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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 朱学勤:记好医生高耀洁

我与高耀洁相识,是因为与中原有不解之缘。‌‌“文革‌‌”中插队去河南,在豫东盐碱地上生活过几年。犹记寒冬腊月,天一亮背起粪箩头拾粪,走九里跨过省界,走到过山东曹县地面。后来与高耀洁教授见面,才知道那竟是她出生的地方。中原血祸震惊全国,我去郑州她家,但见四壁萧瑟,墙上挂着一幅对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地上、床上、过道处凡能插脚的地方,堆满了防艾图书和方便食品,等着打包邮寄。听她略带鲁西南口音的豫东方言,与我能说的河南土话同音,于是互称‌‌“老家只隔几里地‌‌”。 她问我对河南的印象,我说那里的官场令人不快,热情中透着虚伪,庸碌中透着狡诈;而百姓分外可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四十年前,我带着左翼激情去豫东,下乡第一课是请贫苦社员忆苦思甜,老人们说着说着下了道,控诉起1959年‌‌“合大伙‌‌”(办食堂)饿死人的恐怖岁月,干部连声在底下喊:‌‌“下来,下来!‌‌”那一声喊,将我的左翼狂热砸得粉碎。高耀洁接着这句话,说了另一个‌‌“下来,下来‌‌”的故事: 2001年9月30日,她到河南周口地区查访艾滋病疫情,返途中听说某村疫情严重,临时拐弯走进了这个村子。进村就听见有奶声奶气的叫声,略带嘶哑:‌‌“下来!下来!‌‌”循声走进一个门半掩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待敲门询问之际,出来一条大黑狗。这狗骨瘦如柴,叫了一声,返身回屋。她跟着那狗走进屋里,只见梁上垂挂着一根草绳,一个年轻农妇悬梁自尽。尸体脚下,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鼻涕和着眼泪哭喊,抓住梁上尸体的脚后跟在啃咬。(如果您喜欢我发布的文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赵鹏和朋友们‌‌”:zhaopengfriend,谢谢!) ‌‌“下来,下来!‌‌”,显然是那个只有两岁的孩子发出的,他是叫娘‌‌“下来‌‌”给他喂奶,却只够得到妈妈冰凉的脚后跟,将脚后跟当乳头啃咬。那一天是中秋前夕,也是那年那月的最后一日,中原血殇,以一个孩子的嘶哑叫声在纪念第二天的节日,母与子生离死别!(转引自北明《民国最后一个背影——记中国医生高耀洁》) 如此悲惨景象,大概只有在毛泽东同样是咏叹血祸的诗词中出现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到两个月,那孩子也死了。 谈到我对中原官场的厌恶,高耀洁告诉我血祸恰恰起源于那里的官场,官员为‌‌“GDP‌‌”大办血站,官员采血,百姓卖血,祸害由此而起,并不是起源于西方人理解的民众‌‌“性解放‌‌”。她与我讲了当年田间地头如何采血、卖血的细节,此后她也曾对作家阎连科讲过,后者将其写入小说《丁庄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阎连科的文学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但这一细节却完全是写实: 一夜间,几百口人的丁庄村,突然冒出了十几个血站来。县医院血站、乡医院血站、乡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组织部血站、宣传部血站、兽医站血站、教育局血站、商业局血站、驻军血站、红十字会血站、配种站血站,八八九九,竖一块木牌子,写上几个字,来两个护士和会计,一个血站就建立起来了。 在庄头,在十字路口上,在谁家闲着的一间屋子里,再或把原来废了的牛棚扫一扫,取下一块门板洗一洗,把门板架在牛槽上,摆上针头、针管、酒精瓶,再把抽血的玻璃瓶子挂在牛棚的横梁上,这就开始买血、卖血了。 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都是扔的消毒棉球和废针头。到处都是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到处都是搁着、挂着收集起来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红血浆,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 …… (老村长李三仁)唤着说:‌‌“丁辉呀——我头晕得很,这天这地都在我眼前转圈儿。‌‌” 我爹说:‌‌“不让你卖你偏要卖。我提着你腿倒倒血?‌‌” 他就说:‌‌“倒倒吧。‌‌” 也就躺在田头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只他的腿,脚在上,头向下,让他的血从腿上、身上朝着头上流。为了让他头上血足些,我爹我叔还慢慢提着他的双腿抖了抖,像提着洗了的裤子腿,抖着让水从裤腿朝着裤腰上流。 抖完了,把他的双腿放下来:‌‌“好些吗?‌‌” 李三仁就从地里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路,回头笑着说:‌‌“好多了。我经了半辈子的事,还怕流这一点儿血。‌‌” 我爹我叔蹬着三轮就走了。 李三仁便柱着镢头又回田里干活了。 阎连科听高耀洁讲述上述细节,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只是来自鲁迅笔下,来自‌‌“鲁镇‌‌”、‌‌“未庄‌‌”系列小说。但鲁迅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想象世间有如此真实景象——人如鸡鸭,‌‌“提腿倒血‌‌”。这就是我所熟悉的中原田间地头,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豫东乡亲父老?相比‌‌“我爹‌‌”、‌‌“我叔‌‌”、‌‌“李三仁‌‌”,那祥林嫂、阿Q、小T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正是这些亲眼目睹的悲惨场景,以及那一声声‌‌“下来,下来‌‌”,给高耀洁弱小的身躯注入顽强动力。她不是第一个把中原血祸说出来的医生,却是捅出这个消息之后(1996年),连续14年坚持不懈、遭打压而绝不倒下的人。《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中国在2008年有19712所医院。即使以每个医院只有20个医生为计,也至少有40万医生。而这40万人中,为这场血祸站出来说话的只有4个医生,10万分之一;4个医生中只有高耀洁教授面对14年来的艰难险阻,挺到今天。她走过100多个村庄,访问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足迹遍布豫、冀、鲁、晋、陕、皖、湘、鄂、浙、苏、云、贵、川、粤、桂、沪16个省市。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她给每一封信回信,没有让任何一个病人失望,这些信件集编为《一万封信》,已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她亲手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个。她的家每天接待来访的艾滋病患者,多的时候一个月内接待过58位。她自编、自写、自费印刷、自费寄出的防艾读物有130多万册。相伴一生的老伴郭明久医生于2006年4月去世后,她一度情绪低落,我把当月收到的稿费寄给她以致丧礼,她的回信竟是邮寄几百本防艾的宣传册,嘱我在大学生以及社区中分发。她不是没有钱,而是把国际、国内所获的奖金和个人积蓄、稿费、讲课费等总计1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用在了中原血祸、百姓血难的救助工作上! 血祸蔓延惊天动地,危及种族血脉。如在以往,下至县丞上至朝廷将寝食难安,在今天也应该是部长、书记、乃至国家总理亲自过问的事,她却以八旬老人的孤独肩膀一人扛了起来。(转引自北明,同上)2007年,她突破封锁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取‌‌“环球女性领袖奖‌‌”,那是她迄今在国际上获得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但也是她第一次能够出国领奖。颁奖会上,一位未受邀请、自费乘机、自购昂贵门票、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乡间老妇人,握着高耀洁的手,急匆匆表达自己的钦佩,她愿以自己的微薄退休金赡养高耀洁晚年。凭着美国普通民众的直觉,她将高耀洁与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并论,说‌‌“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蕾莎修女还要困难,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还是一个英雄。‌‌”(同上)(如果您喜欢我发布的文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赵鹏和朋友们‌‌”:zhaopengfriend,谢谢!) 这位素不相识的美国乡间妇人,也许比我们本土知识人士更懂我们这里的‌‌“特色‌‌”,更知道‌‌“特色‌‌”下的高耀洁是如何艰难: 她本身是个残疾人。除了高血压、心脏病,她比正常人缺少一个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损伤,切除了十分之九,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一样的象征物。在上海,我见她走路有点蹩拐,才发现这位妇产科医学教授竟然是我在豫东民间到处看得见的‌‌“大娘脚‌‌”——双足缠裹又放过。在参议员办公室,希拉里久久注视这双在西方看不到的脚,无法想象就是这双脚走过中国千里万里,山路、平路、沟沟坎坎,一步一步捱了下来。 她是一个妻子。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为学生普及防艾知识的时候,老伴病倒住院;当她在那里调查非法采血的黑血站时,老伴卧于病床乏人照顾;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送给艾滋孤儿寡母的时期,老伴溘然去世。她是一个母亲,‌‌“文革‌‌”中儿子受她牵连,13岁曾被判刑关进冤狱,一生都活在恐惧中;小女儿受她牵连,曾经失去工作,走投无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萨心肠和献身行为,至今对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亲人们,老人垂泪不已,私下里说:老伴是个好老伴,自己不是个好母亲。(同上) 2007年,为了保全中原的脸面,而不是中原的生灵,有关方面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国领奖,又要迫使她做出自动放弃的姿态。最后竟把她那少年时期受其牵连,至今心有余悸的儿子动员到她面前。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给老人重重地磕响头,跪请母亲答应有关方面的话。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她没有动摇,她用那双给这个世界接生无数次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郭锄非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此时此刻,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想必还有另一幅母与子生离死别的真实画面,声声叫唤‌‌“下来,下来‌‌”? ‌‌“空气中弥漫着采血、卖血的气息‌‌”,这在特蕾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特蕾莎最不能想象的是,艾滋病在西方是‌‌“后现代病‌‌”,但在中国竟会在不知后现代为何物的前现代农夫、农妇中疯狂蔓延。高耀洁一再辨明,中原血祸不是因为‌‌“后现代‌‌”,而是肇始于官场‌‌“前现代‌‌”,是官员疯狂追逐‌‌“GDP‌‌”,不择手段,这才造成这场旷古奇闻、人间惨祸。她说穿了艾滋病的‌‌“中国特色‌‌”,说穿了‌‌“后现代‌‌”浮表下的‌‌“前现代‌‌”血写的秘密,却又顶住压力守口不改,终于得罪有关方面,最终竟不能见容于这块土地。这一天终于来了。2009年8月9日早晨,我打开电脑,高耀 洁发自大洋彼岸的一封电子邮件赫然在目: 我离开中国,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中原血祸的真相;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合上电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如受电击,久久无言。耄耋八旬,离家万里,举目无亲,风烛残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历史中,大概只有托尔斯泰83岁高龄在风雪中出走可以与之比拟。(同上)高耀洁也是知识分子,只是饱受儒家传统教育熏染。第一次与我见面,《诗经》、《论语》,脱口而出,整章背诵。不要说医学专家,即使在我认识的人文学界专业人士中,亦未见如此心诵故国古典者。她也83岁高龄了,这样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人,在她有生之年,我再也见不着了?不再是乡音絮语,不再是《诗经》、《论语》,不再是‌‌“老家只隔几里‌‌”,而是一去两万里,桴浮于海,我们只能在飞机舷梯下等待她去国还魂之遗骸? 960万平方公里有‌‌“血祸‌‌”在地下蔓延,却容不下地表上一个站着说真话的老人!所谓‌‌“中原血祸‌‌”,只是一个隐喻:华夏早有‌‌“国殇‌‌”,老人只不过说出‌‌“国殇‌‌”不是某一天造成,而是一场病在多年,无声无息的‌‌“血殇‌‌”——‌‌“殇‌‌”不在肘腋,而在‌‌“血脉‌‌”,在种族命脉所系之‌‌“血液‌‌”。她无情刺穿某些知识时人‌‌“后现代‌‌”、‌‌“现代性‌‌”之神话,刺穿‌‌“特色‌‌”、‌‌“模式‌‌”、‌‌“崛起‌‌”之下还有前现代‌‌“血殇‌‌”。在丹麦,‌‌“皇帝没有穿新衣‌‌”,说出这一秘密的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人们世世代代记诵他;在我们,能说出这一秘密的却是一位耄耋老人,一个来自旧社会的妇产科医生,中原故国只能放逐她?此情何以堪,此理何以言,若有言,又何处能畅言?(如果您喜欢我发布的文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赵鹏和朋友们‌‌”:zhaopengfriend,谢谢!) 我只感到眼前一层层病血淤积,堵至喉,堵至咽,口不能言。只好引毛泽东对另一位医生的著名赞誉,转录于下: 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离开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对于他的离开,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熟悉‌‌“老三篇‌‌”的人不难看出,我只改了两个地方,将‌‌“外国人‌‌”改为‌‌“中国人‌‌”,将‌‌“来到‌‌”、‌‌“去世‌‌”改为‌‌“离开‌‌”。我以为,这也是最好的书面推荐,谨以此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推荐:中国出了个高耀洁,她为维护13亿人的血脉做出巨大贡献,她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人类和平的贡献,她理应获此奖,她是这一奖项的最好人选。  

荣剑、秦晖、朱学勤:再议“告别革命”

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告别革命》的序言中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 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在书中,作者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 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并宣布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 以及一切革命。...

信力建 | 谁在影响我们的时代

作者: 信力建   “谁在影响我们的时代” ——《南方人物周刊》的传奇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中国人终于有机会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和道德的沦丧又让人前所未有的感到危机无处不在。而作为一本杂志,我们所期待的它能是一个精神产品,能在这个物欲的世界里,提供一些让我们感动的人物,让我们从他们身上找到人类自信存在的勇气,让他们照亮我们的前程。——《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 近年来,媒体报道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昔日“列强”个个深陷泥潭、备受煎熬。中国这边却是“风景这边独好”。国人对中国“崛起”的“良好感觉”主要源于中国GDP和外汇储备的增长。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不差钱”。“不差钱”中国最缺少的是什么?是信仰!中国在精神与道德方面出了大问题,而精神与道德方面的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信仰问题。中国人在信仰问题上早已陷入了严重的空虚与混乱,而《南方人物周刊》的出现,试图给这个缺乏信仰的时代提供一个信仰重建的支撑点。 《南方人物周刊》系出名门,是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管、南方周末出品”的新锐杂志,2004年6月创刊,其办刊宗旨为“记录我们的命运”,以“平等、宽容、人道”为理念,关注那些“对中国的进步和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彰显人类的向善力量和深邃驳杂的人性魅力的人”,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为读者奉上一席精神的盛宴。 主编徐列也曾说:“记录是新闻职业者表达新闻理想的一种方式,它意味着客观公正,它记录的每一段文字都有可能成为历史草稿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命运就是人类的命运,历史便是由一个个人物的传记书写而成。记录人物,也就是记录历史。著名学者朱学勤教授对我们有一种期待,他说,希望多少年后,当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时,书案边有一本杂志,它就是《南方人物周刊》。” “人物”拥有封面人物、新闻、民间、公共、观点、特稿、专栏以及资讯/后窗等众多独具魅力的栏目,以人物为切入点,以人物故事来反映时代的变迁。 “人物”利用《南方周末》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南方报业的品牌魅力,在2004年6月顺利创刊之后,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屡获奖项发行量也越来越大: 2004年“风尚媒体大奖”中获得新锐大奖,被评为:“嗅觉敏锐,报道内容、风格,角度富有冲击力的媒体。” 2005年,入围《新周刊》年度杂志,《今传媒》最具潜力媒体; 据新生代年度第三方调查结果,2005年上半年,在京、沪、穗、深、蓉五大中心城市,《南方人物周刊》以明显优势排名新闻类期刊读者数量第一及阅读率第一; 2006年获得传媒杂志和新闻出版署主办的“2006中国传媒创新年会”之“十大创新期刊”大奖;同年底,全国近五十个中心城市的发行总量达到40万册; “人物”诞生之时,没有人知道它会长成什么模样,能有多大出息。现在“人物”每期发行量为20万册,被誉为中国最具成长性的媒体,承载着众多的荣誉与期待…… 自然“人物”传奇的背后,也有一个无法回避“人物”。 徐列,《人物周刊》执行主编,中国资深传媒人。1989年河南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进入南方周末报社工作16年,曾任《南方周末》副主编。2004年6月,受南方报社委托,徐列以强烈的《南方周末》人文理想情怀带领“史上最豪华团队”,领衔创办《南方人物周刊》,开始了一个从报纸到杂志的转型之旅。 “人物”其实非常好看,它拥有新闻周刊的共性,同时又有自身的特性。一方面它的选题切合当下读者的需求,有阅读的欲望;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人物视角和叙事化的文本使它的亲和力最强,没有阅读障碍,有阅读的快感;其次,好看还在于它不八卦不猎奇,人物故事有时代内涵和人性魅力,从而提升读者的精神品位最终成为一种阶层的象征。 徐列称,“我希望人物周刊能够在未来中国30年建设过程当中,对中国人的价值、信仰的重建提供一个支撑点,把这个时代具有良好的价值观、思想观的人物呈现给大家,同时提升我们对信仰、对思想的弥补的过程,未来中国的价值和信仰是重建的过程,我们希望参与这个过程,而且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具有引领性的标杆,我希望可以做到,这个就完成了他的精神使命。” 今天的“人物”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孩子,他一直在为他的精神使命而努力,他秉承着“南方报业”的追求真相、真理、正义的精神,他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急功近利,物欲纵横的社会,还会有一些人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底线,他们的故事感动了一批人,影响了一批人,改变了一批人……望有一天他会实现他的理想,引领未来中国的价值和信仰的重建。

秦晖 | 再议“告别革命”

    改良未必更和平 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转型要推进,快慢看时宜,暴力/无序应力避 最近许多人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了关于“革命”的热议。而不久前金雁的《倒转红轮》也被一些人当作鼓吹“保守主义”的书,说是与萧功秦先生的主张形成了呼应。后来我们一再说这里有点误解。金雁此书对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确很重视,有新评价(但也谈不上鼓吹,她对这一传统的局限性也讲了不少)。但是文化保守主义不等于政治保守主义。此书对俄国政治保守主义(如斯托雷平和马克拉科夫等所谓“寻人派”)有明确的批评,而她提到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包括了从普加乔夫到索尔仁尼琴等人,这些人在政治上可几乎都是不妥协的反对派,我想萧功秦兄也不会自比这些人吧。  “告别革命”是个假命题 我们肯定是反对“革命崇拜”、主张反思过去那些被崇拜的革命。但反思革命并不是反过来鼓吹革命恐惧症,更不是简单地讲“告别革命”。朱学勤兄说他当年就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持异议。其实,16年前金雁和我就与李泽厚此论发生过冲突,但这事发生在香港,很多人不知道。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了一组反思文章。李泽厚看了很兴奋,写了篇读者来信夸这组文章“十分精彩,值得祝贺”,说这“使我更坚定自己的‘告别革命’论”云云。我们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说你读错了,我们是批了“十月革命”,但主要还是反思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头主义导致民粹主义,专制者不公正的“改革”导致革命的危险,因此“坚持正义比‘告别革命’更重要”,实际上这是为改革敲警钟的。 结果李泽厚面子可能有点挂不住,又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说我这才发现你们的“本意所在”,你们是要“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 我们回应说:其实早在1990年,即还在李先生“告别革命”之前数年,我们就曾在国内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义,警惕转型社会的民粹主义危险。但我们认为,决不能以寡头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因为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以前者反后者犹如以油灭火,适足以增加民粹主义“革命”的危险。以俄国而论,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确“酝酿有因,由来有自”,问题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难道至今还相信《联共(布)党史》的夸耀,以为沙皇的垮台(二月革命)是自号布尔什维克的那几个“激进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促动”的? 其实前沙皇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预见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将使俄国陷入“严重的革命动乱”,而宪政进程的中断则是斯托雷平时代的一大错误。维特该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别革命”吧,但他对何以会有革命的认识却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义”的方式谋“发展”于先,以不讲宪政民主的方式求“正义”于后,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轨迹吗? 16年后回头看,其实今天“革命”议论的语境和当年并无实质变化,只是问题似乎更尖锐了。不过今天引起议论的托克维尔观点与当年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倒很不一样,其实托克维尔并不是个“告别革命”论者,多读几本他的书(不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知道,他不仅对美国革命是肯定的,对法国革命总体上其实也是欢迎的,他反感的只是雅各宾专政。他搞法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国的“旧制度”而排斥无论何种的“革命”,他只是遗憾法国的“革命”未能像美国的那样处理好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避免雅各宾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结论更不是像李泽厚那样认为“发展是硬道理”,靠“发展”来消弭“革命”,恰恰相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之一就是指出法国革命并非因为经济不繁荣,革命正是在“发展”成就不小的条件下爆发的! 这事非常有意思,我们对所谓“十月革命”的否定众所周知。包括最近金雁这本书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肯定不想那么简单,把十月革命理解为只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想捣乱就搞起来了。《倒转红轮》也讲到,虽然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需要反思,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到了20世纪以后就逐渐冷却,尤其到1905年-1907年革命以后“路标”就变了,后来的激进主义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 革命未必更暴力 所以“告别革命”这个话语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题,我有点怀疑。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害怕“革命”的朋友主要的担心其实是两点:一是流血和暴力,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都不愿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希望看到一种完全不流血的变革方式,或曰转型方式。二是无序,如果变革以后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或者造成社会的极度混乱,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而且无论哪种“文化”中,公众长期缺乏安全感就会重新呼唤铁腕,使转型失败。因此尽量避免流血和无序的确是个真问题。 可是流血/无序和和平/有序的区别是不是可以等同于革命和改良之别?避免流血/无序可以转换成避免“革命”吗?我觉得是转换不了的。 通常我们说的革命与改革(改良)是就变革的深刻性而言,像辛亥那样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我们就谓之革命,东欧废除极权制度建立民主,通常也叫做革命(所谓“天鹅绒革命”或“和平革命”,我们官方认为革命是好词,便带贬义地称为“剧变”,其实也是说它并非渐进改良)。而明治日本在维持天皇制下发生的变革,就叫改良或“维新”,越南那样政治体制不变的经济转轨,也叫改革或“革新”。 但是变革越深刻越快节奏,就越会有更多的暴力和无序吗?我想说:实际上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其实在历史上相反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我们通常讲的最多的两个典型。过去一讲改良,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典型,一讲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典型。尤其在晚清这个话题上,中国为什么能搞成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搞辛亥革命,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就是搞不成明治维新,所以辛亥革命是正面的。也有人说,其实本来中国可以走明治维新的路,所以辛亥革命是负面的。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辛亥革命本身流的血并不多,而明治维新流的血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不说别的,明治维新中那些名人有几个能够善终的?明治“前三杰”“后三杰”六大名人,就有四人在维新过程中死于非命。从维新前夜改革派与保守派就不断以死刑、流血政变和恐怖暗杀等形式进行暴力斗争:所谓安政大狱、樱田门事变、池田屋事变、坂下门事变、禁门之变、功山寺起义等,更不用说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征长战争、讨幕战争、西南战争),战火从日本最北的北海道五棱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萨摩藩鹿儿岛。仅仅西南战争中的一场田原坂之战,就有3000多人战死。 所以后来中国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坚决不流亡国外,说是中国还没人为变法流血,就从我开始吧。那时中国的维新派也是把日本的明治维新看做流血变法的榜样,而非“和平演变”的模范。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之别在于他们想保留帝制,反对共和,但他们并不是甘地主义者,从谋划兵变刺杀慈禧到发动自立军起义,武装“勤王”、暴力维新的选项他们是一直有的。 倒是辛亥革命死的人比明治维新少得多。甚至就是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也没有流什么血。至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一个杀人如麻的体制,那已经是体制杀人,不是变革杀人;是变革的方向不对,而不是“激进”还是“渐进”、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了。用托克维尔的话说,那就是“旧制度”杀人,而改变这个“旧制度”的“大革命”(所谓东欧“剧变”)在绝大多数国家倒真是一枪未放、滴血未流的“天鹅绒革命”。 所以,说革命一定会死很多人,改革一定会死很少人,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有一个严格的路线图,上面规定好了,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革命就是猛打猛冲,到哪是哪,走一步看一步的。其实很多的情况也是相反:革命有蓝图,改革反倒没有什么蓝图,用我们熟知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明治维新,谁当时有一个最终的设想?我们知道,开始推动明治维新的很多人,最典型的如西乡隆盛,后来就变成改革的对象了。明治维新一开始是几个比较开明的大藩(长州、萨摩等)反对中央(幕府),中央讨伐他们。但是到了天皇掌权以后,那些强藩都被镇压下去了。像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本来是所谓明治三杰之一,他当时怎么能想到明治维新会搞到他头上呢?所以其实所谓维新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革命类型”的区分很模糊 可见,我们以前对改革和革命的区分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实际上这种区分非常模糊。 甚至这里我要跟学勤兄商榷,你讲的1.0、2.0、3.0版本,意思是不是它们有一个递进关系?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激烈?好像也不见得。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你讲的3.0版,但是它连“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没有,翻云覆雨的人为折腾固然堪称浩劫,体制却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连“王朝”也没有发生更迭。但是它就把大家都整得灵魂出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递进关系也是值得怀疑。 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要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差别讲得太绝对。这两个革命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讲得太绝对会导致很多问题。首先美、法革命有很多互相学习之处。最初发动法国革命的拉法叶特等人就是支援美国革命回来后受启发在本国搞革命的。而美国不少革命元勋也是高度的法国崇拜者,所谓的亲法仇英情绪非常明显。杰弗逊就是个典型。他的亲法仇英不仅是在外交上,实际上也有仇视英国君主制看好法国共和制的意思。 都说法国革命太“雅各宾”,美国革命就很温和。其实美国革命中的清算也很厉害的,例如清算托利党人。当然美国托利党人死得比法国贵族少,因为美英终战时他们很多都跟英国人走了。他们是独立前的“爱国者”,当然爱的是英国,不是美国。后来托利党在美国完全消失,美国变成辉格党人一统天下,以后的民主党共和党实际都是从辉格党人中衍生的。英国的两党是托利党(后来的保守党)和辉格党(后来被更左的社会主义的工党取代),而美国没了贵族的托利党,穷人的工党也就兴不起来。所以有人说美国“既没有保守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只有稍微偏左和偏右的两支自由主义”。 这与其说是美国有什么独特的文化,不如说是美国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其不同于前宗主国。由于托利党退出美国,“贵族传统”在北美消失,新建立的美国成了纯粹的平民国家。这对北美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像美国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居于主流的李普塞特等人就不同意那种“英美”vs“欧陆”的两分法,他们认为由于美国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使得英美差异甚至大于美国与不少欧陆国家(如丹麦、瑞士等)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很难说美国革命只是政治革命,就没有社会革命的内容。 相反,法国革命,我觉得也是被简单化了,法国革命最血腥的一幕就是雅各宾派掌权,杀掉国王,还杀了许多无辜者。但法国革命是不是由于有了卢梭的影响就必然会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也很难说。要知道法国当时不但有社会变革,更在与几乎全欧洲都参与的“反法联盟”进行残酷战争。杀国王主要并非因为社会矛盾,而是当时反法联盟打进来,国王要跑到反法联盟那一边,结果被抓住,杀国王给他加的罪名是叛国,而不是国内矛盾意义上的“反动”或“反革命”。如果当时没有这种国际大战,法国革命会不会如此走火入魔?我看雅各派都未必能够掌权,当然更不会发生大恐怖和杀国王的事。卢梭的观点,我认为毛病确实很大,我也赞同批判卢梭。但是,把法国革命中的问题简单地说成是卢梭的必然后果,恐怕不对。 同样,现在一讲英国革命就是温和的“光荣革命”,好像英国革命就没有经历过杀国王,没有经历过克伦威尔的恐怖专横。其实英国杀国王倒是基于国内变革的理由,与国际战争无关。 避免转型中的暴力和无序 所以,与其说什么革命还是改良、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我们不如就事论事: 第一,我们到底要使中国有一种什么样的变革。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指在认定了一个方向的基础上讲它的“速度”(激进或渐进)问题。但是方向问题首先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无论激进还是渐进,关键是往哪个方向进?在中国现在这还是一个很混乱的问题。 学勤谈到的1.0、2.0、3.0,与其说是层次的不同,不如说是方向的不同,讲简单一点就是:摧毁自由的变革,还是建立自由的变革?至于变革到哪个层次的确很难说。我们的确在历史上看到过有摧毁自由的“革命”,也有争取自由的“革命”,而且“改革”同样也有这两种。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首先不是通过什么途径,或者快慢,来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标,而是我们要想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涉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主义之争,但在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个圈子里应该不用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基本上就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包括萧功秦在内,他也是认为有这样一个方向的。 如果方向是有共识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避免流血、暴力和无序。至于流血、暴力和无序通过什么办法解决更好,一种办法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讲简单一点这也是一种革命,这个意义上的所谓革命无非就是变革能够比较快。这个比较快,或者比较慢,我同意学勤的说法,这个东西否定也不合适,崇拜也不合适。因为快和慢不是哪个人能够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想快也快不了。如果有这个机会你也没法不快,波兰就是个例子,波兰在圆桌会议召开期间,没有人能想象到马上就发生政党轮替。 还有一种,做不到一下子解决问题就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来。但是一步一步地来也得朝着这个方向。有句俗话叫做“不怕慢只怕站”,还是得朝这个方向走,不能某一段时期突然又倒回来了。对中国历史而言,真正现代化的政治转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因为政治风波造成大流血,中国历史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学勤讲的那句话,叫做“城头变换大王旗”,每一次王朝更迭死了多少人。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一直到1949年,其实就是王朝更迭,但它死了多少人。要说这个更迭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可以假设它是一场革命,那明清之际呢,元明之际呢,唐宋之际呢,任何一个王朝“鼎革”之际呢。所以,这种纯粹“城头变换大王旗”性质的政治不稳定,我们中国有一个2000年不变的特征,就是一个王朝不断地维稳,结果维到一定程度,稳维不住了,就来一场彻底的大不稳,而且流血的程度是世界各国都没有过的。 我前年在写辛亥的文章中写过,世界范围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种概念的改朝换代,不是说它们没有朝代,而是说换一个朝代就要死那么多的人,对社会的冲击那么大,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这种现象。包括中国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这种现象,像维吾尔族、傣族,没有像汉族那样,一个王朝维稳一两百年,就彻底陷入一场极端的、在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无序之中,这个无序要死掉一大半人,然后再从头来。像这样的现象绝不是清末才有,我觉得不管怎么批评孙中山——孙中山值得批评的地方很多——其实主要不是在他发动革命,辛亥革命也不是他发动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有多大的贡献,也非常值得怀疑。我们批判孙中山,主要是批判孙中山思想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很不对的一些东西。至于说孙中山要为辛亥负多少责,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避免无序的关键在于组织资源多元化 如果回到当下,我觉得中国的变化到底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而且这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坏可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得走一步看一步。 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要在变革过程中避免我刚才讲的两个想避免的东西,一是避免无序,二是避免流血和暴力。道理很简单,要避免无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种多元的组织资源,任何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组织资源都是在超稳定和超不稳定之间反复振荡的。 当这个社会的组织资源高度垄断状态下,这个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要避免这个,不管是走改革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前提就是你有没有替代的组织资源,或者说隐性的组织资源,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一定要发展出一套公民社会,即便不完全是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带传统色彩的认同团体也行,比如封建制下就很难发生王朝末世的大动乱。你也不能说它有公民社会,但它有很多村社,甚至家族,总而言之,就是它的组织资源是非常分散的,不像我们中国上面一个朝廷,下面都是平民,而且中国的朝廷历来对非官方组织资源都是打压的。 大家知道,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战争,但是中国经常有很多动乱和宗教有关,并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异端的思想,就是因为官方不允许非官方的组织资源存在。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很多人以前认为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成为造反者的信仰,就想当然地认为白莲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结果有些人专门研究了白莲教的经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白莲教是最鼓吹稳定的,最鼓吹顺从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最不革命的,或者是最反革命的宗教。为什么最不鼓吹革命的宗教还是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原因就是当局不能容忍任何非官方的组织,只要你是非官方的,他就要把你整掉,不管你的主义到底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避免无序,恐怕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只要原来组织资源是高度垄断状态,这个组织资源一旦出问题,社会就陷入无序,你是改革就是慢慢无序,你是革命就是快速无序,但这个无序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避免转型过程中的无序,就必须创造条件发展多元化的组织资源。第二,要避免流血和暴力,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社会要有妥协精神,尤其是当权者要有妥协精神,最好是当权者有主动改革的精神。可是这个妥协精神和主动改革精神,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从它的利益考虑的。我不太倾向于简单地说某某国家的统治者就特别保守,某某国家的统治者由于受了某某思想的影响就比较开明。 我觉得所有的统治者当他倾向于妥协,甚至倾向于主动变革时,几乎都是基于两个动因,第一是如果变革了有比较好的预期,他相信不会受到清算,不会落到覆巢无完卵这样的下场。所以,现在有些朋友千方百计地要给官员一种意识,说这个变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变了以后不但什么都不会损失,而且还会得到更多,会有大赦的,原来不合法的都会变成合法。等等。也许这的确是使他们愿意接受变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要夸大这个条件,而且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要使他们感到不变革的压力。 我们现在老想把这个压力也变成一种利益的诱惑。比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诱导改革的思路,说改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改革提供的市场机会都是你的,一开始你就可以占得先机。搞市场经济你是先捞第一把,肯定对你有好处。还有一种说法,这个改革可以给你减少很多麻烦,如果不搞改革,你会承担很多责任,柴米油盐都让你管,一搞改革了,老百姓就自生自灭了,不找市长找市场了,除了腐败不干别的事了。这样讲就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他不会仅仅由于利益的诱惑去产生变革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你再讲所谓的变革以后不会对你有妨碍,那实际上他在不变革的基础上,已经获得了太多的资源,他为什么要去担这个心呢,我不变那就更没有妨碍了。 所以,一定要使他觉得不变革对他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呢?现在我们有一种很流行的见解,这些人不是想真的革命,但他们用革命来吓唬统治者,施加一种革命的压力,使统治者为了避免革命就愿意加快改革,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种观点。我觉得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提出不赞成告别革命的说法。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用革命来恐吓当权者,其实也有反作用的。 从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变革的路径来看,其实有另外一种施加压力的途径,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是促使东欧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单独讲一下。 本文节选自《财经》

共识网 | 朱学勤:革命的产生机制与革命的三种话语

 共识书会第三期 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内容全文  编者按:不久前《南方周末》刊发朱学勤《出家、思凡、大还俗》、与《托克维尔线》两篇文章,为朱学勤在共识网“共识书会”演讲节选整理。本文为朱学勤老师演讲全文。 大革命历史回溯  朱学勤:《旧制度与大革命》应该说不是一本大众的书。在过去,这仅仅是在法国史学术圈子里面流传的书,但后来慢慢就成为有识之士、有志之士、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对知识界和学术界来说,这是好事。但是当大家都对国家未来产生的某种忧虑,开始从历史中找答案,本身就证明形势可能不妙。否则朝野上下的视线怎么会投注在这本书上?这本书1856年写的。说的是两百多年前的事,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中国两百年之后我们中国人的比较普遍的关注?那说明有一些东西与现实有隐秘的联系。我们不仅仅因为对知识的渴慕,更是因为共同的忧虑迫使我们打开这本书。 我今天想从这本书开始,然后以我们忧虑什么、怎么思考这个忧虑来结束。 首先,在座的各位在其他方面都是行家,但是对产生这本书的大的历史背景不一定熟悉。我先为大家勾勒一下当时的法国。 法国疆域不大不小,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非常的匀称,呈一个比较规则的五边形。有两条海岸线,靠地中海、大西洋。土壤也非常肥沃,飞机飞在法国的上空看到的和北京周围的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也忍不住悲叹上帝不公。在中国,飞机一过长江底下的景观就不一样,一过黄河就很难看到成片的绿色。中国13亿人口挤在东南季风线的这一角。而欧洲土壤非常肥沃,尤其法国,没有一寸土地不是好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就是一个国家如果要找最好的国土面积和国家地理环境,法国最佳。但是恰恰是这个国家,两百年来一直不太平,不断地发生革命、面临政治危机。 举一个例子,比如宪法。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但人家是有宪政的,从1688年革命,到今天一锤定音,四百年里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养一个王室。这个王室每当有婚庆大典,老百姓还都如痴如狂,政治异常稳定。美国有成文宪法,但是人家的成文宪法是1787年在费城制定的。《宪法》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他们与时俱进就是体现在《宪法》的修正条款上。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结果到现在它的宪法已经改动了十几次。拿“共和政体”来讲,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在法国几乎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法》危机。而法国在1789年发生的这一场革命,则是那个时代公认的(无论是赞成革命的还是反对革命的),规模最大、时间最持久、震动程度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所以叫“大革命”。我们说英国革命也没有讲“英国大革命”,讲美国革命也没有讲“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是以“大革命”称之。而这场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的动荡。 史学家一直在关注这场革命到底是什么原因,留下什么教训。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二百多年来,一直争吵不休。事实上法国革命跟我们中国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这一点我一会儿还会再讲到。 客观地讲,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但从世界史上来讲,它是处于一等地位。就凭法国曾经有过这场彻底改变过欧洲面貌,对后二百年人类有重大影响的革命而言,法国的历史地位就是一等的地位。 法国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集中在巴黎是导致大革命严重后果的原因之一 那么革命以前的法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革命以前的法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和法国革命有关的君主就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以及路易十六。 路易十四大致上是和康熙皇帝同一个时代的人物,而且他们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而且都是他们在位的时候,他们所统治的国家达到了鼎盛,以后又都由盛转衰。路易十五现在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他的一句著名的名言,叫“朕即国家”,我就是国家。路易十四时代做的事情一是拓展疆土,二就是迁天下富豪于凡尔赛。所以今天,我们到巴黎去,大家都会一定会去看看凡尔赛。凡尔赛的宫廷之奢华和气派,远远超过故宫。不过他所做的事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以后,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于咸阳道旁”这样的事情。 凡尔赛成了全法国的小金库,全法国的三千多富户都集中在那里。贵族、富户都住在凡尔赛,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一是洗空了全法国除巴黎之外的地方财力,以至于后来巴黎成为了全国最繁华之地,而首都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当时的巴黎是整个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今天的北京和这还有一点点像。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场小小的八九学运就可以把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当然,这中间的原因非常多。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1949年以后把文化中心、学术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城市。在和平年代,你似乎觉得自豪,但一旦有动荡,这些因素就会成为让你寝食难安的事情。当时的巴黎就是一个教训。 美国的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才可达的距离。如果闹学潮,那基本上就是在波士顿;如果是经济出了危机,那基本上乱在纽约;如果政治上有什么“倒戈风潮”那就在华盛顿。三者是可以分离的,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民国时期,学术中心在北平,政治中心在南京,经济和传媒中心在上海。所以民国初期,共产党搞学潮,天天跟国民党捣蛋。从“一二九”,一直到1945年“反饥饿、反内战”,在组织上比“89”的时候严密多了。可是哪一次,像89学潮把执政党搞得这么狼狈?那个时候共产党对学运、学潮的总控能力远远超过六四时候的“高自联”,当时说人家“高自联”幕后有黑手,可真抓出来有几个像样的?可1945年“反饥饿、反内战”时期,真要抓“红手”,那一抓就是一大把呀。当时的共产党组织之严密,现在很多人根本无法想象。但是哪一次把南京政府搞到像后来的“六四”这么狼狈的地步?没有过。当然这里原因很多,但是原因之一无疑就是贪大,贪权,把几个中心集中在一起。 当时的法国也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了一个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后来一出事就出大事,吃大苦头。那个是大革命以后的五十年,小革命不断,到了十九世纪的中期一个警察局的局长,是学建筑出身的,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由于他既有建筑师的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眼光。所以拉直了最适于打巷战的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街道,把路打宽。这样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愤青上街,小街两头一堵就是一个街垒,马队根本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前小革命的教训,才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 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他们有一句名言,“巴黎就是法国,法国就是巴黎的郊区。”那我们北京呢?完全可以说:“北京就是中国,中国不就是北京的部下嘛”。这是一种非常病态的关系,是信奉权力的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所谓首都建设。当权者信仰权力集中,信仰一个超级首都,到后来就会出大事。所以我一直不赞成中国这样比法国多几十倍人口的国家把几个中心捏在同一个城市。在和平时期是可以夸耀超级大都市,但一旦动荡起来,这就是你的坟墓。 我经常听见有新闻说现在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搞大学城,不得不说,我觉得这样做非常蠢。和平时期是这是城市行政长官的政绩,大学扩大,然后几十所大学集中在一个区域。到动荡年代他才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说回法国。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是有政治上的目的的。因为如果贵族分散于各地,那么皇帝看不见,在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皇帝的心腹之患。中国的藩政之乱等等,都是这样起来的。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都是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也是一种削藩的方式。你们在我眼皮子地下花天酒地可以,不要分散到全国各地区,隐蔽作乱。这样的一个结构对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从法国的宫廷文化中诞生了杰出的艺术奇葩,比如说芭蕾舞、大歌剧、油画等等,特别的发达。当然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沙龙文化。三千贵族集于凡尔赛,男人们可以骑马打猎,可以到宫廷里面去搞阴谋、搞政治。女人干什么呢?这些贵夫人干什么呢?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男人们白天离开大院巨宅,到宫廷里去搞阴谋活动,贵夫人就在这些豪华住宅里面,在她的客厅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学说者,话要说得越奇怪越好,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的人是最受沙龙贵妇的欢迎的。沙龙贵妇们争奇斗艳,除了服装之外,另一个攀比的东西就是我收养了什么什么样的文人。某某出生贫寒,但到了巴黎一鸣惊人,这一“鸣”就是从我家客厅开始的。我们可以看看卢梭的发迹,从一个外省的寒酸青年,最后成了巴黎人人争睹的时髦人物,一路上经历过多少贵夫人的沙龙。我们现在讲启蒙运动波澜壮阔,在法国它的物质基础是什么?物质基础就是女人办的沙龙。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钱去搞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解决了分散的地方贵族的忧患,把他们集中起来,放在眼皮底下看管。但这些贵族们的女人却在他眼皮底下支持启蒙运动。这是他当时感觉不到的,所以他非常骄傲地说“朕即国家”。他死了以后,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路易十五是一个花花公子,爹留下来的这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面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他留下的名言大家都知道,就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嘛,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是了。今天有的玩就玩,盘子崩在后面,或者再后面的人手里,那是活该他倒霉。 为什么开明的路易十六时期却爆发了大革命 接着就到了路易十六,就是法国大革命把他送上断头台的这个国王。三个国王,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好的,怎么好呢? 路易十六时代的巴士底狱是没有政治犯的,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留下了LXB这样的人物,他也早就把他放走了。但是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攻占了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呢?因为老百姓中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可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犯人。第二,他不仅仅开明,而且他还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节的是卢梭,卢梭就认为上流社会是最腐败的,下流社会是最干净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了、种地了,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琢磨把它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就是法国政治。 路易十六的开明还体现在他娶的太太是奥地利的公主,也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这个皇后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等等她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的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就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封建等级观念,这个就是启蒙时代就出现的。这个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的。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也没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非把你灭了不可。所以路易十六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国王。 那么法国社会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皇室、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等。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织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法国的这个土地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了。到大革命的时候,法国三分之二是自耕农,所谓的“自耕农”也就是人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就是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了。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的、最落后的。 那么在经济上呢?实际上法国那个时候是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受到的历史教育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怕有压迫哪怕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么好的一个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就是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之一。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毛时代没有发生革命,最多就是1976年“四五”事件。但“四五”事件和1989年的“六四”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而中国什么时候发生动荡了呢?恰恰是最开明的时候,手松开的时候,从胡耀邦到赵紫阳,专制的手是逐渐往外松的。这个时候,学生就频繁上街了。 好坏我们且不论,单纯就革命要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够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是错的。并不是像歌剧《白毛女》里说的那样,什么“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反抗,专制越严重反抗也越激烈”。真压紧了,其实根本无从反抗。一松开,可能反而反对的声音就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改革已经开始了,改掉了一部分。但是因为改革改掉了一部分,使得剩下那一部分没有改的就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这个时候革命就有可能爆发。这是长期的一个趋势。

朱学勤:“托克维尔线”

   ——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二 本文为此次演讲的下半部分。     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   一个民族的大多人若被隔绝在政治之外,信息不对称,一旦“参与爆炸”,报复性反弹,就又会造成大革命3.0的状态。   什么是自由派贵族   前面说过,托克维尔出身于自由派贵族,他们最可贵的不是贵族身份,而是不因自己家世被毁痛诋革命,一股脑儿“告别革命”。托克维尔幼年影响来自他的母系,尤其是他母亲的祖父——马勒·施尔博,曾出资赞助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出版事业。法国走向大革命3.0恐怖,议会审判路易十六,群言汹汹,只有这位自由派老贵族挺身而出,为落难国王担任辩护律师,他本人也因此被送上断头台。老贵族慷慨留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   托克维尔曾回忆幼时家庭氛围,合家吟唱缅怀国王从容赴死的歌曲,黯然落泪。他父母也曾双双下狱,被判死刑。幸亏发生“热月政变”,热月党人“落实政策”,社会还俗,父母出狱,断头台下捡回性命。托氏家族还有一个远亲夏多布里昂,是法国文学史上以伤感著名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也是自由派贵族。成年以后,托克维尔继承了先辈内在的精神风骨,但公开拒绝继承贵族的世袭名衔,以自由主义视角总结法国革命成败教训,超越家族得失,视野开阔,独成一家,其成就超过同时代研究法国大革命、发明“阶级斗争历史观”并被马克思引用的另一位史学家——基佐。   革命后,另有一位自由派则贡献了另一警世名言,一头一尾,交相辉映,照亮当中那段革命1.0到3.0的幽暗隧道:1815年欧洲第七次反法同盟最终战胜拿破仑,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维也纳召集欧洲和会,王党归来,弹冠相庆,舞会通宵达旦,数月不散。一位自由派贵族冲进舞厅,怒喝王党狂欢——“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你们什么都没有学会!”   遍读大革命史,我找不到能有比这两句名言更凸显自由派贵族内在风骨的史迹。这是真正的“穿越”,穿越二百年时空,直落当下时代。想想我们经历的“热月事变”,想想我们的幼稚狂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能超越一己、一族乃至一个阶级在上一时代的得失,具有如此清醒如此穿透的历史意识?   托克维尔本人做过多年国会议员,当过卡芬雅克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政界有亲身阅历。这样的经历没有局限住他的思想,反而磨砺他的历史观察力。《旧制度与大革命》最为精彩的章节第三编第一章,谈文人为何在法国担当社会动员,乃至直接出任议会领袖,“文学化”的领袖集团给革命造成何种后果,即因为他在政界内部曾有亲力亲为之阅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然,大革命的文学化政治性格首先应归咎于路易十四时代的长期专制,禁绝知识分子的知情与参与,一旦崩盘,“参与爆炸”,这才造成不懂政治却又具备文学煽情力的文人冲上第一线,充当“广场政治第一提琴手”。   李慎之临终前曾有类似观察,曾对我说:“在中国能看得懂这种政治,能负责任地发言,非得在如此政府里当过部级干部以上。”这话也是话糙理不糙。李慎之反民主,有精英倾向?不是的。这是因为政治生活还处于制度化程度低、信息不对称、社会大众包括文人知情权很不够的初级状态,要从根本上消解托克维尔所说的那一消极后果,首先是要根本改变这一状态。   而在此之前,它的具体运作在外面看不清楚,至多只能模糊感觉它的“潜规则”,你要身历其境,在里面摸爬滚打过,才知道它的强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才能够切中肯綮,说到要害。   反过来说,具有这等经历的人,有几个能像托克维尔那样正面使用这些从政经历,公开地说,大胆地说,负责任地说?   这也是托克维尔曾看到,当下很多人最担心的地方:一个民族的大多人若被隔绝在政治之外,信息不对称,一旦“参与爆炸”,报复性反弹,就又会造成大革命3.0的状态。托克维尔当年为何发愤著述?初衷就在这里。   五十年外翻新篇——托克维尔其书   托克维尔是当过部长的人,却是一个脑袋指挥屁股的部长,是一个真正懂得这种政治,却又让全民族分享他政治经验的部长。李慎之也担任过部级官员,他戏称自己是“学官”——胡乔木曾提议他任某部级机关首脑,他坚辞不就,胡才改任他为社科院副院长,一个学术机关的“部长”,他自称“学官”还能当,也愿意当。但他并未因部长俸禄而局限,颇有托克维尔曾祖辈那个自由派老贵族的风范。   托克维尔与李慎之这样的“部长”,不是屁股指挥脑袋,而是反过来,一旦提笔写历史,就可能超越我们这些以历史学为职业的人,成为教授的教授,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对自己生身之民族敢负责任、能担大任的人。   中国有史家断言,五十年的历史不能写,不可写。这一说自有其无奈,有合理性,但也有局限性。而托克维尔恰恰认为,五十年内外的历史最值得写,也最应该写: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离大革命已经相当远,使我们只是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那些激情到了我们这一代基本褪完,同时又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理解。   后代人写历史,史料占有比我们强,冷静客观也比我们强,但有一条致命短肋:离这个时代过远,已感觉不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没有现场感。只根据书面史料写出来的东西,哪怕再丰富,“纸上得来终觉浅”,首先就是“隔”,会发生另一种主观,另一种扭曲。   其实中国的史学传统并不排斥当代人写当代史,甚至,中国史学的伟大传统就是从司马迁写当代史开始。为此,司马迁个人身受“腐刑”,付出惨烈代价。千年之后,我们才可能读到《史记》——“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司马迁和托克维尔的著述成功,都证明历史写作的最佳时间,可能就是在距离那一时代五十年左右的间隔?近了不行,激情与利害得失尚未过滤;远了也不行,没有“在场感”,即使写成一部《哈姆雷特》,也可能是“有哈姆雷特,却没有丹麦王子”。   放到当下,离我们50年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制度性原因是什么?又怎么逼出一个180度的掉头大转弯——改革?“文革”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   历史以否定的形式焊接在一起——“托克维尔线”   这就说到托克维尔此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历史是以否定的方式,将前后两个貌似相反的时代焊接在一起。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官僚制度在大革命前已经开始,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托克维尔在这本书的序言里特别交代:   我不仅看到了大革命最早的努力这一秘密,也看到了它对最终结果的期望。——几年过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变成暗河没多远,水流就又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在其他国家其他时代曾多次发生,我们或可称之为“托克维尔线”?回首中国人自己经历的“文革”、改革,可以检验“托克维尔线”是否存在。   托克维尔的思想贡献当然也不限于这一“曲线”。他也有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的盲点,但他确实占有近代思想史上很多个第一:   第一次揭示如巴黎那样将一国首都建成三中心重叠之超大模式,是自掘坟墓;第一次揭示专制制度要么造成公众冷漠,要么造成文学化广场政治;他第一次警示改革与革命的不解之缘,改革一旦启动,万不能中途停顿;   甚至第一次正面论述共和与民主的紧张,民主与自由的冲突,以至史家评述他虽然是近代人物,却具有现代思想性格。   所有这些,对我们走好前面的历史行程不无裨益。时间所限,最后只能说一说托克维尔与中国的缘分。   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引起关注,康梁上书即已形成热点。从晚清到民国,每一次社会危机出现,有识、有忧之士即会想起大革命3.0,激进者为之辩护,自称为“革命派”,保守者为之警示,被称为“保皇派”,两种对立的历史叙述都是很早进入中国,如卢梭学说进入中国是在一个世纪之前,而严复1903年立刻做出反应,对之抨击,也有百年之久。直至2011年网络上的韩寒三篇博文引起轩然大波,也能看到大革命史的不同论述。   如此极端的大革命引进史、复述史,从一个侧面反映百年中国,始终处于两极摆荡,找不到一个长治久安的中点。无论是历史争议还是现实辩论,两造之间,独独缺少托克维尔这一节:维护小革命1.0,批判大革命3.0,既不能简单归之于“革命派”,也不能简单归之于“保皇派”。   “文革”中,也曾以法国革命前后的极端事件比附当时的群众运动,如称“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为“新北京公社宣言”,称上海“一月革命”为“巴黎公社”。流风所及,以致1966年群众运动分裂,也出现“保皇派”这一大革命史特有的法国贬称。但那些对大革命史的理解,仅限于五四时期的片面颂扬。   其实,在革命与保皇两极之间,还有托克维尔这样的独立思想。“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润之昔日豪情,抚今思昔,后一句似应改为:“想改革、忧革命,还看今朝”?无论如何,2012年一开始大家能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算是“盛世危言”,也比此前只读各种麻醉品好。这本身就是好消息,令人惊觉,也令人清醒。 来源: 南方周末

朱学勤:重读托克维尔

学友讨论 朱学勤,有长进! 老看老想 2012-12-17 01:31:51 此文,少了许沪式滑头。 起托克维尔于地下,本老头要问他: 1.你考察了美国革命,认为远优法国革命。你认为民国(台湾)宪政改革或革命,美式?法式? 或民国式的军政.训政.宪政? 2.中共在大陆革了民国的命,1.0?2.0?3.0?还是帝制的迥光反照? 我想,托克维尔是回答不了的。"改革与革命赛跑"亦属吃党份子忧天倾。 其实,改也好,革也罢,不开放党禁报(网)禁,全扯蛋!   讨论标题: 作  者: 密码: 只有注册用户才能参与讨论。若您尚未注册,请[ 按此注册 ] [ 进入爱思想社区 ]    

朱学勤:出家、思凡、大还俗——谈《旧制度与大革命》

朱学勤:出家、思凡、大还俗——谈《旧制度与大革命》 进入专题 : 旧制度与大革命    ● 朱学勤 ( 进入专栏 )        编者按:2012年11月30日,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座谈会上向专家们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位外国人一百多年前写的书何以值得推荐?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启发?朱学勤先生对法国大革命素有研究,本期刊发他就此主题在“共识书会”(共识网主办)所做的长篇演讲,供读者诸君参考。      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这些年突然出现“历史热”,2012年更奇怪,从年初到岁尾,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说的不是那些让热血膨胀的“大秦帝国”、“大唐帝国”或“大清帝国”,而是有点让人泻火败气的“衰史”——《旧制度与大革命》,还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三十多年前初版,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托克维尔这本书出版于1856年,说的是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一百五十年后我们中国人关注?现在海内外在流传某某某在读这本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朝野上下将视线集中于这本书?这本身就是个信号。      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      法国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地球上要找一个疆域如此匀称,同时具有大西洋、地中海两条海岸线,唯此一家。气候之温和,植被之好,土壤之肥沃,飞在法国上空看到的地面景观和北京周围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绿得发黑,想起我插队时的中原华北,忍不住愤慨上帝不公。法国没有一寸不是好地,从南到北,我没有看到一块沙丘、盐碱地,尤其南部之美,可称福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要找一个人口与幅员适中,政府边际效力能抵达最远边界,却又不致形成庞大高压,那就是法国。但恰恰是这个国家,近代史几乎是一部内乱史,革命不断,起义成瘾,断头台疯狂起落!   举个例子,《宪法》。英国没有《宪法》,却有宪政,从1688年光荣革命一锤定音,到今天四百年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供养着一个王室。王室婚庆大典,百姓如痴如狂,争睹如潮。美国有《宪法》,也有宪政,但是这部《宪法》是1787年在费城制定,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一直沿用到今天。与时俱进者,是《宪法》后面的修正条款。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1791年宪法几乎与美国宪法同时诞生,到现在《宪法》已经改动十几次,一部接一部,几乎看不出最初的样子了。不说帝制多次复辟,仅以“共和政体”论,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现在是“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法国平均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政危机。而1789年发生的那场革命,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久、震动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故称“大革命”。我们说到英国革命,有没有称其为“英国大革命”?说美国革命有没有说“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这场“革命”,名副其实,大家公认它为“大革命”!而这场“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动荡。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从历史来讲,它不是二等国,曾经是地地道道的一等国。   那么革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能不提到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王权专制达到极点,“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对外扩张,拓展疆土,对内扫平豪强,迁天下贵族富户三千家于凡尔赛,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咸阳道旁。凡尔赛之奢华和气派,远超过故宫。凡尔赛成为全法国的销金窟,贵族、富户、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   那么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吸空了地方财力,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只是到路易十六爆发。一场大革命为什么能把全法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那么个悲剧结局?原因多多,其中有一个则从来没人提,但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你把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这样的一个结构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贵夫人既有闲又有钱,能干什么?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女人们就在男人留下的客厅里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挖男人的坟墓。沙龙与宫廷近在咫尺,却是后者的坟墓,却寄生在一处!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   路易十六娶的太太是奥地利公主,也就是玛丽·安东内特皇后。她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那个封建等级观念,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法国社会阶层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自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这个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到大革命时,三分之二是自耕农,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   经济呢?那时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说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么一个并不算最差的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才是托克维尔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   好坏且不论,单就革命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真压紧了,无从反抗,一松开,危机可能反而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或者松了是坏事,一开始就不应该松,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危险千倍的革命家      短线触发的导火线,这个书里没讲。他也有理由不讲。因为托克维尔不是以编年叙述为己任,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他给自己规定是历史学和哲学的结合,不仅仅是叙述事情,或者不主要叙述事情,而是要深入探索已经发生的事情后面的原因。   所以关于具体的导火索,我就补充一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   导火索是什么?钱,税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来自税务部门的官员?我一直讲,税务部门是给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埋炸药包的部门。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世界历史上四次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只有俄国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混乱,给列宁创造十月革命,他的财务危机是在革命之后找上门来。其他三场革命全因为税收引起,都是因为税务部门或者说王权要加税,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经过民意机关同意,想加就加,加成习惯了,像吸毒上瘾一样。直到某一天,又想再加一次,觉得此前加得比这更厉害,这次再加又有什么了不起?殊不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就是最后一次税收,而且是小小的一次税收。   法国革命的税收原因是什么?革命前两年,也就是1787年,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两次革命相隔两年,相关人员相互来往,“革命志士”互相支持,故称“姊妹革命”。在革命的传导链条上,前一事之结果往往就是后一事的原因。英国要加税,北美十三州才要独立。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因税收问题引起的“内战”。   北美独立,法王路易十六幸灾乐祸。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独立前,英国跟法国打了一仗,叫“七年战争”,争夺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国打败,撤退到更北面,就是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是加拿大的一个核心省,是说法语的一个省,前两年还要闹独立。这些法国人哪里来的?就是那次战争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七年战争打败,法王记着这笔账。到了1787年,英国人自己起内讧,13州要独立了。法王乐观其成,就悄悄地支持北美独立。   华盛顿他们当时只是民兵,打不过国王的雇佣军,尤其是民兵没有海军。海军从哪里来?法国支持。所以北美独立战争打八年,法国前期是隐蔽介入,后期是公开宣战。对华盛顿来说,实际上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因为1765年的时候英王的军队帮北美赶走了法国人,华盛顿是参加过那次战争的,受过英国的战争训练。一转眼,他站在法王这边,要法王出兵帮着打英国人。   前期隐蔽介入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民间军队。民间军队当时有一个我们后来也用的称呼,就叫志愿军。为什么叫做志愿军?因为他不是政府军。(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朱学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旧制度与大革命   

纵览中国 | 朱学勤: 出家、思凡、大还俗——谈《旧制度与大革命》

(本文为作者在共识网读书会第三期上的讲演整理稿) 这些年突然出现“历史热”,2012年更奇怪,从年初到岁尾,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说的不是那些让热血膨胀的“大秦帝国”、“大唐帝国”或“大清帝国”,而是有点让人泻火败气的“衰史”——《旧制度与大革命》,还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三十多年前初版,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托克维尔这本书出版于1856年,说的是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一百五十年后我们中国人关注?现在海内外在流传某某某在读这本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朝野上下将视线集中于这本书?这本身就是个信号。 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 法国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地球上要找一个疆域如此匀称,同时具有大西洋、地中海两条海岸线,唯此一家。气候之温和,植被之好,土壤之肥沃,飞在法国上空看到的地面景观和北京周围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绿得发黑,想起我插队时的中原华北,忍不住愤慨上帝不公。法国没有一寸不是好地,从南到北,我没有看到一块沙丘、盐碱地,尤其南部之美,可称福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要找一个人口与幅员适中,政府边际效力能抵达最远边界,却又不致形成庞大高压,那就是法国。但恰恰是这个国家,近代史几乎是一部内乱史,革命不断,起义成瘾,断头台疯狂起落! 举个例子,《宪法》。英国没有《宪法》,却有宪政,从1688年光荣革命一锤定音,到今天四百年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供养着一个王室。王室婚庆大典,百姓如痴如狂,争睹如潮。美国有《宪法》,也有宪政,但是这部《宪法》是1787年在费城制定,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一直沿用到今天。与时俱进者,是《宪法》后面的修正条款。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1791年宪法几乎与美国宪法同时诞生,到现在《宪法》已经改动十几次,一部接一部,几乎看不出最初的样子了。不说帝制多次复辟,仅以“共和政体”论,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现在是“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法国平均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政危机。而1789年发生的那场革命,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久、震动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故称“大革命”。我们说到英国革命,有没有称其为“英国大革命”?说美国革命有没有说“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这场“革命”,名副其实,大家公认它为“大革命”!而这场“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动荡。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从历史来讲,它不是二等国,曾经是地地道道的一等国。 那么革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能不提到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王权专制达到极点,“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对外扩张,拓展疆土,对内扫平豪强,迁天下贵族富户三千家于凡尔赛,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咸阳道旁。凡尔赛之奢华和气派,远超过故宫。凡尔赛成为全法国的销金窟,贵族、富户、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 那么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吸空了地方财力,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只是到路易十六爆发。一场大革命为什么能把全法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那么个悲剧结局?原因多多,其中有一个则从来没人提,但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你把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这样的一个结构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贵夫人既有闲又有钱,能干什么?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女人们就在男人留下的客厅里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挖男人的坟墓。沙龙与宫廷近在咫尺,却是后者的坟墓,却寄生在一处!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 路易十六娶的太太是奥地利公主,也就是玛丽•安东内特皇后。她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那个封建等级观念,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法国社会阶层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自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这个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到大革命时,三分之二是自耕农,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 经济呢?那时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说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么一个并不算最差的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才是托克维尔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 好坏且不论,单就革命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真压紧了,无从反抗,一松开,危机可能反而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或者松了是坏事,一开始就不应该松,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危险千倍的革命家 短线触发的导火线,这个书里没讲。他也有理由不讲。因为托克维尔不是以编年叙述为己任,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他给自己规定是历史学和哲学的结合,不仅仅是叙述事情,或者不主要叙述事情,而是要深入探索已经发生的事情后面的原因。 所以关于具体的导火索,我就补充一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 导火索是什么?钱,税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来自税务部门的官员?我一直讲,税务部门是给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埋炸药包的部门。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世界历史上四次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只有俄国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混乱,给列宁创造十月革命,他的财务危机是在革命之后找上门来。其他三场革命全因为税收引起,都是因为税务部门或者说王权要加税,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经过民意机关同意,想加就加,加成习惯了,像吸毒上瘾一样。直到某一天,又想再加一次,觉得此前加得比这更厉害,这次再加又有什么了不起?殊不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就是最后一次税收,而且是小小的一次税收。 法国革命的税收原因是什么?革命前两年,也就是1787年,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两次革命相隔两年,相关人员相互来往,“革命志士”互相支持,故称“姊妹革命”。在革命的传导链条上,前一事之结果往往就是后一事的原因。英国要加税,北美十三州才要独立。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因税收问题引起的“内战”。 北美独立,法王路易十六幸灾乐祸。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独立前,英国跟法国打了一仗,叫“七年战争”,争夺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国打败,撤退到更北面,就是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是加拿大的一个核心省,是说法语的一个省,前两年还要闹独立。这些法国人哪里来的?就是那次战争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七年战争打败,法王记着这笔账。到了1787年,英国人自己起内讧,13州要独立了。法王乐观其成,就悄悄地支持北美独立。 华盛顿他们当时只是民兵,打不过国王的雇佣军,尤其是民兵没有海军。海军从哪里来?法国支持。所以北美独立战争打八年,法国前期是隐蔽介入,后期是公开宣战。对华盛顿来说,实际上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因为1765年的时候英王的军队帮北美赶走了法国人,华盛顿是参加过那次战争的,受过英国的战争训练。一转眼,他站在法王这边,要法王出兵帮着打英国人。 前期隐蔽介入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民间军队。民间军队当时有一个我们后来也用的称呼,就叫志愿军。为什么叫做志愿军?因为他不是政府军。当时法国和英国还没有宣战,但是法国的武装力量介入了,但又没有宣战,所以这批军队就叫志愿军,武装的NGO(全场笑)。在座各位笑得对,并不是1950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才叫志愿军,此前二百年就有了。独立战争后期,法王才向英国公开宣战,出动了海军。当时出动海军相当于现在出动二炮部队,非常昂贵,只有政府才养得起。那真是帮了华盛顿,帮北美打赢了这一仗。 打完这一仗,国库亏欠得厉害。当时法国的货币单位是锂。国库亏欠达到五亿锂。路易十六对这个五亿亏空的想法很简单——由贵族承担,因为此前都是贵族承担。他把贵族召集起来,贵族不干。路易十六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实际上符合启蒙运动的要求:把贵族底下第三等级召集过来,类似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问他们:“你们出不出?”企业家齐声说:“不行,凭什么我们出!”正如前面说的,当改革改到一半时,剩下的一部分更为触目、更让人反感。这个三级会议路易十四时代就停止了。所谓的三级会议就是民意会议。路易十四觉得“朕即国家”,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还开什么会。到路易十六,已经停开一百五十多年。 停了这么久的三级会议,路易十六恢复了,可谓开明进步。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按法国中世纪的传统,三级会议是分厅议事。不想这次三级会议召集了以后,他们自说自话,做了个决定,要合厅议事,三个等级要合在一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咱三个等级要形成“共识”,不能被国王分而治之!国王觉得这不是造反嘛!我已经这么开明了,让你们开这个150多年都没有开过的会,你们还得寸进尺? 但革命就是得寸进尺。国王下令把三级会议的会议厅锁起来,不让他们开会。人都到了,会堂锁起来,这些人就在广场上干等?不可能啊。所以他们自己找了一个露天网球场,三级代表就在那里发誓,说我们一定要开会,还要给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用宪法来规范国王和我们之间的权力分割! 这又进了一步,不讨论税收讨论宪法。国王觉得巴黎已经失控,军官们在凡尔赛宴饮,把象征巴黎的红蓝白三色市徽扔在底下乱踩,撒酒疯说要血洗巴黎。这些话传到了巴黎,一时谣言四起。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说明革命已经在收集乌云。巴黎市民争相散播谣言,说凡尔赛要血洗巴黎,与其你血洗,不如我起义。7月14日这一天起义果然发生。因为一个税收,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马克思当年曾说,蒸汽机是比布朗基可怕百倍的革命家,我补充一句,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可怕千倍的革命家! “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 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巴黎的国民公会、立法议会等等,最后都是被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呐喊声所控制。赞成、投票、不赞成、否定等等,都是以他们的声音最响亮。这时进入革命的比赛阶段,会有各种派别,只要前面一个派别比后面一个派别显得温和,后面那个派别立刻就可推翻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宁左勿右,谁更左、更激进,谁上台。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 如果说第一阶段仅仅是政治革命,改变巴黎的主人,或者不改变主人,在主人旁边加一个宪法,紧箍咒套住他。那么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有了社会革命,“分田分地真忙”。第三个阶段就是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执政,更上层楼。但是,要推翻吉伦特派,你总要显示出特殊的地方,所以他把自己后面这个阶段就叫做“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他还真把自己称为“文化革命”!就是说,早在毛泽东文化革命以前两百年,法国人就玩过这一把。法国的所谓文化革命,总共一年,从1793至1794年。 文化革命是最激进的阶段,政治改,社会改,最后他们认为,最难改,但最应该改的是精神结构,要铲除旧人,要塑造法兰西新人!于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大规模的教育改制,诞生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切割的新文艺,即所谓“唱红”,流行法兰西小红帽,还流行改人名、改地名,如我们搞过的“张卫东”、“李卫彪”、“反帝路”、“反修路”。 薄熙来那是小打小闹,模仿“文革”,罗伯斯庇尔早在1793年的法国,就玩过这一把。但凡玩“唱红”这一手,一开始确实是意气风发,老百姓觉得从来没有活得这么意气高扬,这么慷慨激昂。但事实上,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与每一个人为敌。 思凡、出家和还俗 “红”为何会周期性发作,一旦发作还有那么大的魅惑? 个人有短期发热,人类群体有没有短期发热?有。个体发热,精神至上,逐渐厌世,会经历一个削发为僧或为尼的极端事件——“出家”。在寺庙中待久了,春心萌动,又会“思凡”,然后再偷偷下山——“还俗”。这样一个“出家”-“思凡”-“还俗”三部曲,在人类群体生活中也会出现。大革命来的时候,人似乎都能舍弃物质生活,显得特有精神境界,每天都在追求崇高理想,那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集体出家”的社会学现象即此降临,这个“鸡犬升天”,是说一个人相信某一种乌托邦的理想,通过广场扩音器放大,整个社会都跟着他催眠,进入他指引的精神境界。人类社会似乎总是间歇性出现这种情况,法国这样,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但在广场上折腾时间长了,每一个人都开始思恋“厨房里的火鸡”,从广场偷返厨房,又想回世俗生活中去,革命中的“思凡”现象开始出现。“文革”中后期出现逍遥派,女同学热衷于编打毛衣,交换编毛衣的各种线路。男同学热衷于在宿舍里装半导体收音机,交换各种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实际上就意味着广场上的路线斗争已经被“思凡”置换,置换为女人手里的线路、男人手里的收音机线路,已经置换为世俗的追求。同时,手抄本也开始流传开来。到这时,必有某派某党意识到这个潜流,“出家”的时代结束了,“思凡”、“还俗”的时代开始了,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山间寺庙回到山下厨房正常生活,衣食住行、男欢女爱。如果他成功地发动政变,社会就会顺着他的政变改变发展方向,我称“社会大还俗”。 于是,1794年7月24日法国发生了一个从精神向世俗的转变。因为是在夏天热月发生,俗称“热月事变”。热月事变推翻了精神乌托邦,三天后,又将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然后重新组织政府。这个组织起来的政府从革命时候的疯狂,向世俗生活大规模退却,这种退却,用邓小平允诺香港的那句话来讲最形象:那就是“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正常的生活回来了!这种集体“还俗”的社会现象历史学称为“热月现象”。我们可以说,热月现象实际上不仅仅属于法国,它既是法国的,也是俄国的,更是中国的。 中国的“热月事变”什么时候开始?1976年。我们的热月事变有两件事,一上一下,相互配合,你写上半篇,我写下半篇,这样来完成。上半篇就是1976年“四五”事件,下半篇就是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件,一个汉语版的“热月事变”,把“中国的罗伯斯庇尔”张春桥、江青送进监狱,后者差一点送上断头台,中国人开始回到正常的世俗生活。 (第一部分完)

纵览中国 | 朱学勤 荣剑 萧功秦: 朱学勤 荣剑 萧功秦通信一扎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致荣剑 荣剑:        等了八天,只等来几句中转而来的手机短信。以如此方式转致歉意,却不公开澄清在清华讲堂广泛传播的影响,这是不够诚意的。 本也想到此为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在这些天内,一些网刊、网文已经在转发或引述你从萧功秦处听来,并在清华放大的那段话(注)。转发引述者都是善意,但毕竟是以讹传讹,却不见你与始作俑者澄清。看来只能由我这个被动者公开作答,略作说明? 2012当属多事之秋,我也在思考并回答“革命还是改革”这一问题。此前我批判法国革命,但从未赞成过李泽厚笼而统之“告别革命”,并著文批评过李泽厚这一观点。海内外一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我也懒得理会。在史学层面,我始终反对法、俄“大革命”,赞成仅限于政治层面的“小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在现实层面,今年以来危机四伏,山雨欲来,我一直在倡言改革,只有重启改革,才有可能化解革命;若为利益集团挟持,冥顽不化,则很可能发生革命。至于知识界借辛亥百年讨论革命与改良,我认为既不能人为制造革命,也不要制造革命恐怖论;后者与辛亥史实不符,也与今日“稳定压倒一切”合流,为利益集团挟持社会拒绝改革所用。总之,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即使革命不幸发生,是好是坏谁也无法预测,只能尽人事以令天择,争取限制其“小”,为社会少付代价,而不能扩展向“大”,玉石俱焚。     这里不存在萧功秦所传“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主观期待。以讹传讹,却以萧功秦此句流言始。咨询萧功秦提供的旁证人,当时是萧开始议论,先说“老朱变得很激进”,然后才有此“引语”,荣剑接过去加码,一变而为“革命的必然性”乃至“必要性”,并拿到清华讲演去放大。      我与萧功秦因重庆模式发生分歧,已经有一年多不接触。2011年春,“唱红打黑”如日中天,上海某方组织重庆模式研讨会,场面盛大,鱼龙混杂,称“东有日出,西有日出”,长江上、下游两个“日出”应相互辉映。我见萧功秦也在出席者名录,为尽友道,曾打电话给萧,劝他以后不要再参加此类会议,无论说什么,都可能被人利用。不料话未说完即遭粗暴打断,恼羞成怒,称我欲作“清流”。经此一事,再不闻问,即使看到他后来被邀去重庆,以及重庆归来答记者问,其中关于我的那段说法既不准确,也有失厚道,未作理会。 今年三月一日,有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官员召集知识界座谈,说北京有调研组来沪征求对十八大及政改意见。平时开会能不去则不去,能不言则不言,此次既闻政改与否,倒觉得不说白不说,而且应该说在前头,勿谓言之不预。那一次是我破例抢先开头,只是想打破禁忌,把后面的发言口径尽可能打开打宽,其他人才好接着说。我举耀邦当年平反冤假错案,以剥离前任“负资产”始,才迎来80年代改革局面;请当局以耀邦为垂范,继续剥离“负资产”,包括耀邦本人蒙受的冤案以及学生、知识界遭受的迫害,都应该平反。否则,谈不上政改,也谈不上取信于人,与民更始。提有三点: 一,    必须为“六四”受难者平反; 二,    必须为法轮功一案伤及底层无辜平反; 三,    必须为重庆“唱红打黑”蒙冤入狱者平反,并追究薄熙来罪责。(当时王立军事发,薄熙来还在重庆执政)。 这一天萧功秦亦在座,他也确实接着讲,不同意我的意见,为重庆模式能解决民生问题辩护。这是最近一年我们两人唯一一次交集,发言皆有官方记录可验。因上述不愉快,已不愿与其争论,各讲各,讲完即走。但我并不认为上述意见有什么了不得,也没有什么“激进”,只不过是守一条底线。知识界多少年多少人皆有同感,我只是当着官方面,打破这条官方禁忌而已。除此之外,与萧再无接触,怎么可能与他讨论革命?更不可能对他说什么“革命的好与坏”。 薄熙来出事,重庆模式垮台,萧功秦或许有一点舆论压力,但也不要紧,同样那点主张,今天这里垮台,明天那里会用。对不同意见也不必背后打听,传播流言,给人戴上红帽子。他也可以继续坚持他在六四问题上的立场,那年开枪前夜,我对他说你若还是坚持这样的立场,那就只能绝交。结果枪也开了,血也流了,他还是为六四辩护,不还是我让步,念多年友情,不忍绝交?但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始终没有过“共识”,他未变我亦未变,二十三年如一日,何来“老朱变得激进”,他自己“中道超越”?学者贵在独立,不随官方而俯仰,不为某官见弃悲,不为某官见赏喜。形势对自己不利,不必恼羞成恨,形势对自己有利,也不必转嗔为欢。为学不可取者,是不敢公开自己的坚持,又把不同意见夸张为另一个样子,虚拟一个“激进”来“超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改革即可能有革命”,说的是客观趋势;到萧功秦这里一变为“革命未必是坏事,革命的结果就未必那样坏”,呈主观期待,隐隐然盼望革命;经荣剑误传,再变为“革命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必要性”,活脱脱毛氏话语。何必“三人成虎”?有此二人足矣。但这样一顶红帽子、毛氏套头语,本人还是耻于认领。我不惧有此传言得罪体制,该得罪早就得罪,再难听的话也已经当面直说,何来恐惧?也不想以浮言邀浮誉于江湖,该澄清必须要澄清。 至于荣剑短信说“应有担当,免于恐惧”,“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否则,何以垂范后学;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与人致歉,能否这样说话?原则上是不错,但也是张冠李戴,说错了对象。 关于第三波还是第几波,这种说法也不恰当,更不必有意去“掀起”。这不是“担当”,而是毛式专用语,文革中已被用腻,大话炎炎,令人生厌。我赞同人应有大气,也欣赏荣剑下海甫上岸,即大声说话,如前此评重庆模式与学者奔竞, 此次又驳房宁者言,写得都不错。不过,大气不是浮气,陆地行走也不是海里逐浪,需仔细辨别,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一步一步踩稳了走? 悠着点,路还长,有定力能沉毅者方能行远。故不避直言,不揣冒犯,这也是朋友忠言,虽不敢绝对,还盼荣剑兄海涵? 朱学勤   2012-11-9 注:清华大学2012年法政哲学论坛,荣剑发表讲演,题为“改革和革命:中国的选择”。2012年10月31日《共识网》刊发。       附一:给萧功秦发email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xueqin zhu To: 萧功秦 Sent: Thursday, November 01, 2012 7:24 PM 萧功秦:         请见附件,荣剑在此讲演中提到你曾对他说,“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  对此说法深感震惊,请问我何时对你说过这样的话?此说毫无证据,是不负责任的流言,要么出自你,要么就是荣剑转述错误,两者必具其一。       请你尽快澄清此事。         朱学勤          附二,萧功秦回email    --- 12年11月1日,周四, 萧功秦1 写道: 发件人: 萧功秦1 主题: Fw: 收件人: "荣剑" 抄送: "朱学勤2" 日期: 2012年11月1日,周四,下午7:58   老荣:转来老朱一信,得知你在北京一次公开场合谈到老朱讲过一段话,请问,我什么说过“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这样的话?你应该回忆得起来,我的原话是,“老朱认为,如果改革走不通,也许会发生革命,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我的这段话,都有旁人可证明,朱小平也在场,邓正来也可能在场,他们可以证明。我谈的这段话并不是公开场合,而是私下朋友间谈话。你把我的原话意思变了,且在公开场合上讲,这会对老朱造成一定的困扰,真不知你怎么会这样做,希望你解释一下。请回复。萧功秦       附三:萧功秦转荣剑手机短信并附言: 荣剑给萧功秦回短信   老萧,我在北京对很多自由主义学者说,要掀起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老朱是自由主义的重要领袖,应有担当,免于恐惧,否则,何以垂范后学。我出言或有不慎,以后应予改进,但你们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此言虽有不敬,绝对是朋友忠言。请向老朱致歉致礼,去上海时我摆酒请罪。荣剑。   萧功秦附言:      这是荣剑回信。他请我转给你。并向你致歉意。我请他直接写信给你。他说不认识你还是由我代转好。      给老兄添了麻烦。万请原谅。萧功秦  2012 11 2 12;26 荣剑:学者的清誉和担当——回朱学勤的信   学勤兄:   因我出言不慎或修辞不当,这回不仅要得罪你,恐怕还要得罪所有上海学者。“懦弱”之说,用在谁的头上,都不会有愉悦的感觉,更况乎你这样的学者。我这近乎戏言和调侃之词,真不必当真。其实,二十多年过去,人在做,天在看,谁是真情汉子,一目了然,绝非一叶可障。上海多有我深感钦佩的学者,比如沙叶新,比如你。在士林腐朽、学风日下之际,保有一份清誉和担当,的确很难。我为此理解你的心情,接受你的所有批评。就引言而论,我虽听之萧功秦,对你的具体语境确实不察,但作如此表述,是有大话炎炎之嫌。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承担,不必过责于功秦兄。在此向你表示真诚歉意,请你务必谅解。   读你的信,的确还是会有所联想。你提及和老萧的分歧,以及绝交的往事,我以前也听闻过。这些年来,我私下里曾多次批评老萧,提醒他弃言新保守主义那套话语。共识网上发表的我对他新书的评论,提到了“制度要转型,理论也要转型”,就是要求他放弃新保守主义,不能再为国家主义提供任何学术支持。这话老萧肯定听不进去,他在这个领域苦心经营二十多年了,声名如炬,岂能轻易弃之?作为一个学者,坚守自己的学术主张,不曲学阿世,不附炎趋势,当是本份,但是,老萧的动机总是令人质疑。我就对他说过,也和别人说过,萧功秦这两年来,两次站错队。一次为重庆说话,被苏伟教授树为右派转变立场的标兵;另一次则是为张木生重返新民主主义提供论证,主动把自己的新保守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靠。在大是大非的现实面前,我总觉得萧功秦脑子犯迷糊。以前他提倡新权威主义,或许掌握部分真理,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合理性,现在还是这么讲,在学术上毫无反省,的确让人费解。   学者何以立身?学者何以问学?学者何以经世?历代历朝好像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但是底线是有的。不说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近乎圣人的尺度,至少应该达到顾炎武所倡导的“行己有耻”,不能无所不取,不能无所不为,要“有耻且格”。 对于当今的一个学者来说,何谓不取?何谓不为?并不难以抉择,无非就是表达一个立场和态度,一个价值观,一个是非标准。“重庆模式”高潮时,有多少学者蜂拥而去,又有多少学者表达不齿,现在来看,谁是谁非,岂不清楚?批评老萧,真是朋友之间的诤言和互相提醒,对待那些投机者和献媚者,岂有如此客气?我写的那些批评若干不良学者的文章,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概就是道德底线还在,良知良心还在,国之四维还在。无耻之徒,终不齿于人间。   我在给你和老萧的短信中,提到学者的“担当”和“垂范”后学,也是有感而发。学者洁身自好,凭良心做人,不和权力同流合污,不刻意迎合世俗,在现在的条件下,已属高尚品质,能做到这些,已经可以垂范后学了。在不能免于恐惧的体制下,学者的责任和担当会有不同的表达形式,非以只身挑战权威为首选,学者的言说是他惟一有效的武器。在互联网的时代,话语真正成为了足以和暴力、资本相抗衡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形成和壮大显然取决于作为个体的学者的发声,如你所说:“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我期待你的言说。   有不当和不敬之词,请学勤兄务必再次谅解。顺致撰安。   荣剑   2012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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