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獨家

3755.8萬條鮮活的生命換來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

《新史記》辛子陵 黨國體制的內部規則是所謂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從列寧那裏搬來的。其最大的弊端是沒有糾錯的機制和消滅糾錯的力量。這是個消滅反對派走向獨裁的制度。 民 主的真諦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保護少數。只強調前一句,取消多數保護少數,成為多數欺負少數,多數打擊少數,把少數當作反黨分子,當作階級敵人打擊,是民 粹派的假民主,是暴民政治。許多情況下少數是正確的,保護少數就是保留糾錯機制,打擊少數必然走向一錯到底。以廬山會議為例,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反映 了全國的實情,也代表了大多數與會者的意見。但毛澤東利用他的權威操縱“多數”,製造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冤案。如納彭德懷忠言,立即停止瘋狂的大躍進,轉 入救災安排人民的生活,也就是餓死500多萬人,第二年就能遏止餓死人的勢頭蔓延。但毛澤東不聽,一錯到底。廬山會議後期,為了證明“三面紅旗”正確,他 在全黨發動以批判彭德懷開路的“反右傾”運動,在全國掀起“第二次躍進高潮”。這第二次躍進從1959年8月廬山會議結束起,到1960年8月毛澤東接受 周恩來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止,作孽最大,餓死人最多,農村的生機幾近完全破壞和毀滅,連續三年,餓死3200萬人以上。 1959 年6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343億斤,折合1715萬噸,夠城鎮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當年糧食減產3000萬噸(600億斤)的情況下,毛澤東親自 掌控的“政治設計院”,決定出口419萬噸糧食換取黃金和美元,出口量相當於上述糧食儲備的24%。城市糧食供應馬上緊張起來,連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 幾天的存糧了。為了保證大城市不出亂子,繼續向各省搜刮糧食,這樣一來又多餓死了很多農民。 1960年全國缺少 2400萬人的口糧,按每人/年320市斤作為維持生命的基線計算,共缺糧76.8億斤,折合384萬噸。如果不出口那419萬噸,當年就不會發生嚴重的 饑饉,一個人都不會餓死。但毛澤東一心想造原子彈、氫彈,與蘇美爭霸,揚威世界,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決心要實施他所謂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辯論時說過 的話),而把救濟災民、不讓老百姓餓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顧,照常出口糧食換外匯,以採購相關的設備和材料。後來,原子彈是上天了,人們至今津津樂 道毛澤東的偉大,須知是3755.8萬條鮮活的生命把原子彈送上天的。 就在毛澤東堅持錯誤,不肯對老百姓施一點“小仁政”的時候,一個不要命的湖南女工的上訪驚動了在北戴河開會的中央領導人。使毛澤東再也“頂”不住了,成為黨和政府由繼續躍進轉向救濟災民的轉折點。 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門外鐵灰色的宮牆下,站著一名身著藍色工裝的青年女子,雙手各舉著一塊硬紙牌,一塊上寫著“消滅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餓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塊上寫著“打倒毛澤東!彭德懷萬歲!” 中南海北牆外的那條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車、無軌電車經過,但不設站。那天只有少數過路人看到這名青年女子雙手高舉著的標語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宮牆外的便衣警衛發現,拎小雞一般拎進北門,在接待室給她戴上手銬,做了簡單的詢問,筆錄口供如下: 【問:你叫什麼名字?哪里人?什麼成分?職業?要老實回答! 答:我叫劉桂陽,湖南衡陽縣人,祖宗三代貧雇農。我本人是共青團員,鯉魚江火力發電廠運煤車間工人。 問:你既然是貧雇農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團員,為什麼要跑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門口來幹這種不要命的反革命勾當? 答: 同志呀,天爺呀!你們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飽崽不知餓崽饑呀!不知道公社社員吃野菜、樹葉,吃觀音土……鄉下連貓、狗都餓死了,一些人家滅了門。我叔叔一 家六口都餓死……同志呀,天爺呀,我從小沒有父母,叔叔嬸嬸把我養大,送我讀初中,1956年進電廠當學徒,三年沒回老家。今年5月請假探親,回老家看望 叔叔、嬸嬸、兄弟姐妹,沒想到都得水腫病,吃觀音土吃死了呀……新社會,餓死貧雇農,造的什麼孽呀!……我找到一個堂叔,兩個堂妹,他們還沒有死,只是偎 在火塘邊,剩下一口氣。堂叔告訴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連張裹屍的蓆子都沒有……堂叔破衣爛衫,和我講話,只是蹲在地上不 起身,我的兩個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說,妹子你帶有吃的,就留下一點,一家三口動不得,去山上挖觀音土都沒有力氣……我們也出不得門,沒有東西遮下 體呀,嗚嗚嗚……我帶回去四包高價餅乾,只好給了堂叔、堂妹。他們接了餅乾,就當了我的面沒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餅乾,共是六斤,一口氣吃光……邊吃邊灌 水。第二天一早,我去辭行,堂叔和兩個堂妹久餓猛吃猛灌水,都脹死了!嗚嗚嗚……我造的哪樣孽呀!……我回到工廠,廣播裏天天喊“三面紅旗”,大好形勢。 我什麼話都不敢講,講了就是反革命。嗚嗚嗚……我曉得凶手是哪個。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們一個村就餓死30幾口。還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 等死……嗚嗚嗚……我一個貧雇農的後代想不通!一個共青團員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來喊口號,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 如 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國開國以來首宗平民女子大鬧中南海的惡性案件,中央辦公廳留守人員不敢耽擱,將口供謄寫清楚,作為急件送北戴河。總書記鄧小平看 過,寫下六個字:“請少奇同志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的劉少奇看了“口供筆錄”,臉色鐵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慘,湖南災情還算輕的,別的省區呢?此件交會 議簡報組印發。又:全黨幹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議之後,每位領導幹部都應深入農村基層,去看看那裏發生的事情。” 1960年整個上半年 毛澤東仍在號召“繼續躍進”,“全黨為1800萬噸鋼、6000億斤糧食而奮鬥”。直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夕,他還不承認了全國出現大饑荒。還在批彭德 懷,“反右傾”。這個湖南辣妹子使他徹底清醒了。一葉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難扳回這一局了。之後,毛澤 東的健康情況轉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個人獨坐不語。經過深思之後,他向中央請假治療,並說自己已經進入遲暮之年,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並多次委託田 家英向政治局轉達意見:在他生病休息期間,由劉少奇同志代理黨主席。他決定暫時離開第一線,休養思考一個時期。(《新史記》第8期) 辛子陵是著名“救黨派”,在明鏡出版社出版新著,在香港書展亮相。   ---------------------------------- 《新史記》從第7期開始和多個電子書刊公司合作,推出電子版,接受全球各地訂閱者,以下是其中一家電子書刊公司製作的《新史記》訂閱網址: 新史記第8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2368?apKey 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58?apKey=fedd22f528 新史記订阅 訂閱半年3期八折,原價1050元,優惠價NT$ 840元(平均每期280元) 訂閱一年6期七折,原價2100元,優惠價NT$ 1470元(平均每期245元) 訂閱兩年12期六折,原價4200元,優惠價NT$ 2520元(平均每期210元) 訂閱三年18期五折,原價6300元,優惠價NT$ 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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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軟禁中三次上書,苦勸中央懸崖勒馬

《明鏡月刊》記者吳若荷 “如果說上世紀40年代在野時的中國共產黨,還表現出是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進步黨,一個反對貪污腐敗的廉政黨,一個反對專制獨裁的民主黨;那麼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在執政掌權60年之後,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反對民主普世價值的黨,一個貪官‘前赴後繼’的黨,一個為維護權貴利益堅持專制獨裁的黨。”被軟禁中的著名學者、傳記作家辛子陵寫下這些文字,痛心疾首溢於言表。 “死不改悔”的“救黨派” 無論從哪方面看,辛子陵都應該跟1957年的“右派”毫無瓜葛。原名宋科的辛子陵,15歲時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9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助教,軍政大學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等職,退休時,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大校,四級研究員。 但是,這位年逾古稀的學者,卻與當年的那些“右派”一脈相承:雖是一介普通黨員,卻按捺不住,要對最高領袖毛澤東及其一度炙手可熱的助手林彪剖析臧否,又是縷述“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又是闡發“中共興亡憂思錄”、更“放言救黨論國是”(均爲辛子陵著作書名)……猶有甚者,在他“禍從口出”,被當局下令禁言一年多、自己又身體不好、輾轉病榻之際,還是生命不息,進言不止,日前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了近年文章的結集《辛子陵上書政治局》。 這部將近30萬字的文集,進一步證明了,辛子陵是當之無愧、獨立不阿的“救黨派”代表。貫串全書的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只有向民主社會主義轉型,中共才有前途,否則將被人民拋棄,被歷史淘汰。他不“站台”,也不“拆台”,而是要“補台”——不論“站台派”還是“拆台派”對他譏刺也罷,誤解也罷,這位“死不改悔”的“救黨派”,堅持自己的立場,時而大聲疾呼,時而循循善誘,希望自己的聲音傳到中南海袞袞諸公的耳中,早日迷途知返。 書中最重要的,是他給中共中央的三封上書及附件。還有30多篇他接受《新史記》等海內外媒體專訪、應邀演講、參加電視談話節目等等場合所暢言的記錄,其中包括讓他大禍臨頭的2011年2月10日在中國科技部部分老幹部座談會上的講話;還包括他曾被迫檢討,但一旦發現自己所說曾慶紅之子購買澳大利亞最貴房産確係事實之後,立即否定自己的檢討、重申原來說法的《棕櫚泉曾偉和葵閣墨曾偉》。而辛子陵自己最重視的、視爲“核心文章”的,是《政改興邦,脫蘇入美》,這篇文章,“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推倒了60年無人撼動的黨國體制”(辛子陵語)。而此文的副標題是:“致中共十八大新領導人”,表明辛子陵雖然對現在當政的最高决策者表示信任和支持,但更將希望寄托在即將接班的年輕一代領導人身上。(《明鏡月刊》第30期) 《辛子陵上書政治局》 《明鏡》月刊 第30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250?apKey=fedd22f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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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美德的性質究竟是什麼——似是而非種種

《明鏡月刊》熊逸 1.美德的性質究竟是什麼 因果《呂氏春秋 審己》有這樣一則故事:越王授有一個叫豫的弟弟,還有4個兒子。豫是一個很有野心的人,一心想把哥哥的4個兒子全部除掉,以便自己繼承王位。於是他進獻讒言,唆使越王殺掉了3位王子。但陰謀至此遇到了阻力,因為這般狂悖的舉動致使群情為之激憤,越王遭到了國人的一致譴責。所以,當豫處心積慮地構陷最後一位王子時,越王終於沒有採納他的意見。這位王子為了自保,在國人的支持下把豫逐出了國境,然後率兵包圍了王宮。——以下是故事的精髓所在:深陷重圍的越王深深歎息道:“恨我沒聽弟弟的話,才釀成了今日的災禍!” 原點美德是不是一種值得追求的東西呢?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國家——或任何形式的政治社會——終歸是為了促進美德而存在的,而不僅僅是簡單地使人們共處。 那麼,看來每個人都會同意,一個國家如果具有更多的美德,總要好過只有較少的美德。在某種程度上,亞里士多德正是基於這個理由反對柏拉圖的理想國的。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家庭被徹底地廢除掉了,人們過著一種共產共妻的生活,這就自然取消了傳統意義上的夫妻關係。而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正是由於財產私有,人們才可以克制貪欲,從而表現出慷慨慈善的美德;同樣地,正是由於情欲上的自制,人們才不至於淫亂他人的妻子。如果私有制和傳統的婚姻關係不復存在,那麼自制與慈善這類美德也會令人惋惜地隨之消亡。   熊逸《谋杀正义》(明鏡出版社) 這種看似荒謬絕倫的論調在思想史上絕非鮮見,就在亞里士多德不久之後的斯多葛學派那裡,克呂西普提出過一個頗合中國道家哲學的觀點:善與惡是一體的兩面,如果沒有惡,善也就同樣不復存在了。 這種二元論盛行於古代世界,從古希臘的斯多葛學派到中國的道家與《易經》哲學,再到波斯的拜火教,甚至今天仍然不乏信徒,但它在邏輯上究竟可以嚴格成立嗎?——譬如“光明”與“黑暗”這一組經典的二元對立,若在巴門尼德和聖奧古斯丁看來,所謂“黑暗”並不是與“光明”相對立的一個實體,而只是“光明”的缺失罷了。那麼,善與惡、美德與罪行,彼此是不是有著同樣的關係呢? 美德的性質究竟是什麼,是順應人性還是克制人性,或者是順應與克制的某種比例的組合?在中國儒家看來,一個人對父母的愛天然勝過對遠親的愛,對遠親的愛天然勝過對陌生人的愛,這就是“仁”,是天倫之道,理想的社會就是貫徹這種仁愛精神的社會,而所謂“良知”,尤其在心學系統裡,正是“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然而在西方基督教的倫理觀裡,不但要“愛人如己”,還要愛自己的仇敵,尤其是要使自己對上帝的愛超越于血緣天倫之上。 東西方這兩種價值體系,在人倫關係的問題上,一個以順應為主,一個以克制為主,哪個更抓住了美德的本質呢?——以近現代的社會思潮來看,順應之道屬於自然主義,主張道德應當以人的自然本性為基礎,代表人物如洛克和邊沁;克制之道則站在自然主義的對立面上,這一派的主要見解可以用穆勒的一句話加以概括:“人類幾乎所有令人尊敬的特性都不是天性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對天性的成功克服。” 中國儒家也會部分地贊同穆勒的看法,譬如孔子主張的“克己復禮”正是這個道理。這就很容易使人對美德的理解陷入一種混合論:在某些事情上(譬如貪欲、淫欲)應當克制人性,而在另一些事情上(譬如父子天倫)則應當順應人性。這就意味著,任何政治哲學與倫理學所應當做出的努力無非都是某種列表的工作,在“順應人性”與“克制人性”這兩個欄目裡一項項地羅列出五花八門的具體內容,而任何抽象原則都不該在哲人們的考慮之列。也就是說,像亞里士多德那樣開列一個“德性表”的工作才是找對了方向,於是在關乎正義的一切問題上,我們只能一個個地處理特殊問題,而無力處理一般性的問題。 但這是不是也就意味著,從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到康德的“定言令式”,乃至羅爾斯的“無知之幕”都找錯了方向呢?如果不是的話,是否意味著“人性”不該作為探討美德問題的出發點呢? 邏輯《莊子 內篇 大宗師》講到子來、子犁等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談論生死問題,他們認為生死存亡渾然一體,就算身體生了重病,有了嚴重的殘疾,也無所謂。如果左臂變成了雞,就用它來報曉;如果右臂變成了彈弓,就拿它打斑鳩吃。生為適時,死為順應,安時而處順,就不會受到哀樂情緒的侵擾。 後來,子來病得快要死了,妻子圍著他哭泣,子犁卻讓子來的妻子走開,以免驚動這個將要變化的人。然後他又對子來說:“了不起啊,不知道造物主這回要把你變成什麼東西呢,要把你送到哪裡去呢?會把你變成老鼠的肝臟嗎,還是把你變成蟲子的臂膀呢?” 莊子在這裡試圖解決的問題是,人之所以成為人,並非出於造物主的特殊安排,只不過是一種偶然罷了,沒什麼值得驕傲的。人和蝴蝶、蟲子、老鼠等等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只要我們能想通這點,就可以無懼於死亡。當然,生離死別的人情與病痛的折磨就不在莊子的考慮之內了。 哲學皇帝馬可·奧勒留寫在《沉思錄》裡的一段內容可以看作對莊子上述見解的一則注釋:“最後,以一種歡樂的心情等待死亡,把死亡看作不是別的,只是組成一切生物的元素的分解。而如果在一個事物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元素本身並沒有受到損害,為什麼一個人竟憂慮所有這些元素的變化和分解呢?因為死是合乎本性的,而合乎本性的東西都不是惡。” 我們在嘆服東西方這兩位大哲的豁達之餘,不妨依照同樣的邏輯設想這樣一個問題:當你因為一場災難而傾家蕩產的時候,你的錢財本身並沒有受到任何損害,只是被分解掉了而已——有些落入了騙子的手裡,有些落入了強盜的手裡,總之都變成了別人帳目上的數字,但你應該以歡樂的心情接受這個事實,因為這些錢財非但一點沒有減少,更何況流通聚散分明就合乎錢財的本性,而我們已經曉得,任何合乎本性的東西都不是惡。也就是說,你其實並不曾遭遇任何惡事。 這也許會引起我們的困惑:一個人要喪失何等程度的理智才可能接受如此這般的美妙說辭呢?萬事萬物的因緣聚合的確稱得上是古代智者的一項偉大發現,但由這一“自然科學”的認識推衍到“人生哲學”的高度,其強詞奪理的荒謬似乎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無論是莊子還是馬可·奧勒留,他們這一共通的見解在兩千年的人類歷史上不可不謂膾炙人口。這或許有助於社會穩定和心靈平和,至少會使人們能夠以審美的情趣悠然吟誦18世紀英國大詩人亞歷山大·蒲柏《人論》中的名句——那是以古雅的英雄雙韻體為上述玄奧的哲學境界所做的高度概括:“一切的不和諧,只是你所不瞭解的和諧;一切局部的災禍,無不是整體的福祉。……凡存在的都合理,這是千真萬確的道理。” 人們欣賞並渴慕這種達觀的態度,並不會去認真思考這一態度背後的那種貌似合理的解釋究竟有幾分能夠站得住腳。——這正是人類最經典的認知模式之一,對於社會與文化問題是很有解釋力的。(《明鏡月刊》第23期) 《明鏡》月刊 第30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250?apKey=fedd22f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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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獨家:薄熙來入住301,十八大前難定案

將於下月初出版的 《明鏡月刊》 獨家披露已遭免職的中共政治局委員薄熙來近況:原被軟禁在北戴河的薄熙來因心臟病發作,三周前被緊急送回北京,入住高幹醫院 301 。 知情人士對《明鏡月刊」透露,薄熙來被撤職後一度被軟禁在北京懷柔某秘密據點,後轉到北戴河。被三層重兵看守的薄熙來,並沒有被戴上刑具,在住處范圍內可以自由活動,他的近親可以受限制探視,但他面見胡錦濤、江澤民、習近平、周永康等人的要求,均被拒絕。   7 月 3 日是薄熙來 63 歲生日,重慶街頭出現了「薄書記生日快樂健康」的 傳單 標語, 內容包括祝薄熙來生日快樂及對薄熙來的感激之情,並說「等着您回來,帶領我們走向共富的道路」 。 事實上,當時薄熙來已在北京 301 住院數日。見到薄熙來的人說,薄明顯見瘦。 較早前,海外有媒體報道,中共希望在十八大前對薄熙來事件結案,以免將難題留給習近平。 但消息來源對《明鏡月刊》說,要完成對薄熙來罪名的羅織並不容易,龐大的專案組至今未找到确定薄熙來在重慶貪污的罪證,而且,薄身為「太子黨」和政治局委員,比已被判刑的前北京巿委書記陳希同、上海巿委書記陳良宇,在高層的關係要復雜和深厚得多。專案組怎麼拿捏對薄熙來的罪責定性,難度極大。   消息人士說,根據查案的進展,很可能將王立軍、谷開來、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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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普遍的內心不安,有其更深的根源

羅小朋 為何辛亥革命百年,國無寧日依舊? 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情無法輕松,因為大家心裡都清楚,中國人折騰了百年,代價無數,卻連最基本的國體問題都沒解決。雖然近年來中國的國力和財富有了奇跡般的增長,普通人的物質生活也有了巨大改善,但作為世界最大政治共同體的成員,中國人的內心反而越來越不踏實。官員和富人尤其如此,他們奢華揮霍無度,尤其是紛紛送子女出國,暴露出他們對中國的未來深感困惑和不安。有人會說,這和國體問題能扯上關係嗎?中國人內心的不安,可以有多種解釋,比如說缺少宗教信仰,比如說共產黨政策多變,沒有民主和法治,等等等等。 這些解釋固然都不錯,但我以為,中國人普遍的內心不安,有其更深的根源。最大的問題就是數千年政治大一統的傳統不能為中國建設現代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文化和精神資源。政治大一統反自治,尤其是反對地方自治的頑固傾向,不僅曾令中國對西方文明的衝擊難以應變,而且至今不能支持當權精英建立一個有效提供穩定預期和安全感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中國目前迅速惡化的治理危機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表明,身處快速演變的時代,中國人一日不確立自治的理念,尤其是一日不確立地方自治的理念,國體問題就無從解決,中國人就只能接受國無寧日的宿命。這是因為,地方自治乃現代文明和政治秩序不可或缺的基座,沒有地方自治的支撐,一切現代的精神、道德、文化和制度建設、以及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改善,都失去了理性的激勵基礎。 遺憾的是,中國精英的主流對此並不清醒。在當今的中國,你可以侈談“民主是個好東西”,卻不敢主張地方自治,甚至不敢相信地方自治。多數政治和知識精英,不僅不知道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前提這個當今世界普遍認同的常識,他們也不懂得,這種想要民主政治而卻不要地方自治的“中國邏輯”,並不是百年前中國精英的主流思維。恰恰相反,清末和民初,發展地方自治曾經是中國精英最普遍的共識,也正是清末民初蓬勃發展的地方自治,不僅加速了帝制的終結,促成了流血不多的辛亥革命,而且推動了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現代化啟蒙,造就了現代中國第一代思想、文化和政治領袖。 感謝汪太賢教授,他眼光獨到的力作《從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與變遷》,讓讀者有機會系統地瞭解一個世紀之前的晚清,地方自治的思潮如何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濫觴,又如何在帝制中國的文明危機推動下澎湃,成為當時變革思維的主流。撥去歷史的塵封,汪太賢幫我們從百年前的文字中,看到了晚清的先賢們探尋救國之路,不僅領悟到現代政治文明的真諦是民權和民治,而且已經相當深刻地認識到,若要興民權倡民治,必先發展地方自治。早在1901年,梁啟超就撰文指出:“童子未及年,不許享有自由權者,為其不能自治也,無制裁也。國民亦然,茍欲享有完全之自由,不可不先組織鞏固之自治制。”1902年,他又進一步強調“抑民權之有無,不徒在議院參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強者,則其民權必盛,否則必衰,法國號稱民主,而其民權遠遜英國者,以其地方自治之力微也。”所以,“地方自治者,民權之第一基礎也。”(見汪太賢《從治民到民治》127頁) 梁任公的這些精辟見解,在百餘年後的今天,仍為多數中國精英所不及。更令人深思的是,他的思想和主張當年不僅得到了廣泛認同,而且最終作為變革的主流思想為清朝廷接受,成為推行憲政的指導思想。而在今日的中國,地方自治竟成了一個敏感的政治詞匯。即便自認開明的媒體編輯,看見鼓吹地方自治的文章也要多幾分躊躇,怕檢察官那裡通不過。這就讓我們不能不問,中國主流的政治思維,為什麽百年來發生了如此嚴重的退化?那種當今流行於精英階層、既講不通也行不通的“要民主不要自治”的“中國邏輯”,折射了中國什麽樣的歷史困境?而陷於這個困境之中的“中國模式”又有什麽樣的可能出路?要回答這些重要問題,既繞不開對中國現代地方自治思潮興衰的歷史解讀,也需要對當前中國地方治理的狀況進行總體評價。以本文有限的篇幅做這兩個重大分析,最便捷的入手之處就是中國的廣東模式。 (《內幕》第1期。出版时间:2012.1)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56?apKey=fedd22f528 《內幕》電子版 羅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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