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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湖北省孝感市违法征收居民房屋

(维权网信息员何文雅报道)本网信息员获悉,湖北省孝感市为建设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违法征收房屋:欺骗85岁抗战离休干部在空白协议书上署名、名为公共利益实为个人利益、不依法公告征收决定、中断居民水电气、破坏有线电视与电信设施和下水道、以强拆相威胁,逼迫住户搬迁,市、省两级法院却不接受居民的行政诉讼。 据当地维权人士李卫平告知:湖北省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位于该市人民广场与后湖公园之间。该地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生活方便,闹中取静,是市中心黄金宝地,为近百户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的家园,我父亲(该市抗战离休干部,85岁)的住房也在此地。为建设该工程,孝感市政府决定征收原居民房屋。由于我父亲在外地养老,特全权委托我(有书面委托书)办理房屋征收与补偿事宜。 2012年初以来,孝感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多人多次上门,要求与我洽商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但由于孝感市政府至今没有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公告,来人也拒绝出具孝感市政府对他们的委托授权证明,不仅房屋征收程序不合法,而且洽谈者身份不适格,与其协商明显违法,故虽然我完全支持孝感市的城市发展与建设,却没有与他们进行非法洽商,而是请他们向其上级转达两合法要求: 一、孝感市人民政府依法公告其房屋征收决定; 二、孝感市人民政府改派身份适格人员前来接谈。 作为成年人,我们都知道协议书怎么签:两造先达成一致,接着将商定的内容形成文字,然后署名画押,而绝不会还没谈好合作条件并形诸文字先署名,否则就如同给对方开具了空白支票,将被其予取予求,极为被动、不利,甚至可能权益尽失。由此可见,任何人都不会在还没有商定合作条件并形诸文字前自觉自愿于协议书上署名,只有受到欺骗、恐吓才会那么做。对于标准化协议书而言,尽管上面已印有诸多内容,但那都不是协商的对象,真正需要协商并达成一致且必须填写的是协议书上的留白之处,故签署标准化协议的程序是先填写所有留白之处再署名,而非相反,更不能只有署名而必须填写的留白之处保持原貌,否则,就没有协议内容,就是空白协议书,署名就是在受到欺骗、恐吓情况下签的,就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愿的表达,并且该协议书连形式要件都不具备,更仅就形式而言就极不公平、极不正义,严重侵害了法律守护的底线与终极价值,故是非法协议,毫无法律效力。 2012年2月下旬,孝感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方定平副主任与孙萍女士专程赴我父亲养老处,利用他身在异地,不明拆迁实情与相关事宜,花言巧语、威胁利诱、百般欺骗:说在职人员不签协议要停职、下岗,离退休人员不签协议将停发工资,不报销医药费,又谎称房子是我父亲的,只有他署名协议才有效(其实我已经接受我父亲的全权委托,以我的名义签署协议同样有效),如果我父亲不署名,其回去不好交差,还要再来,他是老革命、老党员、老领导,又是长辈,一定要同情、支持晚辈云云,竭力装可怜,大肆利用我父亲的本分、淳朴与善良,坚持要他在必须先填写留白之处却没有填写的标准化协议书上署名,又保证将我父亲署名的空白协议书交给我,留白之处与我协商且由我填写,若我不填写,协议书就是废纸一张等等,终于如愿以偿。但回到孝感后,他们却变了脸:别说将我父亲署名的空白协议书交给我,就连看都没让我看一眼,更对我谎称我父亲已经签署协议,要求我2012年3月10日前搬迁,完全违背了他们在上海时对我父亲的承诺,酿出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欺诈欺负老年人、为非作歹、欺压良善的恶性事件,对全力弘扬尊老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将“孝文化”确立为立市之本的孝感可谓莫大的讽刺。 我虽然经历良多,但象对自己的服务对象、比其父母还年长者不择手段这样令人发指、人神共愤的邪恶、悖逆之事还真没听说过,更遑论亲眼见到,不由异常震惊,怒火中烧。我不禁要问,方定平副主任与孙萍女士有没有父母?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有没有良知、人伦?是老干部服务者还是欺骗者?德、廉、耻何在?亏不亏心?披没披人皮?难道就不怕天谴?!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方定平副主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得自己从此掌握了主动权,大功告成指日可待,洋洋得意以致忘形——对我疯狂地挥舞手臂,穷凶极恶地叫嚣:“你告,你告,你告……”的确,他可以利用那份其视为至宝的既不具有程序合法性也不具有实质与形式合法性的我父亲署名的空白协议书要挟我,逼我就范,甚至伪造协议内容,以法律的名义强迫我接受非法协议。但即使他有万般鬼蜮伎俩,如意算盘也注定要落空。这到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因为我是一名敢于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尊严及法律法规、公平、正义牺牲自己生命的勇士,更是因为他极为无知,是个十足的法盲,所有那一切都是其一厢情愿,是他头脑不清醒,不,是极端糊涂状态下的妄想,不仅是做梦,而且是白日梦,黄粱美梦。 经过此事,我对他们的人品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不再相信其所谓“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是为了公共利益”的说辞,对其如此努力、积极、不择手段更是大惑不解,遂认真研究了有关法律法规和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的详情,结果发现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多有违法,不由大吃一惊,下面结合此后的违法征收房屋行为向广大网友做一大致介绍。 一、房屋征收决定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第八条都明文规定,房屋征收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向社会公示的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规划方案表明,征收房屋拆除后地下将建商场与停车场(详情见www.xgsghj.gov.cn/upimg/Articleimages/20091231g.jpg),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建设和后湖公园改造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汇编的《人民广场二期工程建设基本情况简介》也明文表示:“地下建商城及停车场”。无论商城还是停车场都是商业机构,都有具体的所有人、受益人,而与大众无关,故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是为了个人利益的需要,而非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孝感市人民政府的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决定违法。 可以想见,孝感市人民政府一定会振振有词,给出一大堆貌似合理的借口为自己辩护,竭力否认其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决定违法。但即便它说破天,哪怕所有住户都搬迁了,也无法改变铁的事实:征收房屋拆除后地下将建商业建筑,设立商业机构,所有人、受益人均为特定个人,而非公众,因此尽管地上有公共绿地,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的实质仍是商业开发(开发商为购买这块黄金宝地花费了巨资,具体数目不得而知,一说有三亿之多。这已足见该工程是商业开发,是为了个人的商业利益而非为了公共利益),故该房屋征收决定绝非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是为了个人利益的需要,更不存在“确需征收房屋的”必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确实违法; 二、房屋征收程序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收个人的房屋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但孝感市人民政府至今不对其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决定予以公告,明显违法。 可以预见,孝感市人民政府一定会编出一箩筐貌似合理的理由为自己辩解,拼命否认其房屋征收程序违法。但即便它“麻子跳伞,天花乱坠”,哪怕所有住户都搬迁了,也掩盖不了铁打的事实:其没有依法公告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决定,也没有免除这一法定义务的合法理由,可见孝感市人民政府在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程序上确实违法; 三、破坏道路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违反规定中断……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的道路却基本损毁,严重侵害了该地居民的通行权——基本人权之一,可见毁路不仅违法,而且违反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可以断言,孝感市人民政府一定会找出一大堆貌似合理的理由为自己辩解,竭力撇清其与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道路损毁的关系,甚至干脆否认破坏该地道路违法。但铁板钉钉的事实是,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的道路已基本损毁,该地居民的通行权已经并正在且将继续遭到侵害,故哪怕它能将铁树说开花,破坏该地道路也违反了法律。至于该违法行为何以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答案非常简单:有权机关或指使或允许或默许该违法行为,无视、放任甚至保护该违法行为。否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既不敢也无必要在朗朗乾坤明目张胆地违法乱纪,更不可能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侵害迟迟不予排除,尤其不可能的是,违法人事后不仅不战战兢兢,惊恐万状,不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反而趾高气扬,洋洋得意,逍遥法外。可见,破坏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道路确实违法,而孝感市人民政府作为当地最高行政权力机关,难辞其责、其咎; 四、中断供水违法 2012年10月5日8:40分左右,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输水管道遭到人为破坏,自来水供应中断。此前,该地不时无故停水。 自来水供应是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无此便无法正常生活、学习、工作,故中断供水侵犯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而生存权与发展权更是基本人权,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可见中断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供水不仅违法,而且违反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可以肯定,孝感市人民政府一定会罗列一大堆貌似合理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全力撇清其与破坏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输水管道、中断供水的干系,甚至干脆否认中断该地供水违法。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断供水侵犯了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故哪怕它能将太阳说得从南边升起来,中断该地居民的供水也违反了法律。至于该违法行为何以会在朗朗乾坤发生?答案非常简单:有权机关或指使或允许或默许该违法行为,无视、放任甚至保护该违法行为。否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既不敢也无必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违法乱纪,更不可能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侵害迟迟不予排除,尤其不可能的是,违法人事后不仅不战战兢兢,惊恐万状,不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反而趾高气扬,洋洋得意,逍遥法外。可见,中断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的供水确实违法,而孝感市人民政府作为当地最高行政权力机关,难辞其责、其咎。 五、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违法 2012年11月19日中午,我正在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新闻30分》,突然电视信号没有了,遂上楼查看,结果发现有线电视分线盒遭到人为破坏,包括我家在内的多个用户的馈线也被剪断了,不由大惊失色,气愤填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4条第一款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指使或教唆者是该罪共犯。 当然,孝感市人民政府必定有无数条言之凿凿的理由,证明自己对此并不知情,更没有指使、教唆哪怕暗示犯罪嫌疑人从事该违法活动。这是可信的。但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有权机关或指使或允许或默许该犯罪行为,怎么会有组织和个人愿意并敢于在朗朗乾坤明目张胆地违法犯罪呢?!天下还没有胆大妄为到如此地步或者说如此愚蠢的人!而孝感市人民政府作为当地最高行政权力机关,对发生在治下的犯罪活动难辞其责、其咎。 万幸的是,有线电视网络维护人员及时修复了线路,我得以收看了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当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是那么忙碌操劳,那么亲民爱民,了解到政府的新计划、新方针是那么惠民便民,我国取得的最新建设成就是那么辉煌,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各方面形势一片大好,综合国力蒸蒸日上,而外国的政治、经济、治安却一团糟,人民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与恐惧之中,我心中油然而生巨大的幸福感、自豪感和幸运感,不由万分激动,就决心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中去,争取早日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真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不愿让我聆听来自中央的声音?为什么不愿让我知道中央的大政方针?为什么不愿让我了解祖国日新月异的大好形势?为什么要割断我与中央的精神联系?为什么不想让我与中央保持一致?难道多一个人团结在中央周围会让他们失去什么?难道多一个人参与国家建设会损害他们的利益?难道多一个人加入浩浩荡荡的民族复兴大军会破坏他们的计划?他们怕什么呢?!他们的计划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因而万分忧心,又十分担心类似破坏以后会越来越频繁,甚至干脆断电,彻底堵死我了解中央指示、精神与国家进步发展信息的途径。但我并不惧怕,更未气馁,反而信心百倍,勇气大增。因为,我将该行径翻过来覆过去,从上看到下,又从下看到上,仔细研究了一番,越看越不象政府作为! 六、中断电力供应违法 2012年11月26日,我向中纪委、国家信访局网上投诉孝感市人民政府为建设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违法征收市民房屋,原指望反映的前述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至少违法征收房屋的气焰有所收敛,违法征收房屋的行径到此为止,不料却事与愿违——时间仅仅过去了一天,投诉里中断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电力供应的预言便不幸成为现实,违法征收房屋的气焰越发嚣张,违法征收房屋的恶行愈演愈烈。 2012年11月27日,孝感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到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张贴停电通知,称“接市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及广场二期工程指挥部的紧急通知,将对化冶院内供电线路改造迁移,并将停止供电。特此通知。” 稍加分析,就可发现这份停电通知至少有两处违法违规。首先,“供电线路改造迁移”是否需要和如何做是技术问题,应该由专业人士来判断、决定,是电力公司的专有权力。但“化冶院内”“供电线路改造迁移”的决定却是由“市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及广场二期工程指挥部”做出的,而非电力公司根据专业理由独立做出的,可见毫无必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其次,通知没有说“供电线路改造迁移”到何处,需要多长时间,何时恢复供电,可见电力公司根本没有改造迁移供电线路的计划,更没有恢复供电的打算,只是要断电罢了,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我原以为电力公司会光明正大来断电,没想到2012年11月27日深更半夜,他们偷偷摸摸剪断了供电线路。2012年11月28日,我与孝感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联系,要求恢复电力供应。95598服务热线接线生表示:他们断电是配合政府工作。我说你们的职责是供电,不是断电,而且中断供电是违法行为。因此,你们不是配合工作,而是配合违法,自己也因此违法。她遂狡辩称:化冶院内供电线路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要断电。我说那就应该消除隐患,保障供电与安全,而非断电。这就好比人病了是将其送医院救治,而非拉出去枪毙。由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孝感市电力公司停电通知里所谓“供电线路改造迁移”的理由纯粹是无稽之谈。 那天,我度过了第一个无电的夜晚:四周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不由感慨“真黑呵!”心情无限悲凉,就想一死了之,但转念一想,毕竟还有空气,天亮后还有阳光,这些谁也拿不走,才稍感安慰,遂再次向中纪委、国家信访局网上投诉。 2012年11月30日上午,孝感市电力公司城区供电所李主任一行四人来到我家。李主任表示:断电没有道理,十分歉疚,又说他们也不愿意,是应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指挥部的要求做的,并称其领导正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将尽快恢复供电,请我理解云云。给人以有关部门反对恢复供电的联想。我要求他们立即恢复供电。因为,首先,供电是他们的职责,是其专有权力,无须与任何人协调。如果我要求他们恢复供水,协调说到能成立;其次,即便他们要与有关部门处理好关系,也应该先恢复供电,再做对方工作,而不能等到对方同意再恢复供电;再次,只要接上断头,就能恢复供电。我半小时就能做到,相信专业人士会做得更快更好。这里只有意愿问题,不存在任何客观困难;又次,我所在的这栋楼西头拆迁队入住的一楼已至少于2012年11月29日恢复了供电(最近没有看见灯光),反到是我们正式居民没有电,真正是岂有此理;最后,加害方要求受害方理解不妥。 沟通后,李主任一行离去,再无下文。现在,断电已达34天,却既未见电力公司对“化冶院内供电线路”进行迁移,更未见其对之进行改造。因此,“供电线路改造迁移”只是借口,目的是既非法中断供电,又给其披上合法外衣,让以违反规定中断供电迫使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搬迁的非法行为合法化。目前,我所在的这栋楼东头施工队入住的一楼、四楼有电,一楼还有水,说明相关部门就是要以断电断水等非法方式逼迫居民搬迁。 电力供应是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无此便无法正常生活、学习、工作,故中断供电侵犯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与知情权。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而生存权、发展权与知情权更是基本人权,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可见中断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电力供应,迫使该地居民搬迁不仅违法,而且违反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可以肯定,孝感市人民政府一定会罗列一大堆貌似合理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全力撇清其与中断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供电的干系,甚至干脆否认中断该地供电违法。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断供电侵犯了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与知情权,违反规定中断供电是以非法方式迫使该地居民搬迁,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故哪怕它能将太阳说得围绕地球转,中断该地居民的供电也违反了法律。至于该违法行为何以会发生?答案非常简单:有权机关或指使或允许或默许该违法行为,无视、放任甚至保护该违法行为。否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既不敢也无必要明目张胆地违法乱纪,更不可能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侵害迟迟不予排除,尤其不可能的是,违法人不仅不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反而有恃无恐,理直气壮,逍遥法外。可见,中断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供电确实违法,而孝感市人民政府作为当地最高行政权力机关,难辞其责、其咎。 七、以野蛮拆迁相威胁违法 2012年12月6日上午,孝感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李科长、孙萍女士对我说:月内市政府要进行强拆;下午,该单位一位不知姓名、职务的女士称,法律规定如果只剩下最后一家,可以想拆就拆,说拆就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法治国家,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得侵犯。随意拆除个人房屋是公然破坏公民财产的行为,系严重的刑事犯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明文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为此专门做出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可见强制拆除个人房屋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但到了他们嘴里居然变成了随心所欲。他们公然编造法律法规,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不仅侵犯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权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而且破坏了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显然违法,是否犯罪还请专业人士指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时,为修建军用机场,英国政府决定征收某地民房。绝大多数人家都如期搬迁,但其中一户却拒不搬迁,导致机场没法开工建设。户主因此受到几乎所有居民和媒体的一致谴责,但丘吉尔却说:我们和德国人打仗就是为了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害,如果拆了他的家,那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在血雨腥风、急如星火的战争年代,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英国人仍坚守法、理、德、情不动摇,绝不便宜行事,突破底线,难怪其能转危为安,赢得最后胜利。七十多年过去了,人类文明程度又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孝感市一些官员却还在为特定个人的商业利益对居民以野蛮拆迁相威胁,还赶不上当年的英国人,岂不哀哉!其中差距真是不可以道理计! 八、诉诸司法杳无音信 我一再要求房屋征收部门依法恢复供水、供电,将我父亲署名的没有填写协商内容的丧权辱格的非法空白协议书全部交给我销毁,以挽回我全家些许尊严。但他们却连如此卑微的请求也不接受,坚决不恢复供水、供电,坚持要我承认那份非法空白协议是合法生效协议。按理,既然是合法生效协议,当事人或其全权代理人也应该持有一份,但他们却始终不给我父亲(当事人)或我(当事人的全权代理人)一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既然房屋征收部门认为那份非法无效的空白协议合法有效,就应该依法提起诉讼,要求我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从未提及,并对我多次提出的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争议的要求置之不理。由此可见,他们自己也明白那份协议在空白处没有填写之前并非合法生效协议,其坚持既无道理,更无法理。 2012年10月9日,我代表我父亲向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孝感市人民政府立即履行其法定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义务。该院本应依法在七日内立案或裁定不予受理,却逾期多日没有音信,反而将诉讼信息告知被告。孝感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方定平副主任立即打电话给我父亲,威胁说要我承担法律责任。不知他何德何能,居然能让依法提起诉讼的我承担法律责任,实在是可笑之至!我遂依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于2012年12月17日向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有“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的一般性规定,但针对不同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还有更为具体的操作性规定。其中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受诉人民法院在7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的,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予受理;受理后可以移交或者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自行审理。”该规定针对的正是我目前的状况,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本应依法受理我的诉讼,但其却连诉状都不收。我再三强调自己向其提起诉讼的上述法律依据,其也不为所动,却又拿不出任何法律依据,只是重复“我们一般不受理行政诉讼的一审案件”。因此,我于2012年12月18日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相关法官违法,并敦请两最高院督促相关法院依法受理我代表我父亲提起的行政诉讼。希望这次能及时得到合法回应,否则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法无天,没法活了! 九、中断电信通讯违法 2012年12月29日中午,我回到家,想打个电话,但拿起话筒,却没有信号,就出门查看,结果发现我这栋楼的电信线路被剪断了,遂立即向10000号申告。湖北10000号客服人员表示,将马上通知孝感电信,让他们尽快修复通讯线路。 电信通讯是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无此便无法正常生活、学习、工作,故中断电信通讯侵犯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4条第一款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指使或教唆者是该罪共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而生存权与发展权更是基本人权,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可见中断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电信通讯不仅违法,而且违反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可以肯定,孝感市人民政府一定会罗列一大堆貌似合理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全力撇清其与中断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电信通讯的干系,甚至干脆否认中断该地电信通讯违法。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断电信通讯侵犯了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故哪怕它能将鱼说得游上岸来,中断该地居民的电信通讯也违反了法律。至于该违法行为何以会在朗朗乾坤发生?答案非常简单:有权机关或指使或允许或默许该违法行为,无视、放任甚至保护该违法行为。否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既不敢也无必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违法犯罪,更不可能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可见,中断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电信通讯确实违法,而孝感市人民政府作为当地最高行政权力机关,对发生在治下的犯罪活动难辞其责、其咎。 第二天下午,孝感电信修复了通讯线路,我十分高兴,但随即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的心情回到冰点:拆迁队打断了我家的下水道,卫生间再也无法使用。尽管房屋还属我家所有,但其基本功能已经丧失殆尽。 现在,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无水无电无天然气无互联网无有线电视无下水道,居民生存状况极为悲惨,但相信有关方面还将雪上加霜:中断道路通行。当然,迫使住户搬迁的招数还有部分拆除建筑,降低尚未搬迁户房屋的安全系数,让其生命与财产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及指使社会闲散人员砸玻璃或门甚至直接上门威胁乃至动用暴力。我坚信这一切终究会到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的根本大法,国家存在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是规范、保障、调整自然人、法人权益的重要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治安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纠正行政机关滥权行为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是保护经营者与用户权益及规范经营者和用户行为的法律。它们,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存续、人民幸福、社会安定有序的前提与保证,必须和其他法律一道在我国全境得到严格遵守,但在今天的孝感市至少在我生活的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却屡遭践踏,怎么会这样呢?孝感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致出现了威胁民众福祉、社会和谐安定、国家生存的万分危险、恐怖的宪法、法律失效现象呢?老实讲,我也不清楚,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但以下几种情况应该在可能的原因之列:一、孝感独立了;二、孝感升格为特区了;三、孝感发生了叛乱。但仔细一想,又不尽然。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当今世界已没有哪个国家胆敢公然中断和平、守法公民的供水、供电,破坏其广播电视设施与电信设施,毁坏其通行道路,侵害他们的生存权、发展权、知情权与通行权等基本人权,威胁要侵犯其财产权,不理其合法的诉讼权利。因为,此等作为太过恶毒、下作、卑劣,会让当局失去执政的道义合法性,令统治岌岌可危,得不偿失。因此,如果孝感独立了,该国政权一定会尊重其国民的基本人权,以赢得统治的道义合法性,巩固其政权,而绝不会反其道而行之,自毁执政基础,故看起来不象;要说孝感升格为了特区,有特殊区情,可以另搞一套,那也得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怎么能够视宪法如粪土,弃而不顾呢?!因而看起来也不象;那是孝感发生了叛乱?如果真是这样,公然践踏宪法、更不用说下位法和行政法规的行为就丝毫不足为奇了,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但必须指出,不论是什么原因,无法可循、有法不循都是最可怕的事情。哲人说,最坏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因为,前者毕竟还有规则可循,多少总还有些道义,有些保障,而无法可循、有法不循,起作用的将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而且肆无忌惮,再也没有任何公平正义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会失去安全感,无所措手足,进而丧失对国家、法律和执政党的信任、信心,导致政府的统治基础极大削弱,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从根本上动摇,社会和谐与稳定丧失殆尽,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出现社会秩序崩溃、政局大动荡、政权更迭的毁灭性后果。因此,不能不说,孝感市目前发生的一切十分凶险、可怕,必须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否则必将蔓延开来,危及无数仁人志士奋斗牺牲、数代国家领袖呕心沥血、全国各族人民含辛茹苦才建立起来的宏伟大业,甚至使其毁于一旦。相信但凡真正希望中国繁荣强盛的人,真正希望中国发展稳定的人,真正希望中国进步和谐的人都会决然奋起,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发生在孝感市的违法犯罪活动,并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这不仅是在挽救党和国家、民族,更是在拯救他们自己与亲人、朋友,故是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责无旁贷的最基本的义务。 前期,中央依法果断、严厉处置了“谷王”等违法犯罪分子,再次彰显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绝不允许有“特殊公民,特殊党员”,相信也绝不会允许有特殊的地方政府。法治最基本的特点是程序正义。因为,没有程序正义,就不可能有实质正义,故程序与手段违法,目的也决不会高尚。因此,即便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完全是为了公共利益,也应该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手段操作,而绝不能公然违法,肆意妄为。俗话说,歪江湖还讲正道理,故孝感市人民政府作为堂堂一级地方政权,更应该以理服人,依法行政,而绝不能忘记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以权吓人、压人、害人,更不能为所欲为,仗势欺人,违法行政,尽显权力的跋扈、冷血、无理与无德。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又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我个人认为,中央所以在如此重大的场合、如此重要的历史文献中以如此严厉的口吻大力强调、倡导法治,是基于以下原因:一、六十余年的执政历史经验表明,凡是较为注重依法施政的时期,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就相对较快,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就相对高,而凡是轻视法治、忽视法治乃至践踏法治的时期,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停滞甚至倒退,人民对党和政府就有怨言;二、近年来,一些领导人急功近利,为追逐政绩,完全抛开法律的约束,大拆大建,大搞“土地财政”,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引发出各种恶性事件,和社会矛盾与冲突。问题发生后,他们又不考虑其产生的原因和法律规定,简单地试图以高压手段“维稳”,引发出更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上述提法特别是后一提法表明,最高决策层对因拆迁、环境、城管、警民和征税等造成的官民矛盾深化的现实高度重视和深入、细致的把握,及对所有官员依法行政的殷切希望,值得所有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特别注意。否则,其工作必定会干扰中央的战略部署,必然会与中央的基本意图和大政方针相背离,而且越是努力越是南辕北辙,严重时甚至会置中央于极端被动的境地,极大地损害中央的权威与公信力,造成极其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危害。 自孝感市人民政府开始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工作以来,征收范围内居民的生活质量便每况愈下,终于惨不忍睹:无水无电无天然气无电视无网络无下水道,还要受野蛮拆迁的威胁,而向中纪委、国家信访局投诉,问题不仅迟迟得不到解决,相反违法征收房屋的恶行愈演愈烈,向法院起诉,法院又违法不予回应与不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既不讲法,也不讲理,更不讲德与情,这是要将人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步陈胜吴广的后尘呵!具体操作者到底想干什么,是何居心?!我虽然不知道这一切是谁干的,却知道其手掌巨大无比——从房屋征收决定到房屋征收程序,从水电路到法院,无处不在其阴影之下,而且从孝感伸到了省里,真可谓只手遮天。我不禁要问,孝感是老百姓的,还是不法官僚的?!他们凭什么强迫数百原居民为几个人甚至个别人的商业利益牺牲、让路,向其输送利益?!又凭什么让我们的生活退回到史前状态,使我们饱受煎熬,度日如年,生不如死?是谁在给其撑腰,让其敢于肆意给我们制造痛苦,如此不人道地折磨我们,公然侵害我们的生存权、发展权、知情权等基本人权与尊严?!是谁?到底是谁?!他们怎么就如此胆大妄为?!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明明是为了几个人甚至个别人的商业利益,却被贴上为了公共利益的标签;《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明规定了房屋征收程序,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却偏偏不遵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明规定,不得采取中断水电气等非法方式迫使居民搬迁,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却偏偏要违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明规定了强制拆迁的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也对此作出了司法解释,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却就是要以违法的野蛮拆迁相威胁。他们大张旗鼓、不择手段地违法征收公民房屋,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什么使得他们如此肆无忌惮,不计后果?恐怕绝不能简单地以目无法纪、胆大包天来解释吧?!这里面究竟还有些什么?值得深究!作为个人,我没有渠道了解内幕,但有权机关只要愿意,完全可以查个水落石出。这里只有主观意愿问题,不存在任何客观困难。我在盼望着,相信不少已经被迫搬迁的居民也在盼望着。 诚然,上述所有的违法行径只是落在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的头上,其他人并未身受其害,但任何置身事外者却绝不能因此暗自庆幸,甚至幸灾乐祸。因为,不法行为从来都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也不是针对某一群人的,而是针对所有人的。这就好像家里有虱子,总有一天它会爬进你的被窝一样。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暂时不是受害者而麻木不仁、高枕无忧,对违法行径视若无睹、隔岸观火、听之任之、不闻不问,而要理直气壮地积极与其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我又想起了那位德国牧师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的话:他们抓犹太人时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抓共产党人时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他们抓天主教徒时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也没有人替我说话。这段痛彻心扉的反思清楚地表明,社会实际上是一张硕大无比的网,每个人都是其中一个节点,彼此相联,利益相通,故任何一个人遭到损害,受到伤害的就绝不仅仅是他本人,实质上是每一个人,整个社会,并且若不能及时制止不法,侵害更将蔓延开来,逐次直接加于其余人。因此,面对不法,必须在第一时间群起而攻之,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否则,所有人都会成为其牺牲品。 最后,我想说的是,违法行为最怕见阳光,不法者总是千方百计捂盖子,生怕违法行径被大众所知,故维权者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设法揭盖子,竭尽全力让侵权行为曝光。在这个过程中,维权者必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哪怕千难万险也一定要无所畏惧、坚持不懈,即使遭到违法者甚至其雇佣的社会闲散人员的威胁哪怕暴力,也绝不退缩。因为,恐惧不仅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相反越恐惧麻烦越多危险越大,越无法解决问题,而越勇敢越公开越安全,越有可能解决问题。 我衷心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从今后,所有官员都不敢甚至不愿违法征收公民房屋,哪怕挂羊头卖狗肉、打擦边球的事都不干;我衷心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从今后,任何胆敢违法征收公民房屋的官员都会被绳之以法;我衷心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从今后,任何房屋被征收人再也不用过哪怕一天没有电水气等现代生存条件的非人生活;我衷心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从今后,任何房屋被征收人再也不会受到非法的野蛮拆迁的威胁,生活在恐惧之中。对此,一定会有人万分悲观地说,我们势单力薄,而违法势力十分强大,与其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别做梦了!而我要说,请千万不要妄自菲薄,请相信我们自己,请相信团结一心的力量!我们的目的无比正确、高尚、正义,我们的行为对民族、社会、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哪怕每人每天只做一点努力,假以时日,就必定能达到目的! 我们肯定能做到,一定会成功! 李卫平 2012年12月31日星期一 联系电话:0712——2830165 补记:2012年12月14日上午近12点,我将本文初稿电邮给孝感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李科长,请其转给有关部门与个人,核对文中事实。2012年12月18日下午,李科长、孙萍女士来到我家,说文中有诸多内容与事实不符,但仔细一听大都是对事实的不同看法,而非事实有误。例如,对于征收房屋拆除后地下将建商场与停车场这一事实,我认为这表明该房屋征收是为了个人商业利益的需要,他认为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一部分则是强词夺理、空口无凭。例如,他说他曾看到过孝感市人民政府的房屋征收公告,却没有任何证据(我作为利益相关人都没有看到,他居然看到了,这究竟算哪门子公告?!)。另一部分是理解错误。例如,我说房屋征收范围内的道路基本损毁,他却理解为对公路的破坏。总之,文中事实无误。 在孝感市委组织部石部长的大力推动下,我再三要求的就我父亲署名的空白协议书的听证会得以在2012年12月21日上午于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我与部分相关单位与会。会上,该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娄金顺表示,我父亲署名的不是空白协议。诚然,那是一份标准化协议,上面已经印有诸多内容,但那都不是协商的对象,真正需要协商并达成一致且必须填写的是协议书上的留白之处,故签署标准化协议的程序是先填写所有留白之处再署名,而非相反,更不能只有署名而必须填写的留白之处保持着原状,否则,就没有协议内容,就是空白协议。而我父亲署名的协议书正是在这些必须填写之处保持着空白的原貌,这不是空白协议又是什么呢?!我父亲在发现自己受骗后,书面声明其在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上的署名无效。面对铁的事实,娄金顺主任却官气熏天、蛮横跋扈、强词夺理:那是我的一面之词;孝感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给该市市政府的有关我的信访件的情况说明的红头公文就在我手上,上面明文记载着他们捏造事实,对我大肆攻击、诬蔑、丑化,面对白纸黑字,娄金顺主任却气急败坏地抵赖:“我不认呐!”公然否认这份文件的真实性,真“勇敢”呵!难怪他要违反石部长与我的约定,不邀请市委、市政府、市信访局人员参会。否则,他将在更大范围丢丑,丑行将传播得更快更广更远,最终全市机关皆知。 对很多人而言,2012年最大的丑剧、闹剧是“薄王”事件,但对我来说,娄金顺主任的表演更生动、更有趣、更精彩,堪称本年度最大的黑色幽默。说老实话,面对娄金顺主任的上述言行,我整个人都糊涂了,大脑一片空白,只是暗自哀叹自己命不好,遇到了一个村长。但过后一琢磨,发现该想法极为不妥。因为,若说他是个村长,恐怕很多村长都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坚决不答应。俗话说,歪江湖还讲正道理,但娄金顺主任的表现还赶不上个混混,“杯具”?喜剧?闹剧还是丑剧?!请广大网友定夺。 尽管娄金顺主任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雄辩滔滔、博闻强记,对这个也不服气,对那个也不买账,但事实表明其极为无能:市广播电视局包保数十户人家的搬迁,任务早已经全部完成,市经委包保数十户人家的搬迁,任务也全部完成,而他仅包保两户人家的搬迁,却直到2012年12月27日才搬走一家;又自以为怀才不遇,对没有受到重用对领导心生怨望,在听证会上扬言:“我还不想搞了,要退休。”公然要挟组织。但事实表明其连目前的职务都不胜任。这一切再次表明哲人的下述论断完全正确、无比英明:智慧与德性是统一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娄金顺主任喜欢耍小聪明、搞小动作、玩小把戏。明明说好上午十点开会,他却安排其下属欺骗我,说是开会时间提前了,让我早早到场,恭候其“大驾”,摆足了架子,试图激怒我,让我失态、犯错,以一举击败我,至少扰乱我的心神,让我发挥失常,在辩论中压倒我;开会时,他安排我坐在沙发上,其他人都坐在椅子上,居高临下俯视我,试图从心理上摄服我,影响我正常发挥,进而在辩论中获胜。 2012年12月24日上午近12点,我将本文二稿电邮给孝感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李科长,下午2点30分左右,又将本文二稿拷贝给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协调领导小组王主任,请两人转给有关部门与个人,核对文中事实,并请他们及时以电邮指出不准确之处,以便我订正。但直至发贴时为止,我没有收到其电邮,表明其默认了文中事实。 李卫平 2012年12月31日

共识网 | 张天潘:“简爱时代”的“江南”症候

   最近骑马舞成为风行世界的招牌动作,而这源头正是因为韩国歌曲《江南style》,MV中形象滑稽的“鸟叔”PSY(朴载相)扭动着更滑稽的舞姿,以欢快而简单的旋律,快马加鞭地征服了全世界,惊为“神曲”。11月8日,还获得世界吉尼斯纪录认证,成为YouTube历史上最受欢迎视频。   《江南Style》里的“江南”指的韩国首都首尔的汉江以南地区,许多有钱人和社会名流在此居住,并且象征着“时尚”和“富裕”。歌曲描述了一个生活在该地区的有钱人“我”正在向性感的姑娘发出邀约;整首歌的MV大部分都在江南地区取景——游艇、沙滩、桑拿房、旅游巴士等,充斥着庸俗的上流奢华生活的标志性图景。   虽然歌词里把“我”塑造成一个“高帅富”,口口声声强调“偶吧Gangnam Style”(哥就是江南范儿!),但在MV里,“我”的表现与举止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潘?rdquo;,做着成为江南名流、左拥右抱的黄粱美梦,讽刺意味十足。而在很多韩国人心目中,以经济奇迹姿态出现的江南地区正像一个抛弃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暴发户,成为韩国大众“仇富”的对象(如同中国人对镶着金牙、挥金如土的煤老板的态度一样)。“鸟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我知道自己不是帅哥,但我像韩式拌饭,口味大众化。其实我的外表土里土气,一点都没有江南范儿(象征“高富帅”),所以我唱这首歌就有了亮点。”   当然,对于韩国或者懂得韩语的人之外,对这种讽刺的深刻则并不在意,甚至毫无意识。也正如英国《卫报》在《江南Style搞笑在哪里?》一文中指出的:西方观众喜欢《江南Style》,不可能是因其背后隐含的政治信息,文章认为,这无非就是一个肥男跳着滑稽搞笑的舞蹈,唱着重复无意义歌词罢了。在我看来中国人同样如此,MV中的讽刺意味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存在隔阂的。其内涵着很大程度上,与《最炫民族风》没有太多差异,百搭旋律与简单舞蹈。而且这种潮流,只不过是《忐忑》与《最炫民族风》等神曲的韩国版罢了。但尽管如此,如果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意象,以及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    “神曲”背后的文化特性   对于《江南style》,现在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了,有的分析了“韩流”的文化特征,以及背后的政府推手,还有分析认为是平民文化通过互联网病毒式营销的又一次爆发,甚至有人从乐理说、心理说、生理说等角度进行了全方面的分析。但这些似乎并没有深入到社会肌理中。《江南style》并非第一个也非最一个能够火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神曲。   进入到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的信息化,全球化的地球村在网络上真正实现了。美国的一首歌、一集电视剧、一部新电影,通过网络几乎可以同时间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全球文化一体化已经实现了。而这正是《江南style》快速地风行世界的技术基础。   但在这种技术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这个神曲有着当下畅通传播的共性。它和中国的神曲,比如电影《大话西游》中的《Only you》、《嘻唰唰》、《忐忑》、《爱情买卖》、《最炫民族风》,还有之前流行的《No body》、《甩葱歌》等一样,都是旋律动感,动作(或舞蹈)易学、情节简单平淡,歌曲朗朗上口、不用太多技巧,总体上歌曲夸张、无厘头,适合恶搞、随意剪辑,具备了很高的传播度。另外,它们的走红模式都是相似的:作者或演唱者不经意间推出,然后在网络上,偶然走火,在这走火过程中,必然有各种狂欢式的解构与恶搞,这种解构与恶搞,推波助澜地造就其成为“神曲”。   不过,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们的这些表现之下,都有着“审丑”的特征。俗,俗不可耐,或怪,见怪不怪,也就成为了神曲或者现象。在世界范围都是如此,在中国尤为明显。这些并不是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霸权”或意识形态上所谓的“文化渗透”。在流行文化上,全世界再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够如此的殊途同归。   2004年初,美籍华裔孔庆翔(威廉·孔),参加“美国偶像”电视频道的歌舞表演比赛,以唱歌走音、行为笨拙、没有专业常识,而走后成为了“美国偶像”。这可以说是21世纪以后审丑文化下走红的滥觞与代表性事件。   与在这种风气遥相呼应的是,中国的芙蓉姐姐。从2003年底开始芙蓉姐姐以游学清华、北大的边缘人身份在北大未名论坛、水木清华BBS发贴和发大量照片、视频。镜头前的她身材臃肿、相貌普通,却摆出各种夸张造型,芙蓉式S曲线滑稽可笑,再加上极度自恋的语言与厚脸皮的自我吹捧,网友们纷纷好奇围观,视为妖孽下凡,“世界上最丑最胖最不正常的人”。她也由此在网络迅速走红,进而被各路媒体相互报道,成为红极一时的草根明星。   随后凤姐、犀利哥、小月月等网络人物基本上也以同样的怪异特征而走红,加上周星驰电影中的“如花”姑娘、伪娘、小沈阳等,构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后现代“小丑”图景,以满足在网络上寻找热点与打发时间的众多网民的好奇之心,带来欢乐。这种现象,笔者曾经将之描述为愚乐时代的“社会癫痫症”。愚乐也即傻乐,这种快乐,可能是下意识的跟风,也可能是被快乐,乃至是有些病态或消费病态的娱乐。但当现代大众在娱乐时对传统审美观念进行反叛,打破了几千年来欣赏美表现美的心理定式,出现了强烈的审丑倾向时,这个社会就像患上了癫痫症。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发病率较高,可发生于任何年龄,青少年尤为多见。而这一切要素,都吻合了当下这些事件的参与构成:参与者为青年群体为主,是一种突发性、短暂性与间歇性,这些都是社会癫痫症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像一场熊熊燃烧的烈火,然后就是之后的筋疲力尽,转入停歇休息之态,开始养足精力,迎接新的一次次癫痫,重复着那种反叛似的审丑狂欢。正如一网友点评《娱乐至死》所说的:“莺歌燕舞中的芸芸众生只是为了娱乐而娱乐,而对于如何生成一套解释和认知世界的理论,娱乐无能为力,早已缴械的人们更是无所适从,当世界在黑暗的语境中难得地安静下来时,焦虑和无力感将如鼠疫一样蔓延,只有当下一次娱乐狂欢降临,人群才会告别墓地般的安静,这种恶性循环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机制,也是我们时代病灶所在。”而这些都并非中国的特有,它们已经成为这个世界文化中的共性。   当然,现在我要对以上的分析做一些修正。其实这些并非简单的“愚乐”,其实其中还存在一些解构式的戏谑与反叛存在,从而能更大程度地实现审丑的快感。审丑是对审美的反叛,恶搞是对严肃的解构,在后现代社会来说,解构是一个通行的方式。   人们在捧红孔庆翔、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鸟叔的时候,也说明,从审美到审丑的价值的裂变,正好应和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发展路径。审丑观的社会背景,就在于时势造“呕像”,、这个时代那些高大全的偶像,已经早已丧失了榜样力量,相反有的只是无尽的审美疲劳,于是,人们宁愿将偶像颠覆成“呕像”,把审美逆转为审丑,塑造自己的平民英雄或非正常的“呕像”,以实现对严肃、正经文化的反叛,以获得随之而来的快感。不过,这也只有一定程度的反叛了,而且反叛还不是主要的目的。最本质的原因还有归咎于这个时代最核心的文化潮流。   “简爱时代”的来临   审美与审丑的二元发展,已经成为这个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代表,但这种二元,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就是符合“简爱”的特征,拒绝复杂化、严肃化、过程化,转向标准化、单向度化、傻瓜化、肤浅化、快速化、单向度。比如从审美的角度,越来越多的美女,仿佛都是一条流水线出来的,撞脸的风险并不亚于撞衫。同时,这样的审美也充满着各种解构性,今年内我们从新闻上就看到“湖北高校选校花要求两乳间距大于20厘米”、挂名着“国际小姐”、“环球小姐”、“环球比基尼小姐”的选美活动中,各地区选出三甲却惨不忍睹等,让审美与审丑在终结价值上归于一致:一切都是为了娱乐而生,简单、肤浅、刺激感官,就是最大的成功。因此才有人认为现在是美丑不分的时代,这也正是因为审丑与审美都殊途同归,都归于这种后现代文化:简简单单,可消费、可娱乐、可速朽。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詹明信写到:“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这几乎可说是一切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最基本的特征。”而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然而在文化领域,人们对奇思怪想却毫不节制。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复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过去三十年里,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已经帮助竖立起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这些理论大师们的批评,真是指向了当下这种流行文化的本质。   回到音乐上,正如上文分析的,从《忐忑》《最炫民族风》到《江南style》,这些口水神曲它们的共同特征了简单、易学、适合恶搞,具有极强的传播度。其实,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背后,正意味着一个“简爱时代”的来临。“简爱时代”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简单的才爱,爱的就是简单,对复杂性的事物失去耐心,一切都要精短化、碎片化,傻瓜化、充分娱乐化。而微博正这样一个时代的巅峰典型,140字,多一字不行,甚至在140字当中,还要做功课,极致化到必须第一句就要直奔主题,才能赢得更多的转发。   追溯近几年的世界文化潮流,特别是中国的青年文化场域里,“简爱时代”的特征已经很明显:喜羊羊灰太郎、麦兜、机器猫、hello ketty,这些童稚化动漫作品与角色成为大量成年人的挚爱;开心农场、网游中的打怪捡金币、连连看、愤怒的小鸟,这些都不用过脑的游戏成为全民游戏;微博、Twitters盛行,对长文失去耐心,简短一句话成为主流,“爸:钱!儿”这种交流,成为一种普遍人际关系生态。此外,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上,大量人类幼稚期使用的词汇,也开始大范围流传,特征上具有单音节、词汇重叠、口齿不清,如“华丽丽”“好好吃好好玩好好看”“酱紫”“怕怕”等等,还有大量的“啊”“啦”“哈”等语气助词与在线、短信聊天常用词、聊天表情;而“3Q”“orz”“??rdquo;“呆呆”等字母、数字组合与古词新用,就是利用初级语言的谐音或者象形语言特征;转发、转播、收藏(Mark)成为微博、QQ空间、校内网(人人网)、博客等的主流模式,如果谁还花时间去写一篇长长的博文,那不是有病就是病的不轻。这就是“简爱时代”的写真照与千姿百态的生态图。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Less is more(少就是多)成为一个时代的全球口号。   最近一些人士已经在反思碎片化的微博生活在割裂了自己的世界,从而正打算告别微博,相信这也是很多人共同的感受,自己从内心里拒绝这种简单化、傻瓜化的生活,却毫无改变能力,日益陷入到这种泥沼。赫胥黎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但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全面地呈现出了,人们感到痛苦,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笑了,有别人代替他思考,因为有了谷歌、百度,而百度一下,你什么都知道,谷歌下,你就知道太多了。个人在越来越发达的技术升级、资本运作、政治秀等面前,丧失清晰的判断与深刻的解读,彻头彻尾地成为了附庸,成为名符其实的庸众。   其实在这种简爱时代里,其中的文化却并没有利奥塔、德里达等理论家发展出的解构主义所解释的颠覆、反叛、否定、拒绝、抵制、重构等特征,它们表现出来其实很简单,是一种文化退化,文化也将和人类是身体一样,越来越呈现出退化(或向功能丧失方向进化)的趋势。或者说,是在这个表明看似精彩纷呈的世界里,特别是丰腴优裕物质伺候下的文化贫困的表现,而在这里面狂欢的民众们,在荷尔蒙过多却无处发泄的青春过剩年代,成为一个个文化贫民,只能跳跃着骑马舞、戏谑着芙蓉姐姐凤姐、围观着干露露一家三口的无耻,沉溺于这个肤浅的愚乐时代,并乐此不疲,成为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没有批判精神,一味认同于现实,不会去追求更高的生活,甚至已经没有能力去想像更好的生活了。

白衬衫 | 重庆政界人士: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

  重庆政界人士: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      编者按:2012年即将过去,凤凰网资讯推出大型策划《重庆·2012》,聚焦本年度最大新闻--“薄王事件”的发生地。在重庆,我们清晰地感受到部分精英人士对薄王时期践踏法治、大搞个人专权的反感与恐惧;同时也听到部分普通民众对巨变的肯定,甚至对过去的怀念。      为何重庆会出现两极化的声音?为何至今仍有相当大的群体怀念过去?如果不弄清楚这背后的缘由,我们认为对重庆事件的反思原未结束,重庆过去五年发生的一切随时可能重演。      2012年12月11日,凤凰网对话重庆政界高层人士,深度剖析重庆事件背后。这位政界人士认为薄熙来过去之所以敢在重庆搞这一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把握了中国政治历史上,“左”没有风险,同时也利用了老百姓对社会不公、官场腐败、社会两极分化产生的强烈不满情绪。他指出如果不认真进行清算和切割,老百姓不会意识到薄熙来王立军这么做危害有多大。      对话、整理:陈芳      薄熙来敢在重庆那样搞就是把握了中国政治“左”没有风险      重庆政界不少人,其实早就意识到,薄熙来这么搞,迟早会出事。但迫于压力,不得已。      过去五年,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一切,关键词就是滥用公权力、个人高度专权、煽动红色民粹主义,完全打破了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这与地方一把手不受制约有很大关系。一位卸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私下感慨“省委书记真是权力无边”,更何况一个政治局委员到地方任一把手。对政治局委员担任地方一把手,官员内部是不同看法的。      薄熙来事件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现象,也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用了一个王立军那么简单,重庆官场内部私下称王立军是一个“疯子”。人都是有两面性的,王立军在老干部面前很谦恭,过年过节期间,会从东北老家带来辽参去看望老领导。      薄熙来在多个公开场合,毛语录都是朗朗上口。他之所以敢在重庆这么搞,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把握了中国政治历史上,“左”没有风险,“左”比“右”好。薄熙来过去五年,想要把重庆打造成中共历史上的延安,那北京就成了当时的西安,他这么做,置中央于何地?      薄熙来利用了老百姓对不公、贪腐、两极分化的不满情绪      为什么薄熙来的政治试验能够持续将近五年?为什么至今普通老百姓依然念及他的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原因:老百姓对社会不公、官场腐败、社会两极分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薄熙来就是利用了老百姓对社会的这种不满情绪。这实际上是左的回潮,尽管发生过文革那样惨痛的教训,但至今我们并没有真正反思文革,也没有清算,左的那一套也就一直有市场。      薄熙来知道老百姓对社会的不满,给予他们一点所谓物质上的小恩惠就很容易赢得民心。老百姓是不问天气,只管收成的。      首先说森林重庆,重庆老百姓感到很满意,你看我们重庆现在漂亮,银杏树现在恐怕是全国最多,我们一年栽了十年的树。但他们不去想,这些树花了多少钱?花的都是谁的钱?据我了解,重庆过去几年仅种树这一笔费用,就花掉了300多个亿。试想一下,如果这笔钱用在社保、医疗、教育方面,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这些东西老百姓都不知道。政府本身不会创造任何财务,这个钱如果交给人大,交给老百姓表决,我相信绝对不会把花钱在这种地方。      其次西安建设,这是好事,应该予以肯定。为什么重庆能搞起来公租房建设?这是因为过去几年重庆储备了大量的土地。土地储备全国各地都在搞,但很多城市早卖完了,重庆还有地,这要赞扬黄奇帆市长,他捏得很紧,知道土地会一直升值,其他城市搞不起来,重庆还能拿出地来建。      再比如户籍改革,强制农民转户进城,应该说是形式主义为主的一项举措,转户很容易,但并没有实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      作为重庆城市居民,感觉最为满意的还是所谓的平安重庆。老百姓在大街上随处可见交巡警平台,就觉得安全了。交巡警平台,是王立军为了政绩需要,也是为了帮助薄熙来上位采取的一个非常措施。能作为常态吗?能够长久吗?这些老百姓不想。老百姓不知道所谓社会平安究竟指什么?小偷小摸少了,流氓地痞少了,但他们没有想到,重庆践踏人权、罔顾法治、因言获罪案子有多少?老百姓不知道最大的威胁其实不是小偷,而是来自于公权力带来的威胁。      再比如打黑,完全是罔顾法治,刑讯逼供,而且把目标瞄准民营企业家,通过这种方式,也窃夺了大量资产。想想那些遭受无妄之灾和被打击的民营企业家,那些因言获罪的家属,他们能感到安全吗?在公安干警内部采取高压政策,真是人人自危,大家能有安全感吗?      薄熙来把重庆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所谓多数人,包括底层的民众;一种就是少数人,包括民营企业家、一些律师等。政府要保护多数人,但也要照顾和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薄熙来为了迎合多数人,煽动民粹主义,对少数人为所欲为,这个很能迎合老百姓仇富仇官的心态。      我认为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之一。老百姓只看眼前的、表面的利益,根本不会想如果薄熙来如果上位,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我们缺乏公民意识,只有臣民意识,盼望清官,盼望明君,却不知道任何权力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      新的领导去重庆后,为什么没有将薄熙来事件大范围公开?这里有一个顾虑,即使现在,重庆普通老百姓拥护薄熙来的人依然很多。官场内转变很容易,也很清楚薄的问题,过去五年重庆官场,可谓官不聊生。但其欺骗性、危害性,普通老百姓看不出来,转换也难。      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刻反思,现在还只是官方系统内部讲,而定罪主要也是以腐败为主,却没有想到这确实是一场极其严峻的政治斗争。不认真进行清算,进行切割,极左派仍然会有恃无恐,老百姓也不会意识到薄熙来王立军这么做危害有多大,甚至还有人会觉得他们下去真可怜。      如果不是偶然的事件,中央要拿下薄熙来还真不容易,现在还听到一些老百姓根本不相信对薄的指控,他们觉得对薄的指控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重庆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      一直以来我们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挂得很高,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不是GDP,不是面包,不是航空母舰,而是宪政,我们有宪法无宪政。宪法与宪政一字之差,相距千里。百年长河,宪政始终是我们不能圆的一个梦,不要偷换概念。以牺牲人权换回经济发展是要不得的。      我们GDP总量很大,但分配极其不公平。下一步要改革分配,之前有两种争论:分蛋糕还是做蛋糕。现有规模基础上分蛋糕,就要动蛋糕的比例,既得利益集团不干。也就只能继续将蛋糕做大,比例不变,但蛋糕大了,民众能多分一些。      重庆的问题,也是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这些问题如果不真正去反思,还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      新一届领导人忧患意识很强。最近经济学家华生对外释放出这样一种声音,王岐山说过,中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无论从历史还是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化的道路不会那么顺利,这些年我们走得顺了一些,但人民的代价也没有付够,今后可能会出现大革命。      他为什么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法国大革命前情绪的积累,与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极其相似:一,都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民都去发财;二,正在加速城市化进城,农民进城,被边缘化;三,一部分精英已经感到危机,包括一些上层人士,竞相取悦民众,对现实进行批判却无力改变,导致民众更大的不满;四,专制掌控放松,但很诡异,在宽松的范围反而引起了更大反弹。      改革与革命在赛跑,但法国最终是改革没赶上革命的速度,血腥和暴力可见一斑。      我们现在民众对贪腐的容忍度与经济的发展速度成正比。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现在整个社会一切趋利,公民意识缺失,道德水准下滑,这才是最危险的。      改革是时不我待,改革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出现哈维尔、蒋经国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主动突破;一种是压力逼迫,我非常看重网络,网络是现在推动中国舆论进程最强大的一个力量。      我对未来保持乐观,十八大后这一个多月,让人感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可以期待,肯定会有变。(周东旭对此文有贡献)            本文来源《凤凰网》             ---白衬衫         

香港雜評 | 葉蔭聰:強國背後

【明報】 香港在中港族群矛盾中,創造了「強國人」一詞,流行於通俗報章及互聯網。這詞既方便又簡單,朗朗上口之餘,令人覺得好像不需對深圳河以北的大陸作更多的思考與認識。這個詞除了有港人酸溜溜的反諷之意,還有極豐富的社會學含義,卻少人深究。 強國者,若以地域來分,當屬急速膨脹的「城市中國」,至於中國其他地區被甩在後頭。每晚在香港播放的《心繫家國》短片,也以上海、北京等的 巨型建設地標,展示國家強大的一面。至於人,則恐怕並不是「強國人」這一刻板印象所能承載,內有不少怎樣也不算強的弱勢群體。階級性質及利益相異的群體, 他們如何活在房地產大開發的資本主義大潮中,吸引全世界對中國有興趣的人競相研究探討。這亦是今年中出版的《城市中國的邏輯》的主題,作者陳映芳教授及她 的研究團隊,在上海做了超過十年以上的研究。 城市化速度驚人 根據今年出版的統計數字,中國城市人口已超過農村。無論因為流進城市的人口,還是城市行政區域的擴張,吃掉周邊城市,又或者是農村地區「村改居」的大工程,都使「城市中國」成為中國國力的空間表現。中國城市化的速度驚人,跟毛澤東時代城市化的停滯(維持在 20% 左右),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把城市化視為經濟「自然」結果,固然在理論上站不住腳,至於中國的城市化,更絕非自然。 被吞拆的農村 因此,陳映芳提出要研究城市中國的邏輯,從城市社會學角度看是合情合理的問題意識。陳指出,城市中國的「強邏輯」(大概指的是主導的力量與 關係)。以國家政權為中心,無論是推動全國發展的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它是「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角色,既是城市變動及秩序的裁判者,又是推動 及領導城市資本主義發展的先鋒,甚至它自己(無論是作為機構或當中的官員)也是既得利益者,甚至根本就是投資炒賣者。例如,不少區政府及國企直接在舊城重 建房產開發中投資經營,並於其他開發商、動遷公司及建築公司等構成利益鏈。香港的地產霸權代表,回祖國投資也要跟國家資本合作,甚至要跟覑它們尾巴走。 球證落場踢波徒嘆奈何 本書的研究主要在一線城市上海,這地方最能說明一切。 2001 年左右,我到上海見識 過這股國家力量。當時,香港瑞安地產在盧灣區政府的全力推動下,以「公共工程」、「舊城改造」等理由,把一大片的石庫門平民住宅(戰前曾是法租界)拆卸或 改造,成為「新天地」,頓成上海新地標及高級消費區域;諷刺的是,中共的「一大會址」便在附近。而我也在朋友的指引下,走訪過被拆遷的居民,我坐了一個半 小時公交,轉了多次車,方到達他們的市郊社區。在那裏我可以買到全城最便宜卻愈來愈稀有的「大前門」香煙(一種沒有濾嘴味道極「重」的貧民香煙),只售一 塊錢一包,由此可以想像居民的消費力之低下。城市巨變,國家資本力量與平民的懸殊地位,以至整個動遷規模,都令我震驚。 不少人視城市中國為特例,這有一定道理,因為,很少城市的政府會像中國地方政府那樣,在土地及房地產開發中涉足得那麼深。但是,正如陳在第五章〈城市開發的正當性危機與合理性空間〉指出, 80 年代以來,由於社會的強力反彈,城市開發模式已不能如此粗暴。換言之,中國在同一時間,把不少西方國家的開發模式接過來,發揮至極致。城市秩序竟然能不出大亂子,實在是一種奇蹟。 作者嘗試從多角度去解釋這個奇特現象。例如,過去的毛澤東式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或曰「全權國家」),例如國有土地制度,地方政府對城市土地發展的壟斷權力,以及消滅民間自主反抗活動空間,恰巧成為 90 年代以來地方政府榨取壟斷地租的政治經濟基礎。威權政府因此可把收入偏低的居民大型搬遷到市郊,實現級別地租,獲取龐大利潤。對居民採取「計磚頭」式的賠償,加上政府及拆遷公司的違法操作,用低廉的交換價值,換取了居民在城中心社區的使用價值,實現土地的潛在增值。 一視同仁的不公不義 中國城市早已成不公不義之地,地方政府及官員也陷入正當性危機之中,開發主義( developmentalism ) 的大計已日漸缺少認受性,否則也不會出現《蝸居》這一類電視劇。但是,城市中的棚戶、貧民、民工,甚至中產階級,仍然難以抵抗強大的國家力量,他們各自帶 覑不同程度及形式的宿命論,浮沉在城市巨變的狂潮之中。曾一度期望資本主義帶來公民社會甚至民主的人,對城市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歷史只會感到失望,這樣的期 望畢竟只是虛幻。 陳映芳對城市中國的壓迫性一面分析得頗為詳盡,也對不同弱勢群體的狀態研究得相當入微,尤其是棚戶、農民工、下崗工人及返城知青,他們在城 市動遷中與國家及資本的關係。不過,值得追問的是,城市中國的意識形態如何構成。受拆遷及房地產開發所害的居民,其反抗固然零碎與片段化,困在賠償安置的 資源分配爭議之中,一籌莫展。但是,正如作者在書中也提出疑問,爭取城市公義的呼聲,何以無法串連起一個更廣泛的城市運動? 四散的群眾力量 作者似乎寄望於一個遍及近年華人城市的保衛家園運動,香港讀者不會感到陌生。不過,相對污染性工業激起幾年前的廈門 PX 事件,以及今年十月寧波市同樣的大規模反抗,城市居民家園被毀,以至帶來的空間及階級不平等,卻少有帶來全城抗議。這種對比,的確不是中共的威權主義足以解釋的。 與虎謀皮的癡心妄想 我自己曾在廣州研究一些年輕白領階層,他們對城市拆遷、房價高企、貧民無立錐之地等等,不是沒有認識,不是沒有批判,卻蘊藏覑一種無動於中 的麻木感覺。而更有趣的是,他們又反過來對城市中國作為一個持續增長的機器,卻有強烈認同感。他們未必認同政府的「宜居城市」等鬼話,不過卻想像自身能跟 從資本向上流動。因此,我想,城市中國的邏輯,恐怕不單在城市改造過程中,它也在更廣泛而日益膨脹的城市人口中,產生一種有點宿命主義,亦有點癡心妄想的 社會服從關係。我相信,隨覑過去社會主義遺產合法性已破敗不堪(誰還相信政府為了人民而拆你家房子?),新出現的城市主導意識形態與日常實踐變得愈來愈重 要,而我們還未能好好地分析,作理論解釋。 強國之「強」的邏輯,不止於官方的大言不慚,還在城市居民充滿矛盾與弔詭的生活處境與想像之中。

香港獨立媒體 | 獨立音樂與音樂法西斯

「香港樂迷,地下樂迷。」 這原本是這文章的標題。 出於眾多原因考慮,這標題還是給改了。 不過,標題怎樣也不是最重要,我還是想借原本的標題,簡單說一下。 這裡把樂迷分成兩類,是因兩者在本文中的定位有所不同 - 而事實上,兩者亦甚少有相互交流,甚至是相互敵視。當然,在今天千絲萬縷的的互動社會之中,我們難以以單單兩詞把全港樂迷分成兩類;但為了方便討論,請容我就膚淺直接地把香港樂迷分成上述兩類。 這 裡指的「香港樂迷」,是那些對香港地面主流樂壇的追隨者。對此,「地下樂迷」通常嗤之以鼻,多以「過於商業」為經,「井底之蛙」為緯,對前者大肆批判,認 定只有地下音樂,才是世界音樂的真理。至於這裡指的「地下樂迷」,自然也就不明自曉,是指一眾在維繫著獨立音樂生態圈的好樂之人。後者的組成者沒有前者的 廣泛,band仔和社運人士往往佔了最多數,形成一個獨立於主流音樂圈之外的次文化圈。 (當然,「主」﹑「次」之分其實也相當含糊,容易引起爭論)對於地下樂迷,香港樂迷老實地貫以一套白白的偏見,最主要來說,一個「嘈」字在他們的眼裡,往 往可以涵蓋地下音樂界的萬千韻律,一句「壞」可處決整個地下音樂的圈子;最後,流於寡聞與無學,前者往往被眼前單一而畸型的樂壇所完全蒙蔽和局促了。 但這裡有一個毛病。 兩者其實也陷入了自己的一套怪頭怪理的沙文主義狂潮之中,直接說就是音樂法西斯(Fascist)。要導化香港樂迷除開過濾鏡探索地下音樂一般較諸容易,因為他們都視之為新奇的東西;然卻反要地下樂迷作出觀點和立場上的改變,除開一種建基於音樂沙文主義的濾鏡,往往更為困難,亦往往加劇了「音樂法西斯」的情況。 當 然,作為一個BAND仔,我是明白後者的立場因由和指控統據的。簡單來說,他們對主流音樂或其追隨者的指控,可分為文化上的指控,與音樂上的指控。文化上 的指控,就是認為要抗衡體制上的單一流向,認為要擺脫主流價值觀和制度上的枷鎖,甚至要抹走資本主義的牢控,所以得大肆鼓吹地下獨立音樂,方可達成目標。 說到此類文化上的指控,本文暫時不作詳細探討。至於另一種指控,即是音樂上的指控,伴著一些文化指控的統據,直接說就是主流樂壇音樂,八成是垃圾,毫無心 思,千遍一律,得過且過,且訊息壞人... 總言而之,是音樂上的錯。這裡我說是「八成」,是因為荒漠中亦有甘泉,極地中亦有日光 - 從音樂心思來看,一些主流音樂偶然其實亦有佳作,編曲作曲均令 人讚嘆。 樂迷們投其所好,擇其所愛,自然沒問題,但大前是是當中不應有被蒙蔽之處 - 例如認為「所有獨立地下樂隊的音樂都一定 是好的」﹑「主流音樂十成是垃圾,獨立音樂十成是好的」...地下樂迷看到這裡,撫心自問會明白這自然是歪理,然當穿梭於工廈之間,相聚於其友人圈之中 時,卻難免不自覺地抱著一套音樂法西斯的衝量標準,對不同音樂大肆加上自己的文化主張和個人偏見。 這裡我想舉金屬音樂作為音樂法西斯在香港盛行的最佳例證。 金屬音樂於70年代末至80年代誕生,在音樂史上時間相當短促,相當年輕,在本地的金屬發展更尤其如是。不過,這種音樂在兩個樂迷圈中上體現的,卻是一個完全兩極化的結果。這裡我說個小比喻形容香港樂迷與金屬音樂(或另類音樂)間的關係與情況。 情 況就如一個小漁村,這村裡只售一種酒,就是爛極的啤酒,礙於酒商的壟斷和蒙蔽,村裡沒有人知道世界上原來有紅酒﹑白酒﹑烈酒,且誰人都認為村中的啤酒就是 世上最好的酒。然後,一天一名洋人帶來了一樽烈酒,由於沒有人教導他們怎喝烈酒,也沒有足夠的時間機會讓他們好好認識,結果所有村民嚐了一小口便大喊「他 媽的」,結果埋葬了烈酒,繼續相信村裡的啤酒是世上最好的酒。這裡說的小漁村正是香港,村民就是香港樂迷,烈酒就是金屬音樂。 不 過在一些地下樂迷之中,同一個漁村故事卻恰巧是另一個極端的相反:烈酒就是神,它是反叛村莊文化的象徵,它是村莊現代化的訊號,它是抗衡主流文化的核心; 甚至認為即使村裡的人不喝烈酒,只因曲高和寡。我就親眼見過,也親耳聽過,一些一頭長髮的金屬朋友揚言若某場band show沒有金屬樂隊,便不會現身;甚至只有當遇上金屬樂隊,才會走上台前大跳大轉(即mosh pit),令mosh pit竟然也成了例行公事 - 不需要認識該樂隊,不需要明白其訊息,總之聽到隆隆巨響就跑上去就是了。 (其實明明funk不也是很好跳的歌嘛..) 這樣的現象引伸下去最可怕的事便會開始發生:音樂法西斯 - 任何韻律性強,朗朗上口的音樂都被不好黑白地歸類為「主流」,被獨立圈子為之唾棄;而旋律愈 是奇怪,愈是聽不懂的實驗音樂,則必然會惹來萬千歡呼聲。結果,香港地下獨立樂隊圈中的金屬音隊和另類音樂的發展都開變得急速起來,甚至出現泛濫的情況。 不是說金屬音樂都不好,但金屬音樂不都一定好;就是媽是女人,女人不都是媽的說法。 不少地下樂迷也熱愛於聆聽70﹑80年代的舊 歌。不過具諷刺意味的是,不少這些人聆聽的舊歌(如beatles)(*註:beatles是60年代的樂隊)往往是當時家戶喻曉的樂隊和歌曲,情形好比 今天的主流樂壇;就以Beatles來說,他們不也都是簽了大唱片公司,公司顧問給他們留個怎樣的髮型,唱怎樣的歌而已嘛。某些今天坐著只聽 Beatles﹑deep purple﹑eagles的人,還會口聲指責嫌棄今天主流音樂,然他聽的往往就是30年前的主流,那麼再說「不聽主流」,就顯得沒有道理了。可以想 象,40年後也會有人抱著陳偉霆的歌當作是寶,然後向人宣稱自己正在聽40年前的經典;只要這樣想一下,便會覺得這種「懷舊就高尚」的想法是非常可笑的。 音 樂就是音樂,聽音樂時不應在腦海裡自己我編出一些假想敵。硬要把音樂當成利劍盾牌,用以在自我分辨和「自我感覺良好」的虛無鬥爭中,把音樂類型變成抬高身 價的紋身標記,那樣是完全歪曲了聽音樂本身的意義。情形就好像一些平時根本不喝咖啡的人,硬要跑到STARBUCKS去坐上三小時,卻不想想 STARBUCKS或咖啡是否適合自己,最終以STARBUCKS來給自己的生活標價;那樣,咖啡的意義,已不再是「一杯咖啡」那麼簡單了。 用音樂類別給自己的群族劃地盤,不單加速瓦解音樂文化的發展,而且也歪曲了聆聽音樂本身的價值。畢竟,你去評價一首歌或一隊樂隊是否好,是在於它的音樂編排上與訊息歌詞上,而非政治意識取態上,或地盤的地理位置上。 好歌,多吵多靜,多旋律性多實驗性,也就是好歌。 香港樂迷自然有不少垢病需要正視,然當一眾獨立為獨立音樂生態圈出力支持的地下樂迷們,卻要小心免得陷入音樂法西斯的口井裡,結果帶頭成為音樂文化(不論主次)的破壞者。 最後勉強要說句,上述兩類樂迷分類並不能代表樂迷的全部,也就並不能以偏概全地代表所有人。

<天玑>诗的诞生(上)

“诗乐舞同源”这在人类学上只是一个事实,但在诗学研究上却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诗具有音乐性,而音乐性,则是诗最为本质的特征。尼采说,音乐是最为纯粹的酒神艺术,是一切艺术的核心,因为音乐不涉及任何的形象,只是纯粹的节奏和律动,又最能唤起人得情绪。诗则是有严格的形式和复杂的意象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日神的艺术,但本质上却是酒神的,因为诗的核心是其音乐性。     诗的诞生(上)   文/范云飞(武汉大学)     一 “诗的诞生”这个题目是模仿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而来,但不同的是,尼采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论述古希腊悲剧的诞生,不同于以往的古典学家(比如尼采著名的反对者维拉莫维兹)。本文则是从历史学、人类学和哲学这三个方面来讨论“诗”起源,当然还是以哲学的考量为主。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讲述了一个古希腊的传说: 弥达斯国王在树林里久久地寻猎酒神的伴护,聪明的西勒诺斯却没有寻到。当他终于落到国王手中时,国王问道:对人来说,什么是最美好的东西?这精灵木然呆立,一声不吭。直到最后,在国王强逼下,他突然发出刺耳的笑声,说到:“可怜的浮生呵,无常与苦难之子,你为什么要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不过对于你还有次好的东西——立刻就死。” 像许多古希腊的神话一样,故事中往往包含着哲学中最重要的命题。像潘多拉的魔盒、斯芬克斯的谜语,西勒诺斯的这番话像梦魇一样一直盘桓在人的头脑中,一直到二十世纪,哲学家们还在为之苦苦思索。的确,人注定要死,每个人都不能例外。生命的辉煌并不能掩盖其短暂的事实,人生中一点可怜的快乐也不能敷衍其本质上的荒诞和死后的空虚。我们不能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一样能得永生,所以死亡也就成了我们所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人生的本质即是“必死”,也只有每个人的死亡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二十世纪的生命哲学家们会说“人向死而生”。 死亡是人生所要面对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也是一切的哲学和宗教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有通过强调生来淡化死,比如儒家;有通过否定生来否定死,比如佛教;有通过美化、升华死来接受死,比如基督教;或者混淆生死以看淡死,比如道家;在哲学方面,怀特海说过,后世的一切哲学家的著作都是柏拉图所说过的话的注脚。而柏拉图最终要论证的问题则是人死后其灵魂将继续存在,这就是他的最为核心的“理念”学说。这也是对死亡问题的一个回答。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里,古希腊人似乎是光明而理性的,他们通过辩论、思考以取得思想上的愉悦;通过饮酒、运动以取得肉体上的愉悦;通过庄严肃穆的悲剧、高大雄伟的神庙以及或阳刚或柔媚的雕塑来取得审美上的享受;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治理城邦,以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古希腊人似乎理性而中庸地活着,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也是按照希腊人生活的原型来塑造,他们的生活放荡而快乐,完全没有东方神祇的道德楷模作用和苦大仇深的悲悯情怀。 以前的学者论及古希腊的艺术,都以为他们的艺术来自他们内心的和谐,所以他们的雕塑充分地展现了人的肉体之美和健硕,他们的建筑比例完美又高大庄严,处处体现着理性的精神。但尼采确认为,古希腊人的艺术恰恰来自于他们内心的矛盾和挣扎,来自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深刻思考。他进而把古希腊的艺术精神分为两种: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日神阿波罗代表着光明,他的光辉照耀着一切,并给所有事物披上一层美的外衣。在艺术上,日神精神体现为视觉艺术、造型艺术,比如绘画、建筑、雕塑,这些艺术的特点是外表光辉而且亮丽,注重形式,给人直观的、审美的享受。但日神精神的光明并不代表着理性,因为创造美、欣赏美本来就是和理性绝缘的,是直观的、感性的活动。和日神精神最为接近的人的生命状态是梦。因为在梦中人的自主的灵魂和理性处于麻木的状态,梦中所呈现的也是光辉而美丽的景象。人沉溺于梦中的光明而暂时忘记了现实生命中的黑暗和痛苦。 酒神是狄奥尼索斯。在古希腊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叫做酒神祭,在这一天的晚上人们在野外山林里痛饮美酒,酩酊大醉,一起载歌载舞。最后在极度的癫狂状态下人们会恣意地放纵自己,仿佛人类又回到了原始的与自然合而为一、每个人都合而为一的状态,人的体内最古老的欲望也在此时得到完全的释放。酒神的精神即是放纵。这既是极度的狂喜,又是最为深刻的悲剧。与酒神精神最为相近的生命状态是醉。酒神的精神是沉醉,是迷狂,其表现为艺术,则是音乐,是舞蹈。因为真正地把生命投放进酒神的艺术中时,只有纯粹的生命的律动和节奏,好像自己的灵魂要超脱沉重的肉身的束缚而投向无底的深渊。 艺术的本质,是人类情感的宣泄、是迂回的表演、是生命的外溢、是灵魂的呼喊、是对人生最本质问题的追问、是在上帝创造的生命之外给自己的自我创造另一个生命!而日神艺术和酒神艺术这两种,则是对生命基本问题的两种回答。日神艺术借助其光辉的形象而使我们沉迷于梦境,不去追究世界和生命的本质。这其实是借艺术来逃避真理,用艺术的价值来否定真理的价值;酒神则借助其迷狂与沉醉而使我们摆脱肉体、摆脱幻觉,直接与生命的本体、世界的本体会合。 周国平说:“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从‘听天由命’说到‘形而上的慰藉’说,作为本体的生命意志的性质变了,由盲目挣扎的消极力量变成了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量。“     (关于古希腊的酒神祭,弗洛姆在其《爱的艺术》中从孤独与返回母体的角度来讨论。认为自从人类走出原始,逐渐地发现自我之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孤独感。因为人本质上是一种群居动物。但每个人又都有着自己的不可替代的独立精神和人格。独立的个人和群居之间就产生了矛盾,使人类有了无法消弭的孤独感。而为了消除这种孤独感,古代人采取类似于酒神祭的方式,放纵自己,忘记自我,在精神上和群体融为一体,和人类的自然母亲融为一体。现代人则是通过醉酒、吸毒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最为常见、最为正常的方式则是恋爱。通过恋爱,使两个人的精神融合,使一个人的孤独变为两个人的孤独。) 至于悲剧,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日神的艺术——因为其有光辉的外表和严谨的形式——但本质上却是酒神的,因为悲剧的形式是诗,而诗在本质上具有音乐性。尼采认为音乐是最为纯粹的酒神艺术。 周国平说:“音乐整个就是情绪,丝毫不沾染形象。但是,音乐有唤起形象的能力。悲剧是音乐情绪的形象显现。民歌和抒情诗是语言对于音乐的模仿。即是日神艺术,包括希腊雕塑和荷马史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由音乐情绪唤起的形象的描绘。所以,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在一切艺术类别中处于中心地位。” 以上是对尼采所论“悲剧的诞生”的复述。与我们所要讨论的“诗的诞生”问题也有很大的关联,下面言归正传。   二 “诗的诞生”看似是一个历史学问题,即诗起源于何时,因什么而诞生。但实际上,历史学的方法对这个问题所能做的回答非常有限,更确切地说,用历史的方法并不能真正地解决诗的起源问题。 比如《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收录的大约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诗歌。但现在见于古籍的一些诗歌在《诗经》中找不到,称为“逸诗”。这些诗在形式上和《诗经》里的诗歌很接近,年代应该也相似。但是在《诗经》所收录诗歌的年代上限之前,从现存的古籍中仍可以找到很多诗,这些在沈德潜所编的《古诗源》中称为“古逸”类。比如其中有《击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首诗出自《帝王世纪》,传说是尧帝时一个田间老农所唱的歌。但观其语言,不如《尚书》中的那么佶屈聱牙,更接近春秋之后的语言风格。 又有《卿云歌》: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首出自《尚书大传》,传说是舜帝时之诗。     但语言最为古奥简练、最有可能是上古之时的诗歌的,当推《吴越春秋》中所记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这首诗语言凝练,元气淋漓,很有上古质朴之风,有可能真的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人们在打猎时所唱的诗歌。 除此之外,在《左传》、《大戴礼记》以及各种类书中还能找到不少的古逸诗和各种古器铭、题物诗等。但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考察,这些诗歌有的很古雅,似乎是上古时遗留下来的,有的则明显系晚出。而且这些诗所来源的古籍的年代和真伪本身也很成问题。 其次,古籍中关于诗歌的记载,比较靠谱的最早的当推《尚书·虞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但《尧典》的著作年代很成问题,并非真的尧帝时的典籍。一般学者以为是战国时的作品。这句话亦被郑玄的《诗谱序》所引用:“《虞书》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 郑玄为东汉晚期人,其所引用的《虞书》最早出自西汉初年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今文《尚书》,则这段文字至少不晚于秦汉之间,很有可能是战国时产生的。当然,成文的文字的出现的年代并不代表其内容出现的年代。所以,这句话的来源可能还要更早。 除此之外,古书中还有很多用韵的语句、散文,虽然不能说是诗,但和诗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周易》、《老子》、《庄子》中的很多文字也都是用韵的。《周易》中的一些挂爻辞甚至可以说是早期的诗歌。之所以要押韵,可能是为了便于记忆。古书为成文字之时,口耳相传,内容不固定,往往随着师徒传授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古人为了方便记忆,也是为了是书的内容固定,于是尽量用韵语,结果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古书的面貌。像《老子》、《庄子》中的韵文,则有可能是为了音韵的和谐,使读起来朗朗上口。 至于先秦两汉的古籍中记载的三皇五帝之乐,更荒诞不稽。比如黄帝曾张乐于洞庭之野,有《咸池》之乐,舜有《韶》乐等,都不可信。特别是二十世纪初,古史辨派兴起,考索古籍,认为周以前的历史,都无明徵。这样到底最早的诗歌起源于何时,已无法考证。更进一步,历史学的方法所能凭借的其实是古籍和考古实物。但早期的诗歌形于歌咏,未必有文字记载,更难反应在考古实物上。所以,历史的考据并不能回答“诗的诞生”的问题。 现在看来,最可靠的古诗还是《诗经》,《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对《诗经》的研究也是中国诗学的源头。比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诗歌,但《荷马史诗》这样的皇皇巨著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在它之前在游吟诗人之间也流传着很多的歌谣和英雄史诗,这些比《荷马史诗》更早,也是构成《荷马史诗》的原材料。但这些诗歌大多也不可考,所以《荷马史诗》是西方诗歌、乃至西方文学的源头。   三 用历史的方法虽然不能解决诗的诞生的问题,但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对古籍中散见的古诗的搜集、整理,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诗在早期的形态及其特点,这对诗学研究至关重要。下面我们尝试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讨论诗的起源。简而言之,即诗乐舞同源。这一部分主要参考朱光潜先生的《诗论》。 人类在原始部落时期,或打猎有获,或农业丰收,或祭祀先祖,以及其他的各种节日、仪式上,往往会聚众跳舞。跳舞之时一般会击鼓、抚髀为节,或者嘴里发出声音以协和节奏。最初的声音可能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音节,或者吼叫。后来可能会出现一些有意义的词语、句子,但这些词语、句子是凌乱的,放在一起并不能构成整体的意义。这即是最早的诗歌。朱光潜先生说: “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在原始时代,诗歌可以没有意义,音乐可以没有“和谐”(harmony),舞蹈可以不问姿态,但是都必有节奏。后来三种艺术分化,每种均仍保存节奏,但于节奏之外,音乐尽量向“和谐”方面发展,舞蹈尽量向姿态方面发展,诗歌尽量向文字意义方面发展,于是彼此的距离日渐其远了。“ 这段文字不仅指明了诗歌的起源:诗乐舞同源,也指出了诗歌的命脉:节奏。 其他的关于诗乐舞同源的证据,比如古希腊的悲剧,即是起源于酒神节的祭礼。在最初的祭典中,人们载歌载舞,用舞蹈姿势来象征各种意义。其中所唱的歌应该就是早期的抒情诗。后来这些诗歌的内容被扩充,更加情节化,渐渐地演变成了悲剧和喜剧。直到埃斯库罗斯,古希腊的悲剧才真正成形。     至于中国的《诗经》,早期更是离不开音乐和舞蹈。更确切地说,《诗经》中的诗篇,是周朝用于各种宗庙祭祀和燕飨礼仪的。在举行礼仪时有的要奏乐,奏乐的时候要有舞蹈,要有歌词,歌唱的节奏和舞蹈的节奏要和音乐相协和。古书上说“礼以节文,乐以发和。“古时礼乐部分,乐中诗乐舞亦不分。《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所谓“颂”,据清朝阮元考证,“颂”即“容”。比如“商颂”就是“商容”,即商朝的样子,指的是商朝的礼仪中所跳的舞蹈的舞容。其实不止商、鲁、周三颂,上古各代皆有舞容。《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说: “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韾、大夏、大沪、大武。郑玄注:“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大咸,咸池,尧乐也。……大韾,舜乐也。……大夏,禹乐也。……大沪,汤乐也。……大武,武王乐也。” 其中每一种舞蹈都有相应的诗篇与之配合,《墨子·公孟》篇中说“歌诗三百,乐诗三百,舞诗三百”。其中“舞诗”即是在礼仪中舞蹈时所要用的诗歌。比如“大武”之乐分为六章,每一章都有专门的诗篇与之相配。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大武之舞的一成所用之诗为《武宿夜》,二成为《武》,三成为《酌》,四成为《桓》,五成为《贲》,六成为《般》。 “诗乐舞同源”这在人类学上只是一个事实,但在诗学研究上却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诗具有音乐性,而音乐性,则是诗最为本质的特征。尼采说,音乐是最为纯粹的酒神艺术,是一切艺术的核心,因为音乐不涉及任何的形象,只是纯粹的节奏和律动,又最能唤起人得情绪。诗则是有严格的形式和复杂的意象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日神的艺术,但本质上却是酒神的,因为诗的核心是其音乐性。 关于诗的音乐性,古人以有过很多论述。《诗大序》中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段文字虽然简单,却内涵丰富,其中包含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几个“公理”,比如“诗者,志之所之也”,即“诗言志”;“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即是说明诗的音乐性;诗歌反映了治道兴衰;温柔敦厚的诗教等。这些观点都为后世的文艺理论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内涵也逐渐丰富。虽然关于诗的问题,言人人殊,聚讼纷纭,但这些“公理”,却是中国古代各种文艺理论的共同基石。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得知,诗的产生是由于“言志”的需要,其形式则是歌咏、舞蹈,表现为成文之“音”。声音反映了所言之志。人的怀抱有喜怒哀乐,声音有轻重缓急、音韵格调。正是声音的音乐性表现了人的各种情绪。后代文艺理论家对这段文字进行申说的,有明朝徐祯卿的《谈艺录》: “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唏,怒则为叱咤。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实为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 这是对《诗大序》中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并说明了情、气、声、词、韵的关系。另外,明朝初年李东阳的《麓堂诗话》对诗的音乐性论述的比较深刻,摘录其中的一段: “陈公父论诗专取声,最得要领。潘祯应昌尝谓予:‘诗,宫声也。’予讶而问之,潘言其父受于乡先辈曰:“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者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韩退之之诗为角,以此例之,虽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声于诗,不过心口相语,然不敢以示人。问潘言,始自信以为昔人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于自然者,固不约而同也。……门人辈有闻予言,必让予曰:‘莫太泄露天机’否也!“ 这段讨论诗的音乐性,比较深奥,不好理解。其中说“诗,宫声也”,宫商角徵羽代表不同的音高,大致相当于西方音乐中不同的调,而不同的调则适合表现不同的情绪。比如《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刺秦王之前践行时,“为变徵之声”、“复为慷慨羽声”,则大概变徵之声悲怆,羽声慷慨。但宫声何如,又为何可以兼众声,不得详知。清朝叶燮的《原诗》中说: “诗家之规则不一端,而曰体格、曰声调,恒为先务,论诗者所谓总持门也。诗家之能事不一端,而曰苍老、曰波澜,目为到家,评诗者所谓造诣境也。“ 苍老、波澜在诗歌审美上为正宗,是否和宫声有关,也不得详知。朱光潜《诗论》中说: “古希腊人就注意到这个事实,他们分析当时所流行的七种音乐,以为E调安定,D调热烈,C调和蔼,B调哀怨,A调发扬,G调浮躁,F调淫荡。亚里斯多德最推重C调,以为它最宜于陶冶青年。近代英国乐理学家鲍威尔(E.Power)研究所得的结论亦颇相似。” 声音的高低可能确实和人的情绪有关联,但不同调值的乐曲是否更适合表现不同的情感不详知。亚里斯多德推重C调,李东阳青眼宫声,不知是否有什么联系。     (采编:孙梦予;责编:徐海星)     您可能也喜欢: <天璇>我宁愿他死了 <天权>平安夜 <天璇>一天 要塞 从听房到阳痿 无觅

<开阳>大学与茶馆

茶馆是国立武汉大学乐山时期广大师生经常出入的场所,他们在茶馆学习讨论、开展团体活动、结交朋友、休闲娱乐,与茶馆产生密切的联系。女大学生也开始出现茶馆,撼动了茶馆由男性主宰的社会传统。武大师生在茶馆的活动,潜移默化之间改变了乐山城的世态民风,推动了包括茶馆在内的整个乐山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与此同时,茶馆也深刻影响了流亡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青春记忆。     大学与茶馆 ——国立武汉大学乐山时期的茶馆世界   文/胡耀(武汉大学)     1938年,一批批武大师生从日寇逼近、局势紧张的武昌溯江千里西迁至四川乐山。船只从肖公嘴一带经过时,依山开凿的巨大佛像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三江奔流的壮阔江面,高耸入云的千年石佛,这一切都让疲惫的师生们惊叹不已!或许有人在心中默默许愿,企盼大佛能保佑一方安宁,但他们不曾想到,流亡的武大将要在这座西陲小城停留八年之久。这一年的乐山,炮火硝烟尚未波及至此,“除抽壮丁以外,全无战时气氛”[1]。偌大名校,泥丸嘉州,千余名师生的涌入给这座小城带来了阵阵喧闹和朗朗书声。在公园、在江边、在树荫下,在散布全城的茶馆里,忙忙碌碌的么师[2]们都好奇地打量着这群陌生的大学生,他们期待,下江人的到来能给茶馆带来人气和好生意。 武大西迁乐山之后,校舍因陋就简,多选用当地旧有的庙宇、工厂、学校等。“文庙的大成殿变成了图书馆,火神庙变成了食堂,龙神祠、露济寺变成了学生宿舍,鸽子笼似的寝室充满了高低铺,多数的宿舍没有自习室,连上课用的桌椅都急需添购。”[3]校舍条件和珞珈山恢弘的宫殿式建筑群有如云泥之差。有自习室的宿舍,不论白天和黑夜,总是有人在自习桌前看书。有的学生则在自己的床上搭木板,当做自习桌使用。而文庙图书馆阅览大厅里的十几张长形阅览桌,每天一大早就成为学生们争夺的目标。这样,很多占不到座位的学生不得不光顾乐山随处可见的茶馆,茶馆成为他们学习、娱乐和开展各种活动的主要场所。 即使是对有些拥有自习桌的学生而言,茶馆也常常是生活中一大元素。蒋宗祺校友是乐嘉公园茶馆的常客,“在乐山四年,因没在宿舍自修室里占个座位,几年来的课余学习都只能依附于床前小桌,……白天正想静下心来读点书时,不巧,同室同学来了客人,谈笑风生,学习只好停摆!晚上,为了赶完某一章节的学习,想加点夜班时,而同室诸公又陆续归寝。临睡前的时刻是同学们学习一天以后舒畅休息的黄金时间,不免天南地北地畅谈一番,……就这样,加加夜班赶读章节的打算又只得‘煞锅’、‘泡汤’!”[4]寝室里的学习容易受到影响,“为了逃避干扰,到校外寻找一块清净宝地,开辟学习的第二战场就成为我以及和我有同样境遇的同学们的唯一出路。就由于此,乐嘉公园里的茶室自然地成为首选对象”[5]。 四川是今天世界饮茶之风的发源地之一,茶馆有着悠久绵长的历史,到茶馆吃茶几乎是四川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给不少初到四川的武大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回忆道:“四川茶馆之多,可说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街头巷尾,随时随地,可以入座清心。不仅清早起来‘皮包水’,是一般市民的生活,据说小请客也好,大谈生意经也好,听清唱说书也好,‘摆龙门阵’也好……都可以‘一片冰心在玉壶’。”[6]内迁之后武大四川籍学生迅速增加,“西迁乐山前的一九三六年四川籍学生仅为二十三人占全校人数的3.4%,西迁后的一九三八年四川籍学生达二百六十一人,占全校人数的22.2%,增长了六倍之多。”[7]乐山饮茶之风盛行和大量川籍学生的涌入使得众多武大师生入乡随俗,被传染上坐茶馆的习惯。 简陋的校舍条件,浓郁的茶馆文化,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使得武大师生和乐山茶馆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形成一种奇妙的社会景观。 一、茶馆与学习 在茶馆里经常可见拿着书本,埋首读书的学生,或一个人刻苦研读,或约上三五好友一起相互切磋,砥砺学问。经济条件稍好的学生点上一杯清茶,手头拮据的学生叫上一盏“玻璃”(白开水)。出去吃饭或者上课时,把茶碗往桌子中间一推,表示还要回来,么师便不会收茶碗,这样一坐就可以坐大半天。茶馆成为课堂之外的第二学习阵地,在茶馆中交流的知识更是别有天地,“古、今、中、外,左、中、右派的各种书刊都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也在同学间流传”[8]。茶馆的环境有时嘈杂,有时清静,但“只要有人看书,邻近座位的人们也比较安静。据大家经验,习惯了,茶馆内完全可以看书。好多同学说,只要别人打架不打在自己头上,保持安心看书不成问题。凡准备考试时节,茶馆内座无虚席,鸦雀无声。这时的茶馆完全成了武大学生的自习室、阅览室”[9]。有人宣称,“在人声鼎沸的茶馆中,我可以心无旁骛地看书,毫不受干扰,而且效率高,每次考试都能取得好成绩。”[10]到了大四,茶馆也往往成为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场所。方成校友在四年级为了准备毕业论文和考试,“白天蹲图书馆,晚上泡茶馆”,“成了二馆居士”[1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些学生的毕业论文主要就是在茶馆写成的。蒋宗祺校友就是一个例证,他在茶馆里“按指导教授的建议,编写了论文提纲;用半年时间写成了近三万字的《战时公债刍议》毕业论文,获致佳评。”[12]此外“有组织的小型学术讨论会也常在茶馆举行”[13]。 二、茶馆与团体 乐山时期,武大学风宽松自由,学生思想活跃,朝气蓬勃,各类学生团体纷纷涌现。“著名的有:文谈社、风雨谈社、政谈社、海燕社、仁义学会、地平线社、东湖剧社、三民主义学会、岷江读书社以及各地同乡会、同学会。有些社团还在民主墙上张贴壁报。出现了自由结社、百花争艳的局面。”[14] 茶馆是各种学生组织活动和聚会的理想场所,因为校舍紧张,很多社团组织并没有合适的聚会场地,在茶馆开展活动,场地问题即迎刃而解,而且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社团成员不需要提前去布置活动地点,他们所要做的仅仅是按时到达指定的茶馆,即便是有人迟到,先来的成员也可以一边喝茶一边等待人员聚齐活动开始。 茶馆是一些学生正式加入社团的地点,比如田林校友就是在一次话剧演出结束后,因为其勤快肯干,被剧社社长邀请到嘉州公园坐茶馆,介绍他加入峨眉剧社。[15]有的组织干脆就诞生在茶馆中。1938年6月底,武汉大学党小组便是在乐山大渡河边的一家茶馆中秘密成立。[16]大大小小的各级学生组织在茶馆里讨论工作、交流心得、谋划社团发展。三五个人就可以围着茶馆简易的小方木桌,或背靠竹椅,或前倾身子,发表各自的见解。人多的时候,几张桌子一拼,茶馆中就形成了一个个展开激烈讨论的中心点。同乡会、同学会等组织还把迎新、送旧、谢师之类的活动定在茶馆。在系会、级会等组织的郊游活动中,坐茶馆也是少不了的。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之下,爱国的青年学生充分利用茶馆人流量大的特点,进行全民抗战、持久抗战等主题的宣传,抗日问题研究会下乡宣传队的队员们走遍了乐山附近的各乡镇,他们在乡镇宣传抗战形势时,“每次都是先在茶馆、集市等人群密集的地方讲演;讲演后再演出街头剧或小快板等”[17],激发了偏远闭塞地区群众的爱国热情。在众多回忆文章中,风雨谈社社员杨方笙老校友的一段文字,显得尤其生动详细,可以让我们遥想当年学生团体在茶馆中的活跃情形:“那是个难忘的夜晚。三十多个风华正茂的男女大学生聚集在府街‘沫滨茶社’的后厅,正举行着风雨谈社的迎新茶会。外面茶客喧哗,我们听而不闻。会上先有一位社友报告形势,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的最新发展情况,包括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指出强弱之势正在转化,最后胜利必然是属于民主力量的。接着便是包括我在内的新社友自我介绍;再接着便是老社友一人说几句欢迎词,或热烈或含蓄,或严肃或惹笑,最后我们还合唱了几条歌,闹得其余茶客们无不愕然,误以为这一帮年青人神经出了毛病。”[18] 即便是那些被国民党当局严令禁止活动的进步社团,也往往会选择在茶馆集会,位置偏僻的茶馆自然是他们聚会的选择。热闹的茶馆也未尝不可,因为熙熙攘攘的人群使得学生们的秘密活动不容易引人注目。岷江读书社是当时一个极富影响力的进步社团,成立于1939年8月,1942年在多方面压力下,该社被迫宣布自动解散,一些社员分别参加学校的其他进步社团,还有部分社员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活动。张宝锵校友回忆:“地下的岷江读书社组织严密,入社的都要报告家庭情况、本人经历。我在建社之初即已加入。聚会是白天在一家茶馆举行。选举干事时,赞成的把茶盅盖子揭起,反对的不动。”[19]用“茶盅盖子”进行投票的细节让我们觉察到茶馆喧腾景象的背后隐藏着惊险和斗争。     (乐山一处露天茶馆,笔者2012年8月4日中午拍摄于岷江之畔) 三、 茶馆与社交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茶馆是学生们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课外见面,尤其是不同宿舍同学之间见面,多约在茶馆。”[20]许多本不相识的同学借助茶馆这个社交空间建立了友谊。在伍一民校友笔下,茶馆中的社交活动颇有一番情趣:“春秋多佳日,下午没课,午觉后便与事先约好的同学去岷江对岸的任家坝散散步或坐茶馆,或两人一组,或三五一群。……任家坝平畴广阔,农舍点点,在浓密的树荫下往往有一家小茶馆,竹桌竹椅,清静近乎冷落,店主并不靠此营生,这是社交活动的理想地方。入座后,每个人一碗盖碗茶,便天南地北地神聊开来,放浪形骸,无拘无束,谈古论今或品评老师的讲课,或纵谈世界大局,也可交换读书心得,就这样两三个钟头下来,彼此启迪,获益匪浅。经过几次这样的交往,增进了解能成为知己。但也有一次交往,感到话不投机,共同语言太少,交往也就到此为止,保持点头之交。”[21]对于这种社交活动,有人给与了很高的肯定,认为“茶馆里的思想交流,往往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或政治道路。”[22] 四、茶馆与休闲 洙泗塘上莲坊凉,菡萏池中风送香。 三碗毛茶半天坐,古今上下论兴亡。[23] 1943年8月,化学系一位名叫焦庚辛的学生写下上面这首诗《晚茶》。洙泗塘是乐山城中一地名,附近有一家名叫“莲坊”的茶馆,每到夏天洙泗塘荷花盛开,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吸引不少人到此喝茶。夏天的傍晚,暑气渐渐消散,在送来阵阵荷花香的晚风中品茗闲聊,显然是一件极其享受的事情。当时“教师因工作忙,有家务,坐茶馆的较少”[24],但夏天洙泗塘的茶馆还是吸引了一些忙里偷闲的教师。在1940年7月9日的日记中,叶圣陶记述了自己和亲友去坐茶馆的经过:“三时,与墨及三官、徐汉诚往洙泗塘吃茶看荷花,……至则荷香扑鼻,翠盖红裳,眼界一新。就池旁觅座吃茶,墨与徐太太闲谈杂事,意至闲适。五时半归。”[25]一行人在茶馆闲坐了两个半小时。 在大部分师生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消费较低的茶馆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休闲方式。因此,在紧张忙碌的学习工作之余,到茶馆摆龙门阵、下棋、打桥牌、晒太阳、闲坐成为很多学生课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孙法理校友就谈到:“星期天跟三两挚友作个短足旅行,到大佛寺、乌尤寺去寻幽探胜,或到郊外小茶馆晒太阳,打扑克牌或看书,也很潇洒。那时往往不拘形迹,有时就打着赤膊坐在茶馆里晒太阳,是很有些野趣的。”[26] 对于许多小商贩来说,热闹的茶馆是他们良好的商品市场,很多小贩会到茶馆卖东西。茶馆老板并不厌恶小贩拿着商品、工具在茶馆密集的人群里穿梭,因为他们给茶客带来了方便,这对茶馆生意是有好处的。因此,在茶馆闲坐的学生除了享受茶水之外,也能够享受到小商贩们带来的诸多便利。“茶馆时有小孩来擦皮鞋。还有小贩——也主要是小孩来卖香烟和花生、炒花生米、糖炒板栗等食物。那时有些同学开始吸香烟,觉得坐茶馆吸香烟满有‘风度’。最初是在茶馆买一支香烟三人同吸。一人吸一支已是比较阔气的了,买整包香烟来吸的很少很少。同学可以向卖东西的孩子赊账,到有钱时再一起付给。”[27]有几个提篮卖花生瓜子的小贩和学生们混熟了,“他们替同学们传递消息,他们卖到那个茶馆,那里就有武大同学,消息就来了,谁在什么地方,要谁来打桥牌等等”[28],这样一来,学生们尽可靠着椅子享受安逸的茶馆世界,想要给其他人递个话都不需要自己跑腿。如果有些嘴馋,手头又比较宽裕,“则可以在茶馆叫面叫饼——四川白饼子夹棒棒鸡或芥菜丝或川北凉粉其味绝佳”[29],小吃担子经常摆在茶馆外面以招徕顾客。 这样悠闲放松的茶馆生活使得师生们从学习工作的压力下暂得解脱,放下手头未完成的工作和心头的烦恼,抖落疲惫,收获轻松和满足,最后带着饱满的精神离开。对于他们而言,茶馆就是一个加油站和避难所。       (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1942届校友、著名漫画家方成抗战期间创作的反映茶馆生活的漫画《消磨》,图片由武汉大学档案馆馆员吴骁老师提供) 五、茶馆与性别 我至今仍羡慕至极的茶馆文化,大约是男生的专利吧。男生口中的女生宿舍“白宫”,据云比男生宿舍舒服多了,散布在小城的六座男生宿舍,一半是香火不盛的庙宇,一半是简陋搭盖的通铺。它们的名字倒很启人想像,如龙神祠、叮咚街、露济寺、斑竹湾……。自修室都不够用,但是旁边都有茶馆,泡一盏茶可以坐上半天,许多人的功课、论文、交友、下棋、打桥牌、论政都在茶馆。他们那样的生活是女生无法企盼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女生敢一个人上街闲逛,也没有人敢上茶馆。在一千多学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是十比一,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30] 1947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的齐邦媛校友晚年在自传《巨流河》中这样回忆乐山时期男生女生与茶馆的关系,在她印象中“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女生敢一个人上街闲逛,也没有人敢上茶馆”[31]。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习俗限制女性在茶馆抛头露面。19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北京妇女出入茶馆的风气已经愈来愈盛。而在深居内陆的四川省会成都,1906年才出现第一家允许妇女进入的茶馆,但直到1937年茶馆基本还是男人的世界。抗战爆发后,在大量外省移民的冲击下,妇女出入茶馆才逐渐被成都社会所容忍。[32]与沿海城市和省会成都相比,地理位置偏僻的乐山思想风气尚显守旧落后。即便在武汉大学这所高等学府内部,男女生之间的交往也并不开放。有女生回忆:“当时武大除个别女同学和男同学谈恋爱外,一般男女同学有界限,很少接触,甚至同班同学也不说话。”[33]还有男生认为,“男女同学隔绝太甚”[34],“武大风气保守,如一位女生和男生双双散步走过玉堂街——不要谈大佛寺、乌尤寺了,次日新闻就出来了”[35],这两人会成为其他人悄悄议论的对象。每当有女同学们路过男同学聚集的茶馆,茶馆内也不免会传出“对某一女生的评头论脚之声”[36]。在这种内外风气的影响下,可想而知,女生自然很少在几乎是男生世界的茶馆里出现。 位于白塔街的女生宿舍原是进德女校,四层楼建筑,坚实雅净,是全校最好的宿舍,被称为“白宫”。白天光线好时,女生们可以在宿舍里坐着小板凳看书。除此之外,她们还在附近一个外国传教士的住所,在李码头、斑竹湾一堆从大渡河捞上的浮木上学习讨论。到了夜晚,“白宫”二楼的自修室灯光明亮,每间寝室里又有小自习桌。相对良好的宿舍条件,也使得女生们没有必要像男同学那样过度依赖茶馆。 即使是这样,也并不能说,“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女生敢一个人上街闲逛,也没有人敢上茶馆”。相反,在当年男女学生写下的大量回忆文章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女生出入茶馆的记述。同样是在《巨流河》中,齐邦媛提到一位姓俞的男生带着她去“坐了羡慕许久而未坐过的乡村茶馆”[37]。另一位女校友殷正慈甚至专门写了一篇《忆陈庄之茶》[38]的短文,深情追忆在乐山县城隔江对岸竹林中的陈庄泡茶馆的经历,她和其余几位女同学每逢春秋佳日,总是喜欢去那里泡上几个小时,考试前夕也总是喜欢背着书包到陈庄茶馆复习。在一位男学生的记忆中,武大女生“一般只在集体活动时光临茶馆”,但是“白塔街上邻近‘白宫’的基督教学生公社的茶园,则随时可见女生身影,并偶有女生在该处打工”[39]。另一位男学生还清楚记得文谈社两次内部聚会时一起去坐茶馆的女同学的名字:“一天世坦告诉我有几个同学想约我上茶馆谈谈,……那次上茶馆交谈的,除了世坦和我之外,还有马健武、潘兴来。……潘是一位天真热情的女同学,衣着朴素。”[40] “一个晚上,世坦同另一个社友约好到醍醐茶馆喝茶,介绍我认识了陈谋慧,一个举止大方、衣着朴素、容光焕发的女同学。”[41]这正好印证了女生通常只在集体活动时光临茶馆的说法。 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女大学生在乐山茶馆的出现并不频繁和普遍,而且她们所光顾的茶馆或位置偏僻或靠近“白宫”或属于集体活动的场所,但她们偶尔闪现的倩影毕竟还是撼动了茶馆由男性主宰的传统,在不经意之间,乐山这座巴蜀小城的世态民风已经在动荡年代悄然发生了嬗变。 六、大学与茶馆的相互影响 乐山茶馆的老板们可能发现,指望着从这些喝“玻璃”的穷学生身上赚钱进而发家致富是不现实的。但是,高等学府的到来,知识分子的涌入,先进思想的传播,不同地域文化的汇集,毫无疑问给茶馆和以茶馆营生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爱国学生在茶馆宣传抗战形势,打破了小城的沉寂,人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大学生在茶馆读书学习、举办团体活动,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了乐山人的思想教育观念,引发了一次深刻的文化启蒙;而女大学生偶尔光顾茶馆的身影,更是动摇了茶馆由男性控制的社会传统……可以说,武大的茶客们在八年之间推动了包括茶馆在内的整个乐山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对乐山地方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乐山八年是武大校史上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同时也是最为辉煌壮丽的时期。这其中当然离不开茶馆的功劳,武大人在茶馆陪伴下度过了那段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峥嵘岁月。不少茶馆几乎全由武大学生占用,有的学生甚至早上洗脸、晚上洗脚都在茶馆,成为被茶馆文化所熏陶的资深茶客。复员武昌之后,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珞珈山下的学子们还保留着乐山时期的茶馆文化。在1947年8月6日一位学生的日记中就有这样详细的记载:“……上杨家湾坐茶馆,去迟了就没得位子。而且即使找到了位子,叫一杯香片也得半天才轮到你跟前添一次水。因为茶馆小,茶炉小,人多,茶杯多,喊开水的急,如此不免90℃的水也拿来冲茶了。”[42]茶馆坚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以及它对武大学生的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茶馆成为众多师生校友后来挥之不去的一大情结,他们用温情的笔触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不断有校友重返乐山故地想再次领略茶馆的情趣。在今年年初的一次采访中,年近九旬的乐山时期老校友皮公亮和笔者谈到当年的茶馆生活时,笑呵呵地用记忆深刻的乐山方言喊了一句“么师,来杯玻璃!”[43],回味六十多年前在茶馆叫茶的场景,足见茶馆在他脑海中的印象之深。 1946年10月,武汉大学东归珞珈,结束了八年流亡办学的岁月。那年夏末秋初的某个清晨,当茶馆的么师下好门板,摆好桌椅,为准备开始一天的生意忙得额头上冒出汗珠时,他们或许已经发现茶馆近来稍显冷清,曾经遍布全城的那些衣衫褴褛、面容饥瘦的“丘九”[44]不见了踪影。对于很多告别乐山的武大人而言,曾经的茶馆生活一去不复返,当他们白发苍苍再来寻访旧迹时,和乐山城一样,乐山的茶馆早已在现代化发展的滚滚洪流中失去了昔日的模样……     【注】 [1] 叶圣陶1938年11月4日给上海朋友的信,见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3页。 [2] 乐山方言对茶馆服务人员的称呼,即“茶博士”。 [3] 应利群:《抗战时期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武大武汉校友会合编:《武大校友通讯》1991年第2期,第64页。 [4] 蒋宗祺《乐山忆旧》,骆郁廷主编:《乐山的回响: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 [5] 同上。 [6] 殷正慈:《忆陈庄之茶》,董鼎总编辑:《学府纪闻:国立武汉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第334页。 [7] 应利群:《抗战时期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武大武汉校友会合编:《武大校友通讯》1991年第2期,第65页。 [8] 萧萐父:《冷门杂忆》,武汉大学北京老校友会,《北京珞嘉》编辑部编:《珞嘉岁月》,2003年,第673页。 [9] 邓春阳:《忆乐山茶馆生活》,龙泉明,徐正榜主编:《走近武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6—147页。 [10] 张肃文:《走向珞珈山之路》,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武大校友通讯》1998年第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 [11] 方成:《从羊到骆驼》,武大《校友通讯》编辑室编:《武汉大学校友通讯》第二期,1984年,第237页。 [12] 蒋宗祺《乐山忆旧》,骆郁廷主编:《乐山的回响: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 [13] 邓春阳:《忆乐山茶馆生活》,龙泉明,徐正榜主编:《走近武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 [14] 叶霜:《低首一生拜抚师——王星拱校长在乐山办学前后》,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武大校友通讯》1997年第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 [15] 参见田林:《回忆峨眉剧社》,骆郁廷主编:《乐山的回响: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5页。 [16] 参见张碧秀:《中共武汉大学特别支部在乐山》,武大北京老校友会编:《武大学运文选》,2002年,第34页。 [17] 顾谦详、黎军、方成、端木正、蒋传漪、王晓云、张熙、王若林:《乐山时期的武大“抗研”》,武大北京老校友会编:《武大学运文选》,2002年,第41页。 [18] 杨方笙:《大学》,谢绍正主编:《永远的感召——寻找武大乐山时期的故事》,2003年,第48页。 [19] 张宝锵:《我与岷江读书社的地下组织》,载《岷江情深——岷江读书社回忆录》,岷江读书社编,2004年,第105页。 [20] 邓春阳:《忆乐山茶馆生活》,龙泉明,徐正榜主编:《走近武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 [21] 伍一民:《龙神祠杂忆》,骆郁廷主编:《乐山的回响: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3—284页。 [22] 邓春阳:《忆乐山茶馆生活》,龙泉明,徐正榜主编:《走近武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 [23] 焦庚辛:《乐山纪事》,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武大校友通讯》2008年第2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8页。 [24] 邓春阳:《忆乐山茶馆生活》,龙泉明,徐正榜主编:《走近武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 [25]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1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7页。 [26] 孙法理:《乐山时期武大的文化生活》,骆郁廷主编:《乐山的回响: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9页。 [27] 邓春阳:《忆乐山茶馆生活》,龙泉明,徐正榜主编:《走近武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 [28] 郑德信:《乐山寻梦记》,武汉大学北京老校友会,《北京珞嘉》编辑部编:《珞嘉岁月》,2003年,第810页。 [29] 王禹生:《嘉乐弦歌忆旧》,龙泉明,徐正榜主编:《走近武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30] 齐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71—172页。 [31] 齐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72页。 [32] 参见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四章。 [33] 陈凤箫:《甜滋滋的回忆》,武汉大学文谈社编:《回忆文谈社》,1996年,第136页。 [34] 邓春阳:《武大国剧活动琐忆》,武汉大学北京老校友会,《北京珞嘉》编辑部编:《珞嘉岁月》,2003年,第775页。 [35] 王禹生:《嘉乐弦歌忆旧》,龙泉明,徐正榜主编:《走近武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1页。 [36] 邓春阳:《忆乐山茶馆生活》,龙泉明,徐正榜主编:《走近武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37] 齐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246页。 [38] 殷正慈:《忆陈庄之茶》,董鼎总编辑:《学府纪闻:国立武汉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第334—336页。 [39] 邓春阳:《忆乐山茶馆生活》,龙泉明,徐正榜主编:《走近武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 [40] 徐圣熙:《从坐茶馆开始》,武汉大学文谈社编:《回忆文谈社》,1996年,第150—151页。 [41] 同上,第152页。 [42] 廖翔高:《珞珈剪影——半个多世纪前的日记选登》,武汉大学北京老校友会,《北京珞嘉》编辑部编:《珞嘉岁月》,2003年,第850—851页。 [43] 2012年1月12日下午,笔者与吴骁、廖煜轩在皮公亮老校友家的谈话。皮公亮老校友是湖南长沙人,1944年至1949年就读于国立武汉大学。 [44] 解放前人们称当兵的为“丘八”或“丘八老爷”,称学生为“丘九”。     (采编:周拙恒;责编:楼杭丹) 您可能也喜欢: <摇光>谁能拿大学“奖学金” <开阳>政治课进大学 大学之路 <摇光>大学应当怎样 <摇光>请不要将社会气输入大学! 无觅

法广 | 法国报纸摘要: 艾未未的“骑马舞”

费加罗报说,艾未未抵挡不住骑马舞的诱惑,昨天(十月二十四日)亮相他自己的“江南风格”。今年五十五岁的艾未未,尽管他的护照被当局没收,却加入全球热捧骑马舞的各类新婚人,狱中囚犯或迷离疯狂的粉丝队伍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十月初公开表示他对韩国歌手创造的骑马舞情有独钟,多次点击欣赏优图上朴升说唱蹦跳的骑马舞。 艾未未在他的“江南风格”骑马舞里,身着黑色西服、玫瑰鲜红T恤,与众人踩着骏马的舞步,为弘扬骑马舞推波助澜。劲舞中的艾未未拿出一副手铐,不仅作出被铐住的造型,而且长时间与身旁共舞、打扮很像美国歌手杰克逊的舞者连拷在一起。费加罗报说,艾未未此举毫无疑问在表现他受到中国司法诉讼的滋扰。 集绘画,雕塑,摄影以及装饰艺术为一身的艺术家艾未未因维护中国小人物的权利而被官方整肃。去年四到六月间,艾未未曾被当局拘押,随后被监视居住,面临一百七十万欧元的巨额税务罚款。艾未未的律师透露,他的伐克工作室因行政干涉很可能将被迫关闭。但艾未未在美国举办的首次个人回顾展正在华盛顿一家博物馆展出,展期直到明年的二月二十七日。 费加罗报介绍骑马舞是由三十四岁的朴升创造,他把幽默诙谐加入机械流行音乐,节奏明快,又朗朗上口,从七月十五日推上优图,至今全球已有五亿三千万人次点击浏览。 中国恢复沿海核电站建设 法国经济回声报今天聚焦中国恢复建造新的核电站,此举结束了由于日本福岛核灾难而使中国核电站计划的暂停期。中国政府昨夜今晨在官方网站宣布了这一决定,但采取了低调和谨慎的说法。日本福岛核灾难之后,中国当局还对现有的核电站进行全面检查,安全检查的报告数月前已经推出,外界等待中国政府作出重新允许建造新核电站的决定,而在此之前,中国许诺停止批准建造新的核电站。 回声报继续写道,中国今后将只批准沿海地区的核电站项目,内地河流的干旱威胁,迫使放弃某些核电站计划。而且在安全方面,中国将只允许采用符合安全标准的第三代核反应堆技术,这样法国阿海珐和美国西屋两家核公司的第三代新技术产品有望进入中国市场竞争。 此外,回声报常驻北京记者格雷兹庸围绕北京为抵御稀土市场价格低迷而抑制稀土生产撰文强调指出,北京限制出口稀土的战略仿佛“自作自受”,为了阴影稀土价格飙升,其他国家恢复稀土生产,但是需求却有所降低。 标志雪铁龙与通用联姻抗危机 法国全国性大报今天主要围绕法国标致、雪铁龙(PSA)汽车集团所面临的危机展开:标志雪铁龙证实了第三季度汽车销售下跌的消息,比推出振兴方案,标志雪铁龙与通用结盟,将推出四个型号的汽车,世界报说,标志雪铁龙与通用联姻反危机;标志雪铁龙债台越垒越高,股票下跌超过四点五个百分点,而已无法保障其前途,费加罗说标志雪铁龙面临历史最严重危机;标志雪铁龙社会方案受国家高度监督,一万比利时人受到福特车撤股的威胁,回声报发表对标志雪铁龙领导集团总裁瓦林进行专访,回声报说标志试图走出欧洲危机的陷阱。 十字架报介绍梵蒂冈昨天任命六名红衣主教,其中有一位年近五十五岁的菲律宾神职人员得到晋升,此外还有美洲和非洲神职人员获得荣升;解放报、人道报和巴黎人报全国版聚焦法国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从政治到住宅以及有关每周三十五小时工作制影响竞争力的爆炸性报告等主题都有。  

鞠白玉 – 見識的官人和官人的見識

信報   2012年5月24日 山東盲人離奇逃脫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我在微博上留言說:今晚要喝酒,慶祝自由。 以為是心領神會的東西,結果許多人私信或致電我,問我是不是失戀分手了。看着短信我想了半天,給個別人解釋了緣由,片刻後也有人問我:「哪人是誰?」 真正了解和關注此事的人倒不見得是媒體人,也有那白領或畫師對民生民聲都不肯鬆懈,他們從未做移民的打算,也並不抱着樂觀,只是覺得朗朗乾坤之下的任何事,做為人,本應該有權利關心的。 只是我半年前在臨沂附近一個城市和幾年未見的朋友喝酒,他日常裏豪爽仁義,是個法官。我跟他問盲人的事,他竟一片茫然,繼而憤怒和同情,又問我是如何知道這些。 我也對他的一無所知感到困惑。我的電腦並未有翻牆的功能,谷歌搜索也多半是「該頁無法顯示」,我不搜索那些敏感的名字,只是日常用途都受挫,但我仍然知道一些本該知道的事情。 平衡與不平衡 他是一個公務員,區級法院的法官,體制內的人,和我以為的這平衡的世界,早已分離出去,那無形的高牆,原來阻斷的人並不是我們。我再跟他講幾件山東官場上的事件,他就開始懷疑我的資訊來源,我講出那些官員的名字、職務,所作所為,他就怔怔看着我,笑且憂愁:你知道的太多了。 事實上我知道的太有限,為這知情權,不少人努力了近三十年,反而知道的愈來愈少了。然而我舊日的同學們都同情我,他們眼中的我,不在政府部門做事,不拿體制的薪水,為了那點自由,最後活在了邊緣。當然這邊緣的定義是彼此相看。 我問他們平時所得高薪買的最新iPad、mac機,都用來做什麼?他說要應付沒完沒了的司法考試。我這憨厚的友人,尚不知天下有難,他們學那連篇累牘的司法,卻不知法制之下有多少人不被約束,又有多少人無法依託於他們的法。 去年姓艾的胖子身陷囹圄,外界說是經濟犯罪,在裏面的審問卻是羅列煽動顛覆罪名。他出來後講一個笑話,說是官人問他職業,他說是藝術家。來人面露譏諷:「你頂多算個藝術從業者,怎麼能自稱是藝術家?誰定義的?你自己定的?」 又說:「你的作品賣幾百萬?成本又是多少?你這樣屬於詐騙罪,知道吧?」 胖子心內並未發笑,反生同情。這牆將這些人隔絕得太久太深。 當官的無知 一個詩人朋友偶然參加政府公務員的晚宴,問及他的職業,他謙虛地說是寫字的,對方頓時感興趣了:「是寫哪一種?草書還是隸書呢?我正想求幾副字送上級。」也有那做官的人認真問我畫廊是什麼?接着又自作主張地答:「就是許多人在裏面畫畫吧,有專人看管着。」我說的這類官員還並非邊遠地區的長官,是京官。 這些官人們多年前就有出國考察的待遇,每年數次旅行,西裝下面是Hermes的皮帶,Gucci的錢包,官員們自有一套時髦的標準,比如名表,紅酒。這些固定的牌子他們倒認得,但他們的世界,僅限於官場,領導的喜好,酒量的大小。 七九八本來是工廠區,全靠自由藝術家聚集才托起人氣,成了舉世聞名的藝術區,於是也漸漸成了政府的政績,整日官員來參觀,車窗上貼個政協的牌子,浩浩蕩蕩開進來。有次我和藝術家正要從車道經過,一個戴着紅袖標的男人突然衝到車前,頤指氣使地說:「別動!讓政協的先走!」 我們問憑什麼?問得他一臉愕然,彷彿這問題是多餘。「因為是政協的!」語氣頗不耐煩。我們揚長而去,後視鏡裏留下一個憤慨的身影,愈來愈小。 官看民與民看官 官的世界自成一體,官是怎麼看群眾的,非官不能知曉,然而他們釐得清的事情是愈來愈少。不知是體制裏的官奴造就了官爺們的眼界,還是草民的惶恐規矩造就了官人的脾氣。從前的朝代尚有「彈劾」,亦有「參本」,有時聖上先不急於察明究竟就已然削你的官爵了,只要有人告。而現今的官官相護成了鐵板一塊,世界便變成了「你們」和「我們」的對立狀。再有從前的官多是文官,文采表達出見地才有出頭的機會,一個歐陽修的門下能傳承出蘇東坡和王安石諸人,那時的人若文理不通又視草民如芥,豈不成了笑柄。然而現今民的發笑,官們聽得到或在意麼? 寒假裏乘動車,即將到站時,有數個公務員擠在過道上和乘務員調笑,嘆房子貴。一看也是三十幾歲,卻市儈蒼老,滿面出油,像是酒肉浸久了的。車將要停的時候,忽然一個年輕人猛地拉開身旁的包廂門,裏面走出一個步態悠閒的官和官太太,其餘幾名公務員擋住旁人的去路說:「讓領導先走!」 一眾人反應不過來,立時站住,我撥開他的髒手,搶先下車了。我走在了「領導」前面,看到月台上已有歡迎的列隊等着那腦滿腸肥的官,他們看不見民的側目,眼中只有滿目的討好的笑。而自有那小公務員替他睥睨着人群。 早逝的王小波曾寫過:自從創世之初,世上就有兩種人存有,一種是我們這種人,還有一種不是我們這種人。另一種人見識不到我們,然而我們見識得到他們。這真正不公平,我應當替他們扼腕,而世界遠遠不是他們想像和見識的那副樣子了,索性就讓他們先走。

维权网 | 山东临沂拆迁受害人向中央举报地方政府对陈光诚的迫害

  -----致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郭守松司长的信 (授权维权网发布) 尊敬的郭守松司长: 您好!我们是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居民秦玉玲,杨自娥,王丙乾、王桂美,也是临沂市政府非法暴力强拆的受害人。冒昧地给您写信,是出于对您和中央的特别信任!也是因为您曾经答允陈光诚要查处地方政府对他们一家的残酷迫害。 我们几户遭遇临沂市政府非法暴力强拆已经6年。拆迁是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法律手续,没有任何人出示证件、更没有任何拆迁人同我们谈拆迁补偿的情况下,由政府官员带队,出动公安、城管和全副武装的打手数百人,以暴力方式进行的。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我们手中的视频资料就是最好的证明!! 几年来,我们依法维权,四处奔波,备尝艰辛:在上访途中遭到北京黑保安的拦截及临沂公安的非法拘留,个中的滋味是常人难以忍受和理解的。虽然我们当中的秦玉玲女士曾两次接到国家信访局的官员打来电话了解核实情况,但最后还是没有音信,不了了之。尽管如此,我们对中央“依法治国”的号召依然没有丧失信心,还是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艰难地走在依法维权的道路上……,因为我们坚信: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王朝,毕竟有宪法和法律,毕竟在推进民主和法制。再退一步讲,即便是最黑暗的王朝,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及恶吏的胡作非为、巧取豪夺也不能放任不管!何况朗朗乾坤,我们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竟在“没有任何程序、手续”的情况下成了一片废墟 !!! 因为遭遇临沂市政府非法暴力强拆而依法维权的缘故,我们特别关注互联网上有关依法维权的信息。尤其是听说老乡陈光诚懂法律,不畏强权仗义执言,现在又在您的帮助下在美国学习法律,我们对老乡陈光诚充满了敬佩之情!同时便萌发了向其咨询学习的念头。后来打听到和我们同样遭受临沂市政府暴力强拆的受害人刘国慧女士和陈光诚先生有联系,我们就主动请她带我们去东师古村,想通过陈光诚先生的家人与其取得联系,求得法律上帮助。同时也想见证一下早已知晓的临沂地方政府动用公权力迫害陈光诚的罪行。 10月10日我们相约来到陈光诚先生的家乡东师古村,从其家人的血泪控诉和村民的描述及现场的观摩中,我们了解到了地方当局对陈光诚一家的软禁和迫害简直令人发指!而且此迫害还在继续,地方政府官员带领几十人凌晨翻墙进入陈光诚先生的大哥陈光福家暴力殴打他的家人,打砸他家物品,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被殴打重伤后,用菜刀正当防卫砍伤入室行凶的镇长张建后报警投案,却被以“故意杀人罪”关押在沂南县看守所。 9月10日,陈克贵的父亲陈光福依法向沂南县公安局和双后镇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和《复议申请》,法律规定15天答复和5天受理的复议,陈光福至今没有收到任何答复。连最起码的法律程序在临沂都无法实现,彰显了司法在临沂是何等的黑暗和苍白,揭示了临沂地方政府无视法律,践踏法律的事实。 我们还了解到, 自8月份,东师古村成立了一支由村书记陈光山任队长的14人的“治安巡逻队”美其名曰“是为了确保我村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星罗密布在全村各个角落,其主要职责就是应对上级派来的调查组和监控外来人员及村民动向,禁止村民和外来人员攀谈。 我们相信您代表中央答允陈光诚要查处地方政府对他们一家迫害的承诺会兑现,我们相信中央现在已经做了调查,但鉴于目前的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央的调查组如果在8月份之后来到东师古做调查,其调查对象很可能都是这些“拿工资”的事先安排培训好应对上级调查的“治安队员”。 另外,我们还要向您反映临沂市政府野蛮暴力强拆和操纵司法疯狂打压迫害拆迁受害人的问题。我们8名兰山区非法暴力拆迁受害人向国务院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反映临沂市政府搬迁非法占用耕地4万多亩的问题,此信息9月2日挂到因特网不久,马上就有临沂市兰山公安局的国保上门调查情况……。 怎奈我们既不违法、也没违纪。但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们这些原本爱党爱国、遵纪守法的顺民,由此竟成了市政府的监控对象! 尊敬的郭司长,中央天天讲和谐、和谐!究竟是谁造成了不和谐?维稳、维稳!究竟谁是破坏稳定的元凶!以临沂市政府与我们这些受害人之间的不和谐为例,制造不和谐的始作俑者无疑就是临沂市政府!如今我们倒成了临沂市政府的“维稳对象”。但我们认定:只要党旗国旗高高飘扬,只要还有天理、人伦,临沂市政府就应该赔偿我们的合法财产!否则,这种不和谐、不稳定将会永远继续下去。 尊敬的郭司长,您是主管信访的领导,我们的合法房产被临沂市政府非法暴力强拆后,曾四处求助,也多次到国家信访局上访,不要说见不到您,就是反应问题的信件恐怕也递不到您手里。但我们深信,中央对这种公然践踏宪法和法律、肆意损害他人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绝不会视而不见,一直容忍下去。 恳请您帮助解决我们遭遇的非法暴力拆迁问题,同时我们呼吁:严惩迫害陈光诚的责任人!还临沂法制昌明的蓝天! 急盼回音 此致 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 郭守松 司长 山东临沂拆迁受害人:秦玉玲、杨自娥、王丙乾、王桂美 联系地址:山东临沂市沂蒙路197号5号楼5-3,501 电话:15863998257 2012年10月12 日

编程随想 | 回顾 六..四 系列[21]:反思学运初期暴露出的问题

  本系列从第10篇到第20篇,主要介绍了胡耀邦去世后引发的大规模学潮。4月15日到4月30日这半个月,大致算是六.四.学.运的初期。今天俺来点评一下,学运初期暴露出来的若干问题。 ★为啥要反思学运?   为了写这个系列,俺看了很多相关的书籍(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 这里 "下载)。个人感觉,很多 六.四 书籍的评论都局限在两方面:谴责政府,赞美学生。这两方面固然要谈,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通过反思六.四.运.动,吸取经验、总结教训。   所谓"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只有更深刻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为下一波政治运动做好准备,才能更快地结束独裁统治、建立更完备的政治体制。 ★关于学运的领袖 ◇学生领袖是怎么来的?   从4月15日至30日,仅北京地区就有几十个知名的学生领袖脱颖而出。除了少数几个学生领袖是之前成名的(比如王丹),大部分学生领袖在4月15日之前都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他们为何能在短短几天内就成为学生领袖捏?俺分析了如下几种成名之路。 1. 敢当出头鸟 有些人因为胆子大,敢于出头,敢于冲在前面,因而被拥戴为学生领袖。 比如:吾尔开希因为 新华门事件 而出名(当时他带头喊口号)。 2. 原官方学生组织的干部 有些人原本是官方学生组织的头头,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学潮兴起后,他们反戈一击,成为民间学生组织的头头。 比如:李进进原本是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生会主席,他在4月18日带领学生去人民大会堂请愿,之后成为学生领袖。 3. 熟人引荐 还有一些人是经过别人介绍或引荐,而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 比如:封从德是北大筹委会的常委,后来引荐自己的女朋友柴玲参加筹委会的工作。 ◇学生领袖的能力   从上述几条成名途径,可以看出一个问题——能成为学生领袖的人, 未必 是能力强的人。   俺不否认,某些学生领袖具有很好的口才、具有很高的热情、具有很坚定的信念。但是俺说的"能力",是广义的,包括更多的方面(政治素质、心理素质、意志力、组织能力、谋略、等等)。纵观整个六.四.学.运,大部分学生领袖在某几个方面存在不足。   学生领袖的能力问题是整个学运的先天缺陷。之后发生的很多事情,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学生领袖的能力有欠缺(本系列后面的帖子,俺会继续说这事儿)。 ◇学生领袖的动机   天朝有一句老话,叫"德才兼备"。一个学生领袖需要做到"德才兼备"才能算称职。刚才分析的"能力"问题,属于"才";但是"德"比"才"更重要。   部分学生领袖之所以参与学运,其实动机不纯。有些人想满足虚荣心,有些人想满足权力欲,有些人想搞政治投机,甚至不排除有些人是朝廷的卧底。   举个例子:   比如眼下名气很大的孔庆东,当年是北大筹委会5个常委之一。作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领袖,若干年之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为毛派的主力干将。俺不得不怀疑,此人就是一玩弄政治的投机分子。 ★关于学运的组织   说完学生领袖的问题,再来说说学生组织的问题。   胡耀邦逝世后不久,各个高校的民间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来。由于成立的时间很短,成立的过程很仓促,造成如下一些问题: ◇领导层非民主选举产生   由于学生组织的领导层不是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产生,容易产生权威性的问题和可信度的问题。   为了让大伙儿加深印象,举一个特典型的例子。   4月21日,吾尔开希在北师大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 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成立了。 原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一律解散。 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希望尚未登记的各系同学,尽快来西北楼登记(编程随想注:这是吾尔开希的宿舍所在地)。 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愿意接受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领导。   大字报的落款是:"吾尔开希,北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然后,吾尔开希就成了北师大学生组织的头头了 :) ◇组织结构不合理   很多学生组织在章程里都提到"民主集中制"。但在具体操作上,有些学生组织过于"民主"(导致效率低下),有些过于"集中"(导致一言堂)。   举例如下:   比如清华的学生组织,领导层过于弱势,重大决策都通过"400人的班代表大会"投票决定。这么干倒是很民主,但是效率也很低。   跟清华相反,北师大的学生组织,领导层过于强势,重大决策都是吾尔开希一人说了算。而吾尔开希本人,其实能力有限。让一个能力有限的人大权独揽,显然很成问题。 ◇领导层不团结   另外,有的学生组织出现领导层的内讧。最明显的例子是北大筹委会。   在北京各个高校中,北大筹委会算是组织结构比较健全,民主机制也比较成熟的。但是捏,领导层之间很不团结,常有内讧。   4月24日的全校大会就因为领导层内讧,搞得不欢而散。4月25日重新选出5人常委:封从德 孔庆东 沈彤 王迟英 王丹(按音序排列)。结果捏,王丹和沈彤总是合不来。合不来的原因在于:89年之前,王丹主持了北大的一个学生组织——"民主沙龙";而沈彤主持了北大另一个学生组织 ——"奥林匹亚",这两个组织一直是竞争关系。除了王丹和沈彤的历史恩怨,还有孔庆东这个投机分子从中掺和。这样一个常委会,谈何团结? ◇北高联(高自联)缺乏控制力   说完基层的学生组织,再来说说北高联。   北高联全称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从名称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跨院校的学生组织。在 之前的博文 中,俺已经介绍了北高联成立的详细经过。当时刘刚大力推动北高联成立,就是希望北高联可以统一协调各个高校的行动,为学运发挥出更大作用。   但是捏,实际效果并不如人意。因为很多高校(尤其是北大、清华等名校)对于北高联并不买账,不愿听从北高联的指挥。   比如俺前面介绍的 427大游行 ,在游行前一天夜里,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已经发出通知,取消游行。但是很多高校并没有听从,还是照样上街。从这个事例就可以看出:北高联对各个高校缺乏约束力。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当时的北高联犹如联合国——名头很大,但没实权。 ★关于学运的诉求   早在4月18日的 人民大会堂请愿 ,北大的学生就提出了著名的"北大七条"。在六.四.学.运的不同阶段,还提出过另外几个政治诉求(纲领),内容都跟"北大七条"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北大七条"相当于整个学运的政治诉求。 北大七条 一 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二 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三 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四 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五 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六 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七 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但是俺个人觉得,这个政治诉求提得并不好。为啥不好捏?主要缺点如下: 1. 企图面面俱到,反而导致重点不突出。 2. 主要内容都跟知识分子有关,对工人、农民缺乏吸引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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