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Co-China论坛(12):从边陲看中国文稿(中)

作者: CoChina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 中国 , 社会 , 文化 , 政治 从边陲看中国:期待一种更美好的文化交融(中) 讲者: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2009年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开始关注新疆史、中亚史。 梁文道:作家、文化评论人。香港出生、台湾长大,一直关注「南洋中国」。 主持: 杜婷:「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负责人 [ 本文为Co-China论坛第十二期——从边陲看中国文稿,內容经讲者本人审校,版权归Co-China论坛所有,个人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和 Co-China论坛活动文稿,媒体转载请发电邮至:co.china.online.email@gmail.com ] ●杜婷:谢谢我们的两位讲者。在互动环节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再介绍下Co-China论坛。今天是我们论坛的第十二场,论坛从去年八月份开始做,基本上以每月一期的频率,做到今天是第十二期了。从技术层面来讲,我们采用一些新媒体的方式,比如说网络视频直播、twitter和新浪微博的文字直播等,所以每一场论坛虽然我们的现场都是在香港,但透过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实际上扩大了现场,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内容上来说,话题涵盖的领域比较广,比如说我们从讨论个体存在的重要性到网络对话的可能性,从反思记者在灾难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到探讨香港媒体该如何报道大陆话题,从讨论陈冠中的小说《盛世》到论述香港人反高铁的原因。我们的讲者也是涵盖许多行业和领域,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陈建民、胡泳、毛向辉、宋以朗、周保松、朱大可等,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团队成员:闾丘露薇和梁文道。在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关联的讲者和每一场不同的主题之间,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后面。首先我们所有的讨论都是和当下中国有直接关系的,哪怕是一些看上去偏香港本土化的议题,像反高铁、香港政改,我们也都是放在整个中国的框架里来讨论。第二点,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虽然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做到了,就是在主流媒体之外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会去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借用网络传播的方式,尽可能去提供多样、独立、理性的观点和论述。 好,我们现在开始互动环节。 【现场提问】:文道兄今天讲的内容非常丰富,使我知道我们过去所认为的所谓华侨爱国是极大的误解。我的问题是问贺教授,贺教授当初是被发配到新疆石河子去的,本来是很勉强、很悲凉的感觉,但你有机会到那么多的口岸,南疆、北疆都去了,我在新疆22年都没有到过任何一个口岸,只是在兵团所在的地区和南疆,所以我认为你“被支教”其实是一个幸运的事情。我想问贺教授的是你在新疆走了那么多地方,你认为新疆是不是可以用更松散的一些办法来进行管理? ●梁文道:对不起,我先插一句,我不是说当年爱国华侨都是假的。华侨其实有相当多是爱国的,不过他们中有一些不只是为了爱国而来中国。爱国华侨的爱国,本身不能当做一个前提,而要当做一个需要去问的问题。他为什么爱国?如果他已经在外面世代居住,像辜鸿铭,到了自己都不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要当爱国华侨?这是个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在今天中国人看来,爱国是天生的,仿佛是我们的基因,似乎中国人的基因中有一种叫爱国,其实不是这样。 ●贺卫方:您是一个老新疆人,我在您面前谈新疆,实在有点“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觉。我觉得您有20多年在新疆生活的经验,您对新疆的理解一定比我要深刻得多,尽管我跑的地方比您要多。 您的问题涉及到整个国家未来的政治框架,这肯定要进行某种程度的重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未必是一个所谓邦联或者联邦,但至少有一点,我们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一个国家,尤其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事事都要由中央来决定最后的结果是事事都解决不好,一个无所不能的中央政府最后肯定是一无所能。 如何去建构一个具体的地方自治制度?其实联邦制也好,邦联制也好,甚至像英国的单一制,其实单一制之下并没有排斥地方自治,所有的这些安排的要旨都是个人能够处理的事情就不需要政府干预;如果地方政府能够管好的事情,就不需要中央政府来管。不是中央把所有的权力都垄断了,然后像恩赐一般这个权力给地方,那个权力给地方。这是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在民主国家的宪法中是把中央的权力列举出来,剩下的都属于地方,而专制体制往往是把地方的权力列举出来,剩下的全归中央。这是宪政体制的差别。所以我个人不是特别明确的想去想象最终是联邦制还是邦联制,但是尊重地方的权力,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尊重每一个村落与社区的权利,然后尽可能地让地方管自己的事情,实在需要全国来协调的事再由中央来协调,这可能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模式。 刚才梁文道先生谈到中国人向外走的过程,我在新疆感受到的是外面的人向中国走,比方说景教往中国的传输过程。景教当年是东罗马帝国基督教的一支,在《尼西亚信经》的问题上同主流教派发生争议,被宣布革除教级,然后这批人就开始流浪,从东罗马帝国流浪到波斯,从波斯又进入中国。最近我看一些研究讲,景教的信奉者多数还都是一些外来人,在长安虽然发现了景教碑,但信奉者多数还是高鼻子、褐色眼睛的外来人,而不是本土的汉族人。新疆还有摩尼教的信徒,在哈密、吐鲁番一带发现了很多摩尼教当年的足迹。 另外还有犹太人进入中国。常常有人炫耀说中华文明最大的好处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不像欧洲历史,教派之间互相打来打去——所以少了许多杀戮。但是要知道,中华文明另外的一个东西特别厉害,我们叫杀人不见血,即是说它同化你的东西,在无声无息间把你搞没了,那才叫厉害,“陈兵百万不如寸铁杀人”。一百多年前美国牧师丁韪良到开封考察中国犹太人社会的情况,并得到两本极珍贵的希伯来文经卷,但他指出开封犹太人已成为族系中的“孤儿”,不出五十年将会被完全同化。事实印证了他的预言。现在你到开封去看看,有没有人长得像犹太人?看不出来了。他们都姓张、姓李、姓王,被融合进来了。那么从外国融合到中国来的这些人,他们如何想象他们的家乡或者他们的国,他们的国在哪儿? 中国文化你可以说它排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也可以说它不排外,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明末清初的时候满清人进来要做我们的皇帝,那好吧,但你要读孔子的书,要恢复科举考试,逐渐汉人也就接纳了,以至于到清朝要覆亡的时候,许多汉人甚至非常忠诚地去为自己的朝而死,叫做“殉清”,因为过去效忠的王朝覆灭了,我还活着干嘛?当年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巨川自杀,许多人的解释就是他觉得做一个遗民没意思。明清交替的时候也有好多人是这么死掉的。你在前朝做官,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官,新朝建立起来后你都要被清理,那与其让别人清理不如自己先把家里老老小小都杀掉,然后自己一根绳子上吊,或者投井死掉。幸亏这种观念后来改了,我们不再有遗民这个概念了,虽然新朝建立后还是免不了对前朝的人士加以清算。 我感兴趣的是这些人到中国来,他们如何被中国所同化,以至于忘了他们的国。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念。有一年陕西足球队引进了巴西籍的黑人外援马科斯,这个马科斯擅长攻城拔寨,在陕西队是主力队员。他有一个想法是加入中国国籍,成为国家足球队的成员,他觉得如果中国国家足球队有三五个像他那样的外援加入,那中国足球没准能在世界杯上进入16强、8强,再有章鱼哥保罗的帮助,说不定得个冠军也难说。当年中央电视台两个主持人在评论这事,一个人说马科斯要加入中国国籍,另外一个就说他哪像是中国人,中国国家队怎么可以有一个长成那样的人?言下之意就是只有黄皮肤、黑头发的才算是中国人。 现在有人说要用儒教来统一中国,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叫蒋庆,他就在倡导以儒教来奠定中国未来社会的基础,他写了一本书叫《政治儒学》。我就跟他讨论,我说你要不要考虑到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他们会不会说孔子也是他们信奉的神?那是不可能的。儒家所倡导的是对祖宗的崇拜,这几乎是所有宗教都排斥的。那你这个概念到底是怎样一个概念?我们考虑不考虑政治中国、文化中国、宗教中国这些东西怎样去协调?我们将来无论是要建立联邦制还是单一制的国家,都需要用一个合理的制度去解决好。否则的话,什么制度都避免不了内部的相互冲突、倚强凌弱乃至分裂崩盘。 如何在血缘基础上对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进行二次整合,让他们忘记自己的血缘?我觉得现在西方的政党制度就是一种二次整合过程,事事不再以血缘为界限而是社会政策。比方说妇女有没有权利堕胎,美国的民主党是支持堕胎的,共和党是反堕胎的,他们可以为了这个问题争吵得很激烈。两个白人如果这个问题谈不拢,他们就说你就是我的敌人,但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这种重整的过程我们国家一直不重视。相反我们在不断强调民族,血缘和民族太重要了,而国家的认同反而变得不重要了。 我再补充一点。我们经常说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其实哪止56个?开封犹太人算哪个族?如果现在还能找到的话。那些抗战时到中国来而且加入中国国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他们又算是哪个民族的? 【网络提问】:有网友问梁文道,他说看了一些资料说西藏原本不是中国领土,看到这些时内心很难过。我们现在应该如何了解历史?今天的青年一代能做一些什么? ●梁文道:我也不知道我们中年一代今天能做些什么,呵呵。谈到西藏问题,自古以来西藏的确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一个政府对领土宣称的合法性不来自“自古以来”。说到西藏、新疆、台湾这些地方,我从来不在他们是否该独立的讨论中说太多话,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见过很多国家,它也许采取了邦联的方法,也许采取了民族自治区的方法,甚至采取了分离独立的方法,去解决各种各样的民族纷争,但是结果不一定都好,有时候甚至更坏。举个例子,像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分裂。当年他们是依据宗教的原则分成两个国家,但不是所有的伊斯兰教徒都会搬到巴基斯坦,像那些世代居住在印度的,就变成今天印度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今天印度国大党里面的极右翼动不动就拿这些伊斯兰教徒说事,而穆斯林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基本教义派的武装分子,那印度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它已经变成两个国家了。所以在我看来这始终是民族和解的问题,民族和解不只是政治上的制度设计。我不是说制度设计不重要,而是说光是它还远远不够。在制度设计方面做探讨的学者已经非常多了,但我在想民族和解这方面其实我们谈得还很少,所以我个人比较关注这个方面。 从这点来讲我觉得我们可以向清帝国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贺先生提到他的老同学蒋庆,他讲政治儒学,还有甘阳,他讲“通三统”,其中一统就是儒家。我的担忧跟贺先生一样,别的宗教怎么办?很多汉人想当然的就拿儒家出来,如果真的把它变成治国意识形态,你怎么处理西藏问题?相比之下清帝国就很聪明:他们对着汉人讲儒家;对着藏人、蒙古人就讲佛教,而且是藏传佛教。康熙对着汉人的时候,他祭孔祭得比谁都勤,还去过曲阜。乾隆根本就以为自己是中国文人,可能是目前为止中国写诗写得最多的人,但他一回到宫内就自己修红教的瑜伽,他在宫里建了一个很漂亮的阁楼,他自命为转轮法王在里面修行,你说他是儒家还是佛教徒呢?其实都是。北京孔庙是曲阜之外最重要的孔庙,雍和宫是藏区以外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他们就在同一条街上,这其实是清朝的统战部。 我不是说共产党应该学藏传佛教,而是说我们可以向清朝学习,因为清朝是多民族帝国。我们的共和国采取了一个前苏联的模式来处理民族问题,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很多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历史上去学我们以前的多民族帝国是怎么处理民族问题的呢? 【现场提问】:在我之前的概念里新疆算得上边陲,可是港台地区就只是沿海,算不上边陲。我是哈尔滨人,那刚才我在听的时候就在想哈尔滨算不算边陲?我读书的时候说什么中原文明、中土文化,我感觉跟我的联系不是很紧密,地理上差得很远。我的很多同学都说他们是山东人,是当年闯关东的时候过来的。我就去问我爸爸,我问他我们本来是不是黑龙江人。我爸说我爷爷、太爷爷都是,但太爷爷的爸爸就不知道了。我后来查书发现只有赫哲族是一直居住在黑龙江的,那后来有人问我是什么族的,我觉得说汉族一点都不酷,我就说我可能是赫哲族。我想问问两位老师黑龙江算不算边陲?还有我听到一种说法:为了大局稳定中央是不可能让边陲的省份过于富裕或给它很大发展机会的,他们的相对贫穷或是观念上的落后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贺卫方:其实所谓边陲的概念在地理方面比较直观,一个国家就这么一块土地,这个土地总有边界,那所有的边都应该叫边陲,不管是沿海还是内陆。不过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沿海地区有渔盐之利的这些地方,虽然地处边缘,但他们在生活的富足程度、文明的发展程度方面,并不见得是想象的那么“边缘”。 实际上所谓的边陲往往是通向其它文明的第一道关口。如果说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融合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源的话,边陲恰好是一个最具活力的文化发展地。胡适先生曾经说文化到了边缘会发展得更加保守、粗俗。这种粗俗,我的理解是中间区域的文明比较精致化,但文化在向外传播的时候或随着人作为载体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某些变异,这种变异可能被认为是粗俗的。至于保守,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北方人到广东、香港这边来,会发现许多中国古典的东西在这里反而保留得更完整,比方说有许多古诗要用客家方言读起来韵才对,用普通话已经不对了。有时候会发现内陆的文化已经变了,但边缘地区更严格恪守着古礼,“礼失求诸野”,“野”是什么?就是边缘甚至境外。 广东、香港这些地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接触西洋文明,比如广州十三行,比如澳门——那时澳门是外国商人的居住地,因为家属不能带到广州去,只好住在那里。研究澳门历史会发现,在接受西洋文明,或者说中国文明跟西洋文明的接触、融合方面,澳门是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当年林则徐到澳门去一看:好家伙,西方人盖的房子真漂亮!我们说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是林则徐,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到了边陲,他才看得到西洋文明具体的样态是怎样的,所以他回过头才要认真学习西洋文明。近代以来,广东之所以有康梁、伍廷芳、孙中山这些人,不是偶然的,文化在边缘的地方获得一种更具活力的发展。而中心地带反而是死气沉沉、不思进取,保守得一塌糊涂。我一点都不觉得所谓人在边陲,就意味着文化方面不具活力。前段时间我说新疆是新文化的梦工厂,我就是这样理解的。不过在这样的文化交融过程中,如何避免过多的人为杀戮带来的仇恨,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梁文道:边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长城般严密的铜墙铁壁的关卡,它是非常薄、质地稀疏的一层膜,因此相互渗透很容易发生。渗透地带发生渗透现象多的时候就会异变出一些新的元素,它的确会保存一些中央地带失去的东西。比如说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姓邱的人特别多,邱姓的祠堂叫邱公司,这是南洋华人的叫法。这个邱公司很有意思,至今还保留了功名榜。按我们的理解功名榜就是以前有科举考试的时候,家族里的第几房、哪个孩子中了功名,就把名字写上去的榜单。邱公司的功名榜却一直延续到今天,那现在它记的是什么功名呢?他们记的是谁谁谁,某某大学学士这样。我还没有看到有第二座祠堂到今天都还在沿用这样的功名榜。而同时这地方又混杂得很厉害,那些上了功名榜的年轻人,你跟他们聊天,他们会跟你讲华语,同时他们也懂马来文。马来西亚人信回教,他们有人会在学校里学一点阿拉伯文,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了解非常多,但同时他们又生活在逢年过节要祭祖的传统家庭。只有在边陲才会出现这种人,这种文化的、语言的优势,是所有中央地带的人不具备的。我会点闽南话、会广东话、也会普通话,在北京出生的人呢?他们会说几种中国方言?身处中央的人,永远只看得到自己,看别人的时候也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没办法转换他的世界,甚至连自己身边的边缘人、异类也看不到。 我最近看到一本很好玩的英文书,是翻译自元朝的一本著作,所有西方汉学家都说是中国人写的,但这个人我之前一点都没听说过。一些汉学家包括史景迁教授都称这个人是中国版的马可•波罗。元朝的时候他从北京出发,受命去罗马教廷谈判,他把整个旅程记录下来。为什么我们以前没听过这么一个人,而他在西亚、伊朗、伊拉克特别有名?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人不是汉人。他在北京居住,但是胡人,是景教徒。他被派到叙利亚,汉国的大汗任命他为叙利亚主教,当地人叫他大都来的主教。后来他到了罗马,当时的教皇跟他见面后说罗马愿意承认你们中国汉地区的景教徒。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中学课本中是不可能读到的,因为他不是汉人。如果这位北京出去的伟大旅行家是个汉人,他出去跟人家讲孔子,我们中学课本肯定大谈特谈,你想想我们以汉人为中心的偏见深到什么程度?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CoChina的最新更新: Co-China论坛(12):从边陲看中国文稿(下) / 2010-08-17 22:30 / 评论数( 0 ) Co-China论坛(12):从边陲看中国文稿(上) / 2010-08-17 22:24 / 评论数( 1 ) 贺卫方、梁文道:从边陲看中国 / 2010-07-20 19:57 / 评论数( 12 ) 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下) / 2010-07-20 04:06 / 评论数( 3 ) 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上) / 2010-07-20 03:09 / 评论数(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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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九):“病人”阎连科

作者: 张牙舞  |  评论(0)  | 标签: 病人 , 焦虑 , 时代 , 文学 他得的是“病”叫“时代病”,是由于不适应我们这个转型时代而引发的病,典型症状表现为痛苦、焦虑等。他一直在与这个“病”顽强抗争,忧心忡忡屡败屡战,为自己也为其他“被侮辱和损害”的“病人”寻求“解药”。 阎连科有着很多“头衔”,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中国最具爆发力的作家,中国最具争议的作家……但我觉得,他本质上其实是个“病人”,身体有病,心里有“病”,作品中也病魔横行病态十足。他得的是“病”叫“时代病”,是由于不适应我们这个转型时代而引发的病,典型症状表现为痛苦、焦虑等。他一直在与这个“病”顽强抗争,忧心忡忡屡败屡战,为自己也为其他“被侮辱和损害”的“病人”寻求“解药”。 军人出身看似强壮的阎连科其实身体欠佳。1995年写完《最后一名女知青》后,他就病了,极度的腰椎间盘突出,腿麻腰痛,不能走不能坐,只得躺着不动。这对于一个拿笔杆子的人来说是极大的折磨。于是,阎连科在腰上绑一个非常宽的用钢板做的大腰带,把腰硬支撑起来写作。严重时,只得趴在床上写作,却又引起了颈椎疼痛。后来阎连科终于找到了一个“舒服的姿势”——躺着写作。他在一家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雷人”的椅子:座位是半躺着的,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 阎连科的病完全可以说是积劳成疾所致,他一度号称“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一天能写上万字。而当时他如此“任劳任怨呕心沥血”完全可以说是“动机不纯”。生长在耙耧山脉里的阎连科、在火车站搬运过煤和沙的阎连科、在大山上撬过石放过炮的阎连科极度渴望飞出穷山沟,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农村孩子要想“脱胎换骨”逃离土地只有读书和参军两条路。因为家穷早就辍学的阎连科高考自然无望,只能去参军了。参军并不代表就一定“回不去”,“一穷二白”的阎连科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写作来彻底地与土地划清关系,这是作家张抗抗对他的启示。他2005年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时坦言,“1979年我看到张抗抗写了个长篇《分界线》,讲的是斗地主的故事。简介上说,张抗抗通过写这部小说,出版社叫她去哈尔滨改稿子,小说出版后,出版社就把她留在哈尔滨工作了。我忽然发现,原来写小说可以离开土地。从那起,我开始琢磨写小说。”他在部队出黑板报、写新闻、写话剧,最终写作没有辜负他,他提了干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少年时目标非常明确,逃离土地是支撑其写作的动力。后来这个目标实现了,又有了新目标,就是要成名成家,愿望非常强烈。尤其1989年前后,疯狂地写作。”为了贿赂编辑发表作品,他甚至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机关盗取花盆。写作再一次没让他失望,他1989年一年能发表七篇中篇小说,在1995年就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的文集,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等大小奖项。 得病对于阎连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认识到不能再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开始翻开以前无心阅读的书籍:托尔斯泰、加西亚•马尔克斯、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如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一样,疾病也成了阎连科获得独特生命经验和社会感受的渠道。有人问身体疾病对其创作有何影响时,他答道:“身体状况会影响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它对生命的认识肯定会不同于健康的时候。身体不健康的人可能对生命的感觉更复杂、更敏感一些。病虽然不是致命的,但对生命的韧性加强了,对生命与活着的渴望也增加了许多。一个不健康的人对生命常有一种绝望的情绪,但是,常常在绝望中会爆发出一种激情。一个人肉体的抵抗力在减弱,但是他内心的、精神上的抵抗力一定在增强。健康人可能不需要对生命有什么对抗的东西,但是,非健康人的内心可能始终处于和生命的某种东西在对抗之中。”疾病使得阎连科的哲学观、生命观、创作观产生了很大的转变,1995年也因此成了他创作之路的分水岭。他的作品从此闪耀着因纸内纸外的疾病而分外耀眼的生命光辉,照亮了作品也照亮了当代文学。梁鸿女士在《阎连科小说创作论》中准确指出“世界病了。耙耧山脉病了。与以往作品中耙耧山脉淡淡的温情和温暖相反,世界染上了疾病的色彩,病态的耙耧山脉,病态的社会和人,暗淡、灰色,却也有作者隐隐的暴烈在内,那是对生命的绝望、无奈,和绝望之后的反抗和挣扎。他把这种感受通通转化为文字表达出来。中篇小说《年月日》、《耙耧天歌》和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集中传达了这种生命的挣扎和呼喊,绝望和反抗。” 这一时期他作品的主题几乎就是人与疾病的抗争。《日光流年》里的喉堵症,《受活》中的残疾,《丁庄梦》里的艾滋病……“对疼痛和生命的体验,对生存和活着的渴望折射进他的小说中,成为小说的基本底色和哲学意识。这些人物没有姓名,但却有具体的生命感。他们为着一种生存的本能生活,但最终却展现出一种崇高、庄严甚至阔大的东西。世界表现为一种超验的神话和寓言,那有着地方色彩的耙耧山脉被带入了普遍的、精神的世界之中” 梁鸿写道。疾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我们不能选择疾病,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对待疾病;我们也许不可以战胜疾病,但我们至少可以战胜自己。阎连科的书告诉我们,即使疾病再严重,生命再严寒,时代再严酷,我们仍然是可以有选择的,仍然能活得像个人,仍然能做到死时不低下头颅。《日光流年》里三姓村村民对死亡的坦然让我动容,《受活》中茅枝婆对“退社”理想的坚持让我感动,《丁庄梦》里丁亮和玲玲临死前那绚烂热烈的爱情让我几度落泪。 但人性中有多少善,就会有多少恶,疾病往往也让“恶之花”开放得更加鲜艳。在阎连科的小说中,这些“恶之花”因为染上了时代的色彩而更加“妩媚”亮丽。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垮了山村原有的宁静和凝固,改革开放的春风也给山村带来了春天,人心像种子一样萌动,欲望像野草一样疯长,人们的头脑越来越油滑脸越来越油光,“疾病”也越来越可怕。《日光流年》里三姓村人们用时16年修成的灵隐渠流出的却是工业污染所致的臭水,《受活》中残疾人组成的绝术团拿身体换来的钱财却被身强力壮的人趁火打劫,《丁庄梦》里比艾滋病更无可救药的是健康人的利欲熏心。“艾滋病是一种肉体的病,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我们心灵深处的病是人们很难感受到的。我希望通过艾滋病呈现出人们心灵的病,这种病不仅艾滋病人有,而且每个正常人都有,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看到的。”阎连科在写完《丁庄梦》后对记者说。 阎连科的书仿佛就是一个摆满了“杯具”的茶几。他笔下,一种苦难套着一种苦难,一个“杯具”接着一个“杯具”,情节的离奇和意绪的幽微,不断挑战着我们日益孱弱的心脏。阎连科极为重视“疼痛感”,他说如果没有“疼痛感”对他来说就不是小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疼痛中间,只是你能不能感觉到, 感觉到的多与少。不能表达这种疼痛,你的小说就可以说完全没有深入人的内心和人的最深层的生活。”这种疼痛来自于阎连科的内心与现实无法和解的矛盾。写作本是作家试图和现实和解的一种精神方式,但当作家未曾找到与现实和解的真正根据时,痛苦就产生了,这里面贯注着作家的心灵和人格。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评价道,“只有经历了灾难、幻灭的人,经历了死亡般窒息的人,才能够正视乡村社会的深层隐语。阎连科把那些痛感统统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去为一个民族背负黑色的棺椁,并踩出一道道的墓志铭。”阎连科经常为这种“疼痛式写作”给读者带来的疼痛而感到抱歉,但我想最疼痛的还是他自己。他不知道对于这些时代问题导致的“疾病”该怎么办,他只能感到以“社会良心”著称的知识分子的“无能、无奈、无理、无用”。身为著名作家,阎连科连给乡村侄男甥女们在北京找工作的能力都没有,遑论其他。 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好了,但心里的“病”却越来越严重了。随着他把思考的向度重新转向社会和现实,他内心越来越焦灼、焦虑、不安,越来越对知识分子和自己感到不满、失望。这种情绪充分体现在他最新小说《风雅颂》中,阎连科不讳言这部小说是他自己的精神自传。象牙塔作为社会的最后一块净土也不可避免地沦陷了,学术腐败、官僚主义、权色交易……风雅何存,知识分子何用?书中,作为阎连科山寨版的杨科在现实面前只能一再下跪,只能哀求“算我求你了好不好。”的确,此书“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揣了一脚”。 阎连科在小说后记中写道的“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绝不是他一个人的缺点,而是当下知识分子的通病。 余大师“含泪”,王主席“做鬼也幸福”,某些人生导师在平时滔滔不绝“造福众生”而在公众利益遭受侵犯时却一言不发,这些都使得人们对知识分子的信任越来越雪崩、对知识分子的失望越来越“滑坡”。的确,他们不配“知识分子”这四个字,连“知道分子”“都不敢当”,因为他们做不到像“分子”那样独立,他们是真的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在阎连科看来,今天的知识分子是“最善于在某种压力下,让自己活得很舒服、很安稳的一群人”。他们该思考时“呆若木鸡”,该发声时“沉默是金”,该行动时“坚定不移”,道德水准表现得和普通人“一碗水端平”乃至更低,甚至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明目张胆地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原因在于,他们自身便是既得利益者,怎么会革自己的命。 理想泯灭,价值崩盘,现实坚硬,知识分子到底该何去何从?阎连科对此困惑不解、备受煎熬,他所能想到的只有逃亡一途,逃回“家”中。他的近期作品中都贯穿着“回家”这一红线(《风雅颂》原来的书名就叫《回家》),他希望疲惫困顿的心灵在“家”中得到栖息、安宁。但放眼望去,“家”在何方呢?“回家”不是“治病”的良方。“我们的故乡都在沦陷”,我们已经无家可归。《风雅颂》中杨科逃往的“诗经古城”不过是个美丽的乌托邦,渴望回家的阎连科的故乡也早已不是原来的故乡,“我家门口的小河已经不在了,后坡的桃花源也没有了,天空一片粉尘,父母也不在了。村庄里的年轻人和中壮年都出去打工,只剩下老弱病残,一点人气都没有。当年乡村的诗意、乡村的情谊都不在了。和当年的老朋友无话可说,很多时候大家非常尴尬,包括自己的家人,于是只能划拳喝酒”,他只能通过《我与父辈》这本书在记忆中“回家”。 前途茫茫,风雨如晦,夜黑如漆,我们的路到底在何方?其实,我觉得阎连科不必太悲观太绝望,他已经找到了“治病良策”,路就在他自己的脚下。他说过,“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危险的时代,但也是重新修正自己、塑造自身形象的机遇。”阎连科认为,这就像经济危机到来反而是中国经济自身调整的重要机遇一样,在纷繁的利益纷争中,作家应努力保持自身的尊严,坚持文学的理想。这样就够了,只要我们理想的灯塔不灭,尊严的脊梁不倒,那任何“疾病”都不能征服我们。 那阎连科的文学理想是什么呢?阎连科说,“每个作家存在的意义是必须直面我们的土地,直面我们的现实,以个人的方式发出个人的声音。” 的确,阎连科所有的写作都与我们的土地、民间、习惯、文化相连,面向时代,现实花开。“他笔走偏锋,纵横古今,以惊人的写实盘点民族近百年的热点焦点事件,勾勒整个民族的苦难历程。他用批判国民性的视角去审视民间苦难,写尽人性的贪婪、残忍与丑恶,人的自尊和高贵,揭示生存本身的种种怪现象,为一个永远无法忘却的时代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不屑”地说,阎连科的作品“满纸荒唐言”也叫现实?但也许荒诞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言“我理解的这个世界,它确实就是荒诞的。唯荒诞,才是真实。”而且现实往往比小说更荒诞,正如现实比《蜗居》台词更“露骨”。回顾一下我们的2009年,我们不得不惊讶于这个时代的荒诞远非小说家所能想象。“被就业、被代表、被增长”,“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不要以卵击石”等没有最牛只有更牛的官话,看守所里可以喝水死、睡梦死、粉刺死,被拆迁者造土炮、自焚、信“春哥”……在如此光怪陆离的时代,作家要做的就是要“剥洋葱”,通过荒诞的表象把握内在的真相。只有直面人性、直指人心的现实主义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著名评论家刘再复先生评价阎连科作品道:“让读者看到的不是滑稽剧,而是非常透彻的精神真实。这一真实就是千百万中国现代文明人都生活在幻觉之中,生活在新旧乌托邦幻象的交织纠缠之中。”阎连科坚持的“直面土地、直面现实”的写作理想、“精神真实与荒谬现实胶着”的写作方向、无疑是我们那些“身体作家、青春作家”要学习的。现实不是他们描写的那样轻飘飘、不疼不痒,他们之所以轻飘飘、不疼不痒根源在于他们脚下无“根”、心中没有“爱恨”,一个没有大爱大恨的作家是写不出伟大作品的。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先锋是一种自由》所言:“真正的作家必须正视人类的精神苦难,必须站在良知的立场上,在苦难的深渊发出终极的呼告。历代伟大的思想家、作家,都是对苦难有特殊敏感的人,他们坚持向苦难的深处走去。” 阎连科骨子里其实是个“保守主义者”,他所要坚守的价值、理想、道德、情怀也许都是传统的,他作品中所要传承的也许仍然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那种文以载道的精神。这是他之所以不适应我们这个日新月异时代的原因之一,是他焦虑、失意、“有病”的原因之一,但这也正是阎连科受到读者厚爱的原因,是他的价值所在。作家李洱赞赏道:“在浮泛、猥琐和轻佻的当代文化氛围中,阎连科的存在无疑是具有压迫性的。若干年来,他带给人们的痛苦和慰藉几乎一样巨大。他用狂飙般的想象力和非凡的语言才能守护了人的良知、文学的尊严,又以奇崛而吊诡的故事设计表达了对乡村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无以诉说的绝望和悲悯。”是啊,“万变不离其宗”,时代再变也需要“根”需要“心”,需要“爱”的阳光需要“良知”的雨露需要“悲悯”的暖风,需要阎连科这样的“护花使者”。为什么中国文学年年被炮轰,和中国足球一样被人人喊打?根源就在于它与我们的现实与我们的心灵脱节,大多数作家不敢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失去了触摸有血有肉现实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对公共事务缺少关怀,对大众缺少关心,要么献身政治要么投奔商业。既没有想象力,又没有冲击力,也没有批判力与责任感,那还剩下什么,还有什么意义? 阎连科应该在众多争议声中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价值,意识到自己走的道路是“无比正确”的。如果他意识到这些就不会再痛苦、再焦虑。即使身体有病,心里有“病”,作品有“病”又算得了什么?这反倒说明自己至少还“活”着,而我们这个时代有多少人在 “非常适应”中“不知不觉”地“死去”。 简历: 1958年8月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 1978年应征入伍。 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并在《昆仑》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中篇小说《小村小河》。 1989年创作《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等“瑶沟系列”作品。 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最后一名女知青》。 1996年《黄金洞》获首届中篇小说鲁迅文学奖。 1998年出版长篇小说《日光流年》。 2001年出版长篇小说《坚硬如水》。 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受活》,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 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丁庄梦》。 2008年出版精神自传《风雅颂》。 2009年出版长篇散文《我与父辈》。 代表作简评: 《日光流年》。三年“磨”成的此书是阎连科的转型之作,也是其真正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文学界大家的地位。题记写道:“谨以此献给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这份“遗言”告诉我们,在日光如梭中在流年似水中,我们不能忘了那些人生原初的意义,要寻找那些不为时间左右的内核存在。有论者评价此书“把深厚与天真糅成了至纯和心酸,从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一部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史”。这其实也是阎连科自己的“救赎之作”,“我在《日光流年》中开始了我许多寻找的跋涉,又一次得到了类似土地给农民带来的那种写作对心灵的安抚。” 《受活》。这本“惊世之作”以怪诞陆离的故事和汪洋恣意的笔触,构筑了一个真实的传奇世界,从中可以找到解读我们这个时代的密码。阎连科因此获得了第三届老舍文学奖,也因此备受争议。“一个领导看了《受活》说,如果将来还要打右派的话,阎连科肯定是一个。”阎连科一直渴望从部队转业而不得,在出版此书接受凤凰卫视《鲁豫有约》后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上级领导的电话,命令他马上转业。这份荒诞为此书作了最好的注脚。 《风雅颂》。此书出版后引发广泛争论,“清燕大学”、“美女博导”之类意象让人“情不自禁”地对号入座,对知识分子的“亵渎侮辱”更是让人“拍案而起”。但这可能“冤枉”了阎连科,阎连科“分明”写的是精神自传,他在后记中写道“我只是写我,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漂浮的内心,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那些“怒发冲冠”的人反而“不打自招”了。此书绚烂、放肆、狂欢的语言倒是值得“拍案叫绝”。 《我与父辈》。“荒诞”“够”了的阎连科终于回归真实了,这部没有任何想象的作品“在我的写作中是一颗钻石”,是他所有作品中表达最为世俗、创作过程最锥心刺骨的一本。阎连科说“《我与父辈》,决然不是名著,不需要每个人都去看它,但我希望它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普通家庭里的一面普通的镜子。”这面“普通镜子”照出了阎连科自己的真实,照出了人生的本质,也触动了无数读者的灵魂,被评为“2009年最感人的书”。 语录: 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你离我再远些。 ——阎连科,《受活》题记。 我不能成为伟大小说家是因为心中的仇恨太多,这是没有敌人的仇恨,也不知道仇恨什么,但一切都在失去,一切都不是你希望的样子。我心里明白,需要爱人,需要调和得好一些,但又做不到。也许有一天,仇恨减少些,会重新调动起我写作的激情。            ——阎连科2008年对《广州日报》记者坦言。    也许这是天命。写完这部小说我就病了,不能说是因为写这部长篇病的,更不能说就是积劳而成疾。但这短短的二十几万字是我这一生身体好坏的一个分水岭。此之前,我写小说一天数千字乃至上万字可以坚持很长时间,曾经让同行们咂舌。此之后,因为腰椎病我再也不能坐在桌前写一篇小说,甚至连稍长的一封信也不能坐下写了。为此,每当我趴在床上写作时,时常黯然伤神,流下泪来;而到了如今,因长时期趴着写作,又使颈椎疼痛不止,百治而少有一效。到万不得已不能不写之时,我强迫自己仰躺着写作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体会到我对坐在桌前写作的那种怀念。 ——阎连科,《最后一名女知青•自序》。 唯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在这个充满欢乐的世界里,你们读我的小说时,读这部《丁庄梦》时,我不能给你们带来这些,而只能给你们带来刺心的苦痛。在此,我将向你们表示道歉。向每一位因为我给你们带来苦痛的读者表示我的歉疚。           ——阎连科,《丁庄梦•后记》。 每次写作其实都是内心煎熬的一个过程。写作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意味着什么,它只意味着除此之外,我已经不能再做别的什么,它已经成了我的生命和命运,我只能沿着生命和命运的轨迹走完我的后半生。以前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后来是为写作而写作,而现在,则是为了生命而写作了。 ——2009年阎连科对《京华时报》记者说。 有时我在想,难道真的当了名作家就有意义?在农村,许多人打打麻将、说说笑话、生生孩子、超生两个孩子,我会忽然觉得,他们生命的意义比我一点都不差。你即便去当个总统,当个领袖,那么你的生命就比一个农民有意义吗?这是不可能的,是我们升华了生命的意义。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其实都是等同的。现在,我觉得有一大批像我们这种人,对生命的认识既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又落不到地面上,这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事。 ——阎连科2008年回答《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提问,“如果不写作,你又怎么改变你的命运?” 众议: 《我与父辈》是我做出版二十年来最让我感动的作品。           ——著名出版人袁杰伟。 我想强调的是阎连科对中国文化、大学、乡村、知识分子和农民有自己的理解。他始终处于焦虑之中。这部小说并不是对某个大学的详细批判,而是对我们整个社会思想精神状态的不满和质疑。阎连科当然不可能指出一条道路,小说中杨科逃回到乡村老家,最终又从诗经古诗城遗址出走。这些年,我也想提醒阎连科,写作速度放慢一点,对现实的碰撞需要缓冲。过度的焦虑和紧张,会使写作失去从容。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他的作品,不能总是处于张力之中。我想,由这部小说开始,阎连科或许会重新处理自己的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这是我期待的。 ——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尧评论《风雅颂》。 阎连科对大学体制环境和精神实质缺乏基本了解,更谈不上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有深入研究。因此,对知识分子的嘲弄,只是凸显了作者对学术的不尊重,对人性的不尊重。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评论家邵燕君评论《风雅颂》。 评述阎连科其人其文,都用得上一个“最”字。          ——作家李洱,《阎连科的ABC》。 由于时代教育背景的特殊性,世界观还囿于二元对立的单一。 ——北大教授张颐武指出,阎连科和同 时代的作家都存在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那个作家的作品能让我流那么一大滩眼泪,唯有阎连科! ——豆瓣网友寒利。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牙舞的最新更新: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八):“祭司”贾平凹 / 2010-07-22 23:09 / 评论数( 0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七):“先知”朱大可 / 2010-07-19 23:11 / 评论数( 9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六):“孩子”余杰 / 2010-07-18 16:35 / 评论数( 4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五):“大师”余秋雨 / 2010-07-16 23:39 / 评论数( 15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四):“守望者”周国平 / 2010-07-15 22:06 / 评论数(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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