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

中国实时报 中国大陆民众关注台湾大选

他们可能没有选票,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民众密切关注台湾竞争激烈的大选。 和前些年不同的是,中国普通民众对于台湾领导人选举有很多话想说,而中国政府则相对沉默。1996年,为了恐吓台湾选民,中国政府曾向台海上空发射过导弹。 新浪微博 很多关于台湾总统大选的图片在新浪微博上传播。图为马英九(上)和蔡英文(下)。在图片顶部写着:“有选票,人民是大爷”。 中国民众之所以反应和以往不同还得部分感谢新浪微博等微博客平台:正是微博让中国普通民众接触到台湾大选的相关信息,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微博也让部分用户有机会发射几枚自制的“导弹”。 一位微博用户周五写道 :如果个别组织不插手台湾选举,蔡英文200%的赢。此组织是谁,不说大家也知道。 尽管有着令北京恼怒的“台独”立场,但反对党候选人蔡英文还是赢得了部分中国互联网评论家们的喜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学家马勇就是蔡英文的支持者之一,但马勇刻意不解释自己偏向蔡英文的原因。 马勇本周早些时候在微博上写道 :这个事情不好猜,但我个人确实希望蔡英文当选。用林纾(清代文学家)的话说,我就是这样想,也说不出什么道理。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蔡英文和现任领导人马英九之间这场竞争的结果已经变得不太重要。相比之下,台湾由民主选举出的政界人士和大陆直接任命的领导人之间的对比才更令民众关注。 本周一条热门微博贴出了相互对比的一组照片:这组照片的上半部分是马英九和蔡英文走进民间,同选民握手交流的画面;下半部分则是中国老百姓跪在官员面前的景象。配图的标题是:《有选票,人民是大爷;没选票,人民是孙子》。 领导风格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触动了正在台湾实地考察的中国大陆学者,世界与中国研究所(World And China Institute)研究员李凡就是其中之一。李凡参加了一个自大陆赴台观察大选的团体,他告诉《中国实时报》栏目,在中国,哪怕是县一级官员外出,都有众多保镖和警察护驾,官员实际上很难同民众接触。 李凡并不认同北京部分官员的说法,即中国文化与民主互不兼容。 李凡说,这些官员将此作为借口,他们想说的是中国不会有像台湾那样的民主,但社会上没有人相信他们。中国人期待民主,也能从包括台湾和美国在内的很多地方学到很多东西。 一名就读于国立台湾大学的中国大陆学生对其家人在其赴台读书前有关台湾的看法感到好笑。这位不愿具名的学生说,由于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内战的记忆,他的祖父母警告他说,国民党可能会对其动粗。他的父母则警告他远离台湾“混乱”的民主选举。 这位同学说,在台湾学习并没有改变他对台湾政治前景的看法,他仍然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开始尊重那些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他说,来台之前我甚至无法理解台湾怎么会有人想闹台独。但现在,在和我那些更加“亲绿”(即支持民进党)的同学交谈过后,我理解了。理解不代表我支持这种做法,但我能理解他们的观点。 他还说,在台湾的生活和学习帮助他以一种在大陆无法实现的方式理解民主。在大陆时,他能够参与北京市地方选举投票,但他却没参加,因为这纯属“浪费时间”。 这位同学说,中国必须变得民主。中国民众想看台湾大选是因为台湾人也是我们的同胞,我们能从他们的民主学到一点东西。 并非所有中国人都持这种观点:很多网民警告说,和台湾比较是一个错误。台湾是一个人口为2, 300万的发达经济体,而中国则是一个人口为13亿的发展中大国。 一名微博用户在回应上述那组比较蔡英文、马英九同中国官员的照片时说道,民主太多可能是一件坏事。 虽然有关中国大陆推出组团赴台观看大选的“大选游”报道浮出水面,但并非所有来台的中国游客本周都想见证民主。 参加旅行团赴台旅游的乌鲁木齐游客王珊(音)告诉《中国实时报》栏目,我来台湾是因为从未到过这里。而且,我也想吃台湾美食,但事实上我并不喜欢,因为台湾小吃不够辣。 的确,说到激烈和火辣程度,台湾餐馆确实无法和那里的政界人士一较高下。 Josh Chin / Paul Mozur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关键词: 民主    互联网    台湾    新浪微博    马英九    蔡英文   

阅读更多

法广 | 公民广场: 上海独立参选人刘生敏:这次的选举静悄悄

法广:您已经参加过两次基层人大代表选举,这是第三次。同前两次比较起来,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刘生敏:我是上海的第一个独立候选人,06年和09年两次参加浦东新区人大代表的竞选,这是第三次。总体来讲,这一次我遇到的阻力比前两次要小多了。比如我发放宣传资料,没有警察呀、城管呀、居委会的人当面来阻挠,这一点可以说是一点进步。但有两方面退步了。第一个就是选区范围到现在选举已经结束了,我还不清楚;第二个就是我本人的选举结果,我得了多少票,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一点和前两次没有区别;第三个就是所谓选举监督仍然是空缺的。我仍然不能到自己知道的几个选举站进行监督。要求派遣选举观察员也没有办法落实。几位搞基层选举调研的大学生想到现场去看,都不让进去。一些选举专家到我的选区来参观,他们也没有能够进去。 法广:您当上正式的候选人了吗?您被列入正式的名单上了吗? 刘生敏:这一次我连初步的候选人都不是,前两次我还通过了初步候选。根据中国的选举法规定,十名以上选民就可联名推荐候选人。这一次我有33位选民联名推荐,但是,当局找了种种理由,说我33位选民够资格的不足十位,也不给我一个书面的说法。这件事我已经投诉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答复。 法广:您既然没有通过初选,更没有成为一位正式的候选人。那您为什么说不知道有多少人投自己的票,您为什么有这种期待呢? 刘生敏:因为根据中国的选举法规定,对于正式的候选人,选民可以投票赞成,可以反对,可以弃权。如果都不认同,还可以另选他人。比如只要写上我的名字就可以。如果写我的名字的人超过了正式候选人,并且符合当选条件的话,我也照样能够当选。 法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名字怎么会被选民知道呢?因为没有进入正式的名单,您的竞选造势应该说会受到影响。如何才能让大家知道,如何才能让选民把票投给您呢? 刘生敏:根据选举法规定,我是可以对自己进行宣传的。但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一个“选举问题解答”,他们在里面说不准许选民“自行宣传” 。这个问题我也已经向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申诉。我认为阻止选民自行宣传违反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侵害了选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的权利,特别是被选举权被剥夺了,同时也把选民的选举权和知情权也剥夺了。中国的地方选举这次有一个大退步,就是静悄悄地进行,官方的媒体都没有进行任何报道,只是在11月2号,初步候选人出来之后,才以媒体的方式,重申了市人大常委会的一个错误的说法,就是不准许自行宣传。他们一方面不敢通过官方的正式文件给予答复,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新闻媒体大肆地造谣。 法广:您既然被剥夺了宣传造势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知道您的人会很少吧?或者说您能用什么办法让选民知道您? 刘生敏:尽管他们通过媒体、通过所谓的“问题解答”、通过选举工作人员来造谣,说不许自行宣传,但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在进行宣传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遇到前两次那么多的阻力。前两次他们阻挠我,动用了警力,动用了城管大队,动用了居委会,动用了物业公司的保安。这一次我只是在个别小区遇到了阻力。但总体上比前两次小得多。因为宣传是合法的。当然也发生了居委会的书记偷偷撕毁我的海报的事,我把这件事告到了警署,但这位书记在警署不承认撕毁过我的海报,这也证明撕毁我的海报是非法的,撕了也不敢承认吗。 法广:在您的努力下,您的名字还是被不少选民知道了,是吧,尤其是本选区的选民? 刘生敏:我的宣传面实际上可能超过了我的选区范围。但是选区里的许多单位的选举权都被剥夺了。这次选举有个很大特点,就是偷偷地进行。很多单位的选民都没有能够进行登记。同时选区范围也没有任何公告,造成大量的本来有选举权的选民都没有能够参加选举。就我个人而言,在我所属的选区,绝大多数小区我都宣传到位了。我发出了选举竞选名片一万多张。张贴海报也要七八十张。宣传传单也发放了四五千张。 法广:您还是利用了新媒体的手段是吧?网呀,博客呀 等等? 刘生敏:网上我用了微博和博客,有一些人知道我的博客。还有一些选民打电话给我表示支持。 法广:您的身份是中国业主大会研究会秘书长,您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呢? 刘生敏:这是一个民间机构,我主要是从事社区的业主委员会的顾问。是上海唯一的一个业主委员会的专业机构的负责人。 法广:您的工作和您要选举有什么联系呢?您为什么要作为一个独立参选人来参选?而且您已经参选过两次,这是第三次了? 刘生敏:我主要从事社区工作。中国的社区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细胞。社区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而且我认为中国的民主要从社区开始。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三部曲,就是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基层人大代表。这是中国城区里的三大直接选举。业主委员会就是要行使财产权,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治权的行使,人民代表则是行使作为一个国家主人公的权利。我认为三者互为关联。所以我有一个长期的三十年的计划,就是十年业委会,十年居委会,十年基层人大代表。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说连社区也管理不好,那也管理不好国家。 法广:您多年来参加社区活动,多年来参加这种直选,您也了解全国各地这次直选的进展情况。就从您个人的经验看来,您觉得这种选举有进步吗?有发展吗?它有什么特点?您有什么期待? 刘生敏:我认为进步还是很大的。比如在业主委员会这个领域,我已经做了八年的工作。我认为先从少数社区先民主开始,就是在有需求的部分社区和居委会先民主起来。因为中国的法律已经为社区的居民业主实行自治提供了一个法律。包括人大代表的选举。尽管这次当局的选举委员会的做法有很多是违法的,但是真正的选民一旦知道,选民如果要真民主真选举的话,不管官方制定什么候选人,他们是完全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的。因为选举法已经规定,对正式候选人不满的,都可以选举他人。而且中国已经有通过这种方式当选的。我估计,五年以后,通过选举他人这种方式而当选的可能比较多。 法广:那么,您和其他独立参选人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什么呢?很显然,你们独立参选人几乎都没有通过正式候选人这一关。 刘生敏:因为基层的选举主要是在社区这个领域,或者是在单位里头和学校里头,还没有上升到一个全社会的层面,还没有那么高的民主程度。实际上主要跟独立候选人在自己的选区所做的事情有关系。就我而言,我是做社区工作的,但我所做的社区工作不仅仅局限于这个选区。尽管我在上海和全国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我的选区里面,选民可能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自治管理的需求,尽管我提出为他们免费服务,也没有业主找过我。所以这种选举不是一定说我能够给他们什么,他们就一定会要的。我认为民主的问题也不是上面给了,老百姓就一定要的。从我八年的业主委员会的经验来看,绝大多数社区的业主和居民目前还没有想过要自己来进行自我管理。 法广:您现在再进行民主实践。在您看来,在您所在的地区,在整个中国,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实现民主的可能性有多大,有多大的可能?还是正在朝这条路上走? 刘生敏:我认为,第一民主要从社区开始。第二民主要从少数社区开始。第一个要有社区的精英,有奉献精神的人站出来。第二个社区的居民业主这个群体要有这种意识。有这个需求,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三个要有法律保障包括政府本身的觉悟。如果没有政府不变化,社区的人再怎么支持怎么团结 ,外面的强制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政府的威慑力老百姓还是很担心。 法广:这次出来参选的独立参选人很多,包括北京、上海、贵州等好多地方都有好多人出来。他们为什么要出来呢?他们不怕了,是吗?胆子越来越大了?有些参选人受了很多折磨,有些还遭到过绑架。但还是要参选到底,为什么? 刘生敏:包括我们自己也受到这方面的压力。但我们尽量地告诉人民,这种打压都是暂时的、局部的,整个社会、整个中国还是在进步的。我和北京来的选举专家李凡老师在选举之后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们一致认为,这一次的打压表面看起来比上两次都严厉,这主要是他们在为明年的十八大定一点基调。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可能觉得维稳形势日益严峻,第二个他们也不希望这次的选举对他们的人事安排产生影响。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下一个五年的时候,会有所改变。因为民主的势头谁也抵挡不了,这一点我们充满信心。中国现在还是在进步,这种进步不是一个组织,不是那几个人,或者一个人就能够阻挡了的。最后我想说,选举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是可怕的事情,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

阅读更多

金融时报 | 李凡荣出任中海油CEO

中海油(CNOOC)任命了一位新首席执行官。按产量计算,中海油是中国最大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该公司今年以来遭遇了一连串挫折、事故和交易失利。 现年48岁的李凡荣将出任首席执行官之职,接替杨华,后者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和非执行董事。李凡荣是工程师出身,效力中海油近30年。 此次人事调整距中海油前董事长傅成玉离职、出任中国最大炼油公司中石化(Sinopec)掌门人还不到一年。 中海油今年以来遭遇了一些挫折,最近一个例子是出价35亿美元从英国石油(BP)手中收购阿根廷能源集团泛美能源(Pan American Energy)部分股权的交易失败。 中海油在渤海湾的海上油田自从今年早些时候发生海底泄漏事故而被政府勒令关闭后,迄今尚未恢复生产。该油田由康菲石油(ConocoPhillips)负责运营,中海油持有51%权益,在停产前日产石油约4万桶。 此外,中海油与道达尔(Total)联手向图洛石油公司(Tullow Oil)收购海上油田股权的交易,目前正在等待乌干达政府的最终批准。 “此次管理层调整从长远来看对中海油是有利的。”韩国未来资产证券(Mirae Asset Securities)能源分析师关荣乐(Gordon Kwan)表示。 “从过往纪录判断,杨华的长处在制定策略方面,而李凡荣在作业安全管理上拥有丰富经验。在近期发生墨西哥湾和渤海湾漏油事故后,安全管理已成为中海油的头等大事,因为该公司正在进入更深的水域进行油气勘探。” 李凡荣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头十年在南海先后担任工程师和平台监督。他毕业于江汉石油学院采油工程专业,后来获得英国卡地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 今年9月,原任副总裁的李凡荣被任命为中海油总裁兼非执行董事。 现年51岁的王宜林将继续担任中海油董事长。 译者/何黎

阅读更多

自由亚洲 | 国务院新出治腐条例 老百姓冷眼旁观

中国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应将三公经费纳入预算管理,并定期公布预算、决算;不得超标配备公务用车等。不过,分析人士和网民普遍对这一条例的可行性表示怀疑。  中国广州南方日报星期二(11月22日)的报道称,1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规定,政府各部门要定期公布“三公经费”,不得采购奢侈品、购建豪华办公用房或者超范围、超标准采购服务;政府各部门应当配备中低档公务用车,公务用车的油耗和维修保养费用不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等。 北京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认为,中国政府的三公消费,可谓世界之最。各级政府部门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高档专车、公款购买奢侈品送礼等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止。李凡说,中国国务院法制办这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恐怕只能在舆论上平息一下民怨。 “一个书记或者一个市长走了,然后前任的车它不坐,他必须要买新的,买新的还要买好的。我们见到的乡镇一级的官员买车都买20多万的。所以现在必须要加以限制。你到国外去正部长才有车,副部长都没有专车。市长、局长、处长哪有车?都是自己的车。私家车自己开的。只有中国有这种现象。” 上个星期,甘肃省庆阳市发生幼儿园校车与运煤货车相撞事故,造成20人死亡,其中有18名儿童。事故发生时,只能乘坐9个人的校车上载有64人。这一事件引起网民极大反响,中国各地条件简陋、严重超载的校车不断在网上曝光,网友纷纷发帖指责乘坐豪华公车的官员:“能不能稍微委屈一点,把奥迪A6换成A4,匀出点钱来分给孩子们买辆像样点的校车?” 李凡对此表示,中国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公布的“意见稿”,特别强调政府各部门应当配备符合经济适用、节能环保等要求的中低档公务用车,不得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但是,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五级政府”管理,上面的政策一层一层落实到地方政府,早已经变了味。 “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日本是三级、美国也就三级。各国基本上就是三级。你到一级,一级的政策就要走点样儿。到了五级以后就完全变样了。世界各国都是在政府的层次上尽量要少,中国是唯一的一个有五级政府的国家。老百姓怎么监督政府呀?你监督政府,政府把你抓起来。地方政府你敢监督政府吗?你要破坏我们,你要反对政府呀?” 广州维权律师唐荆陵也认为,这份“征求意见稿”没有实质性的价值。唐律师说,诸如此类的管理条例在中国比比皆是,但是没有法律约束和舆论监督,只能是一纸空文。 “因为它以前也做过很多类似的规定。像比如说禁止楼堂馆所呀,这个是定了几十年了,到现在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基础上,那不会有什么实际结果的。我觉得中国好多问题它不是说没有之纸上的制度,而是说对这个制度缺乏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它必须得放开媒体,取消对媒体的禁令,取消对网络的禁令,你取消了自然这些东西就好解决了。” 唐律师说,虽然说现在中国的网络微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表达民意的作用,但是,如果政府的三公费用不透明,普通的民众还是无法对他们进行监督。 “比如说政府官员的配置、特权享受,这些它都没有公开。真正能够发挥遏制作用的就是政府必须把所有公车的车号都给公开出来或者是用明显的标志把它标记出来,这样就很清晰了。政府的公车到底是什么状况大家都一清二楚了。就像比如政府关于维稳的费用,他花了多少钱?但是你这个钱具体的细目没有的话仍然是一塌糊涂。” 这份“征求意见稿”引起网民的广泛热议,仅“南方网”就有将近1万5千名网民对此参加了讨论,但网友们普遍不看好这个政策。网友“世间不平事与怪状”的帖子,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网民的心声,他这样写道:每一个治污治腐政策都不被看好,因为人民已经对你失望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阅读更多

Co-China周刊 | 王晓渔:公民与选举

“参与选举要求一个人关心和谙熟公共事务,要求一个人学会与他人合作。国人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情和努力,无论结局如何,都是一个培育公共精神的机会。这或许是从臣民迈向公民的第一步。” 在微博上,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方兴未艾,这本身便说明了公民意识的蓬勃生长。没有选票,何谈公民?但从围观到参选,从微博到现实,如何迈过这一步,依然需要拭目以待。本期邀请三位法律方面的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从臣民迈向公民 王建勋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不是因为人喜欢政治,而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离不开公共事务,离不开与他人共处。构建怎样的秩序才能确保人们自由而和平地共处呢? 理论和经验均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的公共事务由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垄断,就会形成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和秩序。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些人高高在上,而另一些人惟命是从,沦为缺乏自由和独立的“臣民”。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全体成员都有权参与公共事务,则会形成一种平等共治的关系和秩序。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平等地享有权利和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每个人都成为公共事务的主人,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公民”。 “公民”并非意味着拥有某个国家的国籍,而是意味着有权参与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分享主持正义的机会(褚松燕:《个体与共同体——公民资格的演变及其意义》,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这样的人只存于“共和国”中。“共和国”的本意是,政治事务乃公共事务,公共事务由众人共同治理。没有公民的参与,没有平等共治,一个共同体就不是共和国,无论其名头如何。 在一个共和国中,公民是公私事务的真正主人。一个具有“公民”身份的个人,既有权自主治理私人事务,不受他人干涉,又有权参与治理公共事务,不受他人阻遏。这是自治的两个层面:前者是个体的自治——私人事务的自治;后者是共同体的自治——公共事务的自治。 在很大程度上讲,私人事务的自治,只要确保个人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即可实现,而公共事务的自治,则需要个人参与其中,与他人共同治理,实践公民的要义(奥斯特罗姆:《民主的意义与民主制度的脆弱性》,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在一个自治的社会中,公民有多种方式参与共同体的治理。他(她)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言论自由,批评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法律,从而推动公共事务的改善;也可以通过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较为直接地介入政治事务。现代民主是代议制民主,离不开选举这种挑选政治家的方式,尽管它只是最不坏的一种方式(萨托利:《民主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参与选举有助于培育公共精神。不难想象,如果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务,公共精神将会式微;如果公共精神匮乏,公共事务将会衰落,甚至蜕变为少数人的事务(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参与选举要求一个人关心和谙熟公共事务,要求一个人学会与他人合作。国人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情和努力,无论结局如何,都是一个培育公共精神的机会。这或许是从臣民迈向公民的第一步。 应放弃“讨论协商”的蛇足 谌洪果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在现有立法框架下,公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人大代表,需要参选者实践的勇气和智慧,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及策略,把法律赋予的权利和程序发挥到最大化。蔡定剑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法律出版社,2002年)和李凡主编的《中国选举制度改革》(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都有非常充实的调查统计资料,并对选举立法的改革问题有着高屋建瓴的洞察。 现行的人大代表选举法规定了候选人的两种产生办法,即“组织提名”和“联名提名”,前者指各政党和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候选人,后者指选民或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推荐候选人。按照这一规定,只要具备代表资格的人获得十人以上的联名推荐,就可以成为正式的代表候选人。选举法规定了“双过半”的当选原则,即必须有一半以上的选民参加投票,且必须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基于这一考虑,选举法又规定,在基层人大的直接选举中,候选人和应选代表之间的差额比为三分之一到一倍,即该选区若要选出三个代表,则代表候选人要有四人到六人。由于“联合提名”门槛很低,会导致提名人数大大超过应选候选人,例如2003年北京市区县换届选举中,全市共提出初步候选人4万余人,是应选代表名额的9.46倍。 所以,有必要对初步候选人的名额进行压缩。中国选举法规定的压缩方法是,由“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事实上,讨论、协商的结果往往是组织推荐者全部成为正式候选人,而那些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大多会“提前落选”。更有甚者,只将联名推荐者提交讨论协商。所以,候选人提名制度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恰好是如何做到公开公正的“讨论”“协商”或“预选”。 当讨论和协商仍未就正式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时,采纳预选的最后程序。依靠讨论和协商,基本上就可以完成确定正式候选人的“任务”,预选的规定大可存而不用。即使在实践中也出现过因为讨论未果而进行预选的情形,但这种讨论“僵局”的出现机会毕竟少之又少。 因此,选举法中的这一规定实有再加改进的必要。不如直接放弃选举法中“讨论协商”的蛇足,直接规定在初步候选人名额超过预选名额时,一律采取预选。预选只规定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选民参加就行,正式候选人可按获得票数从高到低进行确定,不必得票过半。 惟一要强调的是,为使选民小组和参加预选的选民充分了解初步候选人,在这一阶段应当推行候选人的竞选,至少在介绍候选人时,做到组织推荐者和联名推荐者有同样的介绍机会;介绍资料尽量详细,包括候选人提出的纲领、计划等;所有候选人都可以主动与选民见面,而不是被动接受选举委员会安排;法律还要支持候选人合法的对外宣传行为,比如制作海报、组织演讲、散发传单,而不是斥之以“拉选票”“扰乱选举”等。当然,和最后的正式选举一样,为了保证预选公正性,在预选日也应当停止对初步候选人的宣传介绍。 从预选起飞 郭玉闪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 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又如何?的确,虽然法律上人大代表权利很大,可现实中人大代表参政能力又很弱,或让人感觉人大代表就是个花瓶,当不了真。这又有两种情况,第一,有能力当真但不愿意当真;第二,没有能力当真却又成了人大代表。 民意不重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出在选举制度的设计上,让民意无从着力。中国的选举制度被称为多级间接选举,除了区县一级保留直选,市级省级全国人大代表都是间接选举产生。所谓间接选举,即由低一级人大代表投票产生高一级人大代表。层级越高越远离民意,层级越多民意越无足轻重。 中国选举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以党政社会团体推荐为主,也就是组织安排为主。这也导致了人大代表与民意之间的疏离。也许整个中国选举制度里,让民意与人大代表挂钩的,就是在县区级别人大选举中,以独立候选人姿态出现、直接争取选民投票当选的人大代表。 这才是当下独立候选的意义所在。但在程序上,除非是绝对民意支持,否则即便有一定民意支持,也未必有机会成为正式代表。 有两个关键,第一,如果独立候选人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那么在竞选活动的组织上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且在最后投票时名字不会在选票上出现,需选民另外填写,难度增加不少;第二,县区的直选,往往第一轮海选能推举出十倍于正式候选人的提名候选人;而从这些提名候选人里选出正式候选人的程序,一般是三上三下的讨论和协商,基本是领导的意志主导。所以实践当中几乎能将所有民意隔绝在外,独立候选人少有能顺利度过而不被淘汰的。 在各级人大选举中,县区人大代表直选本应该是最贴近民意的,但被一个讨论、协商过程颠覆了。按照选举法,可以替代讨论、协商的方案是预选。也就是说,让海选出来的提名候选人先有一次面向选民的竞争,让选民用投票方式选出正式的候选人;之后在正式候选人之间再竞争一次,投票决定出正式的人大代表归属。 预选的好处显而易见,至少在区县直接选举中可以让民意有用武之地。虽然这对以间接选举为主的整个选举制度实质变革作用不算很大,但若能实施,则总是在向民意靠拢的方向上走出踏实的第一步。 预选也并非无先例。社科院专家史卫民等的《直接选举:制度与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里介绍了一个成功的案例:1998年,北京门头沟区龙泉镇选举分会三家店选区遇到三上三下酝酿后提名候选人数量仍多于正式候选人,只好进行预选,结果很成功。 预选也并非没有理论支持。史卫民等的另一本书《规范选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就已经介绍了一套周密的预选程序设计;史卫民牵头在2001-2002年乡级人大代表选举时挑选了数省做预选程序试点,成果也体现在《规范选举》一书里。 不夸张地说,预选在中国的推行,缺少的只是一个起飞的机会。 (王晓渔,文化学者、评论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阅读更多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