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

李凡: 浙江模式:私营经济推动政改

  浙江是中国沿海地区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之一,但浙江的经济高度发达和其他地方经济发达不同之处在于,它有非常强大的私营经济。    私营经济高度发达   在浙江的3个沿海城市温州、台州、宁波,除了一些各地都有的国有大型企业之外,其他行业就很少看到国有企业。尤其在温州,私营经济更是高度发达。私营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社会拥有了足够活动的资本以及活跃的空间,所以在浙江,到处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影子,将之称为公民社会也不为过。   由于社会的活跃,使得浙江地区社会发展的程度非常高。例如温州地区很早就是中国基督教的传教中心之一,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家庭教会的三大中心之一,信教人口可以达到温州人口的15%以上。   社会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现象是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在这三个地区大量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协会、商会非常之多。他们非常活跃,不断组织行业的经济和社会活动,而且也和政府之间发生了广泛的关系。除了商会之外,各种类型的工会组织也在不断的出现。商会一方代表私营企业主的利益,工会组织一方代表打工者利益,进行协商谈判,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社会组织广泛参与   社会组织的高度发展,也使得社会出现了各种自发的组织监督政府,例如温州出现的“703网站”,就是社会自己成立的自发性的监督政府的组织。一开始政府很恼火,认为是故意挑毛病,但是后来政府也容忍了他们,接受了他们的监督。   在宁波,社会组织广泛出现的一个重要场所是社区服务领域。在这里,社会组织主动承担社会服务工作,为社区居民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便利条件。而这些社区服务一直是政府该做而没有做到的。   在经济和社会高度发达的影响下,在社会的要求和压力之下,浙江广泛出现了政府和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对话方式。例如温州几年前就创办了代表在线制度,让人大代表透过网路和社会公众进行直接对话,并促使政府公共政策的转变。    政治改革创新活跃   在温州的乐清,他们利用城市广场,让人大代表和公众直接见面,面对面听取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除了公众和人大代表的对话,浙江也出现了政府和公众的直接对话。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十几年前,台州的温岭出现了民主恳谈这一制度的创新。民主恳谈要求政府和公众直接进行对话,透过对话,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个基础之上,温岭出现了更加制度化的政治改革,这就是地方公共预算改革。这种改革将政府和公众的对话纳入到现行的政治体制之内,启动了闲置不用的人大制度。在政府体制之内,创立了一系列预算审查制度,包括政府制定预算中的公众参与制度,人大审查预算的初审制度,人大代表的预算提案和辩论制度等。这些改革在中国其他地方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到目前为止,这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做得最好也是创新程度最高的地方,而且难能可贵地坚持了8年,而且还会继续坚持下去,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试点。   上述内容可以使我们看到浙江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私营经济的高度发展给社会创造了一个活跃的空间,这个活跃的空间又使得社会组织高度活跃。在这种环境中的政府,面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就必须考虑到容忍和尊重这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推动政治改革以适应这种需要。这样的浙江模式就使得浙江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中走在中国的前列,并会推动中国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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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李凡:从大选看台湾的两党制

  2012年的台湾大选,其主调是两党之间的龙虎斗,也就是被称之为代表泛绿的反对党民进党和代表泛蓝的执政党国民党之争,但是在这两党之外,亲民党也试图为自己争一个地位,给大选增加了一个看点。尽管出现了一个三党竞争的局面,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台湾两党制的基本政治格局。我结合这次对台湾选举的观察,来概括地谈一下台湾的两党制的发展及其对台湾政治的影响。    台湾的政治发展和政党制度   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了台湾。为了稳固统治,台湾一直实行“军事戒严”,建立了威权体制。在威权体制之下,国民党是控制台湾政治的独裁政党。但是在国民党之外,也有两个从大陆带过来的花瓶党,因此有名义上的多党存在。在60年代的时候,台湾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反对力量曾经想建立一个反对党,于是出现了雷震的组党活动,但是遭到了国民党的镇压,组党失败。   当台湾的经济在70年代取得大发展的同时,台湾的中产阶级也成长起来。台湾社会内部要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要求民主的呼声在不断加大。社会要求开放公众政治参与之路,让公民进行政治参与,而不是国民党垄断权力。当时,社会办的各种各样的地下媒体不断涌现,随封随开,政府无法禁止;非政府组织也大量出现。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台湾退出联合国,引起台湾内部巨大的震动;中国大陆从70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国际大格局的转变,对台湾带来更为巨大的外来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的反对运动开始逐渐地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选举因素的存在。从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虽然对选举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和操纵,但是国民党也沿袭了日据时代的地方选举制度,保持了地方民意代表和行政首长的民选。当台湾的民主运动发展起来之后,首先在选举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一些反对人士在选民的支持下,当选了县市级的行政首长,并取得了地方和中央级的民意代表位置。在选举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社会反对力量先后成立了“党外选举后援会”,集中力量帮助反对势力的地方选举,并进而成立了一些像“公共政策研究会”这样的集中于政治反对目的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和政团组织,并最终导致在86年成立了真正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国民党默认了民进党的成立,没有镇压。台湾的反对党就此出现。   台湾开放民主的道路也逐渐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变化。蒋经国去世以后,围绕着领导人的选举方式,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了委任直选和公民直选两大派的争论,导致第一次国民党的分裂,“新党”出走,并成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反对党。1996年,台湾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民大选。反对党参加了选举,结果是国民党取得了压倒的胜利,继续执政。但是在2000年的大选中,执政的国民党内部发生更为重大的分裂。当时,宋楚瑜和国民党领导人闹翻,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宋楚瑜的参选再次分裂了国民党,分散了国民党的支持票,结果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当时陈水扁的得票率只有39.3%。在选举之后,宋携选举的高支持率,成立了“亲民党”,这是另外一个有实力的政党。之后,国民党开除了李登辉,他成立了“台联”,这样台湾看起来要出现一个多党制的政党制度了。    两党制的建立   由于在2000年是由于泛蓝出现分裂而使民进党取得了选举的胜利,于是面对着民进党的咄咄逼人之势,在2004年的选举中,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和其它泛蓝力量进行整合,由国民党的连战和亲民党的宋楚瑜联袂出马竞选,结果是民进党再次以微弱多数赢得选举胜利。这样,就逼着泛蓝力量必须要进行进一步的整合。2005年,台湾修改了有关的法律,在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主导下,在立法院的选举中采用了“单一选区两票制”的选举制度,废弃了以前的大选区多委员的制度,并将立法委员的数量裁撤了一半。这样的选举制度有利于两党制的建立和稳固,而不利于小党的生存。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也逼得新党和亲民党虽然可以保持各党的名义,但是也必须统一到国民党之下一起进行选举。在2008年的大选中,马英九终于夺回了国民党丢失了八年之久的台湾政权。   实际上,在连续八年民进党执政的过程中,泛蓝的力量虽然最终以国民党的名义重新整合,但是力量却在不断削弱,危机重重。2008 的胜选,大大地提振了国民党的士气,国民党重新上路。但是反观民进党,在2008年的选举前后,却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冲突,党内斗争和分裂的事件不断,士气低落,财务拮据,民进党遇到了大危机。曾经有人预言,民进党将会分裂,就此不得翻身。但是民进党很快在困难的情况下渡过了危机,在经历了2009年县市长选举和2010年的五都选举之后,民进党又很快恢复起来,终于可以在2012年的选举中,形成和国民党两党鼎立、平分秋色的局面。   从这次选举来看,台湾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固的两党制政党制度。在进行了两轮政党轮替之后,双方从实力上已经势均力敌,国民党要彻底打败民进党,或者相反,都已经不可能。在两党之外,虽然还有一些其他政党,但是也就只能提倡些自己的看法,都无法对这两党形成挑战。这样台湾就从民主化初期的国民党、新党、亲民党、民进党和台联的多党政党体制已经转变成一个比较巩固的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两党政体。    两党制的作用   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制度在一系列政治目标和内外政策上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取向,差别是很大的。从这次选举来看,可以大致看出两党的一些区别:国民党比较多的代表中上阶层的利益,而民进党则比较多的代表中下层社会的利益;国民党北部的支持者比较多,民进党则在南部较有实力;国民党有较强烈的外省人背景,而民进党则较多有本省人的背景。类似这样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地区、社会阶层的情况在一般的两党制的国家中是比较容易见到的。但是从台湾的情况来看,却有一点非常特别。即从历史上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台湾的两党制有非常强烈的对中国大陆态度的不同,甚至成了两党最基本的差别也是最大的差别。在这次选举中,两党对大陆政策的不同也非常的明显。国民党要强调它的对大陆政策带来的成果和“九二共识”,而民进党则有意回避两岸问题,只谈“台湾共识”。这种对两岸关系态度的不同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某种程度上的“族群政治”,严重影响了一些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在两党制下应该有的政党行为,也影响了台湾的政治发展,这是了解台湾的政党政治所必须注意的问题,也无法回避。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去掉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台湾两党的差别没有那么大。   除了由于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影响了台湾两党制的政党政治的行为以外,台湾两党制通过选举和两次政党轮替的结果而加以巩固,对台湾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可以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上的互相制衡。在国民党单独统治台湾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政治力量可以有效的监督国民党的执政。虽然国民党也有内部的党内制衡机制和政府制度内的制衡机构的存在,但是一党统治的局面使这些政治制衡作用是极为有限的,政府内部的官员腐败在不断发展,政府官员挥霍公款、贪污的现象都没有有效地遏制;同时制度的腐败也在不断发展,国库通党库也使得国民党可以随意花纳税人交给国库的钱,因此国民党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党之一,造成了国民党的腐败,而为社会所诟病。在两党制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对于政府的监督,遏制了政府的腐败。当然两党制下也出现了不少严重的腐败现象,但是这些事情能够揭露出来,从而加以遏制。   代表公众利益。由于有一个有效的公平的选举制度存在,使得台湾的政治出现了竞争的局面。任何一个政党要想通过选举制度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就必须得到选民的支持,而为了得到选民的支持,就必须在各党的竞选纲领和政策上支持公众的利益。而且在两党制的情况下,为了不让小党有机会得到选票,两个主要政党的利益光谱就要尽量的宽,可以容纳更多的群体的利益,以保证本党在选举中的胜利。这样的结果就使得许多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能够在每个政党的政策中得到体现,而不至于被政府所忽略。当然,在不少的情况下,候选人的政策和纲领,成了政客拉拢甚至欺骗选民的口号,只是在竞选中高喊,在当政以后却形成政策跳票,没有实现。虽然这种事情不断出现,但是结果会是等到下一次选举的时候,选民不再投这个党的票。这样的选举机制的存在,也使得执政党的政府政策要尽量的偏好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不是政府官僚的利益。在台湾的情况下,两党的政治背景尽管有许多的不同,但台湾的两党都在努力的讨好老百姓,力图使得自己的政策符合公众的利益,以得到公众的支持。   公众的有效参与。为了体现公众的利益,政党的选举纲领除了要尽可能多的代表公众的利益之外,政党也要给公众在政治上更多的参与权利和机会,让公众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动员更多的人来支持自己的政党。因此政党的活动就要和社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要动员社会公众,这也就给了社会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政治之中。在这次选举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社会非常的活跃,各种社会组织都积极参加到选举的活动中,例如几个社会团体就成立了“公民监督选举联盟”,要监督政府的选举活动,防止政府的选举舞弊和行政的不中立行为。而民进党在选举中利用“小猪扑满”的方式,国民党则试图用“蚂蚁雄兵”的概念,这些做法实际上使更多的人参与到选举之中,也动员了许多选民支持自己。这些表明政党政治的有效运作,必然伴随和推动着社会的活跃和公众的广泛政治参与。   议会政治可以有效开展。台湾的法律规定,只有在立法院取得三席以上才可以成立议会党团。自这个规定产生以后,除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以外,还没有其它的政党可以成立议会党团。这种情况使得台湾的议会的政策和法律的过程可以比较有效的开展。在多党的条件下,受制于议会的规则和程序的制约,一个小党对于一个议案的出现,虽然在力量上不足于影响政策和法律的通过,但是可以利用程序和规则上的制度规定,而使得政策和法律的通过费时长久,甚至无疾而终。而两党制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使得议会的效率可以提高。在两个主要的政党之间进行法律和政策的协商,按照两党共识可以使立法的有效性有很大的提高。当然,两党对于法律和政策的垄断和控制,也往往为小党所批评,认为忽略了小党的利益,和小党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在台湾的这次选举中,可以听到许多这样的声音,小党在呼吁要修改制度,让他们的声音也为社会能够听到,也能影响到立法过程。实际上这次亲民党作为一个小党参选就表明了这样的意图,想要在议会内建立亲民党的议会党团。   有利于行政中立。在台湾的这次选举中,行政中立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反对党对于执政党在选举中不能做到行政中立有许多的批评。其实,政府的作用是行政作用,它要按照法律的规定照章办事,而不得在行政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并违反法律和侵害公众利益。这就是政府行政中立的原则。而执政党能否做到行政中立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例如政府在选举中,应该按照行政中立的原则,负责选举的选务工作,组织候选人的辩论、阻止贿选的出现、开办投票站、进行公平的点票等,而不应该表现出支持哪一个政党的倾向。一旦出现行政不中立,就会给选举的公平带来很大的问题。但是是否可以真正的让政府做到行政中立,却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和政党的监督,而政党的监督,特别是反对党的监督才是比较有效的,不然一个政府是很难做到行政中立的,而是运用行政的力量为执政党的利益服务。   从这次选举的观察来看,台湾的两党制虽然已经是比较稳定的政党制度,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可以对台湾的政治发展带来有益的作用。当然台湾的两党制也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两岸关系的问题必须要有解决的办法,才可以使台湾出现更为成熟的政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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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 烏坎民選村委 中國民主第一槍

烏坎民選村委 中國民主第一槍 中國廣東省烏坎村村民三日前往設在烏坎小學的投票所圈票處,投下選舉村委選票,該選舉號稱是全中國第一場真正的民主選舉。(法新社) 中共建政後首次村級民主選舉 〔編譯張沛元/綜合報導〕去年底因貪官私賣土地爆發大規模抗爭事件的中國廣東省陸豐市東海街道烏坎村,繼上月民選選出村民代表後,三日再度以一人一票的公開方式選舉村民委員會共七人,被視為中國村級的首次真正民主選舉。儘管這場抗爭運動已成為典範,但專家普遍認為,烏坎村的民主經驗只是特例,中國的草根民主發展仍極為有限。 投票率高達八成一 這次的村委會選舉是要選出代表烏坎村民處理日常事務的村委會主任、兩名副主任,以及四名委員,投票所設在烏坎小學。三日的投票率達八十一.四五%,先前為村民爭取權益不遺餘力的村黨總支書記林祖鑾,一如預期順利當選村委會主任,村臨時理事會前會長楊色茂當選副主任。 票數未過半 薛錦波之女退選 不過,由於這場選舉採投票率須超過合格選民半數,以及得票數須超過投票人數半數的「雙過半」規定,因此目前僅能確定林楊兩人當選。在烏坎抗爭中死於獄中的村民代表薛錦波之女薛健婉參選副主任,但未取得過半票數,已宣布退選;其他尚未確定當選人的職位,將於四日重新投票。村委會產生後的當務之急,是收回被變賣的土地。村民多年來飽受地方官員私賣土地的貪腐之苦,○九年起曾多次越級申訴要求徹查無果,在去年發動連串上訪與罷市、罷漁的抗爭活動,警民多次衝突。去年十二月,當五名被捕村代之一薛錦波證實死於獄中後,抗議進一步擴大,據傳北京甚至調派解放軍往該村移動。去年十二月下旬,廣東省與村代達成重新舉辦村委會選舉的協議。 烏坎經驗 迫使政府讓步 烏坎所在的陸豐市向來民風剽悍,甚至有「天上雷公,地上海陸豐」之稱(海陸豐係指汕尾市下轄的海豐與陸豐)。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的國民黨「清黨」後,中共便策動「海陸豐暴動」,建立中國最早的蘇維埃地方政權(工農兵民主政府),推動「耕者有其田」政策。除舉行中國村級首次公開民主選舉外,烏坎經驗之所以獨特,在於其他類似的地方性官民衝突,通常以抗爭者被捕入獄收場,烏坎卻成功地迫使省級政府讓步。從有組織的抗爭到有組織選舉,烏坎村民逐步爭取返還被貪官盜賣的土地,捍衛自身權益。 這場罕見的民主選舉吸引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國際媒體關注,有近百名記者在投票現場採訪,廣東省也調派武警維持秩序,還有中山大學十餘名師生以此從事地方政治發展個案研究。 專家︰烏坎經驗只是特例 中國草根民主發展仍長路漫漫 從抗爭到重選,烏坎成為中國地方性抗爭運動的新典範。香港中文大學農村問題專家李連江表示,希望廣東省、甚至其他省份的地方當局,未來在面對類似情況時,能以烏坎經驗為先例。然而,「烏坎經驗」能否成為「烏坎模式」,進一步推動中國民主化,一般認為仍在未定之天。 許多專家認為,中國領導人是否願意在其他地方複製烏坎經驗,目前還言之過早。北京智庫「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就說,烏坎經驗迄今仍是特例,無論烏坎村選舉多麼順利,其對中國草根民主發展的影響仍極為有限。甚至還有人認為,烏坎經驗只是中共成功收編維權人士的民主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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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纽约时报》 位于抗议活动中心的中国村庄举行选举

核心提示:在大胆抗议官员腐败并把地方官赶下台不到两个月后,乌坎村的数千名村民昨天做了一件很多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进行了公开独立投票,从而迈出决定这个广东省渔村未来领导层的第一步。 原文: Residents Vote in Chinese Village at Center of Protest | The New York Times 发表:2012年2月1日 作者:ANDREW JACOBS 发自北京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星期三,一位村民拿着选票走出设在乌坎村一个教室中的投票站。 图片来源:Bobby Yip/Reuters 】   就在大胆抗议官员腐败并把地方官赶下台不到两个月后,乌坎村的数千名村民昨天做了一件很多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进行了公开独立投票,从而迈出决定这个广东省渔村未来领导层的第一步。   昨天的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以貌似不大可能的方式标志着一场对峙的和平终结。在中国的许多乡村,这种与全副武装的安全人员进行的对峙本来会以暴力的方式收场。         地方官员说参加选举的人数比例很高,该村13000居民中大约有一半人参与了投票。         持续11天的对峙在12月底平息,来自省会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与乌坎村民自行任命的领导人达成协议,承诺进行自由选举,并对存在问题的房地产买卖进行调查,乌坎村民说这些买卖掠夺了该村的绝大部分可耕土地。官员们也同意彻底调查在被警察拘押期间死亡的42岁村民领导人薛锦波之死,并归还他的遗体进行安葬。         乌坎村另一个意外的胜利,是当地共产党在上个月选择一位抗议的领导人担任村党总支书记。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成功地化解了这次对抗,他将村民的骚动描述为合理的诉求,官方的《人民日报》鼓吹这种解决方式是官员们应对遍及全中国农村的紧张与不信任的潜在模式。"这提示我们,面对群众的利益诉求甚至是矛盾冲突,地方政府要有高度的大局意识。"这份报纸在12月份如是说。   尽管进行了选举,但政府的一些承诺很难兑现。官员目前还没有宣布对土地买卖问题的裁决,而且据抗议带头人薛锦波的亲属讲,官员至今尚未归还薛锦波的尸体,归还条件是要求他的家人签署一份承认他死于自然原因的声明。尽管开出的交换条件丰厚,但薛锦波家人拒绝就范,坚称他是在去年12月接受审讯时被折磨致死的。   尽管为无法埋葬父亲而感到灰心丧气,但22岁的薛健婉表示,广东省官员承诺的选举如期举行让她感到欣慰。目前在一所小学当老师的薛健婉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们所有乌坎人都认为,这场选举标志着我们村子的一个重大时刻。这是我们几十年来头一次举行透明的选举,这是迈向真正民主的第一步。"   这次选举出的11人选委会将负责组织今年3月的村委会选举。   尽管一些分析人士将这次投票形容为一个转折点——一个将影响中国其他村庄的转折点,但是其他分析人士则对民主的长期前景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共产党坚决不肯分享权力。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地方选举出来的村委会负责成千上万个中国村庄的卫生、社会福利和其他日常事务,但它们通常被视为有缺陷的。共产党官员通常决定着谁能参选,或是操纵着投票。一旦当选,村委会成员就会轻易地被县镇一级的金库收买。         土地买卖是地方政府运作的主要来源,经常也是最腐败的来源。乌坎村民说正是前任村党委书记薛昌卖掉了该村三分之二以上的集体所有土地,和他的副手分享了卖地的收益。薛从1970年开始就占据着这个位置,直到村民们在骚乱中将他赶下台,并掀翻了警车,袭击了政府的办公室。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说,他认为乌坎村的最好结果是一场不受污染的选举。他说:"鉴于所有媒体都拭目以待,情况会好一些。"他指的是数十名涌到乌坎采访的外国记者。"如果这是一场良性选举,那么对中国来讲将是不寻常的。"   但是中山大学教授林江说,他希望乌坎村的例子能够有力回击那些宣称民主不适合中国农村百姓的说法。他说:"中国农民或许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乌坎选举表明,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你不能选举代表你利益的官员。"   45岁的杨色茂是抗议领导人之一。他对此表示同意。周三晚上,他在电话中说,部分缺乏合规文件的村民一开始被禁止投票,但当地官员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允许他们在周四投票。他说选票总计6244张。         杨色茂说:"我能保证的一件事是,我们将在3月份举行公平、公正和透明的选举。我很骄傲地看到乡亲们对民主的热情。从现在开始,不大可能有任何人再敢操纵乌坎的选举了。"         史达(音)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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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台湾大选: 观选大陆学者期来届中共领导层仿效蒋经国

据了解,台湾总统选举吸引了一些大陆学者赴台观选交流,当中包括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所人员、因八九年六四事件而关闭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原有人员,但他们行踪都十分低调。在中华港澳之友协会15日举办的「2012年中华民国总统暨国会改选后的两岸新情势」研讨会上,观选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公开发言时,高度肯定台湾选举。他指出,台湾选举并非如外界所指的乱,而是热闹,是最热闹、最有朝气的选举。 专门研究选举的李凡续称,台湾选举让大家明白,香港和华人社会均可进行民主选举,「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他认为,「华人社会都可以搞民主,都可以搞好的民主」。他更指出,香港民主发展对大陆很有影响,大陆人现在也很关注政治发展,民主发展是十八大领袖的关注议题,期望华人社会都能进入自由民主的社会。 他其后接受访问时指出,现时的民间力量仍不足以推动政治改革,要各方凝聚力量,期以十年,中国会有民主,亦希望十八大领袖能仿效蒋经国。蒋经国执政早期以白色恐怖治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决定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并解除报禁,让一度受压坐牢的民主进步党得以成立,并于2000年实现首次政党轮替,打败国民党成为执政党。 李凡解释,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地方保守势力,因有利益牵涉;但市民不满已到了一个早晚会引起地方政治变化的层次,高昂的维稳支出亦难以承受,必须进行改革,以合理和平的方式协商解决问题,故此十年出现民主的期许并非过于乐观。 但他补充,即使以和平协商解决乌坎事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进入今年秋天诞生的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他也没把握十八大会推广乌坎村事件的解决方式,因为那是一个个别事件,而非普遍现象。 根据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网页资料,该所成立于1993年,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研究机构,目标是加强世界与中国之间的互相了解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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