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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凡: 浙江模式:私营经济推动政改

  浙江是中国沿海地区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之一,但浙江的经济高度发达和其他地方经济发达不同之处在于,它有非常强大的私营经济。    私营经济高度发达   在浙江的3个沿海城市温州、台州、宁波,除了一些各地都有的国有大型企业之外,其他行业就很少看到国有企业。尤其在温州,私营经济更是高度发达。私营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社会拥有了足够活动的资本以及活跃的空间,所以在浙江,到处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影子,将之称为公民社会也不为过。   由于社会的活跃,使得浙江地区社会发展的程度非常高。例如温州地区很早就是中国基督教的传教中心之一,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家庭教会的三大中心之一,信教人口可以达到温州人口的15%以上。   社会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现象是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在这三个地区大量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协会、商会非常之多。他们非常活跃,不断组织行业的经济和社会活动,而且也和政府之间发生了广泛的关系。除了商会之外,各种类型的工会组织也在不断的出现。商会一方代表私营企业主的利益,工会组织一方代表打工者利益,进行协商谈判,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社会组织广泛参与   社会组织的高度发展,也使得社会出现了各种自发的组织监督政府,例如温州出现的“703网站”,就是社会自己成立的自发性的监督政府的组织。一开始政府很恼火,认为是故意挑毛病,但是后来政府也容忍了他们,接受了他们的监督。   在宁波,社会组织广泛出现的一个重要场所是社区服务领域。在这里,社会组织主动承担社会服务工作,为社区居民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便利条件。而这些社区服务一直是政府该做而没有做到的。   在经济和社会高度发达的影响下,在社会的要求和压力之下,浙江广泛出现了政府和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对话方式。例如温州几年前就创办了代表在线制度,让人大代表透过网路和社会公众进行直接对话,并促使政府公共政策的转变。    政治改革创新活跃   在温州的乐清,他们利用城市广场,让人大代表和公众直接见面,面对面听取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除了公众和人大代表的对话,浙江也出现了政府和公众的直接对话。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十几年前,台州的温岭出现了民主恳谈这一制度的创新。民主恳谈要求政府和公众直接进行对话,透过对话,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个基础之上,温岭出现了更加制度化的政治改革,这就是地方公共预算改革。这种改革将政府和公众的对话纳入到现行的政治体制之内,启动了闲置不用的人大制度。在政府体制之内,创立了一系列预算审查制度,包括政府制定预算中的公众参与制度,人大审查预算的初审制度,人大代表的预算提案和辩论制度等。这些改革在中国其他地方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到目前为止,这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做得最好也是创新程度最高的地方,而且难能可贵地坚持了8年,而且还会继续坚持下去,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试点。   上述内容可以使我们看到浙江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私营经济的高度发展给社会创造了一个活跃的空间,这个活跃的空间又使得社会组织高度活跃。在这种环境中的政府,面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就必须考虑到容忍和尊重这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推动政治改革以适应这种需要。这样的浙江模式就使得浙江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中走在中国的前列,并会推动中国的继续发展。

共识网 | 李凡:从大选看台湾的两党制

  2012年的台湾大选,其主调是两党之间的龙虎斗,也就是被称之为代表泛绿的反对党民进党和代表泛蓝的执政党国民党之争,但是在这两党之外,亲民党也试图为自己争一个地位,给大选增加了一个看点。尽管出现了一个三党竞争的局面,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台湾两党制的基本政治格局。我结合这次对台湾选举的观察,来概括地谈一下台湾的两党制的发展及其对台湾政治的影响。    台湾的政治发展和政党制度   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了台湾。为了稳固统治,台湾一直实行“军事戒严”,建立了威权体制。在威权体制之下,国民党是控制台湾政治的独裁政党。但是在国民党之外,也有两个从大陆带过来的花瓶党,因此有名义上的多党存在。在60年代的时候,台湾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反对力量曾经想建立一个反对党,于是出现了雷震的组党活动,但是遭到了国民党的镇压,组党失败。   当台湾的经济在70年代取得大发展的同时,台湾的中产阶级也成长起来。台湾社会内部要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要求民主的呼声在不断加大。社会要求开放公众政治参与之路,让公民进行政治参与,而不是国民党垄断权力。当时,社会办的各种各样的地下媒体不断涌现,随封随开,政府无法禁止;非政府组织也大量出现。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台湾退出联合国,引起台湾内部巨大的震动;中国大陆从70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国际大格局的转变,对台湾带来更为巨大的外来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的反对运动开始逐渐地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选举因素的存在。从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虽然对选举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和操纵,但是国民党也沿袭了日据时代的地方选举制度,保持了地方民意代表和行政首长的民选。当台湾的民主运动发展起来之后,首先在选举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一些反对人士在选民的支持下,当选了县市级的行政首长,并取得了地方和中央级的民意代表位置。在选举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社会反对力量先后成立了“党外选举后援会”,集中力量帮助反对势力的地方选举,并进而成立了一些像“公共政策研究会”这样的集中于政治反对目的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和政团组织,并最终导致在86年成立了真正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国民党默认了民进党的成立,没有镇压。台湾的反对党就此出现。   台湾开放民主的道路也逐渐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变化。蒋经国去世以后,围绕着领导人的选举方式,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了委任直选和公民直选两大派的争论,导致第一次国民党的分裂,“新党”出走,并成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反对党。1996年,台湾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民大选。反对党参加了选举,结果是国民党取得了压倒的胜利,继续执政。但是在2000年的大选中,执政的国民党内部发生更为重大的分裂。当时,宋楚瑜和国民党领导人闹翻,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宋楚瑜的参选再次分裂了国民党,分散了国民党的支持票,结果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当时陈水扁的得票率只有39.3%。在选举之后,宋携选举的高支持率,成立了“亲民党”,这是另外一个有实力的政党。之后,国民党开除了李登辉,他成立了“台联”,这样台湾看起来要出现一个多党制的政党制度了。    两党制的建立   由于在2000年是由于泛蓝出现分裂而使民进党取得了选举的胜利,于是面对着民进党的咄咄逼人之势,在2004年的选举中,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和其它泛蓝力量进行整合,由国民党的连战和亲民党的宋楚瑜联袂出马竞选,结果是民进党再次以微弱多数赢得选举胜利。这样,就逼着泛蓝力量必须要进行进一步的整合。2005年,台湾修改了有关的法律,在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主导下,在立法院的选举中采用了“单一选区两票制”的选举制度,废弃了以前的大选区多委员的制度,并将立法委员的数量裁撤了一半。这样的选举制度有利于两党制的建立和稳固,而不利于小党的生存。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也逼得新党和亲民党虽然可以保持各党的名义,但是也必须统一到国民党之下一起进行选举。在2008年的大选中,马英九终于夺回了国民党丢失了八年之久的台湾政权。   实际上,在连续八年民进党执政的过程中,泛蓝的力量虽然最终以国民党的名义重新整合,但是力量却在不断削弱,危机重重。2008 的胜选,大大地提振了国民党的士气,国民党重新上路。但是反观民进党,在2008年的选举前后,却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冲突,党内斗争和分裂的事件不断,士气低落,财务拮据,民进党遇到了大危机。曾经有人预言,民进党将会分裂,就此不得翻身。但是民进党很快在困难的情况下渡过了危机,在经历了2009年县市长选举和2010年的五都选举之后,民进党又很快恢复起来,终于可以在2012年的选举中,形成和国民党两党鼎立、平分秋色的局面。   从这次选举来看,台湾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固的两党制政党制度。在进行了两轮政党轮替之后,双方从实力上已经势均力敌,国民党要彻底打败民进党,或者相反,都已经不可能。在两党之外,虽然还有一些其他政党,但是也就只能提倡些自己的看法,都无法对这两党形成挑战。这样台湾就从民主化初期的国民党、新党、亲民党、民进党和台联的多党政党体制已经转变成一个比较巩固的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两党政体。    两党制的作用   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制度在一系列政治目标和内外政策上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取向,差别是很大的。从这次选举来看,可以大致看出两党的一些区别:国民党比较多的代表中上阶层的利益,而民进党则比较多的代表中下层社会的利益;国民党北部的支持者比较多,民进党则在南部较有实力;国民党有较强烈的外省人背景,而民进党则较多有本省人的背景。类似这样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地区、社会阶层的情况在一般的两党制的国家中是比较容易见到的。但是从台湾的情况来看,却有一点非常特别。即从历史上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台湾的两党制有非常强烈的对中国大陆态度的不同,甚至成了两党最基本的差别也是最大的差别。在这次选举中,两党对大陆政策的不同也非常的明显。国民党要强调它的对大陆政策带来的成果和“九二共识”,而民进党则有意回避两岸问题,只谈“台湾共识”。这种对两岸关系态度的不同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某种程度上的“族群政治”,严重影响了一些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在两党制下应该有的政党行为,也影响了台湾的政治发展,这是了解台湾的政党政治所必须注意的问题,也无法回避。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去掉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台湾两党的差别没有那么大。   除了由于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影响了台湾两党制的政党政治的行为以外,台湾两党制通过选举和两次政党轮替的结果而加以巩固,对台湾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可以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上的互相制衡。在国民党单独统治台湾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政治力量可以有效的监督国民党的执政。虽然国民党也有内部的党内制衡机制和政府制度内的制衡机构的存在,但是一党统治的局面使这些政治制衡作用是极为有限的,政府内部的官员腐败在不断发展,政府官员挥霍公款、贪污的现象都没有有效地遏制;同时制度的腐败也在不断发展,国库通党库也使得国民党可以随意花纳税人交给国库的钱,因此国民党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党之一,造成了国民党的腐败,而为社会所诟病。在两党制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对于政府的监督,遏制了政府的腐败。当然两党制下也出现了不少严重的腐败现象,但是这些事情能够揭露出来,从而加以遏制。   代表公众利益。由于有一个有效的公平的选举制度存在,使得台湾的政治出现了竞争的局面。任何一个政党要想通过选举制度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就必须得到选民的支持,而为了得到选民的支持,就必须在各党的竞选纲领和政策上支持公众的利益。而且在两党制的情况下,为了不让小党有机会得到选票,两个主要政党的利益光谱就要尽量的宽,可以容纳更多的群体的利益,以保证本党在选举中的胜利。这样的结果就使得许多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能够在每个政党的政策中得到体现,而不至于被政府所忽略。当然,在不少的情况下,候选人的政策和纲领,成了政客拉拢甚至欺骗选民的口号,只是在竞选中高喊,在当政以后却形成政策跳票,没有实现。虽然这种事情不断出现,但是结果会是等到下一次选举的时候,选民不再投这个党的票。这样的选举机制的存在,也使得执政党的政府政策要尽量的偏好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不是政府官僚的利益。在台湾的情况下,两党的政治背景尽管有许多的不同,但台湾的两党都在努力的讨好老百姓,力图使得自己的政策符合公众的利益,以得到公众的支持。   公众的有效参与。为了体现公众的利益,政党的选举纲领除了要尽可能多的代表公众的利益之外,政党也要给公众在政治上更多的参与权利和机会,让公众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动员更多的人来支持自己的政党。因此政党的活动就要和社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要动员社会公众,这也就给了社会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政治之中。在这次选举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社会非常的活跃,各种社会组织都积极参加到选举的活动中,例如几个社会团体就成立了“公民监督选举联盟”,要监督政府的选举活动,防止政府的选举舞弊和行政的不中立行为。而民进党在选举中利用“小猪扑满”的方式,国民党则试图用“蚂蚁雄兵”的概念,这些做法实际上使更多的人参与到选举之中,也动员了许多选民支持自己。这些表明政党政治的有效运作,必然伴随和推动着社会的活跃和公众的广泛政治参与。   议会政治可以有效开展。台湾的法律规定,只有在立法院取得三席以上才可以成立议会党团。自这个规定产生以后,除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以外,还没有其它的政党可以成立议会党团。这种情况使得台湾的议会的政策和法律的过程可以比较有效的开展。在多党的条件下,受制于议会的规则和程序的制约,一个小党对于一个议案的出现,虽然在力量上不足于影响政策和法律的通过,但是可以利用程序和规则上的制度规定,而使得政策和法律的通过费时长久,甚至无疾而终。而两党制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使得议会的效率可以提高。在两个主要的政党之间进行法律和政策的协商,按照两党共识可以使立法的有效性有很大的提高。当然,两党对于法律和政策的垄断和控制,也往往为小党所批评,认为忽略了小党的利益,和小党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在台湾的这次选举中,可以听到许多这样的声音,小党在呼吁要修改制度,让他们的声音也为社会能够听到,也能影响到立法过程。实际上这次亲民党作为一个小党参选就表明了这样的意图,想要在议会内建立亲民党的议会党团。   有利于行政中立。在台湾的这次选举中,行政中立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反对党对于执政党在选举中不能做到行政中立有许多的批评。其实,政府的作用是行政作用,它要按照法律的规定照章办事,而不得在行政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并违反法律和侵害公众利益。这就是政府行政中立的原则。而执政党能否做到行政中立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例如政府在选举中,应该按照行政中立的原则,负责选举的选务工作,组织候选人的辩论、阻止贿选的出现、开办投票站、进行公平的点票等,而不应该表现出支持哪一个政党的倾向。一旦出现行政不中立,就会给选举的公平带来很大的问题。但是是否可以真正的让政府做到行政中立,却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和政党的监督,而政党的监督,特别是反对党的监督才是比较有效的,不然一个政府是很难做到行政中立的,而是运用行政的力量为执政党的利益服务。   从这次选举的观察来看,台湾的两党制虽然已经是比较稳定的政党制度,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可以对台湾的政治发展带来有益的作用。当然台湾的两党制也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两岸关系的问题必须要有解决的办法,才可以使台湾出现更为成熟的政党制度。

自由時報 | 烏坎民選村委 中國民主第一槍

烏坎民選村委 中國民主第一槍 中國廣東省烏坎村村民三日前往設在烏坎小學的投票所圈票處,投下選舉村委選票,該選舉號稱是全中國第一場真正的民主選舉。(法新社) 中共建政後首次村級民主選舉 〔編譯張沛元/綜合報導〕去年底因貪官私賣土地爆發大規模抗爭事件的中國廣東省陸豐市東海街道烏坎村,繼上月民選選出村民代表後,三日再度以一人一票的公開方式選舉村民委員會共七人,被視為中國村級的首次真正民主選舉。儘管這場抗爭運動已成為典範,但專家普遍認為,烏坎村的民主經驗只是特例,中國的草根民主發展仍極為有限。 投票率高達八成一 這次的村委會選舉是要選出代表烏坎村民處理日常事務的村委會主任、兩名副主任,以及四名委員,投票所設在烏坎小學。三日的投票率達八十一.四五%,先前為村民爭取權益不遺餘力的村黨總支書記林祖鑾,一如預期順利當選村委會主任,村臨時理事會前會長楊色茂當選副主任。 票數未過半 薛錦波之女退選 不過,由於這場選舉採投票率須超過合格選民半數,以及得票數須超過投票人數半數的「雙過半」規定,因此目前僅能確定林楊兩人當選。在烏坎抗爭中死於獄中的村民代表薛錦波之女薛健婉參選副主任,但未取得過半票數,已宣布退選;其他尚未確定當選人的職位,將於四日重新投票。村委會產生後的當務之急,是收回被變賣的土地。村民多年來飽受地方官員私賣土地的貪腐之苦,○九年起曾多次越級申訴要求徹查無果,在去年發動連串上訪與罷市、罷漁的抗爭活動,警民多次衝突。去年十二月,當五名被捕村代之一薛錦波證實死於獄中後,抗議進一步擴大,據傳北京甚至調派解放軍往該村移動。去年十二月下旬,廣東省與村代達成重新舉辦村委會選舉的協議。 烏坎經驗 迫使政府讓步 烏坎所在的陸豐市向來民風剽悍,甚至有「天上雷公,地上海陸豐」之稱(海陸豐係指汕尾市下轄的海豐與陸豐)。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的國民黨「清黨」後,中共便策動「海陸豐暴動」,建立中國最早的蘇維埃地方政權(工農兵民主政府),推動「耕者有其田」政策。除舉行中國村級首次公開民主選舉外,烏坎經驗之所以獨特,在於其他類似的地方性官民衝突,通常以抗爭者被捕入獄收場,烏坎卻成功地迫使省級政府讓步。從有組織的抗爭到有組織選舉,烏坎村民逐步爭取返還被貪官盜賣的土地,捍衛自身權益。 這場罕見的民主選舉吸引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國際媒體關注,有近百名記者在投票現場採訪,廣東省也調派武警維持秩序,還有中山大學十餘名師生以此從事地方政治發展個案研究。 專家︰烏坎經驗只是特例 中國草根民主發展仍長路漫漫 從抗爭到重選,烏坎成為中國地方性抗爭運動的新典範。香港中文大學農村問題專家李連江表示,希望廣東省、甚至其他省份的地方當局,未來在面對類似情況時,能以烏坎經驗為先例。然而,「烏坎經驗」能否成為「烏坎模式」,進一步推動中國民主化,一般認為仍在未定之天。 許多專家認為,中國領導人是否願意在其他地方複製烏坎經驗,目前還言之過早。北京智庫「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就說,烏坎經驗迄今仍是特例,無論烏坎村選舉多麼順利,其對中國草根民主發展的影響仍極為有限。甚至還有人認為,烏坎經驗只是中共成功收編維權人士的民主反教材。

译者 | 《纽约时报》 位于抗议活动中心的中国村庄举行选举

核心提示:在大胆抗议官员腐败并把地方官赶下台不到两个月后,乌坎村的数千名村民昨天做了一件很多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进行了公开独立投票,从而迈出决定这个广东省渔村未来领导层的第一步。 原文: Residents Vote in Chinese Village at Center of Protest | The New York Times 发表:2012年2月1日 作者:ANDREW JACOBS 发自北京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星期三,一位村民拿着选票走出设在乌坎村一个教室中的投票站。 图片来源:Bobby Yip/Reuters 】   就在大胆抗议官员腐败并把地方官赶下台不到两个月后,乌坎村的数千名村民昨天做了一件很多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进行了公开独立投票,从而迈出决定这个广东省渔村未来领导层的第一步。   昨天的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以貌似不大可能的方式标志着一场对峙的和平终结。在中国的许多乡村,这种与全副武装的安全人员进行的对峙本来会以暴力的方式收场。         地方官员说参加选举的人数比例很高,该村13000居民中大约有一半人参与了投票。         持续11天的对峙在12月底平息,来自省会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与乌坎村民自行任命的领导人达成协议,承诺进行自由选举,并对存在问题的房地产买卖进行调查,乌坎村民说这些买卖掠夺了该村的绝大部分可耕土地。官员们也同意彻底调查在被警察拘押期间死亡的42岁村民领导人薛锦波之死,并归还他的遗体进行安葬。         乌坎村另一个意外的胜利,是当地共产党在上个月选择一位抗议的领导人担任村党总支书记。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成功地化解了这次对抗,他将村民的骚动描述为合理的诉求,官方的《人民日报》鼓吹这种解决方式是官员们应对遍及全中国农村的紧张与不信任的潜在模式。"这提示我们,面对群众的利益诉求甚至是矛盾冲突,地方政府要有高度的大局意识。"这份报纸在12月份如是说。   尽管进行了选举,但政府的一些承诺很难兑现。官员目前还没有宣布对土地买卖问题的裁决,而且据抗议带头人薛锦波的亲属讲,官员至今尚未归还薛锦波的尸体,归还条件是要求他的家人签署一份承认他死于自然原因的声明。尽管开出的交换条件丰厚,但薛锦波家人拒绝就范,坚称他是在去年12月接受审讯时被折磨致死的。   尽管为无法埋葬父亲而感到灰心丧气,但22岁的薛健婉表示,广东省官员承诺的选举如期举行让她感到欣慰。目前在一所小学当老师的薛健婉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们所有乌坎人都认为,这场选举标志着我们村子的一个重大时刻。这是我们几十年来头一次举行透明的选举,这是迈向真正民主的第一步。"   这次选举出的11人选委会将负责组织今年3月的村委会选举。   尽管一些分析人士将这次投票形容为一个转折点——一个将影响中国其他村庄的转折点,但是其他分析人士则对民主的长期前景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共产党坚决不肯分享权力。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地方选举出来的村委会负责成千上万个中国村庄的卫生、社会福利和其他日常事务,但它们通常被视为有缺陷的。共产党官员通常决定着谁能参选,或是操纵着投票。一旦当选,村委会成员就会轻易地被县镇一级的金库收买。         土地买卖是地方政府运作的主要来源,经常也是最腐败的来源。乌坎村民说正是前任村党委书记薛昌卖掉了该村三分之二以上的集体所有土地,和他的副手分享了卖地的收益。薛从1970年开始就占据着这个位置,直到村民们在骚乱中将他赶下台,并掀翻了警车,袭击了政府的办公室。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说,他认为乌坎村的最好结果是一场不受污染的选举。他说:"鉴于所有媒体都拭目以待,情况会好一些。"他指的是数十名涌到乌坎采访的外国记者。"如果这是一场良性选举,那么对中国来讲将是不寻常的。"   但是中山大学教授林江说,他希望乌坎村的例子能够有力回击那些宣称民主不适合中国农村百姓的说法。他说:"中国农民或许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乌坎选举表明,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你不能选举代表你利益的官员。"   45岁的杨色茂是抗议领导人之一。他对此表示同意。周三晚上,他在电话中说,部分缺乏合规文件的村民一开始被禁止投票,但当地官员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允许他们在周四投票。他说选票总计6244张。         杨色茂说:"我能保证的一件事是,我们将在3月份举行公平、公正和透明的选举。我很骄傲地看到乡亲们对民主的热情。从现在开始,不大可能有任何人再敢操纵乌坎的选举了。"         史达(音)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法广 | 台湾大选: 观选大陆学者期来届中共领导层仿效蒋经国

据了解,台湾总统选举吸引了一些大陆学者赴台观选交流,当中包括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所人员、因八九年六四事件而关闭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原有人员,但他们行踪都十分低调。在中华港澳之友协会15日举办的「2012年中华民国总统暨国会改选后的两岸新情势」研讨会上,观选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公开发言时,高度肯定台湾选举。他指出,台湾选举并非如外界所指的乱,而是热闹,是最热闹、最有朝气的选举。 专门研究选举的李凡续称,台湾选举让大家明白,香港和华人社会均可进行民主选举,「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他认为,「华人社会都可以搞民主,都可以搞好的民主」。他更指出,香港民主发展对大陆很有影响,大陆人现在也很关注政治发展,民主发展是十八大领袖的关注议题,期望华人社会都能进入自由民主的社会。 他其后接受访问时指出,现时的民间力量仍不足以推动政治改革,要各方凝聚力量,期以十年,中国会有民主,亦希望十八大领袖能仿效蒋经国。蒋经国执政早期以白色恐怖治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决定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并解除报禁,让一度受压坐牢的民主进步党得以成立,并于2000年实现首次政党轮替,打败国民党成为执政党。 李凡解释,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地方保守势力,因有利益牵涉;但市民不满已到了一个早晚会引起地方政治变化的层次,高昂的维稳支出亦难以承受,必须进行改革,以合理和平的方式协商解决问题,故此十年出现民主的期许并非过于乐观。 但他补充,即使以和平协商解决乌坎事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进入今年秋天诞生的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他也没把握十八大会推广乌坎村事件的解决方式,因为那是一个个别事件,而非普遍现象。 根据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网页资料,该所成立于1993年,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研究机构,目标是加强世界与中国之间的互相了解和交流。  

中国实时报 中国大陆民众关注台湾大选

他们可能没有选票,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民众密切关注台湾竞争激烈的大选。 和前些年不同的是,中国普通民众对于台湾领导人选举有很多话想说,而中国政府则相对沉默。1996年,为了恐吓台湾选民,中国政府曾向台海上空发射过导弹。 新浪微博 很多关于台湾总统大选的图片在新浪微博上传播。图为马英九(上)和蔡英文(下)。在图片顶部写着:“有选票,人民是大爷”。 中国民众之所以反应和以往不同还得部分感谢新浪微博等微博客平台:正是微博让中国普通民众接触到台湾大选的相关信息,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微博也让部分用户有机会发射几枚自制的“导弹”。 一位微博用户周五写道 :如果个别组织不插手台湾选举,蔡英文200%的赢。此组织是谁,不说大家也知道。 尽管有着令北京恼怒的“台独”立场,但反对党候选人蔡英文还是赢得了部分中国互联网评论家们的喜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学家马勇就是蔡英文的支持者之一,但马勇刻意不解释自己偏向蔡英文的原因。 马勇本周早些时候在微博上写道 :这个事情不好猜,但我个人确实希望蔡英文当选。用林纾(清代文学家)的话说,我就是这样想,也说不出什么道理。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蔡英文和现任领导人马英九之间这场竞争的结果已经变得不太重要。相比之下,台湾由民主选举出的政界人士和大陆直接任命的领导人之间的对比才更令民众关注。 本周一条热门微博贴出了相互对比的一组照片:这组照片的上半部分是马英九和蔡英文走进民间,同选民握手交流的画面;下半部分则是中国老百姓跪在官员面前的景象。配图的标题是:《有选票,人民是大爷;没选票,人民是孙子》。 领导风格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触动了正在台湾实地考察的中国大陆学者,世界与中国研究所(World And China Institute)研究员李凡就是其中之一。李凡参加了一个自大陆赴台观察大选的团体,他告诉《中国实时报》栏目,在中国,哪怕是县一级官员外出,都有众多保镖和警察护驾,官员实际上很难同民众接触。 李凡并不认同北京部分官员的说法,即中国文化与民主互不兼容。 李凡说,这些官员将此作为借口,他们想说的是中国不会有像台湾那样的民主,但社会上没有人相信他们。中国人期待民主,也能从包括台湾和美国在内的很多地方学到很多东西。 一名就读于国立台湾大学的中国大陆学生对其家人在其赴台读书前有关台湾的看法感到好笑。这位不愿具名的学生说,由于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内战的记忆,他的祖父母警告他说,国民党可能会对其动粗。他的父母则警告他远离台湾“混乱”的民主选举。 这位同学说,在台湾学习并没有改变他对台湾政治前景的看法,他仍然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开始尊重那些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他说,来台之前我甚至无法理解台湾怎么会有人想闹台独。但现在,在和我那些更加“亲绿”(即支持民进党)的同学交谈过后,我理解了。理解不代表我支持这种做法,但我能理解他们的观点。 他还说,在台湾的生活和学习帮助他以一种在大陆无法实现的方式理解民主。在大陆时,他能够参与北京市地方选举投票,但他却没参加,因为这纯属“浪费时间”。 这位同学说,中国必须变得民主。中国民众想看台湾大选是因为台湾人也是我们的同胞,我们能从他们的民主学到一点东西。 并非所有中国人都持这种观点:很多网民警告说,和台湾比较是一个错误。台湾是一个人口为2, 300万的发达经济体,而中国则是一个人口为13亿的发展中大国。 一名微博用户在回应上述那组比较蔡英文、马英九同中国官员的照片时说道,民主太多可能是一件坏事。 虽然有关中国大陆推出组团赴台观看大选的“大选游”报道浮出水面,但并非所有来台的中国游客本周都想见证民主。 参加旅行团赴台旅游的乌鲁木齐游客王珊(音)告诉《中国实时报》栏目,我来台湾是因为从未到过这里。而且,我也想吃台湾美食,但事实上我并不喜欢,因为台湾小吃不够辣。 的确,说到激烈和火辣程度,台湾餐馆确实无法和那里的政界人士一较高下。 Josh Chin / Paul Mozur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关键词: 民主    互联网    台湾    新浪微博    马英九    蔡英文   

法广 | 公民广场: 上海独立参选人刘生敏:这次的选举静悄悄

法广:您已经参加过两次基层人大代表选举,这是第三次。同前两次比较起来,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刘生敏:我是上海的第一个独立候选人,06年和09年两次参加浦东新区人大代表的竞选,这是第三次。总体来讲,这一次我遇到的阻力比前两次要小多了。比如我发放宣传资料,没有警察呀、城管呀、居委会的人当面来阻挠,这一点可以说是一点进步。但有两方面退步了。第一个就是选区范围到现在选举已经结束了,我还不清楚;第二个就是我本人的选举结果,我得了多少票,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一点和前两次没有区别;第三个就是所谓选举监督仍然是空缺的。我仍然不能到自己知道的几个选举站进行监督。要求派遣选举观察员也没有办法落实。几位搞基层选举调研的大学生想到现场去看,都不让进去。一些选举专家到我的选区来参观,他们也没有能够进去。 法广:您当上正式的候选人了吗?您被列入正式的名单上了吗? 刘生敏:这一次我连初步的候选人都不是,前两次我还通过了初步候选。根据中国的选举法规定,十名以上选民就可联名推荐候选人。这一次我有33位选民联名推荐,但是,当局找了种种理由,说我33位选民够资格的不足十位,也不给我一个书面的说法。这件事我已经投诉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答复。 法广:您既然没有通过初选,更没有成为一位正式的候选人。那您为什么说不知道有多少人投自己的票,您为什么有这种期待呢? 刘生敏:因为根据中国的选举法规定,对于正式的候选人,选民可以投票赞成,可以反对,可以弃权。如果都不认同,还可以另选他人。比如只要写上我的名字就可以。如果写我的名字的人超过了正式候选人,并且符合当选条件的话,我也照样能够当选。 法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名字怎么会被选民知道呢?因为没有进入正式的名单,您的竞选造势应该说会受到影响。如何才能让大家知道,如何才能让选民把票投给您呢? 刘生敏:根据选举法规定,我是可以对自己进行宣传的。但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一个“选举问题解答”,他们在里面说不准许选民“自行宣传” 。这个问题我也已经向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申诉。我认为阻止选民自行宣传违反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侵害了选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的权利,特别是被选举权被剥夺了,同时也把选民的选举权和知情权也剥夺了。中国的地方选举这次有一个大退步,就是静悄悄地进行,官方的媒体都没有进行任何报道,只是在11月2号,初步候选人出来之后,才以媒体的方式,重申了市人大常委会的一个错误的说法,就是不准许自行宣传。他们一方面不敢通过官方的正式文件给予答复,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新闻媒体大肆地造谣。 法广:您既然被剥夺了宣传造势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知道您的人会很少吧?或者说您能用什么办法让选民知道您? 刘生敏:尽管他们通过媒体、通过所谓的“问题解答”、通过选举工作人员来造谣,说不许自行宣传,但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在进行宣传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遇到前两次那么多的阻力。前两次他们阻挠我,动用了警力,动用了城管大队,动用了居委会,动用了物业公司的保安。这一次我只是在个别小区遇到了阻力。但总体上比前两次小得多。因为宣传是合法的。当然也发生了居委会的书记偷偷撕毁我的海报的事,我把这件事告到了警署,但这位书记在警署不承认撕毁过我的海报,这也证明撕毁我的海报是非法的,撕了也不敢承认吗。 法广:在您的努力下,您的名字还是被不少选民知道了,是吧,尤其是本选区的选民? 刘生敏:我的宣传面实际上可能超过了我的选区范围。但是选区里的许多单位的选举权都被剥夺了。这次选举有个很大特点,就是偷偷地进行。很多单位的选民都没有能够进行登记。同时选区范围也没有任何公告,造成大量的本来有选举权的选民都没有能够参加选举。就我个人而言,在我所属的选区,绝大多数小区我都宣传到位了。我发出了选举竞选名片一万多张。张贴海报也要七八十张。宣传传单也发放了四五千张。 法广:您还是利用了新媒体的手段是吧?网呀,博客呀 等等? 刘生敏:网上我用了微博和博客,有一些人知道我的博客。还有一些选民打电话给我表示支持。 法广:您的身份是中国业主大会研究会秘书长,您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呢? 刘生敏:这是一个民间机构,我主要是从事社区的业主委员会的顾问。是上海唯一的一个业主委员会的专业机构的负责人。 法广:您的工作和您要选举有什么联系呢?您为什么要作为一个独立参选人来参选?而且您已经参选过两次,这是第三次了? 刘生敏:我主要从事社区工作。中国的社区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细胞。社区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而且我认为中国的民主要从社区开始。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三部曲,就是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基层人大代表。这是中国城区里的三大直接选举。业主委员会就是要行使财产权,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治权的行使,人民代表则是行使作为一个国家主人公的权利。我认为三者互为关联。所以我有一个长期的三十年的计划,就是十年业委会,十年居委会,十年基层人大代表。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说连社区也管理不好,那也管理不好国家。 法广:您多年来参加社区活动,多年来参加这种直选,您也了解全国各地这次直选的进展情况。就从您个人的经验看来,您觉得这种选举有进步吗?有发展吗?它有什么特点?您有什么期待? 刘生敏:我认为进步还是很大的。比如在业主委员会这个领域,我已经做了八年的工作。我认为先从少数社区先民主开始,就是在有需求的部分社区和居委会先民主起来。因为中国的法律已经为社区的居民业主实行自治提供了一个法律。包括人大代表的选举。尽管这次当局的选举委员会的做法有很多是违法的,但是真正的选民一旦知道,选民如果要真民主真选举的话,不管官方制定什么候选人,他们是完全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的。因为选举法已经规定,对正式候选人不满的,都可以选举他人。而且中国已经有通过这种方式当选的。我估计,五年以后,通过选举他人这种方式而当选的可能比较多。 法广:那么,您和其他独立参选人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什么呢?很显然,你们独立参选人几乎都没有通过正式候选人这一关。 刘生敏:因为基层的选举主要是在社区这个领域,或者是在单位里头和学校里头,还没有上升到一个全社会的层面,还没有那么高的民主程度。实际上主要跟独立候选人在自己的选区所做的事情有关系。就我而言,我是做社区工作的,但我所做的社区工作不仅仅局限于这个选区。尽管我在上海和全国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我的选区里面,选民可能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自治管理的需求,尽管我提出为他们免费服务,也没有业主找过我。所以这种选举不是一定说我能够给他们什么,他们就一定会要的。我认为民主的问题也不是上面给了,老百姓就一定要的。从我八年的业主委员会的经验来看,绝大多数社区的业主和居民目前还没有想过要自己来进行自我管理。 法广:您现在再进行民主实践。在您看来,在您所在的地区,在整个中国,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实现民主的可能性有多大,有多大的可能?还是正在朝这条路上走? 刘生敏:我认为,第一民主要从社区开始。第二民主要从少数社区开始。第一个要有社区的精英,有奉献精神的人站出来。第二个社区的居民业主这个群体要有这种意识。有这个需求,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三个要有法律保障包括政府本身的觉悟。如果没有政府不变化,社区的人再怎么支持怎么团结 ,外面的强制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政府的威慑力老百姓还是很担心。 法广:这次出来参选的独立参选人很多,包括北京、上海、贵州等好多地方都有好多人出来。他们为什么要出来呢?他们不怕了,是吗?胆子越来越大了?有些参选人受了很多折磨,有些还遭到过绑架。但还是要参选到底,为什么? 刘生敏:包括我们自己也受到这方面的压力。但我们尽量地告诉人民,这种打压都是暂时的、局部的,整个社会、整个中国还是在进步的。我和北京来的选举专家李凡老师在选举之后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们一致认为,这一次的打压表面看起来比上两次都严厉,这主要是他们在为明年的十八大定一点基调。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可能觉得维稳形势日益严峻,第二个他们也不希望这次的选举对他们的人事安排产生影响。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下一个五年的时候,会有所改变。因为民主的势头谁也抵挡不了,这一点我们充满信心。中国现在还是在进步,这种进步不是一个组织,不是那几个人,或者一个人就能够阻挡了的。最后我想说,选举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是可怕的事情,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

金融时报 | 李凡荣出任中海油CEO

中海油(CNOOC)任命了一位新首席执行官。按产量计算,中海油是中国最大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该公司今年以来遭遇了一连串挫折、事故和交易失利。 现年48岁的李凡荣将出任首席执行官之职,接替杨华,后者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和非执行董事。李凡荣是工程师出身,效力中海油近30年。 此次人事调整距中海油前董事长傅成玉离职、出任中国最大炼油公司中石化(Sinopec)掌门人还不到一年。 中海油今年以来遭遇了一些挫折,最近一个例子是出价35亿美元从英国石油(BP)手中收购阿根廷能源集团泛美能源(Pan American Energy)部分股权的交易失败。 中海油在渤海湾的海上油田自从今年早些时候发生海底泄漏事故而被政府勒令关闭后,迄今尚未恢复生产。该油田由康菲石油(ConocoPhillips)负责运营,中海油持有51%权益,在停产前日产石油约4万桶。 此外,中海油与道达尔(Total)联手向图洛石油公司(Tullow Oil)收购海上油田股权的交易,目前正在等待乌干达政府的最终批准。 “此次管理层调整从长远来看对中海油是有利的。”韩国未来资产证券(Mirae Asset Securities)能源分析师关荣乐(Gordon Kwan)表示。 “从过往纪录判断,杨华的长处在制定策略方面,而李凡荣在作业安全管理上拥有丰富经验。在近期发生墨西哥湾和渤海湾漏油事故后,安全管理已成为中海油的头等大事,因为该公司正在进入更深的水域进行油气勘探。” 李凡荣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头十年在南海先后担任工程师和平台监督。他毕业于江汉石油学院采油工程专业,后来获得英国卡地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 今年9月,原任副总裁的李凡荣被任命为中海油总裁兼非执行董事。 现年51岁的王宜林将继续担任中海油董事长。 译者/何黎

自由亚洲 | 国务院新出治腐条例 老百姓冷眼旁观

中国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应将三公经费纳入预算管理,并定期公布预算、决算;不得超标配备公务用车等。不过,分析人士和网民普遍对这一条例的可行性表示怀疑。  中国广州南方日报星期二(11月22日)的报道称,1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规定,政府各部门要定期公布“三公经费”,不得采购奢侈品、购建豪华办公用房或者超范围、超标准采购服务;政府各部门应当配备中低档公务用车,公务用车的油耗和维修保养费用不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等。 北京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认为,中国政府的三公消费,可谓世界之最。各级政府部门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高档专车、公款购买奢侈品送礼等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止。李凡说,中国国务院法制办这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恐怕只能在舆论上平息一下民怨。 “一个书记或者一个市长走了,然后前任的车它不坐,他必须要买新的,买新的还要买好的。我们见到的乡镇一级的官员买车都买20多万的。所以现在必须要加以限制。你到国外去正部长才有车,副部长都没有专车。市长、局长、处长哪有车?都是自己的车。私家车自己开的。只有中国有这种现象。” 上个星期,甘肃省庆阳市发生幼儿园校车与运煤货车相撞事故,造成20人死亡,其中有18名儿童。事故发生时,只能乘坐9个人的校车上载有64人。这一事件引起网民极大反响,中国各地条件简陋、严重超载的校车不断在网上曝光,网友纷纷发帖指责乘坐豪华公车的官员:“能不能稍微委屈一点,把奥迪A6换成A4,匀出点钱来分给孩子们买辆像样点的校车?” 李凡对此表示,中国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公布的“意见稿”,特别强调政府各部门应当配备符合经济适用、节能环保等要求的中低档公务用车,不得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但是,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五级政府”管理,上面的政策一层一层落实到地方政府,早已经变了味。 “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日本是三级、美国也就三级。各国基本上就是三级。你到一级,一级的政策就要走点样儿。到了五级以后就完全变样了。世界各国都是在政府的层次上尽量要少,中国是唯一的一个有五级政府的国家。老百姓怎么监督政府呀?你监督政府,政府把你抓起来。地方政府你敢监督政府吗?你要破坏我们,你要反对政府呀?” 广州维权律师唐荆陵也认为,这份“征求意见稿”没有实质性的价值。唐律师说,诸如此类的管理条例在中国比比皆是,但是没有法律约束和舆论监督,只能是一纸空文。 “因为它以前也做过很多类似的规定。像比如说禁止楼堂馆所呀,这个是定了几十年了,到现在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基础上,那不会有什么实际结果的。我觉得中国好多问题它不是说没有之纸上的制度,而是说对这个制度缺乏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它必须得放开媒体,取消对媒体的禁令,取消对网络的禁令,你取消了自然这些东西就好解决了。” 唐律师说,虽然说现在中国的网络微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表达民意的作用,但是,如果政府的三公费用不透明,普通的民众还是无法对他们进行监督。 “比如说政府官员的配置、特权享受,这些它都没有公开。真正能够发挥遏制作用的就是政府必须把所有公车的车号都给公开出来或者是用明显的标志把它标记出来,这样就很清晰了。政府的公车到底是什么状况大家都一清二楚了。就像比如政府关于维稳的费用,他花了多少钱?但是你这个钱具体的细目没有的话仍然是一塌糊涂。” 这份“征求意见稿”引起网民的广泛热议,仅“南方网”就有将近1万5千名网民对此参加了讨论,但网友们普遍不看好这个政策。网友“世间不平事与怪状”的帖子,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网民的心声,他这样写道:每一个治污治腐政策都不被看好,因为人民已经对你失望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Co-China周刊 | 王晓渔:公民与选举

“参与选举要求一个人关心和谙熟公共事务,要求一个人学会与他人合作。国人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情和努力,无论结局如何,都是一个培育公共精神的机会。这或许是从臣民迈向公民的第一步。” 在微博上,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方兴未艾,这本身便说明了公民意识的蓬勃生长。没有选票,何谈公民?但从围观到参选,从微博到现实,如何迈过这一步,依然需要拭目以待。本期邀请三位法律方面的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从臣民迈向公民 王建勋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不是因为人喜欢政治,而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离不开公共事务,离不开与他人共处。构建怎样的秩序才能确保人们自由而和平地共处呢? 理论和经验均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的公共事务由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垄断,就会形成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和秩序。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些人高高在上,而另一些人惟命是从,沦为缺乏自由和独立的“臣民”。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全体成员都有权参与公共事务,则会形成一种平等共治的关系和秩序。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平等地享有权利和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每个人都成为公共事务的主人,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公民”。 “公民”并非意味着拥有某个国家的国籍,而是意味着有权参与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分享主持正义的机会(褚松燕:《个体与共同体——公民资格的演变及其意义》,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这样的人只存于“共和国”中。“共和国”的本意是,政治事务乃公共事务,公共事务由众人共同治理。没有公民的参与,没有平等共治,一个共同体就不是共和国,无论其名头如何。 在一个共和国中,公民是公私事务的真正主人。一个具有“公民”身份的个人,既有权自主治理私人事务,不受他人干涉,又有权参与治理公共事务,不受他人阻遏。这是自治的两个层面:前者是个体的自治——私人事务的自治;后者是共同体的自治——公共事务的自治。 在很大程度上讲,私人事务的自治,只要确保个人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即可实现,而公共事务的自治,则需要个人参与其中,与他人共同治理,实践公民的要义(奥斯特罗姆:《民主的意义与民主制度的脆弱性》,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在一个自治的社会中,公民有多种方式参与共同体的治理。他(她)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言论自由,批评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法律,从而推动公共事务的改善;也可以通过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较为直接地介入政治事务。现代民主是代议制民主,离不开选举这种挑选政治家的方式,尽管它只是最不坏的一种方式(萨托利:《民主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参与选举有助于培育公共精神。不难想象,如果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务,公共精神将会式微;如果公共精神匮乏,公共事务将会衰落,甚至蜕变为少数人的事务(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参与选举要求一个人关心和谙熟公共事务,要求一个人学会与他人合作。国人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情和努力,无论结局如何,都是一个培育公共精神的机会。这或许是从臣民迈向公民的第一步。 应放弃“讨论协商”的蛇足 谌洪果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在现有立法框架下,公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人大代表,需要参选者实践的勇气和智慧,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及策略,把法律赋予的权利和程序发挥到最大化。蔡定剑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法律出版社,2002年)和李凡主编的《中国选举制度改革》(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都有非常充实的调查统计资料,并对选举立法的改革问题有着高屋建瓴的洞察。 现行的人大代表选举法规定了候选人的两种产生办法,即“组织提名”和“联名提名”,前者指各政党和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候选人,后者指选民或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推荐候选人。按照这一规定,只要具备代表资格的人获得十人以上的联名推荐,就可以成为正式的代表候选人。选举法规定了“双过半”的当选原则,即必须有一半以上的选民参加投票,且必须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基于这一考虑,选举法又规定,在基层人大的直接选举中,候选人和应选代表之间的差额比为三分之一到一倍,即该选区若要选出三个代表,则代表候选人要有四人到六人。由于“联合提名”门槛很低,会导致提名人数大大超过应选候选人,例如2003年北京市区县换届选举中,全市共提出初步候选人4万余人,是应选代表名额的9.46倍。 所以,有必要对初步候选人的名额进行压缩。中国选举法规定的压缩方法是,由“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事实上,讨论、协商的结果往往是组织推荐者全部成为正式候选人,而那些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大多会“提前落选”。更有甚者,只将联名推荐者提交讨论协商。所以,候选人提名制度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恰好是如何做到公开公正的“讨论”“协商”或“预选”。 当讨论和协商仍未就正式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时,采纳预选的最后程序。依靠讨论和协商,基本上就可以完成确定正式候选人的“任务”,预选的规定大可存而不用。即使在实践中也出现过因为讨论未果而进行预选的情形,但这种讨论“僵局”的出现机会毕竟少之又少。 因此,选举法中的这一规定实有再加改进的必要。不如直接放弃选举法中“讨论协商”的蛇足,直接规定在初步候选人名额超过预选名额时,一律采取预选。预选只规定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选民参加就行,正式候选人可按获得票数从高到低进行确定,不必得票过半。 惟一要强调的是,为使选民小组和参加预选的选民充分了解初步候选人,在这一阶段应当推行候选人的竞选,至少在介绍候选人时,做到组织推荐者和联名推荐者有同样的介绍机会;介绍资料尽量详细,包括候选人提出的纲领、计划等;所有候选人都可以主动与选民见面,而不是被动接受选举委员会安排;法律还要支持候选人合法的对外宣传行为,比如制作海报、组织演讲、散发传单,而不是斥之以“拉选票”“扰乱选举”等。当然,和最后的正式选举一样,为了保证预选公正性,在预选日也应当停止对初步候选人的宣传介绍。 从预选起飞 郭玉闪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 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又如何?的确,虽然法律上人大代表权利很大,可现实中人大代表参政能力又很弱,或让人感觉人大代表就是个花瓶,当不了真。这又有两种情况,第一,有能力当真但不愿意当真;第二,没有能力当真却又成了人大代表。 民意不重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出在选举制度的设计上,让民意无从着力。中国的选举制度被称为多级间接选举,除了区县一级保留直选,市级省级全国人大代表都是间接选举产生。所谓间接选举,即由低一级人大代表投票产生高一级人大代表。层级越高越远离民意,层级越多民意越无足轻重。 中国选举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以党政社会团体推荐为主,也就是组织安排为主。这也导致了人大代表与民意之间的疏离。也许整个中国选举制度里,让民意与人大代表挂钩的,就是在县区级别人大选举中,以独立候选人姿态出现、直接争取选民投票当选的人大代表。 这才是当下独立候选的意义所在。但在程序上,除非是绝对民意支持,否则即便有一定民意支持,也未必有机会成为正式代表。 有两个关键,第一,如果独立候选人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那么在竞选活动的组织上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且在最后投票时名字不会在选票上出现,需选民另外填写,难度增加不少;第二,县区的直选,往往第一轮海选能推举出十倍于正式候选人的提名候选人;而从这些提名候选人里选出正式候选人的程序,一般是三上三下的讨论和协商,基本是领导的意志主导。所以实践当中几乎能将所有民意隔绝在外,独立候选人少有能顺利度过而不被淘汰的。 在各级人大选举中,县区人大代表直选本应该是最贴近民意的,但被一个讨论、协商过程颠覆了。按照选举法,可以替代讨论、协商的方案是预选。也就是说,让海选出来的提名候选人先有一次面向选民的竞争,让选民用投票方式选出正式的候选人;之后在正式候选人之间再竞争一次,投票决定出正式的人大代表归属。 预选的好处显而易见,至少在区县直接选举中可以让民意有用武之地。虽然这对以间接选举为主的整个选举制度实质变革作用不算很大,但若能实施,则总是在向民意靠拢的方向上走出踏实的第一步。 预选也并非无先例。社科院专家史卫民等的《直接选举:制度与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里介绍了一个成功的案例:1998年,北京门头沟区龙泉镇选举分会三家店选区遇到三上三下酝酿后提名候选人数量仍多于正式候选人,只好进行预选,结果很成功。 预选也并非没有理论支持。史卫民等的另一本书《规范选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就已经介绍了一套周密的预选程序设计;史卫民牵头在2001-2002年乡级人大代表选举时挑选了数省做预选程序试点,成果也体现在《规范选举》一书里。 不夸张地说,预选在中国的推行,缺少的只是一个起飞的机会。 (王晓渔,文化学者、评论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傅国涌 | 转帖:中國大陸熱議香港選舉

2011年11月14日 08:34:38    转帖:中國大陸熱議香港選舉 江迅     香港區議會選舉泛民大敗,前來觀選的中國大陸官員、學者大感意外,他們發現普選並不可怕,百姓可明辨黑白。對公民黨因脫離民意而慘敗,政治明星可一夕下台,印象深刻。     --------------------------------------------------------------------------------     一個叫李鎮西的大陸人,十月六日香港區議會選舉那天,正好在香港,他上街不時看到一些人在拉票,看到不少競選廣告。他在騰訊微博上寫道:這讓我一下感到,什麼叫「一國兩制」,內地何時也能這樣選舉。正在內地舉行的基層區縣人民代表選舉,難見競選廣告,也難見競選拉票。這條微博跟貼數百條:「這次香港區議會選舉,有效提名候選人創下歷史新高。何時能真正直選特區行政長官?台灣早就直選了,大陸何時能跟上香港,甚至能趕上台灣,“實行了民主好處多”」。       不過,也有微博寫道:「在週日的香港區議會選舉中,泛民主派慘遭敗北,給香港民主派致命一擊。這次選舉是民主政治價值觀在香港的一次重大挫敗。中國內地的民主鬥士們,你們有何感想?你們悲觀不?」「民主派的一次失利,斷言為民主政治的失敗,似乎過於偏頗了。香港區議會的政治權力與政治功能都極為有限。在選舉中,選民更關心候選人是否有社區服務的經驗和成績。區議會選舉的非政治性特點,決定了其並非不同政治理念相互較量的重要場所」。       來自北京、上海、廣東的一批學者和情況搜集機構人員,考察了香港區議會選舉全過程。七日,來自北京的一位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官員在與來香港考察選舉的多位北京學者餐聚時說,看來政治明星僅僅靠口號靠理念,是無法扎根選民內心的。激烈的抗爭路線與社會主流民意也越來越遠。十年內香港雙普選相繼實施,在整體政治格局中,如果缺乏地區依託,泛民主派很難與建制派抗衡。       香港這次區議會選舉,幾乎不見來自內地的傳媒採訪。香港大學教授、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說﹕「記得四年前上屆選舉,內地媒體來採訪的記者不少,這次未見一人,倒是“準記者』,即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學生活躍在現場,拍照錄影發微博。這對他們是有益的,因為內地真正的選舉,他們等得到。」       在北京的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長期關注世界各地的選舉,這次香港區議會選舉前三天,他就率領一批學者來到香港,考察區議會選舉全過程。七日,他接受採訪時說,香港區議會選舉,一批反對派政治明星遭遇滑鐵盧,泛民主派慘敗。包括民建聯、工聯會在內的建制派大勝,泛民主派表現不濟,建制派漁人得利,成為最大贏家,這出乎北京當局意料,來考察的內地學者原以為這場選舉平穩而波瀾不驚,沒想到還相當激烈。       他說,北京總是視普選為洪水猛獸。這次香港選舉讓北京看到一種希望:選舉並不可怕,普選並不可怕,百姓還是能明辨黑白。政府怕選舉,其實,從上層的角度看,只要把百姓的公共政策制定好;從社區的角度看,欺詐百姓的事少做,甚至不做,選舉就能贏得選票。正在舉行的北京區縣人民代表選舉,獨立候選人全軍覆沒,政府以各種手段,令他們一個都沒能成為正式候選人,何必如此恐懼,這說明政府心裏有愧,做了不少壞事,又不讓百姓說話。       李凡說,香港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特別是激進派慘敗。可見,不願跟政府談判,選民並不支持。人民力量上屆當選二人,今屆六十二人參選,僅一人當選,當選率僅百分之一點六,幾成笑話。社民連上屆當選四人,今屆二十八人參選,全軍覆沒,用香港俗語說「清袋」。這表明百姓不認同他們的做法,他們的言行難以得到選民認同。當下,香港人與內地人的關係越來越密切,香港人對特區政府有很多不滿,對中央政府在內地的施政也有諸多不滿,但他們並不希望與政府公開激烈對抗。民主黨上屆五十九人當選,今屆一百三十二人參選,結果四十七人當選,當選率達百分之三十五點六。民主黨只能算小輸,雖然平均得票率有所下降,下降了六點六個百分點,但主要是原本屬於民主黨新界東支部、專注地區工作的新同盟退黨而另起爐灶,令民主黨實力削弱,另一原因正是民主黨遭遇人民力量對撼和拆票影響,失去選票不是他們本身的策略問題。       李凡認為,選舉結果表明百姓不希望與政府鬥到底,民主黨在政改問題上與政府妥協,選民對民主黨還是給予同情和支持的。這次選舉結果表明,香港泛民主派亟需反思。香港百姓用選票表明,民主黨去年以來的策略是妥當的,與政府對抗到底的策略,香港人並不接受。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等黨派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要取勝,就不得不考慮,政治就是要妥協,不妥協不叫政治。       他說,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政客,玩政治很嫻熟,每提出一個方案,心裏都在想,我能退後多少,你能要到多少,雙方提出任何一個談判方案,實際背後想的是如何妥協解決問題。絕對不妥協,絕對走不通,香港泛民主派,特別是激進政客問題很大,只懂嘩眾取寵,吵吵鬧鬧,將社會攪得周天寒徹,永無寧日。過於激進,說明並不會玩政治,只能街頭運動,肆意煽動暴力手段已激發不滿,百姓以手上選票予以懲罰,可見主流社會排斥激進路線。       李凡認為,公民黨那批精英總把自己視為道德高地標準,在「外傭居港權」、「港珠澳大橋環評」兩大司法覆核上,他們是始作俑者,表現越來越偏激,造成香港社會嚴重分化,帶來無窮後患。因此深受困擾而終於在選舉中栽倒。在投票政治中,選民想的是自己切身利益。從某種角度看,公民黨的這批律師精英與內地維權律師有相似的一面,以維護法治人權為名,這邊,百姓與政府有矛盾,衝衝殺殺,鬥來鬥去,律師幫助百姓辯護,律師也加入百姓維權,加入後自以為高人一等,指導你,領導你,而又往往對形勢作出誤判。香港公民黨也有這問題。相對而言,香港民主黨就好多了,他們有根,知道百姓想什麼,去年在政改問題上作出妥協,百姓中大部分人不想與政府激烈對抗,那些不願妥協的所謂「政治明星」以為自己抓住了社會的根,選舉結果表明他們錯了。香港泛民主派需要作大的調整,重新考慮如何面對選民。       湯家驊、李卓人、陳淑莊、李永達等一批立法會議員紛紛敗選。他們相繼落馬,雖有各種原因,但相同的一點是他們疏於地區基層工作。李凡認為,這些「政治明星」都鬥不過紮根地區多年的新銳一代對手,與這些反對派明星對壘的候選人知名度其實大都不高,但在區內有政績,工作紮紮實實,甘於做瑣碎小事,服務社區民眾。為居民辦幾件實事,哪怕只是小恩小惠,也勝過那些一味高喊政治口號的政客。地區工作就是社區服務,服務草根,這方面,泛民主派遠遠做得不夠。大打政治牌,提出的政綱大多與區政民生無關,只是不斷製造政治話題,這在選總統、選特首時或許尚有效應。正在進行的內地基層人民代表選舉也一樣,許多獨立候選人也沒有明白這一點,空喊民主、自由、維權,地區工作乏善可陳,與廣大選民還是有距離。一些獨立候選人在微博上表現激烈,微博還只是知識人玩的,草根等一般民眾哪會看你的微博,他們看重的是你能為民眾具體服務些什麼。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學者張雪忠認為,對於此次香港區議會選舉,中央政府應如何看待「親北京」的建制派的政治勝利?也許最不該有的想法,便是將建制派的勝利視為自身的勝利。對中央政府而言,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制定一種切實可行的憲政安排,以便既能滿足香港市民的普選訴求,又能確保國家主權不受挑戰。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內部政治保持超然立場,應是這一安排有效運行的前提。       需要民主才能維護統一       張雪忠認為,在上述憲政安排下,香港的不同政治派別可以在無損國家主權的前提下,進行公平的政治競爭。對於香港的不同政治派別,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採取不偏不倚的超然態度,並由此成為香港民主政治的守護者。香港政治生活的進一步民主化,肯定會對大陸的政治生活帶來難以預料的衝擊。對此,中央政府當然要慎重對待。但政治從來都是一個不斷取捨的選擇過程。一個不能努力經受民主政治考驗的政府,遲早會發現,它實際上也無法有效地維護國家的完整與統一。■       【封面筆記】     衝破民主恐懼症心結     ·香港親北京力量尋回群眾路線,在多元化的政黨政治競爭中大勝,衝破北京的民主恐懼症心結。     --------------------------------------------------------------------------------     沒有人想到,這是中國民主政治的里程碑。香港區議員選舉,親北京力量大勝,以秋風掃落葉的氣勢,壓倒泛民主派,贏得民意支持。那天開票到凌晨四五點,成為香港政治的最長一夜,也意外地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前夜。       這些支持北京力量的選票,衝破某些北京領導人的民主恐懼症心結——不搞三權鼎立,不搞多黨制等等……香港親北京力量正是在多元化的政黨政治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取得巨大勝利。       這些巨大勝利具有巨大的意義:香港親北京的「建制派」不再是靠中央政府的「欽點」而取得權力,而是靠一張又一張的選票,贏得了香港社會的民望(mandate)。       而更重要的是,這次基層的民眾發揮了動員力量,投下了重要一票,讓建制派內部的票源展現了底層的心聲,也客觀上顛覆了親北京力量的財團路線,拒絕被地產霸權和金融霸權綁架。       這其實是回歸港共早在五六十年代的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重視組織的力量,發揮中共「三大作風」的優勢:批評與自我批評、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對於陳婉嫻、鄭耀棠、譚耀宗等香港工運領袖來說,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也曾爛熟於胸,但近年也一度在香港的親中陣營裏成為飄遠了的記憶。       因為早在八十年代香港,北京對香港回歸的策略就是全力拉攏大財團和大富豪家族,也因此消除了香港這塊殖民地長期以來的反共氣氛,為回歸作出了重要的鋪墊。但這也形成了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忽略了底層的組織,工人的福利與權益都逐漸被淡忘。北京高官訪港,往往只是與財閥大亨握手言歡,不曉得深水?的「籠屋」為何物。這也和中國大陸近年的權貴資本主義發展同出一轍,彼此呼應。       但恰恰是在香港的地方選舉中,香港的共產黨勢力找回了老祖宗的法子,在組織戰中,必須深入民間,與老百姓共呼吸,凝聚群眾的力量,而不是空喊口號。而選戰和任何的戰爭一樣,不能臨時抱佛腳,而是要「平時如戰時,戰時如平時」,需要長期做好群眾的工作,急民之所急,才會贏得民心。這與泛民主派形成強烈對比。民主黨和公民黨某些政治明星空降地方,只有上綱上線的理想而不落實民眾利益,甚至是誤讀民意,在外傭居留權和大橋司法問題上,自鳴正義,與民意悖離,終至慘敗。       因而香港共產黨力量的成功,激勵北京政治改革。香港的勝選,展示用選票來贏得人心的光榮與夢想,煥發中共群眾路線再青春化的活力。香港工聯會的參選口號「撐勞工、為基層」,在議會政治的多黨競爭中,取得壓倒性勝利;中國大陸推動民主的政治工程,未來也肯定要面對真正全面民主選舉的洗禮,而不是當前的橡皮圖章「儀式」。香港可以,中國大陸也可以。香港選舉的贏家不僅是香港的選民,也是中國的十三億人民。■         上一篇: 温州最独特的是教会和商会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独立候选人检测中国选举法

中国没有真正的民主。但中国人每五年也举行一次选举,虽然只是选基层人大代表。这类似于一种县或区级议会形式。原则上只有一党执政的共产党推出候选人来。然而,今年涌现出了很多独立候选人参选。 在北京老城区狭长胡同里,很多人居住在憋屈狭窄的空间里。退休工人郑威就住在这儿的一个典型的四合院中。然而,今天早上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已经封锁了进出通道,禁止任何人前去拜访她,其中也包括外国记者。 一群膀大腰圆身穿便服的人封锁了进出四合院的通道。他们这样做并没有给出官方声明来。但还是有一个原因。因为郑女士是一个独立候选人。早上她本想在她家中搞一个选举聚会,但被当局阻止。一天以后她在一家茶馆里解释了为什么她想在她所居住的老城区参选基层人大代表。 "我是一名退休工人。我用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老百姓办点实事。如果大家有困难,可以随时找到我。" 在她所居住的城区里就存在着很多问题。许多人至今依然用燃煤来解决取暖,尽管用电取暖的改造工程早就应完成了。 "还有孩子入托的问题以及许多老年人家中无人管的问题,他们急需帮助。我想照顾这些人。我要竞选人大代表,我要为老百姓服务。" 郑威引用了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的语录。精心打理的发型以及化妆使52岁的她看起来像一位商人。她属于一个正在中国发展壮大的群体,这个群体拿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去尝试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每五年举行的基层选举。目前已有20余位独立候选人宣布参加11月份北京16个区县的基层选举。民主活动人士何德普说道:“我想呢,还是一个市场需要的问题,今年站出来如此多的独立候选人。没有人事先组织宣传他们。它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需要。" 八十年代初中国就经历过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实际上他们很少有什么影响力,而只具象征意义。理论上来说,只要有十位支持者联署签名就可参选。然而事实上,党决定一切,很多地方的独立候选人都备受压力。郑威就是一例,就在选举聚会为官方所阻止后还被警察拘禁了好几小时。  "我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但是我周围的人们是有压力的,大家要想投我一票,他们就得想一想,敢不敢投我一票。" 独立候选人在中国是一个小得可怜的少数派。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或许一百,或许几百。很多候选人开始借助网络,特别是类似于推特的微博,从而引起了公众更为广泛的关注。 例如杭州年轻人徐彦就定期将视频放到网上。他在网上解释了为什么要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尽管有网络审查,但人们还是可以把网络做为竞选平台。北京一家独立智库的负责人李凡说道:"在2006年的选举的时候,也有独立候选人,但是全国各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大家也没办法知道。媒体完全不许报。但是这次人们利用上了微博和其它的社交媒体平台而将独立候选人的信息公布于众。候选人之间也可以藉沟通而相互予以支持。" 但是,官方也开始有所反应,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针对候选人加大打压力度。其中有些人被捕,有些丢掉了工作,有些严重受挫后放弃参选。被称为"选举运动之父"的湖北活跃人士姚立法数月来就一直受到严密监视。他于1998年第一次参选并成功选入基层人大。然而第二次政府就不许他再参选了。这次成功希望依然很渺茫。在广东已有两名独立候选人成功获选,但在首都北京看起来断无可能。 在北京的胡同里,郑威正在思考着她的下一步行动。她知道,她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我觉得啊,要说竞选,他们肯定不会让我当上的。但是,我想通过这件事情,让他们看看,老百姓的决心,老百姓不都是糊涂人。我当得上当不上不要紧。将来,只要当上的人,我就告诉他了,如果你做的不好,那么就有人来提醒你、监督你。" 郑威自认为她并不是异议人士,也没有宣传鼓动人民起来举行北非那样的革命。她仅仅是在争取她的权利-不是党员也可参政的权利。 作者:ARD 编译:杨炀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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