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言

胡赛萌 | 披着“宇宙真理”外衣的丛林法则

披着“宇宙真理”外衣的丛林法则     胡赛萌/文     “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艰巨复杂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和危险,极大地增强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自信,首要的是始终同心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笃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这段令人作呕恶心的话出自《解放军报》5月22日刊登的名为《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一文。作为由总政治部出版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解放军报》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此篇奇文见报后,诸多网络门户网站进行了转载。网易在转载该文之时,将文章标题改为了《解放军报: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这种断章取义、寻章摘句式的标题党行为是网络媒体的一贯做法,简单直白,却能有效地抓住网民的猎奇心理。此次,网易编辑的这种做法同样见效。进过网易编辑的妙手,该篇奇文顿时火遍整个中文互联网,众多网友纷纷加入调侃“宇宙真理”的大军之中。就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宇宙的真理#这一话题还牢牢占据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榜。     《解放军报》中的这句备受调侃和嘲讽的“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最初见于中共党员方志敏的文章《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他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也因为这个原因,方志敏领导下的红军策划绑架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一案被网友扒出,大家纷纷谴责方志敏的死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随着事情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网友加入了讨论大军,尤其是之前官方喉舌媒体发表一系列反对宪政的支左文章,网友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现在正可趁此机会一吐为快!名为“弹弓子E”的微博网友说:传说宇宙终极真理一共有7个。前苏联原来掌握一个,后来遗失了;朝鲜现在拥有一个;利比亚的卡扎菲曾拥有一个;伊拉克的萨达姆曾拥有一个;埃及、叙利亚据说也各拥有一个;现在我们也终于找到了一个。据《天方夜谭外传》记载,一旦有人凑齐了7个真理,就可以制成打开另一个宇宙——反物质宇宙大门的钥匙。     另外,也有网友扒出《人民网》在2001年刊登的一篇名为《邪教的十个特征》一文,该文中有一句极为醒目的话——“邪教的关键在于其‘精神领袖’都一致地自称掌握着宇宙最终真理”。许多网友将这两篇文章中的“宇宙真理”用颜色标记,拼在一起疯狂转发,笑称“新闻要对比着看才有意思”。托马斯•潘恩曾说过的那句——“一个人已经堕落到了宣扬他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也被网友广泛传颂。     一句“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之所以能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习上台后尤其今年以来对舆论的收紧,从而引发网友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恰好表现在此次舆论反弹之上。     近一两个月以来,微博上活跃的学者、大V以及异见人士的账号相继被删或被禁言,高校推行“七不讲”,左派公开集会,要求“公诉”右派经济学家茅于轼。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中办发【2013】9号)的通知。这份通知已经在中共内部进行大范围通报学习,目前已下达至县团级。这两天,《学习时报》《红旗文稿》《解放军报》《环球时报》等一批中共喉舌纷纷发表文章,在“尊毛”、“宪政”、“信仰”、“社会主义”等问题上发表左倾观点,一时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此次由新领导层主导的政治舆论左转,很大程度上源于高层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舆论恐惧和担忧。薄王事件虽然最终以薄的落马而结束,但此事导致各种社会思潮暗流涌动,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崛起,网络通讯技术日新月异,民众对于资讯的获取更加便捷,执政党对于网络言论监控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民智已开,政府对于舆论的钳制效果每况愈下,每每一件意想不到的小事都会在互联网上掀起滔天巨浪和汹涌的问责浪潮,许多地方政府部门犹如惊弓之鸟。更为麻烦的是,这种质疑和问责,开始逐渐威胁到执政党的统治合法性。基于这种舆论劣势,执政党企图通过行政手段来弥补日益流失的道义基础,以“政左经右”来整合左右两派的政治势力和民间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习一再强调“不能以改革开放后的成果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改开前的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的现实原因。     对习而言,两个三十年不相互否定,除了担心彻底否定了毛会危及中共的执政地位之外,他也希望这个折中的表态能有效地整合左右两派的力量,从而都能为他所用。换言之,邓可以声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习只能说“我们的信仰是宇宙真理”。二者之所以有如此差别,除了个人在党内和国内的权威不同之外,二人所面对的对手和所处环境也已大不相同。     邓之所以敢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与文革的那一套和四人帮相比,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理论上,他都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所以他敢于发动舆论去讨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巧妙地破除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对于他的限制,为他发动改革开放营造舆论氛围和奠定权力基础。习则不同,在面对民间汹涌的质疑和党内不满的声音,习不可能也不敢去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讨论中国究竟该往何处去,因为他本人不但没这个自信,而且他也知道辩论下去的结果将对他和他的政党极为不利。因此,他只能授意官方喉舌以不容置喙的姿态来表态——我们的信仰是宇宙真理,希望以这种不讨论的方式拉拢住日益分裂的舆论两极。     从邓到习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道义极度虚弱的执政党,如今已经完全放弃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以更加极端现实的行政手段和话语霸权,企图来整合在政治理论上完全对立的两派,而他们口中的“宇宙真理”,本质上是丛林法则,即要么就被被整合进去,成为中国梦战车上的一员;要么就被剔除出局,成为这个零和游戏的祭品。     总言之,执政党道义上的虚弱和在执政方向上的迷茫,导致了“政治向左、经济向右”的奇怪现象,而对于文革的态度更突显了其背后的现实利益考量。如果说邓掌权初期还有带一点理想主义的共同富裕,那么习上位之后,只能是一场早已知晓结果的零和游戏。曾经的共同富裕如今却变成了是零和游戏,被誉为宇宙的真理,其本质却是血淋淋的丛林法则。     行文至此,我耳畔不禁又回响起杜牧在《阿房宫赋》里的那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透过历史的迷雾,杜牧那富有穿透力的声音一直徘徊在神州大地上空,回响不绝,至今不肯散去……     我的新浪微博: @胡赛萌同学     我的微信公众号:saimeng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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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舅舅是司令”把疯狂提升到了枪杆子的高度_

“我爸是李刚”从诞生那天起,在舆论界不但没有博得好名声,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人们诅咒邪恶的代名词。令人奇怪的是,它所代表的那种嚣张跋扈的强势威力却成了另外一些人积极效仿的范本。诸如“我爸是市长”、“我爸是厅长”等等,级别越来越高,霸气也愈加突出。前天下午,更是有人大肆叫嚣“我舅舅是司令”,直接把蛮狠之势提升到枪杆子的高度。   9月28日下午,沪渝高速公路湖州二界岭省际卡点,一辆湖州牌照的红色马自达轿车拒不接受停车检查,强势冲卡,撞到了执行任务的警察。10分钟后,在下一个收费站,该车被成功拦截。面对关检人员的问询,从车上下来的中年男子不但对自己的冲卡撞人行为认错,反而狂嚣“我舅舅是司令!” 听 听这位狂男是怎么说的:“你这身皮(警服)脱掉,我们去外面玩玩,看看谁的势力大。(上面)没有人,我给你讲,口气也不会这么大。”、“不信你到南京军区(问问),司令员是我舅舅,你马上打电话啦”。说完这些话,该狂男竟扬长而去。 如果说,李启铭等人因年龄不足口无遮拦,放肆叫嚣或可理解的话,那么这位老兄显然得另当别论了。这句并不光彩,备受诟病的言论从一位成人口中说出来,难道不正暗喻了某些社会现状?视频资料显示,从该男子声称他舅舅是司令员后,警方是一直温和的、低调的、甚至是颓废的,这本身就不合乎常态。如果是在平常状态下,对于一位肇事违章的司机,警察还会如此客气吗?这无不说明了执法者在更高一级权力面前一样会表现出忌惮和无奈。   宪法明文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不会因某人地位的差异而区别对待,但现实果真做到了吗?可以很明确地说,正是因为有了一次又一次徇私枉法的事实,才助长了一些人敢于蔑视法律,疯狂行恶的胆子。在这些人的眼里,没有什么是权力不能摆平的,在执法者心里同样存在着不可不向权力妥协的道理。于是,人治就演绎成中国社会的硬性法则,而法治则成了真正的傀儡,全当把玩的道具。而法治形同虚设,则意味着正义流失,首当其冲被剥夺的是公民的人权。看看现今中国屡屡发生的恶性事件,哪怕宪法赋予的权利得到一点点尊重,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受到无辜的伤害。前两天,为了对抗强拆,辽宁抚顺的一位老汉居然爬上了七层高的楼顶,手挺国旗以示维权。试想,如果没有恶权力的支撑,开发商敢在没有任何手续的前提下毁人居所?说白了,人权在恶势力与官权的要挟下,不过是一个文字符号,一切社会行为不得不在官权的意志下运行。已然如此,在行为不端的情况下,扛出官衔来应对,自然是再正常不过了。   无论“我爸是李刚”还是“我舅舅是司令”,皆在于当事人谙熟社会常规,执法者更是深悉官道。如果我们的法律真的做了不偏不倚、惩恶扬善,就算你叫嚣“我爸是奥巴马”又待怎样?事实证明,现行的社会法则早已被这等陋习感染病变,成为顽疾,那么我们还会为一句叫嚣之词感到奇怪?以此,真正该受到谴责的不是一人一事,而是病态的法律和无良的体制。   20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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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菜刀都要实名的国家,武器居然能由个别人出口?

    生在这样的国家是很丢脸的 9月5日,外交部举行例行发布会。有媒体问“今年7月,利比亚代表团曾来华与中国公司接触,并签订了购买武器的合同,请证实”。发言人姜瑜否认该消息,称中方公司没有同利方签署军贸合同,更没有向利方出口军品,也不会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向利比亚提供军品。 9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主持例行记者会。有媒体提问“利比亚过渡委员会就中方人员与卡扎菲政权代表接触发表了一些言论,中方如何回应”。姜瑜表示,这是一起中国公司个别人员的行为,这种接触未导致实际的武器出口行为,并称承认利比亚“过渡委”需水到渠成。 仅仅一天时间,外交部在事实面前就露出了驴唇和马脚。将国家行为狡辩为中国公司个别人员的行为简直就是国内责任永远是临时工的国际山寨版。跟整个世界做对,几乎所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是声名狼藉的独裁分子和专制暴君,当几乎整个世界都在跟卡扎菲切割撇清关系的时候,中国政府还在跟卡扎菲勾肩搭背玩断背,这样的行为绝不是仗义,用倒行逆施来形容,简直是恰如其分。 一面是火焰一面是海水,当中国的利益集团继续跟利比亚卡扎菲们进行同流合污和同病相怜的交易和交媾的时候,丢脸的已经不仅仅是强词夺理、信口雌黄、背着牛头不认账的发言人,还有我们这些无辜的人民! “个别人员”怎么就这么牛? 2011-09-07    9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再次主持例行记者会,就有媒体报道“今年7月中方向卡扎菲政权提供武器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回应说,这是一起中国公司个别人员的行为,这种接触未导致实际的武器出口行为。   姜瑜的这个举报行为,一下子把中国新兴进出口公司、北方工业公司和中国精密进出口公司这三家军火商推上了前台。这些军火商中的“个别人员”,居然在党和政府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摇摇欲坠的卡扎菲政权讨论提供武器,有悖于中国政府完全支持的联合国制裁决议,实在是胆大包天。   一个国家对外的任何武器交易,都绕不开政府高层的授权,无论他是公营还是私营。中国国情之一,军火属于重器,导弹之类更是大杀器,一向在严格管制之列。老百姓买把菜刀都要实名制,遑论2亿美元的大杀器!中国的国情之二,武器制造公司和出口公司都是完全国有的,叫做央企,没有一家私人公司敢于染指此类行当。众所周知,带“中”字头的企业注册,是要国务院秘书长亲自批准的,尤其是带“中”字头的军火商。他们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有级别的。至少应该是副部长.这样牛皮哄哄的央企军火商“个别人员”背着政府大规模走私武器,绝对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   其实稍加分析,“个别人员”背不起这口黑锅。   其一、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关于对利比亚卡扎非政权实行制裁(包括武器禁运)的表决中,代表中国人民庄严地投下了赞成票。然而央企的军火公司“个别人员”向卡扎非政权出售武器,让世人指责中国背信弃义,陷中央政府于不义,还连累了国务院秘书长、国资委、发改委一起背黑锅。纵使姜瑜大义灭亲,举报央企军火公司“个别人员”,他背得起这口黑锅吗?把这么些个响当当的上级主管拉下水,显然“个别人员”想背也背不起。姜瑜说过法律不是挡箭牌,军火商是不是挡箭牌呢?   其二、卡扎菲政权代表当时来中国想必拿的是公务签证,公务签证想必需要公务邀请函才能办理。“个别人员”能瞒过公司领导使用公司大印给对方发出公务邀请函,成功骗过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签证官的火眼金睛,瞒过相关政府部门接待对方并谈判,直到加拿大的环球邮报报道出来之后,政府部门才知情。这一下子把外交部也给绕进去了,姜瑜之流显然也脱不了干系。不仅如此,公安部、安全部,个个都要切腹自杀。这这这,情何以堪?   “个别人员”实在太牛了,比奥特曼还牛。   虽然诚信问题在国内不值一文钱,但放到国际上就未必了,还是要拿来装潢门面,否则就要付出巨大代价。作为联合国领导成员国之一,举手赞成了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制裁决议通过,偏偏让“个别人员”拆了西洋镜,闹了个不执行,这种国际形象真的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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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糕的税收政策

    孙骁骥:最糟糕的税收政策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最近发表了一篇论及收入再分配的文章,里边提到了人们在参与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向下看”的心理效应。   这种心理效应建立在两个货币试验的基础上。在第一个试验里,实验者被随机给予一定数量的美元,然后,每个人被告知有两种再分配的方案,一是自己获得额外的一美元,二是所有人共同减少以部分所得,为美元数量最少的人增加两美元,以达到总体收入的平衡。结果显示,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最不愿意拔一毛而利天下;在第二个实验里,拥有随机货币量的实验者获得了额外的两美元,但他必须将这两美元给予比自己收入较高或较低一级的人,结果再次显示,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更愿意把两美元给收入比自己高的人而不是最穷的人。   文章作者把这个现象归结为一种对落入“最贫穷阶层”的恐慌。一个倒数第二穷的人,他并不会与社会收入链最高端的人比较财富,反而会往下看,与社会最穷的人比较财富,从而寻找自身的安全感。大胆点说,一个社会的次贫穷阶层最不希望再分配政策缩小他们与最贫穷阶层的差距,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实际收入,也给他们造成了恐慌的心理。   再进一步推论,一国的税收政策最应该考量的就是该政策对次贫穷人口的影响。那么,中国的城市次贫穷人口收入在多少呢?新个税法规定,凡扣除三险一金后月实际收入低于3500元人民币的人都不用交税。即是说,实际收入在3500元之下的,就是处于在再分配链条最末端的人。放在前文提到的试验里,他们可以被划归到“最穷的人”之列。   但问题是,试验里“倒数第二穷的人”在现实中是谁?这个问题太难准确回答。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实际月薪只有三千的人固然过得紧巴,但实际月薪一万的人,一定会感觉自己更有钱吗?假设他们把每月比收入三千的人多挣的六七千块悉数存进了银行。那么,一年后,其存款大约有七八万,十年之后,大约七八十万,还不够一套四环外房子的首付。和月收入三千的人一样,他们的命运也只能是望房心叹,唯一的区别在于,收入上万的人在这十年中敢于购买稍贵一些的衣服,进稍高档一些的饭馆,多看几场国产电影。如此而已。有舍得花钱的人兴许会动用这笔存款买辆车,但买车并不代表脱离了贫穷。美国的不少流浪汉也开车,还不一定只开日产车,但开车的流浪汉本质上始终是流浪汉。此理放之中美皆准。   我的意思是,中国的“次贫穷阶层”的收入范围或许会非常大。不少月收入在一两万的人(特别是有家庭的夫妻)会发现钱完全入不敷出,因而整天抱怨。一帮整天抱怨自己收入太少而同时又需要缴纳个税的人,大概就相当于试验中那个最不愿为穷人慷慨解囊的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新税法施行后,据统计将有6000万人免缴个税,实际交税人数为2400万人。姑且信这个数字吧。然而,2400万人中,又有多少是属于本文所说的“次贫穷人口”?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在月收入3500至20000元的人群中,新个税法为他们减少的缴税从105元到480元不等,相当于他们每个月能多下一到两次不太高档的馆子。这笔钱,聊胜于无而已。   而往收入金字塔的上方看,月收入五到八万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的税制依旧没有太大变化,并且税额稳中略有上升。虽然如今民间“仇富”心里颇重,但我不得不说,向富裕阶层征税过重,只会减少实际的税收。经济理论中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告诉我们,当对富人的征税比例超过一定临界值的时候,富人们(这里指靠个人劳动致富的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避税、甚至逃税。中国的税收之“重”,不仅鞭子落在穷人身上,也落在了富人身上。所不同的是,穷人无法规避税收,但有钱人在发现自己的财产权受税收侵害时能够采取措施规避,并且,如果这个过程需要寻租的话,他们也付得起那点租金。   再者,新税法施行后,由于纳税人数减少,国家预计全年税收会减收1600亿。一目了然,税收最大的寻租者,政府自身的名义收入也因新税法而减少。通盘考虑,目前的个税改革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最贫穷阶层是否因此受惠还是个未知数;压力很大的次贫穷阶层依然是缴税的冤大头;富裕阶层缺乏安全感,纷纷避税;政府自身的名义收入也在减少。写至此,我猛然想起经济学者R.J.巴罗在一篇探讨美国上世纪90年代税制改革的文章中描述过他认为最糟糕的税收政策:“如果一项政策使得富人们的情况变坏,但又没产生什么税收增加,从而对穷人没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你认为这项政策怎么样?”巴罗万不可能料到,这句话问出二十年后,离他半个地球远的中国居然磨磨唧唧答应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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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长夫人曝出了中国股市的“潜规则”

     随着吉鑫科技于今年5月6日的上市,行长夫人“股神”的故事在市场上传为“佳话”。虽然5月6日吉鑫科技上市开盘即告破发,让一级市场的中签者也都被套牢。但拥有吉鑫科技原始股的无锡市总工会干部学校老师安月芬仍然是赚得盆满钵满。她3年前投资429万元获得吉鑫科技132万股原始股,以首日收盘价19.97元计算,如今账面价值已飙升逾5倍至2636万元。   而根据媒体追溯,这是安月芬从IPO斩获的第二笔收益。此前,安月芬投资120万元参股设立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借此于2006年11月间接持有地处江苏张家港的东华能源398.4万股。2008年3月东华能源上市,经过解禁后数次减持与剩余持股的账面价值,安月芬间接持股的累计价值约为3748万元。也就是说,安月芬通过两家公司的IPO,斩获6000万元。如此精准的投资,如此高额的收益率,就是股神巴菲特也只能自叹不如了。又一个“股神”冉冉升起在中国股市的上空。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实际上,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同样会有一个伟大的男人。这一点在“股神”安月芬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安月芬之所以能成为“股神”,显然与其丈夫王建华在背后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而其丈夫之所以就是安月芬背后的那个“伟大的男人”,是因为王建华是中国建设银行江阴支行前行长(从2008年起改任建设银行无锡分行纪检监察部负责人)的缘故。老公是行长,老婆因此成为股神,这在中国股市实在是太正常了,作为投资者,乃至社会各界,都不必对此大惊小怪。   这其实就是中国股市的潜规则。在中国股市里,巴菲特会不会还是股神,对此笔者不敢妄下结论。但“行长夫人”、“市长夫人”等“权力夫人”,只要愿意,肯定都可以成为“股神”。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一次,作为“行长夫人”的安月芬是从原始股寻找突破的,所暴露出来的是中国股市的“小非潜规则”。   一家企业的上市,带给大小非的是一夜暴富的机会。作为大非来说,也就是企业的控股股东,或大股东,这一点基本上都是透明的,是无可争议的。但谁是上市企业的小非,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毕竟,这些小非通常就是搭致富便车的,谁坐上了小非这趟致富便车,谁就能一夜暴富。但这趟致富便车显然不是人人可以乘坐的。于是这就有了“小非潜规则”。即小非的致富便车通常是给那些与企业存在厉害关系的人来乘坐的。或者与企业在业务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或者是能够决定企业命运的人,或者是给企业发展带来好处的人等等,总之能成为小非的都是有着深厚背景的人或机构。正所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没有深厚的背景,小非的致富便车怎么会让你乘坐上去呢?也正因如此,余秋雨就坐上了徐家汇的小非致富便车,安月芬也就坐上了东华能源、吉鑫科技两公司的小非致富便车。因为都有着深厚的背景,余秋雨富得,安月芬当然也富得,谁叫她老公是行长呢?   这就是中国股市,这就是上市公司的“小非潜规则”。也正因如此,浸淫在潜规则中的王建华就表示:“我认为我夫人的投资都是合法的,公允的价格根本合情合理合法,利益和风险同在,不存在腐败问题。”王建华当然不会承认其夫人的投资行为是一种腐败行为,如今作为建行无锡分行纪检监察部负责人的王建华当然知道“腐败问题”意味着什么。只是腐败不腐败,能由王建华自己来说了算吗?该是由监管部门与监察部门来为这个问题作结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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