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评

柴子文 | 香港“垃圾经”:起跑输太惨

世上本没有垃圾,资源放错了位置,才成了垃圾。 差别的关键点其实很简单,就是垃圾分类的制度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价值观垃圾,是人就不该有的,而把垃圾分成三六九等的垃圾价值观,则人人都该有。 柴子文   世上本没有垃圾,资源放错了位置,才成了垃圾。在香港的生活中,对这句话体会更深。在香港,每当朋友搬家后要添置新家具,只要上各个大学的网络论坛找找,很快就能物色到合适又便宜的物件。这些家具之所以不能随便丢掉,是因为香港的垃圾房跟住房同比例缩小后,空间实在有限,无法“收容”大件物品,而大件物品的处理很麻烦,需要付费专门请人拉走。真不如便宜卖掉,不仅收回少量成本,还节约了垃圾处理费。   更常见的情况,某人要搬家,会把多余的物件分门别类,拍照留影,传给可能有兴趣“领养”的朋友,请求认领。这样处理杂物,既十分环保,又增加了感情联络。无论是书、CD等各式收藏,还是日用家具,都能不浪费地流通起来。不仅有心环保的人,连我这样的环保门外汉,遇到一两回这样的“赠物邀请”后,自己遇到搬家,也觉得是个好方法,需求新陈代谢,万物各得其所。   对的,垃圾是等待重新被发现的资源。回收处理后的红铜、废铁、废胶、废纸、废木、玻璃、铝罐,都各有其价。最便宜的废木,每吨300港元,但香港嘉道理农场对废木进行了革命性的重新发现。通过热解,将废木浓缩为周身是宝的生物碳,既可当土壤改良剂,又可做室内天然吸湿机。   但对于大部分香港人来说,在没有实行垃圾分类的情况下,日常生活垃圾的处理,即使有心环保,也无力做到让垃圾重新变回资源。2010年,香港每日运往堆填区的固体废物重量是1.3万吨,香港每日人均垃圾制造量为2.69公斤,全球第一。   面对垃圾围城,最近港府结束为期3个月的垃圾征费公众咨询。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人表示支持“按量收费”模式,对垃圾袋进行额外征费。收费的原因,自然有惩罚性因素在里面,香港每天花在处理垃圾上的费用高达1300万港元。   对于两岸,台湾的垃圾处理经验是鲜活的好例子,台北从2000年开始垃圾征费至今,减废量超过六成,资源回收量增加了21倍,因此停止了两座新焚化厂兴建计划,连垃圾掩埋场也变成了环保生态园。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家家户户人人自觉遵守的垃圾分类制度,已经习惯成自然,以及配套的回收政策。   过去香港也有多个垃圾焚化炉,自从发现燃烧垃圾会产生有毒的二噁英,政府就关闭了所有焚化炉,在上世纪90年代全面停用。在目前3个堆填区即将爆满的情况下,政府再建议,在新建堆填区的同时,再建升级版的焚化炉。不管改进后的焚化炉是否真能将二噁英解毒,比起台北,香港真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输得太惨了。   差别的关键点其实很简单,就是垃圾分类的制度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价值观垃圾,是人就不该有的,而把垃圾分成三六九等的垃圾价值观,则人人都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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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子文 | 为中国深层次矛盾解套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 为中国深层次矛盾解套 .柴子文 ( 于建嵘认为,多起屠童案显示中国深层次矛盾,解套须激活现有的制度资源,官员先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通过博弈用规则驯服公权力,建立规则意识,走向宪政民主社会。 ) 从杨佳杀警案到南平等地一连五起屠童惨案,从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到砍杀无辜生命的发泄,中国社会的断裂越来越严重。究竟什么是撕裂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南平案发生后,有相当一批网友评论说:「杀得好,只是杀错了人!」于建嵘对这种社会情绪忧心忡忡,无论是作为一个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学者,还是作为一个对建设性改革充满期待的公民,他都不得不反思:为什么这么清楚的是非问题,还会有人叫好,这不正是这个社会扭曲的表现吗? 于建嵘认为,这种社会情绪需要认真对待,尤其是背后那种「凡事都是官的错」的思维格式,说明官民矛盾,也就是公权力无节制地侵犯公民权利,已经是目前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无论是个人发动的血腥屠童惨案,还是近年昆明、石首、瓮安等地的群体泄愤事件,于建嵘认为,都是清楚的信号,提醒执政者要充分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官民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官员对权力的垄断与民众要求参与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第二,公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利用资源对民众的掠夺越来越严重;第三,公权力对社会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全面控制,越来越加强政治上的专制能力。 于建嵘的观察不同于一般杞人忧天式的书斋论政,他是一个注重实证调研、喜欢跟草根社会打交道的学者。早在一九九九年前后,于建嵘只身一人,依次走过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村,历时二十个月,写出博士论文《岳村政治》,震动学术界,他鲜明的提出:在百年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缺乏真正意义和有效的农村社会和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是中国农村逐渐衰落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走访过程艰辛无比,他时常在路边的小摊档吃饭,满身泥水地追赶公共汽车。后来他记述说:「乡村之夜,寒冷无比。农民之艰辛,更扰心境。」 零九年,于建嵘出版《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评——基于一百例上访劳教案的分析》一书,从对一百个上访劳教案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结论:将上访民众劳教已成为目前政府掩盖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 于建嵘疾呼应立刻废除不经司法制度的中国劳教制度,他认为,劳教这一建政初期治国理念的产物,分别用于五十年代政治斗争及八十年代对社会的控制,而在倡导依法治国、和谐社会的今天,不但不合时宜生搬硬套,更违背了宪法、立法法及行政处罚法:「它被行政权力用来在司法系统之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最大限度保证公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能力。不从意识形态争论,把人权民主等抛开一边,它连中国本身的法律都违背。所以,劳教制度不废除的话,中国要依法治国就没有可能!」 因为长期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和实践,于建嵘非常警惕非理性的社会情绪和力量,他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怀念毛时代,因为虽然那时受到压迫,但不会真正没有规矩。毛时代可能要你的命,但是还有些规则的,恐惧但还感觉有个人在上面,毛主席什么时候清醒了,我们就有救了。现在是全民反抗。杨佳是最典型的例子,你不守规矩,我也不守规矩,我拿着刀自己来;城管打死人了,一句谣言,就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很小的问题,只要往官民矛盾方面一烧,就会引起重大问题。」 零三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幷没有能对公权力构成足够的制约,于建嵘认为,原因是政治制度的落后性,没有能限制公权力的制度安排。如今更多人谈论的权贵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也是通过权力获得资源。 于建嵘表示,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公权力的泛滥,政府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的全面占有,越来越不受制约。当权的人失去了公信力,人们就会质疑你的权力是否滥用。而相对应的,则是草根社会的权利求告无门,社会敏感问题法院不受理或即使受理也袒护权势者,上访遭到阻拦甚至劳教,老百姓最后只能越来越倾向暴力式的自我救济或对社会泄愤。这就形成了官民对立的导火线。 那么,中国是否有新的道路可以解决官民矛盾?于建嵘认为,这需要新思维:解决官民矛盾,应当规则优先。说起「守规则」三个字,于建嵘就特别激动,神采飞扬起来。 于建嵘认为这是中国未来前途的关键:因为守规则,就是要守住宪法的底线。如果官员首先从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开始,而不是用法律限制老百姓,把一切制度都变成不守规则的规则,这样,就不必假想一个全新的政治改革,而是先激活现有的制度资源,已有的制度走不动了再改,方向是责任政府、民主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即通过博弈用规则驯服公权力,通过规则意识的建立走向宪政民主社会。 在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中有一种力量,必定是未来改变中国社会走向的正能量,那就是网络、手机等现代科技。于建嵘四月在香港大学做了题为《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信息技术与民众抗议行为》的演讲,详细阐释了现代科技力量改变维权方式、与民众抗议相结合产生的正面推动力。 于建嵘说:「很多人忘记了一个问题:怎样立出规矩?是等别人给我们立规矩,还是我们自己也参与立规矩。我们不要只是在网络上发泄,我们还要帮助立规矩。比如村务公开,社科院农村所开发了叫『村治在线』的电子政务公开系统,让外出打工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便捷的参与村庄选举、村务管理和监督。现在已有四个县在用(黑龙江安达县﹑河南的中牟县﹑湖南的桃园县和陕西的岐山县)。就像国务院新闻办形容的,这是让乡村民主插上科技的翅膀。互联网不仅是发泄不满情绪的地方,也可以是互动地立规矩的平台,将抗议变成产生规则的良性过程。」 于建嵘在香港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时,有听众义愤填膺地怒斥中国现有制度,他却反问:那你说怎么办?他不同意对中国社会最好最坏两个极端的判断,而是觉得需要另一种健康的声音: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但是可以有办法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是需要利用制度资源,而非另起炉灶。 在他看来,改革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恐怖。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路径,也就是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他说:「首先是确权,确定哪些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并且用行政、司法的力量加以保证。其次,让司法脱离地方控制,让司法改革从县市级开始,改变初级、中级法院的地方属性,人财物由上一级主管,然后推行法官问责。这样就能改变百姓得不到司法救济的危局。」 让县级人大职业化 其三,于建嵘说:「县长、县委书记不再当人大代表,让县级人大职业化,这非常有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现有县级人大代表实际上是选民直选的。四年后要公布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一个县大约有五十个代表,五十人盯着县长、县委书记,如果他们做了坏事,老百姓需要人大代表主持公道。」谈到这些可以着力的现有制度资源,于建嵘的声音变得有力而清晰。 于建嵘说自己幷不悲观,毕竟现在还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做,毕竟「中国宪法的主体部分是世界上最好的宪法文本之一。归根到底,我们只需要高举宪法的旗帜!」■(亚洲週刊201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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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子文 | 从「草泥马」到「掉哪妈」:荒谬中国的注脚

「掉哪妈」会变成新的「草泥马」吗?   我觉得很可能会。为什么不呢?既然「草泥马」这只可爱的「马」能让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都心领神会,「掉哪妈」这么生猛威武的「妈」,也说不定很快会让不说粤语的中国人都会心一笑,很黄很暴力的背面,可以是很潮很公民。网络上那个楚楚动人的神兽家族终于可以找到一个妈了。这两个词背后的故事,给中国年轻一代的才智勇气、这个时代的荒诞感做了十分生动的注脚。 保卫阶段还未到   在广州生活了五年多,仍然没有学会粤语,但听起来大致都没问题,毕竟从小到大听过那么多粤语歌、看过那么多粤语电影,在卡拉OK唱过那么多陈百强、Beyond、黄耀明。所以,怀着对粤语流行文化的亲切感,我一个江南人在广州生活,似乎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困难和错愕,也没感觉到广州人排外。虽然我从小接触的粤语文化并不来自广州,而是来自隔壁的香港,但还是容易爱屋及乌地喜欢广州保护得相当不错的老城区岭南建筑(当然是相对于其他大城市的大变脸而言)。说实话,每次跟广州本地人说普通话还挺理直气壮的,心想普通话这么普通的话,你听不懂大概是你问题。但心里面也是平衡的,我要是跟你说江南话才是「鸡同鸭讲」,幸好咱们都懂点普通的话。其实,广州人的普通话经过多年大力「推普」,水平已经相当不错,粤普切换,跟换台一样自然。所以这次成为导火线的政协提议说要把原来的粤语台改成普通话台,是多此一举,全国各地的地方台都被「普通化」了,还差这一两个也非要纳入洪流吗?这不是把本来和谐的事人为对立起来吗?我想这一定不是那位政协委员的本意。   这次广州江南西发生的八十后集体歌颂「掉哪妈」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警察没有打人、拉人,似乎比香港还要进步,希望这样的事情能成为好传统,发扬光大下去。我觉得广州的年轻人做得还是很有创意和幽默感的。有幽默感,是因为没有心机,我不同意认为这事是没事找事借题发挥的阴谋论,谁看到袁大将军「掉哪妈!顶硬上!」这么威武鲜活的墓志铭给刨了,小学生说家里话就当不了班干部了(这不是逼小朋友们连说话都要功利算计嘛),谁心里面不想骂娘?也难以想象粤语肥皂剧都要以亚运会的崇高名义改说普通话肥皂剧。这事怎么这么不对劲啊,怎么一边说着要善待粤剧大师、保护岭南文化,一边又干着相反的事,难道提升岭南文化的方法是鼓励小朋友不说粤语?XX,到底想干嘛?有人在网上一提议,就呼啦一下涌去了几千人。这事,妙就妙在大家一起光明磊落的喊「掉哪妈」,那一刹那绝妙的行为艺术,就发生在广州的闹市街头,大概艾未未也未必想得到,想得到也未必做得到吧?至于是否到了「粤语保卫战」那么严峻的地步,似乎有点人家还没打你,你就先自己趴下说警察打人了的感觉,不太有品。好的行动派要有好的行动,不能无限上纲。「粤语保卫战」的提法,也许有某种香港人对被边缘化恐惧的折射。   另外,我也不同意这事是少数人小题大作无事生非,某种程度上,恰好印证广州公民社会的生机与好处,这么重要的公共决策,市民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只是这种平台太稀少,所以大家只能散散步,喊喊袁大将军的名言。广州的媒体发达,可以笼络全国各地的人才竞相投奔,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有一个相对较阔的言论表达空间,有容得下这样空间的民间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互动。此前,番禺业主戴着防毒面罩游行反对新建垃圾焚烧厂,并给政府提建议,实行垃圾分类处理解决生活垃圾激增问题,得到良性的回应,岭南的政治文明程度与中国其他一些地方政府相比,高低立现。   至于粤语是否优于普通话,这跟普通话是否该普及到小学、普及到老祖宗的墓志铭,甚至跟推广普通话与让广州人继续白天黑夜的说粤语是否矛盾,完全是两回事。有香港学者总结粤语较现代汉语的诸多语言学优点,我很理解和尊重他爱粤语的心,不过,这无助于阻止粗暴推广普通话,反而也会把原本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好心帮倒忙。 “普通”新方言与哑巴英语   普通话和粤语如何共存共荣这事,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不一定非得用上语言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等的理论。小时候,大家都说母语,所谓母语,就是妈妈说的话,牙牙学语学的话,都是婴儿的耳朵不由自主听来的方言。等到开始上学要认字了,才学一种叫普通话的新方言。记得镇上的小学、初中,大部分老师还是用方言上课,大概除了语文老师,大家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等到上了县城的高中,各个乡镇口音有异的同学聚在一个班,大家才觉得需要说点普通话,也没有老师要求什么,就是现实的需要。不过大多数时候,同学之间还是喜欢说自己镇的方言,听起来意思都能懂,只是有些不同的声调和个别发音奇怪的字,要好的同学还互相学几句。后来到省会上大学,同学间出现了南北完全不同的方言系统,普通话自然而然成为沟通的必需,也用不着学校要求。我想,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因为有沟通的现实需要,语言才被需要,一个大家都能懂的普通话,才成为各地方言的最大公约数。   相反的例子可以看看中国人学英语,大陆的学生经常被批评,在学校学了那么多年的英语,仍然是不会开口的哑巴英语。原因不是很简单吗,就是因为没有沟通的需要。根本不是学生不够聪明不够勤奋。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说,秦始皇的伟大功绩之一是书同文,那也只是统一了书写,那时候的人员流动根本没有统一说话的需要,而且古代官话也试过按照区域划分成好几种。直到现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不是用湖南话宣布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大概也是因为不需要问全国人民同不同意,无需沟通,也就不需要那个最大公约数。 继续有趣吧,别政治化……   所以,不要让这么有创意的事情变得政治化(在大陆,什么事一政治化就变得无聊,因为政治只有一种嘛,这是八十后都懂的道理),应该让「掉哪妈」像「草泥马」那样,继续成为一件有趣的事,大家茶余饭后能调侃一下,嘲笑一下,沉思一下。幽默而快乐的反抗并不容易,但为自己心爱的东西保护好自己的脾气和脑袋,确实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 (《明報》世紀版,2010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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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子文 | 产房里的风波

十年前,香港判决一对大陆夫妇在港所生孩子享有居港权。二零零三,香港开放大陆游客的自由行。这两件事,开启了如今香港一年八万八新生婴儿中,有近一半由大陆游客“旅生”的现象。自由行的副产品,无疑是自由生。 香港在历史上从来不吝接受大陆来的移民,无论是出于人道的目的,还是基于拓增本地人口的目的。第一次在边境设立关卡,也是1952年以后的事,而在二战后,香港人口一度只剩下几十万,正是大陆来的大批量移民,填充了人口的稀缺。没有这些“人力资源”,很难想象,香港会有后来六七十年的工业大发展、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进步和香港人身份意识的产生。 当然,新移民融入新环境,新环境接纳新移民,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九七前后,由于担心时局变卦,香港人大量移民加拿大,不能马上移民的就让宝宝“先走一步”,出现港人赴加产子潮。大陆人赴港产子出发点是一样的,就是要离开一个自己觉得不那么靠谱的地方,让下一代生活在一个比较靠谱的地方。背后的可能性有两个,老爸老妈生活的这个地方如果还挺得下去,那么,宝宝,你就天高任鸟飞吧;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活不下去了,那么,宝宝,好在还有你一条生路。 这种心态,普天之下莫非如是,也是人之常情。人总是趋利避害的,如果真有人道这个概念存在的话,这就是最基本的人道。在这个问题上,香港的父母不比大陆的父母更高尚,香港本地人也未必比加拿大本地人更不包容。 当年从大陆逃难过来的战后第一代香港人,含辛茹苦把宝宝养大,总为难以得到子女理解而黯然神伤。但他们毫无怨言,因为觉得自己做了能做和该做的事。 香港社会近年出现警惕、歧视大陆人的情绪,但客观来说,这情绪远远不及上海人警惕、歧视“乡下人”的程度。现在的问题,是公共资源如何分配的短期现实问题,和如何正视新一波移民潮的长远战略挑战,两者扭在一起,让人容易变得立场先于事实。 简单来说,大陆孕妇挤占香港孕妇床位的问题,显然是当下更重要更紧急的事务性纠纷。现在看来,有条件限制一招还是务实的,无条件增加产房和医务人员,造成产能过剩和浪费,当然也很难想象世界上除了非洲等少数地方,哪个地方是以生孩子作为自己招牌产业的。 另一方面,每年出生的这些“小新香港人”,除了预占未来香港的福利资源,也可能顺便刺激香港人的“竞争性生产”,解决了香港社会老龄化危机。还有别忘了,“小新香港人”背后是他们父母无条件的爱和投入,毕竟,这些人不再是难民。如果善用“小新香港人”和他们满怀期望奔向新世界的父母可能给香港带来的正能量,这何尝不是香港的新机遇。 至少,那些辛苦北上的香港人可以欣慰,当他们用脚投票不看好香港的未来的时候,大陆人却用肚子投票看好香港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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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子文 | 观塘迁树与政治学

      几年前还没到香港工作时,有机会去看一位翡翠台的编导朋友拍片。起因是有市民投诉,周边树木被随便砍去树冠。同行的植物学家是榕树专家,曾出版研究香港榕树的专著。他过去一看,痛心疾首,对着镜头仔细分析了为什么不能这样砍树,苦口婆心解释,不顾植物生长规律乱砍,等同“谋杀”植物。片子播出,引起了很多关注。   但在那时,那位编导朋友显得很无奈,也很无力,因为社会显然没有那么在意,尤其当她将香港的情况,跟台湾等已有树木保护立法的地方相比,更是叹息又叹息。但在同行的我看来,为树木如此这般忧伤,显得像是“富人的烦恼”。   短短几年过去,我想如今她该告慰地看到当下的新闻:香港观塘需要拆迁重建,一棵40岁树龄的细叶榕挡住去路,结果,市区重建局耗资过百万港元,动用过百工人历时6小时,将这棵重达300吨的大树迁到一街之隔的公园内。另外,受重建计划影响的其他108棵树中,有25棵原址保留,70棵大树需要移植,只有13棵要砍伐。   就在短短几年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令香港全社会乃至政府部门如此重视植物的生死存亡、健康与否?   这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这几年香港的保育运动风起云涌,保育背后是盘根错节的公民动员。就在几年前,当过台北首任文化局长、推动台北树木保护条例的龙应台和香港大学植物学家一起,被香港本地的长春社拉去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推动香港树木保护立法。   事实上,长春社这个公益组织从1980年开始,就把树木保护立法列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有这样的公益组织长期在做细微的实际工作,普及“植物是城市原住民”的理念,才有今天香港人普遍爱护树木的心态,才影响到政府施政。在这个问题上,无疑是有怎样的人民,才有怎样的政府。   香港有3/4的土地面积是郊野,香港的郊野保护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我问认识的一位负责郊野保护的前副署长,为什么香港保留这么多地方出来种树,而不惜地少楼贵,居住环境如此之局促?   他说,这得益(或受害?)于前港督麦理浩的长远政策安排。麦理浩热爱远足,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决定,要将新开辟的大部分土地用于绿化,并且将之视为香港未来最宝贵的生态资源。只是他没料到,香港人口的膨胀会如此迅速。许多重要的政策,如建立廉政公署、居屋计划、九年义务教育等,都是那时推出的。在这方面,显然又是有怎样的政治家和政策,就会有怎样的人民。# (2011年05月09日 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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