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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反节育派逗你玩:低生育率造成中国劳动力危机

最近中国官方公布数据,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净减少。立刻有不少反节育派(自称是反计生派)大呼“人口危机来临”,认为必须迅速调整生育政策,否则“在持续低生育率之下,未来将产生不可控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系列的困局将无法逃避”。持这种观点的人或是不具备专业知识,或是欺负没有专业知识的人,编造出这个“逗你玩”的假命题。中国的失业远比官方承认的严重中国官方公布的2014年失业率有两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9%;调查失业率是5.1%。过去五年来,中国的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1%不变,以不可靠闻名于天下,实际情况远比官方宣称的严重。前总理温家宝曾在2010年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公开宣布:中国失业人口有2亿。必须指出的是,这2亿之外还有很多未充分就业人口,因为政治原因不得不列入“就业人口”行列。以钢铁业为例,中国约有800家钢铁企业,就业人数超过350万人,不仅是地方拉动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更是地方财政税收来源与重要的就业渠道。这些年钢铁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2012年达21%),即使如此,各地的钢铁厂却不敢关门,在亏损的状态下也坚持生产,因为各地政府“眼睛都在盯着企业,要完成GDP和税收指标,以及保障当地就业。如果一停产,银行就会上门,政府也会上门,职工也不会答应。”(《人民日报》10/10/2013:【中国“失速”的真相】(二)亏损也要过剩生产)。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有几十个,不少都处于亏损也要生产的状态,企业勉强雇佣的工人实际上处于半失业状态。此外,由于就业市场一直处于供给过度状态,已就业人员当中有不少人的收入仅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廉思《中国底层青年的生存困境和出路》集中分析了这一问题。另外一种现实的压力就是中国这一“世界工厂”正进入萧条时期,将导致数以亿计的工作岗位丢失。1月22日,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表示,由于工资上涨,中国将有1.24亿人的制造业岗位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4亿,一旦失业人口达到3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32%。如此高的失业率,加上大量50岁以上的人被迫提前退休,这种状况下,夸大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减少的危机,纯粹是反节育派“逗你玩”生造的一个伪命题。移民潮高峰引发各国遣返潮中国在数年前就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移民输出国,通过各种渠道释放本国的人口压力,其中不合法的移民数量超过合法移民。中国究竟往外迁徙了多少人口?中国政府也想理清这笔糊涂账。国务院侨办为此做了《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这一课题,其中的数据是,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约5千万,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移民约占近4千万。自21世纪以来,东南亚在外移人口当中的占比已降至73%左右,北美、欧洲、大洋洲、日本与韩国等地的华侨华人增长较快。4千万人仅及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总数14亿的3%左右,因此中国并没感到人口压力减轻多少,但对于世界各国来说,移民与中东非洲难民的涌入,都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仅2014年上半年即有6万名非法移民登陆意大利,最后转道到了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引起欧盟国家强烈反应。在经历了人道与本国现实的两难考虑后,不少国家开始提高移民门槛,用高额罚款惩罚雇佣黑工的雇主,并陆续遣返非法移民。《中国新闻周刊》曾发过一篇《国际民工返乡潮:被遣返的梦想》,该文引用了一些资料:2006年中国向境外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82万,以后外派劳工仍在增长,但“黑工”的数字可能远高于合法外派者。在全球失业潮背景下,“黑工”们如同过街老鼠一样被追打,最终被迫回国。从2008年11月开始,北京接收的境外遣返人员显著增长,仅2008年就接收了5024个境外遣返人员,比上一年增长了10%。这个数字不包括自返和当地移民局未通知的人员。必须说明的是,在欧美各国打“黑工”被抓的大陆华人,只要是非法入境者,就不会在出入境管理机构的档案库中留下指纹,这些人可以任意编个名字与出生地,中国方面查无此人就不能遣返。因此,被遣返的人只占非法移民当中的极少数。俄罗斯的中国非法移民据说高达100万,2008年2014年,加拿大据说共遣返2472名中国人,其中206人系逃犯。中国移民非洲,难免新殖民主义之讥目前世界人口突破70亿,其中82%的人口即57亿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移民成了最快捷的方式。据2013年联合国“国际移民和发展”高级别对话公布的数据,2013年世界移民人口数量达到2.32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2%,2000-2013年间,移民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截止2010年,从发展中国家迁往发达国家的移民人数约7429.7万人,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约有7315.8万人,二者数量接近。非洲国家人口增长速度高居全球之首,该地战乱和自然灾害频发,宗教和政治冲突纷繁,艾滋病高发,不少非洲国家长期为难民问题所困扰。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公开资料,非洲大陆目前有1700万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部分难民通过各种渠道偷渡至美欧等发达国家。即便是这样一个充满各种风险且盛产难民之地,居然也成了中国人移民淘金之地。据《动荡非洲:中国移民新沃土》(《广州日报》2013年11月13日)援引数据,2012年底非洲华人总数已超过100万,成为中国冒险家的“新乐园”。只是这些冒险故事并不全然灿烂,比如广西上林县(国家级贫困县)有1.2万人在非洲加纳非法淘金,因对当地生态破坏严重,引发冲突,有逾千人被遣返。哪怕是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国企巨头,也因为与当地政府、民众因环保、劳工权益等问题发生不少冲突,每次冲突就导致部分移民被遣返。非洲国家自身的人口负担很重,当然不可能接纳大量外来移民。据国际劳工组织新闻今年1月公布的资料,2015年南非的失业率将排到全球第8位。但中国移民在这国家有20万之多,其中一半左右是非法移民,南非警方正在想法缉拿遣返(据Peter Gastrow《南非中国黑帮与犯罪组织》)。随着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增加与移民涌入,不仅发达国家指责中国在非洲掠夺资源,非洲人也纷纷指责中国人在那里进行掠夺资源的新殖民。非洲国家遣返移民的方式可不象欧美国家仁慈,中国移民因此遭罪的不少。中国失业人数与全球总数接近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新闻)每年都发布全球就业人数报告,但都是按地区列明数量,比如中国所在的亚洲列了东亚、南亚,却未列国别。据该机构《2014年全球就业趋势》数据,2013年全球失业人数已达到近2.02亿。失业率为6%。这个数字应该未包括中国的实际失业人口(最多是登记失业率人口)。其中约7450万在15至24岁年龄组的人为失业者,青年失业率为13.1%。今年1月20日,该机构发布2015年全球就业形势预测报告,称今年将再增300万失业人口,而在未来4年内还将再增800万。综上所述,可以归纳本文结论:一,在全球失业率普遍偏高、青年就业危机普遍化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减少并非“危机”;二,人口增长是否合理,必须与本国失业率、资源承载能力综合考虑;三,中国的移民潮与移民遣返说明,世界不会再无限制承接中国人口。在中国现有失业人口高达2亿、还有1.24个中国人行将失去工作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减少将引发一系列危机纯粹是反节育派“逗你玩”的伪命题。

信力建 | 信孚研究院,学习型的朋友群落

作者: 信力建   日前,著名时评家、作家、博主卫金桂女士受邀加入信孚研究院。 卫金桂,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现为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授、最热门文科选修课教师、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编委。曾任北京市丰台区第七、八届常委;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主编。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持或参与各类研究项目十多项。2011年出版小说《中国女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小说《伊甸园之殇》、《承担——60后大学生》已与名牌出版社签约,将于本年内出版。 迄今为止,卫金桂发表的文章已近千篇,杂文、随笔、书评、学术、生活,包罗万象,博古通今。某媒体曾如此评价她:作为历史研究者,她喜欢写评论,却不拘泥于媒体报道。她写生活琐事,却能引发网民地震,独成一家新闻。卫金桂自称“自由主义信徒,甘地主义态度”,事实上这也是信孚研究院的基本核心:自由主义,包容理性,主张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达成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不管是什么派系、什么主义。 信孚研究院是神马?更形象地说,它是信孚的专家朋友们的一个“大客厅”、“休养园”,更是国内著名学者们的“精神家园”。 简单地说,信孚研究院秉承和推行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理念和“学术自主”的模式,提倡求真、分享、自由、有趣、共进的合作方式,努力整合全球华人的知识学术资源,为每一位有共同价值理念和追求的学者专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学者最便利最宽松的研究环境,着力于共同研究国内和国际发展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网络,携手推动社会进步。 未来,研究院将逐步走向国际现代化的公益组织运营模式,启动基金化运作,力求公开透明,但这只是初步设想。目前,研究院是独立支撑,适度资助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率先实现信孚提倡的“时时、人人、处处”学习的大教育梦想! 目前,信孚研究院里的“牛人们”包括:袁伟时、曹思源、杨恒均、陈有西、吴祚来、秋风、颜昌海、童大焕、熊培云、李悔之、周虎城、杨佩昌、野夫、李剑芒、袁征、罗天昊、袁天鹏、李小鸣、李公明、鄢烈山、笑蜀、令狐补充、郎遥远、王晓阳、章文、熊丙奇、曹保印、荣剑、范泓、刘柠、叶匡政、刘洪波、郝建、薛忆沩、易富贤、余以为等知名学者。 研究院的“主业”很丰富,包括吃饭、喝酒、旅游、度假、做善事等等。只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广州,都会受邀参与信孚饭局,几样小菜、一壶好茶,思想碰撞,天马行空,各自惬意。比如,今年以来,与袁伟时、杨恒均、程刚等谈“中国话为何让世界焦虑”,与王则楚、李公明、唐明灯等谈“国家主义者”,与陈思、鄢烈山、蔡慎坤等谈“穆兄会的兴衰”,与冉云飞、赵牧等谈“外交价值”,与山田正行、余以为等谈“日本的政治与教育”,与邓良平、韩世同等谈“民企的春天在哪里”,几乎每个饭局都有个主题,而每一次的讨论都有所收获。 旅游度假,也是信孚研究院的特色之一,通过文章交流的“读文”,到互动交流的“读人”,再到行走天下的“游学”。比如,与杨东平、陈有西、杨恒均等游走以色列,与秦晖、金雁、秋风、张鸣等游走东欧诸国,与徐列、邓良平等游走日本,与袁伟时、鄢烈山、向熹等游走希腊古国,与吴祚来、曹保印、周虎城等游走印度等等,每一次游学之旅都充满新奇,沿途知识互补,观点辩论,趣味之至。 做文化善事,更是信孚研究院乐此不疲的事情。比如,联合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媒体等做文化论坛、捐资助学,举办“儒教研讨会”、“武夷论道”、“信孚公益论坛”、“印度文化论坛”等,向农民工家庭赠送教育图书,为在校贫困大学生设立奖学金、调查基金等等,去年开始推出“好书送好友”活动,为学者、媒体、网友等赠送几千本好书,获得了诸多好评。 简单,慈善,乐学,有趣——这就是信孚研究院。如你想加入我们,欢迎给我们来信:[email protected]

爱思想 | 胡鞍钢 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9 次 更新时间: 2012-03-31 16:43:58 胡鞍钢 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进入专题 : 民族政策    ● 胡鞍钢 ( 进入专栏 )   胡联合       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这就需要顺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潮流,善于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并充分吸取其失败教训,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 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逐步增长,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动员和整合作用不断增强,民族意识在一些群体中得以快速发展,因民族因素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凸显,在一些地区反分裂反恐怖面临的斗争形势更趋严峻复杂,使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成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必须妥善应对的一个特殊紧迫、特殊重要的战略问题。     2010年 1月和 5月先后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了促进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方针和要求, ③这是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开始向第二代转型的标志,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家园、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     我们如何促进国内各民族更加主动交往、更加深入交流、更加自觉交融,成为交融一体的中华民族 ?我们一定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全局高度着眼,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充分认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的特殊重要性,与时俱进地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确保中华民族一体化得到不断巩固和繁荣发展。          一、充分认识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建构和强化国族认同的特殊重要性          从政治学原理看,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是靠认同,一是靠强制,两者缺一不可。强制主要依赖于警察、法庭、监狱、军队等国家强制机器,在现代社会法律越来越成为国家进行强制的基本工具。认同是一种自觉的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是人们将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行为规范的自觉濡化行为。认同比强制更为重要,就连强制机器的运用也需要最低限度的认同,虽然认同 (当然也包括强制 )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但是,认同又高于物质基础,只有解决了认同问题 (特别是从制度上保障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④     认同有多种类型,其中国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又称民族国家认同、国家认同 )是现代国家公民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认同。从历史渊源上看,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对国家的最自然的朴素情感,具有国族认同的某些原初成分。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其中生长、接受教育,并仍在其保护之下生活的政府或国家,便是我们的好行为或坏行为对其幸福或不幸有极大影响的最大的团体。因此,它生来即受我们高度的关注。通常来说,在这个团体内,不仅我们自己,而且还有我们最善意感情的所有对象,我们的孩子、父母、亲戚、朋友、恩人,所有那些我们自然要对其表达深切热爱和崇高敬意的人,他们的繁荣和安全多多少少依赖于这个团体的繁荣和安全。所以,我们生来就热爱这个团体 ”。 ⑤“正是由于我们与这个团体有这样的关系,因此,它的繁荣和光荣似乎也给我们带来某些荣誉。当我们把它与其他同类团体做比较时,我们就会为它所具有的优势而自豪,而若它在什么方面不如其他同类团体时,我们则会为此而感到几分屈辱。 ”⑥但是,必须看到,一个人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并不等于其已有国家 (国族 )认同。严格意义上讲,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在人类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才有现代意义的国家 (国族 )认同,这就是民族国家认同。因为,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人们与其说是忠于国家,不如说是忠于王朝或政权统治者。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还谈不上是民族国家,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只能算是朴素的情感,特别是实际上很多臣民往往是忠于他的家庭、宗族和地方政权,而对国家中央政权的忠诚则往往是很弱的。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实际上民族国家的建构不是 “从文化到政治 ”的过程,而是 “从政治到文化 ”的过程。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民族 ’得到了一个最广泛的意义,特别是在官方的用法中,亦即无论个人的出生地或起源,它是所持国家护照的公民身份。但在另一方面,这也象征着一种新的文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一个人所拥有的旧文化遗产,因此,不同民族的相互融合乃得以发生。这种情形在英、法与欧洲其他国家已普遍可见,在美国尤其如此 ”。 ⑦但是,在东欧与其他地区, “‘民族 ’却还是那个老词,指的是某个特定的族群,是各自拥有的文化特质,但民族的政治地位却还是未变 ”;“这些族群的界定,是根据地域、语言与宗教。在波兰,没有一个犹太人会因为拥有 ‘国籍 ’而成为波兰人 ;在俄罗斯,没有一个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鞑靼人或日耳曼人能够成为 ‘俄罗斯人 ’”⑧;在奥斯曼帝国, “各个族群享有地方分治的权力,在纯属内部的民事事务上拥有极大的司法权 ……这种各自为政的 ‘国中之国 ’终于衍生出各自的民族主义,将一个老朽不堪的帝国弄得分崩离析,进而各自分家组成新的国家。 ”⑨因此,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能否适应 “民族国家 ”的 “国族 (民族 )”与 “国家 ”同一化的客观发展趋势,建立起国民的不分原来的民族出生的共同的国族 (民族、民族国家 )认同,是近现代国家面临的最基本任务。 “在打造每个的族群认同上, ‘国家 ’的政治性最强烈也最排他 ”;“如果 ‘族群归属感 ’是人格的避风港,那么在一个族群具有国家的形式时,那也正是这种归属感最强烈的时候。人世间,最能够持久的政治组织非国家莫属 ”。 ⑩     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建构起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强化其爱国主义情感和凝聚力,是现代国家治理社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基本的内在的本质要求。 “如果国家可以成为个人身份的延伸或源泉 ,那么国家权力就可以被自愿地接受。于是 ,国家成为民族的体现,那些将自己的身份首先视为国民的人会将自己的福祉与国家的福祉视为不可分割的。 ”11现代国家不仅仅是施加于其中所统治的个人之上的特别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如税收、不反抗与私人和社会行为方面的要求等。 “国家还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所带来的影响,在所有其他人之上要求集体意识,也就是要求民族身份。 ”12“通过符号和制度,国家已经成为社会再造的中心。 ”13“现代民族国家有意识地运用语言政策、正规教育、集体仪式以及大众传媒来整合公民,并确保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 14无疑,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需要建构起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没有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任何国家的制度外壳都是不稳固的,国家也就难以对其人民进行有效的治理。     实际上,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任何国家的长治久安,根本在于从制度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 (国族 ),强化国族认同,淡化族群 (民族 )认同,通过制度安排使族群 (民族 )问题非政治化,不给任何人声称是某一 “地方民族利益 ”代表和领导者的机会,重中之重在通过制度安排来保障官员始终做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积极领导力量,防止其在政治大气候变化时成为分裂国家的领导力量。从国际经验教训来看,一个国家开展反恐怖斗争的关键应是防止草根阶层成为亡命徒式的恐怖分子,而一个国家开展反分裂斗争的关键应是通过制度安排使所谓 “地方民族精英 ”无法宣称是本地区本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和领导者,无论政治大气候如何变化都无法成为分裂国家的 “领头羊 ”,无法煽动草根阶层成为搞分裂搞恐怖的 “马前卒 ”。     中国人素有爱国主义的传统,中华民族更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华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汉族也是一个很具包容性的民族,融合了大量原来不属于汉族的其他民族 ;中华民族之各少数民族也不同程度地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包括汉族的文化成份 ;中华民族各成员民族的人员、物资、信息和文化交流特别是相互通婚,有力于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为保障和促进国家的统一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框架。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比较短,特别是由于我国历史上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统治,又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仍然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一些人的臣民意识仍未完全肃清,公民意识、国家意识还比较弱 ;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一些人狭隘的民族 (族群 )意识强烈,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却比较弱,民族分裂主义仍然潜滋暗长,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原因和基础性原因。特别是在新疆, “大量事实表明,民族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新疆地区存在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 ” 15因此,与时俱进地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建构和强化各族人民的国族 (国家 )认同感,就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亟需解决的一个特殊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我们一定要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出发,充分认识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建构和强化国族认同的特殊重要性。          二、善于借鉴和吸取国际上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世界各国处理民族 (种族 )问题的方法,各国不尽相同,各有其特点,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大熔炉模式和大拼盘模式 (或称马赛克模式 )。通过近代几百年的实践证明,大熔炉模式是解决民族 (种族 )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虽然其间由于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强调公民不分民族 (种族 )身份的权利和义务平等而难免会产生一些民族磨擦和民族冲突,但是却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演变为民族分裂问题,最突出的典型是美国、巴西、印度等大国 ;大拼盘模式则是处理民族问题比较失败的方法,因其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团体和地域多元主义体制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无法促进民族交融一体而建构统一的国族,容易使民族矛盾冲突与地区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化为民族分裂甚至民族战争,最突出的典型是 (前 )苏联、 (前 )南斯拉夫、 (前 )捷克斯洛伐克等国。     从民族大熔炉模式的典型国家来看,如在美国,虽然估计有来自世界各国、国内各地的大小族群 (种族 )1500多个,但是政府不对族群 (种族 )实体进行法律、政治等实体方面的认可和标识,不给予族群 (种族 )集团以法律上的承认,只在社会生活中可把国内具有不同国家或地域来源、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等特点的群体称为 “族群 ”(ethnic groups),特别是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国籍法、移民法、英语教育、立法、司法、行政、传媒等公共政策和法律,着力构建一个不分来源、不分族群、不分宗教的统一的美利坚民族 (American nation)和美国人 (American)身份,美国任何族群的成员 (印第安人有所例外 )都只能是一个公民,不得以种族身份为理由在政治任命、选举、教育、工作机会等方面给任何人以优待或歧视,绝不允许 “种族 (民族 )自治 ”;美国公民的身份证明中也没有 “民族 ”(种族、族群 )的内容 ;不管人们原来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加入美国国籍,就成为且只能成为美国人和美利坚民族的一员。从美国族群政策的演变历史来看,早期的大熔炉政策 (第一代大熔炉模式 )是一种强力的盎格鲁 —撒克逊化的政策,主要是把其他族群的人同化为盎格鲁新教群体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 20世纪初以来,随着来自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墨西哥、俄罗斯、东欧、中国、日本等世界各地大量新移民的不断涌入,美国的族群政策变成了典型的大熔炉模式 (第二代大熔炉模式 ),即促进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域、具有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融合成为一个具有美国核心文化特质的美国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美国的族群政策演化成了第三代大熔炉模式,即在强调继续巩固和发展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统一性的同时,又承认和容忍族群的 “文化多元性 ”,允许不同族群保持具有族群特色的文化传统。但必须看到, “尽管近年来 (文化 )多元主义准则变得很是强势,事实仍然是族群差异正趋于消弥。这样,尽管族群坚称保留族群文化的必要性,但社会趋势仍然是这些文化差异正被消蚀。 ” 16总之,不管是哪一代的大熔炉模式,美国通过二百多年持续不断的民族大熔炉政策,有力地建构了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身份和身份认同,今天美国的民族大熔炉 “比以往更接近于现实 ”。 17这种强调国族身份的建构和统一、强调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 (而不是族群的集体权利平等 )、避免把公民的财富、权力、声望、职业、就业、教育等个人差距与族群身份、族群集体联系起来,既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又有利于激发公民的个人平等竞争,促进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同时也有力地防止了公民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演化为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当然,由于存在实际上的个体差异和族群差异,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个体矛盾和冲突,有时也可能演化为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但是由于在法律上不允许族群身份和族群集体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特别是不允许任何族群有自己的历史地域范围和特权,因此,即使发生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也不会演化成民族分裂问题。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早期的族群政策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特别是残杀印第安人和对黑人进行种族隔离和制度性排斥。今天的美国,虽然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族群实际问题,但总体来说,其族群政策上是比较成功的,有力地保持美国的国家统一、发展活力和社会秩序。又如,在巴西这个被誉为族群融合相处 “天堂 ”的拉美地域和人口大国,也推行着类似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政策。在巴西,尽管人口的原初血统有印第安人、欧洲人、非洲人, “尽管欧洲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种族血统的特征都是明显的,但是今天巴西人的身体特征已经完全混合了,以致难于准确判断大部分巴西人的种族出身。 ”18这是因为巴西虽然有着数量较多的种族和较大的地区差异,但是巴西政府着力建构 “巴西人 ”和 “巴西民族 ”的共同身份,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平等和个人上升流动,着力推进种族融合, “在以种族融合为己任方面,在现代社会它是罕有先例的 ”, “巴西是一个最明确主张同化的社会 ” 19;巴西的种族区分也不是很固定的,公民的种族分类往往是以身体特征 (肤色、发质、面部特征等 )甚至社会因素 (如经济状况 )而不是以血统为基础的 (如巴西流行 “富有的黑人是白人,而贫穷的白人是黑人 ”的说法,这实际上也鼓励着人们通过阶层流动来改变种族身份 ),政府历来鼓励不同种族的融合,鼓励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融合,族际通婚比较普遍。 “无疑,不同人种的混合 ——融合 ——在巴西几乎比在现代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要深入。 ” “巴西身体和文化同化的程度,显然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多族群社会。 ”20当然,应该清醒地看到,巴西族群的融合并不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同时,巴西这个多族群融合相处的 “天堂 ”也客观存在一些族群歧视、黑人地位较低等族群问题。 21再如,印度自 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大力推行类似美国、巴西的民族大熔炉政策,中央政府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是着力把上百个传统的部落和土邦建构为一个统一的 “印度民族 ”(Indian nation)和印度人。为建构 “印度民族 ”和 “印度人 ”,印度政府不搞民族识别,强调全国只有一个 “民族 ”(即 “印度民族 ”),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人人平等,并千方百计通过语言政策 (规定印地语为联邦官方语言和国家语言 )、历史教科书、音乐、电影等工具和政策来建立和强化国民对 “印度民族 ”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因此,虽然仍然客观存在一些部落和宗教矛盾,但印度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已经比较牢固地建构起了 “印度民族 ”的身份和身份认同,有力地维护了印度国的统一和安全稳定。     从民族大拼盘模式的典型国家来看,如在前苏联,国家因民族而分区域、分界别治理,以民族划界成立联邦主体和不同层次的自治实体,突出和强化民族性,特别是长期以来,斯大林等苏联中央领导同志未能理解列宁同志关于联盟只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过渡形式的思想,未能实现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到巩固政权的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而把以民族为单位建立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 (区 )和边疆州 (区 )组成的联盟形式固定化,人为强化民族标识,特别是强调民族是 “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的共同体 ”,给每一个公民都贴上一个低于国族的 “民族 ”标签,把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使各民族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看作是 “本民族领土 ”,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的资源看作是 “本民族资源 ”,认为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应由 “本民族 ”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为主导,应由 “本民族 ”干部来领导和管理,并在宪法中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自由退出苏联。这就形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制度安排,各地的民族领导者往往被认为是本民族利益的最高代表,在联盟的框架内成为代表和争取本民族利益的代言人。虽然如此,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前,由于在全苏联范围内加强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大力普及俄语、努力建构 “苏联人 ”的国族认同、强化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保障军队的统一领导, “民族精英 ”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被抑制、压制和掩盖了,国家还是保持了表面的平静安定和统一。戈尔巴乔夫当政后,大力推行 “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改革,尤其是 1990年通过公开合法方式取消了宪法赋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各地的民族意识和分裂主义思想日趋高涨。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从制度上使民族 (族群 )意识与地方意识相互叠加强化,各地 (如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州 )一直有着强烈的本民族 (族群 )意识,把本民族 (族群 )意识置于国族意识之上,因此,大气候一变、时机一到,各地的 “民族精英 ”(一些在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 )的民族 (族群 )就摇身一变成为民族分离主义的领头羊。也由于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经济发达地区反而成为分裂国家的急先锋,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最富裕的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反而在 1989年率先宣布独立 ;到 1991年底,苏联更是彻底解体,至此由 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前苏联也一分为 15个国家。又如,在前南斯拉夫,虽然在集权程度上与苏联有较大差别,但在民族政策也属于典型的民族大拼盘模式,是一种团体多元主义体制,通过制度设计使各个民族共存于一个联合体制中,而各个民族则也有自己特定的地理区域,这就形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矛盾的制度安排,使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等都与民族身份、民族分界紧密挂钩,使民族矛盾与地区矛盾一体化,从而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以民族为分界线、垒加强化线 ;一旦中央政权 (联邦政权 )权威不再, “这种联合就分崩离析,而每一个族群 (民族 )都将谋求政治独立。 ” 22具体从经济根源来看,前南拉斯拉夫 1991年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地区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最富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人均 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01.8%,最穷的科索沃自治省人均 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27%;两者人均 GDP相对差距由 1965年的 5倍扩大到 1988年的 7.5倍 ;而与此同时,中央汲取财政能力不断下降,中央财力过小,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972年的 20.7%下降到 1989年的 5.6%,而地方财力过大,且在各共和国之间分布极不平衡。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央财力下降使得中央无力实行财政转移支付 ,实现地区和民族均衡发展 ,导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 ;地区和民族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又导致了中央财力的下降,富裕地区不愿多交税,不愿意援助经济落后地区,不愿意背 “经济包袱 ”,而贫困地区又认为中央不公平,认为自己遭受着发达地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廉价剥削,导致地区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最终国家陷入分裂。 23同时更应从国家政治体制因素看,这就是由于南斯拉夫以民族划分治理区域,片面强调各民族的团体上的形式上的平等,实行 “轮流坐庄 ”,规定各 “共和国是主权国家 ”,自治省是 “享有主权的联邦宪法实体 ”,联邦政府规定各民族都可在政治、商业和学校教育中使用自己的语言,并规定了三种官方语言,导致整个联邦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权力过于分散,联邦政府缺乏必要的集中和权威,国家的安危系于铁托一人的个人威望上。铁托死后,民族矛盾日益浮上台面,到 1989年,南斯拉夫政局突变,决定实行多党制,民族分离主义政治势力的活动甚嚣尘上,结果在 1991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两国的主张民族分离主义的反对党上台执政,公开反对社会主义, 1991年 6月 25日两国退出联邦宣布独立, 11月 20日马其顿宣布独立 ;1992年 3月 3日波黑也宣布独立,加剧塞族、穆族、克族矛盾,引发了多年的内战。 2003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2006年,黑山共和国公决独立 ;2006年塞尔维亚、黑山分成 2个独立国家, 2008年科索沃等几近独立。这样,最初意义上的前南斯拉夫也就从 1个国家分裂为 7个国家。 24再如, (前 )捷克斯洛伐克也实行民族大拼盘政策,它虽然重视从经济上缩小民族地区差距,但由于未能从政治体制上解决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因此也仍然无法阻止国家的分裂。 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 (民族 )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捷克 (民族 )的近 50年,但随着国家对斯洛伐克地区投入大量的资金,帮助其发展经济,到 1990年时两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基本平等程度,但是到 1993年国家仍然被分裂。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解决国族认同问题,特别是缺乏保障国族认同的制度安排,导致在民族隔阂基础上的民族分离主义思想不断加剧:捷克人瞧不起斯洛伐克人,认为联邦国库的钱都让斯洛伐克人花了,影响了捷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斯洛伐克人虽然对国家拉平两地区的经济水平的政策感到满意,但总觉得捷克人欺负他们,不尊重他们的民族感情。在这种背景下,民族问题的政治性不断凸显,特别是两民族的政治精英民族分离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两民族的政治精英发生分裂,都对原有国家政治架构的民族权力制度安排不满,认为本民族的权力和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反映,都在追求本民族政治上的独立和建立国家的权力,遂在 1993年 1月 1日和平宣告联邦共和国解体,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独立。          三、与时俱进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当代世界,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在加速发展,不但民族国家内部正在经历空前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体化过程,而且世界国已日益成为互联互通的一体化的 “地球村 ”,特别是欧洲联盟已经成为一个包含 27个成员国的经济和政治实体,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朝着交往交流交融加深加快发展的客观潮流。当然,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在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实现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族国家仍然长期是国际社会的活动主体和单元,民族国家的利益仍然长期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的不二法则。因此,促进民族国家内部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体,以更好地全球化过程中维护和发展民族国家的利益,乃是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极其紧迫的现实任务。由于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比较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还相当大,所以,促进国家内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特别是应清醒地看到由于西方国家在民族政策上搞双重标准,一方面,始终不渝地强力甚至强制推进本国的民族融合, “西方国家曾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取得这种语言和体制的融合:国籍法和归化法、教育法、语言法、有关公务员雇用、兵役制度和国家传播媒体的政策,等等 ”25,有的甚至对少数民族赶尽杀绝 ;而在另一方面,却利用民族问题分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民族交流融合,以所谓 “人权 ”、 “民族自决权 ”等为籍口插手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或明或暗地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始终面临不利的外部国际环境压力。 “近年来,国际敌对势力从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出发,更加注重利用民族分裂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妄图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打开缺口。 ”26鉴此,我们一定要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忧患意识和创新意识,与时俱进地实现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实现从识别国内 56个民族、保持 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     一是要从政治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民族问题无疑含有政治性,在一些国家也已通过制度强化成为一个复杂而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处理民族问题必须要有智慧和策略,应善于采取 “非政治化 ”的方法,从保障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 (而不是强化国内各族群、民族的集体身份和集体权利 )的角度,按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治原则来处理,坚持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来处理,不宜把涉及不同族群 (民族 )的个人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当作族群 (民族 )问题来处理。要善于和坚持把国内族群 (民族 )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来依法处理,防止把族群 (民族 )问题做政治化的特殊处理,以利于强化每一个公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和法治意识,消除地方民族主义滋长的一切土壤和可乘之隙,强化中华民族意识,淡化分属在汉族和各少数族 (族群 )身份的族群 (民族 )意识,所有公民不论族群 (民族 )成份一律平等,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所有公民均享有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迁徙、生活、工作的权利 (包括加强官员的异地交流任职,加强学生的异地就业等 ),淡化附加在各族群 (民族 )成份上的政治权利,不允许任何族群 (民族 )声称是某一特定区域的族群 (民族 )利益、资源权利和治理权利的代表,不允许以各族群 (民族 )成份来要求在国家享有或在特定区域内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各省级行政区、各地级行政区、各县级行政区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以族群 (民族 )因素而在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加强对一切处于经济社会滞后的地区和公民的发展援助,促进全国人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形势需要,及时开展行政区划管理体制的改革研究,积极推进全国范围内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改革,适当增加省级行政区 (含直辖市 )数量,科学划分明省级行政区管辖面积和人口,使各省级行政区的行政管辖地域面积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适度均衡,更好地统筹辖区面积、人口、族群 (民族 )之间的关系,减少行政管理层级,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地区级行政区划,以利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便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繁荣发展。要高度重视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国家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使公民强化中华民族身份和意识,不允许因少数族或汉族身份而有特权或被歧视,切实保障任何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把对以族群 (民族 )成份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调整为对处于贫困弱势处境的公民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以不断淡化各族群 (民族 )意识,强化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要按国际通常用法谨慎地使用 “民族 ”(nation、 nationality)一词,只在讲中华民族等国家民族时才使用 “民族 ”一词,对汉族和各少数族仍可基本保留原称呼,称为某某 “族 ”,或改称为某某 “族群 ”(ethnic),但不再使用某某 “民族 ”的称呼 (实际上,国内很多同志没有注意到,我国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的 “民族 ”的英语译法,早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就已由原来的 nationality一词悄然改为 ethnic),以利于淡化国内各族群 (民族 )的所谓 “民族意识 ”特别是 “民族主义情绪 ”。要与时俱进以 “去标签化 ”作为处理族群 (民族 )问题的基本策略,不在身份证明、升学、就业等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人为强化公民的族群 (民族 )属性,只强化公民的国家属性或中华民族属性,把 “三个离不开 ”的民族团结要求更好地升华为 “三个分不清 ”,使公民自觉消除身份和心理上的分界线,增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同一性 ;同时把目前处于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以公民救济和帮助的形式促进其发展。总之,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 (包括法制建设和法制创新 )保障国内各公民的权利平等,不使任何公民因族群 (民族 )属性而享有特权或被歧视,切实从政治上保障和促进每一个公民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断增强个人的公民身份和中华民族身份归属。     二是要从经济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经济因素在民族问题上具有基础性作用,促进国内各民族 (族群 )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国内各民族经济联系的纽带,对于促进民族交融一体、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     我们研究发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是国家统一、全国一盘棋、民族交融、多元一体的最大受益者。首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率都高于除中国之外的世界所有高增长国家。这里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数据库将 8个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 168个可统计的国家进行比较。在 1978—2008年 30年期间,内蒙古的 GDP年平均增长率为 11.69%,新疆为 10.35%,广西为 9.86%,西藏为 9.79%,云南为 9.72%,宁夏为 9.61%,贵州为 9.36%,青海为 8.44%。这八个少数民族地区同期增长率都比自然地理条件更为优越、区位优势更为有利、经济基础更为雄厚的国家,例如居世界经济增长率第二的博茨瓦纳 (为 7.59%)、第三位的新加坡 (为 6.92%)、第四位的马来西亚 (为 6.26%),第五位的韩国 (为 6.25%),第六位的泰国 (5.71%),第七位的印度 (为 5.65%)和第八位的伯利兹 (为 5.57%)(见表 1)。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 “中华民族大家庭优势 ”,包括统一的国内市场,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明显的经济外溢性和外部性全国设施网络,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     其次,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类发展指标变化率不仅在中国是最快的,在世界也是最快的。这里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将 8个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 157个可统计的国家进行比较。 1982-2008年期间,全国 HDI指数从 0.558提高到 0.793,提高了 0.235,是同期世界 HDI指数提高幅度最大的国家 ;而同期少数民族地区的 HDI提高幅度都高于全国平均幅度,也是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幅度提高最大的地区 ;1982年时,云南、贵州和西藏的 HDI都低于印度,内蒙古低于蒙古,但到了 2008年,内蒙古已率先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并明显高于邻国蒙古 ;到 2008年,西藏的 HDI和人口预期寿命都高于比它自然条件更好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 “社会主义大家庭优势 ”,包括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全国之力特别是国家财政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改善民生、投资人力资本、促进社会平等,实现了社会进步的大跨越。     第三,进入 21世纪,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相对差距进入缩小阶段。根据我们按各地区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1978-1990年期间,全国地区差异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达到最低点 0.59;1991-2003年期间,这一差异系数呈现上升趋势,达到 0.70,确实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相对差距扩大 ;2004-2010年期间,这一差异系数呈现逆转,并持续下降,达到了 0.58,也真实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相对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优势 ”,包括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着力统筹各地区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鼓励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助,充分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充分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保护少数民族特色、优秀文化和传统,保护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我们一定要顺应经济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特别是要促进民族地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下大气力破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加快建立和完善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保障商品和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大力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加快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抓紧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改变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的问题,提高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更好地促进东中部地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促进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 ;要完善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准入、公平经营的市场环境,保障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国内企业与境外企业有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反对各种歧视行为,促进一切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创造物质文化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快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更好地促进和保障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选择作用的发挥,防止 “劣币驱逐良币 ”的逆淘汰现象的发生,保障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创新者的利益 ;要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在进一步利用好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的同时,要促进民族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相互开放,通过发展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组织、引导东中部地区到民族地区进行投资和经济合作,组织、引导民族地区到东中部地区进行经济合作,帮助民族地区开拓国内市场,利用东中部地区的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 ;要着力培育和壮大以创新为职能的大批企业家队伍,既注意培育民族地区本地的企业和企业家,又注意引进外地的企业和企业家,更注意促进民族地区本地企业、企业家与外地企业、企业家的交流合作,促进各地各类企业家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发现原材料的新来源、特别是创造企业新的组织方式,创造有利于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各种创新活动的良好社会环境,增强民族地区经济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持久动力 ;要特别注重加快科技创新和知识应用,把加快科技创新和知识应用能力作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大幅增加民族地区的科技研发经费和比例,增强民族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推广应用能力,同时大力推动东中部地区对民族地区的科技支援,加强相互交流合作,促进民族地区和东中部地区在相互交流合作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我国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从外延式数量扩张型增长到内涵式质量效益型增长的转变,从要素积累到集约管理再到知识创新的转变。当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强和东中部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特别要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东中部地区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援和合作力度,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的加快发展,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     三是要从文化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就是一个不断兼容并包各地区、各族群文化的过程。这种开放包容性也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和力量所在。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越发重要,交化交往交流交融对于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进而对于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日益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作用。我们一定要顺应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需要,既充分尊重和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又不人为强化、固化公民的文化差异属性,要更加重视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对一切族群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化、共通共融的宣传,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族群 (民族 )主义和大族群 (民族 )主义,不断强化各族干部群众的中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各族公民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不断增强抵御民族分裂主义的免疫力。要特别注意正确认识和妥善对待现代化进行中的民族意识复兴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方面要承认客观存在的族群 (民族 )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对其进行改造,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 (即使它是最 “公正的 ”、 “纯洁的 ”的民族主义 ),坚定不移地贯彻 “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 ”, “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 ”27;始终不渝地坚决反对大民族主义,始终不渝地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特别重视语言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大基础作用,深刻认识没有共通的语言,就连人们之间沟通都很困难,而要建立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就更加困难,从而更进一步地自觉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贯彻落实,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汉语和普通话 ),不断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要辩证客观科学地认识宗教的消极和积极作用,按照《宪法》的要求,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善于发挥宗教的 “积极作用 ”28,限制其消极作用,把人们对宗教的认同纳入对国家的认同之下,并始终居于国家认同感之下并支持国家认同感,促进各宗教的交流沟通,有效整合各宗教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道德规范作用,用宗教中的温和向善思想引导信教群众,防止宗教极端主义俘虏信众,特别是着力防止宗教极端主义成为恐怖主义尤其是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的思想武器,最大限度地抑制宗教中的消极因素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作用,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民族各宗教的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凝聚全国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共同致力于创造现世的美好生活。要高度重视仪式特别是集体仪式在形塑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中的作用,包括要重建优秀的传统仪式,利用国庆、春节等各种有意义的节日及其仪式来强化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要高度重视通过各种为群众喜闻乐队见的形式引导人们自觉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国民,以工作为天职,忠于职守、各尽其责,自觉为增进全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而努力奋斗,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各族公民的力量。要高度重视发挥新闻传媒在培养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掌握话语权,引导公民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中国的认同感。要特别重视各少数族群 (民族 )文化元素的保护、发掘、整理和整合工作,充分认识各少数族群 (民族 )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泉,从而更好地增强各少数民族公民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更加自觉积极地把各少数族群 (民族 )元素更好地整合进中华文化,更好地为中华各族儿女所知悉所传承,更好地凝聚中华各族公民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四是要从社会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 “社会 ——不管其形式如何 ——是什么呢 ?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 ”29离开人们的交往,就无所谓社会。我们一定要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的客观实际,适应国内外民族交流交流交融的客观实际,包括适应一些外国人才 (如美国的各族群人、加拿大的各族群人等 )自愿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客观实际,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深刻认识促进国内外各民族人员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大趋势,不再强化中国是由 56个民族 (族群 )组成的观念和做法 (比如,假如有一个美国的墨西哥族裔人和一个美国的西班牙族裔人因在中国工作自愿加入了中国籍,那么按原来的公民民族归属划分,这时的中国公民民族类别则应变成 58个民族 ;如果考虑到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强大,已经有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外国人有意自愿加入中国籍,那么,如果批准这些公民自愿加入中国籍,中国公民的民族类别还会增加。这就说明这种固定有多少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的刻板化民族组成称谓是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 ),而是强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可以接纳国内外一切民族人员的大开放、大包容的开放理念 (如不得把汉族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中华民族文化,也不得因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而排斥汉族文化,不能简单地对外国民族文化采取排斥否定的态度等 ),采取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择优并蓄的开放态度,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积极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实际上,民族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公民的文化属性,我们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促进各民族公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不要人为地把这种差异和属性固定化和强化。要高度重视促进国内各民族人口的大流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共和国,国内各地都是中国所有公民的领土,国内各族公民都可以自由流动,自由确定在任何一个地方学习、生活和工作,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在各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优化配置的时代,促进国内各族公民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平等的流动,促进各族公民交往交流交融既是一种自然和法律权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各族公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一定要顺应这种客观形势的需要,改革和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特别是要加快改革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以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为出发点,为各族公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更好地适应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平等保障各族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更好地促进全国各族人口的自由有序流动,更好地解决各族人民的就业问题,创造更加有利于各族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要高度重视推进各族公民混居杂居。可以借鉴新加坡等国的经验,在大中城市规划和住房建设出售中,研究相应的办法,尽可能地使不同族 (族群、民族 )的居民混居在一起,防止居住区明显分区、泾渭分明。要高度重视保护和引导族际自由通婚。不同族群 (民族 )人口的相互通婚,既是不同族群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交融一体了,人们都是亲戚、难分难解了,民族的团结、民族的交融一体和社会的交融一体就有了坚实的根基。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现在在一些民族地方有一种不利于不同民族族际通婚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措施,一些族 (族群、民族 )与其他族的通婚率很低,有的族际通婚率甚至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离国际上衡量族际关系良好的标准要求两族之间通婚率达到 10%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这就要求从制度上引导族际通婚,保障公民的婚姻自由权,改革和完善高考加分、公务员招考、就业升职等方面的政策,坚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一律平等原则,不得歧视或优待不同族群通婚者及其子女 (如有的地方规定,父母双方都是少数民族的子女高考加分大大高于父母双方只有一方是少数民族的,这明显不利于民族通婚,明显是对父母双方只有一方是少数民族的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的一种不公平歧视 ;同时,也有的地方,对已经融入城市实际上与汉族家庭并无教育差异的少数民族家庭 (如父母双方或一方是侗族、满族等 )的子女给予高考加分政策,又明显是对于同一城市父母双方都是汉族家庭的子女的一种不公平歧视 )。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平等对待各族 (族群、民族 ),同时着力提高各族人口素质,切实帮助一切处于困难处境的各族公民提高素质,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要大力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逐步在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事务活动中普遍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对不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公民提供语言帮助和培训,不断提高各族公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活动的能力和水平。要特别重视教育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增加对各族公民的教育投资,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律推行双语教育、民汉合校、混班教学,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强对各族公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各族公民的科技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增加各族公民在受教育过程中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增强各族公民交往交流交融的能力,增强各族公民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能力,共同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智慧和力量。     总之,我们需要顺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潮流,善于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也充分吸取失败教训,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族政策实现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不断淡化 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促进中华民族协调发展、繁荣一体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① 谨对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魏星博士在有关统计资料方面提供的协助表示谢忱。     ② 胡鞍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     胡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博士、特约研究员。     ③ 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工作文献选编 (1949— 2010年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年,第 717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人民日报》 2010年 1月 23日。     ④ 胡联合、胡鞍钢:《繁荣稳定论:国家何以富强和谐》,第 257— 345页,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年。     ⑤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余涌等译,第 2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⑥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余涌等译,第 2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⑦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 22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⑧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 22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⑨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 2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⑩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 2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1马克· I·利希巴赫、阿兰· 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 299— 30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2马克· I·利希巴赫、阿兰· 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 3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3马克· I·利希巴赫、阿兰· 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 303页,第 3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4马克· I·利希巴赫、阿兰· 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 30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5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工作文献选编 (1949— 2010年 )》,第 70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年。     16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36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17参见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122— 36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18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401— 40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19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430、 43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20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423、 42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21参见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400— 43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22参见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51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23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第 270-27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年。     24参见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509-5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第 365-37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年。     25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第 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26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工作文献选编 (1949— 2010年 )》,第 70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年。     27参见《列宁全集》 24卷,第 130、 136— 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年。     28《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 2006年 10月 19日。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 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原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族政策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769.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胡鞍钢 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胡鞍钢 胡联合:与时俱进推动民族交融一体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 相同主题阅读 胡鞍钢 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胡联合 胡鞍钢:"民族大熔炉"和"民族大拼盘": 左凤荣: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值得借鉴吗 李水山:重温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的民族政策 易富贤:从湘西民族人口构成看中国民族政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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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支柱 | 计划生育与收养的中国特色

作者: 杨支柱    标签: 收养 计划生育 2011-12-09 19:52 星期五 晴      杨支柱      为什么《收养法》规定福利院为弃婴的唯一送养人,哪怕它根本没养过弃婴一天,甚至曾明确拒收?为什么国务院会批准以“捐赠”名义掩盖出口儿童实质的《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就算一时疏忽,为什么在衡阳、镇远、邵阳的计生办与福利院合作大规模抢劫、出口孩子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后还不废止?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减少中国孩子的国策影响,这一切显属荒谬。但是根据“孩子是负担”的计划生育理念,这一切就很好理解了:用“罚款”、“社会抚养费”的经济刺激鼓励计生系统遏制“多余的”孩子出生,用外国收养人的“抚养费”、“捐赠”刺激民政系统(包括福利院)把已经出生的“多余的”孩子送出去!   计生国策对《收养法》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收养法》第三条规定,“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竟然将《收养法》自身的效力降低到国务院与各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有关计划生育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之下。《收养法》第六条规定收养人应当“无子女”、“年满三十周岁”(1998年修改前是“年满三十五周岁”),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显然受到计划生育限制收养人家庭孩子数量和晚育观念影响。这些基于计划生育考虑的收养限制基本上使得中国大陆公民收养外国人或港澳台地区的孩子成为不可能。   计生国策对《收养法》影响最大的是《收养法》第十九条,“送养人不得以送养子女为理由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再生育子女。” 与此配套的是《收养法》第四条,将被收养人限制为孤儿、弃婴和“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这两条规定使得无子女者收养夫妻双方兄弟姐妹或其他至亲好友的孩子成为不可能。民政局以生父母无特殊困难为由不给办理收养登记还在其次,更严重的是送养人将孩子送养给亲友后自己不能再生了,再生将被认为属于“超生”,要面临巨额“社会抚养费”,甚至可能被强制堕胎,或者孩子被计生办抱走。尽管强制堕胎或抱走孩子是显然违法的,但在中国大陆差不多也成了惯例了。中国大陆的不育率在最近三十年内由2%左右上升到了10%-12.5%,这还是卫生部2006年承认的数据。研究不育问题的专家易富贤博士认为目前的不育率更高,可能高达17%。不能收养亲友的孩子在不育率不断攀升的过程中产生了严重过剩的收养需求,成为拐卖儿童愈演愈烈的温床。   计划生育在限制收养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弃婴,这些弃婴几乎全部是女婴和残疾儿。数十年来无论是涉外收养还是国内收养的孩子,几乎都没有健康的男婴。中国大陆弃婴现象的增加在立法上也有反映。1991年12月29日通过、1992年4月1日施行的《收养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收养孤儿或者残疾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年满三十五周岁以及收养一名的限制。” 1998年11月4日修正、1999年4月1日起施行的《收养法》第八条第二款则修改为,“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   巨额的“超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使得有较强性别偏好的夫妻无法承受依靠多生来实现拥有一个儿子的愿望。譬如大部分农村地区允许第一个是女孩的间隔四或五年后再生一个孩子,但是如果第二个仍是女孩,那么“超生”的第三个孩子不论是男是女,被迫缴纳“超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的金额将比“超生”第二个孩子高出一倍,一些农村地区甚至还附带剥夺“超生”家庭对集体经济收入分红的社员权利,在儿童福利极其糟糕的中国大陆农村这是多数人无法承受的。将第二个女孩送给没有孩子或只有一个男孩的兄弟姐妹虽可减轻养育负担,却不能减少缴纳“超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的金额,也不能逃避对社员权、工作权的剥夺。因此最近几十年来收养兄弟姐妹的孩子这种中国传统上最常见的收养方式基本绝迹。人们满足性别偏好的方式只剩下性别选择堕胎、弃婴或卖掉刚出生的女儿了。   中国大陆的出生缺陷率在“降低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口号下却讽刺性地不断攀升。根据卫生部承认的数据,仅仅在1996-2006年的10年时间内,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就上升了66%(健康报2008年1月25日)!出生缺陷率不断攀升的原因很复杂,但首要原因应该是计划生育所提倡的晚育,尤其是计划生育所倡导的性福与生育分离状态下的晚育——堕胎、性病、长期服用避孕药物不可避免地破坏胎儿的生存环境。出生缺陷率上升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超生”妇女东躲西藏、怕被堕胎而不敢上医院对自身或胎儿的疾病进行及时治疗。没有计生,何来“超生”?缺陷儿比例不断攀升的同时,每个家庭养育孩子数量却在更急剧地减少,这大大降低了家庭容纳缺陷儿的能力。过去一对夫妻生五、六个孩子,个把有缺陷的不难承受。现在只生一两个了,缺陷儿就会被父母认为是自己老年不堪承受的负担,或者被认为是缺陷儿的兄弟姐妹不堪承受的负担,从而更可能被父母遗弃。   弃婴增加而个人收养受限,产生了三个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一是大量的女婴被送到福利院,再由福利院有偿“送养”给外国人或愿意给与相当“捐赠”的中国大陆人。据报道《“邵氏弃儿”》因而销声匿迹的新世纪周刊记者上官敫铭估计,《收养法》实施以来的二十年间中国送养到国外的孩子超过10万名,其中仅2005年这一年美国人收养的中国孩子就达到7903名。二是警方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所解救的大量儿童无人认领,只能不惧讥讽继续留给买受儿童的犯罪嫌疑人继续抚养。这些被解救的儿童当然不会都是弃婴,更不会像警方一再声称的那样都是被父母所出卖,但其中的女婴怕是有相当部分是弃婴或为父母所出卖。三是不时有奄奄一息或已经死去的病残儿被遗弃在马路边或垃圾堆旁,全国各地都不时冒出一个“收养”(这是报道用词,法律上未经收养登记只能叫“抚养”)大量病残儿和少量女婴的“英雄母亲”、“英雄父亲”。   最近报道的“英雄母亲”是河南的袁厉害女士。据2011年9月7日大河报《好心人袁厉害希望建个孤儿院》一文报道:从1986年袁厉害在兰考县人民医院门口捡到第一个兔唇男婴开始,25年来她抚养的弃婴已超过100名了(五年前的报道是60多名)。大的结婚离开了,还在身边的有39个。这些孩子都称袁厉害为“妈妈”。 由于护理人员都是些廉价雇用的老人,缺乏医疗设施,再加上被遗弃的孩子身体本来就弱,绝大多数有先天残疾,又缺少营养,因此,许多幼儿没多久就夭折了,死亡率几乎已经达到了30%!   5年内报道过的“收养”弃儿20人以上的“英雄母亲”,我记得比较清楚并且很容易搜索到的就有:吉林长春的胡艳苹(《“阿甘妈妈”10年收养28名智障儿书写爱之歌》,腾讯网2011年5月16日转新华社报道)、福建泉州泉港区清源庵的金婵尼师(《泉港区清源庵21名孤儿受帮助》,福建省教育厅网站2010年2月20日转泉州晚报报道)、陕西秦岭脚下的智宏法师(《清华毕业生当尼姑8年收养26名弃儿》,新浪网2009年10月14日转华商报报道 )、江西南昌青山湖区振山寺的大参大师(《一座小寺庙收养50多个弃婴》,2008年12月12日信息日报)。   “收养”弃儿最多的“英雄父亲”,则是安徽颍上县遭洪灾破产的昔日农民企业家王家玉(《67岁农民13年收养214名儿童》 ,新浪网2007年6月1日转新京报报道),广东揭阳紫峰寺住持耀楷师父紧随其后(《广东揭阳紫峰寺住持13年抚养65名孤残儿童》,搜狐网2009年5月28日转羊城晚报报道)。   肯定还有被我遗漏的。至于“收养”20人以下的报道,那太多,我知道的也不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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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四月公布的2010年我国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只有13.4亿人(实际人口可能少于此数),远低于各方预测的14亿。中國经济发展,城市化,高教的普及,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人民预期寿命的提高,生活成本的提高等使我国从四十年前的全民热衷多生多育到如今的多数公民不愿多生,甚至部分人不愿生育。在计划生育计划出来的人口老化和人口急剧萎缩问题即将严重困扰我国发展的今天,国家该悬崖勒马,紧急掉头,开始鼓励多生多育时,胡主席却出来发话了:我们要继续保持低生育政策。   听到这话,美国智库那些专门对付中國的智囊肯定高兴得击掌叫好!而中國靠计划生育吃饭的数十万计生官员学者也大吁一口气:这饭还可以混吃下去。独有关心中國未来人口危机的草民如我等急得发昏。有人说中國人口如下坡急驰的汽车,而“继续稳定低生育政策”是给下滑的车紧踩油门,让车子继续俯冲下去。兵糊涂一个,将糊涂一群。有了胡主席这句话,听黨指挥靠政府吃饭的专家们会继续炮制学术报告,证明胡主席高瞻远瞩,继续宣扬计划生育就是好就是好的的英明国策。   我看到,控制中國人生育繁衍的思想,由中國的知识分子从外人获得,由这些人传播,政府加以采纳,然后强化宣传,化成国策。到如今国人思维已成定势,国家领导人和一般民众,还满心担忧“人口爆炸”,相信“少生优生”,甚至以为少生就是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作贡献,是在减轻地球负担!这让我痛心:一个长时间被动接受他人思想的民族,能被人忽悠到什么程度!   所有国人都该看看美国一九七四年出台的《国家安全备完录(NSSM 200)(请参看 易富贤 《美国控制发展中國家人口计划曝光》),看美国是如何巧妙地“规划”世界人口的- ——通过联合国,通过外交部,通过中情局,通过学术机构,通过帮助他国设立人口计划机构等等。我们常听到的是美国反对中國的强制堕胎,但我们不知道正是美国“曲线”提供的多方帮助使中國建立了庞大的计生系统(请参看 易富贤 及《洛克菲勒基金操中國人口政策》)!   美国与我国国土面积相当,总体资源也相当。如今彼强我弱。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我国唯一的绝对优势是人口资源。中國人有良好的智商基因,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只要我国通过教育将人口资源充分发掘,通过发展科技,开发利用本国自然资源和利用世界自然资源,超越美国指日可待。只要中國保持绝对人口资源优势,即数百年后人口为其三倍左右,中國必将坐稳世界头号大国交椅。中國庞大的人口是美国主霸世界无法逾越的的潜在威胁。美国要确保其世界霸主地位,必须从两方面下手:增加本国人口和消减中國人口。在过去百年,美国人口增加三倍多,现在人口为3亿1千万多。40年后美国人口为4亿多,2110年为六亿左右(全球人口将在100亿左右),2210年将在8-10亿。当我国的“专家”在大谈要通过百年努力把中國人口搞 到七亿,五亿,甚至三亿时,他们不知道,长在他们那一张张中國人脸上的嘴,说的是把中國人当作祸害的人的话。他们芋头脑壳里灌满了人家制造的人口理论,小白手里拿着人家给的皮尺丈量中國地盘,再用人给的过时的算式,得出了人家给规划的中國人口该是多少的结论。他们对美国及西方强国在全球推广人口控制理论的同时却憋足劲鼓励国民多生多育,力图保持或增加其人口规模的事实视而不见。这些人实为“间谍”而又恬不自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多快好省把中國人口搞到少于美国人口,让四五倍于美国人口的中國人口快速跌到美国人口之下!他们的国际主义自我种族牺牲精神实在伟大!   庞大的人口基数是中國发展壮大的最大优势,而中國人被忽悠得把众多人口当作中國的最大毒瘤!多数中國人被忽悠得相信中國人多质劣(从“优秀人种”的角度看,中國这劣等民族是该被计划掉,至少要将它计划到人类微不足道的份额以免其占用地球资源),该大规模消减以去量求质。当中國很多人还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爆炸论的恐吓吓中颤抖的此时,中國的生育环境已发生了剧变。中國现在要设法遏制的是生育不足导致的人口迅速老化和稍后的人口急剧萎缩。人口老化马上就会给中國带来巨大经济麻烦,中國未来所有危机都可能源自人口再生不足。保持国家人口规模不至在本世纪内出现巨大萎缩应是我国政府目前的最紧要任务。而我国政府如今还困在棺材里唱歌,仍然把铲除我国人口优势,使我国人口在 本世纪内急剧萎缩当做自己的紧迫任务!   中國人该多长根筋,别被忽悠得人指哪看哪,教干啥就干啥,而要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富人思来年,穷人思眼前。“富人”们高瞻远瞩,力图保障自己人口的规模同时大力鼓动穷人计划生育。计生理论正是在我国穷困潦倒时趁虚而入,经政府的强力灌输而深入人心,国人便只看到人多之病,而不见人多之利,一切问题都怪人口过多。殊不知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人口众多。如今中國正走向富强,中國人也该“思来年”,该抬头远望。数千年占人类人口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决不能按人家规定的生育指标把自己快速“计生”(计死)到人类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甚至三十分之一!   自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后中國的知识分子都在吸收外来信息,各种政治文化经济科学信息的流向在过去的一百七十年间几乎是单一的:外国产生,中國吸收。很多外来思想化为国家行动,改变了中國社会。到了今天,中國人应该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国人应该知道,由于种族国家文化间的自然利益冲突,外来信息中难免潜藏着它族它国它文化扩张自己而伤亡他国它族他文化的密码。中國的智者应该破读这些密码。   外来的人口理论中潜藏着亡我族我文化的密码。这些理论化成的我国至今固执不舍的计划生育政策正给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带来难以预估的灾难。如今中國庞大的计生机构已自成一体,正如美国控制他国人口的专家们最初设想的:计生机构一旦设立,其雇员会为此官僚机构的存在发展竭力宣传控制生育对国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废除计生阻力重重,使民族危途难以逆转。   从计划生育看他国他族如何控制中國学者思想,从而左右中國命运,这只是一角。中國一不留心,就被那些接受他人“教育”从而不知不觉充当他人利益使者的“学者”引到悬崖边。这是发展中國家面临的最大陷阱:发展中國家必须向先进国家学习,而先进国家的学术理论的导航系统是其自身利益。中國崛起,必先摆脱他人的思想导航。否则,国家民族被人导向深渊悬崖,专家学者,国家领导和一般百姓还都傻乐着以为走上了崛起的康庄大道。   2011年10月8日   作者: 蔡铮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2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崛起,必先摆脱他人的思想导航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黑色旋涡--论大博弈之中国对策 (0) 鹰派多一点还是鸽派多一点? (5) 顺者昌,逆者亡,强国之路须正道 (5) 道德缺失的中国 (7) 谁说中国军力是“纸老虎” (12) 谁来挽救中国形象? (3) 行天道,走人道,兴正道 (1) 祖国,请带我一起“二”起来 (1) 理想化的“中国之梦” (0) 梦遗中,我大喊“中国不高兴!” (1) 李光耀时代的结束与中国的尴尬 (1) 是什么在拖中国全球竞争力的后腿? (1) 时代在震荡中逆转 (0) 旧中国特指皇帝失势的时代 (5) 提升中国形象的三大法门 (0) 打了个冷颤 (0) 我们如何为“中国加油” (5) 影响中国形象的三大要素 (1) 对中国未来局势之剖析 (6) 完美的中国根本不需要诺贝尔奖 (1) 如果中国统治世界 (2) 在祖国如何坐牢 (0) 在海外听说中国不高兴 (6) 国旗不过是种标志,应允许拿它宣泄 (1) 国共用人的不同 (2) 回到中国去 (0) 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国 (6) 双赢结局?船员成功获救,海盗成功获金! (1) 关于使用永久国名“中国”的建议书 (3) 关于中国基本国策需要调整的十条建议 (0) 像国歌那样——呐喊与呼唤 (3) 伟大的祖国母亲岂止六十岁 (1) 今日中国之我见 (0) 今天中国是否理解罗斯托 (0) 也谈“中国不高兴” (1) 中國报道周刊整站文章下载 (0) 中国需要更多的鹰派人物 (2) 中国还要不要尊严 (2) 中国还像中国吗 (0) 中国走向繁荣走向对立? (2)

高王凌 | 中国历史的三大误读:人口部分,上

2011年11月15日 09:59:21       (这是2011年5月,网易读书“阅读•中国”第6期“中国思想者系列访谈录”,雷天先生主持的一次访谈节目;因为最近的世界“70亿人口日”,再次引发了对中国人口(及其数量多少)的争论,故发表于下,并附带一些以前写就的文字)         中国人口众多促进了经济发展         网易读书:高老师,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网易的专访,我听说您对最近的人口普查的问题做了一些研究,您能不能先谈一些您的研究?         高王凌:我在人口的问题上算是代表一派意见,大多数人,包括现在比较有名的国内国外的一些学者,他们都比较相信官方的数据。所以他们提出,中国的人口早就已经出现了拐点,中国人口在减少。当然目前还没有到总量的减少,就是增长率在下降,他们估计若干年以后中国人口就会掉下去,掉到不是世界第一了,掉到甚至五亿的地步,等等等等。所以他们有一个重大的政治行为,努力的目标就是废除计划生育。他们给我友好地发来了信息,通过网络,希望我不要再说中国人口多了,说这样才能够一块儿努力改变这个局面,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         我说英雄我倒不敢当,从我一辈子做学问来说,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过不去的关,就是说我一向的学问,首先就是这数据可靠不可靠?你不能够拿这个数字上来就用啊?这是我前面的老前辈,如何炳棣,他专门研究了清代的所谓“丁”,明朝统计的人口,这样一个“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耕地上,一“亩”不叫一亩,实际上是一个纳税单位。他做了先驱性的研究,后面就是已故的老朋友黄仁宇,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主张。黄仁宇在美国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反了潮流,他主张不要上来拿着这些明朝的数据就当统计资料用。你要先做“综合”,再做“分析”,这在美国就“犯规”了。实际上他这个想法是很超前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口的数据是很有问题的。(一向并不质疑数据可靠性的)易富贤最近发表了一些言论,也对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产生了怀疑。但是他的怀疑很有限,他最主要的就说人口肯定少了。他就是有一个政治目标,把自个儿的目标定成一个政治性的目标。你定一个政治目标,如果上头不同意你,那你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学术性一点,我的看法当然也没有办法说服别人,实际上不止我一个人,认为中国人口远远不是这个数字。有一些内部数字一直就很高嘛。         网易读书:您能不能告诉我现在人口普查的数据是什么情况?您今天有带这个数据吗?         高王凌:现在是十三亿四千多万,还一个数据说十三亿七千多万,总之就是在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始终在十三亿里头晃荡。就怕说中国人已经超出十三亿了。         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个情结在里头,我“冒说”一句,我认为中国人口现在在十六七亿以上。我去年在《读书》上发表了这样一个意见:人口众多,何罪之有。我也指出有些学者为什么会这样说(中国人口增多之后的负面问题),他们就是受了美国布朗的刺激,布朗到中国来,十年前就说中国到了2030年就会有十六亿人了,中国就会吃外国的粮食了。这就从理论上被布朗给制住了,所以他就永远没那个数,所以我也不会吃外国粮,就是这么一个心态。         我认为现在不要争什么数,你就算是十四亿,十四亿也不是一个很少的数,我们中国怎么样了呢?按照过去人口论一向的说法,中国这时候经济不说崩溃了,至少农产品供应出现严重问题,把经济作物废掉,现在都种粮食去。         我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今天的粮食涨价是属于另外的问题,这里头有货币的问题。如果排除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实际上我们的粮食,我们的基本农副产品的供应,这些东西都很便宜。我们没有基本供给的危机,这种事情要在过去,就是天大的事。我是研究经济史的,特别是清代历史。清代历史里就有这个问题:到底人口增加对经济,对中国的经济历史起到什么作用,到底是好是不好?         比如说我给你分阶段、分地区,像西南地区过去破坏得很厉害,人口慢慢发展,(人口增长对)四川那些地方那个阶段肯定是有好处。中等发展地区我们先不说,现在说经济最发展的地方,江浙地区,按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可是我们看到雍正时间的材料就说,我们这儿劳动力还不够,如果劳力再多一点,这个棉田还可以怎么扩大。棉业有了充足的原料还可以发展。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在清朝的几个阶段,人口实际上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有正面贡献的。         我们那时候有人口论者,就是有名的洪亮吉。洪亮吉比较系统一点,实际上洪亮吉的思想基本是康熙的思想,康熙皇帝比他早九十年,而且康熙老爷爷就把它在朝廷上讲,讲了好多年,然后雍正讲,乾隆讲,就跟咱们现在说现代化一样,有个旗号,清朝的旗号就是解决人口问题。所以他就有一大套政策出台。洪亮吉基本上是这种观念,这种观念跟欧洲人不一样,这种观念基本上依靠着经济发展来解决人口多的问题。         不是靠“砍沙尔”,“砍沙尔”咱们中国也有一个,就是江南的那个写《乙丙日记》的,叫汪士铎,时在十九世纪中叶。         他当时就说到,对人口要怎么怎么样,他才有点马尔萨斯,洪亮吉并不是真正的马尔萨斯。所以我们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这种思想也是很超前的,欧洲到十九世纪才有,欧洲原来没有这种思想。         网易读书:清代的人口最多的时候能到多少?         高王凌:清代人口最多的时候我估计有五个亿。四亿三千万是官方统计数据……         网易读书:有一种说法,因为美国劳动力少——美国大陆因为也是种棉花,人手不够,所以促进了工业化生产、机器的发展,中国人口那么多,所以制约发展。         高王凌:你说那点没错,这个也是我们多年以来被人家所诟病的,人口多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就是说,天下的好事不能让你都占了吧,你既然变成了一个人口大国,你就不可能是英美式的(现代化)国家,你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什么便宜都你占,什么好事都是你的,这都是妄念,最好人还是实在一点。说句实话,今天我们中国经济问题很大,但是如果我们把经济结构性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我们现在已经是所谓世界老二了,你还怎么样啊?英国在哪儿呢?日本在哪儿呢?你不可能又是中国又是英国。所以我们史学家讲有论有据,就是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论和据。现在的事实和观念,全部都充满了问题,不能不彻底清算。         网易读书:这样的话,您的意思岂不是说人口多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口多和中国经济是一个成正比例的对应关系。         高王凌:也不敢说正比例,但是我们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全部得益于这样的人口,我们没有这样大的人口,没有这么多的劳动力,我们不可能变成现在的世界工厂,当然这里有问题,那是另外的事。但是我们整个经济基本的发展,我们是得益于人口增长的。         最大的危险就是人们说的,粮食不够吃,耕地不够用。可是这个情况哪里出现了?最近物价的涨也主要是个货币原因,多年的粮食价格不涨,总是一个样,那行吗?         网易读书:现在我们进口粮食的情况是增长还是减少?         高王凌:现在进口越来越多了。有人也拿这个说事。但是进口的问题比较复杂。比方现在进口的大豆,是有巨大的利益在里头的。比如说现在进口大豆的出油率要比国内种的高得多,经济得很。另外我们进口一些高档小麦,这是做好面包的需要,我们现在缺乏这种高档小麦,做不出高级面包来。   而且中国同时有进口出口,我觉得我们现在仰赖一部分国际市场没什么,茅于轼先生发表了关于粮食问题的看法,他的基本论点我是同意的,我们现在依靠一些国际市场有什么不好的呢?有些人脑子里天天都是“脏心眼”,怎么叫脏心眼呢?天天准备着跟谁打一仗,谁要算计我们?我觉得那都是“小心眼”。你就是和美国开战,你还有加拿大吧,你还有澳大利亚嘛,他最关心的就是他们小麦的销路,我去过法国,那里的农田大规模的都在抛荒补助呢。 上一篇: 纸醉金迷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94)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杨支柱 | 现代婚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生孩子

作者: 杨支柱    2011-09-18 13:16 星期日 晴            杨支柱            最近李铁、易富贤和我本人因为反对同性恋婚姻而受到同性恋者与同性恋婚姻辩护者的猛烈批评或辱骂,后来甚至一些不想生孩子的异性恋者特别是其中的“女权主义者”的猛烈批评,他们质问我们:结婚的目的就是生孩子吗?女人在你们眼里就是生育机器吗?他们辱骂我们:你是种猪吗?      结婚后是否生育属于个人权利,非婚生的孩子也不应该受到歧视。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先结婚后生养,而且这种先结婚后生养是人们自觉追求的结果。人们结婚的目的当然包括生养孩子。这在婚姻制度产生以后的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是常识,在不久以前的中国大陆也是常识,在我们父母一辈人的观念中现在还是常识­——老人们参加婚礼时总是祝愿新婚夫妇“早生贵子”。      在法律层面,婚姻与生育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不但有专门的一章规定“父母子女关系”,即使是“结婚”一章中关于结婚年龄、禁止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禁止近亲结婚等等的规定,离婚一章中关于子女抚养、探视甚至财产分割的规定,也都包括了甚至主要是基于生育方面的考虑。如果删除跟生育与孩子有关的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还能剩下几条?      从婚姻的功能上看,过去主要是三个:一是使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一是建立男耕女织的互补型生产单位(自然经济),一是共同生养后代。现代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功能基本上已脱离家庭关系,婚姻的功能只剩下两个。但是感情在人的心里,属于观念范畴,其实是法律约束不住的,婚外情现象和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就是证明,发达国家独身男女(终身不结婚,但多数人还是有性生活的)的增加也是证明。不相爱的,婚姻困不住;相爱的,不结婚也可以一起共同生活。所以现代婚姻最重要的功能,其实是生养孩子。      婚姻法并不能保障爱情但是可以确立责任:使孕妇、产妇得到丈夫的照顾,使孩子生活有保障并且尽量少受父母离异的影响。当然婚姻法也规定了夫妻相互间的扶养义务,但是在妇女就业率高或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国家或地区,这一义务事实上已经严重削弱了。婚姻法强调感情基础,不提倡为满足一时性欲或看重对方的财富而结婚,固然有夫妻自己生活幸福的考虑,但也包含了对孩子利益的重要考虑——在一个父母恩爱、兄弟姐妹和睦的家庭里生活,哪怕经济上困难一点,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是最有利的。      为爱结合,当然很好。但是如果能够生育而不顾夫妻另一方的意愿拒绝生育,“以便全心全意地爱对方”,这种爱即使不是谎言,也多少有些变态。如果真爱对方,即使自己不能生,抱养一个或几个孩子,也要满足对方享受天伦之乐的愿望。      从婚姻的起源看,所谓群婚制和对偶婚制其实是一种事实状态,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婚姻制度。人类早期和动物一样是所谓群婚制的。严格意义上的婚姻制度一开始就是一夫一妻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人基于生理上的优势(体力强,而且不用孕育、哺育孩子),获取财富的能力越来越强,他们希望有确信属于自己的后代来获得生命的延续感并继承自己的财产,这就势必要求女人忠实于自己。而女人方面也乐意约束自己的“性趣”以换取生活的保障,尤其是换取自己孕育、哺育孩子时的生活保障和孩子的生活保障。但那时是子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时代,父权的威严尚未建立,女人可以利用子女的力量令男人忠实于自己。当然从群婚状态到一夫一妻制确立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度阶段,使所谓群婚的范围逐步缩小,这就是所谓对偶婚制。一夫多妻制(含“妾”)在人类历史上属于短暂现象,它部分地是男人压迫女人的产物,但更大程度上是男人之间恶性竞争的产物,随着丛林规则退出人类社会和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必将被淘汰。      我一直不认为男人欺压女人在传统社会是一个很普遍、很严重的问题。男女之间生理上、情感上的相互需要和他们在家庭功能上的互补性决定了夫妻是合作的伙伴而非竞争的对手,所谓男性压迫女性远不如男人压迫男人、女人压迫女人残酷,即便是在今天也是这样。许多被认为是男权社会特征的现象未必没有合理性。譬如子女随父姓是一种不分种族、国家的普遍现象,但这种习俗的形成到底是基于男性的压迫还是女性的“阴谋”真的不好说,因为随父姓极大地强化了父亲对于子女和妻子的责任感。而母亲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强化,母亲孕育、哺育的辛劳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格局使得儿女天然跟母亲更亲近。      生育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需要,无论是为了获得生命的延续感还是获得与孩子嬉戏的天伦之乐,无论是为了获得财产的继承人还是获得给自己养老送终的后人。但是比较起来,女人比男人更需要生育,除了获得儿女这个天然同盟军提高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外,女人的人均寿命比男人长,通常丈夫死后妻子还要再活它十年、八年,没有孩子的女人晚年是非常悲凉的。生育两三个孩子甚至还能大大降低女人患乳腺癌、子宫癌的几率。而为了使孩子和自己孕育、哺育期间得到更好的照顾,当然是婚内生育好。            新快报2011年9月18日   

OhMyMedia | 南都周刊:超生教授的抗争

杨支柱与他的两个女儿:若楠(左)和若一。 记者_张小摩 实习记者 温雅琼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注定失败的官司 今年6月,杨支柱终审败诉,对官司不再抱有幻想。 从2009年12月21日二女儿若楠降生那天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就开始成为公众人物。因为超生,学院做出决定,以违反计划生育的原因给予他留校察看处分,并责成缴纳240642元的社会抚养费。杨拒绝上交, 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 这起“教授超生被辞退”事件在网上迅速传播,引发媒体关注,上升为一起公共事件。 但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向杨支柱夫妇出示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指控他们 “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征收“社会抚养费”240642元。 24万,对于一个要抚养两个孩子的大学教授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巨额负担。2010年年底,这个倔强的湖南男人,决定起诉海淀区计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违法生育”这个词;如此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显然有失公平。 在《诉海淀计生委行政起诉状》中,杨表达了自己的怀疑:海淀区计生委之所以对他开出高达24万的罚单,正是因为自己多年来一直坚持批判独生子女政策和计划生育实践中的野蛮“执法”,而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 “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没有生育自由?”这位曾撰文力挺重庆“最牛钉子户”的学者,如此发问。 这起官司,由他的老同事,现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免费出任代理律师,“主要是技术上来切入,比如说行政处罚程序上合不合法,处罚数额上合不合理,并没有想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的合法性。” 周泽认为,杨支柱被学校解聘后只发给他600多元工资,扣除有关规定项目后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职带孩子无收入,被上诉人海淀区计生委,按2009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杨支柱夫妇征收240642元社会抚养费,显然违反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征收的规定。 今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杨支柱一审败诉,海淀区法院认为,海淀区计生委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征收额度也无不当。杨支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今年4月,杨支柱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两个月后,北京市第一中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判决。 对于这个结果,杨支柱不接受也没有办法,“也不能去撞墙吧?只好不理它。” 其实,无论是杨支柱还是周泽,都没有指望通过这起官司改变什么,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官司。 周泽猜测杨支柱的用意:“他可能通过这种‘行为艺术’,达到拷问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目的。” 对此,杨支柱并不否认。 他说:“社会抚养费这块,处理得比我这个荒谬的比比皆是。” 根据杨支柱的调查,目前各地社会抚养费的收取十分混乱,收法复杂,弹性极大。“比如北京,生二胎少的可以收你3倍,最高可以收20倍,三胎收取的标准是6至40倍。” 按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在出生行为发生地、经常居住地、户籍所在地甚至超生儿发现地,都可以征收这个抚养费。尽管管理办法规定:当事人在一地已经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被征收社会抚养费,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另行解释,“有的省市以夫妻为一个单位收,有的是夫妻两头分别征收……不同省市加起来有上千种可能性。这样一个东西,那你说他收了多少钱,除非你每笔钱都记账,否则你没法估算。” “卖身交罚款” 虽然官司输了,但杨支柱还是请老同事周泽吃饭作为答谢。这顿饭吃下来,结果却被知晓杨家生计状况的周泽,借上厕所之机提前埋了单。 “我知道他家庭负担很重。”周泽说,去年杨支柱去长沙办事,为了节省开支,买的竟然是硬座票。 饭桌上,周泽对杨支柱开玩笑说:“你把孩子抱到计生委去,由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计生委进行社会抚养吧。” 杨支柱很喜欢这个玩笑。他甚至也有这个想法,如果海淀区法院真的来强制执行,自己一定要把孩子抱到海淀区计生委门口去,搞个行为艺术。 2010年10月的一个周日,杨支柱他真的去行为艺术了一把,不过,地点不是海淀区计生委门口,而是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过街天桥。 这个地点的选择是杨精心考虑过的:既不会引发交通堵塞,也有足够大的人流量,在警察来阻挠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撤退”。 倚在天桥栏杆上的杨支柱,身前擎着一张巨大的绿纸,上书“卖身交罚款”几个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罚的经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我希望多卖40万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很快,网上就出现了他“卖身交罚款”的照片。杨支柱看后,索性把朋友拍摄的全程视频也放到了网上。 “身”没卖成,却再次在社会引发了对其二胎事件的新一轮关注。 据杨支柱说,这次行为艺术过后,北京维稳部门的人到他家里好多次,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一位负责人甚至还特地请他吃了顿饭,一起喝了两瓶牛栏山,目的只有一个:别再上街。 “等计生政策废除?我等不起” 杨支柱的这场抗争,外界有着不同的解读。 与杨相熟的学者丁东断言说,“这次生二胎事件可以说是杨支柱策划已久的”。他认为,无论是在怀孕前、怀孕中还是生孩子后,杨支柱夫妇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推动人口政策调整。 丁的判断来自于,作为学者的杨支柱,以前关注的领域,大多是民主、法治、人权等问题。杨支柱还曾创办过问题与主义、学而思网站,“孙志刚事件”发生时,他是取消收容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但是三四年前他开始收缩战线了,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一胎化政策上来了,不但在网上写文章发表意见,而且还想通过自己的个案来推动人口政策的调整。”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杨支柱对此坚决否认,“孩子都是从胎儿来的,不堕掉她肯定就会成为你的孩子。为孩子治病倾家荡产的人很多,这是很平常的事。甚至动物都可以为孩子奋不顾身。我读了那么多书,不能连畜牲都不如。” 第二个孩子的到来纯属意外。 2004年,38岁的杨支柱和陈虹结婚。他曾对妻子说:“你生多少个我就养多少个,我肯定不嫌多。”当时陈虹还在外企工作,收入比杨支柱还高。“二胎”,还是一个他们触摸不到的话题。 2006年,陈虹怀上了第一胎,生下了女儿若一。 三年之后,2009年,陈虹再次意外怀孕。她的态度与丈夫一样,同样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在事后一封发布于网络的声援丈夫公开信中,陈虹说,“老杨喜欢孩子,因为他认为一个孩子对成长不利,容易惯坏。很多独生子女很‘独’,不能接受一个弟弟或妹妹和TA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三岁的女儿并不这样,她强烈地要求有个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冲动的人,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因为‘理智’太多而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社会意义,那也并非是我们的初衷。” 处罚是杨氏夫妇俩意料之中的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然后生完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学一下杨支柱认识的那位书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后通过请客送礼,只被罚了5万块; 再不然,就像杨支柱还认识的一个大学学院院长,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儿说成残疾,说女儿心脏有个洞,让医院开个证明。“实际上计生委知道你这个是假的,但你给了点钱他就不管了。医院里开个证明,几千块钱就搞定了嘛!” 可是,最终杨家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因为觉得没有尊严”。 “他是湖南人,脾气很倔。”不止一位熟悉杨支柱的朋友对南都周刊记者如此说。 与杨支柱交往甚密的周泽则表示,杨支柱不想打掉孩子,固然与自己爱孩子有关,但也与他的个人立场和秉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一直批判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东西为什么要去追求?可能是秉性的东西在起作用,一种潜在的意识,认为不合理,就用行动去抵制。” 从抗争者到计生制度研究者 就在杨支柱为自己的“二胎”抗争的一年多里,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计划生育制度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这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 “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标,少生了4亿人,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田雪原说。他提出了一个“十二五”期间,从“双独二胎”,到“一独二胎”,再到农村“普遍二胎”的渐进政策。 而2011年7月,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表示,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即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生两个孩子)试点的申请。 “这些消息,会不会给你一些乐观?” 对此,杨支柱连着回答了两个 “不乐观”。在他看来,广东省的意图可能是现在申请单独二胎,到2016年申请全面二胎试点。但是他分析认为,1990年以前中国每年女孩子出生1200多万人,而目前每年女孩出生人数不到600万,这样即使以后放开生育,适合生育的女性的人数也极少。 按他的逻辑,“(人口)灾难本身是注定的,我们现在只能尽可能地缩小一点灾难。”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能提出调整人口政策,是值得赞扬的。”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对南都周刊记者说:“但是在人口危机已经开始全面爆发之际还只提放开二胎,是缺乏前瞻性的。” 杨支柱与易富贤相熟。杨在1990年代就从法治角度反思过计划生育,2006年两人开始联系,在人口问题上有着“高度共识”。谈到对杨支柱的印象,易富贤说:“作为湖南老乡,我们在性格上也都比较‘蛮’。” 杨支柱、易富贤两人都认为,现在提放开二胎,已经是落伍的观念。易富贤向本刊分析,要维持出人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2.1;而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远远比发达国家要高,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需要在2.3以上。 “考虑到不孕症(中国目前是1/8家庭不孕)、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易富贤说。 易富贤认为,中国尽早停止计划生育,可为今后节省“动能”,否则,“中国今后将与现在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一样长期在低生育率的泥坑中挣扎。” 对于“生二胎”的态度,杨支柱在三年中迅速地变化: 2008年,他曾与何亚福、梁中堂、滕彪、吴祚来、叶廷芳、易富贤等众学者一起,共同签署了《放开二胎倡议书》;但到了2010年11月,他在题为“必须无条件停止计划生育”的评论文章,明确表示“放开二胎”是错误的;近日,在回答“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向哪方面调整”时,他说:“没法调整”,“应该彻底废除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 但是,从制度层面来说,他并不乐观。 根据他的观察,现在为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鼓与呼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经越来越少。“2007年有二十几个人发言,你现在找二十几个人还找不出来。因为说话的好多人都退休了。” 抗争的代价 如果不要因为“二胎”,杨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样子:写论文,当教授,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在外界看来,二胎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但谈起这些,他丝毫没流露出后悔之意。“那些学术论文有什么好写的,又没人看。以前我也不搞学术。” 杨支柱被学院解聘之后,先后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毕业校友、五教师上书院领导,称“杨支柱老师从法学的角度,以言论和行动推进这一公共政策的改变,其识其胆,令人敬佩”:希望学校能“善待杨支柱夫妇的选择和追求”,超越现行不合理的规定,对杨支柱免于处分。 但这些陈情,并未获得校方的积极回应。“实际上我现在是失业状态,又不能领失业救济金。”他说。 现在,杨支柱一家挤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位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家属区,室内已经显得非常破旧。 在北京已是房价飞速上涨的2007年,他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购买这套房子,每平方米3720元。被学院解聘后,经济拮据的杨支柱一度想把这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带妻子孩子到乡下去住。“学校的房子很抢手,一个月能租到三千七八吧。” 但这个主意,被妻子陈虹坚决拒绝了。 杨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为一些报刊写评论专栏,但也不太稳定,“很多地方都没谱,第一是发不发没谱,第二是发了什么时候给钱没谱”。他已经懒得去看工资卡了,“反正从去年11月份开始,应发600多,实发几十块。” 他“下岗”的事情,最初没告诉家里的老人,但后来也慢慢知道了。“都八十多岁的人了,也没有什么意见可表达了!” 杨家走廊两侧墙壁,已经被他两个女儿的涂鸦涂满。 杨支柱指着墙上中规中矩的画,说:“那就是大女儿画的。你说这好看吗?这不就是照相吗?”显然,他更欣赏那些天马行空的图像。 “臆想的,与事物不符的,那才是小孩画的。”这种评价,让人想起了他阐述自己教育理念的那本书—《自由从摇篮开始》。 对杨支柱夫妇来说,孩子的未来,是个敏感话题。 虽然经历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儿若楠还是不能上户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时机给超生孩子上户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给上的。”杨支柱说。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经过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登记到没有户口的人有1300多万,其中多是超生人员。虽然仅占到全国人数约1%,但仍然是个庞大的群体。 杨支柱也明白,这是一个无证寸步难行的国家,以后孩子要上学,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证。但他仿佛一位大战风车的骑士,尽管形容落魄,但还没想去屈服。 对于丈夫的坚持,妻子陈虹淡淡地说:“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作为妻子,陈虹并非没有怨言。 生孩子成为公共事件,也并非这位母亲所愿。 现在她最为希望的是,当若楠六岁的时候,不再是个带着“特殊标志”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样,以中国人的身份进入学校。“希望那时候这场由她而起的争论,以及所有那些关于反对或支持计划生育的文章、言论,都成为历史的尘埃,消散在光阴的隧道里。”她在博客里写道。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

易富贤 1996年制定的“九五规划”以及2001年制定的“十五规划”都提出“到2010年,中国人口将控制在14亿以内。”2005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会达到13.7亿。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提出“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以内” 但2011年4月28日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认为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只有13...

孙立平:警惕上层寡头化 下层民粹化

摘要:前些年,是左的意识形态与右的社会政策的结合;现在,是左的意识形态与左的社会政策的结合;未来应是意识形态向右,社会政策向左。为了避免中国社会的断裂,要警惕已经出现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苗头。 大概四、五年前,我曾经用三句话概括改革现实中面临的问题:第一句话,中国的现实是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右的社会政策相结合。 第二句话,这样的结合是最愚蠢的:专门用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去惹社会精英,用右的政策去惹普通老百姓,结果弄得大家都不满意。 第三句话,今后怎么办?政治意识形态向右转,社会政策向左转。 到了2006 年,中国面临的最基本背景发生了变化:出现政治和意识形态与社会政策一致地向左转。正是在这种新背景下,对已经持续了近30 年的改革作一认真的反思,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扭曲改革的机制” 如何看待改革当中的问题,或如何进行改革的反思,是这一两年中国社会比较热门的话题。对这个话题,我一直有一个概念,叫“扭曲改革”,或“改革扭曲的机制问题”。 为什么这么提?实际上融合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不能够由对改革的反思导致对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无论如何要坚持。改革的必要性,不在于这20 多年的经济有了多么快的增长,也不在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多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改革,实现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的变化,使得中国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成为世界上比较正常的国家,而这就是改革方向为什么要坚持的核心理由。所以,我一直用“改革扭曲的机制”这样一个概念来表达对改革当中问题的看法。 另一方面,“改革扭曲的机制”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现在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只是一些偶然的失误。因为,如果只是偶然的失误,那么必然是:这一次失误对这部分人有害,而下一次失误说不定就会对另外一部分人有害。但是,从最近十年的改革过程可以看到,有利的永远对一部分人有利,有害的永远对另一部分人有害。其中,有相当的部分都是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有害。这说明,这样的失误绝不是偶然的失误。“扭曲的改革机制”从它的发生层面来说,经历了一个变化。其中,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这个机制的作用主要发生在政策的实施环节上。大概在六、七年前,中秋节这天的一场饭局,席间大家就争论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大家争论的是:这个政策是左一点还是右一点好,是开放一点还是保守一点好。我当时的看法是,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一种阻挠或者扭曲改革政策实施的力量已经形成。也就是说,当我们正在争论政策是左还是右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人可以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反正这个政策制定了总得执行,只要执行就会有办法。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政策,鼓捣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有一些人”得利。 以上涉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策执行层面上。但到了近年,看到的一些扭曲的机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政策执行层面上了,而是进入了政策制定层面,并且越来越突出。因此,我觉得对于改革要有一个阶段性的看法,现在围绕改革反思发生的很多分歧,是由于笼统地把1 根据作者2006 年2 月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召开的“改革新形势座谈会”的发言整理。20 多年的改革只看成一个改革引起的。实际上,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和中期之前是不一样的,进入21 世纪之后和进入之前也是不一样的。 “扭曲改革的机制”是怎么形成的呢?任何大的社会变革都包括两个过程:一个是体制变革的过程,一个是结构变迁的过程。体制变革就是规则的变化,结构变迁就是社会当中力量组合的变化。我觉得在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这两个过程主要表现为体制的变革催生新的社会力量,所以,体制更处于活跃的状态,它所催生的新的力量主要在适应体制的变化,以寻找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到了90 年代中期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把它叫做“结构先于体制定型”。在体制变革进行的过程中,一个像模像样的社会力量,在90 年代之前开始形成,到90 年代中期已经相对定型下来,即在体制变革完成之前社会力量组合的结构已经形成,从此它将反过来影响体制变革的过程。 现在的中国,社会力量组合的结构已经非常稳定了,它具备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叫结构定型。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谁是富人谁是穷人,已经定型。第二个特征,叫精英联盟。这是在定型的时候出现的精英的联盟,“六四”之后,在稳定的话语权的基础上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第三个特征,叫寡头统治。也许说今天的中国有了寡头,稍微早了点,因为,它还只是个苗头,和俄罗斯的寡头相比,中国的寡头小得多。但是,寡头不是按照绝对力量形成的,而是相对力量。由于比起俄罗斯的老百姓来,中国的老百姓更没有力量,所以,在中国一个拥有几千万元资产的人可能比俄罗斯拥有几百亿美元的人的影响还要大。第四个特征,叫赢者通吃。这点,即使从近年学界的状况都可以看出来。 上述四个基本特征下的中国社会力量组合结构,是我们在讨论进一步坚持改革、反思改革、制定社会政策的时候都不应该忽略的最基本背景。否则,一些很好的政策一到实践当中,就会被扭曲。比如,近年一直强调扩大内需,但内需就是起不来,背后的原因无法从政策层面上得到解释,而要到中国社会力量的组合结构中去寻找。 二、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 关于改革,我们应该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并非出自偶然。因此,对改革本身进行反思是非常必要的,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条件。而改革反思当中怎么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近年来,我一直讲两句话:到现在为止,改革的基本共识已经破裂,改革的基本动力已经丧失。对此,有人不同意,说共识本身就不需要。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共识,包括对于社会基本方面的共识还是需要的。为此,我们需要反思。但是,怎样进行反思?观察一下现在热闹的改革反思之争,众声喧哗下,充溢着意识形态的模式与色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社会还缺乏一个比较像样的、非意识形态化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一欠缺,将争论者逼到一种危险处境:在把所有面对的问题都意识形态化之后,留下来的选择空间就非常小了。如果进一步往前走,一种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改革反思成为禁区――就会出现。其实,现在我们能比较自由地反思改革,说说改革中的问题,实际上是上面默许,至少是容忍的结果。 在近年围绕改革反思出现的争论中,对立双方都存在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有一个通常的表达――目前的中国存在着一个反对改革的左派――尽管很不准确,并且与国际政治中对左派的通常用法并不相同,但这样的人的确存在。我粗略地把这种左派的意识形态化看成是对某种正当利益的荒谬式表达。这些人的背后,有着相当数量的社会基础。近年,网络论坛中,充满着反思改革、批判改革的言论。他们为什么批判改革?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说,最近这几年的改革已经改得鸡飞狗跳,很多人在改革中吃了亏,所以,这些吃了亏的人一听到什么改革就会胆战心惊。而他们因为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表达,干脆就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回到计划体制,回到毛泽东时代。与之呼应,一些左派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 其实,仔细观察这些所谓的反对改革主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表达的是一种利益的要求,是基于利益受损而来的不满。但由于舆论的意识形态化,很有可能使这种基于利益的不满转化成对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 与批评,乃至反对改革者相对,坚持改革的一方也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在对人民为什么要反思改革这一问题的理解时。这尤其可以从皇浦平《改革不能动摇》这篇文章中看出来。表面上,这篇文章有错吗?没有什么错。坚持改革的方向,当然不能动摇!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对改革的反思、对改革的不同意见统而称之为对改革方向的否定,这很容易忽视对改革的批评和支持当中那些基于利益的正当要求。另一个问题就是皇浦平始终不能明白的是,1991 年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改革开放需要新思想》等文章受到了整个社会的一片赞成声,而这一次的文章和十多年前的那篇基调完全一样,但怎么会引起这么多强烈的反对声?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皇浦平忽视了不同的背景,他不能理解今天的背景。在上个世纪90 年代初,中国的改革面临着在意识形态层面确定方向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皇浦平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呼吁坚定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近年围绕改革的争论和90 年代初的那场争论已经很不一样了。今天对改革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利益分歧上的争论,所以,在这种变化面前仍然说坚持改革,用改革解决改革中的问题,改革要攻坚,通过改革的攻坚来化解当前的问题,像这样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已经难以应对这次反对改革的人所提出的实质问题了。因为,基于利益的分歧是无法用意识形态或社会发展的方向可以化解的。 三、同时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 现在的中国,同时出现了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这两种倾向,这非常让人担心。前一段时间,我批评上层的寡头化比较多一些。最近,我比较关注社会上对任志强提出的“富人区”的争论。我发现新浪网上有一个任志强的博客,就上去看了看。看了以后觉得,可能这是中国博客主人挨骂最多的一个博客了。“我们是为富人建房的”,“中国要有富人区和穷人区”,“房地产就应该有高额的垄断利润”,任志强的这些论调在网上招来一片骂声。同时,很多人也在说,其实任志强说的是一个大实话,任“是一个诚实得可恨的人”。对于这场争论,我是比较赞成任志强所说的穷人和富人分区居住的主张的。但是,我觉得分歧双方的核心问题不在这儿,而在于像这样的对立是怎么产生的。 在新浪网的调查栏中说,即使任志强的观点是对的,也不应该这样说,你同意不同意? 结果是,30%多的人同意。所以,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无论中国也好,世界也好,特别是在中国,有些事是能做不能说的,而任志强的招恨是因为他把能做不能说的事给说了出来。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够不够呢?不够!问题的核心是,任志强为什么能够把能做不能说的事说出来?因为,在其他社会,包括西方社会,上层多半要夹着尾巴做人,能想不能说。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的上层是越来越霸道了:既然我是这样想的,当然我就这样说了,你敢怎么着?!上层这股不顾别人的感受、理解和反应的劲头,造成了下层的民粹化。只要是精英,只要是上层,一说话,一做事,就会招人骂。包括最近围绕电影《无极》对陈凯歌的批判,背后就有这样的东西在里面。现在,每一次所谓的精英人物、上层人物出了点丑闻,在网上就成了民众狂欢的小小节日。这样的情景,是对今日中国的上下层关系的生动写照。我原来在讲社会结构的时候也讲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特征――上层极权化和下层碎片化。这种结构性的特征在行动层面的表现就是――上层的寡头化,下层的民粹化。这种特征与长久存在、缠绕不散的意识形态因素组合在一起,将会造成中国社会的断裂。有社会,就会有冲突,很多的冲突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社会断裂带形成而引发的冲突。比如,在美国也有很多冲突,但是它每次冲突的阵营不一样,这就不必太怕,也比较好办。怕就怕无论出现什么问题,每一次的阵营都是一样的。比如,台湾的蓝和绿之间,每一次蓝逢绿必反,绿逢蓝亦必反。 我担心的是,中国弄不好,就会形成以上层和下层为表达形式的、很意识形态化的主要断裂带,凡是上层说的下层就是谩骂,凡是下层说的上层就不屑一顾。因此,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是我们必须同时警惕的两种现象。 相关日志 2011/02/13 -- 孙立平: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 (0) 2011/05/11 -- 中国高通胀将成常态 (0) 2011/05/10 -- 万军:各路人马纷纷亮剑,中国社会何去何从 (0) 2011/05/06 -- 高善文:“硬着陆”之辩 (0) 2011/04/29 -- 易富贤:初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让人震撼的人口数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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