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思源

美国之音|曹思源——绝无仅有的中国体制外活动家

中国著名宪政学者、企业私有化学者、体制外政治活动家曹思源先生,2014年11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曹思源先生生前多次来纽约讲学、演说和交流,这里有他长达数十年的老朋友。在回忆曹思源的时候,他们有的称他为中国体制外推动体制内改革的绝无仅有的活动家;并都表示,对他追求自己认定事业的那种执着、热情和孜孜不倦印象深刻。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宪政学者陈小平是纽约三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认识曹思源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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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研究院,学习型的朋友群落

作者: 信力建   日前,著名时评家、作家、博主卫金桂女士受邀加入信孚研究院。 卫金桂,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现为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授、最热门文科选修课教师、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编委。曾任北京市丰台区第七、八届常委;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主编。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持或参与各类研究项目十多项。2011年出版小说《中国女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小说《伊甸园之殇》、《承担——60后大学生》已与名牌出版社签约,将于本年内出版。 迄今为止,卫金桂发表的文章已近千篇,杂文、随笔、书评、学术、生活,包罗万象,博古通今。某媒体曾如此评价她:作为历史研究者,她喜欢写评论,却不拘泥于媒体报道。她写生活琐事,却能引发网民地震,独成一家新闻。卫金桂自称“自由主义信徒,甘地主义态度”,事实上这也是信孚研究院的基本核心:自由主义,包容理性,主张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达成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不管是什么派系、什么主义。 信孚研究院是神马?更形象地说,它是信孚的专家朋友们的一个“大客厅”、“休养园”,更是国内著名学者们的“精神家园”。 简单地说,信孚研究院秉承和推行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理念和“学术自主”的模式,提倡求真、分享、自由、有趣、共进的合作方式,努力整合全球华人的知识学术资源,为每一位有共同价值理念和追求的学者专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学者最便利最宽松的研究环境,着力于共同研究国内和国际发展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网络,携手推动社会进步。 未来,研究院将逐步走向国际现代化的公益组织运营模式,启动基金化运作,力求公开透明,但这只是初步设想。目前,研究院是独立支撑,适度资助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率先实现信孚提倡的“时时、人人、处处”学习的大教育梦想! 目前,信孚研究院里的“牛人们”包括:袁伟时、曹思源、杨恒均、陈有西、吴祚来、秋风、颜昌海、童大焕、熊培云、李悔之、周虎城、杨佩昌、野夫、李剑芒、袁征、罗天昊、袁天鹏、李小鸣、李公明、鄢烈山、笑蜀、令狐补充、郎遥远、王晓阳、章文、熊丙奇、曹保印、荣剑、范泓、刘柠、叶匡政、刘洪波、郝建、薛忆沩、易富贤、余以为等知名学者。 研究院的“主业”很丰富,包括吃饭、喝酒、旅游、度假、做善事等等。只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广州,都会受邀参与信孚饭局,几样小菜、一壶好茶,思想碰撞,天马行空,各自惬意。比如,今年以来,与袁伟时、杨恒均、程刚等谈“中国话为何让世界焦虑”,与王则楚、李公明、唐明灯等谈“国家主义者”,与陈思、鄢烈山、蔡慎坤等谈“穆兄会的兴衰”,与冉云飞、赵牧等谈“外交价值”,与山田正行、余以为等谈“日本的政治与教育”,与邓良平、韩世同等谈“民企的春天在哪里”,几乎每个饭局都有个主题,而每一次的讨论都有所收获。 旅游度假,也是信孚研究院的特色之一,通过文章交流的“读文”,到互动交流的“读人”,再到行走天下的“游学”。比如,与杨东平、陈有西、杨恒均等游走以色列,与秦晖、金雁、秋风、张鸣等游走东欧诸国,与徐列、邓良平等游走日本,与袁伟时、鄢烈山、向熹等游走希腊古国,与吴祚来、曹保印、周虎城等游走印度等等,每一次游学之旅都充满新奇,沿途知识互补,观点辩论,趣味之至。 做文化善事,更是信孚研究院乐此不疲的事情。比如,联合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媒体等做文化论坛、捐资助学,举办“儒教研讨会”、“武夷论道”、“信孚公益论坛”、“印度文化论坛”等,向农民工家庭赠送教育图书,为在校贫困大学生设立奖学金、调查基金等等,去年开始推出“好书送好友”活动,为学者、媒体、网友等赠送几千本好书,获得了诸多好评。 简单,慈善,乐学,有趣——这就是信孚研究院。如你想加入我们,欢迎给我们来信:[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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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国民间资本银行梦好做难圆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七月初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让中国民间资本再度做起银行梦。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七月初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之所以使中国民间资本银行梦近日再度成为一个话题是因为“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和纲领性措施。 北京经济学家胡星斗教授表示,这表明中国在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方面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政府试图打破国有银行金融垄断的局面,为中国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创造条件;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是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停滞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 “因为只有打破金融系统垄断的坚冰,类似产业升级和就业等问题才可能解决。如果金融系统垄断的坚冰无法打破,类似产业升级和就业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就无法解决。” 迄今中国只有一家民营股份制银行,那就是中国民生银行。 中国人民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商行、村镇银行在内的中小银行法人机构总共1400多家,民营资产规模仅占比仅15%。 中国银监会的统计数据进一步显示,大型国有银行与政府控股的商业银行占中国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的95%,民营银行仅占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的5%,其中“工、农、中、建、交”五大行所占比例高达60%以上。让人不解的是,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60%的中国民营经济却只有占金融信贷资产大约20%的非国有金融机构为之服务,而占GDP比重不超过40%的国有经济却有占金融机构资产大约80%的国有商业银行为之提供金融服务。 对此,北京知名经济学者曹思源教授表示:“我一贯主张大力开办私人银行,由私营资本创办银行。私营银行的比重应该是超过银行业的50%, 只有超过50%才能称其私有化。我主张中国银行业私有化,或者私有化的比重大于50%。” 曹教授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指导意表示赞成和欢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光远近日表示,“只有大量民营银行成为主流的金融机构,(中国)金融资源的错配(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中国民间资本设立民营银行近些年来政府虽然一直有诸多鼓励政策的支持,但各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实际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中国让民间资本的“银行梦”始终好做难圆 胡星斗教授认为,未来一个健康的中国银行领域应该有至少50%的资本属于民间,来自民间。 “民营资本更多地进入银行业看待是中国政府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但要是民间资本在中国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可能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因为那需要中国决策层高瞻远瞩,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要总认为只有国家控制金融才能控制经济,才能稳固政权。否则,即使相比过去有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民间资本在中国银行业也只能始终扮演小媳妇的角色。” 中国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最近对中国媒体表示,2013年中国政府在政策层面至少会设立一到两家民营银行,通过试点,权衡和检验民营银行的发展,为未来进一步开放银行业提供政策依据。 对此,曹思源教授表示:“中国银行业要引进民间资本即使是一下子开闸放水, 也得有个过程, 不是某个机构或某个文件一说就行动起来。从几乎为零开始,民间资本的进入需要时间。” 中国有学者曾说,民间资本进入中国金融业要突破“两重们”,即所谓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玻璃门”是指中国民间资本投资不存在看得见的显性障碍,但存在诸多隐性障碍将民间资本阻拦在外;“弹簧门”是指即使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最终也会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退出。 “玻璃门”主要源于对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所存在的各种无形约束。“弹簧门”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优势和民间金融机构的相对劣势形成鲜明对比,导致民间资本被挤出。难道这次“指导意见”的发布已经推到了“两重门”,让中国民间资本有机会圆了多年的“银行梦”?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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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韩国转型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 信力建   6月27-30日,韩国总统朴槿惠率强大代表团访问中国。朴槿惠表示,韩中两国历史和文化相通。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突飞猛进。当前,两国关系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韩国正致力于开启“国民幸福时代”,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韩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分享梦想,共同发展,携手促进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繁荣。随着“中国梦”的概念风靡世界,韩国也凑了把热闹,但是,韩国梦早在转型时期就已经启动了。我们不妨来看看,韩国如何从转型中崛起,从而跻身发达国家的? 韩国,位于东北亚,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人口5051.5万(2011年)。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未来11国中唯一一个发达国家,并且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成功地推行了政治转型,结束了长达32年的军人统治,创造了韩国民主化的奇迹。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到了东亚。此时韩国的民主化运动也日趋高涨,以金泳三和金大中为代表的民主化势力与以全斗焕和卢泰愚为代表的权威统治势力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最终迫使权威统治者做出让步。而“六•二九”民主化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韩国政治开始了由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 美国学者亨廷顿断言: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而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政府和民众都意识到,民主化已经成为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必要门票,而这就为韩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强烈的诱因。 二战以后,在美国的扶植下,李承晚成立了韩国,史称第一共和国。“一共”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但是美式的民主移植到韩国却遇到困难。李承晚为了谋求连任甚至还两次修宪,最终结果是变为了极权政治。1960年“4•19”学生运动推翻了李承晚独裁政权。继任的第二共和国张勉政府进行了很大力度的民主化改革,然而政局却更加混乱和无序,一方面执政党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吸纳政治参与的能力又非常低下。张勉政府的改革目的是使政权获得程序合法性,但是由于对社会秩序、大众福利等公共物品供应绩效很差,政府反而失去了社会的支持,导致极权政治卷土重来。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政变,接管政权。在朴正熙任总统的第三、第四共和国(“维新体制”)时代,国家是以军人专政和个人独裁结合的极权政治,但权威体制并没有阻碍经济起飞,反倒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秩序。朴正熙时代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建设为享誉世界的“汉江奇迹”开辟了道路。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后,主张民主化的各派势力又活跃起来,一时出现了所谓的“汉城民主之春”。然而当年12月12日军方强硬派迅即扼杀了短暂的民主复兴进程。1981年2月全斗焕将军在操纵修改宪法之后登上总统宝座,标志着韩国进入独裁专制的第五共和国时代,又被称为“新维新体制”。韩国社会并没有屈服于极权统治,抗议、示威、罢工运动风起云涌。政府以“非常戒严令”对付1980年5月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制造了伤亡千余人的“光州惨案”。1987年6月的“改宪运动”使斗争达到高潮。极权政府一方面对镇压力不从心,认识到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对失去政权又心有不甘。为了在民主化改革中争得主动,在修宪后的大选中保住执政地位,卢泰愚发表了作出改革承诺的“六•二九”宣言。 “六•二九”宣言是韩国政治变迁的分水岭,标志着韩国政治开始了由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此后尽管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危机,但是民主政治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1993年金泳三通过和卢泰愚总统的执政联盟合作而在竞选中获胜,他上台后即采取措施进一步消除权威政治的影响。1998年2月,金大中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通过选举获胜而上台执政的在野党领袖;2003年2月,民主党领导人卢武铉就任总统;2008年2月,大国家党领导人李明博就任总统。在“六•二九”宣言发布之后已经实现了五次政权的和平交替。 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实际是在朴正熙执政的1963年至1979年期间。朴正熙因此也成为创造“汉江奇迹”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朴正熙执政期间,按照韩国国情开展了新乡村运动和韩国五年计划,使得韩国的农业和工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朴正熙掌权期间还提出了“对待工人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做工厂的工作要像做自己的事一样”的口号, 成为当时韩国人的精神力量,使得韩国工人以当时美国工人十分之一的成本创造出美国工人2.5倍生产率。 1970年代,在继续坚持出口导向的基础上,政府开始实施重化工业发展战略。为了尽量缩短时间,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尽快建立起资本密集型的中间产品部门,政府决定改变1960年代的“一致性”分配原则,转而挑选一些大企业作为依靠对象,并为其提供极为优惠的资金支持。 不久以后,在经济落后阶段为韩国的现代化立下汗马功劳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集权专制体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韩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此,韩国政府于80年代初颁布了法律、法规,开始走上“市场主导型经济”的道路。90年代,韩国“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大大削弱,市场的主导地位日渐增强。 韩国的经济快速发展:GNI到1991年增至5253美元,90年代后半期以后,达1万美元以上,2006年达到17690美元,在短短40多年里增加了200多倍,由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先进,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在1995年已居世界第11位。 从李承晚政权的专制政体、朴正熙政权的政府主导型改革、“维新体制”到金泳三的“文官政府”再到金大中的民主政府,大韩民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民主梦想的践行经过了漫漫长夜,在广大民众的奋力争取、政治精英的奔走呼号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施加的强大压力下,民主政治的实现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韩国现代政治的发展历程在雄厚的现代经济基础上成为宪政民主不断推进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一般来说,向稳定的民主政体转型大体有两种方式:激进式和渐进式。俄罗斯是激进式转型的典型代表,这种方式的缺陷是需要付出极大的短期成本;韩国的转型则被视为渐进式转型的代表,如通过逐步减少政府干预以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通过民主化改革放弃原来的极权式政治体制等。依靠渐进方式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则需要承受较长时期的痛苦的震荡。 20世纪60年代前的韩国非常贫穷落后,1962年人均国民收人GNI仅87美元,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行列,2006年达到17690美元,由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先进,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的东方国家,其经济现代化的成功,被国际学术界誉为“韩国模式”。这一模式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韩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转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由上述各方面形成的总的文明形态)历经了重大的变革,也为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从一般的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阶段是社会经济发展极为关键的转型期。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发展都面临选择权衡问题,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巴西、阿根廷等国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丧失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则采取了较为合理的政策,保证了社会政治稳定,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2007年人均GDP为2568美元,已经进入了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关键时期。考察韩国在经济转型时期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风险,研究韩国政府应对挑战的对策得失,对于中国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古语亦有云:“他山之石,可以为错。” 资料参考: 曹思源《韩国转型的脚印》 谢晓光《韩国政治转型与中产阶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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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对话基金会”关注中国“双规”措施与法治建设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美国民间组织“对话基金会”日前发表文章,关注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的“双规”措施与法律制度间的矛盾。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制建设应该以宪政为基础,应该由司法程序取代法外施刑的“双规”制度。 美国民间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的文章说,在中国近期由胡锦涛向习近平实现权力过渡中,如何遏制腐败及恢复政府的公信力,一直是中国官、民双方关注的话题。 习近平上任之初的种种说辞似乎表达了新一届领导层的反腐决心,他曾警告中共各级干部:“没有人可以享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并且高调宣布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但随后,中国政府针对要求宪政改革、呼吁增加法治透明度的公民及网络舆论进行打压,释放了一种断然不同的信号。 广州出版的《南风窗》杂志近日刊载的一篇“揭秘双规”的文章指出,今年4月份,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于其一在“双规”期间猝死,一说是“洗澡期间摔倒”身亡,一说是“溺水死亡”。家属却发现,于其一身上存在“大面积损伤”。类似的事件引发了“双规”机制两种截然相反的舆论反响:一方面在陈希同、胡长青、成克杰、陈良宇等一系列大案中,“双规”成了所谓的“反腐利器”;但另一方面,双规这个“非常规”的法外措施也使其变成了“致命的黑洞”。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就此表示:“我一直对‘双规’这样的问题觉得是完全反法治的状态。双规可能会引发民众的一种喜悦,觉得这样的一种制度对法治或反腐有好处,其实不是这样。这样的一种体制它超越了法治,没办法真正获得法治的效果。” 所谓“双规”的定义最早源于中国国务院1990年颁布的《行政监察条例》。该条例规定,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就检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 “双规”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正式文件中也被称作“两规”。但在负责监管中共党员风纪的中纪委和监察部于1993年联合办公之后,实施“双规”的具体行动是否基于司法监督或相关法律原则,则变得更为模糊不清。 《南风窗》的文章从强化反腐及遵守行政条例的角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的出台,是“双规”走向制度化的前奏。 文章作者指出,当有关部门宣布某位官员“涉嫌严重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后,往往就意味着这位官员政治命运的结束以及囚狱生涯的开始。这种情况也常常会引发公众的一片“欢欣鼓舞”。但每当被“双规”中的官员因各种原因丧命,官员家属提出百般质疑时,民众的心态却往往只能在“活该”与“无视”之间摇摆不定。 在北京的宪政学者曹思源认为,“双规”的对象虽是针对中共党内官员,但以惩治涉嫌违纪为名义的法外监禁及刑讯问题,却明显有悖于中国法律本应对公民正当权利实施的保护。 “共产党员同时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的公民权利是同样应该受到宪法保护的。我认为,党组织对一个党员的处分除了开除党籍以外,更多的处分那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如果违反法律应该依法惩办。(党组织)没有权力对党员的公民自由、人身权利进行处分,现在所实行的‘双规’应该讲是违反法律的。” 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则强调,法制建设必须要以遵守宪法原则作为基础,否则“双规”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起到反腐败的作用。 “我认为其实所谓‘双规’这样一种制度是与明朝的‘东厂’、‘西厂’一样的制度。真正反腐败的体制取决于是否有新闻自由、是否有司法独立、是否有议会对政府切实有效的监督,包括财产公开。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如何把这样一种现在其他的国家反复验证过的、特别有效的体制落到实处,而不是运用特务式的这样一种制度,让人民感觉到有一种‘灭火’的效应。” “对话基金会”的文章还指出,究竟法律在有关中国社会公正的概念上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所谓上级指示或允许法外措施的“双规”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些问题的答案将预示中国今后法治化发展的关键。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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