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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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李劼: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

纵观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有许多谜语般的历史课题有待于专家学者们没完没了地琢磨和猜谜。其中一个比较有趣的谜语也许是,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最终成为帝王般的领袖?且不说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资历相当,即便是手腕、心机、个人魅力等等许多成为领袖的个人条件,都不下于毛泽东。尤其是在人缘和人脉上、在早年所据的领导地位上,周恩来还远远地优先于毛泽东,但周恩来最后却俯首贴耳地臣服在毛泽东的“帝王”宝座之下。周恩来事实上也曾经当过中共的领袖。当他带着共产国际首脑季米特洛夫的亲笔介绍信回国之后,马上平步青云,年纪轻轻便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教导主任。在蒋介石“清党分共”之后,周恩来更是一跃而成为当年中共最为核心的领袖人物。他在上海和南昌先后二度指挥城市暴动,却屡战屡败,最后在遵义会议上心甘情愿地让贤,开始了他长达几十年的向毛泽东俯首称臣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周恩来的称臣,对于毛泽东的逐步“称王”、“称帝”乃是关键性的历史转折。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周恩来在党内军内握有过半实力,他的转向对于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至关重要。人们尽可以对周毛之间的最高权力转让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当时周恩来为情势所迫,或者是毛泽东在私下里做了许多小动作的结果,如此等等。但笔者以为,周恩来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忍受了那样的定位,可以用其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来解释。从这个角度既可以解读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的秘密所在,也可以解读整个中国共产党和相应的这段中国历史的许多关键问题。一、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选择虽然中共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外衣,但在其集体无意识里,真正左右毛泽东、周恩来乃至整个党的其实恰恰是他们所反对和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因袭心理。在中共的集体无意识里,马克思的学说与洪秀全当年的拜上帝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异同,都不过是用来打江山的一种符号性的说法罢了。而毛泽东的最大成功就是用现代白话汉语将马列主义学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一套现代“三国”和“水浒”话语。毛泽东正是用他的这套话语先征服了他的党,然后率领着这个党征服了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熏陶得浑浑噩噩的中国民众。以马列主义为教义的中国共产党其实并不脱胎于马列主义,而是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的学说经由苏联传入中国,当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列宁主义时,马克思早年那种自由主义精神已经被列宁的政党和专政理论完全挥发掉了,因此苏联人教给中国人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列宁主义。而且,被苏联人最早教会列宁主义教旨的中国人还不是中共党人,而是那个江湖帮会出身的造反者孙中山。孙中山对列宁主义的服膺体现在他后来对三民主义作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解释里,也落实在他遵循苏联方式的一统天下的种种努力上。孙中山在逆境中到处求助,最后找到了苏联人,此后他全然唯苏联顾问是从,从建党到建军校,一切都照搬苏联模式。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后来毛泽东的共产党因此在许多地方颇为相似。因此毛泽东称孙中山为革命的先行者。中共起步时以陈独秀为领袖,那时的党不仅与后来毛泽东的党不同,而且与孙中山那种江湖帮会式的革命党也并非同类。陈独秀的共产党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结果。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大为背景的陈独秀乃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人物,他缔造的早期中共脱胎于一场划时代的文化启蒙运动,与共产主义的教义并无多大关系,而是中国文化历史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结果。正因为如此,陈独秀并不全然认同苏联人的种种主张,尤其不认同列宁主义的革命方式。在陈独秀背后站立着的历史身影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更不是斯大林,而是从汉末党锢到明末东林党人,再到戊戍变法诸君,再到清末明初的革命志士,最后到包括早期中共党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不管陈独秀在倡言白话文时如何激进偏激,但他对草莽气十足的暴力革命却始终持保留态度。他是个既独立不羁但内心深处又只认书生文化传统而不喜流氓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激进起来颇有当年陈蕃李膺式的大刀阔斧,但温和起来却在骨子里依然还是个中国式的绅士,很容易认同伯恩斯坦那样的理论主张,倾向于把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议会党,以合法的议会方式,而不是以暴力革命方式,作为党的宗旨。陈独秀的这种文化立场与苏联顾问尤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显然相当不协调。苏联人需要的是像孙中山那样没有自己的文化立场、但有着切实的利益需求的江湖合作者,而不是像陈独秀这类文化领袖出身的政治伙伴。换言之,苏联人只要求中共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并不需要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的头脑和思想。但陈独秀恰好是一个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之领袖人物,而且其思想与苏共的列宁主义原则尤其是斯大林的专制人格又那么的不相容,因此他被苏联人想方设法地排挤和清洗乃是势在必然。陈独秀的出局使中共完全被共产国际所控制,几乎是共产国际叫做什么,他们就乖乖地做什么。比如叫他们搞城市暴动,哪怕条件不成熟,他们也得照办。而这期间最忠实的执行者,就是周恩来。周恩来虽然从没身居总书记的要职,但他是当时中共实际上的核心人物。中共的党史编造者们把后来历次的所谓路线错误归咎于瞿秋白、李立三诸君,殊不知,其真正的执行者却是周恩来。与陈独秀相比,周恩来除了执行来自苏联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没有任何自己的思考和主张。可以说,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领袖转换过程中,中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个没有灵魂、没有头脑的政党。无数的革命青年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说是死得其所,但也实在是死得太稀里糊涂了一些。这其中的辛酸,周恩来应该最为清楚。假如没有后来的种种转折,没有后来毛泽东的入主,中共被苏联人和共产国际葬送掉,是完全可能的。蒋介石的屠杀非但没有削弱中共,反而使之获得了道义上的优势,使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个梦想经由血的祭奠而显得更加真实动人,更加有魅力。可是苏联人和共产国际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瞎指挥,却把中共一步一步地送入了有类于当年太平天国造反领袖石达开那样的绝境。一次次的失败,无数同志的鲜血,使周恩来即便意识不到中共急需一个灵魂人物,也已经发现一味地跟着别人指挥棒瞎转的危险性了。虽然毅然抛弃共产国际特使转而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乃是几位当时的中共核心人物在激烈的争吵之后作出的决定,但周恩来的转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周恩来的最后投向毛泽东使中共完成了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历史性转折,使中共也使后来的中国之历史行程基本定局。那时的毛泽东早已不是当年向陈独秀高喊“陈君万岁”的热血青年,在毛泽东身后站着的历史身影已经不是历代士林精英,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后来的成功当然有许多历史原因。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不了政权!”毛这次讲了实话,正是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使毛泽东及其溃不成军的红军绝地逢生,为中共的存活创造了绝妙的转机。然而,毛泽东的成功无疑与他的个人特质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有着密切关系。就个人的秉赋和才能而言,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在中共党内是无出其右的。此前不少中共的领袖(包括周恩来在内)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而毛泽东却不同,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宏观视野和战略眼光。在那个中共最没有头脑的年代里,恰好唯独毛泽东的头脑最为清楚。从他当时写下的一系列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过人之处。尽管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重要的是,他对形势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就好比一个优秀的棋手,不能保证其每一着都十全十美,但至少他从来不曾丧失过对全局的了然于胸。毛的这种能力不仅在中共党内无与伦比,更是为当年诸如孙中山之类的江湖革命家难以望其项背。毛泽东的成功还在于他的话语能力。毛的白话文章,就连白话文的创始人胡适读了都佩服不已,认定白话文写作,数毛泽东首屈一指。假如毛仅仅具有宏观把握的能力而没有生动形像的话语表达,本事再大,也难以被人所认识、被党内群雄所接受。但他的文章写得实在太生动太形像了,真正可谓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而且那种强词夺理的本事和功夫,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其文章所言,即便不是真理,也很有真理的气势,很有真理的那种煞有介事模样。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从来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草莽背景,更不敢把江湖原则写成冠冕堂皇的文章。但毛泽东却毫不讳言地公开声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帮会原则经由毛泽东一说,变成了革命的首要问题。然而,毛泽东的这种宏观能力和话语能力,还不是毛泽东走上历史舞台的最为根本的深层原因,而只是其表层的政治文化原因。毛泽东的崛起,更为重要的人文原因在于命运意义上的、经由精英人物的选择、从而在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上所获得的一致认同。由于历史的表层结构总是将其深层原因掩埋得严严实实,从而使人们往往把目光停留在种种偶然性上,忽视了国民文化心理下意识的历史认同。如果说政治文化原因是意识层面上的历史选择,那么文化心理原因则是民族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历史效应。像毛泽东这样的对历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着一定的复盖效应的历史人物,其出现不管具有多少偶然性,背后总也有其所属的民族在集体无意识上的不知不觉的认同悄悄地起了作用的。毛泽东的走上神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包括中共大小领袖们在内的内心认同。这种认同与其说是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更是下意识的顶礼膜拜。就像当年中共建党时党内一致推举象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为总书记一样,后来在遵义会议上,中共领袖们都不知不觉地把希望寄托在了毛泽东身上,而绝对不可能再把陈独秀那样的书生找来做领袖。当初推举陈独秀是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文化领袖;而此刻选择毛泽东乃是他们下意识里强烈地意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担当中共这个业已落草为寇的“井冈山党”的山大王。此时此刻,中共的政治文化舞台,经由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搬到黄埔军校、再从黄埔军校扩展到农村里的农民运动和城市里的工人罢工、最后经由一场场的暴动,已经在崇山峻岭里找到了归宿,落草为生。与此相应,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也从汉末党锢的陈蕃李膺或者明末的东林党人、戊戍变法的七君子、清末民初的徐锡麟、秋瑾,甚至从毛泽东早年倾心的曾国藩之辈,变成了陈胜吴广式的草莽,以及这类草莽一旦成事马上就翻脸演变成帝王的朱元璋、洪秀全。很难说这究竟是中共的历史悲剧,还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但历史确实这么发生,这么被谱写了。由于大家一直说着现代白话文的马列主义,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历史选择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谁也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信徒,不如说是秦始皇加朱元璋、或者《三国演义》加《水浒传》的现代汉语版。但在下意识里,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尤其是一些草莽气十足的红军将领,更是把这样的选择看作是天经地义。说到底,中共党内尤其是红军将领当中,有几个人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有谁在内心深处真把马克思的学说当回事?就像当年跟着洪秀全起义的太平天国将士,没有人深究过天父天国是怎么回事。从井冈山走向延安的中共及其红军,根本没有功夫细想毛泽东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要紧的是,毛泽东说的话,通俗明了,生动形像,没人听不懂。相比之下,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之类,与穿着草鞋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弟兄们距离实在是太远了。即便是当年的工人运动领袖们跑到矿上去启蒙或者说煽动造反,也得从“工人”的汉字结构上着手,说什么“工人”两字加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天”字云云。那些工运领袖再笨也不会去跟工人们讲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五四”白话文运动中习得话语方式的毛泽东,最后征服他的同志们时,已悄悄地把白话文变成了毛式帝王话语。这种帝王话语以行云流水、诡异多变的现代白话,把梁山好汉的谈吐诠释成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诸如打家劫舍,叫做“打土豪、分田地”;打到京城去夺了皇帝老儿的鸟位,叫做“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由此也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它仅仅在民众并且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的意识层面上作了一次启蒙,却并未深入到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里。相比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上只是划了一道浅浅的印痕。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了帝王般的领袖?因为毛来自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虽然是其创伤而不是其始源),而周由于文化视野上的短浅和话语能力上的贫乏,最后只能扮演类似于诸葛亮在刘阿斗面前扮演过的臣子角色。儒雅的周恩来比起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显得很没有文化。这与其说是周不懂文化,不如说周没能像毛那样深谙“五四”白话文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化要义。从来不以孔子儒教为然的毛泽东,堂而皇之地挟《水浒传》之风,怀《三国演义》之技,以一手诡谲多变、翻云覆雨的白话文,夺得了马列主义的话语权力,从而成功地填补了在“孔家店”被打倒之后的中国文化历史的空白。他那几句兴头上的狂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并非空话,也不妄言。二、从“五四党”到“山党”:中共的文化心理嬗变应该说,毛泽东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设想好自己的历史角色、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毛早年是个非常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也许谁也不曾想到过,在他们那个时代最具文化历史洞察力的人物竟然是一个长沙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那些领袖人物可能不太明白文化的定义并不在书本里,而是在个体生命对于文化的领悟和对于历史的洞悉。要说家世学历之类的个人文化背景,胡适显然远高于陈独秀。但要说个人之于文化和历史的生命体验、由此引发的激情、号召力等等,胡适比之于陈独秀相差甚远。假如白话文运动仅止于胡适四平八稳的“文学改良刍议”,而没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那么这场语言上的变革就很可能局限在一小圈知识分子当中,难以成为轰轰烈烈地普及天下并且影响极为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由个体生命体现出来的这种文化张力、文化能量,通常是历史最富创造力的源泉。这样的创造力赋予了早期中共空前的活力。尽管按照个体生命的文化能量来标画的话,成为其文化坐标历史标志的只有二个人物,一是陈独秀,一是毛泽东;但这二个人物的文化历史能量,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具有一般文化人所无以企及的覆盖力。同时,也正是这二个人物,标志了中共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质地。以马列主义为教义的中共在其文化的具体建构上,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文化心理构建。一次是以陈独秀为标记的“五四”式塑造,一次是以毛泽东为主导的“占山为王”;先是以陈独秀为领袖的“五四”党,然后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井冈山党,或曰“山党”。从“五四”发轫的早期中共对于共产主义学说显然是相当陌生的。毛泽东后来在描述中国人寻找真理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实在是又夸张,又肤浅。由暴力革命送来的主义只是一种激发因素,或者说一种导致革命狂热的心理激素。真正在精神上推动早期中共党人那么奋不顾身、赴汤蹈火的,不是主义,而是流淌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里的中国文化最为始源的人文传统。这种人文传统不见经传,不见诸二十四史,更不可能在各种演义中读到,而是蛰伏在《山海经》那样的神话故事里。无论是夸父精神,是刑天气概,还是精卫风采,或是女娲气度,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展现出了中华民族最为本真的精神气质。经史演义,全都是意识层面上的写作,意识层面上的话语,唯有不知作者为何人的神话故事,才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生动显示。从经史演义中至多只能读出历史,并且还是为胜利者所写;唯有在《山海经》那样的神话里,人们才能读出整个民族的灵魂。就像经典的文学作品那样,神话乃是民族之梦,并且比任何文学作品还要本真。由于神话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性质,任何意识形态,任何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都无法覆盖之。当孔子配合当年建立了集权专制体制的周公,建立起了周-孔历史话语和话语权力之后,其专制话语最无法覆盖的就是诸如《山海经》那样的神话故事及其人文传统。不管儒家教义如何侵占人们的意识,甚至侵蚀或伤害到人们的无意识领域,制造出一种被斯宾格勒称为伪型文化的历史假像,它也不可能替代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正因如此,从集体无意识里爆发出来的文化能量,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历史上蔚为大观。汉末党锢也罢,东林党人也罢,戊戍诸君子也罢,清末民初革命志士也罢,早期共产党人也罢,不管他们宣称自己信奉的是什么,骨子里所承继的恰好就是《山海经》神话里的那种文化血统。在他们身上,人们总能看到夸父、刑天那样的影子。在他们身上,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体味到了中国文化的元气,那种最为自由、最为阳刚、最富激情、最具生命创造力的始源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为何经久而不衰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这样的始源精神,而绝对不是因为孔孟之道及其儒家教义,中国文化才得以在漫漫的专制长夜里顽强地生存下来。相比于中国文化的这种始源性和本真性,孔儒不过是整个民族文化历史上的一段插曲。明白了“五四”文化运动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所承继的这种文化血脉,就可以发现,以前的学术研究过多地集中在了意识层面上的探讨,把大量的思考投入到分辨各种主义的异同上,却忽略了在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所做的历史文化分析,从而导致有关“五四”、有关中共等历史话题难以在文化层面上展开。由于共同的文化血统,当年“五四”诸领袖人物之间在主义上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在摆脱因袭的孔儒传统上的共识,也未影响他们对自由的共同渴望和齐心协力的追求。由意识和理性所制作的主义通常是面具,成为或者漂亮或者时髦的外衣,而从集体无意识中萌生出来的生命能量和文化精神则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和血脉,才是文化创造和历史生成的真正原动力。当然,这种意识层面上的主义和无意识层面上的内在精神,经常会形成同构性的反差,或者不同构的相似。陈独秀和胡适信奉的是不同的主义,但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具有同样的文化指向。毛泽东和陈独秀说起来所信奉的是同一个主义,但他们的文化底蕴却大相径庭。毛泽东入主中共之后,把陈独秀缔造的“五四”式共产党逐步改造成了梁山好汉党、井冈山的毛式“山党”。从表面上看,“山党”信奉的主义和话语方式与“五四党”并没什么不同,但在骨子里,在其文化心理层面上、在其集体无意识层面上,两者已经迥然相异。毛式“山党”的文化心理基础,既不是来自陈独秀那样的中国士大夫精英传统,更不是出自于《山海经》那样的文化始源精神,而是来自于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类演义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这类小说大都在话本的基础上形成,有着相当的听众和读者。或者说,这类小说本身就是来自听众的心理需要。从这类小说形成的年代、亦即宋、元、明三个朝代来看,不要说《山海经》那样的神话早已成了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就连汉末党锢精英的气概、魏晋时代诸如嵇康那样的风骨、《世说新语》里的人文风貌、盛唐边塞诗中的豪迈激情,都已成为如烟的往事。一方面是北方游牧民族一次比一次野蛮的入侵、征服和占领,一方面是越来越沉溺于日常世俗生活和儿女缠绵之情的风气,二者形成十分古怪但又极其强烈的对照。从皇宫到村野,从庙堂到江湖,汉唐时期的阳刚之气,已被宋明年代的阴柔之情所替代。男子汉大丈夫不是应该去当兵,而是理当去恋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成了历史的回声,“杨柳岸、晓风残月”才是从皇帝到书生共同追求的时尚。这种英雄气息的衰退,一方面造成了世风以言情为主,显得更具人性和人情味,一方面也导致越来越不愿打仗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鼓励他人做英雄,鼓励他人抵御强敌,简而言之,鼓励他人去爱国去打仗。爱国话语和爱国行为日渐分离,爱国最后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激情表演。这种啦啦队式的爱国主义心理和爱国主义文学,又反过来使人变得越来越胆怯,越来越阴暗。再加上针对世俗风气应运而生的宋明理学在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上的越来越专制和专横,对人们造成沉重的心理压抑,致使整个集体无意识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伤。这种创伤通过一遍又一遍的说书和听书,双向交流,互相反馈,变成了一部又一部的演义小说,如岳飞故事、杨家将故事、封神榜故事、尤其是三国故事和水浒故事等。这些故事近乎病态的不断讲说和反复聆听,相当于长年累月的精神手淫和心理放纵,致使人们的精神越来越萎琐,心理越来越病态。而这些演义小说一旦成形之后,又反过来一遍又一遍地塑造着整个民族尤其是二、三流的中国城乡知识分子。《山海经》里女娲补天和精卫填海那样的优美,在《三国演义》中全然被阴暗的心机和阴狠的权谋所取代。《山海经》传统里的那种君子有所不为、君子有所必为、君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样的英雄气度,全然被君子无所不为、无毒不丈夫之类的阴狠所取代。《三国演义》按照这样的权力崇拜和无毒不丈夫的原则,塑造了曹操式的乱世奸雄。与历史上的曹操全然不同的演义型“曹操”,集野心家阴谋家于一身,为了权力无所不用其极。过去《山海经》里的那种强健和强壮,到了《水浒传》里变成了强横和强暴。整个民族在精神和文化上的沦落和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互为因果,彼此恶性循环。演义小说所张扬的痞子文化的核心乃是权力崇拜。这种权力崇拜以欲望为动因,以江山和美人为争夺的目标,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特征。与以住所有的草莽造反不同,毛泽东的造反借用了西方的共产主义理论,盗用了“五四”白话文的历史成果,十分成功地整合出了一整套从演义小说里总结出来的流氓话语和痞子文化。演义小说里流露的阴暗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上的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几乎全都经由毛泽东的白话文演变成了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语文化。毛泽东将弥漫在演义小说里的那种建立在嫉妒之上的仇恨、因那种仇恨而产生的暴力以及包括复仇、杀戮、抢劫等等在内的所有暴行,上升为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公然声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被消灭了,这就是历史”。他把权力崇拜上升为其争夺江山的三大法宝之一,即以“党的领导”为名的领袖专制。所谓“党的领导”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既可解释为由党来领导,又可解释为由党的领袖来领导。真正隐藏在党这个空泛的概念背后的,乃是权力高于一切的集权专制,是权力话语高于一切的权力崇拜。毛泽东的另一个法宝“武装斗争”,可以说源自演义小说的暴力崇拜,换成毛式话语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山海经》里的英雄是不畏强暴,而演义小说里的英雄却是争相成为强暴。到了毛泽东的话语里,除了强调暴力夺取政权之外,还在夺取政权之后把对弱者的欺负和凌辱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施暴有理的强权逻辑。毛泽东以此在空前强化国家机器的专政职能的同时,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美化成“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并且逼着全体中国人见识和领教空前残暴的阶级斗争“大风雨大世面”。演义小说里还有一个拉帮结派的团伙原则,在毛的话语词典里就是“统一战线”。毛的这个法宝既总结了江湖帮会的种种组合原则又集中国历史上阴谋家和纵横家之大成。这种团伙原则的要义在于,除了对团伙利益负责之外,其余的怎么做都是合乎义气、合乎道德的,在权力斗争和江山争夺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除了互相利用,没有其他关系可言。毛泽东所继承的所谓中国文化“传统”,既不是法家,当然也不是儒家,而是自宋、明演义小说里的那套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要么征服,要么被人征服,没有调和或者妥协之类的中间道路,因为妥协通常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经由和谈达成的。毛泽东的词典里没有平等二字,即便是和谈,也是暴力解决的另一种手段,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的狡黠在于,他其实知道中国民众喜欢听的是《水浒传》的“造反有理”,但他故意将此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从而借助马克思的亡灵唬一唬他的“山党”和他所治下的中国民众。当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号称凭着“国际歌”可以找到自己人的时候,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土地上人们凭着《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宋、明之际形成的那些演义小说几乎成了中国式的《圣经》,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心照不宣地信奉这类演义所宣扬的种种权谋和种种为人,这也算是中国人之间不言而喻的一种默契。就是凭着这样的默契,毛泽东入主中国共产党;也是凭着这样的默契,毛泽东被其同志们逐步捧上神坛。在那首“东方红、太阳升”颂歌背后潜伏着的无非是那种找到真命天子的共识。毛泽东继承和发扬的这种流氓文化与陈独秀所秉承的书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文化时,一律斥之为封建主义,却没有注意到那其中书生和流氓的区别。“五四”的文化领袖们没有发现,孔儒文化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固然已近末日,但传统文化中还有一种比孔儒文化更加可怕的流氓文化。这种流氓文化虽然有其产生的种种历史渊源,种种所谓的“历史合理性”,但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却有着比孔儒文化更加负面的破坏性效应。假如说,孔儒文化乃是头脑层面意识层面的文化建构的话,那么演义小说中的流氓文化全然是身体、感官、欲望层面的心理渲泄。就个人和历史的互相作用而言,很难说究竟是毛泽东利用了这种文化,还是毛泽东本人也是这种文化的牺牲品。当然,从历史的整合作用和群体的心理认同效应来说,要把中共从陈独秀的“五四党”整合为毛式的“山党”,没有毛泽东的同志们乃至许多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的配合和齐心协力,毛个人的话语能力再强也无济于事。因此,毛泽东的崛起也可说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沦落本身所导致的必然历史结果。毛泽东看上去天马行空,为所欲为,实际上却是处处在投民众所好。毛泽东的长处就在于,他十分清楚什么才是他的党内同志和中国民众的喜闻乐见。三、毛泽东的文化转向:从曾国藩到洪秀全毛泽东早年向往的那种曾国藩式的文化英雄和经世楷模,与他后来做成的洪秀全式的草班帝王,正好截然相反。毛个人在文化选择上的转向相当富有戏剧性,其中既有他个人的心理成因,也有整个文化嬗变当中的历史成因。早年的毛泽东曾尊奉曾国藩为其精神导师,他曾经笔工笔正地抄写曾氏日记。后来又向往过北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章里向陈独秀大声高呼“陈君万岁!”毛泽东也曾热情洋溢地在《湘江评论》上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以天下为己任。他大声疾呼中国走联邦制(当时叫做联省自治)道路,并且将湖南独立的重要性及其联省自治的必要性说得十分清楚。他的专制习性和流氓人格的形成与其父的暴虐和他在北大受到的冷落有关。数千年的专制文化和专制话语使中国人的家庭教育相当愚昧极为黑暗。毛泽东给斯诺所讲的他幼时与父亲的故事,在许多中国家庭里重复了不知多少年多少代。周公和孔子先后定下的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和观念使中国人习惯于在人与人之间作出高下左右的区分,而不懂得彼此平等相待和平等相处。左右本当是平等的概念,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要分出先后、或者高下。做父亲的不懂得跟儿子平等对话,同样,京城里的大学者不懂得尊重外省来的师范生,就算表示了一些礼貌,也要被称作“礼贤下士”。礼是礼了,上下高低可一点不含糊。中国传统式的父亲往往习惯于以暴虐的方式把暴虐的心理和暴虐的基因强行播种到下一代的下意识里,国人很少能避免他们的父辈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毛泽东也同样如此。他从暴虐的父亲身上继承了暴虐的专制习性,又从京城大学者的势利和傲慢上(至少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饱尝了中国知识分子之间那种等级岐视的滋味。毛在北大所遭受的冷落,不管对方是如何的不经意,却直接导致了他后来在文化选择上的转向。而且,那种歧视作为一种下意识的心理创伤所造成的反弹,在他坐定江山之后又以极其暴虐的方式回敬给中国知识分子。“五四”前后,因为与杨开慧的婚姻,毛泽东前往岳父也是其老师杨昌济在北京的寓所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在毛泽东可谓刻骨铭心。仅以他后来在延安接见梁漱溟时回忆当初为造访他岳父的梁漱溟开门的细节来看,就可见他的回忆里包含着多少难以言说的感慨。更不用说,他拜见许多“五四”风云人物尤其是胡适那样的大人物时所受到的种种不经意的冷落,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多么强烈的烙印。胡适的民主意识和他的精英地位是分不开的,他的民主乃是精英之间的民主。他偶尔会在半文半白的诗歌里同情一下人力车夫,但他绝对不能忍受一个砍柴出身的小和尚成为禅宗六祖。他为此不惜下功夫考据禅宗的真伪,以此维护他所倡言的科学的尊严。他的“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听上去十分保守,实际上倒是不折不扣的实用理性立场。胡适的精彩包括他强烈的西方民主意识,通常来自他的这种立场。以胡适这样的文化内涵和个人资质,要他听懂讲一口湘潭土腔的长沙师范毕业生毛泽东究竟在说什么,实在是勉为其难。然而,胡适等“五四”新文化精英们对湖南青年毛泽东的冷落,倒的确使当时最具历史洞察力、最富历史创造性的一个天才人物放弃了与文化人为伍的努力,放弃了以曾国藩为师的人生定向,转向他小时候就已经烂熟于心的“水浒”人物及其水泊梁山。毛泽东后来回家乡看到了农民运动,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写出了那篇个人宣言式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将农民的暴力行为作了诗意十足的美化和歌颂的宣言,与其说是向陈独秀式的革命领袖的进言,不如说是向胡适那样的绅士和知识分子的挑战。毛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这两个“一切”里面当然也包括胡适那样以高等华人自居的知识权威。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在意识层面上说的是马列主义的现代白话汉语,在下意识层面上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被当年曾国藩深恶痛绝的洪秀全们的立场上,虽然毛作出这样的文化转向时并不知道将来能否成功,但他本能地作了这样的选择。虽然毛泽东从曾国藩立场转向洪秀全立场是轻而易举且顺理成章的,但要让整个历史环境从当年曾国藩平定洪秀全暴乱之后的改良格局,重新转化为适合于洪秀全式的人物江湖作乱的以暴易暴环境,却不是当时的毛泽东力所能及的。假如当年没有北伐战争背景下的湖南农民运动,整个中国政治和文化或许依然会朝着从曾国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轨迹发展,北大那样的文化重镇则依然是整个社会精英的心理重心。在那样的文化政治格局里,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即便在北大没能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在其他地方也可能一圆其扮演文化英雄的梦想。因为满清王朝垮台之后,被现在的官定教科书称为“军阀割据”的年代其实恰好是中国历史上专制政治和专制文化最为松懈的时期。满清王朝的终结,尽管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再度返回专制时代的可能性就此消失,更不意味着中国人的专制情结被荡然涤除,但毕竟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构建民主联邦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历史机会。而袁世凯称帝的喜剧性,也正是在于人们普遍意识到了这么一个历史机会,不容任何人开倒车。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预示了这个机会的历史可能性,并且从语言、文化和心理意识上为将来的民主联邦政治作了准备。然而,这个机会被孙中山联合苏联人给葬送了,因为孙中山难舍君临天下的情结。这样的历史转折是那个“先行者”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给后来的毛泽东提供的。孙中山是将整个中国历史从曾国藩、李鸿章们好不容易开创的改良时代推回到经由造反完成王朝更迭的那种黑暗的历史轮回中的始作俑者。与孙中山同时代的人们也并非毫无觉察其帝王情结。宋教仁在国会里从事民主政治的艰巨努力时,孙中山甩手而去;当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后,孙中山非但未接过宋教仁所高举的民主旗帜推进民主政治,反而强令党员们按手印向他表示效忠,准备发动“二次革命”,那时黄兴、陈炯明、李烈钧等领袖们就非常反感,并且当场抵制。当孙中山在广州坚持要称非常大总统、并且执意要发动那场统一战争时,坚持“联省自治”立场的章太炎拂袖而去,与他断然分道扬镳。在袁世凯称帝喜剧落幕之后,广东追随过孙中山的开明革命领袖陈炯明也苦口婆心地劝过孙中山,在广东搞联省自治既符合广东本地的经济文化需要,也符合全国上下联省自治的历史潮流,孙中山非但听不进去,彼此决裂之后,他还一翻脸把陈炯明打成了反革命。有关孙中山的文化人格和政治人品,袁伟时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引用宋教仁、陶成章、章太炎等与孙共事过的6位革命领袖和亲密朋友对孙的评说,然后总结道:“以上六人无不认为,孙文作为政治家,在品德上有不少重大缺陷。同时,他们的评论虽有差异,但有几个显著的共同点:1、胸怀不宽,缺少容人之量;2、轻率,说话、办事欠深思熟虑;3、权欲、领袖欲很强;4、民主素养不足,不时显露专制、不择手段的习性。”中国政治领袖的帝王情结,可能是中国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循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晚近历史上,除了曾国藩之外,几乎所有政治领袖都怀有这样的帝王情结。即便是康有为,也大有一种做不成帝王也要做一把帝师的劲头,或者说,得不到权力,也得抓一把话语权力。当年曾国藩平定洪秀全作乱之后,不少人纷纷劝他北上一举推翻满清王朝做皇帝。但曾国藩最后不仅拒绝北上,而且解散湘军。这样的举动为中国从战乱暴乱的历史黑暗转向和平改良时代、从铁板一块的中央集权转向相对独立运作的、既松散却活跃的地方分权,然后为推动此后整个中国社会经由历史上的东南自保、转入联省自治的历史进程,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孙中山和毛泽东不同,曾国藩看重的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而不是如何到手一个江山。不管孙中山表面上如何作出军政宪政之类的许诺,但他骨子里既不喜欢民主制,也不喜欢联邦制。他在最没有条件最不应该发动统一战争的历史环境里,硬是依仗着苏联的支持,建立军校,招兵买马,由此将整个社会精英的心理重心从北大那样的文化重镇转移到了突然崛起于南方的黄埔军校,以致就连郭沫若那样的文人都穿起了军装。从北大到黄埔军校、从文化启蒙到统一战争,历史就这样被转向了:从当年曾国藩所开创的政治文化局面,转回到洪秀全方式再加列宁主义暴动的北上作乱。王国维在这场战争开始后断然自尽,因为他从这场战争里预见了即将来临的历史灾难:“先共和、后共产”。在纷纭复杂的中国晚近文化历史格局里,其主要的历史线索在于三个不同的文化群落,或者说三种不同的人文景观。一者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人文精神标高;一者是从曾国藩到变法维新、到清末民初的革命志士、再到“五四”文化领袖及其早期共产党人的前赴后继、或者精励图治或者赴汤蹈火;再有一者便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最后到毛泽东的江湖草莽们为江山美人竞折腰的历史循环。这三种文化都有各自的象征人物和历史标记。不仅那线精神性的文化气脉隐隐可见,即便是从曾国藩到“五四”的那一代代事功性的文化精英,其一步一步努力的历史轨迹也是清晰可辨的:先是技术上的引进、经济上的振兴(曾国藩、李鸿章们的努力),然后上升到政治上的诉求、不管希望立宪还是要求民主(百日维新或者宋教仁那样的议会民主),最后再上升到由语言的更新而导引出的文化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与其说是一步步的历史进程,不如说是一层层的逻辑开展。遗憾的是,所有这一切,通通被孙中山酝酿和发动的那场以谋求孙氏大一统的北伐战争给打断了。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曾国藩出师前的那个洪秀全脚下,只是此刻的洪秀全分别先由孙中山出演,后来又换作了由毛泽东扮演。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湖南农民运动与他早年师从的曾国藩乃是截然相反的政治取向,也并非不明白以暴易暴是与曾国藩的修齐治平原则格格不入的经世之道,他不会不了解在曾国藩和洪秀全之间有一个根本区别,一个是书生,一个是流氓。但毛泽东断然放弃了书生意气,却选择了流氓生涯。他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准备要以“为江山竞折腰”的方式来主宰一下中国历史的沉浮了。这也许是他下意识里的精神创伤起了作用,也许是他觉得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除非他甘愿默默无闻地度过此生。不管怎么说,他作出了那样的选择,从湖南农民运动走向所谓的秋收暴动,最后走向井冈山落草。历史的转折有时就在于某个历史人物的人生选择上。四、承继“五四”的光环和暴力革命的正义化假如没有蒋介石发动的那场“四·一二”屠杀,“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资源没有经由那样一次血的奠祭,那么毛泽东再有语言能力也很难把他的暴力话语和帝王话语与“五四”做出顺理成章的联接。蒋介石屠杀了许多因为受了“五四”新文化影响而信奉共产主义加入中共的青年男女之后,暴力革命才上升到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话语的历史地位上。即便是凭着传统而古老的复仇心理,就足以使所谓的“武装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足以使坚持非暴力立场的陈独秀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当毛泽东从书生走向流氓的时候,蒋介石却十分有趣地试图从流氓变成书生。蒋在孙中山身后坐上国民党的委员长宝座、假借孙中山号令天下的时候,他悄悄地引以为楷模和精神导师的并不是孙中山,而是曾国藩。虽然蒋介石的文化根基并不比孙中山好到哪里去,他却对精英文化有一种莫名的羡慕和向往。就此而言,他确实背叛了孙中山。孙中山去世之后,他不仅向章太炎示好,而且对一度被捕后来又被释放的陈独秀也怀有相当的敬意。他所示好的这两个人物,一个是传统的学界泰斗,一个是新文化的首席领袖;一个与孙中山有过合作,一个从来不愿跟孙中山合作;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即在骨子里谁都不认同孙中山。蒋介石改以曾国藩为师,这个文化取向也是他后来反苏清共的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以上海“四·一二”血案为标记的分党清共与曾国藩的平定太平天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当年曾国藩是基于士大夫的文化立场讨伐洪秀全的草莽暴动,而蒋介石却是借助帮会势力在扑灭苏联十月革命式城市暴动的同时屠杀了众多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追随共产党的热血青年。在这个历史事变当中,蒋介石除了显示出他身上那种青红帮式的霸气和宁波生意人的精明(相当于毛泽东喜欢说的虎气和猴气)之外,没有丝毫曾国藩式的文化心胸和文化气度。一心想学习曾国藩的蒋介石,一旦面临大事,却本能地效法了孙中山。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有一万个不是,也不该遭到如此屠戮,更何况他们在精神上和历史意识上大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产物。本来孙中山基于其江湖出身和帮会意识对于“五四”已经天然隔膜天然无知了,而蒋介石的这场大屠杀更是把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与“五四”永远隔离了开来。“五四”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资源,充满历史创造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谁占有了“五四”的文化资源,谁就将成为逐鹿中原的赢家。在1940年代的那场内战中,为什么是毛泽东取得胜利了而不是蒋介石获得成功,一个历史文化上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以他生动形像的白话文写作占有了“五四”资源。孙中山的北伐,仅仅给毛泽东创造了走向暴力革命的历史条件,蒋介石的大屠杀才给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进一步带来了历史的合理性。蒋介石大屠杀的愚昧在于,本来手中就没有多少文化资源,结果还要以血洗陈独秀的“五四”式中共来清算由孙中山勾结苏联暴动专家所犯下的历史罪孽。由于没有文化头脑,蒋介石不懂得面对苏联列宁主义式暴动时,应该区分暴力犯罪和理想主义盲从。就算没有文化头脑,假如蒋介石懂一点毛泽东的统战谋略,他也不致于疯狂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那般地步。本着上海青红帮脾气外加宁波生意人的小精明从事政治毕竟太狭隘,蒋介石既不懂得在斩断苏联人的魔爪、剔除列宁主义的同时争取“五四”文化资源,也不懂分化瓦解当时内部四分五裂的中国共产党人;甚至连玩弄一下“争取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之类的政治手腕,他也不会。蒋介石到手了北伐成果,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文化资源拱手相送给了中共,而且是从陈独秀的手里转送到后来的毛泽东手里。苏联人仅仅是剥夺了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领导权,而蒋介石的屠杀却在把历史合理性奉送给毛泽东那样的暴力革命者的同时,将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最终逼出了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蒋介石的屠刀不知不觉地将“五四”新文化的光环从陈独秀那里挑落到毛泽东头上,致使“五四”话语最后完全变成了毛泽东话语。其时,“五四”新文化经由血的奠祭,已经变得如同基督一般神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神圣后来竟然又错位成了毛泽东神话产生的历史前提。毛泽东十分蔑视蒋介石这样的对手。不管自己身处如何艰难的境地,毛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把胜利看作是“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一个躁动于母腹之中的婴儿”。因为同样信奉暴力解决一切,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在蒋介石是不成章法的,而在毛泽东却是自成体系的。也即是说,蒋介石的暴力没有相应的暴力话语,而毛泽东的暴力却有他一整套暴力革命的话语作文化支撑。毛泽东十分罕见地将马列主义的现代汉语版与中国演义小说中的暴民意识天然浑成为一套革命话语。其中不仅有“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方针,而且还有如何取胜的“三大法宝”,再加上一套套如何改造和控制人们思想的精神奴役术,连同漂亮宏伟的理想主义包装,从解放一个村庄,到解放一个城市,再到解放一个国家,最后还有解放全人类。其气派,其精致,简直是美仑美奂。最野蛮的行为、最黑暗的心理、最无耻的方式、最牛皮的吹嘘,十分奇妙地组合到一起,构成了一座宏伟精致而又简单明了的话语迷宫。不但中国人被哄得晕头转向,就连西方人也都被唬得两眼昏花,不说五体投地,至少觉得神秘莫测。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绝对不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毛泽东凭借其话语构建能力所玩弄的那套帝王术,说穿了也是很简单的。比如,他擅长于对着文化人耍流氓,然后反过来又对着赳赳武夫扮演文化人。当知识分子要求自由民主的时候,毛泽东用“不开饭”、或者赶到工厂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就轻而易举地摆平了;而他一转身面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绿林武夫,又会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去阅读一下《红楼梦》,还煞有介事地一再问道:看过几遍了?两遍?不够,至少五遍。如此等等。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应该都知道这种手法的。事实上,毛泽东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当他在完成他的现代暴力话语的时候,整个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还没能来得及完成系统的现代改良话语,没有完成一整套具有操作性的、切实可行的现代民主联邦政治话语;而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现代人文精神话语,又由于暴虐的历史和历史的暴虐而被长期悬置,致使蛮横粗鄙的“毛泽东话语”恢恢乎游刃有余。被孙中山的北伐战争所中断的“五四”文化启蒙,后来是一直到了1980年代才又被重新继起,然而还不足10年,又被一场血案所中断。中国历史的悲哀,总是在于刚刚走上政治改良或者文化建设的轨道,旋即就被一场暴力推回到黑暗的历史循环里。有人说,“五四”之所以难以为继,乃是救亡压倒启蒙所致。殊不知,以北大为标记的“五四”启蒙,早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之前,就已经被以黄埔军校为标记的列宁主义暴动给粗暴地打断了。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苏联人和共产国际,都不以“五四”启蒙为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有着非常致命的历史局限性。“五四”启蒙运动既没有建立起现代精神话语,也没有找到现代改良话语,更没有意识到宋明之际的演义小说里的集体无意识创伤所造成的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扭曲,比当时日薄西山的孔儒文化还要黑暗。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领袖们,只知道“孔家店”需要推翻,却不知道《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的文化心理积习比孔学儒教更加反科学反民主。也许唯有鲁迅意识到了这样的心理扭曲,提出了国民性批判,但他并没有将此继续上升为一种明确的建设性的文化意识。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令人遗憾的,在于没有从文学改良的文化话语上升到政治社会改良的历史话语。历史在被做出来之前,往往需要首先被说出来。尤其是从专制大一统转向民主联邦制的历史进程,是绝对不可能闪烁其词地“摸着石子过河”的。曾国藩留下的最大历史遗憾,在于没有建立起与他的事功相应的文化理论和政治话语。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法将宋明理学作为他的社会改革话语的资源,因为这种资源确实已经在精神上作古了。曾国藩虽然留下了许多书信和奏折,但他写不出系统的改革话语。甚至他的扑灭洪秀全暴乱,都无法形成完整的“讨匪”理论。比起后来毛泽东那么的能说会道,曾国藩实在是太敏于行而讷于言了。这样的历史遗憾引出的另一个遗憾,乃是等到后来的康有为试图建立一套改革话语的时候,又十分错误地回到孔儒话语里,试图从儒教伦理当中求得“大同世界”的乌托邦理想。康有为的乌托邦是虚幻的,但其野心却是实在的。戊戍变法的流产很大程度上与被康有为野心的误导有关。一场重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改革,是绝对不能诉诸大话和空话的。历史好不容易走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国藩当年没能建立的社会改革话语好不容易等到了构建的时机,却又被苏联的十月革命所影响。苏联的十月革命不仅影响到“五四”话语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指向,而且通过孙中山直接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苏联的暴力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激发的不是中国人先祖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创造精神,而是弥漫在演义小说当中的暴力崇拜、暴动快感和暴民意识。现代改良话语,包括政治上的民主联邦话语,在中国至今依然一片空白,依然停留在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的探讨中,而没有成为中国人的现代汉语,尤其是简体字版的现代汉语。这除了孙中山的胡闹和毛泽东的崛起等等历史原因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比如胡适对禅宗的无知,对《红楼梦》的一知半解;陈独秀在倡导其“文学革命”主张时的三个“推倒”,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传统的“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山林文学”,其极端犹如后来蒋介石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胡适、陈独秀等人在“五四”启蒙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思维方式,有时也是相当“水浒”的,就像李逵那样,“排头砍去”。胡适的精彩是在他面对蒋介石没有文化的专制时,始终坚持着自己崇尚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的文化立场。而陈独秀的出类拔萃则在于,当他经历过了苏联列宁主义暴动的残酷现实,经历过了中共的党内斗争、或者说同志同伙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互相残杀之后,幡然醒悟。陈独秀在其晚年不仅拒绝去延安,而且不屈不挠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和反省共产主义革命的暴力原则。假如拂去种种人为的重重迭迭的历史尘埃和话语尘埃,人们可以发现,在毛泽东放弃“五四”的文化立场转向草莽式的现代暴力话语和现代帝王话语的时候,陈独秀恰好回到了他当年的“五四”文化立场,并且对苏联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专制进行了痛定思痛式的批判。陈独秀顶着“陈托取消派”的政治帽子,将他的“五四”文化立场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陈独秀一生最为精彩的是,他早年不认孙中山,后来不认蒋介石,最后又不认毛泽东。他早年拒绝认同孙中山的大总统野心和大一统战争,在陈炯明跟孙中山闹翻之后,十分认真地邀请陈炯明参加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他后来身系牢狱,蒋介石几度向他表示友好,他都冷冷地拒绝。表面的理由是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彼此信仰不同,但骨子里乃是一个文化领袖对青红帮出身的政治枭雄的蔑视以及“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不予认同。陈独秀后来出狱后,曾有人为他和延安之间频频传话,但陈独秀拒绝去延安,更拒绝以毛泽东要求的那种写检讨的方式去重新入伙。人们尽可以为陈独秀对这三个人的不认同找出种种理由,但其原因归根结底乃是在于,陈独秀不管早年如何激进,但他在文化取向上却与曾国藩们相近,与洪秀全们天然相克。当然,历史的荒唐又在于,不管毛泽东如何给中共灌输他的现代暴力话语和现代帝王话语,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光环,却又被他牢牢地套在他的“山党”头上,从而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种深厚的历史资源,始终为他所占有。这是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最后到手江山的一个决定性的文化历史原因。脱胎于“五四”运动的中共,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五四”的象征性带到哪里。当年许多热血青年的投奔延安,与其说是投奔毛泽东,投奔共产党,不如说是投奔他们心目中神明般的“五四”文化。可以说,当时热血青年们的投奔延安,其中没有几个人是读了毛泽东写的文章,大多是读了“五四”现代白话文学作品,诸如鲁迅、郭沫若的,乃至于巴金、老舍的。至于有些青年诸如王实味等,后来对延安的失望,也正是在于他们发现延安跟“五四”的科学民主理念竟然根本不是一回事。事实上,不要说当时,就是后来的人们,也很难分清楚在陈独秀“五四”党和毛泽东“山党”之间,究竟有着多么实质性的不同。但从另一方面说,不管毛泽东如何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一个草莽党、江湖帮会党,但依然还有许多中共党人难以忘怀“五四”精神。不仅在延安时期出现了王实味等人对延安“山党”作风的质疑和批评,而且在毛泽东坐定了江山、对知识分子一轮又一轮的发难之后,依然有坚持“五四”立场的共产党人对毛泽东话语表示存疑,比如顾准等人。到了1980年代,对“五四”精神的缅怀不仅推动了整个知识界重新回到启蒙时代,而且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坚定的党内民主派,或曰,党内改革派。党内的民主派人士虽然没有太多的话语资源,但他们用很有限的词汇所表达出来的却是历经沧桑的生命体验和历史经验。那样的体验和经验,是许多8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哪怕达到了学贯中西的饱学程度,都无以望其项背的。中国80年代的许多留学生,其文化立场的飘忽不定,其为人处世的圆滑取巧,其见利忘义的市侩人格,在中国的留学生史上乃是史无前例的。这可能也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历史效应吧。在文化空前沦落的历史背景之下,党内民主派对毛泽东的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反省和批判,以及他们为推进政治改革而坚持立场的勇气和不妥协精神,显得尤其可贵,尤其令人肃然起敬。“五四”启蒙运动不管结果如何悲剧,但绝对没有过时,只是在话语方式和精神内涵上需要重新构建罢了。在毛泽东的专制之下,不被毛泽东的话语所覆盖比不被毛泽东的专制所压倒更加不容易。抵抗毛泽东专制的不在少数,就连彭德怀那样的将军都曾拍案而起过。但很少有人不为毛泽东的话语所动,作为例外的,也许就数陈寅恪那样的文化守灵人。从陈寅恪的家世背景和家学渊源上说,其承继的是曾国藩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是意指其祖父陈宝箴当年乃是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同代的改革家,而且陈寅恪本人早先的文化志向也并不是王国维式的精神守护,而是当年隋唐学人王通那种讲学式的“河汾之志”。他希望自己能像王通那样培育出一批能够担当天下大任的精英人物。然而,王国维的自沉使他突然醒悟,他的位置不在于教导人们如何修齐治平,而在于担当起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黑暗、黑暗到几近寂灭的时代的精神守护重任。这是研究陈寅恪最为关键的解读之处。许多陈寅恪研究者们,津津乐道于他如何通晓中国历史,甚至热衷于了解他掌握了多少种语言,茫然无知于陈寅恪的这种文化传承意义上的历史担当。当整个中国历史从曾国藩时代转回到洪秀全脚下的时候,其他人也许稀里糊涂,但这样的变化瞒不过王国维那样的先知学者,也骗不过陈寅恪那样的历史学家。这两位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直接承继者于历史进程洞如观火。如果说,王国维说出“先共和、后共产”时还仅仅是一种预感,那么陈寅恪写作《柳如是别传》则完全是有的放矢了。相比于同时代的历史小说《李自成》,陈寅恪以《柳如是别传》无论是对那张历史赌桌上的大赢家还是大输家,全都表示了空前的轻蔑。行事为人十分低调、平日里沉默寡言的陈寅恪,通常要么不说话,一说就会让专制者感到难堪。读完他的《柳如是别传》,再迟钝的人也应该明白,他当年为何选择广东定居,既不愿去北京高就,也不愿去台湾依附国民党。晚年双目几近失明的陈寅恪,却有着最具洞察力的历史眼光和最不为专制话语所动的人文观照力量。并非是所有的人文学者,都能具备这样的人格力量的。反观历史,毛泽东已经成了往事,但毛泽东现象并没有结束,毛泽东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大地,成为中国民众的一个心理情结。这不是毛泽东太伟大,而是这个民族太卑微。这个民族总在遗忘和欺骗中过活,用谎言取代真相,用演义取代历史。他们喜欢被拯救,总是期待被拯救。过度扭曲的民族文化心理使得这个民族的灵魂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自省和净化,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诊治和拯救。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条高速公路,盖了多少幢摩天大楼,而在于其变态的心理是否得到了医治,其扭曲的灵魂是否得到了拯救。要使中国的将来有所希望,就得反省历史,恢复历史的真面目。要使中国的将来有所希望,中国人必须忏悔,尤其是所有曾经为毛泽东专制作伥的人们;至于所有被毛泽东专制扭曲了的人性,也应该有所反省;唯其如此,民族的心灵才能得以诊治,从而使整个民族的灵魂最终走出由毛泽东专制和毛泽东话语构成的毛泽东现象的历史阴影。

墙外楼 | 李劼: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

这个题目是我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一篇长文的续篇。那篇长文题为:《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这个续篇是一部论著的构想,在此仅作一个提纲式的概述。...

白衬衫 | 李劼:历史重演可能:东汉末年或清末民初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像,而中国的历史尤其相像得惊人。历次朝代间的转换,大同小异。汉末党锢,清末变法。暴秦骤起,二世而亡。毛氏暴政,顷刻间灰飞烟灭。邓氏改革,八九年真相毕露。物换星移,转眼间又是一场变局在即。且不说在时代的横座标上(亦即所谓国际大环境)存在着多少变数,仅取历史的纵座标(所谓特殊国情)察之,便可以发现,当今时局最为接近的,乃东汉末年,或清末民初。        今日中国强权人物的消失,与东汉末年的皇权式微相似,权力已然出现真空。皇权式微激发天下枭雄称帝野心,强权人物的消失引诱实力者扮演乱世英雄。重庆打黑,不过小小序幕而已。不要说曹操尚未现身,即便董卓都还没有露面。当今集权钱于一身的在朝者,金钱美女已经不够刺激,青史留名才是真正的牛皮哄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会在想要有番作为者的心里再度鸣响。小站练兵,或者江湖暴动,可能一一重演。        当年的宫廷权争,被诉诸勤王藉口。今日的权谋角逐,当以维稳作前提,诸玩家谁也不敢造次。皇权有姓,江山有色。袁项城逼退清室,以走向共和为标高。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坚拒陈蕃式的以儒治国。就算真的一效周公吐哺,天下也未必归心。权力和话语,在八九年之后,空前分离。当朝者全体失语,未来的话语,远在天边。        汉末也罢,清季也罢,朝廷无力奢望千秋万代永世长存。当今的肉食者更是心知肚明。钱财随家眷悄然外移,祼官成为官场现象也成为新的专用名词。当朝没有未来,已然成为不言而喻的朝野共识。只是担当未来者的气候,尚未蔚为大观。遥想汉末党锢精英,血气方刚,底蕴充沛。戊戌维新君子,有仓惶者,亦有就义者。八九年倒入血泊,却是满地无辜。比起陈蕃的迂执,袁项城继承了曹操的灵动。相对于曾国藩的倚天照海,孙文不过一具委琐小人。可叹中国的历史总是成为屑小的舞台。君子蒙尘,小人成圣,最无赖的流氓最终得了天下。因此,不要以为将来一定辉煌,说不定还会选择最为下三滥的结局。        八九年以降,历史的推手从高层的政治首领,曾经风光一时的知识精英,渐次转换为此起彼伏的维权民众。知识界的先锋人物,也从当年大言不惭的牛皮家,还原为脚踏实地的维权律师。比起汉末的黄巾起义,有清的太平天国,维权标画出了崭新的历史景观。维权宣告,水泊梁山的方式,应该终结。维权要求的公平和正义,不再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而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而是私人拥有的财产和权益,而是不可侵犯的人之为人的尊严。维权不再诉诸江湖造反,而是诉诸理性的方式,和平的方式,谈判的方式,讨价还价的方式。矗立在维权背后的是商业文明的构架,而不是农民起义的传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不再通过知识精英的倡导,而是经由前赴后继的维权行动,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倘若说八九年是某种历史的终结,那么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将成为走向未来的历史开端。维权的中国民众不再迷信皇帝,志在构建公民社会,从而破天荒第一次真正践行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而此前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过是张扬权力话语和服务于意识形态的说教。        然而,历史归根结底取决于思想的创造力。几千年历史裹足不前,缘自这个民族的思想,丧失自由,了无活力。有鉴于以儒治国的教训,汉末群雄非儒崇法,以权谋和心计的较量,逐鹿中原。结果,思想流于清谈,沦为玄学。清末民初,民智重开。留洋学童,一代栋梁。西学东渐,百家争鸣。无奈批孔流于口号,法家权术借主义之尸赫然还魂。自由思想,被江湖暴力一步步窒息封杀。草莽篡改革命,主义荼毒人心。皇袍可以不穿,帝王不能空缺。千古一帝,不叫皇上,改称主席。思想落地,谎言上天。清末民初的变局,魔术般变出一个动物庄园。        汉末失语,惟剩暴力和权谋;清末学语,有说中体西用,有说全盘西化。今朝,指向未来的话语在天边,自由的思想在流亡。学府无论中外,一律与官府同流合污。中体西用演化成儒学加马克思,全盘西化蜕变为追随德里达和萨义德,左派传统爆响朱熹下嫁毛泽东的喜剧。即便是耶稣基督,也照样被劫持过来号令天下。学问迅速转化成名声和财富,学者不再以盗窃为羞耻。思想文化的表达,有如逐鹿中原,以成者为王为原则。这个民族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深重的人文危机:制造思想的人群竟然争相为欲望所苦。        变局在即,可是有志于创造未来的人们,真的准备好了么?且不说汉末党锢的豪气,戊戌君子的英勇,即便是曾国藩式的心胸,容闳式的热诚,甚至李鸿章式的老到,段祺端式的清廉,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文素质。拭目以待吧。        二0一0年六月二十二日于纽约                                                                                                                                  -----白衬衫        

李劼 | 日本电影艺术四巨的经典之作(之一)

博主按语:由于冷风景最后章节的写作,打断了去年已经写了第一部分的此作。这里贴出,是为了逼迫自己继续写下去。因为无论是这四位日本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导演,还是五十年代日本电影黄金时代,都值得认真探讨。   上个世纪二战以后,战败国日本在经济上腾飞之前,曾经有过一个电影艺术的黄金时代,宛如一个极具审美意蕴的引子,牵引着日本民族走出军国主义阴影的和平复兴。这个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乃是日本电影史上的四位大导演:沟口健二,黑泽明,成濑巳喜男,小津安二郎。   一、 小津安二郎及其《晚春》和《东京物语》 大凡去过京都的游客,大都会对这个古城的精致细腻,印象深刻。虽然京都是长安和洛阳、中国两大古都的翻版,但其独具的优雅和静谧,却与那两个原型,迥异其趣。倘若要在上述四个导演中找出其艺术风格有如京都这样的风格特征的,恐怕非小津安二郎莫属。   小津的影片,颇类日本的花道、茶道一类的做工,井井有条,一丝不苟。机位固定,仰角拍摄。画面的布局平稳匀称,角色的表演舒缓有致。剧情的展开,好比樱花的绽放,有待慢慢观赏。人物的内心世界,有如绿茶的清香,需要细细品味。   名门出身的小津,其艺术趣味有如贵族气十足的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并且与普鲁斯特一样,在人生道路及其秉赋教养上,全都深受母亲影响。与普鲁斯特不同的是,在《追忆似水年华》里,绝对看不到丝毫美国文学的痕迹;而小津的影片,尤其是其早期影片,几乎是从一部部好莱坞电影的临摹中,学步的。   然而,及至自成风格,小津特有的精细风格,却为他曾醉心过的好莱坞电影望尘莫及。比弗利山庄再牛皮哄哄,比起京都的优雅,毕竟相形见拙。当马龙·白兰度在银幕上亮出圆鼓鼓的肌肉时,在约翰·韦恩骑在马背上拔出手枪的当口,小津影片里的男主角,笠智众,只是微微颔首而已。   小津的清淡,有类于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取自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小津影片中的人物,来自日常的人生。只不过那些个人生,并非什么锅碗瓢盆,而是父女情深,或者是两代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人之常情,并非总是常在吃饭性交,所谓食色两字;而更是常在人情的浓淡冷暖,或者常在心与心之间的远近亲疏。   《晚春》是小津的成名之作。《晚春》里的小津,与其说自信心十足,不如说相当羞涩。因为《晚春》里的父女意象,其实是小津自己伫立在其人生河岸上的母子情结的一个倒影。小津的高雅,在于过滤掉了弗洛伊德所热衷的恋母恋父情结,从而将父女情愫作了相当纯净的写意。这可能会让 D · H ·劳伦斯觉得虚假,却会让普鲁斯特感到心有戚戚焉。不管怎么说,《晚春》无论就画面还是就人物而言,全都干净得有如京都的大街小巷,一尘不染。假如观众也像该片的导演一样细心,那么就会从端坐在父亲身边的女儿身上,窥见面对母亲时那个恭顺的儿子、小津本人的身影;而从笠智众饰演的父亲形象上,又可以见到导演自己那种清清淡淡的性格写照。这样的写照,一如小津遗留给世人的墓碑,上面写着一个“无”字。   无,在美学上通常体现为空灵。而空灵,正是小津的这部经典之作《晚春》的特色。画面是空灵的,情节的展开是空灵的,而人物的内心,也是空灵的。女儿挚爱父亲,爱得空灵。父亲关切女儿,关切得空灵。惟一的小破绽,乃是女儿的同学得知好朋友的父亲为了女儿作出自我牺牲时,激动得亲了老人一下。这个细节,相比于影片的空灵格调,略失夸张。这或许是演员乘小津导演如厕之际的自我发挥。因为小津对演员的表演,是出了名的严格,从来不允许他们胡乱想像,张扬个性。   小津影片的空灵,也同样见诸被称作“窗帘”的那些空镜头。葱绿的山峦,寂静的寺庙,鳞次栉比的房舍,线缆纵横的车站。仿佛无心,却是有意。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又渲染出情节展开所特定的氛围;有时还与人物的内心相谐,有如浅吟低唱般的和声。紧接着禅场的空灵,是父亲向老友吐露育女不如养儿的心声,因为女儿终究要出嫁。空空荡荡的闺房,暗示着嫁出女儿的老父亲,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孤寂。在女儿面前做得再坦然,没有爱女在身边的日子,毕竟让人欲空难空。这样的情境,落到好莱坞导演手里,很可能就赶着老人到山里去打猎,或者坐在河边垂钓。但这在小津,却只是让老人安安静静地枯坐在塌塌米上,尽情地品味,什么叫做孤独。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区别所在。同样是孤独,在海明威用扣响双筒猎枪解决,一了百了;这在小津导演,却宁可诉诸焚香枯坐。《晚春》点上的,其实就是这么一柱清香。   相比于《晚春》的宁静,《东京物语》应该算是小津的愤世嫉俗之作,虽然表达得极其含蕴;悲天悯人之际,不失分寸,婉约有致。一个家族,三代男女;经由老夫妇的访亲,聚焦于儿女的冷漠。世态炎凉,尽在各自的盘算之中。传统家庭和现代文明,在嘈杂忙碌的日常生活之中,悄无声息地分道扬镳。其叙事手法依然是清香般的淡雅风格,但其叙述内容之世俗之日常,却已经与《追忆似水年华》那种顾影自怜式的曲高和寡,大相庭径。天下父母心,人世儿女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是个中堂奥的探究,并非人人都乐章尝试。从《晚春》到《东京物语》,小津悄然转身。并不华丽,却意味深长。庶几可说,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简约细腻的叙述手法,足以令人想起契诃夫、莫泊桑的小说。小津的《东京物语》,几乎是可以与莫泊桑的《羊脂球》参照阅读的。两者的故事内容截然不同,但叙述方式却一样的简洁有力;于平淡之中,令人震撼不已。   比起莫泊桑小说的天然浑成,小津的《东京物语》却是精雕细刻之作。并且,每一个画面,看上去都不像是在感染观众,而是在间隔观众与作品产生过于热情的互动。但在一番极其家常的闲聊之际,又会突然冒出一句摧人肺腑的对白。而其最经典的造型,则是失去老伴的父亲,与惟一让老两口感到些许温馨的儿媳,伫立在海边,默默地看着苍茫的天际,有如两尊塑像。十分有趣的是,小津的这种叙述方式,后来直接影响了法国的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特吕弗。以致人们看着特吕弗的影片,会分不清那算是对莫泊桑的记忆,还是对小津安二郎的敬意。   《东京物语》的审美张力,在于将日常的世俗生活,诉诸了高远雅致的叙述方式。其故事内容,足以让天底下所有的父母儿女,共同唏嘘感叹;而影片的叙述手法,却惟有上乘的电影艺术家,才能领略个中三昧。影片中的婆婆曾向媳妇感慨:多么盛情的款待呀,让我睡在自己死去儿子的床垫上。让《东京物语》的观众感慨的是:多么优雅的享受呀,让人沉缅在一片正在流逝的温馨里。日渐退隐的传统是温馨的,小津精心编织在影片中的那片淡淡的喟叹,也是温馨的。小津一面轻轻地揭开现代文明的冷酷,一面柔柔地抚平人心深处的创伤。所谓悲悯,在《东京物语》里,就是这么流露的。   由小津影片的当家女优原节子出演的二儿媳纪子,是整部《东京物语》的亮点所在,也是老两口众多儿女的鲜明对照之处,颇有四两拨千斤的份量。原节子在《东京物语》里抵达的贤淑,远胜于她在《晚春》里塑造的依恋。未亡人纪子之于公婆发自内心的关爱,已然超出了一般的家庭伦理范畴,致使饰演公公的笠智众,用一句轻轻的感慨,向纪子道出个中三昧:亲人不亲,外人不疏(那句对白的大意如此)。纪子的热忱,并非仅仅是缘自一个媳妇的本份,而更是出于对老人的关怀和慈悲。这可能是小津自己,都不曾深切地意识到的。当传统的家庭伦理在被现代文明悄然撕裂的当口,从人之常情里升华出来的慈悲,依然在人心深处徜徉,什么力量都无以摧毁。小津声称:“我要表现的是,透过子女的成长来窥探日本家族制度瓦解的过程。《东京物语》是我所有作品中最为戏剧化的一部”。倘若小津能够进一步洞察出,悲悯在人心中的如如不动,亦即所谓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那么无论是纪子形象,还是老两口之于世道沧桑的人生体味,都还可以更上一层楼。   小津一丝不苟的努力,无疑是令人钦佩的。但小津的盲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小津心气极高,却为其才华所不逮。精雕细刻之际,难免有刻意之嫌。比如祖母与孙子间的那场戏,过于强调代沟造成的冷漠,从而忽略了人之常情的力量。祖孙间的隔代亲情,很难被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所阻隔。在祖母的慈祥面前,很难想象孙子会冷漠到无动于衷的地步。小津在这个细节的处理上,失之观念先行:为了高调突出“日本家族制度的瓦解”,忘记了常人常情的朴实性。   当然,这类小失误,不过是白璧微瑕,并不妨碍《东京物语》作为一部永恒的经典之作,辉映于世界电影史。无论是精致的画面,还是隽永的对白,尤其是诸多人物的安详造型,都足以成为写实影片的范本,令世人玩味无穷。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李劼 | 《中国文化冷风景》精要辑义

《中国文化冷风景》精要辑义 作者寄语:为了方便读者进入此著阅读,特以此精要辑义,权作导读。 环顾诸多民族,大都沐浴在神话里度过童年;惟有华夏民族,会掉进由姬家和孔丘编织的谎言。有如一个历史的黑洞,历时数千年。谎言开始破败之际,人们竞相以欺骗,谋生。骗局穿帮,灰头土脸。牛皮有效,趾高气扬。浑不知哗啦啦似大厦倾,偏要嚷嚷,崛起。敢问上苍,将彼引领出地狱,需要多少个地藏菩萨?   华夏文化的两大源头是河图洛书,《山海经》神话。先人智慧有限,相当八卦地从河图洛书里归结出易经八卦。高维的宇宙方程变成低维的天地模式。及至姬昌演易,将那个高维方程关进一个封闭结构。八八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所言并非天机,而是姬昌的心理独白。周公建制、孔丘说礼、韩非权谋,皆源自姬昌演易。   《山海经》神话里的人物形象,是华夏初民的写照,也是中国人的原型刻画。以前只知道文明的进化,不懂文化会衰落,更不懂文化衰落的首要标记,便是人的退化。从元气充沛的初民气象到阴沉怯懦的卑琐人格,数千年的演变,中国人掉进心机权谋外加等级观念的人文黑洞。所谓文艺复兴,便是如何从黑洞里走出。   《洪范九畴》第七畴“稽疑”所示的表决方式,恐怕就是华夏初民的原始民主程序。王者、卜筮,卿士,庶民共同投票。王者之票与庶民等量齐观,举足轻重的是卜筮卜占的天意。此乃所谓的尧舜禅让时代。后来集权,天意被王者以天子的名义所褫夺。禅让式的民主,取决于人的自觉,与雅典的民主基于制度,有别。   天子称谓,始于有周。《诗经·大雅·江汉》:“明明天子,令闻不已。”司马迁不懂这个称谓意味着什么,因此会在《史记·五帝本纪》里写道:“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尧舜时代,没有天子一说,也没有天子的观念。王者与天意无关,不过庶民领袖而已。司马迁以汉儒的头脑,误读了尧舜。   因为孔儒的渲染,世人只知歌颂大禹治水的业绩,忽视了伯禹传位给儿子伯启、从而开启世袭制王朝之于中国历史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颂扬伯启的反求诸己成语,显然不包括伯启之于世袭代替禅让的反省,更不包括伯启之于父传子承的疑惑。华夏初民的原始民主政治中的人治因素,就此开始发酵。   伯禹奠定世袭制时肯定没想到,还有比他走得更远的。成汤以暴力方式改朝换代,成为打天下的始作俑者,同时也开了抹黑前朝的先例。用暴力手段攫取天下,前提必须是被灭掉的王朝如何黑暗。于是就有了夏桀和商纣的故事。这两个恶人的产生,首先是逻辑的需要,其次才是文人墨客的努力,汉儒居功至伟。   姬氏家族人才辈出。先有避居吴地的泰伯,后有亶公钟爱的姬昌。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自此被改写成姬昌定乾坤。后天八卦有如一只无形的笼子,将华夏民族关入;长达数千年,未见解脱。以暴力一统天下,姬昌远胜成汤。汤商权力散漫,邦国林立。姬昌设定周制,等级森严,高度集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武王姬发,打下朝歌,完成父命;却又疑惑于是否要建立周制。于是请教箕子,得到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洪范九畴》。紧接着,武王就突然驾崩了。四弟姬旦,号称周公者,摄政继位,一改二哥姬发的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不立周制的政治路线。旦大兴兵戈,镇压殷民,弑兄逐弟,颁布诰令,血腥建制。   八百年周室。周公姬旦于确立中央集权之际,以尊尊亲亲的伦理观念,开创中国历史上的王道传统。该传统与后来嬴政作俑的霸道,合成一个历史的封闭空间。在理论上叫儒法一家,在历史上则是以儒治人,以术谋国。天下以术谋之,百姓以儒治之。儒家是驯服民众的道德家;法家是谋取天下的权术家。   夏商两个亡国之君的罪名值得玩味。夏桀是“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尚书·汤誓》。意即对民对国不尽责。商纣是“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尚书·牧誓》意即采纳女人之言。夏桀之罪的莫须有在于,可以套用于任何一个君王。责纣之罪涉嫌干涉他国内政,殷商不避女子参政,周室男尊女卑,严禁女子参政。   至于褒姒和妲己的故事,系后人编造,按照女人是祸水的道德观念。汉儒伪造《尚书》篇什,比如《泰誓》;商纣被增添了“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的罪名,且以汉赋语式表述为“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史记》也同样编造,商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只是不需要成汤、周公动笔。   中国历史如何沉沦(或者说如何进步)的三部曲:先是伯禹擅改禅让为世袭,再是成汤开启武装夺取政权传统,最后姬家发动一场有预谋、有话语、有制度的暴力革命。周室取代殷商,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所以王国维会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   孔丘出生,正值中国历史最辉煌之际。周室式微,诸侯崛起。齐桓管仲,意气风发,尊王攘夷,开拓新局。相比之下,鲁国破落户孔丘,了无治国之能,更无创业本事。看上去位卑忧国,其实是嫉妒他人功业。不敢非议人君,以梦见周公微词齐桓,籍口越礼非议管仲。一部春秋以礼为纲,扼杀历史真相。   孔丘的教育方式,是老于世故地调教或愚弄学生。孔丘的心机权谋,集中体现于娴熟的御生术。孔丘建立的师生关系有如君臣,乃三纲之外第四纲,师为生纲。鼓励忠心耿耿的平庸,颜回成为榜样,并且还是千年不变的好学生样板。贬斥刚直不阿,子路时遭讥讽。后人以此为鉴,竞相世故圆滑。   孔儒为何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人当中始终有市场,是因为由周公建立、由孔丘阐发的等级制度、等级社会、等级观念,至今不变。惟有从制度到观念,全都回归到人人生而平等,孔儒意识形态才会烟消云散,长达数千年的周-孔伪型文化(借用斯宾格勒术语)才会如泥墙一般剥落,成为历史尘埃。   孔丘有没有见过老子?老子对孔丘说过些什么?都只是传说,并无确切史料可证。可以肯定的只是,老子当时是周室史官,孔丘不过鲁国一介破落户。孔丘跑到周都洛邑(今洛阳)去见老子,犹如湖南师范生毛润芝跑到北大见胡适。周室史官老子批判周制,殷商遗民孔丘却从周。两者境界,高下立判。   中国文化的初始状态,是无言的。无言既是境界,也是特征。常识一说便俗,智慧毋须炫耀。此乃道可道、非常道涵义所在。老子打破沉默,混沌被迫开窍。实在是迫不得已。上古先哲,高度警惕语言的撒谎本性。这在西方,直到两千多年后,才为维特根斯坦意识到:在语言无以表述之处,只能沉默。   姬昌聪明得极其世俗。老子思想是高维的、形而上的,姬昌演易是低维的、形而下的。姬昌在谋划如何以武力一统天下的同时,试图以有言替代无言。姬昌之于命运的窥探,是下意识的心理独白。宇宙万象,天地人间,是全息的。占卦、纸牌,水晶球,催眠,都可偷窥,小道而已,岂能当作文化宝典?   卜占虽在初民政治中做过参考,然智者并不真当回事。即便姬昌演易,也不无于囚禁之地排遣无聊之意。后世孔丘,世故精深,慧根低浅。孔儒《十翼》,转易学为道学。千年易学,尚华夏文化奇耻大辱,更遑论孔儒道学;实乃愚民汤药,专造文化智障,道德白痴。及至朱熹《周易本义》,妄人臆说。   老子《道德经》里的政治思想,是对周公建制的犀利批判。无为而治,相对于周公的有为建制;小国寡民,相对于周公所建的中央集权。对照孔丘的满口仁义,老子指出:大道废,有仁义。对照孔丘的宣讲忠孝,老子有言: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思想乃周孔话语的一面镜子。   齐国先后有两位桓公,春秋小白,战国田午。田午创立稷下学宫,乃历史文化大手笔。百家荟萃,名流如云。其中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者,皆其时响当当的文化大家。古希腊的雅典学院,系后人根据历史人物所画。先泰稷下学派却是实实在在的人文图景,竟被《史记》尽数略过!   淳于髡、田骈、慎到等稷下诸子,各有著述。可惜全被秦火付之一炬。再加上司马迁的刻意删略,仅以书目存于班固《艺文志》。管仲的政治思想当由稷下诸子总结、发挥。刘向所编《管子》,可窥一斑。然其诸多论述,却有如杨朱著说,石沉大海。嬴政焚书实在可恶,司氏《史记》笔杀诸子,庶几同罪。   庄子处世淡泊,为士好辩。行文鲲鲲鹏展翅,齐物养生,意境壮阔。该子恃才傲物,蔑视功名,影响其追随者,假托庄周,调侃孔丘。天上飞行者,固然迥异于地上爬行者。老子非周讥孔,不着一字,无相功夫。及至庄周一派,直言相讥。老子高远,却为韩非劫持,又被道家俗化。庄子不避世俗,后人反而难捕。     孟轲智弱,却无孔丘般世故,因此滋生恻隐之心,倡民本思想。孟轲蔑视权贵,在君王面前了无孔丘委琐模样,昂首挺胸,滔滔不绝。然孟轲言辞霸道,以禽兽之喻诋毁杨、墨。孟轲阳刚性格,无意间造就后世儒子的刚直人格,有时间杂固执迂腐;前有汉儒陈蕃、杜密的骨鲠,后有宋儒怀抱小皇帝投江的夸张。   杨朱贵己,首立个体价值。不仅对比中国思想史,即使参照西方,也可说超前。西方思想界直到二十世纪,才有俄裔美籍作家爱因·兰德,力倡个人主义。先秦之所以产生杨朱思想,与管仲政治的民富国强之于诸子的影响有关。当时孔儒传承虽然不断,但占据文化主流者,却是管仲以及稷下学派。   墨子兼爱非攻,气度高贵,乃天然平民领袖。墨家影响广泛,组织严密。倘若墨子也像耶稣一样,遭到迫害,中国历史或为墨教覆盖。然墨子所处先秦,恰值思想、言论、信仰空前自由之时代。及至嬴政出世,墨家已然式微。墨家一派,留给华夏民族的最终遗产,乃是徜徉民间、绵绵不断的侠义精神。   公孙龙名辩哲学,不仅为庸常的荀况望尘莫及,即便庄子一派也难领略。白马非马命题,其思辨性、学术性的纯粹度,空前绝后。公孙龙之于语言、逻辑、名实等等的探究,在西方都要到两千多年后,才由索绪尔以能指、所指的概念加以阐明。遗憾的是,公孙龙无法以象形文字抵达拼音文字擅长的逻辑性。     荀况资质平平,思维刻板;既无孔丘圆滑,亦无孟轲刚直。儒家至荀,由性善论转向性恶论,其民本倾向变成君本主义。荀况崇拜君权,隆礼重法,融合孔儒君君臣臣和商鞅的军国主义,制作出君权至上的帝王术。一部《荀子》劝学开篇,俨然教师爷口气。最终教出的两个法家 ( 权术家 ) 弟子,果然青出于蓝。   韩非、李斯,先秦诸子之中品行至劣者。同修帝王术,匍伏在嬴政脚下争宠,助秦为虐。士子厚黑,始自韩非、李斯。韩非擅长理论表述,李斯精于权谋操作。嬴政抢得天下,两者首功。嬴政从韩非著述中习得帝王术,又由李斯辅佐运用之。君臣三人印证性恶论,同时又证实黑格尔所言,恶是历史的杠杆。   一部秦国崛起的历史,成为野蛮战胜文明的王朝更迭象征。同样的起自西域,周室至少有文化,虽然是等级社会文化;秦全然蛮夷,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文化人。野心勃勃的秦穆公,只好到中原觅宝似的捡拾人才。然中国历史上战争通常是野蛮胜出。商鞅变法首创军国主义模式,造就强秦。荀况制作帝王术,酿为暴秦。   对比姬发灭商、姬旦建制,嬴政一统天下呈霸道特色:更加血腥,更为专制。周室不禁思想言论,嬴政舆论一律。姜尚治齐,姬旦辖鲁,可以各自为政;嬴政的郡县制迫使天下全都听命朝廷,全然关闭当年周室分封的自由空间。与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极不相称的,是法律的空疏。君权加人治。     嬴政玩霸道,王朝短命,恶果有二。其帝王术流毒民间,成全刘邦,韩非权术成为朝野谋取天下之葵花宝典。焚书坑儒引起极端反弹,汉儒由君本主义走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嬴政蛮夷式的霸气不同,刘邦帝王术以阴柔见长,此乃西汉推崇黄、老之由来。老者,韩非之老也。汉儒欲自立为君,孔丘成素王。   儒家自汉以降,思维方式由排斥异己而愈趋僵化。汉儒非但没有从嬴政暴政反思君君臣臣,反将秦火一燔,视作伪造历史的好机会。不仅《尚书》被伪造,就连董仲舒的尊儒,也被班固升华为“天人三策”。汉儒最大的造假,当数司马迁的《史记》;被汉武帝动了宫刑的司马迁,回报给中国历史一次宫刑。   《春秋》以礼为纲,《史记》以儒为纲。有道是圣人五百年出一个,司马迁从周公数到孔子,再从孔子数到自己头上。汉武帝并没有采纳董仲舒狂言,独尊儒家却成为司马迁《史记》的写作圭臬。孔丘没有读懂商周之交,数典忘祖,忘记自己乃殷商之后。司马迁看不懂周室式微,误认春秋战国仅儒家摇篮而已。   后世宋儒半部《论语》定天下的牛皮哄哄,唬弄宋太宗那样的粗坯差不多。在汉儒的哄抬之下,光武帝刘秀却真的开始以儒治国。及至汉末,酿成党锢悲剧。东汉皇帝上了儒家的大当,然东汉的儒臣,却不乏骨鲠之士;其人格风骨,为宋儒所望尘莫及。西汉高耸入云的儒家纲常于东汉坠落。浮屠潜入,润物无声。   曹操不信儒术,尽管志在“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操有管仲之志,乐毅之才。诸葛孔明,治蜀有方,征伐无能。三国魏晋之际,恍然春秋战国再现,人才辈出。天下俊杰,江东有半。曹丕无知,立九品中正;复辟等级,曹室当亡。晋室东渡,丞相王导无为而治,与江东士族和平共处,为陈寅恪盛赞。   纵观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劣胜优败,逆向淘汰。转折关头,总是野蛮胜出,枭雄称霸。审视两千多年中国文化流变,一再退化,末流当道。先秦之后无思想。百家争鸣,昙花一现。诸子灭,儒术兴,与法家权谋互补。俗化道家,亦为边缘。就说儒术,也是宋儒不及汉儒,汉儒不如孔孟。所幸佛学传入,重启生机。   李唐王朝礼佛,无意间开拓人文空间,造就文化繁荣。唤醒华夏人文记忆的禅宗因运而起,掀动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韩愈挑战佛门,灰头土脸。唐朝的不以儒教为然,有了文的飞扬,爱的自由。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处女,确有深意。然李氏毕竟蛮夷,了无文化意识。盛唐转瞬即逝。及至西学东渐,再起变局。     二 0 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李劼 | 知青小说《被遗忘的岁月》在台湾以《毛时代》为书名出版

李劼《毛時代》首揭女知青屈辱史 作者: 林欣誼╱台北報導 | 中時電子報  –  2012年3月10日 上午5:30 中國時報 【 林欣誼 ╱台北報導】 大陸旅美作家 李劼 以《星河流轉》、《上海往事》、《 毛時代 》「 上海 三部曲」描繪上海歷史。最新小說《毛時代》中,他書寫 知青 上山下鄉 的年代,女知青被迫以肉體換取回城機會的屈辱過程,首度揭開這個長期在 中國 被「冰凍」的話題。他悲嘆:「假如你們把這叫做歷史,那麼我得說,你們依然活在這樣的歷史之中。」 李劼博學多才,顛覆學院史觀,他認為 孔子 、司馬遷是扭曲中國文化史的罪人,他剛完成學術評論《冷風景》,自認是反思中國文化的一個完結。之後的文學創作,他希望能跳脫歷史的束縛,不再強調時代與群體性,轉而表達個人的感受。 上海三部曲以盧氏大家族貫串,帶有李劼自己的影子。李劼本名陸偉民,一九五五年生於上海,曾任教於華東師大中文系,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流亡美國,現居紐約,著有學術評論《二十世紀西方文化風景》、《百年風雨》及《中南海最後的鬥爭》、《吳越春秋》等多部長篇小說。 李劼為新作訪台,他言談犀利,也帶著過去苦難抑鬱的影子。他自述《星河流轉》寫他六四後流亡美國的遭遇,《上海往事》寫一九三○、四○年代他祖輩的故事,《毛時代》則是最沉痛的一部,重揭文革時期被掩蓋的血淚史,以盧家第三代盧昭文為主角,描寫知青們上山下鄉的悲慘經歷。 一九六○、七○年代,中國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被派到偏僻農村從事沉重苦役,也被稱為「變相勞改」。他表示:「其中最悲慘的,是無數正值豆蔻年華的城市中女學生,被大隊幹部、聯隊領導乃至場部頭頭姦污。」知青們為了爭取回城而陷入不堪鬥爭,女知青則被迫屈服於權勢者的淫威。 他坦言《毛時代》寄寓他在農場五年半的親身經歷,因太真實而無法保持距離,「這對小說不好,但我實在跳不開記憶。」他回憶在農場荒廢了人生最精華的青春,刻骨銘心,「直到八九年**我被抓入獄,做的惡夢不是我坐牢,卻是我還在農場裡作苦力。」 知青小說在大陸成一文類,許多作家都曾著墨,但李劼痛斥梁曉聲寫的是可笑的浪漫,阿城雖有批判,卻也迴避女知青的慘痛。他認為至今外界對此一無所 知,除了官方掩蓋,也因「中國權力男性對女性的佔有,至今依然沒有結束。」他寫作這部小說,是對所有被污辱、被損害的女知青立一塊受難之碑。 附:有关链接: http://tw.news.yahoo.com/李劼-毛時代-首揭女知青屈辱史-213000094.html

Co-China周刊 | 李劼:革命是权利,民主是协商,自由是审美

“ 在一个文明国家,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一个昏乱的国家,则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 ; 人们有必要扪心自问:到底想要哪一种自由? ”     对于一个缺乏常识的族群来说,首先需要说清楚的,还不是将来应该如何如何,而是经常被众口汹涌的那些观念,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涵义。比如说,革命,民主,自由。 过去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后来又有说,要告别革命了。前者的意思是革命被诉诸暴力,乃是天经地义;即便血流成河,也不要大惊小怪。后者的意思则在于告诫人们,以后的中国不能再革命了。不管以往革命曾经造成什么样的历史后果,但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会不会革命,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倒并不是说,革命是某种不可避免的天意,恰恰相反,革命通常都是因为人祸所致的不得已而为之。 与人权是天赋的稍有不同,革命并非天赐。革命通常是因为权力的专制、专制造成的无休无止的镇压而导致的民众权利。换句话说,革命是专制以及类似于专制的强行压迫造成的一种属于被压迫者或者说弱势群体的权利。这就好比说,当一伙强盗持枪威逼之际,全家人都天然具有保卫自己生命和财产的权利一样。当一个国家的民众面临着没有公平的竞争、没有正义的保障、没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国家的民众无疑就具有了奋起革命的权利。相反,倘若民众可以通过诉诸法律的方式、通过诉诸舆论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革命的可能性就会自然消失,而革命的权利也自然消解了。在一个可以用法律或舆论解决问题的国家里,即便民众拥有持枪的权利,也不可能发生什么革命。相反,在一个民众除了革命无法求诸其它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国家里,即便民众被剥夺了持枪的权利,也照样可能发生革命。 历史上的革命带给人类、带给诸多民族的结果,并非都是负面的。也即是说,民众将革命的权利付诸实施时,结果并非全都指向权力的专横。美国革命为美国的民主,奠定了历史的地基。法国革命虽然过于暴力,但革命本身的历史影响,却是造就了欧洲国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趋势。即便是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为几千年专制王朝所苦的中国民众之于革命权利的一次精彩实践。没有武昌起义,袁世凯哪能那么轻而易举地使清室和平逊位? 由此可见,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会不会革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作为民众权利的历史合理性,有没有消失。也即是说作为造就革命权利的专制政体,要不要改变,能不能改变,会不会改变。 革命的结果,有可能带来民主,如美国历史所兑现的那样;也有可能带来比被革命推翻的王朝更残暴的专制,如十月革命所证明的那样。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都不能剥夺在一个专制政体底下的民众拥有革命的权利。这就好比无论某个政党在历史上曾经如何暴虐如何专制,都不能排除该政党走向民主政治的可能;否则,台湾的国民党转入民主政治的历史,就无法成立。剥夺专制底下的民众的革命权利,与否认曾经专制的政党走向民主的权利,同样都是改头换面的专制思维。 与革命是权利相对应的乃是,民主是协商。现代民主源自商业文明的发达,并非偶然。因为民主政治与商业文明,天然同构。在商业文明之中,交换双方,亦即买方卖方,不管彼此交易做得如何,双方的地位是绝对平等的。彼此没有尊卑贵贱,一如买卖不可能以百分之百对百分之零的方式进行。因为那样的方式就不是买卖,而成了抢劫。顺便说一句,中国历史上的江湖造反,或者宫廷政变,都是以抢劫的方式,而不是以买卖的方式,进行的。 若说民主政治有什么奥秘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买卖,或者叫做生意。民主政治其实也有四项基本原则,平等协商,讨价还价,赢者大度,输者服输。这与中国传统政治截然不同。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通常以不平等作前提。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从宫廷到家庭,等级森严,贵贱分明。宫廷政变也罢,江湖造反也罢,最后都不是消除不平等,而是制造出新的等级秩序。以这种不平等为前提的政治游戏,又是绝对没得商量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此等等。至于每场政治游戏过后的结果,也是亘古不变的:胜利者总是全部通吃,而失败者卧薪尝胆;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民主政治的投票结果,总有个百分比存在,哪怕是百分之七十比百分之三十的大胜,也是个比例。但中国式的政治是没有百分比的。要说有的话,无非就是胜者百分之百的嬴,开国皇帝坐江山;败者百分之百的输,亡国之君赴黄泉。从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这种区别可以明白,将来倘若发生革命的话,不是有无必要的问题,而是究竟指向老式的通吃,还是转向新型的讨价还价式的协商。换句话说,革命需要改变的不是坐在皇位上的姓氏,而是政治游戏的规则。 民主政治有类于生意场上的控股,通常以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这不是打斗的成就,而是协商的结果。任何百分之百对百分之零的方式,就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而言,都属于抢劫行为,就好比赌场上的抢台面。所谓的打江山,其实就是抢台面。华人族群很熟悉这样的方式,几千年这么过来的。这个族群很容易将革命动辄就折腾成了抢台面。说这个族群天生不懂民主,是不确切的;但说这个族群被不民主的传统折磨得有些失常,并非不实。 因此,这个族群要自己国家走向民主政治,不得不从民主政治的第一个原则做起:平等协商。其中,平等是首要的。这个族群的等级观念之根深蒂固,恐怕是世界之最。即便是最贴近商业文明的上海人,都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更遑论其它地方、尤其是皇城里长大的人们。比如这个族群在购物狂潮中的名牌攀比,便是其等级观念的一个折射。甚至这个族群随口说出来的话,唱出来的歌词,都充满着不平等的专横;诸如“爱你没商量”,或者假装一无所有的男人唱着硬要女人“跟我走”的摇滚。已经一无所有了,凭什么要人家跟你走?这算是丐帮、还是斧头帮的逻辑?至于爱不爱之类,是最有商量余地的事情。不说其它,就拿文明国家的许多爱情肥皂剧来说,都是这么商量出来的。 事实上,爱也罢,不爱也罢,凡事都该有个商量。有没有商量,能不能讨价还价,恐怕是这个族群能否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文前提。而执政者的能否完成民主转型,也在于懂不懂与众商量。当政者不能老是没得商量,而得学会与人相商,并且率先成为平等协商的榜样。权力情结很深的中国民众,通常有样学样,喜欢以有权有势的当政者为榜样。就此而言,中国的衮衮诸公,有责任成为平等协商的楷模。因为拒绝协商,意味着增强革命的权利,增加革命的可能性。 由此引出宽容的命题。告别革命的前提,在于民众必须宽容公仆。但民主政治的内涵,却恰好是公仆必须宽容民众,否则,就不叫公仆,而成了专横霸道的官吏。公仆和民众,究竟应该谁宽容谁,初看上去好像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古怪问题,实质上却是有关民主政治如何可能的追问。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公仆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而民众对于公仆却是很不宽容的。公仆的任何隐私,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公众话题。更不用说,州长嫖妓一曝光,马上辞职。哪怕是总统寻花问柳,都要面临被弹劾的危机。脱口秀的主持人绝对不能拿弱势群体尤其是残障人士开玩笑,却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总统。可是,在一个相反的国家里,正如唱戏的喜欢拿残疾人说笑话,一些知识精英,老是在劝告民众如何宽容公仆;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惟有如此,才有希望走向民主政治。口气是委婉的,意思却是不平等的。因为权力假如不受到监督,那么专制就不可能受到应有的制约;同样道理,当政者假如没有被革命的压力,就很难产生锐意改革的动力。 倘若有人问,专制政治的寿命到底有多长,那么答案其实早就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了:足以长到无动于衷地从一个两岁女孩身上碾过去。那个冷血司机碾死女童的场面,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假如一个吸烟者朝着身边的不吸烟者使劲喷烟雾,中国人会感到震惊么?应该不会。更毋须说,有多少人会细想这两件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因为吸烟者侵犯不吸烟者的权利,不过是青萍之末;演变成冷血司机碾死女童,才具有骇人听闻的震撼。至于在侵犯他人权利到戕害他人生命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长,并非不可丈量的。须知,两者的实质,同样都是专横。 于是说到自由。在一个文明国家,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一个昏乱的国家,则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人们有必要扪心自问:到底想要哪一种自由?将这两种不同的自由弄清楚之后,谈论自由就会简单许多。 自由其实是审美。当人们观赏着凡高的油画,邓肯的舞蹈,高山流水,吴带当风……,与其说是被艺术之美所折服,不如说是被自由的心灵所感染。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灵魂的净化,换成另一个说法,恰好就是悲剧的审美,实现了灵魂获得自由的可能。就此而言,自由与审美,乃一币两面。 自由不是随地大小便,自由不是开着名牌车横冲直撞,自由是在尊重他人的同时,获得自己的尊严。这样的自由,通常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细节,或者被传媒无意间捕捉到的一些瞬间。比如,一个吸烟者发现有扰不吸烟者时,赶紧转过身,甚至干脆将烟熄灭以示尊重;或如,一个政治家面对抗议者扔过来的皮鞋,风度翩翩地一笑了之。又如,在拥挤的车厢里向老弱病残者主动让位,或者以不具名的方式,向有难之人捐赠善款。诸如此类的日常细节,并不如何伟大如何令人瞩目,却能让人获得小小的感动,因为自由本身所独具的审美品性。 说自由是审美,是因为自由实质上乃是心灵的天然绽放。自由之美在于人性的美好,有如鲜花,有如郁郁葱葱的林木。人之美,美在尊严的有无;自然之美,美在明净的山山水水;而一个国家之美,美在民众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自由地追求幸福,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从而让心灵获得天然的绽放,而不是听凭欲望泛滥成灾。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年头已然三十有余,但人们依然只管摸着石子过河,鲜有人叩问,被开放出来的究竟是欲望,还是心灵?欲望的开放与心灵的绽开所要求的自由,是截然不同的。与欲望开放相应的自由,可以演变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而与心灵绽开相应的自由,则是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相对于只许一人纵欲、不许万民性福的时代,欲望的开放无疑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一旦欲望开放到了人欲横流、泛滥成灾的时候,那么心灵的自由与否,便成为一个迫切的时政课题。 欲望的泛滥成灾,根本原因在于,历届当政者总是暗中鼓励欲望的自由,始终禁锢心灵的自由。只要是满足欲望的自由,全都可以通行无阻。但与心灵相关的自由,诸如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创作的自由,个性的自由,一律遭到扼制。正如当年的那场革命其实为了满足欲望,如今的改革开放也不过是放开了欲望。倘若说这个民族何以如此缺乏精神上的自信和昂扬,那么答案就在于,无论是此前的造反有理还是后来的改革开放,全都以欲望作为其根本的动因。起于欲望,止于欲望;人们稍有心灵的追求,轻则禁止,重则枪毙。经过长年累月的鼓励欲望压制心灵,整个族群本能地害怕心灵的自由,乖巧地学会了吃吃喝喝打打麻将的苟活方式。生存的安全第一,被夸张到了只要活着怎么都行的地步。这种苟活的另一面则是欲望毫无节制的泛滥,从而透出蛰伏在背后的权力的嚣张。在无权者是苟活,在有权者是纵欲,所谓的和谐,其实就是这么达成的。前提是整个族群官员百姓全都甘愿放弃心灵的自由。权势者与苟活者彼此心照不宣,一个假装从来没有心灵自由这回事,另一个暗示,就算有,咱也不要。然后,意见领袖在旁边吃吃一笑:看,这样的人群,活该。 一个族群的所谓丑陋,主要体现于放弃心灵自由而导致的苟活和纵欲。苟活者认为,能够有苟活的自由,已经很自由了。纵欲者则认定了,只有在这块土地上,才能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这不就是自由么?还要什么自由?什么叫自由?可以纵欲,就是自由。这些可以自由自在地纵欲的特权者,大都领略到了改革开放的奥秘;同时暗暗窍喜:老爷子那代的抢劫过后,一直没有解决的分赃问题,如今终于落到实处。中国式的自由图景,就是这么呈现的。 但不管怎么说,相对于一人纵欲全民禁欲的时代,欲望的合理性如今总算获得了肯定。需要解禁的是,民众之于心灵自由的追求。正如欲望的满足是人的本能,追求心灵的自由,也是人的本能。没有存在层面的生存,GDP再高,也只是一个动物庄园。惟有放飞了心灵的自由,一个民族才能在全世界面前真正站立起来。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所有这些心灵自由的基本保障都是不能剥夺的。心灵自由的程度越高,革命的可能越小。换句话说,具有审美意味的自由一旦不再成为问题,那么革命的权利也会随着革命可能性的降低而渐趋消解。这并非什么深奥的哲学,而是一言即明的常识。 有关革命、民主、自由的谈论,其实是一次回到常识的努力。出人意料的只是,常识之于这个族群,竟然如此匮乏。 (李劼:当代作家、红学专家、文学批评家。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245 )

王龙:寂寞高华——独立学者的人格榜样

是一个在世人看来属于高风险、低收益的研究,很有可能一辈子躺在抽屉里面,藏之名山,即使发表了,不仅于职称晋身无补,还会带来无穷麻烦——后来证明果然如此。”然而诚如许先生所说,鱼骨在喉,不吐不快;良知在心,犹如神之召唤,他一生著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

李劼 | 杨志卖刀 李劼市书

  断断续续写了六年的《中国文化冷风景》,终可付梓。本当桃李无言,无奈生存逼仄,惟有效仿杨志卖刀,将无价之著,作价待沽,如斯: 简体中文字版,十年出版权限,两百万美元(税后)优惠,优惠期一年,自告示贴出之日算起。   同时郑重声明,本人之前在大陆出版的书稿,诸如《丽娃河》,《爱似米兰》,《风烛沧海》,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吴越春秋》,《商周春秋》,《汉末党锢之谜》,《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等等;有的出版合同期限已过,有的根本都不曾签约,务请相关出版社自觉中止再版。有意继续再版者,可联系作者,履行续签。若有擅行再版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日于纽约   附一、《中国文化冷风景》,将近四十万字。   篇首题记以及目录如次:   千年不变的中国文化时空,有如一间封闭的黑屋子。能够做的不过是掀掉其屋顶,拆除其围墙。至于屋内的人们能否自由走出,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努力。――题记   自序 追溯河图洛书,还原华夏人文景观 绪论 商周之交与百年激变 第一章    历史的混沌是如何被开窍的 第二章    周公建制的历史意味和人文影响 第三章    《易经》误读河图洛书的四维时空座标 一、《易经》和《山海经》的不同意蕴 二、从四维时空座标读解河图洛书的旋转 三、时间的开放性和真理的悖反性 第四章    姬昌演易的心术独白和《周易》卦爻的必然性结构* 引子 结构主义的致命局限 一、姬昌演易的心理自白特征 二、姬昌卦爻结构模式的人事权变和心机陷井 三、丧失时间的功利主义必然性结构 四、姬昌演易的思维定势和人文贻害 第五章    老子《道德经》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底蕴 一、《道德经》,站到山顶上才能看见的风景 二、老子的政治思想和周公建制的历史语境 三、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及其存在论意蕴 四、老子的思想光谱和庄子的诗意逍遥 第六章    孔孟汉儒及其帝师情结** 一、    孔丘的信念谱系和处世品性 二、    孔丘的从周信念和世故人格 1、         同族异类和异族认同 2、         等级观念与仁义政治 3、         孔丘其人,了无尊严的世故人格 三、    孟轲的民本乌托邦及其独断话语 1、     孟轲以性善论构筑的民本乌托邦 2、     孟轲的惟我独尊及其独断论话语   四、    孔儒的帝师情结和汉儒的弄虚作假   第七章    荀、韩、杨、墨、公孙龙** 一、   荀况:从性恶论转向君本主义 1、     雅颂之声和人性本恶 2、     隆礼重法和隆一而治的君本主义 二、   韩非帝王术:先秦诸子时代的葵花宝典 1 、一币两面:帝王术和奴役术 2 、心术有毒,权谋无道 三、   杨朱贵己:掩埋两千多年的个体价值观 1、     爱因·兰德的中国先驱 2、     管子政治的天然盟友 四、   墨翟:基督般庶民领袖 理性的济世先哲 1、     墨翟为何没有成为基督 2、     兼爱节用天志 返朴归真努力 3、     墨学的逻辑性和墨翟的济世意识 五、   公孙龙白马非白:挑战常识的名辩哲学   跋 二十年后如愿,重写中国历史   注:*未曾公开发表章节 **选摘发表章节   附二、《中国文化冷风景》主要参考书籍:   《周易》 《尚书》 《诗经》 《礼记》 《义礼》 《周礼》 左丘明《春秋左传》 公羊高《春秋公羊传》 谷梁赤《春秋谷梁传》 《国语》 《战国策》 《山海经》 吕不韦《吕氏春秋》   老聃《道德经》 庄周《庄子》 列御寇《列子》(晋·张湛编撰) 管仲《管子》(汉·刘向编撰) 孙武《孙子兵法》 孔丘《论语》 墨翟《墨子》 孟轲《孟子》 公孙龙《公孙龙子》 商鞅《商君书》 荀况《荀子》 韩非《韩非子》   董仲舒《春秋繁露》 司马迁《史记》 班固《汉书》 吳平、袁康《越绝书》 范晔《后汉书》 刘安《淮南子》 刘向《说苑》 许慎《说文解字》 郭璞《尔雅注》 刘义庆《世说新语》 孔颖达《周易正义》 孔颖达《尚书正义》 孔颖达《礼记正义》 《六祖坛经》 邵雍《皇极经世》 朱熹《四书集注》 朱熹《周易本义》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 章太炎《訄書详注》(徐复注) 王国维《古史新证》 《王国维文集》 《陈寅恪文集》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顾颉刚《古史辨》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钱穆《国史大纲》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 钱钟书《管锥编》   《五十奥义书》(徐梵澄译) 《金刚经》 《楞严经》 奥修《道德经心释》 奥修《庄子心解》   《旧约圣经》 《新约圣经》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 欧里庇德斯《特洛伊妇女》 塔西佗《编年史》 柏拉图《斐多篇》 柏拉图《政治家篇》 柏拉图《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诗学》 阿奎那《论存在与本质》 马基亚维利《君主论》 让·博丹《国家论》 笛卡尔《哲学原理》 亚当·斯密《国富论》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卢梭《社会契约论》 达尔文《进化论》 培根《新工具论》 洛克《论信仰自由书》 洛克《政府契约论》 伏尔泰《哲学通信》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判断力批判》 歌德《浮士德》 《荷尔德林文集》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尼采《悲剧的诞生》 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旧的思维方法之新名称》 罗素《西方哲学史》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荣格《心理类型学》 荣格《回忆、梦、反思》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汤因比《历史研究》 施特劳斯《野性思维》 福柯《疯颠与文明》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爱因斯坦文集》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爱因·兰德《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爱因·兰德文选》 爱蒂斯·汉密尔顿《希腊之路》  

廖亦武 | 廖亦武:川菜厨子周半岛

廖亦武:川菜厨子周半岛   见识过若干川菜厨子,却极少见识周半岛这种头脑特别的厨子。 2009年7月22号,举国看日食;在日食前两天,受我家妹妹邀约,在半夜两点多钟,跑到人民公园附近吃鬼饮食,也就是著名的“老妈蹄花”。这个标准的苍蝇馆子,据说有20多年历史,几经搬迁,依旧一烂摊子,却深受广大夜游神群众,特别是出租车司机的拥戴。真是超级火爆,大马路旁,折叠桌子从堂内延伸至堂外,终于挤满街沿,可还有不少夜不归宿者,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桌凳,就将清炖猪蹄及其蘸水搁地上,蹲着吃,一口蹄花一口酒,还不忘啧啧赞美:骨头都是酥的!太安逸罗! 妹妹在吃喝间偶尔抬眼,见对面有张熟脸,就打招呼:“哦哟,老周,好久不见!自己有馆子,还在外头来混嗦?” 我也抬眼陪笑。成都人的习惯,言语几番往还,对头了,大家就借势拼凑一处。经介绍,此深度近视的瘦猴居然是个厨子,虽半路出家,但在川菜江湖上,也算一人物。 “我的馆子早关门了。上不去下不来,就认输认命,莫跟遍地大馆子竞争。” “你还可以开个这种猪蹄店嘛。”我说。 “最早,这儿一根猪蹄卖一元钱,现在,翻了10倍。人家也是几经沧桑,起码经手了数百万根猪蹄,才撑到今天。钱挣不完,我熬不起,就泡菜下酒嘛。中国人十几亿,也不缺我一个混日子的。你说呢?” 正 文 老威:听我家好吃嘴妹妹讲,老兄的厨艺了得? 周半岛:已经好多年没下厨了。 老威:为啥子? 周半岛:不为啥子,就是骨头懒。 老威:看你的状态,挺滋润嘛。 周半岛:油爆了大半辈子,就在寡淡中度过余生算了。 老威:有点高深哦。 周半岛:舌头伸缩大半个世纪了,都木了,无鲜可尝了。 老威:高深到极致,厌世情绪又涌上心头。 周半岛:莫嬉皮笑脸嘛。 老威:活跃气氛嘛。就像《红楼梦》里描写的,大户人家开饭,都先上一碗开胃汤。传闻中的川式开胃汤,叫“青龙过江”,即一海碗热气腾腾的老醋汤面上,横两根肥葱,你一尝,就歪瓜裂枣,饥焰升腾…… 周半岛:醋能开胃,亦能解毒,可我没听说过“青龙过江”。 老威:嘿嘿,这个掌故,据说出自四川第一美食家、96岁的超级吃神车辐。他坐轮椅十几年了,大肚皮大脑壳,俨然弥勒佛再世。老人家为民国时期的名记者,曾经爱国家爱乡土,志气比天高,国中名流及川中名厨结识了多半,终成正果。而今,熬死所有同代英雄和狗熊、故交和仇敌,也差点熬死国共两党的车老化石,就剩一件事:吃。 周半岛:哦哟,我6年没见这祖宗!前几天,还买了他一本书。 老威:我模糊记得他的吃神座右铭:思想被改造,精神被整垮,只有吃吃吃,一身肥尕尕。 周半岛:我觉得这首诗,可与《红楼梦》的主题诗媲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世人笑我痴,谁解其中味? 老威:这个味,放在川菜里,就是酸甜苦辣麻咸。 周半岛:就是麻婆豆腐。 老威:你的拿手。 周半岛:这个豆腐相当奇妙,上等黄豆,用磨子推了滤了,还得以苦涩交织的疸水(石膏)来点。豆腐本身,口感寡淡之极,却能做出几十、几百种佳肴。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老子,而老子在《道德经》中,推崇的最高境界是水,任何人,想叫水变啥形状,水就变啥形状,而水一旦铺天盖地,就能淹没任何人。就如豆腐,老一点是豆腐干,嫩一点是豆花,对于厨子,你想叫豆腐变啥,它就变啥,可说不定某次,你不把豆腐放心上,就砸在豆腐手里。 老威:太悬了。只要四川人,谁不会做几样豆腐菜?比如我,也会红烧豆腐、蘸水豆腐、青菜豆腐汤。麻婆豆腐嘛,虽然不咋个敢碰,但书中菜谱已烂熟于心:豆腐400克,牛肉75克,青蒜苗15克,郫县豆瓣10克,辣椒面5克,花椒面2克,酱油10克,精盐4克,味精1克,豆豉5克,淀粉15克,肉汤120毫升,熟菜油100克。 操作步骤如是:将豆腐切成两厘米见方的块,入沸水中,另加精盐约2 克,浸泡5 分钟后沥干水,牛肉剁成末,青蒜苗切成段,郫县豆瓣剁细、豆豉制成茸备用。沙锅置中火上,加熟菜油烧至六成热,入牛肉末炒至酥香,继之下细豆瓣,再放入豆豉茸炒匀,加红亮油色;掺肉汤烧沸,下豆腐烧约5 分钟,校正盐味,放酱油、味精;湿淀粉分两次勾芡,下青蒜苗至断生,起锅装盘,撒上花椒粉即成。 周半岛:有点像抓中药哦。 老威:对对。 周半岛:口感也像中药吧? 老威:对对。我边翻书边搞,手忙脚乱,这也炒焦了,那也搅烂了。特别是这多少多少克,太可笑。最后起锅,就一盆怪味糊糊。 周半岛:据考证,这麻婆豆腐始于1862年,清朝同治皇帝时;原址成都北门外万福桥头,原名“陈兴盛饭铺”。比如今为民工服务的路边鸡毛店更差劲,它甚至连桌子板凳都没配齐,而锅灶就设在千疮百孔的茅草棚下。 老威:肯定没有政府颁发的《卫生许可证》。 周半岛:川菜中的主要名菜都出自社会底层,俗话说:吃得脏,不生疮;吃得臭,不长痘。所以这麻婆豆腐发明者——陈兴盛的老婆,蓬头垢面,虎背熊腰,更兼满脸麻坑,活脱脱就是《水浒传》中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而顾客呢,又是清一色的贩夫走卒。那时,上百家榨油坊集中在苏坡桥,众油贩推着鸡公车,嘎吱嘎吱运油篓子进城,必经万福桥,就歇脚打尖,顺便光顾丑得远近闻名的陈麻婆。酒饭之余,拿丑妇开开玩笑,也算苦中作乐。 老威:电还没发明前,苏坡桥榨油坊就是成都府万家灯火的源头。 周半岛:可“光明使者们”累折了腰。某个大热天,某个脚夫饿痨病犯了,就赤膊上阵,从油篓子舀一瓢新鲜菜籽油,估计有1斤半,进饭铺连声吆喝。麻婆笑脸迎客,脚夫却吩咐:老子人穷胃大,也给老子整一份味大的!麻婆问:味要整好大?脚夫答:凭感觉嘛,油大,麻辣,过瘾。太阳猛,老子偏要以毒攻毒,流汗流个爽快。麻婆叫声“要得”,立马奔隔壁,割来一砣牛杂碎,甩在砧板上,然后操起两把一尺二寸的片刀,乒乒乓乓一顿狂砍。哦哟,地动山摇,肉渣子横飞,顿时惹得20多个光膀子围观,并惊呼:快来看哦,麻婆子鬼上身了! 老威:这么夸张? 周半岛:厨子来感觉,就如诗人来灵感,锅碗瓢盆都在一种氛围当中。所以麻婆的确中邪了。但见她披头散发,口中念念有词,丢下片刀,又转身倒栽进半米深的锅底,稀里哗啦涮锅3遍。众人哗然,脏乱差的麻婆居然讲究了!日头西方出嘛。 然后烧火倒油,然后展开巴掌,将油瓢的剩余一滴不漏刮净。那种逐渐加热后阳春菜籽油的阵阵飘香,估计在一里外也能将人醉倒。然后才是炒料,郫县豆瓣,汉源花椒,还嫌不够狠,又加大捧辣子。油与调料的混合香缭绕,下烂肉;火候到了,下豆腐,勾芡。起锅时,一把蒜苗。最后是哐当一下,麻婆以锅铲击灶台,吆喝“端起走”。于是3大海碗川菜绝唱就上了油腻腻的桌面。 那号称“人穷胃大”的脚夫,凑近一闻,毛毛汗就出来了;再捞筷子一尝,竟半晌合不拢嘴,众脚夫死盯住他:咋个?中毒了?还是下巴掉了?却见那厮嗨哟嗨哟,到底叫出声来:陈麻婆豆腐!鲜死人罗! 接着就如冲锋陷阵,他就着豆腐,连整3斗碗糙米干饭,才抬起脑壳。人湿透了,不不,人就像从河里捞起来。再接着,20多个脚夫都尝了几筷子,纷纷吆喝“照着做”。陈麻婆甩一把汗:累死老娘不偿命么? 于是铜板哐当哐当朝桌上丢。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陈麻婆豆腐的威名刮风一般,直入成都府。最终街头巷尾,妇孺皆知。成都土著,个个都是好吃嘴,一时间,万福桥奔吃的,比在近旁乾隆御赐的万佛寺烧香的还多。 老威:与佛同光了? 周半岛:至少是薪火相传。我这种曾经的川菜厨子,都算广义的陈麻婆传人。 老威:听你一番绘声绘色,我吞了不少清口水。可是,当今陈麻婆豆腐在西玉龙街的总店,两三层楼,搞得富丽堂皇,我却没在里头吃出多少味道。 周半岛:陈麻婆豆腐风雨百年,终于从城外到城里,从底层到高层,成为精品川菜的金字招牌。不容易嘛。 老威:可它的灵魂还是在那个路边鸡毛店。你觉得呢? 周半岛:我老家就在万福桥一带,我是吃着麻婆豆腐长大的。**爆发前,我们几个还去西玉龙街吃过一回,一溜平房,上铺板的那种,店内10来张桌子。隔壁是卖山东烤馍的。排山倒海的人,卷进卷出,我们在门口掏钱扯了票,里面却坐不下。于是随大流,凭票在柜台端豆腐,然后一双手接一双手,从人脑壳顶朝外传。当时物资紧俏,只卖麻婆豆腐和白油豆腐,而且用土巴碗装。我们将来之不易的豆腐,搁在车水马龙的街沿上,每人端碗饭,就那么围成一圈,短跑运动员一般奔吃,香得要命。 老威:慢点嘛。品味道嘛。 周半岛:人家只卖中午,并只卖两个钟头,慢了就没了。接着是**,所有的老字号,都当作封资修砸碎。陈麻婆豆腐的招牌,还是我们这派的红卫兵摘下来、当柴火烧掉的。再接着上山下乡,我高中没毕业,就去几百里外的剑门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山沟底的知青,除了偷鸡摸狗,能做啥子? 老威:我的印象中,做过知青的,都会弄菜。 周半岛:对,我的所谓厨艺就这么练成的。当地的豆腐比较有名,豆子的收获季节,家家都是石磨推豆腐。直至今日,“剑门豆腐”也是连锁品牌。 老威:你就练上豆腐了? 周半岛:没肉哇。城里人凭票,才1人1月半斤肉,农民更是10天半月不见荤腥了。豆腐带碱性,越吃越痨,因此剑门关的人,都格外瘦,在坡地慢悠悠耕作,远看如飘起的竹竿。估计我们生产队几百人的平均体重,还不足50公斤。 老威:飘飘欲仙嘛。 周半岛:可我这个饿神仙,挖空心思搞吃。有一次,我意外在茅坑周围逮住一只大耗子,足足半斤。就不管它是不是粪鼠,立即剥皮,剁碎,再顺手卷了条麻袋,直奔队里的榨油坊。其时正收油菜籽,坊内几个正围着榨机忙碌。我心不在焉,没话找话,磨蹭两个多小时,终于获准,用自己带来的干麻袋替换榨油坊的油麻袋。接下来回家关门,呲牙咧嘴地拧麻袋,双臂酸疼,可滴进锅的,加反复摩擦热锅逼出来的油,竟然达3两! 我照陈麻婆豆腐的搞法,隆重出炉了鼠肉麻婆豆腐,超级麻辣烫口味。我先狼吞虎咽,后细嚼慢咽,末了沦为一只猫,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我近乎虚脱地躺倒时,竟泪流满面了。 老威:这么感动? 周半岛:不晓得。当时就这么想:这顿吃了,死而无憾了。 老威:理解理解。陈麻婆在天之灵也意料不到,有人用鼠肉做麻婆豆腐。 周半岛:此窍一开,我就有点走火入魔。好长一段,我都攥紧锋利的镰刀,死盯牛屁股,两眼冒火。 老威:干啥子? 周半岛:想斩断活牛尾巴,熬汤或者红烧。 老威:疯了疯了。 周半岛:是有点疯。幸好生产队摔死了一头老黄牛,才惊醒梦中人。 老威:分牛肉了。 周半岛:一人才几两,够塞牙缝。可队长让我去供销社卖牛皮,我却在半路,寻个隐秘树丛,切割牛耳、牛头皮、牛蹄、牛尾巴。搞得牛皮差点卖不出去。回家关门,猛火狂煮一夜,连牛胶都炖出来了。 老威:这玩意儿能吃? 周半岛:满满一洗脸盆。细细刮毛,细细切片,折腾至太阳再次偏西。加捣碎的香料(应该是五味老卤,手边没有,只好将就)、特制熟油辣子、花椒面、姜葱蒜、酱油醋、芹菜杆、大把芝麻花生沫沫,码10分钟,入味就开吃。太爽太飞太共产主义了。哎哟,我他妈的连嚼10来天“成都皇城坝夫妻肺片”,太奢侈太腐败太资本主义了。 老威:夫妻肺片是川菜中又一金字招牌哦。 周半岛:是回民菜。据考证,它的原创情景与我蹂躏牛皮的情景相似,也是在回民宰牛后,剥下的牛皮被蜂拥而上的乞丐二度肢解,变废为宝。弄夫妻肺片的关键是刀功,顶级厨子能够将牛头皮旋成巴掌大,张张薄如纸,筷子挑起看,可透出对面人影;放回盘子内,前后如飞檐一般翘起。所以夫妻肺片最早的浑名,叫“两头望”或“盆盆肉”。 老威:盆盆肉? 周半岛:大约晚清时候,成都府皇城坝的小贩从乞丐那儿得到灵感,用烘笼一般的土盆竹篮,装满浸透麻辣红油的牛头皮,沿街叫卖,却不料转眼风行,成为改朝换代、人心惶惶中大伙追捧的时尚小吃。 老威:一份多少钱? 周半岛:应该是一片多少钱,用竹签子穿着,或夹着买。 老威:不是肺片,为啥又叫“肺片”呢? 周半岛:估计是“废片”,废肺同音,小贩们喊着喊着,久而久之,“废片”就成“肺片”了。 老威:对对,本来是回民不要的东西。 周半岛:也许是某个读书人改的,一字之变,就掩耳盗铃,大嚼“废片”。 老威:夫妻肺片又是谁改的? 周半岛:从“两头望”演化而来。牛郎织女是远古夫妻,隔着条银河,两头遥望,却只有在阴历七月七才能通过鹊桥相会。“肺片”弹性强,除非人为,两头碰不到一块,这和牛郎织女的处境差不多。 老威:嘿嘿,四川人真能“望菜生义”。 周半岛:成都府皇城坝的原址,在如今的市中心**。明清两朝是贡院,也就是录取举人的考场。因为外观类似北京**,有门楼和门洞,所以被老百姓叫做“皇城坝”。民国时期,这儿沦为贫民窟和著名的底层集贸市场,各色人等齐全,各种买卖都做。不过流传至今的,还是这儿的成都小吃,赖汤圆、龙抄手、糖油果子、三大炮、小笼牛肉、川北凉粉、担担面……应有尽有,根本数不过来。解放后,政府取缔了这个旧中国的缩影,若干传统名小吃,包括皇城坝肺片,在**建设中,几乎绝迹。再度恢复时,夫妻肺片就混杂了其它牛内脏,由街头走进饭铺,成为川菜的又一领军人物。 老威:皇城坝在**中炸毁,铲平原址,建立“**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那尊老毛塑像还在,据说至今都算全国最高的毛像。 周半岛:我却在毛像建成后5年,招工回城,在厂子里当炊事员。80年代,我手痒痒,就在大慈寺背后,撑开一家苍蝇馆子。我拿手的陈麻婆豆腐、夫妻肺片、蒜苗回锅肉,很快卖出了品牌。 老威:1980年代我在《星星诗刊》工作过。印象中满城平房,背街背巷太多,树影太密,夏蝉太聒噪。五楼以上算老成都的高层建筑。所以那时的馆子,门脸窄窄,却烧卤蒸炖炒,荤素半荤素,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周半岛:对对。那是川菜的黄金岁月。普通人,花不了几个钱,可以吃得很满足。我也懒洋洋的,很满足。我的苍蝇馆子,虽然被屋前的大树遮挡,里面比较阴暗,下雨天还常常进水,但打扫得非常干净。七八张旧桌子,桌底全是3尺高的大肚皮酒缸。馆子的器皿都是泥巴烧,面子涂一层土釉,郊区万年场的农民,家家都用这种。 老威:兄台好雅致哦。 周半岛:某一天,你们文联那边过来一个锅巴老汉,点了回锅肉、萝卜汤和干饭,吃到中途,却突然停下,反复端详盘子和碗。嘀咕说:老板,你也太不讲究了,这么好吃的回锅肉,却用这种不伦不类的盘子装,影响食欲嘛。我连忙陪笑请教。老汉又说:建议你看看李劼人的书《大波》和《死水微澜》,里面写饮食,甚为精妙,包括喝酒该用啥子,装菜该用啥子。你弄的地道川菜,不配套咋行呢?我恍然大悟,所谓“地道”就是个土嘛。于是专门跑了一趟万年场。 老威:极土极雅。高人高人。 周半岛:你晓得来客为谁?1930年代就出名的作家艾芜!他的《南行记》,我起码读过十几遍,堪称茫茫人生旅途中的灯塔。 老威:他也是我的灯塔。可惜90年代去世了,活够90岁。 周半岛:冷不防就碰见做梦都碰不见的文化名流,人家影响了几辈百姓,却缩在旮旯,不显山露水,跟川菜的本色一样。那时,馆子里许多小碟小盏,装卤牛肉、卤花生、卤豆干、酥蚕蛹、酥黄豆、酥胡豆、各色泡菜,随便咂点小酒,摆点龙门阵,褒贬点时弊,真有点壮志未酬就算逑的末代感觉。 老威:接下来? 周半岛:接下来应和川戏围鼓,吼两句高腔。大慈寺茶馆里,有几拨退休铁杆票友,喝完茶,肠子洗白了,就到我的馆子吃喝。酒饭整兴奋了,就继续亮出锣鼓响板,叮哐叮哐叮哐,把场子扯到半夜。街坊邻里都嘻嘻哈哈围观、帮腔、评论。啥子“天上乌云撵白云,地下婆娘撵男人”;啥子“只怪我婆娘性情犟,有事不和我商量,隔壁杀鸡又炖膀,我两口这边唱《卧龙岗》……” 老威:川菜川戏水乳交融,市民乌托邦嘛。 周半岛:可惜啊,1990年代以后,城市拆迁改造,老街老巷,和好多历史老人一起,从地球上消失,如雁过不留痕。楼越来越高,川菜馆子越来越大,川菜越来越精,越来越玄。电视里的厨子吹起龙门阵,比科学家口气还狂。有一次,我请老友吃“精品川菜”,礼仪小姐引我们通过红地毯,在金壁辉煌的大堂落座。我想都不想,就点了陈麻婆豆腐、夫妻肺片和回锅肉。居然一样没有!我气炸了! 老威:这可是3张名头最响的川菜招牌啊。 周半岛:大堂经理说,他们不卖低档东西,川菜的品质早就提升了,下一步还要走出国门,在美国、日本和澳洲开分店。 老威:不得了嘛。 周半岛:我们跑了七八家馆子,都吃不着正宗的川菜招牌,累惨了。 老威:要吃回锅肉,还不如我给你炒,何必费这劲儿?从小到大,我妈至少为我炒过上千份回锅肉,再配萝卜汤,安逸得很。 周半岛:你指教我么? 老威:不敢不敢。 周半岛:况且如今的饲料猪这么难吃,能炒回锅肉么? 老威:是哦是哦。 周半岛:川菜和贪官一样,“与时俱进”堕落。啥子“公馆菜”、“私房菜”、“精品菜”、“宫廷菜”、“祖传秘方菜”,统统“公款菜”、“勾兑菜”、“腐败菜”。他妈的饮食文化就是腐败文化。 老威:川菜被连根拔起了。成都在唱《空城计》。成都没得川菜。 周半岛:是么? 老威:我顺竿子往下骂。 周半岛:嘿嘿,你脑壳缺水嗦?叫陈麻婆豆腐给烫瓜了

李劼 | 二十年后如愿,重写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冷风景》跋   写完此著,如释重负。在几千年的黑暗里,点亮一支蜡烛,真是很不容易。但又仿佛意犹未尽,尚有许多话和许多意思,还没讲完,并且还不知道从何说起。更有些依依不舍,仿佛与一群好朋友就此别过。其中既有以前相识的老聃、庄周,又有这次相逢的杨朱、墨翟、公孙龙。都是性情中人。   坐在哈德逊河畔的公园草地上,仰望着湛蓝的天空,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卑躬屈膝地活在一个个谎言之中,感到不可思议。   最初开始绪论和第一章时,发现中国历史原来是由孔丘的《春秋》和司马迁的《史记》有如圈地运动似的,圈出来的。其真相蛰伏在周公建制和孔丘立说的背后。于是有了第二章,有关周公建制。第三章本来是论说老子《道德经》。从老子的政治思想之中,意识到了商周之交是其历史语境。写完老子,本当说说庄子,却被对《周易》的思考所打断。   二十年前写作论《红楼梦》一著时,曾经说过,《易经》是天书,此生可能与之无缘。不料,无意间闯进这本天书,猛然意识到,这里暗藏着华夏文化演变的奥秘。于是,追溯河图洛书,发现竟然是一个高维的全息方程式。与之对称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有闵可夫斯的四维时空座标。那个座标是旋转的,而河图洛书呈现出来的图式,也是旋转的。   从河图洛书再反观易经八卦,明白了姬昌演易究竟推演出了什么东西。姬昌推演出了一个封闭结构,一片阴暗的权术心机。前者是周公建制的根据所在,也是孔丘立言的努力方向。后者经由一番争霸政治的反复操练之后,最终由韩非制作成了帝王术和权谋术。   从河图洛书到姬昌演易,足足化了两个章节,才大致上阐述清楚。这两章分别是第三、第四章。此前完成的老子《道德经》一章,改作第五章。既是遵循历史,也合乎逻辑。   第六章聚焦于孔孟汉儒。中国自孔孟以降的传统文化,有如一个封闭的怪圈。这个怪圈分别由叫做儒家和法家的两个半球合成。儒家学说向坐定江山的帝王提供如何将民众驯服成顺民的伦理道德,法家的帝王术和奴役术,则向逐鹿天下的枭雄提供如何集权、如何专制、如何独裁、如何利用暴民从而如何夺取天下的权谋攻略。孔丘的《论语》起自春秋,游说君王克己复礼。韩非权谋盛于战国,力助嬴政一统天下。顺便说一句,助纣为虐的成语,理当改作助嬴为虐才对。枭雄逐鹿之际,孔儒学说在诸侯听来,犹如梦呓,于是有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举。及至天下坐定,驯服民众成了专制帝王的必修课程,致使孔孟伦理死灰复燃。汉儒崛起,独尊儒术,制造以儒治国的神话。虽然汉末党锢诸子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以儒治国的神话却并没有随之破灭。儒生们照样心醉于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样的牛皮哄哄。尤其到了宋儒,更是将汉儒的天人合一,上升到了集修身养性和治国平天下于一体的宇宙大法。   第七章是最后一章。随着对荀、韩、杨、墨、公孙龙的论述,终于发现,先秦的人文图景,并非以儒法两家为主流。春秋战国时代在政治上是由“尊王攘夷”拉开序幕的,在文化上却是诸子并列,百家争鸣。其中,以齐国的稷下学宫,最为人多势壮。而以老、庄一派,最受人景仰,以致稷下诸子之中会生发出黄老学派。事实上,黄老学派的思路真正承继的,乃是管仲的政治思想。而与管仲政治相对称的,恰好是杨朱的贵己。正如管仲政治风靡天下,杨朱贵己乃时人共识。孟轲之于杨、墨的嫉恨,无意间道出了当时的人心所向。   墨翟和墨家,有如基督与基督教一般,其势甚众,弟子门徒,遍布天下。不说其他,连后来如庄子一般超脱的形而上思想家公孙龙,都深受墨翟兼爱的影响。也许正因如此,公孙龙才会与杨朱、墨翟一起,遭到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刻意排斥。《史记》言及先秦诸子,以儒法两家为主体。其他宗师,全都边缘化。老子被司马迁与韩非强行并列,庄、杨、墨以及惠施、公孙龙,通通靠边。还不算关尹、列子,不算稷下学宫的邹衍、田骈、淳于髡、慎到等等一众响当当的人物。对照一下《汉书·艺文志》中列出的书单和名单,足以发现,司马迁为了突出孔儒,剔除了多少个性独具、著述卓然的先秦英才。   很难说本著的努力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一如笔者曾私底下对人说过的:当年需要一群文化人、一个文化运动成就的事业,如今却让人不得不独自担当和完成。难怪钱钟书会说,荒江野老屋,二、三素心人。这么说,并非是贬低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等五四新文化诸君,抬高独孤治学的王国维、陈寅恪一脉学人,而只是想说,真正的文化创造,最终不是靠运动完成的,而是由独孤求败的学子担当的。   及至担当之际,方才发现,原来是一次重写中国历史的努力。二十年前,也是金秋十月,在南京与人提及重建人文精神。当时能够想到的重建可能,乃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陈寅恪的文化守灵,绝对没有想到竟然会是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会是重写中国历史的努力。假如当时就想到如此艰辛,不要说坐在身旁的朋友、同事会觉得不可思议,就连我自己都会觉得不堪重荷。   哈德逊河对岸依然郁郁葱葱,河面上早已雾气散尽。蓝天白云。相比之下,历史显得多么的灰暗。尤其是中国历史。曾经在论述《红楼梦》的绪论里,讲过汉唐之气,宋明之情。现在看来,过于笼统了。西汉的独尊儒术,东汉的以儒治国;前者霸道,后者悲壮。以儒治国的失败,那是必然的。当年晏婴就曾经告诫过齐王,绝对不可听信孔丘言政。一场党锢血案,足以让后世儒生谈虎色变,更是让假装修身养性的宋儒,讳莫如深。以宋儒的世故精明,没有一个愿意赴汤蹈火。有宋士林,最时髦的,是爱国主义啦啦队,写诗作文,鼓励他人忠君报国。文天祥不小心把自己写了进去,于是只好叹零丁,说惶恐,希望能有个身后名,叫做“留取丹心照汗青”。   东汉儒生之中,刘向和郑玄,可谓异军突起。刘向的古文经学,对峙于董仲舒的今文经学,意味深长。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在学问上直承刘向。章氏说及孔丘,不过古之良史。章太炎的风骨,有如嵇康,毫无董仲舒的张狂,亦无宋儒如朱熹者的僵硬冷酷;更与承继董仲舒今文经学的康有为那样的夸张和卑怯,形成鲜明对照。   汉末群雄并起,最杰出如曹操者,心仪党锢英雄,却断然鄙弃儒术而效法管仲乐毅,一面挟天子以令诸侯,一面比划周公吐哺,要天下归心。曹操最终确实成了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从而多多少少刷新了管仲乐毅的业绩。其时,即便以儒臣自居的诸葛亮,治国用兵,也了无儒学痕迹。更不用说东吴的士林人杰,颇有稷下诸子之风。魏晋时代,无论人文风貌还是政治格局,都是对先秦的一个追忆。尽管稍嫌短暂,但也前有建安七子,后有竹林七贤,更不用说,尚有无数才俊高士。简要勾勒,自陈蕃李膺之后,经嵇康阮籍,最后以陶渊明作结。这一片士林景致,成为《世说新语》津津乐道的话题。陈寿的《三国志》,也因为如实记载了精彩纷呈的人文景观,所以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卓然不群。   应该是自东汉开始,印度,当时叫做天竺,有佛陀之学传入中国,时称浮屠。在一场场轰轰烈烈的中原逐鹿和江山易手背后,佛学悄悄地在朝野传播开来,润物细无声。及至南北朝,才显出其佛法无边的恢宏气派。梁武帝的信佛,并非偶然,而是启开了大唐王朝奉佛教为国教的先声。佛法的柔软在于,可以随着世俗人群的相异而变出不同的法门。唯识,天台,华严,三论,净土,律、密、禅,不一而足。诸多法门之中,遍布民间的无疑是净土宗,对士林影响最巨者,当推足以勾起有关老、庄、关尹、列子的回忆的禅宗。比起老、关、庄、列,禅宗还更加逍遥,更加齐物,并且更为简易,有如方便法门。   禅宗之于中国士林,是打开了士子的心灵;禅宗之于中国文化,是激发出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这场文艺复兴发生在唐宋士子的心灵深处,没有纲领,不成运动,却不声不响地洋溢在诸如王维的诗歌、苏轼的文章、严羽的《沧浪诗话》里。相比《沧浪诗话》,不要说当年曹丕的《典论·论文》,即便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都显得老气横秋。   毋庸置疑,这场悄悄的复兴,遭到了儒生的横眉冷对。唐朝有韩愈的文以载道,被诉诸一场古文运动;有宋以降,便是宋明理学。理学的出现,于历代专制王朝历史,标志着其意识形态的最终形成。宋明理学因此成为朝廷的文化鹰犬,以三纲五常绑架包括为官、处世、做人、婚姻、家庭在内的所有世俗人生,从而囚禁民众的心灵和情感。宋明理学又经由科举制度,以功名为诱惑,制伏士林。   宋明理学,其实亦可分作两端;一端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成为专制王朝的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一端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多多少少影响了明末的性灵文学和性情文人。   由叫化子建立的明朝,是历朝历代之中,最无能最昏庸的朝代。宋朝皇帝虽然无能,但还出过个把艺术家皇帝。明朝的皇帝除了宫廷政变,房中术丑闻,加上特务统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摆得上台面的正大光明业绩。崇祯在煤山的自缢,几乎就是对应于朱元璋开国的象征。从江湖窃国,在煤山自行了结。王朝终结之际,方见人材辈出。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一个个风骨清朗,一洗宋明理学的蓬头垢面。更有傲视清兵入关的江南士子,宁死不屈。正是这样的豪气,激发出戴震之于理学的大声质疑。因为相比之下,理学实在委琐卑劣得不行。   戴震之于理学的批判,赢得了章太炎和胡适的高度认同。章太炎在《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里说:“铨次诸儒学术所原,不过惠、戴二宗”。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更是敬戴震为先贤,赞其思想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可见,五四新文化的打倒孔家店之举,并非几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早已在士林里酝酿许久,蓄势待发。这除了上述文艺复兴激发的心灵自由之外,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的两次历史巨变,让中国士子深深地意识到了,理学于治国无方,于救亡无效。即便是理学出身的曾国藩,建功立业之际,也不得不掺杂黄老之术。更不用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之,再温良恭俭让,也不愿臣服于孔孟之道、认同朱熹之流。   自清末民初以降的历史演变,已在拙著《枭雄与士林》(台湾版本《百年风雨》)中,分析论说。此著的绪论是《商周之交和百年激变》。百年激变写在《枭雄与士林》里,商周之交是本著《中国文化冷风景》的主要论题。经此两著,大致上达成了对中国文化的重新审视,对中国历史的重新书写。二十年前的重建人文精神一说,总算如愿以偿。虽然这不过是个开端,以后尚有许多课题,需要细究。或者,留待后人续说。   树叶婆娑,清风拂面。草地上,有遛狗的走过,有健身的跑过。历时六年的努力。初到美国,心里没底。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于是有过读博的世俗念头。曾经给耶鲁大学的汉学家、历史学教授乔纳森·斯宾塞( Jonathan D. Spence ) 写过信,投石问路,准备考他的博士生。他的中文姓名应该叫史景迁,缘自对司马迁的崇拜。斯宾塞先生看了我的履历,回信说:不要到我这儿来,你应该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因为是电子邮件来往,所以通信已失,只记得大意如此。后来,在耶鲁教中文的一位同胞,更是直言相告:你来读什么博士呀。那些导师写的东西,还比不上你呢。此言虽然有些夸张,但意思却相当恳切。   此后读了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发现构思巧妙。但读他的《追寻现代中国》、《天安门》、《毛泽东》一类的著述,却无所收获。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这位来自英国的美国学者怀有敬意。不仅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因为他的诚实。十多年过去,回首自己在美国的人生,对他当年的回执,心存感激。   其实当时也收到热情洋溢的回复,邀请我去读博。但事后想想,真有些后怕。假如按照读博的程序一路下去,翻阅无数不想翻阅的书籍,撰写一篇又一篇无聊透顶的论文,看着人家的脸色过日子,煎熬到最后拿到终身教授的职位时,差不多已经疯掉了。   写到这里,下意识地想起了那位 Oracle CEO (即甲骨文公司总裁)拉里·埃里森( Larry Ellison ),在耶鲁大学给 2000 屆毕业生所作的演讲。这里援引其中一段,与众分享:   说实话,今天我站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一千个毕业生的灿烂未来。我没有看到一千个行业的一千名卓越领导者,我只看到了一千个失败者。你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我,埃里森,一个辍学生,竟然在美国最具声望的学府里这样厚颜地散布异说?   我来告诉你原因。因为,我,埃里森,这个行星上第二富有的人,是个辍学生,而你不是。因为比尔盖茨,这个行星上最富有的人――就目前而言――是个辍学生,而你不是。因为艾伦,这个行星上第三富有的人,也退了学,而你没有。再来一点证据吧,因为戴尔,这个行星上第九富有的人――他的排位还在不断上升,也是个辍学生。而你,不是。   埃里森所例举的辍学生当中,还不包括不久前逝世的史蒂夫·乔布斯( Steve Jobs ),还不包括哈佛那个发明了脸书( Facebook )的哥们。他们都是辍学生。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高等学府面临了严峻的挑战。这些创造历史的科技精英的相继辍学经历,应该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标记,标记着学府,不再是创造历史的地方。美国的学府如此,极权国家的学府,其尴尬更是可想而知。不管怎么说,美国学府毕竟是个思想言论自由之地,学术成就公平竞争之地;尽管其学院政治,也相当恶俗。   回首当年离开执教了十多年的校园,既悲凉,又庆幸。悲凉的是,人文精神竟然也随我一起离开了那个学府。庆幸的则是,幸亏远离那样的喧嚣。回首往事,没有像埃里森那么开心得手舞足蹈,但也会读着埃里森的演讲,忍俊不禁。我离开了,而别人,却没有。虽然不会把人家看作失败者。因为自己本来就是到美国来求败,而不是求成的。   比起埃里森的腰缠万贯,区区可是一贫如洗。从求败的意义上说,算是成功了。此著完成之际,倘若有人问,下一步准备做什么?回答应该是:   好吧,西绪弗斯也该在山顶上休息片刻了。   二 0 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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