度,不过就是能够让当下的日子过得下去的法子,既然大家都觉得这日子没法过,则拿制度开刀而为试用新法子,从而为新日子开道,就是必然的选项。事后恍然,新法子说不定还不如旧法子呢,可事已至此,徒唤奈何,也是没准的事。所以,才会有向后倒退向前进的事。当然,辩证法的拥趸们或许会说,此乃辨证发展,波浪式前进,云云。不过,话说回头,它提示我们,没有基于冷峻政治哲学思考的国家理性一脉学思引导,文人政治制造热情,唤引怨愤,进行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动员,假如机运不济,用力错位,适足以“坏事”,亦未可知也。——今日的“公知”嘈嘈切切,竞相修辞,一尺水翻作一丈波,于此不可不察矣!   所谓政治理念、政治观念,既源自特定政治原理,基于现实政治困境而生发,也是促发、养育政治原理的活水源头。体系化的政治原理,本不过就是生动新鲜的政治理念的沉静化的结果。古希腊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先秦诸子的政治学说,因其直面现实政治困境以求解,求出路,遂有繁衍引申出来的种种政治原理。古往今来,但凡有效统治,实现基于“命令和服从”这一机理的政治,乃至于期期于“仁德”善治,均为特定政治理念的实践,而构成了一切民族的政治行为和政治体制的头号任务。所谓的政治,不外于此生发并围绕着它们打转而已。在政治上有办法,就是在有效统治并力争善治方面走得通,走得好,而这是一个成熟民族和高级文明的最高智慧。   具体回到刚才你的提问,不妨说,政治理念引导着近代中国政制和政治的走向。民国政制与共产政制的差别,不在政制,而在政治,其中,首先和根本的又在于政治理念之南辕北辙。前世恩怨,今世姻缘,导致现实中国之天翻地覆,国共其实一家亲也。它们体现为“中国向何处去”和“如何去”这一问题上两种现代性方案的冲突,而演变和落实为现实政治的对抗,近似于在下于国家理性课题下一再申说的“如何才有国家”和“国家应对为何”的对应性政治解说。话题收回来,就今日中国现实层面而言,有关“现代秩序”的政治观念在受教育阶层乃至两亿五千万农民工身上,就是所谓的流动人口层面,其启蒙过程已经大致完成。经过百余年的现代政治启蒙,晚近三十多年的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特别是网络流播和“网络普法”之铺天盖地,一般老百姓对于权力分立、公权应受限制、人人平等,以及我的生命不能被浪费、国家的利益应有清晰边界等等,凡此种种,大致形成了基本共识。从而,才有了星火燎原式的公民维权行动。问题在于,也是刻下中华民族建构自家政治秩序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将此政治原理和政治理念体制化,落实在具体法制和政制实践。其之有待完成,一如其必须完成。正因为现实尚未到位,而政治观念早已到位,故尔冲突难免,?I格不断,而因应无诚意,遂至前者的权威性和正当性不断递减。通俗说,今天的“老百姓”唬不住了,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欧美问题多多,但于此确乎引领在先,能走到今天,其实也不长,也不过两百来年。这其中,有奋斗,有机运,缺一不可,而历史大势如此,人算不如天算矣!   对于刻下中国而言,无法寄望于机运,更多的应该依赖于理念、智慧和勇气,而它们均需要体现为行动,真真切切的行动,不管是什么“群众实践”还是“顶层设计”,总得有行动才行。不难看出,中国近代百年国家转型,晚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知识精英的启蒙固为其因,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民众的巨大政治压力和排山倒海的社会压力,一步步,倒逼着当政者改革。要不是这种种压力,怎么会有“改革开放”!——如前所述,晚近一百七十来年,自满清以降,总共有三个各自延绵三十来年的“改革开放”,没有一样不是逼出来的。“1978”启动的这一波“改革开放”,近在咫尺,如今停滞不前,其实是第三波了,也是危机和压力所以然也。因而,问题来了,走到今天这一步,面对亿万人呼求政治改革的压力,一旦撬动起政治改革,其压力,其辐射,会否同时造成革命之风起云涌?竟至于玩完儿?此种担心不无道理,审慎的政治理性于此恰恰需要多所斟酌。但是,关键在于,如前所述,主动启动“政治革命”以避免“社会革命”,才是根本的因应之策。未来总是展现出多种可能性,其中一些甚至十分诱人。但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将会成为现实性。与其讨论哪种可能性将会变成现实性,不如选择某种可能性,它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然后努力创造条件,使这种可欲而可能的可能性,锱铢积累,逐渐变成一种现实性。就是说,需要行动,需要落实认知、实践选择、兑现承诺的行动!   回首历史经验,百年中国转型与英美转型道路多所不同,其实与法国的经历也有很大差异。其间,最大的差别是初始条件不同,而涉及到所谓的“国族的天命”这一似乎属于政治神学的问题了。是呀,中国的体量、吨位和时间的绵远久长,都要求中国在治道和政道上有所贡献于世界政治文明才能维持住一个大国的国格。正因为此,中国心智需要提出基于自身问题和切合自家初始条件的独立见解。譬如,很多人认为,中国目前应该要一个小而弱的政府,在下就不敢苟同,这并非是区区对于强大政府的裹挟力和压制性没有感受,睁眼说胡话,而是考虑到置此转型阶段,中国实在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否则,不仅这个多族群的国家极易分崩离析,而且,转型之推进亦将失去统宗会元之力量,结果不进则退,亦未可知。随着社会的发育和成熟,强大的政府应当逐步退出相应的领域,将它们交由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自己打发,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刻往后迈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民主政府,一头关进笼子里的狮子,就是将此二者结合起来,以蔚为惬意政体也。   中国源远流长的国家建构历史积累了丰润的政治智慧,它们不仅表见为深厚的古典政治理念,而且见诸浩瀚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技术。超逾一个半世纪的转型历史更是将“古今中西”变为眼面前的现实,使得全球化政治内政化了。可能,较诸狂飙突进、理念先导的法兰西,中国具有更为扎实的实践理性智慧,而藉此技艺,秉持代议政治和立宪民主的理念,中国人应该有能力和信心建立优良政体,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转型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业也。   [ 许章润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兼职教授、北航高等研究院讲席教授 ]     2013-2-27 中评网e 首发

朱学勤:出家、思凡、大还俗——谈《旧制度与大革命》

朱学勤:出家、思凡、大还俗——谈《旧制度与大革命》 进入专题 : 旧制度与大革命    ● 朱学勤 ( 进入专栏 )        编者按:2012年11月30日,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座谈会上向专家们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位外国人一百多年前写的书何以值得推荐?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启发?朱学勤先生对法国大革命素有研究,本期刊发他就此主题在“共识书会”(共识网主办)所做的长篇演讲,供读者诸君参考。      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这些年突然出现“历史热”,2012年更奇怪,从年初到岁尾,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说的不是那些让热血膨胀的“大秦帝国”、“大唐帝国”或“大清帝国”,而是有点让人泻火败气的“衰史”——《旧制度与大革命》,还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三十多年前初版,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托克维尔这本书出版于1856年,说的是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一百五十年后我们中国人关注?现在海内外在流传某某某在读这本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朝野上下将视线集中于这本书?这本身就是个信号。      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      法国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地球上要找一个疆域如此匀称,同时具有大西洋、地中海两条海岸线,唯此一家。气候之温和,植被之好,土壤之肥沃,飞在法国上空看到的地面景观和北京周围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绿得发黑,想起我插队时的中原华北,忍不住愤慨上帝不公。法国没有一寸不是好地,从南到北,我没有看到一块沙丘、盐碱地,尤其南部之美,可称福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要找一个人口与幅员适中,政府边际效力能抵达最远边界,却又不致形成庞大高压,那就是法国。但恰恰是这个国家,近代史几乎是一部内乱史,革命不断,起义成瘾,断头台疯狂起落!   举个例子,《宪法》。英国没有《宪法》,却有宪政,从1688年光荣革命一锤定音,到今天四百年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供养着一个王室。王室婚庆大典,百姓如痴如狂,争睹如潮。美国有《宪法》,也有宪政,但是这部《宪法》是1787年在费城制定,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一直沿用到今天。与时俱进者,是《宪法》后面的修正条款。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1791年宪法几乎与美国宪法同时诞生,到现在《宪法》已经改动十几次,一部接一部,几乎看不出最初的样子了。不说帝制多次复辟,仅以“共和政体”论,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现在是“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法国平均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政危机。而1789年发生的那场革命,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久、震动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故称“大革命”。我们说到英国革命,有没有称其为“英国大革命”?说美国革命有没有说“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这场“革命”,名副其实,大家公认它为“大革命”!而这场“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动荡。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从历史来讲,它不是二等国,曾经是地地道道的一等国。   那么革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能不提到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王权专制达到极点,“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对外扩张,拓展疆土,对内扫平豪强,迁天下贵族富户三千家于凡尔赛,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咸阳道旁。凡尔赛之奢华和气派,远超过故宫。凡尔赛成为全法国的销金窟,贵族、富户、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   那么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吸空了地方财力,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只是到路易十六爆发。一场大革命为什么能把全法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那么个悲剧结局?原因多多,其中有一个则从来没人提,但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你把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这样的一个结构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贵夫人既有闲又有钱,能干什么?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女人们就在男人留下的客厅里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挖男人的坟墓。沙龙与宫廷近在咫尺,却是后者的坟墓,却寄生在一处!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   路易十六娶的太太是奥地利公主,也就是玛丽·安东内特皇后。她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那个封建等级观念,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法国社会阶层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自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这个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到大革命时,三分之二是自耕农,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   经济呢?那时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说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么一个并不算最差的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才是托克维尔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   好坏且不论,单就革命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真压紧了,无从反抗,一松开,危机可能反而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或者松了是坏事,一开始就不应该松,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危险千倍的革命家      短线触发的导火线,这个书里没讲。他也有理由不讲。因为托克维尔不是以编年叙述为己任,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他给自己规定是历史学和哲学的结合,不仅仅是叙述事情,或者不主要叙述事情,而是要深入探索已经发生的事情后面的原因。   所以关于具体的导火索,我就补充一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   导火索是什么?钱,税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来自税务部门的官员?我一直讲,税务部门是给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埋炸药包的部门。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世界历史上四次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只有俄国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混乱,给列宁创造十月革命,他的财务危机是在革命之后找上门来。其他三场革命全因为税收引起,都是因为税务部门或者说王权要加税,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经过民意机关同意,想加就加,加成习惯了,像吸毒上瘾一样。直到某一天,又想再加一次,觉得此前加得比这更厉害,这次再加又有什么了不起?殊不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就是最后一次税收,而且是小小的一次税收。   法国革命的税收原因是什么?革命前两年,也就是1787年,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两次革命相隔两年,相关人员相互来往,“革命志士”互相支持,故称“姊妹革命”。在革命的传导链条上,前一事之结果往往就是后一事的原因。英国要加税,北美十三州才要独立。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因税收问题引起的“内战”。   北美独立,法王路易十六幸灾乐祸。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独立前,英国跟法国打了一仗,叫“七年战争”,争夺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国打败,撤退到更北面,就是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是加拿大的一个核心省,是说法语的一个省,前两年还要闹独立。这些法国人哪里来的?就是那次战争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七年战争打败,法王记着这笔账。到了1787年,英国人自己起内讧,13州要独立了。法王乐观其成,就悄悄地支持北美独立。   华盛顿他们当时只是民兵,打不过国王的雇佣军,尤其是民兵没有海军。海军从哪里来?法国支持。所以北美独立战争打八年,法国前期是隐蔽介入,后期是公开宣战。对华盛顿来说,实际上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因为1765年的时候英王的军队帮北美赶走了法国人,华盛顿是参加过那次战争的,受过英国的战争训练。一转眼,他站在法王这边,要法王出兵帮着打英国人。   前期隐蔽介入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民间军队。民间军队当时有一个我们后来也用的称呼,就叫志愿军。为什么叫做志愿军?因为他不是政府军。(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朱学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旧制度与大革命   

纵览中国 | 朱学勤: 出家、思凡、大还俗——谈《旧制度与大革命》

(本文为作者在共识网读书会第三期上的讲演整理稿) 这些年突然出现“历史热”,2012年更奇怪,从年初到岁尾,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说的不是那些让热血膨胀的“大秦帝国”、“大唐帝国”或“大清帝国”,而是有点让人泻火败气的“衰史”——《旧制度与大革命》,还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三十多年前初版,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托克维尔这本书出版于1856年,说的是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一百五十年后我们中国人关注?现在海内外在流传某某某在读这本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朝野上下将视线集中于这本书?这本身就是个信号。 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 法国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地球上要找一个疆域如此匀称,同时具有大西洋、地中海两条海岸线,唯此一家。气候之温和,植被之好,土壤之肥沃,飞在法国上空看到的地面景观和北京周围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绿得发黑,想起我插队时的中原华北,忍不住愤慨上帝不公。法国没有一寸不是好地,从南到北,我没有看到一块沙丘、盐碱地,尤其南部之美,可称福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要找一个人口与幅员适中,政府边际效力能抵达最远边界,却又不致形成庞大高压,那就是法国。但恰恰是这个国家,近代史几乎是一部内乱史,革命不断,起义成瘾,断头台疯狂起落! 举个例子,《宪法》。英国没有《宪法》,却有宪政,从1688年光荣革命一锤定音,到今天四百年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供养着一个王室。王室婚庆大典,百姓如痴如狂,争睹如潮。美国有《宪法》,也有宪政,但是这部《宪法》是1787年在费城制定,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一直沿用到今天。与时俱进者,是《宪法》后面的修正条款。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1791年宪法几乎与美国宪法同时诞生,到现在《宪法》已经改动十几次,一部接一部,几乎看不出最初的样子了。不说帝制多次复辟,仅以“共和政体”论,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现在是“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法国平均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政危机。而1789年发生的那场革命,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久、震动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故称“大革命”。我们说到英国革命,有没有称其为“英国大革命”?说美国革命有没有说“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这场“革命”,名副其实,大家公认它为“大革命”!而这场“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动荡。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从历史来讲,它不是二等国,曾经是地地道道的一等国。 那么革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能不提到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王权专制达到极点,“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对外扩张,拓展疆土,对内扫平豪强,迁天下贵族富户三千家于凡尔赛,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咸阳道旁。凡尔赛之奢华和气派,远超过故宫。凡尔赛成为全法国的销金窟,贵族、富户、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 那么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吸空了地方财力,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只是到路易十六爆发。一场大革命为什么能把全法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那么个悲剧结局?原因多多,其中有一个则从来没人提,但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你把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这样的一个结构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贵夫人既有闲又有钱,能干什么?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女人们就在男人留下的客厅里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挖男人的坟墓。沙龙与宫廷近在咫尺,却是后者的坟墓,却寄生在一处!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 路易十六娶的太太是奥地利公主,也就是玛丽•安东内特皇后。她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那个封建等级观念,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法国社会阶层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自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这个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到大革命时,三分之二是自耕农,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 经济呢?那时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说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么一个并不算最差的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才是托克维尔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 好坏且不论,单就革命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真压紧了,无从反抗,一松开,危机可能反而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或者松了是坏事,一开始就不应该松,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危险千倍的革命家 短线触发的导火线,这个书里没讲。他也有理由不讲。因为托克维尔不是以编年叙述为己任,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他给自己规定是历史学和哲学的结合,不仅仅是叙述事情,或者不主要叙述事情,而是要深入探索已经发生的事情后面的原因。 所以关于具体的导火索,我就补充一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 导火索是什么?钱,税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来自税务部门的官员?我一直讲,税务部门是给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埋炸药包的部门。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世界历史上四次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只有俄国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混乱,给列宁创造十月革命,他的财务危机是在革命之后找上门来。其他三场革命全因为税收引起,都是因为税务部门或者说王权要加税,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经过民意机关同意,想加就加,加成习惯了,像吸毒上瘾一样。直到某一天,又想再加一次,觉得此前加得比这更厉害,这次再加又有什么了不起?殊不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就是最后一次税收,而且是小小的一次税收。 法国革命的税收原因是什么?革命前两年,也就是1787年,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两次革命相隔两年,相关人员相互来往,“革命志士”互相支持,故称“姊妹革命”。在革命的传导链条上,前一事之结果往往就是后一事的原因。英国要加税,北美十三州才要独立。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因税收问题引起的“内战”。 北美独立,法王路易十六幸灾乐祸。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独立前,英国跟法国打了一仗,叫“七年战争”,争夺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国打败,撤退到更北面,就是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是加拿大的一个核心省,是说法语的一个省,前两年还要闹独立。这些法国人哪里来的?就是那次战争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七年战争打败,法王记着这笔账。到了1787年,英国人自己起内讧,13州要独立了。法王乐观其成,就悄悄地支持北美独立。 华盛顿他们当时只是民兵,打不过国王的雇佣军,尤其是民兵没有海军。海军从哪里来?法国支持。所以北美独立战争打八年,法国前期是隐蔽介入,后期是公开宣战。对华盛顿来说,实际上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因为1765年的时候英王的军队帮北美赶走了法国人,华盛顿是参加过那次战争的,受过英国的战争训练。一转眼,他站在法王这边,要法王出兵帮着打英国人。 前期隐蔽介入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民间军队。民间军队当时有一个我们后来也用的称呼,就叫志愿军。为什么叫做志愿军?因为他不是政府军。当时法国和英国还没有宣战,但是法国的武装力量介入了,但又没有宣战,所以这批军队就叫志愿军,武装的NGO(全场笑)。在座各位笑得对,并不是1950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才叫志愿军,此前二百年就有了。独立战争后期,法王才向英国公开宣战,出动了海军。当时出动海军相当于现在出动二炮部队,非常昂贵,只有政府才养得起。那真是帮了华盛顿,帮北美打赢了这一仗。 打完这一仗,国库亏欠得厉害。当时法国的货币单位是锂。国库亏欠达到五亿锂。路易十六对这个五亿亏空的想法很简单——由贵族承担,因为此前都是贵族承担。他把贵族召集起来,贵族不干。路易十六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实际上符合启蒙运动的要求:把贵族底下第三等级召集过来,类似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问他们:“你们出不出?”企业家齐声说:“不行,凭什么我们出!”正如前面说的,当改革改到一半时,剩下的一部分更为触目、更让人反感。这个三级会议路易十四时代就停止了。所谓的三级会议就是民意会议。路易十四觉得“朕即国家”,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还开什么会。到路易十六,已经停开一百五十多年。 停了这么久的三级会议,路易十六恢复了,可谓开明进步。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按法国中世纪的传统,三级会议是分厅议事。不想这次三级会议召集了以后,他们自说自话,做了个决定,要合厅议事,三个等级要合在一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咱三个等级要形成“共识”,不能被国王分而治之!国王觉得这不是造反嘛!我已经这么开明了,让你们开这个150多年都没有开过的会,你们还得寸进尺? 但革命就是得寸进尺。国王下令把三级会议的会议厅锁起来,不让他们开会。人都到了,会堂锁起来,这些人就在广场上干等?不可能啊。所以他们自己找了一个露天网球场,三级代表就在那里发誓,说我们一定要开会,还要给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用宪法来规范国王和我们之间的权力分割! 这又进了一步,不讨论税收讨论宪法。国王觉得巴黎已经失控,军官们在凡尔赛宴饮,把象征巴黎的红蓝白三色市徽扔在底下乱踩,撒酒疯说要血洗巴黎。这些话传到了巴黎,一时谣言四起。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说明革命已经在收集乌云。巴黎市民争相散播谣言,说凡尔赛要血洗巴黎,与其你血洗,不如我起义。7月14日这一天起义果然发生。因为一个税收,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马克思当年曾说,蒸汽机是比布朗基可怕百倍的革命家,我补充一句,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可怕千倍的革命家! “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 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巴黎的国民公会、立法议会等等,最后都是被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呐喊声所控制。赞成、投票、不赞成、否定等等,都是以他们的声音最响亮。这时进入革命的比赛阶段,会有各种派别,只要前面一个派别比后面一个派别显得温和,后面那个派别立刻就可推翻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宁左勿右,谁更左、更激进,谁上台。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 如果说第一阶段仅仅是政治革命,改变巴黎的主人,或者不改变主人,在主人旁边加一个宪法,紧箍咒套住他。那么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有了社会革命,“分田分地真忙”。第三个阶段就是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执政,更上层楼。但是,要推翻吉伦特派,你总要显示出特殊的地方,所以他把自己后面这个阶段就叫做“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他还真把自己称为“文化革命”!就是说,早在毛泽东文化革命以前两百年,法国人就玩过这一把。法国的所谓文化革命,总共一年,从1793至1794年。 文化革命是最激进的阶段,政治改,社会改,最后他们认为,最难改,但最应该改的是精神结构,要铲除旧人,要塑造法兰西新人!于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大规模的教育改制,诞生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切割的新文艺,即所谓“唱红”,流行法兰西小红帽,还流行改人名、改地名,如我们搞过的“张卫东”、“李卫彪”、“反帝路”、“反修路”。 薄熙来那是小打小闹,模仿“文革”,罗伯斯庇尔早在1793年的法国,就玩过这一把。但凡玩“唱红”这一手,一开始确实是意气风发,老百姓觉得从来没有活得这么意气高扬,这么慷慨激昂。但事实上,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与每一个人为敌。 思凡、出家和还俗 “红”为何会周期性发作,一旦发作还有那么大的魅惑? 个人有短期发热,人类群体有没有短期发热?有。个体发热,精神至上,逐渐厌世,会经历一个削发为僧或为尼的极端事件——“出家”。在寺庙中待久了,春心萌动,又会“思凡”,然后再偷偷下山——“还俗”。这样一个“出家”-“思凡”-“还俗”三部曲,在人类群体生活中也会出现。大革命来的时候,人似乎都能舍弃物质生活,显得特有精神境界,每天都在追求崇高理想,那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集体出家”的社会学现象即此降临,这个“鸡犬升天”,是说一个人相信某一种乌托邦的理想,通过广场扩音器放大,整个社会都跟着他催眠,进入他指引的精神境界。人类社会似乎总是间歇性出现这种情况,法国这样,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但在广场上折腾时间长了,每一个人都开始思恋“厨房里的火鸡”,从广场偷返厨房,又想回世俗生活中去,革命中的“思凡”现象开始出现。“文革”中后期出现逍遥派,女同学热衷于编打毛衣,交换编毛衣的各种线路。男同学热衷于在宿舍里装半导体收音机,交换各种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实际上就意味着广场上的路线斗争已经被“思凡”置换,置换为女人手里的线路、男人手里的收音机线路,已经置换为世俗的追求。同时,手抄本也开始流传开来。到这时,必有某派某党意识到这个潜流,“出家”的时代结束了,“思凡”、“还俗”的时代开始了,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山间寺庙回到山下厨房正常生活,衣食住行、男欢女爱。如果他成功地发动政变,社会就会顺着他的政变改变发展方向,我称“社会大还俗”。 于是,1794年7月24日法国发生了一个从精神向世俗的转变。因为是在夏天热月发生,俗称“热月事变”。热月事变推翻了精神乌托邦,三天后,又将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然后重新组织政府。这个组织起来的政府从革命时候的疯狂,向世俗生活大规模退却,这种退却,用邓小平允诺香港的那句话来讲最形象:那就是“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正常的生活回来了!这种集体“还俗”的社会现象历史学称为“热月现象”。我们可以说,热月现象实际上不仅仅属于法国,它既是法国的,也是俄国的,更是中国的。 中国的“热月事变”什么时候开始?1976年。我们的热月事变有两件事,一上一下,相互配合,你写上半篇,我写下半篇,这样来完成。上半篇就是1976年“四五”事件,下半篇就是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件,一个汉语版的“热月事变”,把“中国的罗伯斯庇尔”张春桥、江青送进监狱,后者差一点送上断头台,中国人开始回到正常的世俗生活。 (第一部分完)

墙外楼 | 王岐山: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岐山总结时说,“你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 11月30日的座谈会大概进行了100分钟。行政法学者马怀德、廉政制度建设专家任建明、反腐败研究者何增科、以哲学视角的制度创新为研究特色的辛鸣、比较政治专家周淑真、行政法学者姜明安、党建杂志《求是》的研究员黄苇町、政府管理专家程文浩见到了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这位现年64岁的官员着西装但没打领带,提前10分钟到会场,并打破以往由副书记主持会议的惯例,在脱稿发言和互动交流中,听取了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王某人 周淑真11月25日接到中纪委通知开会的电话。她对此并不陌生,2009年她第一次接到类似邀请。据《新京报》报道,“自2000年以来,几乎每年,数十位专家受邀参加中纪委的座谈会。”赴会前一天,有朋友特意提醒:“嘿,周老师,王岐山的会可要认真准备,是不准念发言稿的。” 果然,笑呵呵的王岐山,一进门就声明“新文风新会风”。 据《新京报》报道,首位发言专家开口就是“尊敬的王书记”,话没说完,就被王岐山打断,他请大家少说客套话,并借用丘吉尔的话“如果给我5分钟,我提前一周准备;如果是20分钟,我提前两天;如果是1小时,我随时可以讲”,提醒大家“说长话容易,说短话不容易”,提高会议效率。黄苇町感觉,“一股新风扑面而来”。王岐山点评他的发言:“你念了稿子,没有展开。” 对王岐山的干练作风,姜明安也印象深刻,他记得为鼓励专家们放开讲,王岐山一开始就说,“网络上骂我们的,我都看得听得,何况我们都是朋友,你们放开讲,不用有顾虑。” 周淑真准备了12分钟的发言。她有些紧张,因为自己就坐在王岐山对面,发言时书记一直看着她,不过这样她也更有了讲话的冲动,“他真的挺认真,目不转睛,那眼光是要求我们必须把所思所想讲出来”。 “参加我王某人的会,不能念稿,要深刻思考。”散会时王岐山又强调了一遍。 观点争鸣 会议的开放作风使得专家学者可以畅所欲言,由于观点不一,还形成热烈讨论。马怀德记得,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是反腐败是不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有的专家认为要打持久战,要长期地反腐;有的认为持久战跟现下公众的期待不一致,要搞攻坚战,快速遏制腐败势头。这个是一个争鸣。”马怀德回忆说。 姜明安就是提出“持久战”的学者,他提出应该制定一个反腐的5到10年规划。 对此,马怀德觉得,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最根本的还是制度建设,要在法治轨道上反腐败,“不能靠运动式的反腐。” 马怀德记得,听到这里,王岐山还专门插了一句,“地方好像还挺适应这种运动式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我是建议不要搞运动,不要搞风暴,要制度。”马怀德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第二个争论是在财产申报制度上,对于要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已达成共识,问题在如何操作。“是新任领导公开、提拔的公开,还是全都公开,是只公开房产、工资收入,还是要公开配偶子女、移民情况、就业就学情况。”马怀德说专家们各有看法。 周淑真和姜明安觉得“一刀切”有困难。周建议“新人新办法,旧人旧办法”,“要升职、从政,就要申报一下。做几年之后,财产增加的情况就有了一个对比。”她觉得这样操作阻力更小,更容易实施。姜同样认为财产申报推行目前还有难度,全面申报“技术上不成熟。贪官的财产可以东藏西藏”。 黄苇町同意他们两人的观点,他进一步提出,财产申报可以从房产申报试点,“一套房价值多少钱,也跑不了”,黄苇町说可以从省级、副省级官员开始试点。 马怀德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财产公开,应该是全方位公开,不是仅公开房产、工资收入,对他个人申报的重大事项,组织掌握的,我觉得都需要公开,这有利于社会监督、公众媒体的监督。第二,我觉得这个公开不应区分,新提拔的干部要公开,过去的不公开,这种差别的安排不符合法律的平等性质,要公开大家都公开,不分新老,不管是提拔的还是不提拔的。”马怀德同样考虑到了具体实施中的问题,但他觉得,可以先试点,试点后立法,“通过政府公开法,将官员财产公开纳入到里面。” 无论是反腐还是财产申报,对于制度设计,黄苇町觉得还是要谨慎,“差的制度比没有制度还要糟糕。”他记得王岐山也认同了这一点。 周淑真说,对于学者们的发言和讨论,王岐山听得很认真。 “三把火”与“润物无声” 能够争鸣,是学者们的核心祈盼。 早在今年7月份,周淑真就应人民论坛杂志社之约写了关于讨论新政治观的稿子,其中大部分是对于反腐败的看法,可是直到9月份,稿子也没发。她暗自嘀咕,“不会是写得太尖锐了吧?” 终于到十八大前后,周的两篇文章都得以发表。《人民论坛》10月1日发表了《新政治观的核心政党政治理念的变革》,11月1日发表《亟待研究政党变革的深层逻辑》。紧接着,十八大召开,提出三清政治: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十八大一结束,周淑真就被邀请参加反腐座谈会,“我觉得,这是新班子要开工干活啦!” 北京大学宪法和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发言,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老百姓切齿痛恨的腐败,不仅应烧“三把火”,而且应烧多把火。王岐山总结,“你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 周淑真记得,在讨论结束后,王岐山还向与会专家推荐了一本书,“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对于这次座谈会,姜明安觉得挺振奋,他记得在会议结束时,王岐山说,“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们是我们的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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