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

张铁志:新加坡模式的黑暗秘密

几年前,在新加坡一个高级商场角落的咖啡厅,我访问新加坡的知名异议人士徐顺全。他在1992年成为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他多次参与选举挑战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没有选上,他也多次挑战法律举办游行。2001年,他因为批评李光耀和总理吴作栋,被告诽谤,几年后被法院判定必须赔偿台币一千万左右。2006年,他因为“无准证演讲”被判有罪,他拒绝缴罚款而选择入狱五周。也在那一年,他被法院宣告破产,无法参与之后的选举,也不能出国。他的小孩在身边快乐地玩着,光鲜亮丽的商场中的行人开心地购物着。他们不会注意到,在这个角落坐着一个新加坡的黑暗故事,这些在全世界都很少被诉说的新加坡故事。​李光耀过世,各种对他巨人、传奇的头衔不断在空中飘扬,新加坡的奇迹故事又不断地被诉说。李光耀确实创造了一个世界历史上的奇迹国家,一个奇异的政治经济体。这个国家从官僚到马路都干净整洁,政府对人民的“微控制”与高度现代化的背景,常常让人想起某种科幻电影。李光耀自己骄傲地认为,当然也有很多人相信,新加坡的模式是成功的,甚至是被人民广泛接受的──新加坡人民和政府有着这么一种社会契约,他们让渡某些自由(不论是政治自由或是吃口香糖的自由)来换取一个高度发展的美好社会。这个社会契约表现在人民行动党一直在竞争性选举中获得选民支持。即使不少批评者批评新加坡模式或者李光耀主张的亚洲价值,但这些批评常常预设了新加坡人真的对此种发展模式有共识。但新加坡人真的都接受、认可这个“新加坡模式”吗?这恐怕是世界对新加坡的重大误解。回顾二次战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南韩是全世界最快速经济成长的经济体,而被称为东亚四小龙。八十年代,台湾和南韩开始民主化,香港和新加坡却仍然维持威权体制。此后这两个地方经济依然成长,然而,他们也恰好是全世界已发展经济体中最贫富不均的两个地方。这是意外的巧合吗?众人常说新加坡发展多好,李光耀也说他最重视人民的生活与福祉,但新加坡的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长期维持在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之上,并已从2001年的0.454上升至2012年的0.478;在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更是不断恶化。2013年,一个新组织“新加坡人对抗贫穷”(Singaporean Against Poverty)成立呼吁新加坡人重视他们的贫穷问题。他们说:“我们要大家思考新加坡的穷人。他们是谁?为什么他们要过那样的生活?他们如何生存?我们希望展开一场对话。”问题是,这个对话为何在过去无法展开?民主体制在理论上会比独裁体制平等,因为劳工可以透过组织,透过抗争,透过选票,去影响制度与政策(虽然现实上金权政治往往抑制了这个劳工行动的可能),但在新加坡的威权体制却让体制的受害者无法表达他们的声音,而李光耀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也不可能主动去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这涉及到新加坡模式一个最不被人理解的祕密:就是长期来都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体制不满,甚至已经表现在选票上,但是因为制度的扭曲,让这些选票无效。(时代杂志在关于李光耀的讣闻说,人民行动党长期大胜,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执政成绩,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掌握大多数资源──但这完全忽视有许多新加坡人其实是不满的,只是因为下文的制度性原因无法表达。这是对新加坡很普遍的不理解。)事实上,从1980年代以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拿到的选票比例都是三分之二左右,或者说有三分之一的民众是不满的,但由于选举制度的不公平性,人民行动党的席次都超过九成。如1984年,反对党新加坡民主党和工人党拿到超过百分之三十的选票,却只获得国会79个席次中的两席。且由于此次选举对人民行动党的警讯,他们更修改选举法律,增加“集选区”,让反对党更难选。1991年人民行动党得票再创新低,拿到 60.97%.的选票,却囊括81席次中的77席。2006年大选,他们获得66%的选票,拿到84个总席次的82席。最近一次大选,2011年,人民行动党获得五十年来最低的得票──但即使它们只获得60%的选票,却仍赢得87议席中的81席,但这个席次已经是反对党历史性的胜利。一个国家有三到四成的人长期对执政党不满,很难说这个国家是接受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统治方式或者和人民之间的契约。更何况,这三成多不满的选票是反对党和媒体自由都受到严重打压的前提下;没有有力的反对党和媒体,自然很难进行有效的社会组织与动员。徐顺全最了解这个,因为他付出了很高代价,而他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受害者。更严重的是,新加坡仍保留殖民政府的国家安全法,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自由 。在2011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遭到历史性的挫败,部分原因是因为社交媒体的来临让反对者有新的动员与传播渠道,执政党也表示他们听到了这些反对声音。只是,当李光耀过世后,政府决定将原来唯一合法的示威地点“芳林公园”改成悼念地点,而禁止任何示威行动时,这只说明新加坡的模式的虚假与脆弱。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 观点标签: 体制,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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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长平:走了李光耀,别了新加坡

李光耀符合大多中国人在其政治教育中接受的好领导人形象:精明能干,廉洁自律,在困境中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在他去世之后,中文网络中对他怀念有加,投射了人们对政治强人的眷恋心理。西方媒体的报道,在描述李光耀集中高效的经济政策之后,也不会忽略他的威权专制形象。他对反对党的打压、对言论自由和集会游行的限制,他主张的过于苛严、有辱人格的鞭刑等法律,权力的家族化控制,以及由此而制造出来的充满自我审查的谨小慎微的社会生活,都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观有冲突。中国媒体淡化这些争议,首先是因为这些议题本身,不允许在媒体进行深入的讨论。其次,批评中共政权的人士,认为中共能够学习新加坡模式,已经是人民的万幸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毫不谦虚地夸耀自己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功绩。1978年邓小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谈新加坡时,李光耀给了他改革开放的建议,并鼓励他说,相信中国可以比新加坡做得更好。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向新加坡学习。他主张学习新加坡的“经济秩序好”,但是同时强调“他们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管得严”的好经济秩序,确定了中共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基调。随后的几代领导人,都在重复这个调子。这是自中共建政以来,除苏联、朝鲜之外,最高领导人点名学习的惟一国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每年都派遣大量官员前往新加坡学习,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官员培训班甚至被成为“海外党校”。但是他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带给中共官员两大兴趣点:一是一党执政也能、甚至更能搞好经济;二是高薪养廉。官方喉舌媒体也一再通过新加坡的例子教育民众,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儒家文化更能成功。批评政府的学者和媒体,利用各种机会指出,新加坡的一党执政,与中共的一党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以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但是反对党在新加坡从来都能合法存在,而且执政党也从来都面临选票的压力。其次,新加坡1994年才开始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在此之前反腐败已经卓有成效。高薪的目的不是养廉,而是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政。201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失去了近四成选票,举国震惊,也让中国的这些争论沉默下来。中共官方对学习新加坡模式失去了兴趣,当局并不想冒有一天只有六成选票支持的风险;宣传机器也不再需要用新加坡的例子来证明威权有利经济,而是直接宣称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就是解释中国特色的最佳证明。倒是有一些亲共学者,还在继续进行过时的游说。根据报道,2007年习近平访问新加坡与李光耀见面时,还曾表示按照邓小平号令学习新加坡。随后,李光耀在新书中回忆这次会面时,称赞习近平“1969年到陕西插队,一步步往上奋斗,从未有过牢骚或怨言。我想,他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的人物”。这番称赞大概会让曼德拉和习近平都觉得莫名其妙。曼德拉大半生为民权奋斗,岂止“有过牢骚或怨言”,而是一直都在为正义呐喊抗争。而习近平既没有作为政治反对派的经历,也对民权毫无兴趣。这显示中共与新加坡的学习关系渐行渐远。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必然会沿着2011年大选开启的政治抗争意识继续前行,而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连在街头反对性骚扰的女权行动者也要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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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林忌:李光耀体制的启示

新加坡的体制,是地球上的一个奇异点,混合了十九世纪末以至二十世纪初的君王以至皇帝,以及一个表面符合普选定义,却没有民主之实的议会;表面拥有民主与法治的新加坡,却没有自由以至非常受限的人权,如此奇怪的体制,却缔造出亚洲四小龙的奇迹,在香港被中共吞噬之后,更在经济上超越香港,人民活在一个成功的儒家式的大家长体制之中,在现代社会不但前无古人,更是后无来者。中国共产党想学习李光耀专政独裁的秘密,却不得要领,第一点就是李光耀在真心为新加坡方面,是身体力行的,和那些家人拿外国护照,不断移民走资的中国共产党员,根本是两回事;第二点是在李光耀是真儒家,在其家长威权制度与英式(或他所推崇的日式)行政管理的统治下,消灭了华人各种丑陋的文化,如“脏、乱、吵”,甚至不惜切断语言的连系(捧英文,贬华文)。反观中国由毛泽东时代以至开放改革三十多年,中国人民质素不但没有任何改善,甚至每况愈下,走出国门随处大小二便,不但没有羞耻之心,更反过来恶人先告状,指控别人歧视;中国人变得愈来愈自私,更随着经济成就而变得财大气粗,中国不但错失了政治改革的机会,甚至想改善国民质素也变得千难万难。李光耀独特之处,就是其有弹性的现实政治思想,以开明专制统治,有如全世界第一个实行福利制度的——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李光耀为国民建设很多地方羡慕的福利制度,如香港人最羡慕的“组屋”,然而这些改革,以至保留议会,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民主制度,而是认为一个容纳反对派的议会,比起完全的独裁专政,能够自我完善执政者的错误,而加强政权的稳定性。在这一面,李光耀其实和英治年代的各位港督别无二致,两者都是透过吸纳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以至是反对派的精英,去自我完善社会各方面;英式政治艺术的秘密,就是面临政敌攻击,即使对方是恶意的,也会从对方的反对之中,抽取合理的部份,自行实现改革,令对方失去反对下去的舞台;反过来,中共继续维持中国式的政治思想,即把所有问题简化为“敌我矛盾”,毛泽东思想阴魂不散——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容任何反对的声音,认为反对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扑灭一切异见,结果就是不会再有改革,余下的只有革命。李光耀是历代华人幻想的“圣人”,把国家的命运交给这些圣人贤者专家,然后不理政治只顾经济;这种想法,最终还是一厢情愿,因为即使新加坡,也无法找到另一个李光耀;其晚年隔代传位于子,家族生意备被受批评,吻合了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令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令人绝对的腐化”;新加坡未来需要的,其实是台湾开放党禁取消戒严的蒋经国,以至真正民主选举以至达成政党轮替的李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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