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

朱维铮:辛亥革命前张之洞其实早就独立了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陈晓勤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革命之前的思想激荡      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枪子还得签下《辛丑和约》,举国上下都受到耻辱的刺激,革命思潮才旺盛起来,这直接引发了戊戌变法;而戊戌变法的失败更加证明了清政府不可救药。所以当时的思潮转变为推翻清朝———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直接原因和戊戌变法有关。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我们知道,晚清国运飘摇,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而晚清思想变革史,也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这次我们做“百年辛亥”的访谈,希望能从你这里了解到,百年前,在这场影响中国命运的革命前后,国人的思想经历了怎么样的变化?      朱维铮:我认为,与辛亥革命思想史更有直接联系的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激起来的改革运动。因为被欧洲人打败,1840年已经历过了;可是被一个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的国家———日本打败,这是很多人没有料到的。很多人认为,中国在海军上投入了那么多,建设了那么多年,居然还被打败,尤其是被日本打败。这让知识分子痛心之余,也引起了他们的思想悸动,于是有了戊戌变法。这从后来“戊戌六君子”特别是谭嗣同的言论便可以看到这一点。      南都:可之前有人说是洋务运动作了开端?      朱维铮:对这个说法我一直不支持。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共有十二年,是研究晚清思潮十分重要的时期。正好这十二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研究分析最少。李泽厚《告别革命》的观点是说革命者不给其他温和的改革者机会尝试,他的理由就是洋务派要改革、慈禧太后也要立宪。但洋务运动老早失败,不需要戊戌变法来证明,而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枪子还得签下《马关条约》,举国上下都受到耻辱的刺激,革命思潮才旺盛起来,这直接引发了戊戌变法;而戊戌变法的失败,紧接着慈禧政权就煽动义和团“扶清灭洋”,结果导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更加证明了清政府不可救药,所以当时的思潮转变为推翻清朝。      南都:戊戌变法中,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提出什么救国良策?康梁还有哪些代表思想?他们师生之间有什么异同之处?      朱维铮: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总是首先觉悟的。康有为的代表思想便是中国非改革不可,并且认为改革只有走彼得大帝或者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所以他给光绪帝献的书便是《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和《波兰分灭记》。晚年康有为自己篡改了很多奏稿。现在有人将康有为捧得很高,不符合历史,他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梁启超当时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体制问题,他希望能够君主立宪,把君权限制到最小。所以,戊戌变法之后康、梁两人已经开始观点不同了。      南都:梁启超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朱维铮:他年轻得很,才二十来岁。维新变法后,就被通缉跑到日本去。他很多思想都是转手日本,向西方学习来的。      南都:你刚才说章太炎是彷徨的,但后来又坚定了革命方向,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思想变化呢?      朱维铮:戊戌变法失败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慈禧太后以牺牲中国人民权益的高昂代价,换取清廷的继续统治,而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反对沙俄侵占东北和清朝出卖领土为契机,把在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提上了改造中国的日程。残酷的现实惊醒了章太炎的“客帝”梦,清朝统治者镇压义和团的卑劣手段令他愤慨,汉族官僚乃至市民对于外国侵略者的顺从态度,更使他吃惊。他在1900年出版的《訄书》初刻本内《客帝篇》上,写了严厉自责的一段批语,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国内人心产生巨大变化,在康有为的拥护者中间引起了很大动摇,连梁启超等也在怀疑清朝皇帝是否可保。康有为大为恐慌,连续发文,力图论证中国绝对不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因而绝对不可以放弃对光绪皇帝的希望,以稳住“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如何打破人们对清朝皇帝的崇拜,成为那时革命民主派的迫切任务,团聚在上海爱国学社里的一群革命者,他们设法控制《苏报》的编辑权,放出成串抨击保皇宣传的霹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      南都:革命党的革命思想又是怎么来的?      朱维铮:这要回溯到义和团运动起来的时候。当时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上海、天津还有南方的一些知识分子,大概七八十个人,在上海张园自己主动组织了一次“中国国会”,完全模仿西方的做法,每个参加者都有选举权,而后投票依据票数选出谁是会长,谁是副会长。结果选出来票数最多的正会长———容闳,留美的学生;次多的副会长———严复,留英的。表明比较亲日的知识分子得不到大多数人相信了。中国第一次出现底层主动要求民主,张园国会宣言第一条便是不承认通匪(义和团)、出卖国家利益的伪政府———指慈禧太后在西安成立的是伪政权。      这份宣言中还提出了一个引起争论的口号,就是要保救光绪帝来当新政府首脑。章太炎当时在会上便争论这个口号矛盾,一方面不承认满清伪政府,一方面又承认满清头目光绪皇帝。章太炎在1900年7月在国会上提出这个意见后得不到其他人的赞成,因而愤怒了,割了辫,改穿那种宽袍大袖,还给孙中山写了信。此信在香港一份讲革命的小报纸上登出来之后影响极大。后来,这被视为真正在中国提倡“排满”革命舆论的开端。      南都:章太炎属于江浙一派的革命党,此外还有孙中山的、两湖的,同盟会中共有三派,他们都同意通过暴力推翻满清政府吗?      朱维铮:当然,同盟会三派在反清上面是一致的。      南都:除了保皇党和革命派外,辛亥革命前后的立宪派思想,是当时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潮。立宪派有哪些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经历过哪些阶段?有何分歧?      朱维铮:立宪派实际上不是一个派,他们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君主立宪,但对实现立宪后君主的作用,分歧非常大。康有为极端的矛盾,他希望光绪皇帝能够当中国的彼得大帝,用专制君主权力,强迫进行现代化;又希望光绪皇帝学习明治天皇,因为明治维新实际上是士人、留学生策划改革。另外,当时主张中国革命的人,也希望中国有一部宪法,但这部宪法应当是怎么样的呢?孙中山似乎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章太炎便不赞成。当时国会制度叫做代议制,章太炎专门写了《代议然否论》讨论代议制是否适合中国。他认为代议制度只会培养出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国会,议员都像皇帝,所以他称之为议皇。章太炎说,我们中国连一个皇帝都不要,难道我们中国革命之后要培养出千百个“议皇”?后来有人便讲孙中山要搞三民主义,章太炎只要民族主义,是一民主义,我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章太炎要求直接民主,要求老百姓都能发表意见,因为他本身是比较底层的知识分子,连秀才都不是。      南都:章太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      朱维铮:这种思想来源于生活和传统,当时的浙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地方。他特别强调平等的传统,因为他习惯清朝的考据学家们平等地争论,他特别欣赏这些东西。他在政治上是反对权威主义的。      南都:江浙立宪派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认为立宪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惟一法宝。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      朱维铮:那不是张謇一个人的说法。中国从戊戌变法开始,便开始出现新派思想家。一直到“五四运动”,中国有新思想,可谓有见解的,起码有一百个。      南都:武昌起义后,康梁看到革命这样的局面,他们的思想有没有什么改变?      朱维铮:梁启超拥护共和,康有为主张复辟。康有为办“孔教会”最主要是为了复辟清朝君主制度。辛亥革命后两次帝制复辟,第一次是袁世凯,第二次是张勋。两次复辟,鼓动军头反复辟的主要是梁启超。张勋复辟时康有为是参与的,失败后跑到美国领事馆去,并在里面声称要将梁启超革出教门。梁启超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因此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      南都:革命派内部也有思想分歧吧?      朱维铮:分歧大了。比如说孙中山要平均地权,很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武昌起义的骨干就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后来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六十周年时,有人就批判他们革命不坚定,反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其实根本不懂得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何物。      革命之中的偶然必然      如果清政府没有那么愚蠢,提前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一点点实行“十九条”的话,不会有四川保路运动,也不会有辛亥革命,当然也不会有全国性的各省独立。但历史是不可以假如的。历史可以假如的话,那么辛亥革命不可能发生了。      南都: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晚清时思想的变革似乎是必然的,可你也曾提到辛亥革命是一个偶然事件,这种偶然性表现在哪里?      朱维铮:是的,在我看来它是偶然的,但是偶然里面又有必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它的必然性。从当时的角度来看,武昌起义是在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地方,谁也没有想到的时间,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个力量,谁也没有想到的一种方式起来的,而且一起来以后,就引起全国的连锁反应,从而终结了清朝的统治。没有偶然就没有必然,所有的必然性都是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为什么叫它偶然呢?因为谁也没有想到被吸烟引爆的那个炸弹,竟点燃了全国的革命火种。后来起义者在回忆里写得很详细,说原来怎么组织,怎么弄的。我是不太相信他们的说法,当时实况绝对没有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严密。      南都:你说到“必然性都是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有哪些史实能证明这个论点?      朱维铮:第一,随着各个省宣布独立,除了北京以外,满清政府只能控制北方的一小块地方。在1908年清廷搞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里面把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说成一样。武昌起义后他们把《钦定宪法大纲》抽出部分,变成《宪法信条十九条》,除了要保持清朝的君主体制外,答应立即实行议会民主。有的论者很赞美这“十九条”,却没有想想它提出的时间条件。      第二个,就是满清政府的对策,未必很荒唐,但恰好证明了满清政府的愚蠢。不挨揍的话,他就不会搞这些东西,但是人家已经反起来了,你才想用这种办法把它压下去,基本上不可能。如果“十九条”早搞一个月,也许武昌起义不会有的。四川的保路运动会平息下来,就不会闹得那么凶了,最后清政府武昌的新军精锐部队不调出去,武昌不变得空虚的话,也许他们几个人也闹不起来。      第三个,要承认革命力量的作用,那个作用在我看来是同盟会分裂以后,在湖北、湖南活动的都是中部同盟会,他们底下的一些机构,比如说文学社、共进会这些都是中部同盟会的分支,起义者都是大家不熟悉的,他们是下级的士官,正是他们成了历史的某一种动力。孙中山老是把起义放在两广边境,他不相信,在他没有指定的地方,在他没有活动的地方,居然会起义,还会成功。      我刚才做了两个假设,如果清政府没有那么愚蠢,提前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一点点实行“十九条”的话,可能没有辛亥革命。但历史是不可以假如的。为什么呢?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它已经发生过了。      南都:你刚才说如果“十九条”早搞一个月,也许武昌起义不会有,能举个例子吗?      朱维铮:对,因为在这以前,一直要求开临时国会,要求组织责任内阁,清廷反对,认为侵犯皇帝的权力。底下各个省都成立咨议局,一直把它当成官僚机构的附属物,不承认它是一个地方议会性的东西。比如说当时的江苏咨议局是张謇,他希望把地方的咨议局变成地方的议会,但清朝不同意。清朝临近死亡了,才意识到如何做,这是没有办法挽救的。      南都:为什么中部同盟会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      朱维铮:当时的独立跟光复会的活动有关系,光复会的活动主要在江浙一带,江浙也是比较早独立的,中部同盟会主要是在两湖地区,那么加上受他们的影响,包括长江领域这一带,长江领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反清的革命运动最早讲起来是长江流域这几个省,很活跃。说辛亥革命是孙中山思想的成功?恐怕不见得。他的威信在某种程度上是清朝政府给他造成的。      南都:那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在忙什么?      朱维铮:1911年辛亥革命发动的时候,孙中山在美国。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美国以后,孙中山以为像过去一样,就是大兵闹事,他不相信没有他指定的地方,没有他组织的力量,没有他搞到的钱,居然会起义,会成功。所以他找借口又从美国到欧洲转悠。以后一个月时间,十几个省都宣布独立,是他没料到的一个事情。      朱维铮: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也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因为他当时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其实是跟袁世凯讨价还价,当时南方的那批人逼袁世凯起来跟清朝政府决裂,但是袁世凯迟迟不肯这样做,所以把孙中山推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没有办法,哪有一个总统刚上来就说,只要你袁世凯赞成革命,我立刻让出来,各国第一任的总统哪有这样做的呢?他只做了几个月,没有什么权力。我当然不否认孙中山这个人,因为他当时被推成临时大总统有他的必然性,但是这个必然性要通过某种偶然性来体现出来。      南都:最后我们回头去看,辛亥革命在武昌这个地方取得成功,我们是不是不能忽略洋务运动改革者张之洞的功劳?      朱维铮:对。很多人认为要对张之洞重新估计,说他不是封建的,他其实是给辛亥革命准备了一个好地盘,准备了一个好的基础。像前面所说的张之洞预料不到新军们会造反,他是真心实意地要想挽救清朝的统治。但他的中体西用本身是矛盾的,把“体”和“用”分开了,体制不变,却要把西方好的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这是一厢情愿的办法。你东西拿过来了以后,就涉及到体制问题了。比如说组织新军就触碰到原来军队的体制,不能像过去完全独裁的体制,给兵一些钱,就可以替我打仗,替我卖命的,况且他不能再招农村那些不识字的兵了,所以他自己也得改变。另外,他在汉阳兵工厂搞新式工业,就涉及到不能由官僚控制,必须要找懂这一行的人去搞,否则搞不起来。此外,他搞教育改革,要改变过去的科举。1903年清朝废科举后,全国知识分子的饭碗没有了,怎么办呢?所以张之洞要办新式学校,搞新式教育,变成未来各级官僚的预备。因为新式教育涉及到许多专业,不能不照顾到过去瞧不起的职业了,这样就会影响到社会结构,结果新式教育和官僚体制起冲突。所以我说张之洞很多东西,本来想要达到这个目的,结果反而达到了另外一个目的。      南都:武汉的藩库特别有钱,这也是起义胜利的一个原因吧?      朱维铮:当然。这跟张之洞办新式工业有关,加上两湖搞了税制改革,再加上张之洞其实老早就独立了,你比如说在八国联军来的时候,张之洞就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搞《东南互保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宣布东南这几个省,是清朝没有办法直接控制的地方。      南都《东南互保条约》是怎样的?      朱维铮:这是在1900年时,盛宣怀帮忙穿针引线的。张之洞他们跟驻上海各国的使节签订条约,说清朝政府向你们宣战,你们打北京时,我们不支持北京,也不侵犯你们的利益,但长江流域和两广这些地方不要打,后来各国的使节都同意了。所以八国联军全力去打北方时,就把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打跑了。皇太后跑到了西安后,张之洞马上就说我们天子蒙尘,你要什么东西,我给你送过去。慈禧太后在狼狈不堪的情况下,就对张之洞的印象特别好。中国的官僚体制,用简单的二分法是不好理解的,它是很复杂的。      革命之后的政治生态      中国两千年的体制都是君主制,尤其是到明清,变成君主的独裁专制。这样的一个体制,那么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无论如何都再也变不回去了,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失败了。以后谁想要做皇帝,只能用别的名义。      南都:关于辛亥革命的意义,有评论认为,它仅是赶跑了一个皇帝而已。在你看来,它的意义在哪里?      朱维铮:我觉得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辛亥革命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两千年的君主体制被改变了。鲁迅就讲过,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得来不易。中国两千年的体制都是君主制,尤其是到明清,变成君主的独裁专制。这样的一个体制,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无论如何都再也变不回去了,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失败了。以后谁想要做皇帝,只能用别的名义。第二,许多清朝不能说的话、不能做的事,到了民国以后可以做了。比如说清朝是严禁组织政党的,甚至严禁聚众,但辛亥革命以后,就可以组织政党了。有人统计过,辛亥革命以后全国出现的政党有一百多个。可以组党,就意味着你有相对的言论自由,有相对的组织自由,有相对的思想自由。所以我们现在骂辛亥革命后那些军阀一个比一个黑暗,其实那些军阀包括后来的蒋介石,没有一个真正能够统治全国的,因此它会留下许多自由空间。比如说当时的几个军阀就非常支持联省自治,联省自治是模仿美国的联邦制,每一个省自治,然后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国家。甚至许多的知识分子,包括章太炎、蔡元培,都支持联省自治。这种东西在清朝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在民国初期是可以的。这种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是辛亥革命的功劳。      南都:那辛亥革命给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带来变化吗?      朱维铮:当然有变化了。一开始,一些旧的东西还在坚持,后来就坚持不下去了。比如说辛亥革命后剪辫子,不缠足了,男女关系也发生变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南都:言论自由呢?      朱维铮:言论自由上也有进步,办报纸变成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全国除上海外,无论南方北方,一下子都冒出来很多报纸,这在清朝的统治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辛亥革命后,拥有相对的言论自由,相对的思想自由。还有教育,现在有很多人说要保护国学,恢复读经,我是坚决反对的。辛亥革命后,国民有读不读经的自由,教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教育不再是以“四书五经”孔孟之道作为核心。办学形式上,除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教会学校,还有各种专科学校等等都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辛亥革命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有很多的历史作用,我们还没有充分的估计。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xueyuan/detail_2012_04/13/1387180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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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雄:公民政治参与是一种天然法理

  长期以来,我们把政治搞得既神秘又神圣。其实,政治并不神秘,也不神圣,也不应该神秘、神圣。政治其实就是社会的公共事务,人人有份。比如这里要修一条路,首先大家商议由谁以及如何来做出决定,然后再来商议要修一条怎样的路、要花多少钱。等这一切都商议好了,就请施工队开工。为了避免这个过程中间的利益勾结,责、权、利分开,各负其责、各施其政:一些人决定修路并制定方案,交给另外一些人审核批准,还有另外一些人负责监督,如果出事,又有另外的人来追究责任,等等。   这整个的过程就是政治,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他还说:“人类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每个人一出生就置身于社会,就会参与公共事务,或者跟公共事务发生关联。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并且都参与政治呢?当然不是,古今中外很多时候,广大的公众是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的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理由五花八门,中国尤其特殊、彻底。如果说公民是指享有政治权利的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里是没有公民的。没有公民,有什么呢?有“民”——中国传统社会中只有“民”,没有“公民”。“民”和“公民”有什么区别呢?很简单:公民享有政治权利,参与政治,而民没有。   以“为民”作君权独尊合法性依据   民为什么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参与政治呢?因为“民者瞑也。”“瞑”的意思就是目盲、昏暗无光,就是说民是愚昧无知的人,只能听话、服从,跟着走,被领导、被服务。这种思想主要来自儒家。   说到儒家,这里有很多曲折。我们现在经常说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前几年兴起的所谓国学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意识。其实儒家在诞生形成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主流,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且是很不重要的一家。那时候流行的是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儒家几乎可以说是旁门左道,一点也不入流,所以孔子才被人说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畏于匡、困于蔡、厄于陈”,“累累若丧家之犬”。   儒家成为主流——而且是绝对的主流——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这里就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之所以说它关键,是因为它形成了中国政治、社会的基本理念、基本格局,影响了其后中国几千年,我们今天都还没有走出它的影响。   这个时期就是秦汉之际。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君权独尊”,君权高高在上,君临天下,没有人比得过他,也没有人跟他并列。君权独尊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始于秦始皇,在他以前实行的是分封制,君权并没有获得独尊的地位。秦始皇是如何确立君权独尊的呢?这点《史记》上有很清楚的记载,自古有所谓天皇、地皇、泰皇,“皇”为人间王;有帝,帝为天帝,始皇并称“皇帝”,其尊自古未有。不封诸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收天下权柄于一身,以达到“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之功效。又禁私学,以期“法令出一”,“别黑白而定一尊”。如此种种,终至于“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君权独尊之局。可以说,君权至始皇而始至尊、独尊,后世君权因为始皇而得以至尊、独尊,所以毛泽东曾说“百代都行秦政治”,夏曾佑先生云:“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也是这个意思。   秦始皇君权独尊的合法性依据是世袭政治传统。在秦始皇以前,中国的政治是一种部落式的世袭政治,这一点,《史记》同样说得很清楚:“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积善累功数十年”,显示始皇与其他古圣一样,其德其尊有所自来,还是依据于世袭的贵族政治传统。   秦二世而亡,取代他的是汉朝。汉承秦制,汉朝延续秦始皇开创的君权独尊,但秦始皇的君权独尊有世袭政治传统作为合法性依据,而汉初君臣根本就是布衣君相,贩夫走卒,哪来的世袭呢?所以问题很严重,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出现了政治合法性危机,而且这个危机还不仅仅是个思想理论问题,它直接跟政权的稳定性有莫大关联。刘邦刚做皇帝的时候,他的手下也不尊重他,“拔剑饮酒,醉或妄呼”,不成体统。更严重的是许多人阴谋造反,要自己来当皇帝。所以刘邦“面有忧色”,忧心忡忡。重新寻求、建构新的政治合法性,是摆在汉初统治者面前的一个巨大的政治课题。   我们现在都知道,汉初统治者宗奉黄老刑名之术。刑名之术就是法家那一套,用严刑峻法、高压手段来维护统治,这就是秦始皇搞的那一套,而且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用的都是这一套。汉朝君权独尊,也用这一套。   但为什么又要用黄老之术呢?这就跟政治合法性有关了。汉朝缺乏秦始皇那样的世袭传统,只好重建政治合法性,找到的就是黄老道家。朱维铮先生曾经说,汉文帝好黄老之术只是为了掩饰好刑名之言,而窦太后“那样爱好《老子》一书,貌似恪守曹参以来的传统治术,其实是因为它的某些说教符合自己由卑弱地位爬到权力顶峰的经验。”朱先生的分析十分精当,只是这样的经验似并不局限于窦太后一人,实由西汉初年的统治者所共同具有:高祖起于闾巷,萧何为吏掾,曹参狱掾,其他贩夫走卒,不一而足,无不是“由卑弱地位爬到权力顶峰”,这样的经验恰可由黄老道术的“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黄老道家就是汉初统治者为自己找到的政治合法性依据。   但是,这中间有很大的逻辑问题。黄老强调的是弱、柔、虚、无等等,而统治者要求的是君权独尊,而且事实上已经在独尊了,两者并不能自洽,因此,他们必得寻求新的说辞,以为自己的这种独尊地位寻求依据。为此,汉武帝专门发布策问,就这些问题询问天下读书人。读书人争相献策,只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独得汉武帝的欢喜,并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为什么获得了汉武帝的欢喜呢?就因为他将儒学加以改造,很好地解决了汉朝政治的合法性问题。解决的途径是什么呢?如果说世袭政治其权力来自于前人,那么刘邦这种缺乏世袭传统的新兴帝王的权力来自哪里呢?董仲舒给出的答案是“受命于天”,谁受命?刘邦;凭什么受命?因为他具有最高的道德;这种最高的道德是什么?“为民”。天、皇帝(圣人、王)、民,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结构,“为民”的道德是其中的串联关键词,三者的关系就是圣人受命于天以为民:“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王者,天之所予也。”(《春秋繁露·制服》)在这个过程中,皇帝具有最高的道德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通过这样一番思辩工作,缺乏贵族世袭传统的汉初布衣君相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的新思维得到完满解决:你秦始皇可以通过世袭(“继人”)来获得权力,我没有世袭,但是我却受命于天。几乎是在董仲舒同时还有所谓纬学产生,纬学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汉家尧后”,其实是从前贵族世袭政治传统的遗绪,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传统有多么强的生命力,所导致的汉初布衣君相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有多么严重,而董仲舒的“受命于天”的政治新思维有多么重要!难怪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公民政治参与必将改变中国传统   这样的一种政治格局及其意识形态在汉代建立以后,一直贯穿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任何变化:“汉代把一个长达两千年基本上保持原状的帝国理想和概念传给了中国。”(《剑桥中国秦汉史》)这个帝国理想和概念就是以“为民”的道德作为君权独尊的政治合法性依据的中国皇权政治传统。在相当的程度上,我们都还没有走出这个传统。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前的圣人也是大救星,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跟我们现在说的一样,而且都被比作太阳,从前的说法是:“君德象日,光所照无不及也。”(《春秋纬》)后来的说法是:“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从前的“民”现在成了“人民”,也还是跟从前一样是需要服务、启发、教育的对象,还是“瞑”。从政治制度上来说,其金字塔的组织结构跟从前并无实质区别。   正是从中国传统政治的角度,从传统政治结构中君权独尊、“民”一直处于从属、被动地位这样的历史角度,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看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巨大历史和现实意义,它必将改变我们的传统,必将带来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终于意识到,“为民”是个笑话,我们终将走出这个中国最大的政治道德魅惑;我们不想再做“民”,我们要成为公民;我们不再处于从属、被动的地位,我们要自己做主,自己主导自己的事务,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民主就是公民自己为自己的事做主!   中国新一轮的民主道路始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标志是官方承认财富的正当性,它的思想史意义在于体制开启了权利之门,因为财产权是所有权利菜单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权利。从此以后权利日渐代替道德成为人们的行为动力和价值标准。现代化的历史其实就是争取权利的历史,权利既是文明的脚步,同时也是文明的标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公众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强烈,人们的民主愿望、民主要求也日益高涨。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正在步入民意时代,民意要表达、民意须尊重、民意来做主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强烈诉求,网络上的群情汹涌、不断出现的各类公民表达、各种媒体上的激扬文字,等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点。而更为广泛的街谈巷议、俚语村言,更形成汹汹民意最坚实的基础。   所有这一切,我认为就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关心、介入,就是在参与政治,而且在当今中国,这样的参与具有完全的法理正当性,因为如前所说,我们不再是“民”,而成了公民。如果说财富等等属于人的自然权利,那么政治则可以说是为权利的权利,政治是保证我们追求、实现权利的一种体制、机制、制度。如果自然权利得到认可,那么政治权利也必须要得到同样的认可,否则,我们的自然权利也根本得不到保障。   在所有这些政治参与中,我认为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全国近两年不断涌现的各种各样的公民行动。比如广州,最早是关注亚运整饰工程的口罩男,后来是关注垃圾焚烧的巴索风云、樱桃白,再就是关注地铁站翻修的举牌哥、要求公开光亮工程预算的拇指妹,以及关注、介入各类公共事务的热心市民区伯,等等。他们构成了广州现代公民的群像,是广州现代公民成长、发育的杰出代表。乌坎事件则是自然权利与政治权利完善结合的典型成功案例。从现代民主而不是传统的皇权专制的眼光看,他们的行为都具有完全的法理正当性。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追求民主快100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有兴盛,但更多的是挫折、失败,到现在为止,还是像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可以说民主离我们又近又远、又熟悉又陌生: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民主的前景和模式,但不知道如何达到它;我们很清楚民主的实践方式,但那都是他人的故事,跟我们无关,恰如一位网友所说,“瓶里的苍蝇,看得见光明,找不到出路。”但从区伯等人的公民群像、从乌坎村民身上,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希望和路径所在,那就是摒弃传统臣民心态,回归生命权利主体,从关注身边的公共事务开始,以平和、理性的方式去表达、参与,最终的结果,一定会如鲁迅先生所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作者为广州社科院研究员、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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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朱维铮先生的书生意气

   作者:刘梦溪        朱维铮先生其人其学       2012年3月10日下午3时52分,我个人向所欣赏的朱维铮教授不幸逝世。闻讯后打电话给朱夫人张先生,话未出口,已彼此泣下。维铮年仅七十有六岁,正值学问的盛年,不知有多少未竟的课业,尚待他宵衣旰食以付。他走的太早了。如果不是长期溺嗜烟酒,悲剧应不致发生。但若离斯二瘾,也就少了维铮特有的豪气。天地有大美,惟难得其全耳,奈何奈何!人生一如艺术,总在这里哪里留下遗憾。当十年前我卧病的时候,因思念老友而不时出现维铮先生在学术会议上醉酒战群儒的场面,不禁为之慰释而喜。他的雄睨多士的意气,他的与乡愿决绝的率性与直声,大家将永远记得。谨成一联以志哀:        博通经史,雄睨多士,微言从此失诤友;        坐阅古今,使气命诗,率性常留遍学林。        并重刊三年前写的一篇关于维铮的文字,兼志其人其学,以为纪念焉:        他的不可一世的书生意气,一则由于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二则由于“高明者”的知性傲慢,三则是性情的直率与天真,最后也许还要加上长期走不出“中世纪”的“闲愁胡恨”。        没想到朱维铮先生也去参加今年11月杭州的马一浮研讨会。我们对马持论固异,见面交谈却能生出快意。我喜欢他的直言无隐的风格。其实我们吵过架,但很快重归于好。我因此说维铮是“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会后去沪,与维铮同行,候车闲话,得聆他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益增了解。复旦演讲后的餐叙,维铮夫妇在座,《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和《走出中世纪二集》两书,就是此时所赠。最近才断续读完。读维铮的书,如对作者本人,音容意气充溢字里行间。他气盛文畅,有时竟是“使气以命诗”。但理据充足,合于《诗》“大雅”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名物考史,诗文证史,非其所长,也非其所好。他相信在历史的陈述中可以发现历史的实相。        置于两书卷首接而相续的6万多字的长文《走出中世纪——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就是这种历史陈述的典要之作,最能见出维铮治史的卓识与功力。读时我心志清醒,眼睛极累,却又不愿罢手,只好一气了之。即使对明清史事尚不算陌生的笔者,也无法不被他的理据情采所折服。理缘于据,即历史事实本身。采缘于情,即作者的爱憎态度。他对明清的二祖(明太祖、明成祖)三帝(康熙、雍正、乾隆)尤多恶感。被新旧史家一说再说而为不知情者所景慕的“康乾盛世”,维铮不以为然,这与鄙见不无针芥之合。增订本《戮心的盛世》、《满清盛世的“小报告”》和关于年羹尧、汪景祺、和珅诸案的文字,则是对此一问题具体而微的论述。如果说于康熙他还心存顾惜,对雍乾及其所效法的“二祖”,则发覆掘隐不遗余力。他认为“体制性腐败”、“权力腐败”是大清帝国的“国病”兼“死穴”。他说雍乾及“二祖”是恐怖政治的制造者,而“政治冷淡症正是恐怖政治的女儿”。致使清中叶惠(栋)、戴(震)等诸汉学巨擘,不得不扮演“锢天下聪明智慧尽出于无用一途”的历史角色。虽然他引用的是魏源的话,但他本人的态度朗若晨星。        维铮自然不会否定清代汉学的群体学术成就,这有他的《梁启超和清学史》和《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二集》)及其他关涉清代学术的论著可证。况且他的学术驻点原未尝离开过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现代诸学术硕彦,他们对清学的态度,维铮岂能完全知而不认。只不过他试图将思想和学术作一区分,似乎认为清中叶纵有名副其实的学者,却鲜有真正的思想家。也许写《孟子字义疏证》提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的戴东原是一个特例,但也止于《疏证》一书而已(戴《与某书》亦曾直言“後儒以理杀人”)。因此他对盛行于明清两代的程朱理学,不稍加宽宥的痛而辟之。甚至连程朱祖述宗奉的孔孟,也不肯通融缓颊。他对儒家殊少敬意与好感。《史》、《汉》两家对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的书写,他一再引为学术知己。而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的“求以合之当世”一语,他胪列众多今典予以驳正。不消说当九十年代看到徐中舒的《论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一文,他是何等的惊喜。因为这一考古实证可以把孔子从儒的祖师的地位上拉下来,维铮当然乐观其盛。而且此公案直接牵涉康有为、章太炎、胡适、郭沫若几位名可惊座的大人物,即使是他们九泉之下的欣喜或窘态,维铮自必也乐于静观冥想。        然而维铮对儒家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有未能将汉以后渗入家国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儒学,和作为先秦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区分开来的嫌疑,也有未能将宋代哲学家程朱和明清权力者装饰过的程朱理学区分开来的嫌疑。王国维、陈寅恪都指宋代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最高峰(措辞不同其意则一),陈寅恪更视宋代新儒学的产生与传衍,为我国思想史上“一大事因缘”。这些维铮必早已熟知。孔孟所建之儒家道统,是否如韩愈所惊呼的孟轲之后已“不得其传”?宋儒在重建儒家道统方面的建树,宜有哪些可圈可点?似还有绝大的探讨空间。我很高兴在《二集》里读到《百年来的韩愈》一文,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绝妙好词。只有朱维铮教授有这样的本领,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中心,串联起晚清以还那么多的人物与故事,曾国藩、严复、张之洞、谭嗣同、毛泽东、蒋介石、陈寅恪、俞平伯、冯友兰、刘大杰,都一一坐定位置,成为他用可信史料编排的舞台剧中的一个角色。他议论风生,举重若轻,剥蕉至心,是非分明。但他的冷峻的语言风格,容易让读者以为他只有了解,没有同情。清儒“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信条,他奉为圭臬,但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 (《廿二史考异序》),亦即前贤往圣著笔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陈寅恪语),我们的维铮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章学诚有言曰:“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我读维铮书看到的作者,宜乎“独断之学”胜于“考索之功”。因此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高明者”。他看重思想的力量。他的学问是活学问,不是死学问。但如果有人以为他的学问根底不够坚实,那就难免犯不知人也不知学的错误。他的学问根底来自五十年如一日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他习惯夜里读写,上午睡眠。上帝虽未垂顾于他,却为他拨出比常人多的多的时间。疯狂阅读加上惊人的记忆力加上超强的理性分疏能力,成为朱维铮学问过程的主体精神结构。包括《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在内的他编的那些文史典籍,我们切忌以俗眼揣度,在他可是自己吞食原典资料的天赐良机。牵涉学术的理和事,他从不“尸位素餐”。如同钱钟书说“善述”不亚于“善创”,好的编选整理,与文献研究庶几近之,远非夸张篇幅的浮词空论所能比并。课堂上下,大会小会,维铮可以随时挑出时贤後生关乎古典今典以及时地人事的瑕疵舛误,就缘于他的记忆和阅读。        至于文情词采,我是这次才发现的。当他的笔触行至清季的甲午之战,因日人长期预谋蓄势,一旦开衅,陆战清军节节溃败,要不要决战海上?翁同龢和李鸿章两个怨家争论激烈,而且都想得到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作者于是写道:“岂知这时太上女皇突然‘病’了,连皇帝也拒见。她的行为,似乎可解读为听任皇帝自主决策。于是翁师傅也胆大了,亲赴天津逼迫李鸿章出战。既然慈禧心态莫测,那么面对今上对之言听计从的帝师的压力,李鸿章能不孤注一掷吗?果不其然,黄海一战,北洋舰队惨败。也许这正合满汉权贵之意。他们早将当年怀疑曾国藩的阴沉目光,移向实力最强的淮军首领李鸿章,认定他有‘不臣之心’,‘挟外洋以自重’,所以不肯与‘倭贼’决战。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们反而弹冠相庆,以为李鸿章的赌本输光了。”结果“光绪帝和他的重臣因主战而忍诟,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因丧师而失权,恭亲王等满洲权贵从此退缩自保。至于‘公车上书’凸显的举国同仇敌忾,在太后更是觑若无物,她不是早就宣称,谁要扫了她‘六旬万寿’之兴,她就决不饶恕吗?”“倒霉的是李鸿章。他在甲午海战败后,便被皇帝下诏拔去三眼花翎,在当时外国人眼里,已如公鸡失去了尾巴。”(《二集》页46至48)这些诙奇跌宕而又语势流贯的文字,读得我们几乎要撇开历史故实,束手驻足来专赏史家的词采文章。        现在好像又有豪杰之士欲尾随为“则天武后”翻案的昔日时髦,也在替“狡诈的老太婆”慈禧说项了,包括称赞她的“美丽”。在这个问题上,即使不曾欣赏“郁郁乎文哉”的朱氏之论我也一定“从朱”。“狡诈的老太婆”是已故史学家翦伯赞给慈禧下的考语,见于他的《义和团运动》一文(新版翦著《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作“狡猾”,不知是后改还是原文本如此而维铮笔误)。维铮引来,甚获我心。也是这次才知道,维铮对《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还有如许的兴趣。苏州姑娘林妹妹的家政名言,也为他屡引而无倦意。关于耶教来华及西来学术和中外接触史的研究,也成为他关心垂顾的领域,也是这次所见识。我想他一定到徐家汇看过那些珍藏的相关史料。但清代汉学和西学的关系,窃以为至今还是假设多于求证的未竟课题。“盛清”的国力虽不弱,但近代科技远逊于西方,甚至不是“先进”和“落后”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中国近代科技的不发达,那是要走到历史的深层,借助文化与信仰的大背景来作诠释。新世纪曙光的不能应运而来,如果仅仅归之于“体制腐败”的“国病”,似尚嫌过于笼统。        总之维铮先生的学问结构,史学是其地基,经学是其屋棚四壁,近代人物是屋中暂住的过客,思想是其柱石。说开来,他所治之学主要还是思想史。他也是以此自负自居的。他的不可一世的书生意气,一则由于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二则由于“高明者”的知性傲慢,三则是性情的直率与天真,最后也许还要加上长期走不出“中世纪”的“闲愁胡恨”。        他优越地驱遣着入于他研究领域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他既不想充当历史人物的“辩护士”,也不想做历史事件的“事后诸葛亮”,但他不免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清理(他偏爱马克思的这句话)没有为后来者留下多少空地。然则即使是“高明者”的“独断”,也有失手的时候。《二集》中《关于马一浮的“国学”》那篇,就是显例。想不到一向谨严的维铮竟这样立论:“他(指马一浮)对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一定要作价值判断,那么在我看来,如今此等老宿已近于无。”就是说已经没有价值。“是这样吗?”这里我套用一句几次出现在此两书中维铮诘问他者的俏皮话。而且说马先生“在政治上总随改朝换代而转向”、“越发坚持其‘用世’为归宿的所谓儒学教旨”、“可谓‘与时俱进’”,如果不是厚诬前贤,我以为也是言重了。马对释氏义学和禅学的洞悉达恉(许慎称《说文》有“究洞圣人之微恉”之意)并不弱于儒学。在蠲戏老人心目中,佛学和儒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宋儒的吸纳二氏而又在言辞中隐其来路的做法,马一浮不予认同。马的学术思想其实是儒佛并重,以佛解儒,儒佛会通。只以儒之一脉来匡马的思想,未免失却半壁江山。至于指抗战时期马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是想充当“帝师”,恐怕也是缺少足够理据支持的过当之词。我虽爱重维铮,但此篇文章的立论则期期以为不然。其实维铮完全可以不写这篇文章。当然文章纠正时人的一些舛误,自然是好的,抑又未可全然抹煞也。        另外《百年来的韩愈》词密理周,洵为不可多得之作,已如上述。但第六节析论陈寅恪的《论韩愈》,认为陈所列举的韩之“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也许可以解释为对五十年代初“三反”和“抗美”的“赞同”,以及陈文论韩之“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是对毛的《反对党八股》的“赞同”等等,恐怕亦难逃附会的嫌疑。是又我爱维铮,亦不敢悉为维铮辩也。        原载2009年2月11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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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最后一课:别把自己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这是朱维铮先生整整52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堂课,地点是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5301室,题目是《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复旦各个院系有200多位学生聆听了这堂课。在历史系副主任邓志峰和姜鹏博士的陪护下,先生提前到达教学楼,走进教室时,他仍不让人搀扶,而是用了拐杖走上讲台。授课时,先生的声音微弱,但他仍坚持讲完了这将近两小时的课程。“就到这里!”先生讲完这最后四个字,起身退场,他仍坚持着不让学生搀扶,缓缓走进休息室。就在先生退场时,闻讯赶来旁听并录制上海电视台《大师》节目组的所有编导都落下了眼泪。其实了解先生病情的人多少已明白,这很可能是朱先生与大学课堂最后的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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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 | 我的大学

2012年03月15日 18:35:40   我的大学                    (按:早上读到一条为人民大学在高校排名鸣不平的围脖:高校排名对于人大很不公平,大多评价主要侧重各项指标的总量,而忽视了许多高校是因为大量合并,才形成今天的规模。其实,人大许多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力量。     我回说:干吗计较这种玩意儿呢?若爱人大,在校当老师的,立身正己,教书育人 ,关心社会;离校工作的,以职业精神专业水准服务好从事的职业,关心家人, 关心社会,才能为自己也为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赢得尊严。2009年我曾写过一篇长文,《我的大学》,重新贴出来,重温那个年代,大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的大学       朱学东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离返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得闲翻看当年制作粗糙的大学毕业纪念册,同学们那些神态各异的黑白照片,那些毕业题写的留言,或豪言壮语,或旁征博引,或感性直陈,或真情流露,或幽默诙谐,甚至那些插科打诨,一一读来,怎无万千感慨!     不经意间,大学毕业已经20年。     当今天的我,回首望去,来路上依然混沌模糊。但仔细翻检过去每一个路口的选择,以及经过的路石,还是会发现记忆中那些斑驳的痕迹,甚至那些想刻意忘却的物事,竟也忽然鲜活起来,潮水般涌现在眼前心头,原本干涸麻木的心,动了起来,眼睛竟有些湿润了。     人老多情。萧伯纳说:”回忆往事使人非常愉快地感到衰老和悲哀。”     果真。          *****************************************************************************          前传          我的大学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也曾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     2007年,我还在南风窗总编任上,特意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了人大70年校庆,并因感慨而写了篇《两所大学的70年》(西南联大和人大),产生了一个有关爱国者的命运的选题。而前些日子,我和新闻系毕业的一位师妹,现在是京城名记,还专门聊起了仙逝不久的人大前辈学长,林希翎女士,唏嘘感慨,也引以为豪。     不过,1985年,我报考人民大学的过程,还颇有些戏剧性。     我对人民大学最早的认识,来自于我的初中地理老师,胡秋原。     我出身在一个生活清苦的普通农民家庭。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江苏苏南地区一个农村中学度过的。     这个中学叫前黄中学,当年坐落在我故乡的一个镇上,在我的故乡大大有名,是乡里先贤毁庙兴学而来,今年建校已70周年。     受母校委托,今年我特别敦请我的大学母校校长纪宝成先生,为我的中学母校题字,纪校长以”立德树人,桃李芬芳”寄语我的中学母校,很是妥帖。     胡秋原老师19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如何回到老家的中学当地理老师,我并不清楚。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也错过了了解的机会。不过,从胡老师那里,我得到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最初的启蒙。     高中一年级时,前黄中学调来了一位教导主任,兼政治老师,叫李培森。李培森先生出身苏州望族,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因为历次政治运动,辗转做了中学老师,从此一直到退休。可以说,李培森先生是我最后决定报考人民大学的最大的引导者。     我在前黄中学文科班的最后时光,应该说成绩还算不错。当时我的班主任管元龙老师,在全校高考填报志愿动员大会之前,让我考虑,由学校推荐报考南京大学(可加分20分),或者免试上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因为家境贫寒,管老师动员我报考南大。但会议一结束,我跟管老师说,我自己考。然后,自己填报了吉林大学哲学系。所以填哲学系,就是李培森老师给我们上政治课时,介绍过吉林大学哲学系有位鼎鼎大名的高清海老师。不过,家里人对吉林一无所知,父亲连夜赶到中学,找管老师,请他阻止我报考吉林大学。管老师后来劝我,不报南大也罢了,报北大也行,我们村的一位老乡,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那时候,自己年少幼稚,总想尽快离开熟人的世界,到一个陌生的天空去扑腾,不想进南大和北大就是这个原因。     于是,最后,我填报了人民大学哲学系。无他,除了李培森先生一直以来对人大的鼎力推许外,就是因为人民大学哲学系在招生简章上排在第一位。按当年我高考的成绩,选择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都可以(当然,我们是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填报志愿的)。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多少回,当我重读或者默念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时,都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感慨万千。     虽然,后来我经常开玩笑,说男怕入错行,自己是入错了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人民大学哲学系。     相反,感谢人民大学哲学系,它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候,颠覆了我旧有的世界,给了我自己打开新世界的思维钥匙,她让我在后来的人生途中的选择,与众不同,却依然那么坦然无悔。     因为,人大这四年,那是我们真正的成人礼,思想上的成人礼。它奠定了我今天的价值观基础。          *****************************************************************************          正传     引路者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          1985-1989年,人民大学和北京,给与我这个普通农家子弟的,就是一缕引领我走向未来新世界的光,但它不是耶和华给的,而是这个时代给予的。虽然期间也伴随着巨大的创痛。          (一)师长们          我的大学时代是在混沌中开始的。     人民大学哲学系1985级,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我们班30多个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江苏的,自然只有我一个。我所在的宿舍,8个同学,北京同学1个,来自顺义,广西2个,一个壮族一个瑶族,(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少数民族),湖北1个,四川1个,江西1个,河南1个。两位读理科的,是广西瑶族和江西的同学。宿舍里按年龄,我排老三(事实上应该是老四,这是我们毕业多年后才知道的)。     初到北京,在班上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结结巴巴,闹得满头大汗。虽然考语文拼音我可以考得很好。而晚上在学二楼下的紫藤园中纳凉,遇上谈恋爱的学长学姐们,害羞躲开的,是我们!我甚至不知道,老家喂猪的玉米糊,如此好吃,而北京的馒头,竟然是没有馅的–我一开始还懵懂地以为,学长学姐们买菜就着馒头吃,真够奢侈的!     更不用说其他了。     这就是我对世界的了解。     当时我的认知,基本来自于课本和亲友老师的言传身教,但他们为我勾勒的这个世界,与我面临的现实世界,距离竟然如此之遥远。     打开新世界光的,首先是哲学系的课程设计和老师。     因为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所以一些课程设计其实还在尝试中。     在中学时代,我最怕的就是物理,没想到,上了大学,竟然又重新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了,心里的抗拒可想而之。结果第一学期的时候,这两门差点都挂了,其中一门,忘了是数学还是物理了,连续两个学期,都参加了补考。     不过,读哲学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课程杂。除了诸如马列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美学、原著选读、科学哲学等哲学系的基本课程外,当时的老师把集体到雍和宫等参观、看录像等,作为课程内容。同时,自由阅读更是学哲学的人的机会。那个年代,正是读书的好时光,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虽然我已经记不起当年在雍和宫为我们班集体作介绍的先生的名字,但我对当年雍和宫之行印象深刻,那位先生讲得生动有趣,这是一次真正的宗教历史文化哲学的巡游,而不是在枯燥的教室里和书本上的那些生涩难记的概念。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们也未必能理解。可惜,后来这样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少了。     组织看的录像,最初影像最深的政论片,是《让历史告诉未来》,虽然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谈中国军队的成长的,但为之配音的张家声先生,从此却刻记在我的脑海里。美学课组织看的,有港台片,比如《搭错车》;有欧美片,比如《飘》、《音乐之声》等。现在的学生们,要接触到这些,实在太方便了,但在过去,这些于我而言,就是新世界的一部分。     当年的人民大学哲学系,更是群贤汇聚,星光熠熠。肖前、罗国杰、李秀林、陈先达、苗力田、张立文、方克立等,都是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大师,虽然我们于他们跟前耳提面命的机会很少,但我们都读过他们的书,其中一些人,也会跟我们见面座谈。而肖明(我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刘大椿(科学哲学)、张志伟(西方哲学史)、刑东风(中国哲学史)、李秋零(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马俊峰(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李燕(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李德顺(价值论)、郑杭生(社会学)、丁子霖(美学)、张兆梅(形式逻辑)、许启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学毕业我差点到伦理所工作)、王旭晓(美学)、董永俊(马列主义原著选读)、索爱群(我曾帮着抄过书稿,挣些零花钱),以及那些我已经记不起名字的老师们,都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给予过我指导。现在北大哲学系的陈波老师(逻辑学),我印象极其深刻地是,作为带队老师之一,带我们去吉安做社会调查,嗓门比我大很多,还老批评我讨论问题说话声音太大–不过,那真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此外,1980年代的人大哲学系,当时的博士们也是群星璀璨,李忠尚(德国博士)、远志明(《河殇》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欧阳康、郭湛、单少杰、陈志良、陈宣良等。他们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们这些后进很多鼓励和指导。其中一位后来成了我同学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89年春夏之交,当时他对我们说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以后,学生们可能会为学校管理和治安或者伙食上街,但再也不会有这样政治性学生运动了。”          (二)思想者          ”我要特别感谢那四年,那是构建我基本价值体系的四年,我个人世界观中,关于平等正义自由法治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等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充盈心中”,在学校组织的返校筹备活动时,我对请来的一位央视导演说,”那个年代,我们吸纳的这种现代国家和公民的基本理念,虽然很多也是经过二传的,未必是原意,但当时我们是以理想主义者怀抱改造国家社会的心态,来吸收这样新鲜的养分的,这与后来某些机会主义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些理念深深地镌刻在了我心中。后来无论我在南风窗,还是中国周刊,引领我的,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后来的生活,更多只是校正和丰富这样的认知。”     这是真的。     当年,李洪林先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册子,叫《四种主义在中国》,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地现状。不过,我的大学时代,现代国家和公民权利的理念,真在成为知识界传播的新贵。如今成为显学的新儒家,当时在国内还不是主流。     在我的记忆和认识中,那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确切地说,应该是现代国家公民理念传播的又一次开始–走向高潮并迅速凋零地时代,我们之后不久,物质主义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理想主义和田园牧歌般的旧式情怀,清扫得一干二净,甚至,连挽歌都没来得及谱。不过,吊诡的是,有关现代国家和公民的理念,却从此从学识的小圈子扩展开,真正在更广大的民众中扎根发芽了。     1985-1989,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有壮美的青春。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充盈于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心中。     讲座。雷祯孝先生关于人才和人的价值以及对于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工具论螺丝丁论的批判,王若水先生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等等,于我而言,振聋发聩。     当年,人民大学800人教室的讲座,可谓往来无白丁,在北京高校赫赫有名。不仅是800人教室,那时,我们追逐于海报栏中各种讲座信息。讲座,那是我们在课本之外,理解世界的又一个窗口。我丝毫不怀疑,在其他地方,这种机会要少得多。     电视片。电视片对我影响很大的,除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外,影响最大的就是《河殇》。那真是一部让人省思的片子。虽然今天来看,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但在那个时代,不破不立,历史可能就需要这一过程。     导师们。那是一个盛产导师的时代。除了印在书本上作古了的外国人中国人,还有很多当时国内有名的思想家思考者。     还能回想起来的有,李泽厚(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思想家)、王若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李洪林(四种主义在中国)、雷桢孝、刘宾雁、苏晓康(河殇)、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包遵信、金观涛、刘小枫(诗化哲学)、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庞朴(文化的民族性欲时代性)、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何新(诸神的起源)、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史)、朱维铮(走出中世纪)、赵鑫珊(哲学与人类文化)、萧功秦、周国平、俞吾金……     书报刊。那是一个火红的出版年代,感谢那些出版工作者,那些承载时代思潮的书报刊,成为我们追逐的对象。到北京上学后,我省吃俭用,或订阅,或零购,《读书》、《新华文摘》、《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停刊)、《书林》(已停刊)、《武林》或《中华武术》,等等。     如今,我还会偶尔翻阅一下《读书》和《新华文摘》,而当年积攥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印刷学院搬家后不知踪影,《读书》和《书林》,则封存在我东直门外已经出租的房子壁柜里。     除了报刊,更多地是图书,影响最大的第一本读的外国人写的颠覆中学时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是《理想的价值》(内部资料,遗憾的是作者忘了)。第一本关于中国文化颠覆性的作品,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看不是正式出版物。还是看看当年我省吃俭用至今还留在书架上财富(主要是来自海外的思想财富)吧:     思想录、忏悔录(奥古斯汀,卢梭)、社会契约论、遗书、小逻辑、培根论说文集、第一哲学沉思集、自然哲学、精神分析引论、西方哲学史(罗素)、随笔(蒙田)、历史主义的贫困、弗洛伊德的使命、存在哲学、存在与虚无、西西弗的神话、福泽谕吉、哲学人类学、文化模式、从混沌到有序,熵,二十世纪哲学、单向度的人、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哲学中的变革、生命的悲剧意识、神圣名义下的争鸣、自卑与超越、救亡与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走向未来丛书、西方的没落、人生的智慧、古代法、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马恩选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资本论、理性化及其限制、论有学识的无知、结构主义、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现代西方社会学、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反右运动、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快乐的科学、生活与情绪、情爱论、不断革命论、幻想与现实……     很难想像,还会有这样的场景,萨特、波伏娃、加缪、马克斯o韦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尼采、叔本华、卢梭、帕斯卡尔、奥古斯汀……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些生涩难啃的著作,竟然能成为当年大学生,无论文理科,谈话流行的主题!     这样的时代,只有理想主义的时代才会出现,现在,它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除了这些,图书馆是我们更大的选择。除了那些西方学术名著,国内的思想家的作品,比如鲁迅、钱穆、侯外庐、冯友兰等国内思想家学者的一些作品,也开始走入我们阅读的空间。     那个时代,真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时代。除了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我更多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看了大量的电影(现在,我已经基本不看电影了)。     除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国内小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柯云路的《新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影响最大,也于我影响很大),和古代笔记小说外,大量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著名小说,大多是在大学时代完成阅读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们既是武侠小说迷,也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小说迷,还有印度的泰戈尔。而德国人施笃姆的《茵梦湖》,夜深人静回味起来,至今让我扼腕叹息。更不用说伟大的莎士比亚了。     不仅是那些国家的小说迷,我还是哪些国家的影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办公室的故事、合法婚姻、秋天的马拉松、这里黎明静悄悄、机组乘务员、两个人的车站、德黑兰1943、老枪、最后一班地铁、伦敦上空的鹰、虎口脱险、寅次郎的故事、片岗刑警、爱情故事、音乐之声、飘、北非谍影,还有更多无法一一列举的片名。     除了小说电影,还有诗歌。诗歌是我上大学个人阅读的一个重点。中国古代的诗词自不用说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惠特曼、爱默生、裴多菲、戴望舒、穆木天、徐志摩、北岛、舒婷、顾城、里尔克、聂鲁达、波德莱尔、纪伯伦、蒙塔莱、彼特拉克、雪莱、济慈、白朗宁夫人……     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解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却相对较容易被漏过的利器。崔健、张明敏、侯德健、苏芮、齐秦、费翔、郭峰,等等。诸多港台歌星开始渗透,竟然是进一个红一个。     当然,还有来自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歌曲,虽有语言隔海,却也传唱至今。卡朋特、里奇、约翰丹佛……          (三)不该遗漏的导师们          19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传播达到了高峰。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新权威主义一度成功地实现了政学合流,在政界被推崇。当时其代表人物有吴稼祥、王沪宁、萧功秦、王逸舟等。     不过,新权威主义当时即遭到了知识界的强烈狙击。后来王沪宁和萧功秦尤其是前者颇有隐身沪上之意。不过,没有想到的是,89之后原来身居要津的吴稼祥即遭厄难,王沪宁却步入了真正的核心圈。当年学术同袍,如今在政治上分际明显,令人扼腕的,也不过如此。     今年在吴稼祥老师博客上读到他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引用春上村树的演讲,说胡在墙和蛋之间,明知粉碎自己,也选择了站在蛋一边,读后让我感佩于心。我原本想约请吴老师开专栏,吴老师原也答应,但形格势禁,终究未能成为现实。     新儒家那个时候虽未像今天似的成为显学,但那时已蠢蠢欲动。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的作品也开始在国内出版发行不少。     不该忘记的还有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两本书当年颇受欢迎。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在内地甫一发行,顿时洛阳纸贵。     科尔内和《短缺经济学》。今天物质生活丰盈的人们,自然不会知道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了,也难以明了短缺经济学何以能成为当时经济学引进的主流。     当然,还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     戈尔巴乔夫与《新思维》。改革需要新思维,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新政,最终带来了传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     还有胡绩伟,还有那些去国离乡叶落无望归根者方励之夫妇、万润南、陈一谘等等。     ……          我的女儿朱佩玮,不到6岁时,还不认识字,但不知因何拿到了我书架上的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吵着她妈妈给她读,如今就快读完了。我曾经很担心,这个年纪读这样的书,对她的成长有何意义。后来我突然明白,这个时候她要读,就让她读吧。也好,这本书里,所描述的感伤的残酷的场面,以及闪耀的爱可以战胜奴役的内涵,也许会因此而埋藏着她心灵深处。在一个浮躁而残酷竞争的现实世界里,读书是非常奢侈的,尤其是小说,更何况是老小说。也许她今后再也没有机会去读这些书了。     海绵。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纳各种社会思潮,不管有无营养。但它们却在我自身学养和人格的健全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我的人生,某种程度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     很难想像,现在的大学生,还能够和我们当年一样,沉下心来,不带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心态,去阅读这些人和他们的作品,努力实现与他们在心灵上的沟通交汇,并追随于那些伟大的灵魂。          ******************************************************************************          外传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帕斯卡尔          ”我们这一代,是理想主义终结的一代。”也是在返校20年筹备会上,同学们对这个有着共识。     是的,89年消散的,不仅是现代国家和公民启蒙思潮的高峰,还有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凝聚的对国家命运的共识。改变的,除了朝野关系,更有我们自身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轨迹。     1985年9月8日,人民大学85级新生开学典礼。后来来看,这是一次具有标杆意义的开学典礼。     新任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同志,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和王震同志,以及众多位高权重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花了很长时间,播报人大85级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上,袁宝华校长和李鹏副总理在800人大教室,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未来寄予了厚望。在800人大教室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王震等一干老同志端坐其后。     尤记得,当时袁校长说,四年之后,希望我们在这里再次开会,欢送你们这些共和国未来的建设者。     但是,四年之后,我们是在悄无声息,甚至是在社会上充满了怀疑的眼神中,告别了人民大学,到新的岗位后,迅速下基层劳动锻炼。我到了北京翠微路的总后3209厂锻炼了半年。这是个印刷厂,当时印刷的最有名的杂志,是海外文摘。我在这里学会了上纸、打包、推纸筒。     1985-1989年,北京曾发生多起学生上街事件,有因治安案件引发的(当时北大学生经过人大时,天刚下过雪,我正在楼道里看电视播放的《两个人的车站》),也有因政治而发生的–人大也有这个传统,刚恢复高考不久,人大的师生就为文革期间被占的校舍问题,和二炮闹个不断–我们认识的人中间,有再也见不到–新闻系一位同届同学,曾经和我们大打出手过,毕业那年意外身亡;一位浙江来进修的老师,一直跟着我们上了好几门课–前些日子同学聚会,我说他当时是因为想追我们班的某位女同学–腿部也受了伤,我们班好几个女同学当时还去医院看望他,现在也失去了联系。     那一年春夏之交,人大也是个中心,我在人大校园里,和我师兄聊天时,聊到”哪有抬着毛主席周总理像追求民主的”的话题时,差点遭到工人兄弟的围攻。自此,我对不管是民粹主义还是左右翼的原教旨主义,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当年刘宾雁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说:“人大是出女英雄的地方,不仅有张志新,还有林希翎。”     历史没再让人民大学出女英雄,这也算是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吧。     即便强力可以剥夺自由和生命,但却无法剥夺人的思想。即如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这些其实也是正史,但因有不方便处,只能列入外传了。     经历是人生最大的收获。到了今天,回首过去,其间也有诸多幼稚之举,但无需汗颜,因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有两种态度让我一直努力追随。     对过往的历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对以往历史需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决不能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     对过往的学说,我们须如陈寅恪在《冯友兰 (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今天的我,对于彻底颠覆历史,把问题都推诿给死人的观点,向有微词;而对于重新兴起的某些街头政治,我最多也只是在道义上抱有”同情之理解”。     时代发生了变化。怀特海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它把旧文明的基础打个粉碎。”     现在,我更在意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          *******************************************************************************          别传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戴望舒                当然,大学的生活并非只有这些正剧。如果全是这样的生活,一旦遇上89年的事,难免崩溃掉,好在我们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它有益地调和了我们所遭遇的考验。     当年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渗入学校,人大校园里轰轰烈烈的舞会和咖啡馆,就是我们85级的同学搞开的,还有卖书卖其他商品。     我的班长文学国(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他们,卖的是一本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什么书;曾经当过我们团委书记的杨靖峰(现在是个农场主),卖的是从潮州带来的香烟和TDK盒带,当年他们都挣了不少钱。     不过这些都没有我,我缺乏商业头脑。当时电脑还不流行,我当时做的,主要就是给老师誊写书稿,一千字一元钱,最多的一次,上课下课都在誊写,一天搞了1万7千字,挣了17元钱,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个大数目了。当然,我故乡乡镇企业发达,当时有人编那些名录,放暑假时,我曾骑着自行车,奔波于我的故乡各乡镇,也搞成了3单,挣了些买书和喝酒的钱。     大学时代,我来自故乡的学长们,对我们这些后进,也是提携帮助有加。82、83、84那些学长们,一拨一拨地成了我们生活的领路人。而到后来,我自己也与年轻的师弟师妹们一起,喝酒玩耍。     我大学时代,最大的糗事,就是喝酒。我的同学许小方,大学毕业在我的留言本上戏称:”除了大碗地酒和众多的美妞,你还喜欢什么?每当你得不到的时候,就大喊大叫,这可不好,得慢慢来。”而忠山兄在填写志趣一栏时,写的是:”喜欢同你喝啤酒,白酒可不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的啤酒也还不行)。留言则是:”青岛五星最好,燕京玉泉也中,如果money不够,来点散装也行–酒囊老弟赠饭袋兄”。今天读来实在忍俊不禁。     当时我在我们宿舍酒量应该是排第二(现在肯定第一了,呵呵),89年临离校,我的舍友肖顺平同学,就是瑶族的同学,不服我的酒量,非要比拼一番,于是买来了通化红葡萄酒,烧鸡和朝鲜凉菜,肖同学把通化红倒在饭碗里,一瓶两碗一下子干掉后,然后,倒下了。不过,肖同学现在酒量大有长进,这两年我去南宁,总会和肖同学切磋一番。     我被逼着跟了一瓶后,看他已倒下,原本想收手,但一大帮同学起哄架秧子,结果被迫又连干了2瓶,6口干掉了3瓶通化红!结果是,我已经爬不上我的铺位了(我住上铺),只能躺在下面沈同学的铺位上,半夜吐得一塌糊涂。更要命的是,当时我们住学2楼5层,那个时代晚上停水,半夜起来,什么水都没有,这个难受劲,回想起来,至今不寒而栗。     大学时代,人民大学东门有一个海丰餐馆,就在现在当代商城的位置上,很破败,但那个地方的鱼香肉丝和水饺,绝对地棒,到3、4年级,我们是经常去光顾了。     与师弟师妹们的喝酒,以白酒为主,,至今这个酒局还泰半存活–每年回家,总会与师弟痛饮,而每年师妹从美国回来,也总会一起喝上一口。89年春夏之交,师妹临去之前,壮行酒是我请她喝的。前些日子妹妹从美国回来公干,不到一周,一起喝了两次,分手之时,竟然很伤感,只能短信祝福一路平安生活幸福,嘱咐回家别忘了给我们电话。     当然,也不全是酒。上大学时,我体质不好,早年的哮喘一直缠着我。那个时候,我的体育老师李德印,是太极拳宗师李天骥的后人,而我最早是跟我同学孙双平学太极和站桩的。     孙双平是甘肃庄浪人,我上中学时读过《麦客》,对庄浪很有印象,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孙早年习武,颇有功力。体育课上,虽然只是重学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但孙还是上了这门,李老师看了他的表演后,夸了句底子不错。可惜,我竟没能坚持下来。     偷白菜。偷白菜可不是开心庄园摩尔庄园中的游戏,而是当年北京大学生冬天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并非我们85级独美。     北方的冬天当时有一街景,就是到处堆放着垒得很高的大白菜。大白菜是当时北方冬天的当家菜。一到冬天,人民大学食堂周围的马路边上,到处堆着白菜。当时大学生活还比较清苦,油水少,冬天夜自修回到宿舍,肚子总是饿得慌,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瞄向了路边的白菜,当然,这也有传承。高年级的同学会告诉新进者,晚上煮白菜不错。     一个宿舍的同学总是轮流去偷,经常会撞上其他偷白菜的人。偷回去后,用水洗干净,电炉子上,清水炖白菜,偶尔也会放点盐或者剩下的方面便面调料,但清水煮最常见。也许是因为当年生活实在不好,这样也算是佳肴了。后来跟朋友们聊起,大家都还津津乐道。     偷木板。大学时候偷的,不仅有白菜,还有木板。     有人会问,偷木板干什么?     其实当时大学宿舍里,流行一种时尚,就是用块木板搁在床架上,上面可以放些书和杂物,当时那女生宿舍都有这块木板。2米长一点,20公分宽。我们理论系学生书多,更需要这块木板。不过,这块木板并不是学校配的,而是偷的!     现在想来,很难以置信,哪儿来这么多合适的木板给学生偷啊?     当时我们85级同学的木板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毕业班传下来的。有机灵的或认识高年级同学的,早早就定下了,不过,他们的也是要么是偷来的,要么是传下来的。     另一个途径就是偷来的。我的就是偷来的。与同学去学校的建筑工地偷来的。工地山工人也许是见多了,看到了也只是喊两声,并无其他动作。扛回宿舍后,擦干净,用报纸糊上,往床架上一放,成了。     恋爱。大学本是恋爱的好时光,不过,我发育晚,别人忙着谈恋爱的时候,我正忙着看小说喝酒呢。不仅是我,我们许多同学也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结果成了无故事的人,实在无趣。现在后悔得很。后来跟同学聊起,说我们这一代错过了美好的时光,损失一定要让下一代夺回来,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就有故事。     当然,也就是一乐而已。                    同学之间的情谊,自是山高水长。因为我们曾经一起,经历并见证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转型。     在广州期间,我的那些早已在广州生根发芽的大学同学,无论是否同班,总是喜欢拉着我一起,熟悉广州的风土人情,让我这个新外乡人,感恩于心。而均伟兄是我苏北老乡,党史系,大学期间我们一起在一个班上英语,他在广东挂职期间,竟能通过在飞机上阅读南风窗,通过这本杂志的版权页,认定是我在做,辗转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找到多年未能联系上的我,绝对算是同学情谊的一段佳话。     四年风云激荡的岁月,在万余字的个人记忆里,难免挂一漏万。自然,也有其他考虑,比如方便不方便。我对于博客里的个人记忆,向来是一气呵成,不愿意打磨检查,所以错别字乃至记忆的疏漏都是常见的,但毕竟是个人记忆,也是在博客里公开的,既考虑了个人立场,也基于遵循时代所允许的呈现方式,记忆自然也会有所选择了。     这也算是一点遗憾吧。     逝者如斯,烟云若尘,悠悠往事,付梓以铭。          2009年10月1日夜,10月2日晨,匆匆于旭日嘉园。           上一篇: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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