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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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圈|上帝给中国还留下了几个有良知的人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深学者,社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清华已六十年未给国家贡献大师了。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钱理群,北大教授。...

CND|易中天:悄悄告诉你: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文革

不晓得大家为啥只盯着文革骂?文革无非就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许多朝代都搞过这种把戏,只是称谓不同而已。 “阶级斗争”就是仇富杀富,既洗劫了社会财富,又骗取了底层民意。 ——大明王朝的无产阶级领袖朱元璋就是这么干的,把大批大批的富庶百姓抄了家,一批又一批地发配滇边“劳动改造”; ——委内瑞拉的无产阶级领袖查韦斯也是这么干的,带领穷棒子选民联手洗劫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争相流亡海外,国民经济大幅倒退。...

腾讯财经|【人物特稿】“国师”曹永正的朋友圈

==摘要== 和王林一样起家于气功热的曹永正绝不是变变戏法。他在后海深处的胡同里,搭建了一个隐秘的政治、商界、文化的跨界关系网络,成为了周滨之父“最信任的人”,又从石油、地产等领域攫取了巨大的财富。是什么给了他“成功”的土壤?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前马厂胡同60号,被称作中国政法系统后院。曾经有来自政法系统的高官,给曹永正带来了一个类似iPad的器物,这名人士现场向曹永正演示了该工具强大的监控功能。...

信力建 | 信孚电讯(7.23)——“拼爹”是人之常情

作者: 信力建   1、人民日报:其实说到“拼爹”,只要不违法乱纪,也是人之常情。不光中国,欧美发达国家一样“拼爹”。“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子女花父母的钱,父母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帮助子女发展,在哪个国家都合乎情理。与其对别人拼爹“羡慕嫉妒恨”,不如趁年轻好好奋斗拼搏。 2、23日上午9时,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在谈到对这次考察点的印象时说,“武汉市民之家”很恢弘、很宽敞。为老百姓服务的场所、便民利民的场所搞得好一点,我看着心里舒服。如果是“官衙”搞得堂皇富丽,我看着不舒服。 3、每年的七月,成为了中低收入者最为忧心的时期。因每年此时,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不出意外地“上调”,由此这一月被戏谑地称之为社保的“涨价期”。“涨价”依凭于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而进行的上调,这每每让中低收入者抱怨“被平均”。有北京企业的员工称,算上医疗等其他项,工资总额的1/4没有了。而享受似公务员待遇的,却无需缴纳养老金等社保。 4、为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线索,巡视组注意到了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原县委书记胡健勇在狱中的举报。2012年6月20日,胡健勇因贪污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无期徒刑。胡健勇的记忆力十分惊人,在狱中写举报信,交待了300多人许多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什么人什么时候送给他什么东西,他曾经给谁送过什么东西,都记得一清二楚。 5、清华大学 《2013 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显示,广东省在财政透明度方面做得比较好。前30名中,广东省占据10个席位,安徽省占据5个席位,山西、贵州、广西各有3个城市上榜;而得分超过100分的城市仅有46个。但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289个城市政府财政透明度总体很低,即便是排在前30位的市级政府的财政公开情况也远未达到良好披露的水平。 6、根据调查显示,在广东,无论是高中生、职校生,还是大学生,每100个男生中,就有2-3个有被迫性行为,是女生的2.2-2.3倍,其中100个大学男生有5个曾在大学期间被迫性行为。省疾控中心专家称广东男生性危害防范意识比女性缺乏,“可能与女性的性生理发育和成熟相对较早有关”。不过,对于在高中生和职校生中,有性行为的比例为5.6%,其中男生(8.6%)的比例远远大于女生(2.9%)。 7、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9747件13842人,涉案总金额17.7亿元。其中涉案金额5万元以上案件7610件,占78.1%。新农村建设、惠农资金管理、征地拆迁和保障性住房等重点领域和环节犯罪严重,农村基层组织和乡镇站所工作人员发案较多。 8、据国际能源署统计,中国单位GDP能耗尽管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为日本的7倍左右,相当于世界均值的两倍。2011年,我国GDP占全球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在一些地方,为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绿卡”、“挂牌”、“进厂审签”、“预约执法”等土政策风行,环保执法部门对企业的正常监督执法受到阻挠。 9、调查显示,中国城市供水管网质量普遍低劣,不符国标的灰口铸铁管占50.80%,普通水泥管占13%,镀锌管等占6%。老旧管网漏水严重,经常爆管,从水质角度讲,容易发生二次污染。2000年至2003年,中国184个大中城市管网水质发生过4232次二次污染事件,二次污染物主要为微生物,烧开水可以灭杀。 10、今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引入了性别不平等指数。该指数根据各国关于生殖健康、妇女赋权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方面的数据,用于衡量性别不平等状况。统计结果表明,荷兰、瑞典和丹麦的名列榜首,即性别不平等现象最轻微。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最为严重。中国排在第35位,位于前列。 11、英国一家公司日前研发了一种可以防弹的iPad面板。这种仅厚3厘米的面板让iPad化身可随身携带的防弹盾牌。这款防弹面板设计小巧轻薄,重仅142克。这家公司利用一种替阿富汗和伊拉克前线士兵制作设备和装束的军事技术,研发这款iPad防弹面板。经过测试,这款面板得以抵御发射速度为每秒358米的9毫米全金属包覆子弹,以及每秒速度425米的.357左轮手枪半金属包覆子弹。 12、英国凯特王妃当地时间22日在伦敦市中心一间医院内产下一名男婴,母子平安。新生宝宝将是继查尔斯王储和威廉王子后,排名第三顺位的英国王位继承人。据著名财富研究公司估计,这位王室婴儿将可继承高达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1亿)的财产。 13、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旗下的福岛核电站管理人员22日首次承认,放射性地下水已泄漏至大海。而在本月初,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称,核电站的地下水样品显示,可能会导致癌的铯-134在几天内急剧升高110多倍,但已将有毒的地下水通过混凝土和钢板控制。 14、英国首相卡梅伦7月22日宣布政府将严打网络色情,向每个可连接互联网的家庭提供自动网络过滤器,以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所有网络服务提供部门都会与用户联络,调查其是否愿意放弃浏览色情网站的权利,并提供他们自动网络过滤器。不过,如果已申请新的网络账户,或是更换了网络服务部门,用户们在今年年末前可以暂且不用安装过滤器,但是最晚也要在2014年年末落实全民安装过滤器的计划。 15、罗马教廷近日宣布,成为教皇Twitter帐号“@pontifex”的粉丝后可获得大赦。但是成为“粉丝”并不是简单的加关注,要获得“赦免”,信徒必须要承认并忏悔自己的罪行,进行祈祷,出席弥撒活动。 16、茅于轼:普通人要致富、包容,不是仇富而是向富人学习,大家都去致富,社会治安、法律、政治安排各方面都要取消特权。现在大家关心的是贫富差距,我觉得比这更重要的是“垂直流动性”,贫富差距太大不好,但没有也是不行的。我们过去试验过,结果是很糟糕的。所以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社会,谁都不会愿意干活,所以一定要有差距。人类才能的发挥,漂亮的人和难看的人都是有差距的,这个社会是有差距才形成多样化,才使得我们生活丰富起来。 17、邵建:承认公民的不是政治而是法律,因而它是一个受法律保护的概念。公民社会没有敌人这一说,它有的也只是罪犯。敌人主要是指外族入侵,罪犯则指一个人刑事上侵害了他人。政治权力无法凭借自己的意志把任何一个公民打成敌人,正如罪犯也只能由法律制裁而非由政治裁定。再者,政治权力在侵害一个人的利益时,还可以声称这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为你不是人民。但它却无法借口以公民的利益侵害你,因为,法律上,你就是公民。 18、袁绪程: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还包括道家、墨家以及后来的佛教等流派的多多少少的影响。儒家文化影响最大,研究了元哲学的问题,但从来没有系统化。实际上处于猜测阶段,没有在自然科学中走的很远,没有深入探讨天、地、人的内在机理。道家走向了道教,道教里头的科学技术就是炼丹术。所以中国的文化一开始就轻视了科学。中国文化里面,数学一类的东西,发源的非常早,但从来没有在自然科学里得到很大的长进。中国的能工巧匠不断地制造出各种发明,但从来没有上升到科学,很少对“是什么”进行研究,因为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能工巧匠去世以后,技术往往就失传了。 19、易中天:一个人,只要当了领导,尤其是当了一把手,就俨然是“十项全能冠军”,是“真理的化身”。政治他懂,经济他懂,科学技术他也懂。结果,不是“人命关天”,是“长官意志大于天”。这其实是惯出来的。因为他几乎从来就听不到不同意见。结果,是楼塌桥断,车毁人亡。老百姓遭殃,长官自己也倒霉。 20、肚量多大,事业就有多大;要空出所有,才能建设一切。从管理上来说,我们的心能包容多大,就可以领导多少人。如果容得下一家人,可以作家长;容得下一村人,可以做村长;容得下一国人,就可以做国君。“管事容易,管人难;管人容易,管心难。”——星云大师

易中天:做人该做怎样的人

易中天:做人该做怎样的人 ——文化人的分野(八) 进入专题 : 文化人    ● 易中天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摘自易中天新浪微博。原刊载于《南方都市报》,是以“文化人的分野”为题的连载杂文,此为第八篇。    进入专题: 文化人   

易中天 | 她完成了和平饭店

(2012-09-25 20:47:45) 转载 ▼ —— 读陈丹燕《成为和平饭店》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好作家的检测指标通常有三个:感觉、文字、结构。感觉好的文字未必也好,文字好的结构未必也棒。三全其美,是稀罕物,是可人儿。 但陈丹燕算一个。 陈丹燕是上海的“幽灵”。从 1998 年发表“风花雪月”,到 2012 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1843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1991年3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1933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1949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 年出版“和平饭店”,她猎犬般也幽灵般地工作了十几年。现在这本书花了她整整八年功夫。“八年抗战”下来,陈丹燕自己也“成为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是上海的“范儿”。 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1843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1991年3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1933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1949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 用“非虚构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和平饭店,无疑是高明和贴切的。但开场竟是葬礼,却堪称“神来之笔”。翻开第一页,“天上斜雨霏霏”。灵车驶过一条对此“毫不知情的马路”,带走一位见证历史的老人,还有他讲不完的故事。因为“毫不知情”,也因为“见惯不怪”,那条马路没有任何表示。然而在陈丹燕的笔下,这种习以为常却被表述为“竟是这样无动于衷的样子”。 是的,“竟是”。能“竟是”吗? 陈丹燕以为不能。 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1843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1991年3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1933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1949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 于是,陈丹燕组成了她“一个人的考古队”,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女性作家的细腻,发掘上海文化的“无形遗产”,也就是可以被称作“上海味儿”或“上海范儿”的那些东西。它们全都靠一个个稍不留意就会被忽略的细节来传承和支持,因此也只能靠这些细节来发现和表现,比如调酒师阿四“翘起雪白的小指,用食指与中指在吧台上轻轻一抹,发牌似的排出两张杯垫”。就这么看似漫不经心的一个小动作,上海手艺人的“职业感”就一览无遗了。 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1843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1991年3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1933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1949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 职业感是上海的精神。它并不仅仅只是“爱岗敬业”那么简单,更包含着对娴熟技艺的自我陶醉和相互欣赏,以及“看似漫不经心”背后的理所当然和得心应手。因为得心应手,所以精彩漂亮;因为理所当然,所以并不炫耀。惟其如此,才透着一股子从容、自信和得体。结果,便优雅。 优雅是上海的味道。这种味道不靠“打造”,而靠“养成”,包括对某些细节的坚守,比如坚持说“会钞”而不是“埋单”。说“会钞”才是上海,说“埋单”就成了香港和广州。如果再误为“买单”,便意味全无。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也许,这样的细节微不足道;也许,这样的细节不值一提。但,没有细节的历史就像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 1843 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1843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1991年3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1933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1949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 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 1991 年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3 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读陈丹燕《成为和平饭店》 好作家的检测指标通常有三个:感觉、文字、结构。感觉好的文字未必也好,文字好的结构未必也棒。三全其美,是稀罕物,是可人儿。 但陈丹燕算一个。 陈丹燕是上海的“幽灵”。从1998年发表“风花雪月”,到2012年出版“和平饭店”,她猎犬般也幽灵般地工作了十几年。现在这本书花了她整整八年功夫。“八年抗战”下来,陈丹燕自己也“成为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是上海的“范儿”。 用“非虚构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和平饭店,无疑是高明和贴切的。但开场竟是葬礼,却堪称“神来之笔”。翻开第一页,“天上斜雨霏霏”。灵车驶过一条对此“毫不知情的马路”,带走一位见证历史的老人,还有他讲不完的故事。因为“毫不知情”,也因为“见惯不怪”,那条马路没有任何表示。然而在陈丹燕的笔下,这种习以为常却被表述为“竟是这样无动于衷的样子”。 是的,“竟是”。能“竟是”吗? 陈丹燕以为不能。 于是,陈丹燕组成了她“一个人的考古队”,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女性作家的细腻,发掘上海文化的“无形遗产”,也就是可以被称作“上海味儿”或“上海范儿”的那些东西。它们全都靠一个个稍不留意就会被忽略的细节来传承和支持,因此也只能靠这些细节来发现和表现,比如调酒师阿四“翘起雪白的小指,用食指与中指在吧台上轻轻一抹,发牌似的排出两张杯垫”。就这么看似漫不经心的一个小动作,上海手艺人的“职业感”就一览无遗了。 职业感是上海的精神。它并不仅仅只是“爱岗敬业”那么简单,更包含着对娴熟技艺的自我陶醉和相互欣赏,以及“看似漫不经心”背后的理所当然和得心应手。因为得心应手,所以精彩漂亮;因为理所当然,所以并不炫耀。惟其如此,才透着一股子从容、自信和得体。结果,便优雅。 优雅是上海的味道。这种味道不靠“打造”,而靠“养成”,包括对某些细节的坚守,比如坚持说“会钞”而不是“埋单”。说“会钞”才是上海,说“埋单”就成了香港和广州。如果再误为“买单”,便意味全无。 也许,这样的细节微不足道;也许,这样的细节不值一提。但,没有细节的历史就像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 1933 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1843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1991年3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1933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1949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 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 • 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1949 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读陈丹燕《成为和平饭店》 好作家的检测指标通常有三个:感觉、文字、结构。感觉好的文字未必也好,文字好的结构未必也棒。三全其美,是稀罕物,是可人儿。 但陈丹燕算一个。 陈丹燕是上海的“幽灵”。从1998年发表“风花雪月”,到2012年出版“和平饭店”,她猎犬般也幽灵般地工作了十几年。现在这本书花了她整整八年功夫。“八年抗战”下来,陈丹燕自己也“成为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是上海的“范儿”。 用“非虚构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和平饭店,无疑是高明和贴切的。但开场竟是葬礼,却堪称“神来之笔”。翻开第一页,“天上斜雨霏霏”。灵车驶过一条对此“毫不知情的马路”,带走一位见证历史的老人,还有他讲不完的故事。因为“毫不知情”,也因为“见惯不怪”,那条马路没有任何表示。然而在陈丹燕的笔下,这种习以为常却被表述为“竟是这样无动于衷的样子”。 是的,“竟是”。能“竟是”吗? 陈丹燕以为不能。 于是,陈丹燕组成了她“一个人的考古队”,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女性作家的细腻,发掘上海文化的“无形遗产”,也就是可以被称作“上海味儿”或“上海范儿”的那些东西。它们全都靠一个个稍不留意就会被忽略的细节来传承和支持,因此也只能靠这些细节来发现和表现,比如调酒师阿四“翘起雪白的小指,用食指与中指在吧台上轻轻一抹,发牌似的排出两张杯垫”。就这么看似漫不经心的一个小动作,上海手艺人的“职业感”就一览无遗了。 职业感是上海的精神。它并不仅仅只是“爱岗敬业”那么简单,更包含着对娴熟技艺的自我陶醉和相互欣赏,以及“看似漫不经心”背后的理所当然和得心应手。因为得心应手,所以精彩漂亮;因为理所当然,所以并不炫耀。惟其如此,才透着一股子从容、自信和得体。结果,便优雅。 优雅是上海的味道。这种味道不靠“打造”,而靠“养成”,包括对某些细节的坚守,比如坚持说“会钞”而不是“埋单”。说“会钞”才是上海,说“埋单”就成了香港和广州。如果再误为“买单”,便意味全无。 也许,这样的细节微不足道;也许,这样的细节不值一提。但,没有细节的历史就像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读陈丹燕《成为和平饭店》 好作家的检测指标通常有三个:感觉、文字、结构。感觉好的文字未必也好,文字好的结构未必也棒。三全其美,是稀罕物,是可人儿。 但陈丹燕算一个。 陈丹燕是上海的“幽灵”。从1998年发表“风花雪月”,到2012年出版“和平饭店”,她猎犬般也幽灵般地工作了十几年。现在这本书花了她整整八年功夫。“八年抗战”下来,陈丹燕自己也“成为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是上海的“范儿”。 用“非虚构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和平饭店,无疑是高明和贴切的。但开场竟是葬礼,却堪称“神来之笔”。翻开第一页,“天上斜雨霏霏”。灵车驶过一条对此“毫不知情的马路”,带走一位见证历史的老人,还有他讲不完的故事。因为“毫不知情”,也因为“见惯不怪”,那条马路没有任何表示。然而在陈丹燕的笔下,这种习以为常却被表述为“竟是这样无动于衷的样子”。 是的,“竟是”。能“竟是”吗? 陈丹燕以为不能。 于是,陈丹燕组成了她“一个人的考古队”,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女性作家的细腻,发掘上海文化的“无形遗产”,也就是可以被称作“上海味儿”或“上海范儿”的那些东西。它们全都靠一个个稍不留意就会被忽略的细节来传承和支持,因此也只能靠这些细节来发现和表现,比如调酒师阿四“翘起雪白的小指,用食指与中指在吧台上轻轻一抹,发牌似的排出两张杯垫”。就这么看似漫不经心的一个小动作,上海手艺人的“职业感”就一览无遗了。 职业感是上海的精神。它并不仅仅只是“爱岗敬业”那么简单,更包含着对娴熟技艺的自我陶醉和相互欣赏,以及“看似漫不经心”背后的理所当然和得心应手。因为得心应手,所以精彩漂亮;因为理所当然,所以并不炫耀。惟其如此,才透着一股子从容、自信和得体。结果,便优雅。 优雅是上海的味道。这种味道不靠“打造”,而靠“养成”,包括对某些细节的坚守,比如坚持说“会钞”而不是“埋单”。说“会钞”才是上海,说“埋单”就成了香港和广州。如果再误为“买单”,便意味全无。 也许,这样的细节微不足道;也许,这样的细节不值一提。但,没有细节的历史就像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 2012 年 9 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1843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1991年3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1933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1949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 月 20 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e9cn.html ) - 她完成了和平饭店_易中天_新浪博客 分享: 分享到新浪Qing 喜欢 阅读 ┊ 评论 ┊ 收藏 ┊ 转载 ┊ 喜欢 ▼ ┊ 打印 ┊ 举报 已投稿到: 排行榜 圈子 加载中,请稍候...... 前一篇: 教师不是蜡烛 评论 重要提示:警惕虚假中奖信息        ♥ 2011吃货们的幸福生活        关注每日最热门博客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Qing带来全新读图时代        关注每日最热门博客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易中天 | 做人要做怎样的人

(2012-06-22 08:16:46) 转载 ▼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 •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 •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 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 •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

易中天 | 我的父亲易庭源—-纪念父亲逝世一周年

(2012-08-17 11:29:04) 转载 ▼ 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   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 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 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 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 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教学模型:在一个木架上,安装若干小纸盒,标上账户名称。纸盒之间,用玻璃管连接。当小圆珠从一个纸盒滚到另一个纸盒时,就表示资金的运动。这个教学模型,我是亲眼看见父亲做的。那时我九岁多,所以还记得。 其实,父亲也是好父亲。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父亲一点微薄的薪水,已经无法养家糊口,便业余做点小买卖,卖煤油灯。家里空间小,煤油灯摆了一地。我那时才一两岁,调皮捣蛋,上蹿下跳,结果一头摔在煤油灯上。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二话不说,抱起我就送医院。为了抄近路,来不及穿鞋的父亲,光着脚在铁路上跑,两只脚全都磨破了。父亲却一声不吭,直到我伤口处理完毕,又把我抱回家。 这样的故事,我们三兄弟每人都能讲出很多。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爱呵护下,我们长大成人,羽翼丰满,各奔东西。但无论是实现理想,还是外出谋生,父亲和母亲都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1965年高中毕业,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唱着红歌进新疆。父母亲虽然其实舍不得,却没有说半句反对的话,只是默默为我收拾行李,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兵团,好好干,多写信。 现在回忆起来,父母亲慈爱的眼光,何曾片刻离开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从不溢于言表而已。九十年代初,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有一次,因为有急事要通知,父亲竟然坐公交车到武大去找我。碰巧我有事外出,父亲便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坐等了三个小时。 这同样是讲不完的故事。实际上,就连父母亲自己,也记不住他们给了子孙多少爱。但儿孙的些许回报,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女儿九岁时,用她所得的第一笔稿费,给爷爷买了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父亲一直在使用。他常说:我有三个好儿子,三个好儿媳,三个好孙子。我是“九好老人”。再加上重外孙女,真是十全十美,一生无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的两大无奈。现在,父亲已经飘然回到先走一步的母亲身边。那里,应该是一个没有纷争也没有烦恼的清凉世界。我们迟早也会到那里去,但此刻,则仍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人世,以期不辜负他们的深情和厚望。 本文刊登于2012年8月17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帅彦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 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 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教学模型:在一个木架上,安装若干小纸盒,标上账户名称。纸盒之间,用玻璃管连接。当小圆珠从一个纸盒滚到另一个纸盒时,就表示资金的运动。这个教学模型,我是亲眼看见父亲做的。那时我九岁多,所以还记得。 其实,父亲也是好父亲。 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父亲一点微薄的薪水,已经无法养家糊口,便业余做点小买卖,卖煤油灯。家里空间小,煤油灯摆了一地。我那时才一两岁,调皮捣蛋,上蹿下跳,结果一头摔在煤油灯上。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二话不说,抱起我就送医院。为了抄近路,来不及穿鞋的父亲,光着脚在铁路上跑,两只脚全都磨破了。父亲却一声不吭,直到我伤口处理完毕,又把我抱回家。 这样的故事,我们三兄弟每人都能讲出很多。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爱呵护下,我们长大成人,羽翼丰满,各奔东西。但无论是实现理想,还是外出谋生,父亲和母亲都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1965年高中毕业,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唱着红歌进新疆。父母亲虽然其实舍不得,却没有说半句反对的话,只是默默为我收拾行李,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兵团,好好干,多写信。 现在回忆起来,父母亲慈爱的眼光,何曾片刻离开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从不溢于言表而已。九十年代初,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有一次,因为有急事要通知,父亲竟然坐公交车到武大去找我。碰巧我有事外出,父亲便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坐等了三个小时。 这同样是讲不完的故事。实际上,就连父母亲自己,也记不住他们给了子孙多少爱。但儿孙的些许回报,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女儿九岁时,用她所得的第一笔稿费,给爷爷买了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父亲一直在使用。他常说:我有三个好儿子,三个好儿媳,三个好孙子。我是“九好老人”。再加上重外孙女,真是十全十美,一生无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的两大无奈。现在,父亲已经飘然回到先走一步的母亲身边。那里,应该是一个没有纷争也没有烦恼的清凉世界。我们迟早也会到那里去,但此刻,则仍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人世,以期不辜负他们的深情和厚望。   教学模型:在一个木架上,安装若干小纸盒,标上账户名称。纸盒之间,用玻璃管连接。当小圆珠从一个纸盒滚到另一个纸盒时,就表示资金的运动。这个教学模型,我是亲眼看见父亲做的。那时我九岁多,所以还记得。 其实,父亲也是好父亲。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父亲一点微薄的薪水,已经无法养家糊口,便业余做点小买卖,卖煤油灯。家里空间小,煤油灯摆了一地。我那时才一两岁,调皮捣蛋,上蹿下跳,结果一头摔在煤油灯上。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二话不说,抱起我就送医院。为了抄近路,来不及穿鞋的父亲,光着脚在铁路上跑,两只脚全都磨破了。父亲却一声不吭,直到我伤口处理完毕,又把我抱回家。 这样的故事,我们三兄弟每人都能讲出很多。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爱呵护下,我们长大成人,羽翼丰满,各奔东西。但无论是实现理想,还是外出谋生,父亲和母亲都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1965年高中毕业,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唱着红歌进新疆。父母亲虽然其实舍不得,却没有说半句反对的话,只是默默为我收拾行李,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兵团,好好干,多写信。 现在回忆起来,父母亲慈爱的眼光,何曾片刻离开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从不溢于言表而已。九十年代初,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有一次,因为有急事要通知,父亲竟然坐公交车到武大去找我。碰巧我有事外出,父亲便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坐等了三个小时。 这同样是讲不完的故事。实际上,就连父母亲自己,也记不住他们给了子孙多少爱。但儿孙的些许回报,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女儿九岁时,用她所得的第一笔稿费,给爷爷买了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父亲一直在使用。他常说:我有三个好儿子,三个好儿媳,三个好孙子。我是“九好老人”。再加上重外孙女,真是十全十美,一生无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的两大无奈。现在,父亲已经飘然回到先走一步的母亲身边。那里,应该是一个没有纷争也没有烦恼的清凉世界。我们迟早也会到那里去,但此刻,则仍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人世,以期不辜负他们的深情和厚望。 本文刊登于2012年8月17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帅彦 本文刊登于2012年8月17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帅彦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e7qn.html ) - 我的父亲易庭源----纪念父亲逝世一周年_易中天_新浪博客 分享: 分享到新浪Qing 喜欢 阅读 ┊ 评论 ┊ 收藏 ┊ 转载 ┊ 喜欢 ▼ ┊ 打印 ┊ 举报 已投稿到: 排行榜 圈子 加载中,请稍候...... 前一篇: 无偿奉献与免费献身 评论 重要提示:警惕虚假中奖信息        ♥ 2011吃货们的幸福生活        关注每日最热门博客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Qing带来全新读图时代        关注每日最热门博客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萝卜网 | 易中天:为让了领导爽,一宿”叫床62次”

原文标题:无偿奉献与免费献身 最近有两件事值得关注,一是崔永元发起的“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二是“伟大复兴实现62%”。 先说第一件事。 有一位乡村教师告诉学生,乘飞机是坐在翅膀上。有一个农村孩子对爸爸说,他将来要抓一架飞机养在自家院子里。这些令人心酸的故事,让崔永元发起了“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活动。最近这一次,有一百多名乡村教师坐了火车和飞机,车票和机票由上海市民捐赠,食宿由华东师大免费提供,数百个上海家庭帮助他们的学生圆梦。其中一个农村孩子的心愿,是为他从来没有换过床单的奶奶申请一条床单。 这是一些让人落泪的故事。 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打击和暗算,我早已铁石心肠,但“爱飞翔”实在让人动容。乡村教师是那样的淳朴可爱,爱心人士是那样的古道热肠,上海市民是那样的真诚善良,组织者和志愿者是那样的尽心尽力,崔永元、钱文忠、陈丹燕、李蕾是那样的全力以赴,每个人都做到了极致。 我要感谢“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计划”,感谢他们让我实践了自己的主张——站着把钱挣了,坐着把款捐了,开着玩笑把话说了,唱着歌儿把事做了。于是我突然发现,原来爱是一种幸福。 对于公民,做公益是权利,不是义务。不能要求每个公民都做公益。但对于政府和官员,支持公益是义务不是权力。为什么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要那么冷漠呢?他们难道不明白对爱的冷漠无异于慢性自杀么? 如果说乡村教师培训的组织者、志愿者和参与者是“无偿奉献”,那么,不用国家经费自动奉献“伟大复兴实现62%”的,就只好算作“免费献身”。为了让“上面的人”爽,居然还将“叫床”从46次增加到62次,不知这意味着中国学术界的堕落达到了百分之几?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奉献和奉献也不一样。 顺便说一句,本文正面赞扬部分已超过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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