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案

按：接到一个自称是重庆体制内的人电话，告诉我一些事情，声称其目的一是想为中国的法治尽一点力；二是想提醒要我注意，那些人手段卑劣，做事没有底线。我无法评判其动机是什么，甚至怀疑是“钓鱼”的陷阱。我也无法考证他所说的是否属实。为了不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倒退到诸如“文革”那种法治荡然无存、人权横遭践踏的时代，我将记录整理并发在这里。如其所言为实，也好让世人看清重庆打黑的真相；如其所言不实，则希望知情者或相

“重庆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多次公开宣称要走毛泽东的路，搞毛泽东那一套。他也确实这么搞了，这就是运动式的治理。没有民主，没有法制，铁腕统治。”     萧功秦是我尊敬的学者，虽然他的观点我经常不大赞同，但是却很少生出要与之争论的意思。但是，读了刊载于共识网上的萧功秦先生在“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萧功秦：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却如鲠在喉，不得不说点什么。 我注意到，萧功秦先生在发言中，对重庆模式，或者说重庆的做法，基本上持正面肯定态度的。而这种肯定，则是基于重庆的民生工程和打黑。即使萧功秦先生稍有非议的唱红，在萧功秦看来，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因为在现实中的红，已经淡化，变成粉色了。只是由于文革左派的过度解读，加上舆论的压力，在压力下重庆方面寻求来自左派学者的声援，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换言之，重庆模式今天的面目，不过是一场误读，不仅自由派误读了，左派也一厢情愿地误读了。      萧功秦先生比我年长，对于1949年以来中共的这种运动政治理应比我更清楚。当年建政之初，镇反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打黑。尽管在今天看来，运动目的是为了肃清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政人员，但却是打着打黑名义进行的。在运动过程中，也的确打掉了很多流氓地痞和恶霸，肃清了会道门的骨干。顺便也借抗美援朝战争的东风，整肃了基督教，切断了中国教会跟西方的联系，把基督教纳入了“三自”或者爱国运动的轨道。这场运动中发生大量逮捕和杀戮，甚至按指标杀人，在当时，都没有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的抗议。自然，由于这样的运动，对于整顿政权转换时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具有好处，所以，民众对此无疑是支持的，即使整肃基督教，对于更多的非教民而言，也是一种好事。事实上，对于多数民众而言，从那以后多次非法制轨道的运动式社会整治，各种严打，民众都支持，除非谁家里有冤枉被杀的人，哪家人家才会不满，但一般也不会构成对整个运动的否定。有谁会看清楚，这样的运动整人，最终会越整越多，波及千家万户呢？      至于民生工程，当年的土地改革，也可以说成一场最大规模的民生工程。虽然运动以暴力为特色，但毕竟平分了土地，让众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尝到了均贫富的甜头。对于这样的民生工程，没有被冲击的多数农民，肯定也是持支持态度的。这些农民当时也想不到，随后到来的合作化运动，马上就把他们得到的一切都剥夺了，甚至还要付出利息。      无疑，当年这样打黑和劫富济贫的民生工程，都是在非法制轨道，对于人权完全无视状态下的产物。镇反运动，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宽大无边”，结果就是滥杀成风，死刑决定权一度下放到县以下。黄克诚当时主政的湖南，最后收手的时候，底下居然杀上了瘾，收都收不了。作为后发国家，土改当然可以，但暴力土改，不仅无视地主的财产权，甚至无视他们的生命权，在运动被杀者比比皆是。这样以暴力劫富济贫的民生工程，固然也可以得到民众的拥护，但却为中国后来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再回头看重庆。我想，萧功秦先生应该不会不知道，种种关于重庆打黑过程中的那些蔑视法律的现象，那些有组织的刑讯逼供的指控，这些来自律师界和法学界的指控，如果都是空穴来风的话，怎么解释李庄案，怎么解释重庆方面用如此牵强的证据，把一个正在为打黑案从事刑辨的律师判了刑，又几乎是罗织罪名追究余罪，最后在实在无奈和国内外强大的压力下才撤回起诉。这些事情，都是经过公开报道的，我想，如此关注重庆的萧功秦先生，不会不知道。      我也承认，重庆打黑，的确打击了当地的黑恶势力，使得社会秩序有了很大的好转。如果没有这样的效果，打黑作为争取民心的另外一种工程，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在强调多年依法治国的今天，打黑只能在法制轨道内进行，而不是在运动中扫过。建国以来，运动办案办得冤案错案实在太多了，其中比较大，就有涉及薄氏家族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重庆打黑打出来的许多黑社会头子，同时也是大企业家，他们到底涉黑涉到何等程度，是不是都是黑社会头子，很多大案要案是不是他们做的？据律师界的朋友们讲，都是大有疑问的。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有没有刑讯逼供？刑讯到了何种程度？整个过程的司法程序有没有问题，显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这些大企业家被当成黑社会头子打掉，家产被没收，用来资助那些小企业，小作坊。这样的杀富济贫，民众当然欢迎。      历史告诉我们，不是惠民的事情一定都绝对是好事。如果这样的事情，背后是对法制和人权的践踏，而且是有组织的践踏，即使不伴随着政治运动，都令人不寒而栗。更何况，跟打黑相对应的唱红，点明了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是一场意识形态超浓的政治运动。有高压，有动员，有组织强制，具有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有的特征。这种时候，居然有人出面组织什么“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的研讨会，本身就滑稽透顶。      再说，重庆模式走到今天，也绝非像萧功秦先生说的那样，是遭受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舆论的误会，转而趋向跟文革左派抱团取暖。重庆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多次公开宣称要走毛泽东的路，搞毛泽东那一套。他也确实这么搞了，这就是运动式的治理。没有民主，没有法制，铁腕统治。重庆方面跟左派学者甚至张宏良这样不是学者的极左人物的结合，并没什么人逼他们。是他们自己选择性地寻求这些人支持，为了赢得这个支持，还付出了很多，给钱给房子。乌有之乡存在这么多年了，其极左甚至反现存体制的倾向，尽人皆知，作为省级的公安局，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依旧公开对之表示欢迎。重庆成为左派的基地，左派的红色首都，是重庆方面自己主动的选择，没有什么逼他们这么做。换言之，他们完全可以不这样做，或者选择一些平衡的做法，比如至少形式上做一点“既反左又反右”的姿态。可是，重庆方面连这样的姿态都没有。      基于萧功秦先生一贯的新权威主义立场，对铁腕人物有偏爱我可以理解。对于你把重庆模式纳入你新权威主义的解释路径，也可以理解。但是，你的新权威主义最终是要通往民主宪政的，你凭什么认为重庆现在的道路也是通向哪里？你从哪个证据看出的这种迹象？重庆领导人向你做了保证了吗？不管重庆现在的做法，领导者最初的动机是什么，但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告诉人们这就是一条通往文革的路。非法制轨道，罔顾人权的铁腕治理，就是这样一条路。从时间上看，土改和镇反离文革还远，但文革的基本因素都具备了。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一步步走过来，一直走到文革，是必然的。正像毛泽东自己的那样，一辈子就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海岛上，一件就是文革。在和平时期，再把人赶到海岛上不大现实了，剩下的就是文革。真要到了那个时候，漫说萧功秦先生这样的教授，就是薄氏家族自己，也一样会被吞噬。      在高华先生去世前三天，我跟他聊的一个主题就是，在1949年之后，为何知识分子会如此轻易地认同了中共的做法，在大规模的人权被侵犯的情况下，连一点点抗议都没有。原本作为社会预警的人，却先后变成歌颂者。不幸的是，现今这样的事情再次重复发生，连萧功秦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轻易地被所谓的民生工程和民众反应所迷惑，开始为重庆模式唱赞歌。一厢情愿地把重庆的铁腕，视为民主转型前权威主义的象征。即使后发国家的转型真的非经过萧功秦先生所钟爱的新权威阶段，重庆的现实，也是风马牛不相及。那里有民生，有民粹，有铁腕，      也有国家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跟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几乎一模一样，只要没有法制和人权的保障，那里的现实，其实更像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真正错会意的，不是别人，正是萧功秦先生自己。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文链接： http :// www . aisixiang . com / data / detail . php ?

“中央需要做的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干预，而恰恰是通过法律机制保证地方试验符合自由、民主与法治原则，从而为良性的地方模式竞争创造并维护制度环境。 ”     1978年，安徽小岗村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五年之内，在中央大力推广下，小岗村民的包产到户成为风靡全国各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后看来，小岗模式其实是中国的一次地方制度试验。包产到户犹如一颗死而复生的新苗，直接挑战了禁锢数亿农民的“人民公社”制度。两种制度对垒的结果高下立见，无论从农民的拥护程度、生产积极性还是社会效益来看，小岗模式都大获全胜；“人民公社”剩下河南南街村等寥寥无几的“遗老遗少”，也只是靠中央输血才得以维持虚假繁荣。小岗村的启示在于，只要维持基本公平和自由的竞争秩序，地方试验往往能产生最好的制度。事实上，各地都可以推出自己认为最好的制度，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制度市场”。譬如重庆可以推出“重庆模式”，广东可以推出“广东模式”，而究竟哪个更好，需要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由全国人民来评价。就和商品市场有能力拣选性价比最高的商品一样，制度市场也有大浪淘沙的能力，把坏制度淘汰掉，把好制度留下来。      然而，要让制度市场真正发挥作用，国家制度框架本身必须符合三个条件。首先，必须广开言路，并从制度上保证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地方模式的公平竞争意味着公正评价，而公正评价首先是建立在基本知情的基础上。如果连地方模式的真实效果都不知道，谈何公正评价？重庆“唱红打黑”以来，重庆市民似乎热情高昂，有的法学家据此评论“人民也会堕落”。作为大街上的普通男女，人民当然可能“堕落”，问题在于人民为什么会堕落？究竟是什么造成他们堕落？在重庆人民穿着专门制作的制服兴高采烈“唱红”的时候，他们是否知道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当全国不少人为李庄案“打黑”喝彩的时候，他们是否知道法庭审判背后的“内幕”？如果人民只是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那么他们基于虚假信息做出的判断必然是扭曲的、“堕落”的、“离谱”的，但是问题的根本显然不在于“人民”，而在于不让人民知道真相的制度。因此，要形成地方模式的公平竞争，政府首先不得压制、控制或扭曲言论，就和政府不得通过指令干预市场、保护某些企业、歧视其它企业一样，否则所谓的“市场”必然是变相的国家垄断。      其次，在言论自由和基本知情的基础上，人民应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宪法第34条规定的选举权促使地方模式选择符合地方多数民意。假如“重庆模式”实行充分的信息公开，尤其是财政与司法信息公开，重庆市民在知道自己的付出并做出机会成本判断（譬如制作制服的经费可以用于医疗、社保或义务教育）之后，仍然拥护“唱红打黑”的现有模式，那么这完全是他们的自主决定权。当然，如果“唱红”费用其实是来自于中央某部的转移支付，重庆市民实际上是在不亦乐乎地花全国人民的钱，那么全国各地的纳税人都有必要反思这种模式的合理性。事实上，由于地方模式首先对地方人民产生后果，因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地方“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完全可以对当地实行的政策做出明智判断。如果地方选民被赋予自主决定权，那么许多地方农民“被上楼”等变相剥夺农民权利的土地制度“改革”根本不可能存在；只要多数农民的选举权和发言权对当地官员发挥一点作用，就没有人敢公然制定侵犯农民利益的政策，更不用说在全国各地蔚然成风。相反，有口皆碑的“成都模式”则不仅会受到当地农民的强烈拥护，而且也会自动得到各地纷纷效仿。      最后，地方制度竞争还需要在基本公正与法治的秩序下展开。有些地方改革虽然增进了多数人民的利益，却可能侵犯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改革在总体上得大于失，且没有更好的替代模式，这样的改革仍然可以推进，但是必须赋予因此而受损的群体适当补救，允许他们通过法律机制维护自己的权利。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农村城市化必须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赋予失地农民公正而充分的补偿，让他们公平分享发展的成果，至少做到任何人的基本生计不会因为“发展”而受到损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全国各地的“血拆”、上访乃至暴力冲突将自动消失，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城市发展将从此走上理性轨道。      只要符合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基本原则，良性的地方制度竞争与相互借鉴效仿将自动开展，而不需要中央直接出面推行。可惜的是，由于采取中央集权模式，像小岗村这样成功的制度试验在中国并不常见。当然，中央也清楚知道，对于这样一个庞然大国，不可能所有政令都一律来自中央，否则必然回到计划经济的万马齐喑局面。另外，在实施效果未知的情况下，贸然在全国推行一项政策会产生极大风险，“大跃进”造成的悲剧可谓殷鉴不远。因此，中央在诸多领域推行“试点”，但是这些试点一般局限于技术政策层面，而且中央指导作用过大，地方自主创新动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一部单一制宪法往往对涉及地方自主决定的事宜规定过多，从而束缚地方创新的手脚。虽然宪法第3条规定了“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是并没有规定适当界定中央与地方职能的合理机制，因而在实践过程中“统一领导”往往压倒了地方“主动性、积极性”。譬如在上一届选举中，有些地方尝试乡镇长直选试验，最后被全国人大叫停；去年四川罗江县尝试人大代表工作室，也很快受到上级干预。  其实，按照以上三大原则衡量，这些地方试验并无不妥之处，因而上级干预是不必要的。中央需要做的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干预，而恰恰是通过法律机制保证地方试验符合自由、民主与法治原则，从而为良性的地方模式竞争创造并维护制度环境。只有这样，中国改革才能续写小岗传奇。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管理学院教授。原文链接： http :// www . aisixiang . com / data / detail . php ? id =50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