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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曹思源——绝无仅有的中国体制外活动家

中国著名宪政学者、企业私有化学者、体制外政治活动家曹思源先生,2014年11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曹思源先生生前多次来纽约讲学、演说和交流,这里有他长达数十年的老朋友。在回忆曹思源的时候,他们有的称他为中国体制外推动体制内改革的绝无仅有的活动家;并都表示,对他追求自己认定事业的那种执着、热情和孜孜不倦印象深刻。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宪政学者陈小平是纽约三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认识曹思源的老朋友。...

信力建 | 信孚研究院,学习型的朋友群落

作者: 信力建   日前,著名时评家、作家、博主卫金桂女士受邀加入信孚研究院。 卫金桂,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现为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授、最热门文科选修课教师、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编委。曾任北京市丰台区第七、八届常委;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主编。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持或参与各类研究项目十多项。2011年出版小说《中国女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小说《伊甸园之殇》、《承担——60后大学生》已与名牌出版社签约,将于本年内出版。 迄今为止,卫金桂发表的文章已近千篇,杂文、随笔、书评、学术、生活,包罗万象,博古通今。某媒体曾如此评价她:作为历史研究者,她喜欢写评论,却不拘泥于媒体报道。她写生活琐事,却能引发网民地震,独成一家新闻。卫金桂自称“自由主义信徒,甘地主义态度”,事实上这也是信孚研究院的基本核心:自由主义,包容理性,主张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达成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不管是什么派系、什么主义。 信孚研究院是神马?更形象地说,它是信孚的专家朋友们的一个“大客厅”、“休养园”,更是国内著名学者们的“精神家园”。 简单地说,信孚研究院秉承和推行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理念和“学术自主”的模式,提倡求真、分享、自由、有趣、共进的合作方式,努力整合全球华人的知识学术资源,为每一位有共同价值理念和追求的学者专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学者最便利最宽松的研究环境,着力于共同研究国内和国际发展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网络,携手推动社会进步。 未来,研究院将逐步走向国际现代化的公益组织运营模式,启动基金化运作,力求公开透明,但这只是初步设想。目前,研究院是独立支撑,适度资助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率先实现信孚提倡的“时时、人人、处处”学习的大教育梦想! 目前,信孚研究院里的“牛人们”包括:袁伟时、曹思源、杨恒均、陈有西、吴祚来、秋风、颜昌海、童大焕、熊培云、李悔之、周虎城、杨佩昌、野夫、李剑芒、袁征、罗天昊、袁天鹏、李小鸣、李公明、鄢烈山、笑蜀、令狐补充、郎遥远、王晓阳、章文、熊丙奇、曹保印、荣剑、范泓、刘柠、叶匡政、刘洪波、郝建、薛忆沩、易富贤、余以为等知名学者。 研究院的“主业”很丰富,包括吃饭、喝酒、旅游、度假、做善事等等。只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广州,都会受邀参与信孚饭局,几样小菜、一壶好茶,思想碰撞,天马行空,各自惬意。比如,今年以来,与袁伟时、杨恒均、程刚等谈“中国话为何让世界焦虑”,与王则楚、李公明、唐明灯等谈“国家主义者”,与陈思、鄢烈山、蔡慎坤等谈“穆兄会的兴衰”,与冉云飞、赵牧等谈“外交价值”,与山田正行、余以为等谈“日本的政治与教育”,与邓良平、韩世同等谈“民企的春天在哪里”,几乎每个饭局都有个主题,而每一次的讨论都有所收获。 旅游度假,也是信孚研究院的特色之一,通过文章交流的“读文”,到互动交流的“读人”,再到行走天下的“游学”。比如,与杨东平、陈有西、杨恒均等游走以色列,与秦晖、金雁、秋风、张鸣等游走东欧诸国,与徐列、邓良平等游走日本,与袁伟时、鄢烈山、向熹等游走希腊古国,与吴祚来、曹保印、周虎城等游走印度等等,每一次游学之旅都充满新奇,沿途知识互补,观点辩论,趣味之至。 做文化善事,更是信孚研究院乐此不疲的事情。比如,联合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媒体等做文化论坛、捐资助学,举办“儒教研讨会”、“武夷论道”、“信孚公益论坛”、“印度文化论坛”等,向农民工家庭赠送教育图书,为在校贫困大学生设立奖学金、调查基金等等,去年开始推出“好书送好友”活动,为学者、媒体、网友等赠送几千本好书,获得了诸多好评。 简单,慈善,乐学,有趣——这就是信孚研究院。如你想加入我们,欢迎给我们来信:[email protected]

自由亚洲 | 中国民间资本银行梦好做难圆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七月初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让中国民间资本再度做起银行梦。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七月初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之所以使中国民间资本银行梦近日再度成为一个话题是因为“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和纲领性措施。 北京经济学家胡星斗教授表示,这表明中国在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方面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政府试图打破国有银行金融垄断的局面,为中国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创造条件;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是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停滞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 “因为只有打破金融系统垄断的坚冰,类似产业升级和就业等问题才可能解决。如果金融系统垄断的坚冰无法打破,类似产业升级和就业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就无法解决。” 迄今中国只有一家民营股份制银行,那就是中国民生银行。 中国人民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商行、村镇银行在内的中小银行法人机构总共1400多家,民营资产规模仅占比仅15%。 中国银监会的统计数据进一步显示,大型国有银行与政府控股的商业银行占中国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的95%,民营银行仅占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的5%,其中“工、农、中、建、交”五大行所占比例高达60%以上。让人不解的是,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60%的中国民营经济却只有占金融信贷资产大约20%的非国有金融机构为之服务,而占GDP比重不超过40%的国有经济却有占金融机构资产大约80%的国有商业银行为之提供金融服务。 对此,北京知名经济学者曹思源教授表示:“我一贯主张大力开办私人银行,由私营资本创办银行。私营银行的比重应该是超过银行业的50%, 只有超过50%才能称其私有化。我主张中国银行业私有化,或者私有化的比重大于50%。” 曹教授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指导意表示赞成和欢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光远近日表示,“只有大量民营银行成为主流的金融机构,(中国)金融资源的错配(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中国民间资本设立民营银行近些年来政府虽然一直有诸多鼓励政策的支持,但各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实际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中国让民间资本的“银行梦”始终好做难圆 胡星斗教授认为,未来一个健康的中国银行领域应该有至少50%的资本属于民间,来自民间。 “民营资本更多地进入银行业看待是中国政府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但要是民间资本在中国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可能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因为那需要中国决策层高瞻远瞩,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要总认为只有国家控制金融才能控制经济,才能稳固政权。否则,即使相比过去有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民间资本在中国银行业也只能始终扮演小媳妇的角色。” 中国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最近对中国媒体表示,2013年中国政府在政策层面至少会设立一到两家民营银行,通过试点,权衡和检验民营银行的发展,为未来进一步开放银行业提供政策依据。 对此,曹思源教授表示:“中国银行业要引进民间资本即使是一下子开闸放水, 也得有个过程, 不是某个机构或某个文件一说就行动起来。从几乎为零开始,民间资本的进入需要时间。” 中国有学者曾说,民间资本进入中国金融业要突破“两重们”,即所谓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玻璃门”是指中国民间资本投资不存在看得见的显性障碍,但存在诸多隐性障碍将民间资本阻拦在外;“弹簧门”是指即使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最终也会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退出。 “玻璃门”主要源于对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所存在的各种无形约束。“弹簧门”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优势和民间金融机构的相对劣势形成鲜明对比,导致民间资本被挤出。难道这次“指导意见”的发布已经推到了“两重门”,让中国民间资本有机会圆了多年的“银行梦”?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信力建 | 韩国转型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 信力建   6月27-30日,韩国总统朴槿惠率强大代表团访问中国。朴槿惠表示,韩中两国历史和文化相通。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突飞猛进。当前,两国关系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韩国正致力于开启“国民幸福时代”,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韩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分享梦想,共同发展,携手促进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繁荣。随着“中国梦”的概念风靡世界,韩国也凑了把热闹,但是,韩国梦早在转型时期就已经启动了。我们不妨来看看,韩国如何从转型中崛起,从而跻身发达国家的? 韩国,位于东北亚,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人口5051.5万(2011年)。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未来11国中唯一一个发达国家,并且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成功地推行了政治转型,结束了长达32年的军人统治,创造了韩国民主化的奇迹。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到了东亚。此时韩国的民主化运动也日趋高涨,以金泳三和金大中为代表的民主化势力与以全斗焕和卢泰愚为代表的权威统治势力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最终迫使权威统治者做出让步。而“六•二九”民主化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韩国政治开始了由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 美国学者亨廷顿断言: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而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政府和民众都意识到,民主化已经成为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必要门票,而这就为韩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强烈的诱因。 二战以后,在美国的扶植下,李承晚成立了韩国,史称第一共和国。“一共”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但是美式的民主移植到韩国却遇到困难。李承晚为了谋求连任甚至还两次修宪,最终结果是变为了极权政治。1960年“4•19”学生运动推翻了李承晚独裁政权。继任的第二共和国张勉政府进行了很大力度的民主化改革,然而政局却更加混乱和无序,一方面执政党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吸纳政治参与的能力又非常低下。张勉政府的改革目的是使政权获得程序合法性,但是由于对社会秩序、大众福利等公共物品供应绩效很差,政府反而失去了社会的支持,导致极权政治卷土重来。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政变,接管政权。在朴正熙任总统的第三、第四共和国(“维新体制”)时代,国家是以军人专政和个人独裁结合的极权政治,但权威体制并没有阻碍经济起飞,反倒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秩序。朴正熙时代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建设为享誉世界的“汉江奇迹”开辟了道路。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后,主张民主化的各派势力又活跃起来,一时出现了所谓的“汉城民主之春”。然而当年12月12日军方强硬派迅即扼杀了短暂的民主复兴进程。1981年2月全斗焕将军在操纵修改宪法之后登上总统宝座,标志着韩国进入独裁专制的第五共和国时代,又被称为“新维新体制”。韩国社会并没有屈服于极权统治,抗议、示威、罢工运动风起云涌。政府以“非常戒严令”对付1980年5月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制造了伤亡千余人的“光州惨案”。1987年6月的“改宪运动”使斗争达到高潮。极权政府一方面对镇压力不从心,认识到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对失去政权又心有不甘。为了在民主化改革中争得主动,在修宪后的大选中保住执政地位,卢泰愚发表了作出改革承诺的“六•二九”宣言。 “六•二九”宣言是韩国政治变迁的分水岭,标志着韩国政治开始了由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此后尽管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危机,但是民主政治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1993年金泳三通过和卢泰愚总统的执政联盟合作而在竞选中获胜,他上台后即采取措施进一步消除权威政治的影响。1998年2月,金大中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通过选举获胜而上台执政的在野党领袖;2003年2月,民主党领导人卢武铉就任总统;2008年2月,大国家党领导人李明博就任总统。在“六•二九”宣言发布之后已经实现了五次政权的和平交替。 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实际是在朴正熙执政的1963年至1979年期间。朴正熙因此也成为创造“汉江奇迹”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朴正熙执政期间,按照韩国国情开展了新乡村运动和韩国五年计划,使得韩国的农业和工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朴正熙掌权期间还提出了“对待工人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做工厂的工作要像做自己的事一样”的口号, 成为当时韩国人的精神力量,使得韩国工人以当时美国工人十分之一的成本创造出美国工人2.5倍生产率。 1970年代,在继续坚持出口导向的基础上,政府开始实施重化工业发展战略。为了尽量缩短时间,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尽快建立起资本密集型的中间产品部门,政府决定改变1960年代的“一致性”分配原则,转而挑选一些大企业作为依靠对象,并为其提供极为优惠的资金支持。 不久以后,在经济落后阶段为韩国的现代化立下汗马功劳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集权专制体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韩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此,韩国政府于80年代初颁布了法律、法规,开始走上“市场主导型经济”的道路。90年代,韩国“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大大削弱,市场的主导地位日渐增强。 韩国的经济快速发展:GNI到1991年增至5253美元,90年代后半期以后,达1万美元以上,2006年达到17690美元,在短短40多年里增加了200多倍,由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先进,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在1995年已居世界第11位。 从李承晚政权的专制政体、朴正熙政权的政府主导型改革、“维新体制”到金泳三的“文官政府”再到金大中的民主政府,大韩民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民主梦想的践行经过了漫漫长夜,在广大民众的奋力争取、政治精英的奔走呼号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施加的强大压力下,民主政治的实现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韩国现代政治的发展历程在雄厚的现代经济基础上成为宪政民主不断推进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一般来说,向稳定的民主政体转型大体有两种方式:激进式和渐进式。俄罗斯是激进式转型的典型代表,这种方式的缺陷是需要付出极大的短期成本;韩国的转型则被视为渐进式转型的代表,如通过逐步减少政府干预以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通过民主化改革放弃原来的极权式政治体制等。依靠渐进方式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则需要承受较长时期的痛苦的震荡。 20世纪60年代前的韩国非常贫穷落后,1962年人均国民收人GNI仅87美元,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行列,2006年达到17690美元,由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先进,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的东方国家,其经济现代化的成功,被国际学术界誉为“韩国模式”。这一模式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韩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转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由上述各方面形成的总的文明形态)历经了重大的变革,也为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从一般的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阶段是社会经济发展极为关键的转型期。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发展都面临选择权衡问题,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巴西、阿根廷等国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丧失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则采取了较为合理的政策,保证了社会政治稳定,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2007年人均GDP为2568美元,已经进入了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关键时期。考察韩国在经济转型时期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风险,研究韩国政府应对挑战的对策得失,对于中国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古语亦有云:“他山之石,可以为错。” 资料参考: 曹思源《韩国转型的脚印》 谢晓光《韩国政治转型与中产阶级的作用》

自由亚洲 | “对话基金会”关注中国“双规”措施与法治建设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美国民间组织“对话基金会”日前发表文章,关注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的“双规”措施与法律制度间的矛盾。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制建设应该以宪政为基础,应该由司法程序取代法外施刑的“双规”制度。 美国民间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的文章说,在中国近期由胡锦涛向习近平实现权力过渡中,如何遏制腐败及恢复政府的公信力,一直是中国官、民双方关注的话题。 习近平上任之初的种种说辞似乎表达了新一届领导层的反腐决心,他曾警告中共各级干部:“没有人可以享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并且高调宣布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但随后,中国政府针对要求宪政改革、呼吁增加法治透明度的公民及网络舆论进行打压,释放了一种断然不同的信号。 广州出版的《南风窗》杂志近日刊载的一篇“揭秘双规”的文章指出,今年4月份,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于其一在“双规”期间猝死,一说是“洗澡期间摔倒”身亡,一说是“溺水死亡”。家属却发现,于其一身上存在“大面积损伤”。类似的事件引发了“双规”机制两种截然相反的舆论反响:一方面在陈希同、胡长青、成克杰、陈良宇等一系列大案中,“双规”成了所谓的“反腐利器”;但另一方面,双规这个“非常规”的法外措施也使其变成了“致命的黑洞”。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就此表示:“我一直对‘双规’这样的问题觉得是完全反法治的状态。双规可能会引发民众的一种喜悦,觉得这样的一种制度对法治或反腐有好处,其实不是这样。这样的一种体制它超越了法治,没办法真正获得法治的效果。” 所谓“双规”的定义最早源于中国国务院1990年颁布的《行政监察条例》。该条例规定,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就检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 “双规”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正式文件中也被称作“两规”。但在负责监管中共党员风纪的中纪委和监察部于1993年联合办公之后,实施“双规”的具体行动是否基于司法监督或相关法律原则,则变得更为模糊不清。 《南风窗》的文章从强化反腐及遵守行政条例的角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的出台,是“双规”走向制度化的前奏。 文章作者指出,当有关部门宣布某位官员“涉嫌严重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后,往往就意味着这位官员政治命运的结束以及囚狱生涯的开始。这种情况也常常会引发公众的一片“欢欣鼓舞”。但每当被“双规”中的官员因各种原因丧命,官员家属提出百般质疑时,民众的心态却往往只能在“活该”与“无视”之间摇摆不定。 在北京的宪政学者曹思源认为,“双规”的对象虽是针对中共党内官员,但以惩治涉嫌违纪为名义的法外监禁及刑讯问题,却明显有悖于中国法律本应对公民正当权利实施的保护。 “共产党员同时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的公民权利是同样应该受到宪法保护的。我认为,党组织对一个党员的处分除了开除党籍以外,更多的处分那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如果违反法律应该依法惩办。(党组织)没有权力对党员的公民自由、人身权利进行处分,现在所实行的‘双规’应该讲是违反法律的。” 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则强调,法制建设必须要以遵守宪法原则作为基础,否则“双规”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起到反腐败的作用。 “我认为其实所谓‘双规’这样一种制度是与明朝的‘东厂’、‘西厂’一样的制度。真正反腐败的体制取决于是否有新闻自由、是否有司法独立、是否有议会对政府切实有效的监督,包括财产公开。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如何把这样一种现在其他的国家反复验证过的、特别有效的体制落到实处,而不是运用特务式的这样一种制度,让人民感觉到有一种‘灭火’的效应。” “对话基金会”的文章还指出,究竟法律在有关中国社会公正的概念上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所谓上级指示或允许法外措施的“双规”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些问题的答案将预示中国今后法治化发展的关键。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林治波言论带来的副产品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公开否定大饥荒死亡人数遭各界声讨 4月29日,新浪微博上名为“林治波”的用户发文称,“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污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过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见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 林治波在微博上实名认证为“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据网络检索,林治波1963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曾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从事战争史研究。2000年调入人民日报社从事新闻评论工作。 针对林治波的言论,大量网民通过转发和评论方式进行指责,并伴随情绪激烈的攻击。林治波很快关闭微博上的留言评论功能,并不甘示弱地展开对骂,一方面对网友进行人身攻击,称“现在的中国,洋奴遍地”,“认美为爹的孙子乌泱乌泱的”,另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称“如果真是那样整家整家地死亡,那得死几个亿啊?” 4月30日,在舆论压力下,林治波在微博中援引《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数据称,““由于出生率大幅度下降,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我认可这个说法,昨天的微博不准确,特此更正,并对当年死于饥荒的父老乡亲致以深切悼念和缅怀。” 但是上述言论只涉及到1960年,且林治波并没有明确为自己的言论表示道歉。截止当日晚间,他已经将此前引起争议的微博和后续骂战言论悉数删除。 富有意味的是,论战最酣的4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本报记者林治波”名义发表主旋律文章《甘肃 进位争先正当时》,为他所在的甘肃省评功摆好。对此,林治波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朱维民教授讽刺称,这是“为了奖赏他敢于大声说谎”,在“为他压惊”。 林治波因其争议言论而受到网民的人肉搜索。有了解内情的人爆料称,林身为公务员,其妻子开的是豪华汽车品牌保时捷旗下的“卡宴”,并经营饭店盈利。对此林治波声明称,“卡宴”豪车是其妻子自己买的,开饭店也是靠劳动吃饭,无可指责。但这一声明事后也被删除。 还有网友发现,2003年,当时尚在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林治波与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合著《评对日"新思维"》,由日本侨报社发行日文版,对他的同事、当时倡导“对日新思维”的马立诚进行攻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合作者金熙德随后因被指控向日韩机构泄露机密而被逮捕,并判处有期徒刑14年。 面对林治波的言论,许多网友提及自身经历过的大饥荒情景。经济学家茅于轼、马光远、历史学者章立凡、法学者曹思源等人纷纷出面澄清视听,茅于轼在题为《如何看待我国的大饥荒》文章中称,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 林治波言论带来的副产品是,公共舆论空间中出现了一波中共党史热。三年困难期间的死亡人数和历史责任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与此相关的杨继绳、曹树基等人的研究著作也一再被人提及。专栏作家、媒体人肉唐僧称,林治波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人的大讨论,真是功德无量。 由于大陆舆论界对肃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众多历史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极左思潮仍有深厚土壤。林治波发表争议言论后,甚至修正观点后,仍有个别公众人物对其表示声援。有鉴于此,有舆论呼吁应借鉴战后德国对纳粹言论的惩罚措施,防止出现类似公开否认人道主义灾难的行为。 来源:RFI

【喷嚏图卦20120430】有时候,事情并不像你表面所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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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这么多人?《墓碑》一书披露下述原因: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增加了21%,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硬挖硬挤。 @徐文致 :既然林社长编辑过毛选,那么贴出毛自己说河南信阳饿死人文字记录 @吴铭 :2011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第563页称:“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请注意,这是一年的净减少人数。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版。 @章立凡 :【中国第一座大饥荒纪念碑】2004年,中国河南省光山县十里乡高店大队吴围子村农民吴永宽,自筹资金,为本村在大饥荒中饿亡的74位村人修建了两座纪念碑,以慰饿魂,以昭后人。 @包正忠 : @林治波 先生,我知道你不赞成公开公职人员财产状况,我听说你有一辆卡宴,挂人民日报的牌照,我还听说你爱人开过一个饭店,有地县出于宣传需要找你时,你大手一挥说,吃个饭呗,然后就去了,我还听说你爱养狗,办公室里都养过一个大狗,估计是有人污蔑你,你辟个谣呗。 @醒来的大鸦 : @林治波 声明摘要:①卡宴是老的,老婆是新的。②饭店来钱不快,另路勤劳致富。③小人坦荡荡,苍蝇不怕脏。④饥荒饿不死,我有观音土。⑤我是鸭子嘴,死硬咬不放。⑥今夜我很忙,等下吃胶囊 @吉四六 :有卡宴和饭店的人在拥护毛的打土豪分田地,多搞笑的一件事情 肉唐僧 : @林治波 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人的大讨论,真是功德无量。我一直认为,告诉49以后的历史,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启蒙,也是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最大的功德,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 @北京朱维民 :为了奖赏他敢于大声说谎,今天的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重要位置发表林的文章,为他压惊。 【2】我远远看到有一群人在林昭墓前矗立 @独立纪录片人胡杰 : 昨天,4月29日,是林昭的祭日,我去了灵岩山祭拜。我远远看到有一群人在林昭墓前矗立。有朗诵诗歌的声音。我停在石级下,静静听着一行一行的诗句。有一个人读着读着泣不成声,另一个人接过诗稿又在继续朗读。我把我的影片献到了林昭和她父母的墓前。 【3】90后衡水市政协委员 @王小塞 : 继郭美美后,微博将爆红【多雪松】,此人微博名 @多一- ,30万的屌鼻子,炫醉驾,晒宾利,微博追明星熊乃瑾,泛华多氏钢结构有限公司总经理,多氏企业董事,90后衡水市政协委员,这些都不足为奇,刚刚被某深喉挖出——此人是央视曝光的毒胶囊之一河北衡水“学洋明胶”的实际控股人,难怪如此嘴脸。 【4】他可能得到了其中一名同情其处境的狱卒的帮助 @变态辣椒 :有关安迪逃离监狱的很多细节仍不清楚,但支持者们说,他可能得到了其中一名同情其处境的狱卒的帮助。他们还说,在安迪逃跑的前一天晚上,他可以通过手机跟支持者们讨论他的计划,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细节,因为那些看守们一直在努力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 美国专门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29日凌晨突然访问北京。坎贝尔在凌晨二点过后乘坐美国大使馆专车抵达入住的酒店,他没有回答为何会突然访华。 FedEx 使命必达 【5】英媒:中国向南苏丹提供80亿美元发展基金 @禾XX皆 :【英媒:中国向南苏丹提供80亿美元发展基金】中国已经成了世界最大凯子,谁都可以来敲竹杠。立国还不到一年的南苏丹,总统第一次来华求援就拿到80亿美元(约合500亿人民币)。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钱给不给,根本不用国会批准通过,好比物业可以随便用你交的物业费给情人送人情。外国在UN的票比你重要。 【6】菲律宾总统:相信中国不会动武 阿基诺29日表示,因为使用军事力量“不会让任何一方受益”。他声称菲律宾在黄岩岛的行动目的是让紧张局势“降级”,他已下令菲律宾军方“不要让这个问题升级”。菲总统发言人陈显达称,菲当局正在收集中国“欺负”菲律宾的相关“证据”。 【7】南京蛤蟆上街引担忧,地震局称正常 @土生阿耿 :【通报批评(165)】南京蛤蟆上街引担忧,地震局称正常。土生阿耿认为,成千上万只小蛤蟆集体出行,不仅惊吓市民,而且惊动地震局解释、辟谣,徒增行政成本,现通报批评。望各有关蛤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及时进行生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一蛤两栖”制向“一蛤一栖”制过渡,只宅水中,禁止逛街。 【8】翻新水洗土豆 大多有相同“面貌”:外表光滑,几乎没有泥土或有少量泥土,储存时间短,易腐烂。商贩将老土豆用水洗翻新,装包,洒土,这样包装好的土豆就像刚从地里刨出来一样。专家观点:吃翻新土豆易中毒。 老土豆(左)、水洗土豆(中)、新土豆(右)。 【9】央视主持人书画展开幕 赵普络腮胡亮相 【10】求职男饿晕街头 江西南昌,一名外地求职男,跌跌撞撞摇摇晃晃,一头栽倒在地。原来是活活饿昏了。路人紧急救助,买来吃的,求职男吃了东西,爬起来道谢离去……求职男,求职难。难就在难在企业太悲惨,大家都考公务员。可是企业才是创造财富,消化劳动力的正常通道。政府如果只收税,不松绑,大家都难熬。( @雾满拦江 ) 【11】游客朝大象扔石头 大象回扔砸伤一人 4月29日,武汉动物园发生一起意外。一名游客扔石头逗弄大象,大象随即捡起石头回敬,将另一名游客砸伤。据悉,这是大象第二次抛物伤人,园方在大象馆外安装了一道3米高的防护网,并挂上警示牌提醒游客不要乱扔食物和石块,但仍有游客向大象乱仍食物等。 【12】南宁“万人比基尼狂欢节” 4月28日,广西南宁第二届“万人比基尼狂欢节”拉开帷幕。当天,众多国内外美女清凉上阵,引得众多游客惊叫连连。 【13】有时候,事情并不像你表面所看到的那样 【14】青岛早报你太牛X了!!!!!厉害!!!!第二张图见真相。。( @Tsingki ) 【15】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逝世50周年之际,新书《玛丽莲》公布了两张罕见梦露写真。镜头前的梦露穿一身粉红色纱质礼服,金发红唇、眼神迷离。摄影师菲利普·哈瑟曼(Philippe Halsman)拍摄于1952年。 【16】台湾一中学强令700名女生脱外衣检查内衣颜色 台北市私立静修女中学在早会期间不顾现场有男教官、男老师,要求700多名女学生当场脱掉校服背心检查内衣颜色。校方称,学校制服衬衫是白色的,会不定期抽查,如果内搭黑内衣 ,恐怕“有碍观瞻”,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好。 【17】生活模仿艺术:古巴演员叛逃美国 @变态辣椒 :他们参演的电影《一夜》讲述三名古巴少年少女试图乘木筏逃离家乡,前往迈阿密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在影片中扮演兄妹,但兄妹俩在凶险的旅程中只有一人幸存下来。影片的成功及各项海外首映式的邀请,促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作出了离开古巴的决定。 @老榕 : 补充:迈阿米移民局律师代表两名演员告诉Reuters,基于“他们返回古巴可能受到迫害”,他准备材料为他们提请政治避难。 【18】波兰男子有新欢后提分手被牙医女友拔掉满口牙 马雷克·奥尔谢夫斯基现年45岁,另结新女友,向34岁的牙科医生安娜·马科维亚克提出分手。马科维亚克给前男友施用大剂量麻醉药,拔掉他的全部牙齿。奥尔谢夫斯基新女友和他分手,因为不能找个没有牙的男朋友。马科维亚克可能面临3年监禁。 【19】新引擎开创民用航天未来?4小时抵达世界任何角落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反作用发动机公司正测试通天塔航天飞行器的引擎,确保其完美无瑕,以便在法恩伯勒航展有上佳表现,为最后设计阶段募集2.5亿英镑资金。通天塔航天飞行器可在地面以上29公里飞行,速度是音速5倍,4个小时内可抵达世界任何角落。 【20】20%的司机愿意花3千美元买自动驾驶功能 谷歌自动驾驶的汽车实现投入生产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然而研究调查表明,一些美国司机已准备好购买该技术。20%的汽车用户表示:很有可能甚至绝对会为自己的下一部汽车花3千美元购买该自动驾驶功能 【21】南非林波波省的草原度假区旅游项目:牵狮子尾巴散步 【22】血染茅台 @北马南山 :三年(59—61年)大饥荒时期,茅台酒合计产量2079吨,出口139.86吨,1939吨中国自饮。三年实际用粮合计1.13万吨。贵州从全省调集原粮支援,被紧急调粮的思南县三年减少5.1万人,湄潭县死亡12.2万人,铜梓县减少41734人,习水县减少42624人,毕节县减少人口53990人 毛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1959年,周林指示:“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23】《墓碑》:饿死3600万人是什么概念 @福布斯中文网 :【假日读书:杨继绳《墓碑》】这部记录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的作品,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这样描述自己作品,“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也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他尽力走遍全国档案馆,访查资料。试图还原“三年饥荒”这场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 @曹思源 :“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 http://t.cn/zOYp5ZM 【杨继绳:饿死3600万人是什么概念】这数字相当于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人的450倍···相当于76年唐山大地震的150倍···1战死亡1000多万,中国1960年1年就饿死1500万以上.大饥荒惨烈程度远远超过2战.2战死亡4000万到5000万.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的,多数地区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内. “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24】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199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25】因为这践踏了人类基本良知和道德底线 @历史的谎言 :1944年,战场濒临崩溃的纳粹德国加紧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一次,一个小女孩即将被推进坑里活埋,她抬起头,对拿着铁锹的纳粹士兵说:叔叔,请把我埋得浅一点好吗?这样我妈妈就容易找到我了。二战后很多知名人士因否认大屠杀而获刑,因为这践踏了人类基本良知和道德底线。 【26】不彻底反思文革、不彻底否定文革,这样的人不会绝种的 连岳 : 没有法治,不反省历史,薄这样的人迟早成功,路线图很简单:大幅举债,通过大工程和发钱取悦在地民众,同时养肥自己的家庭企业;控制舆论与司法污名化一切反对者与受害者;收买部分网媒、全国性媒体及知识分子(因左受保护,不会被打压)造势以逼宫和大规模洗脑。这次没有王这一意外,薄会成功。 之所以薄XL敢重回文革,之所以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敢否认大饥荒饿死人,根子在于这个体制总想留着民粹和毛左以资利用,无勇气正视历史,也无智慧将彻底否定文革落实。 【27】修鞋者说 @于建嵘 :修鞋者说:老弟,不要对你的新鞋就坏了有意见。要怪就怪你自己没有本事,只能穿一百多元一双的国产皮鞋。现在这个中国哪有什么真的东西呢?当官的骗老百姓,有钱的骗穷人,穷人互相骗。骗得鞋子不能穿,牛奶不能喝,食品不能吃。你看这满街的治不育不孕的广告就知道,中国人真的到了断子绝孙的时候了 【28】我不是为那头猪 @雾满拦江 :林昭在日记里讲过一个故事:林肯有天回家,途中见到一头公猪,陷进泥沼中。林肯有心去救,可是怕弄脏自己的新衣服,就匆忙走了。可是他的耳边,始终回想着公猪的惨叫,最终林肯又回来了,弄脏了自己,把公猪救出。人们嘲笑林肯,可是他说:我不是为那头猪,我为自己的良心。 【29】会说话的眼睛,来自俄罗斯摄影师Сотсков Николай ( @视觉志 ) 【30】每一个年轻人都以为可以永远活着。 ——海明威 http://t.cn/zOlTkKG  ( @喷嚏意图 ) 现在每天身上流的汗,完全就是当年填志愿时脑袋里进的水~~~~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61061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网友热议: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冶波论三年大饥荒

木三ss:赵普在微博上说了真话,被停了职;林治波在微博上信口雌黄,却仍在那里得瑟。同为媒体人,咋处境如此迥异呢?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这是铁的史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一个连职业生命都不顾的人,他还配在新闻界混吗?如今官媒的诚信度之所以不断在降低,除了当局的和谐之外,关键是还有林治波之类。 代理大法师: @林治波 你藐视历史信口雌黄,叶老帅亲口承认饿死二千万人,要不要我转个视频给你说一声。你当然不愿意接轨,没有你的特权,你开得起跑死急,等着人肉吧sB...

美国之音 | 北京传言止于露面 什么主义能救中国?

 2012年 3月 26日 北京传言止于露面 什么主义能救中国? 记者: 张楠 | 北京 图片来源: AP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左)和夫人3月25日出访被广泛视为是中共领导层基本稳定的迹象。 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由于王立军事件被免职后,京城内,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百姓,议论纷纷,猜测连连,出现了多年来不曾有过的思想混乱。与此同时,思想界开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严肃的思考。 3月25日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首尔出席全球核安全峰会。人们关心这则新闻,不仅是因为核安全问题十分重要,还因为胡的出访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共这个90年老党的领导核心,目前基本稳定,否则最高领导人不会冒险拿出一周时间出国访问。 *谣言止于常委露面* 上星期,网上疯传京城发生政变。于是乎,官方媒体上那些原本枯燥无味的领导人名单受关注度陡然剧增。22、23日两天,为了打消人们的疑问,政治局九常委无一例外地在电视上轮番露脸,其中也包括谣传中所说的薄熙来的盟友周永康。周被安排会见跟自己地位并不相称的印尼外长。 江泽民主政时期,曾有陈希同、杨白冰两名政治局委员遭免职。胡温时代,则有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因贪腐罪被撤职法办。薄熙来也是政治局委员。 不过,薄去职所带来的震动远非其他几人可比,他势力大,根基深,后台硬,在党内外都有相当支持度。据记者了解,一些北京百姓对薄被拿下,十分不解。他们称薄熙来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干部。 *有人为薄熙来打抱不平* 中国某中央级媒体以前曾派记者去重庆暗访,了解打黑除恶的情况。当地民众告诉他们,打黑效果明显,社会治安大为改观。 高级干部中也有人为薄熙来打抱不平,认为中央某些人嫉贤妒能,把能力过人但锋芒毕露的薄熙来看成是威胁,一定要找碴儿将他拿下。 批评薄的人同样大有人在。在一些自由派学者看来,薄熙来打着反腐败、反特权、反官僚主义和“共富”的漂亮旗号,虽然也做了些实事,但他终究是个没有认清世界大势、非要开历史倒车的民粹派领袖。 *“红二代”抵制看“红剧”* 北京学者周舵认为,即便唱红歌,其内容和极左的意识形态也无法分割。他曾做过一个试验,请几位著名的“红二代”看一出红歌剧,竟然遭到他们的集体抵制。周舵说,可见就是在老革命的子弟里,薄公子那一套也吃不开。 现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事业遇到难题,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加大,司法不公频发,既得利益盘根错节。一些人认为,改革失败了,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些权贵们就是文革中所要打倒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中国是深化改革,打一场改革攻坚战?还是停滞、倒退,回到文革时代,再来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人们似乎又嗅到久违了的路线斗争的味道。 *什么主义能救中国?* 下一步改革如何进行?有人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中国的前途展开辩论。文革结束后,中国曾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过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凝聚共识,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 有消息人士透露,一位现任中共领导人曾向一批老干部提出“马列主义快不行了,什么主义能行”的问题。这位消息人士说,这表明,中共已经陷入理论困境。 一种主张认为,可以从平反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入手,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据英国《金融时报》,中国总理温家宝近年来曾在党内高层会议上三次提出为“六四”平反的问题,但由于受到同僚反对而作罢。反对者之一就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薄熙来。 有分析人士称,温家宝并非孤家寡人,他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肯定在高层有其他人支持。 分析人士说,将在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接替胡锦涛出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应该具有改革意识。他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就是坚定的改革派。他为人正直、仗义执言,曾因胡耀邦受到不公正对待而跟邓小平拍桌子,也曾坚决反对“六四”镇压。父亲对习近平不可能不产生影响。不过,习近平的能力、魄力如何,在僵化体制下能否有所作为,仍然有待观察。 *平反“六四”难度大* 据报道,一些“六四”难属及其他有关人士表示,他们以前并未听说温家宝提出平反“六四”的事。“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说,他仍在禁止出境的黑名单上,最近要求延长护照被拒绝了。不过,他认为,温家宝提出给天安门运动平反合乎情理。 1978年,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为两年前被打成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平反,称其为反对“四人邦”的革命群众运动。 但是平反1989天安门运动的难度更大,因为此事一涉及邓小平,二涉及军队。有分析人士表示,毛的旗帜早晚要倒,邓的旗帜再倒了,恐怕共产党无法承受。 *学者建言促政治体制改革* 周舵的意见是:各界精英尽快形成共识,弄清楚政改怎么改,路径是什么。他主张实行渐进民主。他说,不改革是死,乱改革也是死,民主化应分两步走,先自由,后民主,先搞自由、法治、宪政、人权保障,最后过渡到英美式的多党制。 周舵认为,应从改革人大、政协制度入手,真正落实宪法关于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的规定,使共产党从议会老子党变成议会党。 北京学者曹思源认为,文革虽然被否定了,但是并没有受到彻底清算,没有从思想上和政治制度上去剖析文革的根源。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最新一期《中国新闻周刊》援引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民主和法治。中央党校原教务部副主任侯少文认为,不谈解决权力腐败问题,去讲民生,那就是隔靴搔痒、画饼充饥。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常务副主任侯少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怎么设置权力,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关系怎样;第二,怎么赋予,赋予就是选举;第三,怎么运行,要按照规矩和法治来运行;第四,怎么控制,控制就是进行监督,老百姓参与。 他说,政治体制改革更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北京传言止于露面 什么主义能救中国?

VOA张楠  | 北京 图片来源: AP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左)和夫人3月25日出访被广泛视为是中共领导层基本稳定的迹象。 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由于王立军事件被免职后,京城内,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百姓,议论纷纷,猜测连连,出现了多年来不曾有过的思想混乱。与此同时,思想界开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严肃的思考。 3月25日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首尔出席全球核安全峰会。人们关心这则新闻,不仅是因为核安全问题十分重要,还因为胡的出访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共这个90年老党的领导核心,目前基本稳定,否则最高领导人不会冒险拿出一周时间出国访问。 *谣言止于常委露面* 上星期,网上疯传京城发生政变。于是乎,官方媒体上那些原本枯燥无味的领导人名单受关注度陡然剧增。22、23日两天,为了打消人们的疑问,政治局九常委无一例外地在电视上轮番露脸,其中也包括谣传中所说的薄熙来的盟友周永康。周被安排会见跟自己地位并不相称的印尼外长。 江泽民主政时期,曾有陈希同、杨白冰两名政治局委员遭免职。胡温时代,则有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因贪腐罪被撤职法办。薄熙来也是政治局委员。 不过,薄去职所带来的震动远非其他几人可比,他势力大,根基深,后台硬,在党内外都有相当支持度。据记者了解,一些北京百姓对薄被拿下,十分不解。他们称薄熙来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干部。 *有人为薄熙来打抱不平* 中国某中央级媒体以前曾派记者去重庆暗访,了解打黑除恶的情况。当地民众告诉他们,打黑效果明显,社会治安大为改观。 高级干部中也有人为薄熙来打抱不平,认为中央某些人嫉贤妒能,把能力过人但锋芒毕露的薄熙来看成是威胁,一定要找碴儿将他拿下。 批评薄的人同样大有人在。在一些自由派学者看来,薄熙来打着反腐败、反特权、反官僚主义和“共富”的漂亮旗号,虽然也做了些实事,但他终究是个没有认清世界大势、非要开历史倒车的民粹派领袖。 *“红二代”抵制看“红剧”* 北京学者周舵认为,即便唱红歌,其内容和极左的意识形态也无法分割。他曾做过一个试验,请几位著名的“红二代”看一出红歌剧,竟然遭到他们的集体抵制。周舵说,可见就是在老革命的子弟里,薄公子那一套也吃不开。 现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事业遇到难题,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加大,司法不公频发,既得利益盘根错节。一些人认为,改革失败了,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些权贵们就是文革中所要打倒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中国是深化改革,打一场改革攻坚战?还是停滞、倒退,回到文革时代,再来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人们似乎又嗅到久违了的路线斗争的味道。 *什么主义能救中国?* 下一步改革如何进行?有人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中国的前途展开辩论。文革结束后,中国曾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过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凝聚共识,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 有消息人士透露,一位现任中共领导人曾向一批老干部提出“马列主义快不行了,什么主义能行”的问题。这位消息人士说,这表明,中共已经陷入理论困境。 一种主张认为,可以从平反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入手,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据英国《金融时报》,中国总理温家宝近年来曾在党内高层会议上三次提出为“六四”平反的问题,但由于受到同僚反对而作罢。反对者之一就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薄熙来。 有分析人士称,温家宝并非孤家寡人,他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肯定在高层有其他人支持。 分析人士说,将在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接替胡锦涛出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应该具有改革意识。他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就是坚定的改革派。他为人正直、仗义执言,曾因胡耀邦受到不公正对待而跟邓小平拍桌子,也曾坚决反对“六四”镇压。父亲对习近平不可能不产生影响。不过,习近平的能力、魄力如何,在僵化体制下能否有所作为,仍然有待观察。 *平反“六四”难度大* 据报道,一些“六四”难属及其他有关人士表示,他们以前并未听说温家宝提出平反“六四”的事。“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说,他仍在禁止出境的黑名单上,最近要求延长护照被拒绝了。不过,他认为,温家宝提出给天安门运动平反合乎情理。 1978年,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为两年前被打成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平反,称其为反对“四人邦”的革命群众运动。 但是平反1989天安门运动的难度更大,因为此事一涉及邓小平,二涉及军队。有分析人士表示,毛的旗帜早晚要倒,邓的旗帜再倒了,恐怕共产党无法承受。 *学者建言促政治体制改革* 周舵的意见是:各界精英尽快形成共识,弄清楚政改怎么改,路径是什么。他主张实行渐进民主。他说,不改革是死,乱改革也是死,民主化应分两步走,先自由,后民主,先搞自由、法治、宪政、人权保障,最后过渡到英美式的多党制。 周舵认为,应从改革人大、政协制度入手,真正落实宪法关于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的规定,使共产党从议会老子党变成议会党。 北京学者曹思源认为,文革虽然被否定了,但是并没有受到彻底清算,没有从思想上和政治制度上去剖析文革的根源。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最新一期《中国新闻周刊》援引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民主和法治。中央党校原教务部副主任侯少文认为,不谈解决权力腐败问题,去讲民生,那就是隔靴搔痒、画饼充饥。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常务副主任侯少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怎么设置权力,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关系怎样;第二,怎么赋予,赋予就是选举;第三,怎么运行,要按照规矩和法治来运行;第四,怎么控制,控制就是进行监督,老百姓参与。 他说,政治体制改革更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美国之音 | 温家宝忧“文革重演”是危言耸听?

 2012年 3月 21日 温家宝忧“文革重演”是危言耸听? 记者: 张楠 | 北京 图片来源: Reuters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两会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资料照片)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表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对于温的这番话,有人认为言之有据、很有必要;也有人认为,那不过是危言耸听。“文革”真会卷土重来吗?美国之音记者围绕这个问题采访了一些学者。 “文革”对于年轻一代已经非常遥远了。分析人士认为,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会上旧事重提,绝非无病呻吟、杞人忧天。特别是,他两次谈到否定“文革”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把《决议》跟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联系起来。 *“文革”基因或被植入十八大* 北京独立学者吴稼祥说,尽管“文革”在《决议》中被全面否定,但是近10年来,“文革”却成为网络上的敏感词,不允许对它进行讨论和批判,有人竟公开打出拥护“文革”的旗号。 他说:“‘乌有之乡’甚至歌颂‘四人帮’,在它的网站上可以辱骂党的领导改革开放的所有领导人。” 吴稼祥说,这是80年代邓力群主导意识形态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来,提倡主旋律,抵制西方文化和普世价值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正在被复制到今天。 他说:“‘文革’残渣余孽的泛起,就像洪水一样淹没整个社会。他(温家宝)要不说话,不上去阻挡一下,那情况就非常糟糕,不会对十八的召开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有可能文革的基因被植入十八大。” 中共十八大将于今年秋天举行,届时中共领导核心将进行10年一次的权力交接。由于“唱红打黑”而声名远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被认为是角逐九人政治局常委的有力人选。 不过,薄熙来的得力干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事件以及薄在重庆推行的“文革”政治运动式做法,终于使他被革职。 美国之音张楠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手段也必须合法* 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温家宝说“文革”悲剧有可能重演是有道理的。 他说:“很简单,一个公安局长在重庆都得不到人身保护,要找到美国领事馆去求保护。那普通的人在重庆能得到保护了吗?所以,重庆变成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了。王立军所揭出来的事也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个没有人身保护的社会就是文革时候的状态。” 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观念,认为只要目标伟大,就不必计较手段。联系到重庆的做法,作家戴晴说,这种观念跟法治社会是相抵触的。 美国之音 中国知名作家戴晴 她说:“就算你打黑打掉的真是罪大恶极的黑帮头子。你用什么办法?如果你用专政的手段、专制的手段、用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手段、用不公开的手段、用不可以讨论的手段来做的这件事,就是不可取的。如果你的过程是违法的,那么你的目标说得再漂亮,我不信。” 重庆有个叫李俊的亿万富翁逃到国外。他最近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称,他在打黑运动中受到刑讯逼供。薄熙来否认重庆有此类违法现象。他在人大重庆代表团答记者问时说,打黑除恶虽然涉及面比较宽,但重庆都是依法办案的。 *“文革”亲历者反感唱红歌* 美国之音张楠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薄熙来在重庆的另外一个大动作就是“唱红歌”。红歌运动不仅在当地搞得热火朝天,还要唱到北京去,唱到香港去。积极参加者或者为其叫好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也引起众多“文革”过来人的反感。戴晴就拒绝唱红歌。 她说:“我算是一个醒悟了的人。我自己知道,曾经在我生命当中的一段,我是如此之愚昧。这是我一生的痛啊!我不能再不断扒开我这伤口,来给这伤口撒盐。我得罪死你们,我也不唱。” 美国之音张楠 北京独立学者曹思源 北京独立学者曹思源认为,问题不在于唱几首歌,而在于重新神化毛泽东,在于如何对待历史。 他说:“薄熙来说‘唱红’何罪之有?几亿人口吃不饱饭,头天上床,第二天爬不起来,饿死了,这些老百姓何罪之有啊!他们饿死了,被整死了,娃娃上不了学,十年不办大学,这么大的损失老百姓何罪之有啊!现在你们还颠倒是非,还要神化,走错误路线。那当然是复辟‘文革’了。” 曹思源说,是否坚持“文革”思想的一个标志就是对待毛泽东路线和思想的态度。 *要守住《决议》的底线* 其实,复辟“文革”的思潮早已引起中国精英的警惕。去年,在纪念《若干历史问题决议》30周年的座谈会上,人民日报评论部的马立诚说,在举什么旗的问题上我们正受到挑战,有人要举起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旗帜,为“文革”翻案,并试图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 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呼吁守住《决议》的底线。他说,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的、根本否定的态度。 曹思源肯定了《决议》在分清是非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是认为《决议》没有讲清楚“文革”错误的根源。他说,如果制度正确,毛的错误本是可以纠正的。 他说:“10年都纠正不了一个领袖的错误。这个制度是干嘛吃的?就是制度有问题。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在政治制度上,仍然是一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没变。” 戴晴表示,要说灾难,就不能只说“文革”,而应该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说起。 *尚不具备产生“文革”的基本因素* 不过,戴晴并不认为“文革”会马上死灰复燃。她说,产生“文革”需要有两个基本因素:第一是经过多年造神运动产生的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第二是培养一大批无限忠于这个无上权威的百姓。 她说:"就现在薄熙来想要变成像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 然后在今天有了互联网的情况之下, 再造出几亿个当初像我们这样的大笨蛋, 那么敬神的百姓。这两个基本条件都 没有。" 重庆市委被改组了,温总理也向中共党员和领导干部发出了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警告。曹思源说,这只是“文革”复辟派的一个重大挫折,并不表明左倾势力会完全偃旗息鼓。 分析人士认为,归根结底,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新京报》社论说,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秦晖、陈子明:新民主主义还是宪政社会主义?

  本文为作者在共识网主办的《改革三十年与中国转型困境分析》研讨会上,对张木生《用新民主主义的标准看改革三十年》和胡星斗《 反规则的政治和反市场的经济 》主题发言的回应。   周志兴:好,上午发言讲完了,现在是12点,咱们有半个小时时间可以稍微讨论一下,我想比较简单的讨论的办法是谁反对谁的观点可以说出来,比如说秦晖老师反对星斗讲的民主,有没有反对的可以提一下。   秦晖:我觉得现在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确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几乎不存在,真正存在的界限是专制与民主,这个界限越来越分明。   胡星斗:它是一个旗帜。   秦晖:我不反对这个旗帜,但是这个旗帜不敢用。最近这几年,我们现在有一些得势的人,他们反对民主,主张专制,完全抛开意识形态,社会上任何地方出现专制,他都认为是好的,任何地方出现民主,哪怕是共产党民主他都认为是坏的,这个现象都到了非常怪诞的地步。一个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杀共产党非常厉害,剩下一帮伊拉克共产党跑到外面去,美军打进去,成立了6人委员会,仇恨萨达姆,支持把萨达姆干掉,我们国内一大帮人说伊拉克共产党是汉奸,应该支持萨达姆。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我首先要活命。共产党被抓住,千方百计要引渡,因为被抓住就必死无疑,活命就有机会反击,我们活命是第一位的!乌克兰革命不久就出现摩尔多瓦的事,内部的事件很多,他们搞了一次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把摩尔多瓦共产主义者党选上去了,这个领导人是俄罗斯人,通过民主程序当选了,成为摩尔多瓦的领导人,他采取了跟西方合作的态度,我们国内很多骂的,说这叫自我颜色革命。更怪的是白俄罗斯,大家可能知道白俄罗斯跟乌克兰也发生了颜色革命,白俄罗斯颜色革命就是白俄罗斯共产党领导的,我们非说这是西方阴谋,共产党领导民主运动也是西方阴谋!现在一些权贵已经非意识形态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讲资本主义如何,社会主义如何,我觉得意义不大,尤其在经济意义上,如果资本主义不行,现在世界上哪有资本主义?要说有,那也是中国,中国发生的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讲的过剩危机,中国现在就是靠外需来消解过剩,如果没有外需,中国出现1929年大量商品卖不出去的状况,马上是转眼间的事,但是对美国,我们讲西方出现的危机都是相反的,是消费过分的危机,不是生产过剩,如果按照马克思的逻辑,那美国的危机应该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的危机才对。   秦晖:这个事情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再谈资本主义只能把思想搞乱。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就是民主和专政的区别,在专政条件下,你搞社会主义你就是要约束老百姓,你搞资本主义就是要防控权贵,我们讲话不一定这么讲,因为涉及到话语空间问题,但是我们心里不能糊涂,怎么表达是一个问题,木生讲新民主主义,星斗讲宪政社会主义,假如他们的意义都在于推进民主的话,我觉得不如讲新民主主义,但是这里头,新民主主义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宪政社会主义共产党没有提过!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如果从这个词本身来源讲,新民主主义比宪政社会主义更可取。但木生讲的东西又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的顾虑,因为共产党的口号里,关键在于党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即使在延安时期,共产党把新民主主义讲的非常深刻,而且我觉得你讲的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最杰出的文本代表就是西方宪政,讲的非常高了,包括海外人士都没有超过。但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延安内部是绝不搞这套的,包括三三制,是我制定拟代表党外人士。试想,在延安允许有反对党吗?   新民主主义如果真的要有价值,就在于新民主主义怎么限制共产党的权力,要不然共产党照样可以为所欲为,今天给你,明天就可以收回来,如果是这样,你还是跳不出来。   张木生:中国共产党有两次比较成功的试验。一次是延安时期三三制,毛泽东专门有一篇文章,和刘少奇一块搞的,就是说新民主主义宪法那就是宪政。所谓的三三制你可以看,有一系列的文章,从党团次序上,第一,共产党在议会,那时候有9000万人口的根据地了,这个三三制有几头互相制约的过程,共产党在参议院和政府是占1/3,第二,共产党如果没有备选1/3的,都不许派共产党,小于1/3就少于1/3。第三,你的领导只能是政府说服和党团在政府和议会中的作用。实行的结果没有毛的话,只要你能够代表大多数人,大多数人如果拥护你,我觉得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达不到,这是那一次的事件,就是把大批的像胡继伟这样的知识分子吸引过来。第二次建国初期的政协和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共产党也只占1/3,也实行了民党,那么,所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到中国来,毛在十大关系中讲的很清楚,斯大林一直怀疑我们在进行铁锅式改革,我就是第二个铁锅,所有的民主国家的首脑来访问中国,都认为中国在封闭资本主义,搞的是阶级调和论,实际上毛和刘在七大上,刘做的报告就和毛达成了非常大的共识,新中国建立以后阶级合作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是第二位的。党内斗争最高,如果你属于党内少数派,党内斗争绝不能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多免去你的职务,党内可以有派,党外可以有党五,绝对性标准就一个,谁能给人民带来利益?那么他就说一个是公司兼顾,劳资两立,工会发挥作用,统筹四面八方,双方签订合同。毛说,当时如果打了朝鲜战争才使斯大林对我的压力小了点,不然这个压力就去不了,打了朝鲜战争,就必须打,没有办法,冷战没出现前,美英苏是盟国的时候有它的新民主主义,美英苏一旦是冷战格局就有站队的问题,我没有办法,他说我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我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新中国,我对斯大林抬高了,说100年之后中国才有可能走到苏联的道路上,不然就要把西式资本主义一直搞下去,但是实际上一边倒了以后,他也从解放战争所带来的他一人说了算,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他一人说了算对他自己有党和国。   周志兴:为什么后来改变了呢?   张木生:列宁有一篇文章叫批两种人,一个是批孙中山的,一个是批俄国的。毛是随年轻时代起就有圈套的社会主义思想,写过很多文章,到延安后他慢慢的接触面越来越广,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改变了,他也改变了。那么,一边倒了之后,就是他和杜润生谈话那次,如果出现中国和斯大林争论你站哪边?杜不敢说了,他就笑了,说你就是搞坚持长期过度时期和新民主主义政策,但是他说我告诉你一条,斯大林打赢了二战,就这一点你就否定不了他。所以不是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想,而是国际大秩序允许你怎么想,不是你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我们很多东西都了。是国际大的次序允许你这么变,我现在的这一套,说新中国的基本矛盾,和继续要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矛盾不反映基本任务,这是很大的矛盾,我自己知道,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你不工业化,中国是一个联合国,穷人也有一条打狗棍,你不把两弹一新弄到手,你永远在这个世界上不算数。你有什么高招使我跳出这个大环境?你没有!你就得听我的。他和杜谈的就是这个。所以有这个就越走越走。   陈子明:我说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以政治保守主义的态度来做选择,星斗说的宪政社会主义和木生说的新民主主义,宁可选择新民主主义。因为新民主主义在共产党里有比较大的历史渊源和合法性,宪政社会主义虽然你把社会主义提得很高,但是毕竟是体制外的东西,在共产党内没有根基。体制外的东西又想用一种保守主义的态度跟共产党讲合,共产党不会听你的。现实价值不太大。   从星斗的描述说,从宪政社会主义走向真正的宪政,这个我觉得逻辑上有问题。从宪政社会主义走向宪政主义,这个说得通说不通?还有一点,能不能提这样的口号?因为以前有人批宪政社会主义的文章我也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政”,这个概念成立不成立?如果能成立,你这个有一定意义;如果“共产党领导”和“宪政”根本就是不能够合在一起的,那就没有意义。因为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称为“共产党”的政党也可以执政,但是“共产党领导”这个东西是与宪政民主制度根本不相容的。   第二,对于新民主主义,我过去和木生也讨论过,也提过不同意见。这个口号现在提出来有好处,有启发性,我支持木生提出这个口号,但是不支持他刚才讲的“1938年到1948年的新民主主义”的概念。“1938年到1948年的新民主主义”比1949年到1956年这套东西好,这个我同意。但是从1938年到1948年实际上有三个新民主主义。一个是毛泽东在1938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个里头有一个根本的误点。他说这个宪政是几个革命阶级对什么什么的联合专政,那么,他讲宪政的时候,比无产阶级专政弱化了,但是专政还是专政,只不过这个专政站在人民这一边的阶级多一点。   张木生:三个敌人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除此之外,全是合作的对象。   陈子明:我觉得把宪政理解为“联合专政”是有问题的,是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错误。。   张木生:宪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陈子明:第二个新民主主义集中体现在1944年和1945年这两年,也包括1946年2月份以前。这个东西受到“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宪章”的影响,毛在1945年和路透社记者谈话中谈得最到位。当时斯大林也是同意了的。   秦晖:是斯大林力推的,南斯拉夫跟斯大林有矛盾,不是因为南斯拉夫右,而是因为南斯拉夫是最早搞一党专政,最早搞合作化,就不听斯大林的。   陈子明:所以我说,这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跟上一阶段的有根本区别,毛准备从延安去淮安的时候他的思想是有变化的,这个时候他准备和国民党大家都来搞选战,搞合法斗争,他是愿意接受一个多党政治局面的。所以“和平民主新阶段”——毛刘准备去淮安的这段新民主主义是我们今天可以给予最高评价的新民主主义,但到了1946年冷战兴起以后……   张木生:1946年冷战没兴起。   陈子明:冷战已经提出来了。丘吉尔铁幕讲话这些东西以后,随着苏联转向,中共也跟着转了,48年以后放弃宪政的提法,对“共产党领导”这一套,是坚定不移的,比39年的还厉害。对这10年里的三个新民主主义,我比较欣赏1944年到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就是毛泽东对美国人讲的那些话。   张木生:毛这块很多人都认为有国民待遇,所以我们才提新民主主义,即使国民党完全溃败,我们还要搞新民主主义,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包括林垦的一套东西。他们是由多党或者两党中的所谓竞争胜利一方组织单一的政权,那个是资产阶级一个接一个专政,我们所主张的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的专政,它的阶级斗争是第二位,阶级合作是第一位。   陈子明:我再补充一点。如果要在理论口号中提到社会主义,也应该有更强的针对性。1989年那一年,曹思源曾经想做一项大工作,我们当时那个所的陈小平也跟他在一块搞。曹思源在《经济学周报》发表的文章中,提了一个口号叫“社会主义议会制”,我觉得当年这个口号比现在提“宪政社会主义”的口号更有价值。木生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忘了问了,你提到毛说“100年新民主主义建设”,木生是从哪儿发掘出来的?   张木生:毛泽东讲的搞100年是几次和美国记者谈话,实际上我们告诉你一个秘密,真正能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咱们提四个现代化,那时候提六个现代化,我们在世界上大规模的依靠外资,进入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大量的进入中国,苏联共和国。到了七届二中全会,有人问毛,说苏联到1913年,俄国工业占到42%,我们的工业连10%都没有,凭什么你要否定100年?毛讲着就笑了,他说不是我想凭什么,你去斯大林他允许我们凭什么!   孙立平:在新民主主义地方,党的位置究竟是什么位置?是一个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张木生:动态的。   孙立平:今后是什么样动态的过程?   张木生:是这样的,他把社会主义推得很远。   秦晖:我们现在多一点社会主义不是坏事。   孙立平:在你构想的体制中?   张木生:毛认为,邓小平也反复讲这句话,我们到2049年之前肯定是不够格的。   周志兴:要坚持党的领导,四项基本原则嘛!   孙立平:社会主义概念中就是党的领导。   张木生:为什么自由知识分子都往共产党这搞,为什么中研院97个院士跑台湾6个,都往我们这跑。都说中国成为联合国常理事国,实际上6大军阀各占各的地段。蒋介石笨到根本就解决不了中国的军阀的问题,对外毛讲的很激烈,说这个协议就是重新瓜分中国的协议,他们完不成这个任务,由我们共产党来搞新式资本主义就行。   李伟东:你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吗?对共产党有某种竞争式、选举式的合作。   张木生:没有别人,你肯定要官僚化。但别人不能代替我的领导!   陈子明:上次我跟木生一块开会,我也问了这个问题,木生最后有一句话,表示不赞同作为斯大林模式核心的一党制。这个在网上已经可以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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