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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学文 | 被诅咒的李敖

李敖今天死了,消息传来,大陆社交媒体上大多是一片嘲讽诅咒之声。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的女友,突然发出惊呼:他终于死了!对女友的如此反应,我完全理解。李敖长期对女性的变态作为应该得到如此评价。...

【新史记】李敖列传

   李敖公,民国二十四年诞于满洲,开蒙学于北京,不识愁于战乱,民国三十八年,随父海遁台湾,偏安南朝,迄今未归,则公已耄耋耳。    夫南朝,蒋氏败绩,踞台岛以苟延,挟国体而自重,隔海峡以对峙,倚米国而无恐,故败而未亡,崩而不溃者也。又,失国之痛,丧家之耻者,至世子经国亲政以来,颇知反躬切责,内则老朽辈渐次逸放山林,青年才俊者归岛效力,仓廪日渐其丰,文明日渐其化,新朝文攻武卫之期,则南朝已入四小龙之列;外则修好米日,言听计从,则中兴之象卓然也。   ...

墙外楼|许骥:李敖大师的「单程证」

许骥:李敖大师的「单程证」2015年3月4日墙外仙减小字体 / 增大字体 早就听人说过,大陆人和台湾人骨子里是一样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土地上,呈现出来的表象不一样罢了。尤其是外省人,如果还是国民党,那就更和大陆人没有区别。大陆网上有个段子,说共产党是流氓的苏联人,国民党是斯文的苏联人。另外,别以为一些反对国民党威权的人便很开明,有时候反着、反着,他们自己也会威权思维上身。从台湾作家李敖申请移民香港不成,可见一斑。 李敖大师通过「优才计划」申请移民香港,结果很受挫。据他说,入境处要他解释为何曾经坐牢。这让李大师觉得很不被尊重,说道:「开始沟通说很欢迎,到办手续,就拿我当一般普通移民案对待。还有更离谱,要证明我的英文程度,太侮辱人了!」而入境处那边的响应,则称一早已经催促李敖补交证明文件,未有下文,于是早就close了case,入境处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李敖表示,他移居香港有太平绅士吴思远的推荐,另外听说包括董建华在内的高层也乐见其成。但在香港这种分权的政府架构中,理论上入境处工作人员面对的所有申请表都是一律平等的,管你是谁来申请,又有谁在关心这单case。这难道不就是李敖大师毕生都在纸上追求的英国式民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吗? 李大师虽然对英国在香港留下的各种制度心向往之,不过一旦自己加入到这制度里来,就发觉不好玩了。他要的是特权,是2005年上北京「神州文化之旅」时的风光无限──长安街封道开路,北大党委书记恭迎,故宫博物院私家藏品伺候然而,大师如果以在北京接受「类国家元首」高规格待遇的预期来要求香港,或许还要再等上十年八载,让香港再沦落得更像大陆才行。 其实,如果是九七以前大师申请移民香港,或许是有机会通过审核的。一位饱受国民党政治打压的文人,有权向文明的英国提出政治避难,且容易获得批准。但是,对今天这个「政治正确」的特区政府来说,难度太大了。别忘记,李敖第一次坐牢写在白纸黑字上的「罪名」可是「台独」(且不论真相到底是甚么)──谁会奢望今天的特区政府敢允许「台独分子」取得香港身份证? 实际上,他之所以会被入境处「刁难」,恰恰证明香港目前这套制度是完善、公正、伟大的。在全世界华人社会,恐怕也只有香港可以做到真正的「六亲不认」。由于各行政部门之间是相对独立的,所以不存在要看谁的脸色办事。入境处的工作人员不需要担心其他部门「打招呼」,也不需要用黑暗逻辑自我审查,猜测谁将来可能升官发财,于是生怕今天的行为会得罪未来的上司。 当然,李敖移民香港不成事件,还有一个值得反思的视角,那就是单程证。香港面对全世界任何地方的移民申请,都有权说不,惟独除了大陆以外。大陆公安局一个红戳,二指宽的条子落到罗湖,香港作为被移居地,竟然没有拒收的权利。入境处曾表示,如果单程证审核权回到香港,会有海量大陆人来港定居,香港应接不暇。如今,却有新的消息称,大陆正在研究单程证「返回机制」,让后悔来港定居的大陆人可以回大陆上户口。事缘单程证每天150个名额,多年来都处于「用不完」状态,足见香港对大陆已无吸引力。一方面是单程证供过于求,一方面仍不将单程证审核权利交予香港,岂不是逻辑上的矛盾? 所以,在现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李敖大师真的想要移居香港,又不想接受各种审查的话,还是有一条「完美路径」的,那就是以单程证来港:第一步,放弃台湾居留权;第二步,回到祖国大陆,上户口;第三步,向当地公安部门申请单程证。以李敖的声望,又有多位达官贵人对他移居香港「乐见其成」,在大陆绝对一路「绿色信道」,也许几天内就搞定了。到时候,即便把单程证甩到入境处工作人员的脸上,也肯定没有人敢过问大师的「前科」问题。可别忘记,即便是曾经在香港犯下纵火杀人案的施君龙,都照样可以凭单程证获得居港权。那么,请问还有谁是不可以的呢?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 观点标签: 移民, 香港

播种者胡适的第121个生日

   ——元芳,胡适何时真正归来? 12月17日 蛮子晚报 =============== 晚报导读   今天是胡适先生的生日。毛泽东曾说到了21世纪,可以给胡适平反了。现在官方还是颇多禁忌。我们在这里心香一瓣,表达对这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学人和公知的一份怀念。——@贺卫方   胡适诞辰。梁实秋有言:胡先生雅擅言词,…国语虽不标准,而表情非常凝重,说到沉痛处辄咬牙切齿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令听者不得不信服他所说的话语。…他是得力于《圣经》传道的作风,无论是为文或言语,一定要出之于绝对的自信,然后才能使人信。——@薛蛮子 =============== 胡适的语录   胡适:“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胡适:“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   胡适:“中国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中国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中国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利的影响。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中国社会作对。”   胡适:“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适:“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 胡适的故事   胡适生活简朴,饮食随意,毫无怪癖和名士气。他一生走遍世界各地,喜欢出去吃小馆,饭后携走火柴一盒,作为纪念。外国记者想当然,在报纸上发出花边新闻,说胡适有收藏火柴的雅癖,遂有一火柴公司寄赠两箱火柴给他。胡适啼笑皆非,将它们悉数送给好友赵元任,赵元任用了好几年也没用完。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有一次胡适之的朋友们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地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之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胡适写辜鸿铭的文章有误,辜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胡适先生曾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 胡适日记选   7月4日新开这本日记,也为了督促自己下个学期多下些苦功。先要读完手边的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7月13日打牌。7月14日打牌。7月15日打牌。7月16日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7月17日打牌。7月18日 打牌。   叶克飞:蒋梦麟执掌北大时一度窘迫,为了建设学校,或欠钱躲债,或借钱度日。胡适日记曾载,“梦麟说:‘北京的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我说:‘梦麟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     1943年,宋美龄在美国华府、纽约等地多次公开演讲。其中,3月2日在纽约的一场演讲由威尔基主持。《胡适日记》1934年3月2日:“晚上到Madison Square Garden听蒋夫人的演说,到者约有两万人,同情与热心是有的。但她的演说实在不像样子,不知说些什么!”;又3月4日:“她一股虚骄之气,使我做恶心。”   争取言论自由一直是胡适的工作之一,胡适日记曾这样写道: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后记:胡适何时真正归来?   1918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时,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   是的,他们如果回来了,一切就会不同了,学者周质平曾感慨:胡适思想在80年代和中国人重见时,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思想界久旱后的甘霖……一个五四时期“应时之人物”,变成“先时之人物”,不是胡适思想进步了,而是中国社会倒退了。   几年前,李敖来大陆,捐了35万元人民币给北大校方,要求给胡适在北大立个铜像。几年过去了,北大还没有为这位最著名的北大教授立个铜像。   元芳,胡适何时真正归来?   http://bo.mzwz.f3.cn/site/13958/index.htm

Co-China周刊 | 黄慕春:知识分子的坚守

“ 所谓坚守,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极为困窘到陷入绝望之境时,也要永葆自己内心深处一种源于精神的圣洁!那是对于自由意志的一种真正想望,对于邪恶权势迎头相向或掉头不顾的极度轻蔑。”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 自序》 话说前段时间有人让我给徐晋如先生说说,如果可以,让他到一五一十开博,于是没等两天,我真的给他这个“文化遗民”发了一张纸条,准备实施我的邀请,为了显示我的诚意,清楚的记得还顺口编辑了几句顺口溜的东西。“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翘望九州,悲兮痛兮;独立苍茫,与君神交。” 在谈他的“回信”之前,先说说这个“文化遗民”的出处。在徐晋如看来,在这个媚俗成风的当代中国,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文化遗民,而且还可以“以文为证”:“‘ 我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文化遗民。我是古典中国的孑孽。我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我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惟有国诗才符合我的身份。’徐晋如这样描述自己。” 这是一篇题为《徐晋如:选择做一个“文化遗民”》的文章里的第一句话,作者是一位唤作“阚菲菲”的女士,因为是《中华读书报》里的文章,那么也许是一位采访记者吧。 我感兴趣的是这篇文章的这几句话。“在向称保守的清华,他无疑是异端,但当他终于转入中国文人向往的最高学府——北大时,他的独特、敏锐,让他仍然显得格格不入。他的个性终于导致他没有能获取保送研究生的资格,而不得不选择就业。当他失去保研资格以后,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回到北大的费振刚教授,在学校的党组会议上说:‘我们北大的研究生保送制度有问题。我们中文系最有学术天份的学生,竟然没有被保研。’” 不止如此,我也非常感触这几段。“没有从学校学会生存技能的他,在刚毕业时,不得不为生活而奔波,跳槽、挣钱、买房子,也不能免俗地上网聊天、发帖子,骂人或者挨骂,经常困顿不堪。但其锋芒毕露的才华无疑对他人生历程的改变起着决定性作用,当年,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永正教授未见其人先见其诗,惊为‘天才’,也全因着这一份推崇,使其跳过硕士阶段直接进入中大读博。陈永正教授为了等徐晋如投考,甚至推迟了一年退休。陈教授对他的挚友吴承学教授说:‘像晋如这样的人,生存在这个世上会吃亏的。我招他,就是为了要多保护他三年!’读完博士之后,由于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先生一直对其赏识有加,徐晋如得以顺利执教深大。” 其实我从没与徐先生见过面,当初我在新浪试博,读过他几篇文章,很受感动,于是发出加为“好友”的试探,其实狡黠的我也是有两层用意:一,想看看作为一位自我标榜不避嫌猜的“草根名士”,窥测这些“名人”有多少风度,多少气度,多少辨识度。当然,为了显得自己也不是攀附之徒,于是又顺口胡诌了一首打油歪诗,“重峦叠嶂山本色,小桥流水旧人家,我有奇思发一叹,天地万物驻芳华。”二,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但实话实说,对于真正欣赏感佩的人,我从来不吝于表达我的“仰慕之情。” 可喜的是,他居然成为了我的“神交已久”的“好友”。而且我每次发去“纸条”的时候,据说很忙的他,还是坚持予以回复,而且每次都是那么“言简意赅”,不温不火,颇有点镇定自若的名士风度,换了小气而又多虑的人,也许微微会有一些不快,但我觉得,这或者就是他的特色吧,中国传统文化推许的所谓“素交”,或者,正在这种地方体现。 所以,这一次,当他回复说由于自己“很忙”,没有时间“再另外打理一个博客了”,还说“谢谢”我的好意的时候。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其实,客观讲,我与徐先生在很多问题上也有“分歧”的,比如对于民主的看法,比如他似乎对于儒家推崇过甚,又比如他对胡适的态度,还比如他瞧不起梁启超顾准这样的所谓“思想家”,而极为推崇他心目中真正的国学家:康有为,钱穆,潘光旦与徐复观。但是,我向来认为,真正的朋友其实并不需要在所有观点上强求一致,重要的是,是否在基本的“价值观”上,与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上保持在可以相互接受的程度,这才是成为朋友互相砥砺的关键。 在我看来,徐晋如先生虽然与我素未谋面,可在我心里,常常也许是“非常武断”的认为:在时下浮躁喧嚣的中国,他就是一位有良心、有热情、有着自己操守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且在某种可以比拟的层面上,我与他不但有共同的追寻与期许,而且在很多生活经历上也有共同的遭遇与心路历程,因为我也不怕脸上贴金的说:我也是个不妥协的人,虽然我也时或感到生活的逼仄,谋生的不易,求人时那种看人脸色的难堪,以及这种难堪带给我内心的痛苦与焦躁、自嘲、愤懑、孤傲、勇毅、彷徨等等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情感纠结。 有一天,我又跑去“拜访”他,突然又看到这篇文章:《关于龙应台的一段对话》 “阿渐:龙应台写了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相当肉麻。她说作为失败者的后代她为坚守了某种价值感到骄傲。我在想她隔岸观火坚守了啥子?骄傲个啥子?有本事走不脱留在大陆洗脑三十年她还能这么矫情•••那她就是余含泪——估计是看中大陆这个市场了。 我:这本贱书非常流行,老子一个字都看不下去。” 关于龙应台女士,作为一名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如雷贯耳,我是比较欣赏的。最早知道她应该是在十多年前吧,那时我拿着家里的钱开着一个书店,从一本《名家经典随笔选》中读到北大退休教授吴小如写的一篇题名《张爱玲与於梨华》的文章,知道吴先生到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讲学时受到了龙应台的接待,并赠予他张爱玲的全集,从此知道“龙应台”这个“杂文家”的名字。据说风格很犀利,很有鲁迅的遗风兼雄风,但对于鲁迅也有自己的批评,比如在一次读书访谈节目中,她说很欣赏鲁迅这个人,但对于“后期的鲁迅”很多论争文章不太欣赏,觉得有“意气用事”的地方或嫌疑,让我对她又多了一层了解。 但她的那些杂文集(比如《野火集》就是她的专栏文章结集,据说曾经风靡台湾)我倒是一页也没翻过,也许是觉得自己要看的书太多了,也许是觉得她对鲁迅“后期”的评骘,也未必有我了解的“深入”吧,虽然也不能说她没有自己的根据与见地。因为在我看来鲁迅是有一些见识不周或言论不谨之处,比如有人所谓误信主义,但正如古语所称执于一隅,贤人不免。如果讲论争,以杂文撰写粗略分期:“前期”与梁实秋的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争辩或有意气的地方,但“后期”与“创造社”或“太阳社”的争执,甚至蛰居上海时与那些什么“洋场文痞”或“清客帮闲”的唇枪舌战,我看也谈不上什么意气,这一点恐怕龙先生也有点“失察”了。 至于这本《大江大海》(台湾天下杂志出版),其实我在网上早知道,一直没有机会翻阅,一来网上也好,一五一十也好,对于这本书已经有过很多读者的评述,或者大致也了解了怎么一回事,于是就“有待来日”了;二来觉得无论就杂文而论,还是文学而言,恐怕她的文章也未必就很对我胃口,何况,我虽读书不多,但对于现代文坛却偏偏比当代文坛涉猎得多,似乎单从散文随笔杂文而言,我也偏偏喜欢现代的几位作家多一点,这或者一方面源于我的学识不够的固执,一方面也是我个人独有的偏见作怪吧。 对于龙先生这本从特殊视角进行透视,文学味道很重,材料完备,而且带点“钩沉”式还原性质的历史大著,我虽没有捧读,但想来或者还是深有所见的,否则也不会这么流传,应该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于上面徐晋如博客里的短文,我却有些自己的看法,尽管我对于这位“阿渐”最后那句“看中大陆市场”的话,很不以为然,对于徐先生后面的“粗口”也着实不敢苟同,觉得以龙先生多年的文坛宿将的地位,为了一点可以博利的市场而有所作为,未必有点小看别人了,以我之见,根据时下读书界的一些反应来看,龙先生断不会那么势利与功利的。这恐怕有点“小人之心”了。 另外徐先生的话也或者非常武断,怎么看都没看,或看了一点,或是没有读完,就说“很贱”呢?虽说古人读书有“望气”一说,钱钟书引语所谓“不用细看所评的书,把鼻子一嗅,便知好歹的”,但用错了地方,也是不是有点“不够圆通”呢? 但是,对于这句话,“她说作为失败者的后代她为坚守了某种价值感到骄傲。我在想她隔岸观火坚守了啥子?骄傲个啥子?有本事走不脱留在大陆洗脑三十年她还能这么矫情••••••”我却有点自己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如果真有其“事”并非“阿渐”同志的“杜撰”,那我就觉得,至少就这句话而言,龙先生的确有点——矫情了。当然真正的坚守是在于内心,也并非硬碰硬的完蛋,才能算数。只不过这话应该别人说,自己说就多少有点标榜。 因为我真正觉得,比较而论,放眼整个现代文坛学坛艺坛等等所谓知识分子群体,海峡两岸真正谈得上是在“坚守”,以笔者愚浅之见,台湾的李敖算是一个,大陆的傅雷与陈寅恪算另外两个,原因我想不用我来多说,在“切身处地”面对熏天的权势时,还有谁能比坐牢的李敖与上吊的傅雷还有瞎了眼睛的陈寅恪,以及胆敢以一介书生对抗蒋大总统的安徽大学的刘文典教务长,更能“坚守”呢,除了“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梁漱溟先生,马寅初先生,还有康同壁女士,以及台湾的雷震先生,殷海光先生……恐怕以我不多的阅历,就没有几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谈得上其实很不容易的“坚守”吧。 所以龙先生的所谓“坚守”,在我看来,假如放在一个更宏阔的空间,作出更严苛的解读,或者的确值得商榷考究。 记得李敖先生有一次在《全美华人协会颁奖典礼录像音演讲》里曾说过这样几句话,“佛兰克林就指出:‘哪里有自由,哪里便是我的祖国。’……不过,尽管在美国落地生根,对中国不落叶归根,各位在感情上,对中国总有一股难舍的成分,这种难舍的、依依不舍的成分,就是‘全美华人协会’成立的根源。”在对赴美的华人同胞做了一些“感同身受”的体谅与鼓励以后,李先生话锋一转,觉得全美华人还有待努力,用以色列总理梅尔夫人到美国谋求犹太人慷慨解囊的事实,相较之下,“说明全美华人还有待努力,努力去做一个去者的身分,以一个离去的人的身分,努力帮助留守在中国的同胞,而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多了。” 于是李敖先生最后把“哪里有自由,哪里便是我的祖国”挪移一下,变成,“哪里有祖国,我要使它变得自由。”言外之意,在台湾当时蒋家王朝权势熏天的时刻,无论墙里墙外,只要你肯尽心,为台湾的民主事业有一份力出一份力,原则上不管你身在何处,都是无可非议,但最值得称道以及最能称得上坚守的,恐怕还是像他李敖一样,“哪里有祖国,我要使它变得自由。”等而下之的当然就是人在海外,既谈不上有什么真有帮助的动作,与精神上的慰勉,又不能归国与“李敖们”一起面对丑恶现实“共赴国难”,至少也要实实在在尝尝生活的艰辛,那就有点——没种了,矫情了,或怎么了。 在一部为了生存自由人格理想奋斗不息的人类历史上,既有斯宾诺莎、伏尔泰、茨威格这样“远赴海外”被动捍护自身伟大人格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有像曼德拉、甘地、马丁路德金这样主动争取的杰出实干家,或者无论何去何从,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感慨唏嘘到不能自已的,就是我最喜欢的俄国作家纳博科夫,尽管自己大半生流亡在外,作为一个真正的精神贵族,鞑靼人的俄化后裔,就像他那本《说吧,记忆》里他的那位身为法学家兼政治家的父亲一样,作为俄国历史上第一届“国家杜马”(议会)的首批议员,尽管世代贵胄,养尊处优,却毅然用自己的良心“坚守”着,宁愿身处囹圄,也要与沙皇的开明专制(这话不矛盾,如果你稍知那段历史的话)进行决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却在苏维埃当政以后逃到柏林,竟在流亡期间一次演讲活动中,为了以身护友,倒在了极端保皇党的一位刺客的枪口之下,这应该说给了因为深知政治的丑陋与庸众的盲动,于是就绝不过问政治却避不开政治对他的过问的纳博科夫很大的刺激与震撼,让他这位对于个人遭遇一向淡然的不世文豪,毕生把自己的父亲视为一种骄傲,视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与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贵族典范,一位普希金那样伟大的诗人一样的人物,尽管他的父亲虽有极高的文学天赋,写过很多法学政治著作,却没有写过什么优美的诗篇。 纳博科夫曾经这样评论他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俄国伟大的无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一员,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认为把我送到一所以其民主的原则,在阶级、种族和宗教信仰方面一视同仁的政策和现代化的教育方法著称的学校去学习是正确的。”(第214页)“他熟知好几个国家的散文与诗歌,能够背诵几百首诗(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普希金、邱特切夫和费特——他发表过一篇关于费特很好的文章),是一个狄更斯的权威,除了福楼拜之外,还高度评价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依我之见是三个令人生厌的平庸之辈。”(见上海译文出版社纳博科夫《说吧,记忆》第205页译者王家湘。) 按照有些人的思维定势,既然遭受了苏维埃的迫害,纳博科夫又是著作等身的人,一定会在笔下予以强烈的暴露宣泄与无休无止的咒诅,但是对于这些我也曾想当然的揣测,纳博科夫也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他对于苏维埃政权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倒是没有多少嫉恨与遗憾,就像钱钟书《围城》里那些自夸被日寇毁夺的那些其实未必存在的“巨大财物”的人一样,他似乎最为痛惜的,就是苏维埃政权对于无比优美的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摧残与蹂躏,那是一种愚昧与野蛮的表现,对于人类最为珍贵的自由精神的灼伤,这才是他最为痛心的事情,并与他强烈的思乡情结融为一体,而凝固为一团无法化开永不磨灭的苦痛与哀愁。 “下面的一段不是为一般读者所写,而是为某一位白痴所写,他由于在某次危机中失去了大量钱财,就认为自己能够理解我。 我和苏维埃专政的旧怨(一九一七年以来)全然和任何财产问题无关。我彻头彻尾蔑视那些因为他们‘窃取’了自己的金钱和土地而‘仇恨赤色分子’的流亡者们。在所有这些年里,我心中怀藏的对过去的思念是对失去了的童年的一种极度复杂的感情,而不是对失去了钞票的悲伤。 最后,我为自己保留了向往适合的生态一隅的权利: ……在我的美利坚的 天空下怀念, 俄罗斯的那独一无二的地方。”(第69页) 他只有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才能抒发自己作为一个“文化遗民”的忧郁与沉痛。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终生对那种“使命文学”或“主体思想”深恶痛疾的一个重大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总在各种场合对于亵渎文化僵化思想的人和事,充满了不屑一顾的嘲弄与夸张犀利的讽刺,而且在剑桥大学毕业后,为了谋生,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行业:网球教练,拳击教练,昆虫研究员,临时演员,家庭教师,报刊编辑,大学教授,职业作家等等,在我眼里,他既有狂放的一面,也有深沉的一面,集学者的精深博识与艺术家的天马行空于一身,对人性的理解又是那么细致到只有乔伊斯能够与之媲美,最特别的就是他在表现与玩弄语言方面的卓越天赋,这些都与他前半生漂泊流离的生涯既有联系,又能以一种非常平静写意的方式,形成一些决然不同的鲜明对比: 生活的动荡与内心的坚定,人事的丑陋与在艺术追求中捕获的美丽——犹如他最喜爱的蝴蝶那样五彩斑斓,身世的坎坷与心胸的豁达,媚俗之风的猖獗蔓延与高雅情趣的越发沉淀,等等,仿佛正是这些交织在现实与梦幻之中给他力量的东西,让他忍受着,支撑自己穷困潦倒而又兴趣盎然的流亡生涯,因为他有时竟然在大热天蹲到盥洗室中奋笔疾书,挥洒他与众不同的写作艺术与不凡遐想,但是如果你不细细品味,又怎么能够从他那些轻逸超妙的诗意盎然充满智慧的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中,察觉到他其实拥有一种矢志不移的对于真正的文化事业的坚守之情呢?他是真正的文化人,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既不媚俗于大众,也不谄媚于权力——无论何种形式的权力,相反,如果你不能从他幽默、诙谐、机智、潇洒、另类、卓异、高雅、超绝的天才般的所有作品感受到那些质素,你就领会不到无论墙里墙外,什么才能称作真正的——坚守。 所谓坚守,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极为困窘到陷入绝望之境时,也要永葆自己内心深处一种源于精神的圣洁!那是对于自由意志的一种真正想望,对于邪恶权势迎头相向或掉头不顾的极度轻蔑。   (黄慕春,文学评论家。原文链接: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a674329705b23da1 )  

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 :官员龙应台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台北 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有人预言她将是第一个辞官的高官,8个月过去,龙应台还在 会议后,龙应台阅读在“白色恐怖”时期遇害的两位左翼人士的遗书(图/本刊记者 梁辰)   龙应台与小儿子菲力浦(受访者提供)   18岁的龙应台(受访者提供)   左起:林青霞,安德烈,龙应台(图/本刊记者 大食)   在办公室的时间几乎被各种会议覆盖,赶上晚餐时间就边吃便当边开会。图右是次长林金田(图/本刊记者 梁辰)   离开办公室前跟秘书最后确认次日的行程(图/本刊记者 梁辰)   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时夜幕已降临(图/本刊记者 梁辰)   1999年11月6日,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左)与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右)在文化局成立茶会中一同敲锣,宣告文化局进入崭新的一页   台北西门町街头(图/本刊记者 梁辰)   引子 这一天是星期六,天空湛蓝。下午,龙应台出现在台北火车站,背一个咸菜绿双肩背包。她穿得像一个大学生:白衬衣束进牛仔裤,白色运动鞋,短发被一顶咸菜绿灯芯绒帽盖没。她跟随80位艺大的学生起舞,伸臂,扭胯,跑动,有点笨拙,但充满活力。 龙应台生于1952年。朋友们说,很少有人在她这个年龄还能保有一团真气,一身热气。 许多镜头对着她。其中一台摄像机后面站着黑衣墨镜的大导演王童,他会将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拍摄成纪录片。稍后,许多话筒伸向她。“我是身体很笨的人……”她一边用纸巾拭汗,一边微笑着解释这个名为“艺术席卷空间”的活动。 星期四晚上10点,她来彩排过。面对汗涔涔的舞蹈系学生,她用悦耳的声音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不仅仅是练舞室里的舞蹈,还是空间的释放。这个城市里的人很忙,心里积压了很多东西,他们经过这里,看到你们,被邀请一起跳舞,也许心里会有些小小的幸福感。”一双双年轻的、干净的眼睛注视着她。 再早几天的星期一上午,她在14楼的小办公室里开会,同下属敲定“释放”的每一个细节。白衬衣、黑马夹,最普通的短发样式。 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13年前,龙应台由德国初回台湾,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有一天,她踅进一家设计感颇强的美发沙龙,小妹一声“局长我是你的读者吔”,听得她欣慰:台湾文化有希望。于是晕陶陶被设计,又烫又剪,弄成一个“戴安娜王妃头”。她掏出七百多元(新台币)结账,赫然发现看错一个零,这“王妃头”价值七千七百大元。她掏干净口袋,在发廊员工一字排开的“欢迎再来”里落荒而逃,回去就问同事“台北物价怎么这么高”,被告知挨宰,“王妃头”实属“冤大头”。 处理公务时的龙应台表现得思路清晰,心细如发。她的指间夹一支笔,不时在空中点划,如同乐队指挥手中的小棒。她常常用“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请不要忘记”来起承转合,是高度灵敏的倾听者和反应者;她的想象力甚至延伸到现场在电视画面中的样子。 在她右侧的墙上,悬挂《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90岁时的手泽:“取舍由时行藏在我,跨代凌霄一羽毛。”会议室两面书架上,是台湾各区、县、镇的地方志,《二二八事件辞典》之类的台湾史,以及琦君、赖和、张我军、李乔、周梦蝶等上一辈文学家的作品。有几层架上,是她的十几种著作,从《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海》,她自己掏钱买来赠送往来宾客的。她在扉页上的签名,像一条不羁的龙。 空间释放的创意来自龙应台的欧洲经验。她从YouTube上找来几段放给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场,歌剧演员扮演的卖菜人突然开唱,市场陡然生色;在丹麦的车站,旅客愉快地被卷入突如其来的舞阵,肢体醒了。龙的一位同仁也亲历过在纽约梅西百货买鞋,柜台旁冷不丁有人开唱音乐剧的“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龙应台对我说,这些观念即使在文化部,也需要慢慢培养。 彼岸的文化与本地的生活匹配吗?在这个女性都会拖着长音嗲嗲说“是~”、开计程车的男性习惯被称“先生”而非“师傅”的地方,路人忽遇邀舞是什么反应?机要秘书邓宗德告诉我,成人通常会害羞,若是一对小情侣,女的开跳,男的会跟随。两天里,我看到广场上不少用餐者举起手机录影;看到流浪汉光脚坐着看和听,忽然就拍起了巴掌;看到身材滚圆的中年妇女被音乐和节拍感染,从身体到容颜都动了起来;也看到许多人,瞄一眼,匆匆走过。 就在几天前,车站广场大厅里拉起红线,阻止休息日到此集聚的外劳(外国劳工,台北有许多菲律宾、马来西亚籍务工者)进入。通常他们把这里当作台北的草坪,假日里三五席地而坐,说说闲话。我看到电视里有个女的忿忿不平:我们也不愿来这里“占用公共空间”、“有碍观瞻”,但休息天我们想出去的话,还能去哪里?这件事被视为侵害了外劳的人权,遭到舆论广泛批评。龙应台“敏感于人权”,与交通部长商议后,特别在议事会上强调邀请外劳参与“释放”。但不知什么缘故,头一场只见舞者,不见弱者。第二天,即使温和派报纸也表达了“一个车站,两种标准”的婉转批评,暗暗指向车站管理部门,这不是龙应台希望看到的。部委之间的沟通合作,本部门的上令下达,各个细密的齿轮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如何艰难咬合、负重运作,13年前她就有领教。如今,由局长而部长,意味着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 一 广场表演告一段落,龙应台去窗口买了开往高雄的高铁车票,往屏东老家去,那里有她的母亲和哥哥。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浩告诉我,你见到龙家人就会知道,什么叫作淳朴。 母亲应美君多次出现在她的著作里:浙江淳安人,杭州绸缎庄小姐,不顾家人反对下嫁湖南衡山人龙槐生,1949年随人潮涌向台湾,刚到高雄时,手里还抱着刚出生的龙应台的二哥龙应达。她用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租下一个小菜摊,卖西瓜、卖面粉、卖五金,卖自己包的粽子,卖一切难民需要的东西。她在有尿味的戏院里卖过票;编过渔网,半个月编好一张,换80元;她养过猪;她开口向邻居借钱,以便第二天交龙应台的学费……她像一株又柔又韧的水草,帮衬丈夫,带领4个孩子,在荒滩恶水中存活了下来。 童年时龙应台看美国电视,常常有感于母亲的“不优雅”:讲话的声音是那么大,跟邻居讲到高兴时笑得惊天动地,开骂时正气懔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她的生命里有一些放肆,一些充满豪气的东西。龙应台说,在有些方面,她像母亲。 就在三天前,她偶然在一条巷子里听见一位老妇的哀号,浙江口音的哀号,心有所动,“多管闲事”过问起来——写过《大江大海》,她知道这岛上每一位七八十岁的人,身上都藏着一部颠沛离散史。她在巷子里东问西问,得到的结果是,老妇人精神有问题。她拨通了市长郝龙斌的电话。市长出差,她又拨副市长的电话,副市长自国外派人调查。龙应台刚上火车,就收到回馈:社会局已派人上门了解情况,这位邓女士确实精神异常,已享受社会福利中心的照顾,他们会继续,并“谢谢龙部长的通报”。龙应台毫不遮掩文人的感性,“那老人的口音跟妈妈一样,我受不了。” 摄影师还捕捉到她在办公室里流泪的一刻,当时她面前摊着几封写于42年前的遗书。写信的人,都在那个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时期被枪毙了。 龙应台有两兄两弟,长兄当年被逃难的母亲交给婆婆,留在大陆,1985年相认。在她心里,兄弟,不仅意味着因了共同的父母常聚,还意味着“在彼此的容颜里看见童年”。 从台北到屏东,就是在台湾岛的地图左侧自北向南划一条长长的曲线。一路向南,阳光愈发炽烈,空气愈发湿热,责任、公文、秘书、随护渐远,童年渐近。 童年,因为父亲是公务员,三年换个地方,一家人总在台南的乡村里迁徒,龙应台总是面对需要融入的新环境。她跟多数军警公教人员的子女不同,能交道,但不凑热闹;眼睛清澈,但看法独特;跟3个男孩一起长大,别有一种帅气豪情。 列车到高雄。龙应台背着她的双肩背小包,脊背挺直地在人群中行走。这背影,深深印在好友林青霞的记忆里。林告诉我,她第一次见龙应台大约是2003年,香港,在徐克和施南生家。 那天,南生介绍说,她当过台北市文化局长。她长得娇小,声音非常悦耳,我们聊得很愉快。晚饭后她急着要走,因为小儿子飞飞在家。我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人,背一个很细的包包,脊背挺得笔直走出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就想,这个人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想了解她。朋友与否,往往是一种直觉。   后来我们走近,常听她跟母亲、跟儿子通电话,很不寻常。她的母亲失智了,但她在电话里总说:“你的名字叫美君,我是你的女儿龙应台,我是小晶……”那种孝顺,那种对儿子的爱,让我感动。   她很有一种性感,一种糅合了女人的柔顺和男人的果断的美。到任何环境,她能很快掌握气场,进退有度,我觉得她做什么都会成功。有时候会惊叹,她小小的身体里怎么会爆发出这么大的力量,这力量大到有时候会伤了她自己。   她很真,很透明,但做起事情有谋有略,比方写一本书,该怎样收集材料,怎样计划、操作,她自有章法。她观察事物很敏锐,写东西很入骨,一针见血,刺激到你的神经腺。我读《目送》里“四郎探母”一节,大颗的眼泪往下落。   在生活上她不大懂得照顾自己,写作起来更是一投入就不能停下来。她写《大江大海》的时候,有几次我去送饭,发现她写得昏天黑地,到厨房取个碟子都拿不住,掉在地上打碎了。   她惟一不敏感的是她的外表,她不懂打扮。我曾经送她一条裤子,两只裤脚管各有一根带子系住。有一天见面,我发现一只裤管的带子不见了,另一只还绑着。我没好意思说。第二天见面,她还穿那条裤子,还是一有一无。我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一条裤腿的带子不见了?她说,是吗?没有了吗?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爱漂亮的女生。她趴在我肩膀上咯咯咯笑个不停。   她常常出现在演讲场合,要上镜头,要present她自己,但好多次她都穿露趾凉鞋;还有一条裤子穿了25年,裤管起了毛边,看得一班朋友很急。我后来送她一双黑色麂皮的包头小坡跟鞋,百搭。穿衣服,南生建议她只穿黑或白;我建议她,不要穿得太正式,带点休闲才好,至于颜色,白黑灰米卡其色,怎样配都不会出错。   这次她回台湾做文化部长,我为她准备了几件最简单的化妆品:一盒粉,一支大刷子,很简单,不用打底,刷墙一样涂匀就可以了;一个腮红,一管口红,也很简单,不用描边描线,只要涂上抿一下就可以了。   “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她曾经说。   她确实有思想,而且敏锐。一道看电影,她常有独到的见解,一语道破那种。   她思考的时候不笑。我就提醒她,做一个公众人物,看到镜头就要笑,微笑,哪怕你在思考。她现在很会笑了。   这个选择在她,是需要勇气的,也是一种使命。她还能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再下去可能就没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所以她去了。我认为,对于台湾的文化建设,她看到了、说出来,她就有能力改进,她是能做事情的人。面对问题,以前她畅所欲言,现在走出去,去行动,有很大不同,要有很大的包容力。有些人攻击她,她只能隐忍。政治,在考验她的容量和耐心。以前她对我说,青霞,困难其实是考验一个人的智慧,我相信她有面对政治的智慧。她不止是作家。   本性里,她是一个纯真的小女孩,至今保有童真,她常常会雀跃。   这次离开香港,她对我说:青霞,不要放弃我。这是她表达友情的方式,很特别。 关于龙应台在日常生活上的低能与混乱,陈浩也讲了不少故事。比方说,她不知道怎样用台湾式的电饭锅;她常常写到饿极了,发现家里没吃的,“如果不是朋友救她,她就饿死了。”她也根本不懂吃,经常胡乱塞一堆东西了事。 几个月前,龙应台穿着球鞋去“立法院”,被“立委”批评“不尊重立法院”。很快,在部长办公室的一格小柜里,躺着一双鞋底中部特别厚的黑鞋子,那是林青霞送来的,“英国律师出庭常穿,站5小时不累。”林还通过媒体对大家说:不要太苛求她。 二 龙应台的手机里时有短信传来,等她处理一宗棘手的、埋有“地雷”的事务。她最近有点忧虑。她没有笑,背着小包,背脊挺直走在人群中。然后,她遇到了郭金坤。 “哗,部长哎。”高雄市计程车司机郭金坤载上龙应台。 “哗,他们都没有认出你?他们够烂。”郭司机好口才,两语三言道破龙前不久遭受的挫折(文化部提名的第5届公共电视董监事名单未获通过):“这么好的名单通不过,够烂!这跟民进党没关系,就是国民党内部在搞。你应该告诉马英九,搞什么搞!叫舆论去骂,他们就会收敛一点。你知道吗,那些部长都一样,私人时间出来都还带一个秘书帮背包包,招呼计程车看都不看我们,不是你这样的……如果台湾每个官员都像你……不过你待不久啦。” 龙应台哈哈大笑:“郭先生,你觉得我会干多久?” “一年啦。公共电视那件事以后,还好你没有马上说我不干了,不然马英九会更丢脸。坦白讲,看不下去走就好了,文人不要这么委屈自己。政治就是利益分配,台湾的政治跟经济会压得你什么都做不成。”郭先生又说:“今天倒阁案(指由民进党立委柯建铭等43人提交的针对“行政院长”陈冲的不信任案)没通过(表决结果46票赞成,66票否决),过了你就不用做了嘛。”龙应台放声大笑。 郭先生最后认真地说,当龙部长宣布下台,他会很留意看报纸。 几天后,当我面对“中研院”钱永祥先生,他对台湾政治作了一番分析:民主制度当然有很多好处,台湾不仅应该实行,而且做得也不错。但今天的台湾政界很消耗人,它逐渐形成这样一个状况:执政党和反对党斗得很厉害,两党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互相绊对方,就是怎么让对方做不成事,怎样令其出丑。所以,有点理想的政务官很难有所作为。官僚政治化也带来公务员的“常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同一天,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温和地说:“台湾政治是另一种综艺节目。” 几天前,当我拜会刚退休的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夏铸九教授,他细述了台湾从50年代以来一步步走向民主、又“何以至此”的历程。“看2000年以来的蓝绿两党轮替,如同看连续剧,戏剧效果太强了。”夏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文人从政的龙应台有其优势:她是文化明星,举手投足引人关注。媒体在台湾政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许多官员“立委”都在绞尽脑汁谋划怎样明天上报纸,龙应台在这一领域有足够的号召力,而且她的影响横贯两岸四地华人世界。但作为龙应台的老朋友,夏也替她捏着三把汗:一,面对一个组装起来的老衙门,官僚气很重,她能否拖得动;二,蓝绿营的国族认同不一样,会带给她政治压力,文化纠缠着政治议题,其中布满“地雷”;三,台湾过去的文化官员多半并不真爱文化,龙应台如何立文化? 当年龙出任文化局长,李敖断言她做不到3个月,结果她做满一任,3年零3个月。舆论送行时说:“龙应台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最终一尘不染地回归文坛。”龙应台则将这一段归纳为“实践平等观念过程中的受伤笔记”。 这一次,也有人预言她将是第一个辞官的部长,结果财政部长第一个辞职;9月28日,劳工部长含泪卸任;10月7日,“行政院”发言人请辞获准;8个月过去,龙应台还在。 从作家龙应台到官员龙应台,这个案本是一个小奇迹,令人看到背后那个相对宽松、活泼的环境—— 1999年7月,正当龙应台筹划着带两个孩子沿莱茵河岸单车旅行,她接到台北市长马英九秘书的来电,大意是邀请龙教授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 龙不假思索答道:“要履历?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嘛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 几天后,她接到马英九的越洋电话。交谈中,她知道,这位市长还真读了“那些没什么意思的书”。 又过几周,接到电话:市长将到法兰克福,“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 “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龙应台答得三分玩笑、七分认真。 于是,马英九从台北飞到罗马,在密集而繁琐的公务行程之余,只身与秘书悄悄飞到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机场搭出租车,在德国的暗夜中找到了龙应台离城20里的乡下的家,风尘仆仆…… 这不仅是一段现代版“三顾茅庐”的佳话,也是马英九综合考量的结果。中正大学传播学系罗世宏副教授告诉我:如果兼顾台湾本土和大格局下的历史文化,兼顾华人世界的影响力,在台南农村的清贫中长大,会说台语、汉语、英语,至今只拿一本台湾护照的龙应台是不二人选。她的影响力,也能从台湾媒体几年前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得见:龙应台、林怀民、严长寿……名单通常是这样。 从此,一个一贯批评政府的作家进入了政府。而且,她得到来自台湾文化界的拥抱远多于挤压。夏铸九说,“她是内行,所以跟文化界的朋友关系比历任文化主管官员都要真切紧密。我曾经向她抱怨,自从参与宝藏岩案(一片城中村性质的空地,在龙应台和文化界人士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一座艺术村),我开的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只是,政坛非菜坛,无处不尘埃。官场的重点也不在做事。眼前就是例子: 9月26日,“立委”陈学圣在质询时说,有些部会送“立委”进口大葡萄当中秋贺礼;有些部会送香烟,一出手就是10条;只有文化部什么都没送,让其他部出糗、成为箭靶。龙应台说,文化部从未编列预算送礼给“立委”,以后也不会送。 “但这个错,我为你喝彩。”陈学圣说。 “我能感受到你的诚恳。”龙应台说。 “你这是对我的侮辱。”陈学圣说。 “为什么?”龙应台问。 底下众“立委”笑。太多的官场潜台词,她还不熟悉。有报纸在第二天报道这一幕后,添了一句:“一位作家说过:龙应台笔下犀利,私底下是个傻大姐。” 龙应台以她的人气、血气面对官场的习气、阴气,多有挫折。她以镜头之外的无奈、无言表明:政治是斗争,是行动与后果的算计,是台上与台下的演出,是步步为营。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 三 住在香港9年间,龙应台每两周回一次屏东看望母亲,如今人在台湾,倒有些勉强。她每周要去“立法院”两次参加施政备询,去“行政院”至少一次,无数个部门会议等着她去开,无数份红皮公文等着她阅批,还有,无数个“看到镜头就微笑”的场合等着她莅临。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我有些恍惚:眼前分明是80年代那个写文章的“胡美丽”在扮演这个“官员龙应台”。确实,当年许多读者以为龙应台才是笔名。 现在,官员龙应台回到小晶,搂着她86岁、当年强悍无比的母亲。母亲已经不认得女儿,但熟悉她的拥抱。曾经,在作家龙应台时段,她买来颜色各异的指甲油,帮母亲一个指甲涂上一种颜色,再抹口红,再上胭脂,消磨母女二人的黄昏。现在,母亲已经瘦弱得像个孩子,强大的女儿轻轻倚在她的身旁,闭上眼,不说话。每周印发各司局的密密的部长行程里,没有一栏供她表达:我累了。 在眼睛闭上片刻的世界里,小晶也许想到父亲,那个会用湖南话吟诵《陈情表》或《告子下》的乡村警察。当女儿成为作家,他没有表示什么,但女儿做了局长,他在人前有掩不住的骄傲。他没能看到女儿当上部长。 中国传统里,科举制度是为选拔官员。一般人心目中,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士与仕的结合才是正途。这传统在台湾今天的仕途高端仍看得见——马英九的本届“行政院”里,有47位博士(共27个部会)。只是时代不同,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士的考题也瞬息万变。20世纪以来,在世界许多地方,渐次上演耐人寻味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独立却空谈,实践却扭曲(或曰忍辱负重),这吊诡本身就提出两个命题:1.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不是知识分子最珍贵的品质?2.知识分子的说和做,哪个对社会更有用? 关于前者,许多年前,龙应台和马英九之间有一番对话—— 龙问:“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马答:“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关于后者,稻田电影工作室的王小棣导演认为,在大学教书的龙应台是位好老师,她会影响许多学生;作为文人的龙应台也能胜任“社会的朋友”,她会影响民众。这些角色在王看来,都比当局长、部长更有价值;而当官,很可能令龙应台的人生减分。但,这是她的选择。 那么对于个人,对朋友眼中“天真的高中女生”、“初入文坛只有单纯的正义感而对政治的认识为零”、“至今不懂政治”的龙应台而言,这压力或张力会将她扭成何种形状,又会将她引向何处?底线在哪里? 数月前龙应台在“立法院”接受民进党“立委”段宜康的质询,被称“厚脸皮”、“马团队中最耀眼的花瓶”,被穷追猛打要她对国民党在白色恐怖时期的罪孽表态。龙应台拨了一下讲台上的话筒拂袖而去,留下一个颤抖的话筒在台上。几分钟后,她又重新站回到备询席上。这段视频被广为传播。 龙应台告诉我,之所以拒绝回答,是因为反对表态文化,这有悖于她一贯坚持的宽容原则。“宽容是说,在你认为对的事情里,也要留一点空间给别人,不能拿着你的对去压迫别人表态。” 我拜访了“外省二代”、在台湾政坛表现特异、口碑不错的段宜康“立委”。 龙应台在当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我在台北市当议员,我跟她有一些冲突。我对她的观察是这样:她其实不适合当行政官员啦,她适合写文章。因为她对行政事务没有耐心,她喜欢的是包装得很漂亮的东西,我们讲的“放烟火”,就是能让她有所表现的活动。许多文化事务是长期的、打底子的工作,虽然她有很强的光环,大家对她有很高的期待,可惜都没有做好。比方讲,许多年来,台北都没有一个能代表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她跟大部分人一样,做的是硬体(硬件),然后委托经营,这是最轻松的。   此番她上任文化部长,我观察的结果与12年前仍然一样,她缺乏去做文化深层奠基的能力。台湾最大的问题出在教育,不是指专才教育,是指培养观众。我们从小的教育都有标准答案,它指向惟一正确。这样环境里成长的人,很难真正尊重别人的审美、尊重别人的主张跟我不一样,尊重别人支持国民党,这是台湾文化和民主最欠缺的部分。看起来很多元,版本可以有许多,但答案依然只有一个。蓝看绿,看支持阿扁,就觉得没有水准,就是糟糕的;民进党看国民党,就是要出卖台湾。没有这回事嘛,为什么要搞到水火不容?搞演出,搞文创园区,搞艺文补助,这不是文化部。文化部如果有存在的必要,就是要去养育那个多元,它的根源在教育,这是很吃力的事情——推动全社会,学会尊重。    我面前的段委员彬彬有礼,谈吐不俗,毫无镜头前咄咄逼人、有失尊重的形状。 同是“立委”的高金素梅告诉我,当她初次以“立委”身份进“立法院”,看到电视拍不到的部分,也是愕然:啊,台上骂来骂去,原来台下是可以握手的。甚至,罗世宏续上:等下一起去喝酒。“立委”(民意代表)多半是镜头前的表演动物,如今的台湾人已经见怪不怪。龙应台说,每次她站在那里备询,都要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这不是真的,这只是表演,不要被激怒。 我也注意到,段宜康和龙应台在很多理念上是一致或相近的。如果他们只是文化部同仁,也许会合作愉快。是什么,令他们“冲突”? 所有受访者异口同声:政治,已沦为某种游戏的民主政治。狂飙如李敖者,甚至告诉我:民主是假的!言论自由是假的!只是这两个字,太诱人。 四 15岁那年,龙应台就想过:将来要做一个不需要向别人敬礼的工作。在进入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之后,她一度仍不按规则出牌,多有“突围”之举。譬如,她曾拒绝为配合马市长剪彩办美展、搞演出,此举虽也得到市长支持,但长此以往别具一格,市长也要承受来自整部机器的压力。 文化圈中人说,因为文人气质和率真性格,龙应台常有随兴之举,有些人却“不爱看她那个调调”。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她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纪念馆馆长叶博文先生就曾将与龙应台的“冲突”写在一本书里。市长时期的马英九对龙应台的“礼让三分”,也让一些人不那么舒服。 那时候的龙局长雀跃着想施展理想。她每天工作16个小时,自述“整天顶着头盔上战场”。王小棣曾见她伏在市政府大门边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什么,一问,她说正要出门,有些事还没想好,想到就写下来。王小棣对我说,当年文建会的工作是相当粗糙的,而龙应台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翻开台北市文化局2003年编写的《东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可查龙局长的事迹: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她还推动了老巷弄老房子的拯救,其中包括夏铸九教授与我见面的紫藤庐,那是哈耶克弟子周德伟的故居。 王小棣对龙做事的韧性印象深刻:在拍摄与《大江大海》有关的一部纪录片时,龙跟着叙述者踩着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码头,穿着平底鞋,跑了将近半小时,当时她57岁。 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龙应台终于发现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样“理直气壮”,而理直气壮,是1986年《野火集》横空出世时的动人之处。 夏铸九说,有过不那么愉快的局长经验,如今的龙应台已不那么简单,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斩钉截铁,什么时候该动用柔软示弱。 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说,龙应台此番重新上阵,信仰的底蕴大约未变,对权力的诱惑也应傲骨犹在,真正的挑战还是落在她沟通的技巧与能力上。 上任第一天,龙应台走了16个“立委”办公室,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谈两个人童年都待过的乡下新竹,很快又去拜访各部各会。“这些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政府机构里,每一个部会都是本位主义的,对于其他部会在做什么是没有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样。如果想让社会进步,一定要合作。”龙对我说。 9月22日,我看到她与交通部长毛治国、艺大校长朱宗庆站在一起,站在火车站起舞的学生中间。我听到她说感谢。 龙就任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设想是“让文化从村落做起”。她想知道,台东县达仁乡、南投县中寮乡等收入最低乡镇的孩子,跟台北市信义区的同龄孩子,能否享有同等的文化权?这个命题来自她的早年经历,当年她到台北念书,发现同学听的音乐、谈的话题、见的事情,她通通不知。但缩小贫富差距这件事不是文化部能独立完成的,要跟教育部、经济部合作,才能让以下这些行动不浮于表面:云门舞集到乡下庙前的广场上演出,画家、作家下到偏乡中小学去交流,装满书的文化列车开到苗栗乡下人家的门前去播种,乡下孩子到台北的博物馆来开眼界…… 眼下的台湾媒体非常乐意向公众报告一个“放柔身段,有所妥协”的龙应台。但她说,我没有变。“一个人所抵抗和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作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它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流露在举手投足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官员龙应台,充满细节。9月19日,圆山饭店,台北电视节。龙应台在致辞中照顾到远道而来的欧美客人,插入大段英文讲话。她特别建议第一次到台北的外国人去孔庙看看,去西门町转转,“We have a lot of gay bars,台北是对同性恋最宽容的城市之一”;她反复提及Chinese speaking world。这些细节,提示了她的视野和角度,可能是未来作为的立足点。 媒体人邱立本曾经发问:内战心态还在两岸华人中存在,怎样超越?台湾之行也令我感受到:内战心态也在台湾党人中存在,怎样超越? 2012年中秋前夕,龙应台笑着说:“闽南谚语讲,‘欢喜做,甘愿受’,只要我在,就做。”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0/3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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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台北也有大院

作者: 郑东阳   文 郑东阳 对我这样的大陆青年来说,“北平”这个词似乎只存在历史课本中。在台大徐州路校区附近,有家“北平龙门客栈饺子店”,踏入门帘便会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这家上世纪60年代由随两蒋迁台的外省人开设的饭馆,墙上都是一些字画,正中的柱楣上头是孔子在台湾的第七十七代嫡长孙孔德成的题字“龙门客栈饺子馆”。| 第一次带我到这家饺子店的朋友是外省二代,父亲是四川老兵,饭馆里昏黄的灯光总能让人想起眷村里的味道。对于不少1949年迁台的外省人和他们的后代来说,眷村就像北京的大院一样,拥有和外面完全独立的世界,但又多了一丝乡愁。在整个岛屿沉浸在一种压抑、极度敏感的紧张的年代,眷村里的人们沉浸在失去家乡的流亡之痛里,而眷村外的本省人则是在家乡的流亡者。 和北京大院一样,眷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以及后代教育都自成体系,鲜少受眷村外环境的影响,虽然眷村的建筑并不豪华,甚至很简陋。部分眷村里子弟也会流露出体制内的优越感。有一位台湾好友L,解禁前曾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虽然国民党“催台青”计划正在吸引更多的本省青年,但像L这样的眷村二代,能到党中央公干,根正苗“蓝”是很重要的加分因素。在蒋经国的世界里,台湾公务员公餐只能点“梅花餐”(四菜一汤,组成梅花图案),但L出差时,他们不属于公务员系统,属于党务系统,地方党部总是会招待他们“八菜两汤”,梅开二度。 直到后来他下海,成为市场化媒体《中国时报》一名记者时,他才真正走入外面的世界。他的新工作一度还被眷村里的发小嘲笑,认为这样的饭碗不牢靠。发小当时在《新生报》上班,《新生报》的主办单位是“台湾省政府新闻处”,属于体制内。如今,《新生报》几乎没有台湾人会提及,成为一份提供养生知识的小报。 他滔滔不绝和我说这些故事,然后批判一些本省人的“福佬人(闽南)沙文主义”。在眷村的对立面,民主化后的台湾,本省籍精英们也形成另外一个“眷村”,在那个世界里,嘲笑马英九不标准的闽南语的人们认为,不会说闽南话的政客是在犯错。这两个族群一直到这二十年才加速融合,哪怕今天,每逢选举到来,出了台湾北部,就像是另外一个国度。 和大院不同的是,并不是每个眷村人都属于体制。在那个李敖还算靠谱的年代,反体制的外省籍精英雷震、殷海光、柏杨都是“高级外省人”。每次看到龙应台、赖声川、王伟忠、侯德健、李立群、邓丽君时,总是闻到一股相似的气味。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老文艺青年大多数是外省人。在领袖很浓的江浙口音还可以在校园广播里每天播放的年代里,文艺作品的描述对象也是眷村。 当然,眷村里,也有底层的人们。今天还保留的少数眷村,只剩下年迈的“国军”。比如台北市爱国东路闹市区的眷村,150多户国军老兵至今仍住在阴暗、拥挤的房子里,全村共用一个公厕。眷村也被称为“闹市里的贫民窟”。 在年初的台湾大选期间,在台北地铁台大医院站,我看到一群挥舞着国民党旗帜、拄着拐杖的老人,刚参加完造势活动的他们用四川话聊选情。他们是国民党最忠诚的粉丝,是体制内的弱势者,在体制已经消失的今天,更是如此。 出了地铁站后,一位台湾统派政党新党的青年才俊W正在附近的明星咖啡屋——这家蒋经国和夫人生前最喜欢的西餐店等我。这位台南青年比我还热爱祖国大陆,而且口音也带有北方的味道,虽然儿化音显得有点别扭。因为加入了新党,他得以有机会参与到看起来很显高贵的老外省人场合——一些台北的上海或者江浙饭馆,老头和老太太们会用语蒋家父子一样的江浙方言夹杂着国语对话,气氛十分怀旧,一位老先生听到王的口音后,惊呼“你祖籍北平吧?” (第七期《壹读iread》杂志,《台湾边角料专栏》,最后刊登版有部分改动,转载请注明出处,联系作者可微博私信:http://t.sina.com.cn/dongyangyu)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六:《黑金》—-选举那些事

“ 结果这 次 导弹危机成功的成为了李登辉上任的助选团,大陆越是 “ 打压 ” ,李登辉 得 票数越高。这件事成功的把以前国民党对共产党那种渲染和宣传而产生的 “ 恐共意识 ” 给打造成了中国人欺负台湾人的 “ 恐中意识 ” ,不仅影响到了台湾的这次选举,而且和 1994 年的千岛湖事件一起,成为了台湾民意中有关 “ 国家认同 ” 和 “ 族群认同 ” 的黄金分割点。 ”     电影里的台湾之六 《黑金》——选举那些事   文/ 马军(国立台北大学)     这是一部港片,上映于1997年,出品人是麦当雄和向华强,导演是麦当杰。港片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拍黑社会,港人在香港把警匪题材的黑社会片拍绝了,这下又到台湾拍政治题材的黑社会片。说实话,这部片子的剧情设置是非常有台湾风格的,里头的每一个人物几乎都能找得到现实原型,但是整个片子呈现出的视觉,不管是飞车枪战还是最后的高速公路上汽车大战直升飞机,都是很港式的风格,所以这部电影给人的感觉很像是在台湾夜市里卖港式点心的味道。 其实在香港电影里涉及台湾政治的片子不少,1996年上映的《古惑仔之猛龙过江》里,就有三联帮帮主选立法委员的剧情,2000年上映的《古惑仔之胜者为王》也有关于台湾政党轮替的剧情,2010年上映的《弹道》更是取材于2004年大选阿扁中弹的情节。但是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的时候,《黑金》两个字貌似还是惹了一些的麻烦,最后以《情义之西西里岛》的名字上映,可见对当时的台湾来说,“黑金”这两个字还是有一定禁忌的。 “黑金”一词其实指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黑道”,一个是“金牛”。分别指的是在政治中,尤其是在选举中使用黑社会力量和贿选力量达到胜选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全世界都有,但是在台湾转型的过程中非常的普遍,国民党因为“黑金”政治形象不佳,民进党以清新的形象上台,但是阿扁在任八年,照样因贪污A钱下台入狱,可见黑金在台湾的影响,不是某个党的事,而是整个政坛的事。 这部电影以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访台开始,这也交代了时间,1994年。1994年唐树备的那次访台是中共高级官员第一次访问台湾,所以民进党的人士对唐树备是非常的“热情”,一路上呛声抗议,投掷鸡蛋,并且还跳上了唐树备的车子,据说把雨刮器都给拔下来了。现在唐树备任职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名誉院长,去年还曾去过台湾,不过时代早已变了,即使是在民进党大本营的南部地区,唐树备先生也没有遭受任何的抗议了。 当然,唐树备在电影里以“真人真事”的形式出现是在新闻上呈现的,主要是为了交代一个时间背景,但是电影里头很多人物很多事情还是都有原型的。梁家辉扮演的周朝先在电影里扮演的是一个电玩赌博业的商人,也是一个很有势力的黑社会老大,最后还当选了立法委员。周朝先的原型应该是周人参,在九十年代中期,周人参号称是是台湾的电玩天王,曾经以贿赂的方式勾结警察保护自己的产业。结果1996年此案爆发,涉案警察一百多人,震撼了当时的台湾社会。 刘德华扮演的那个调查局干员的原型应该是侯宽仁,1996年主办周人参电玩弊案的就是这个侯宽仁,他还侦办过太极门养小鬼案等等著名的案件,是台湾非常有名的扫黑人士,现在侯宽仁是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查缉黑金行动中心的检察官。 当然,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是,电影里面那个长的很帅喜欢跑步的法务部长的原型就是马英九。马英九在1993年被任命为法务部长,在任内马英九最大的政绩就是向选举中的黑金宣战,在马英九三年任内,起诉贿选涉案人七千五百多人,力度很大,赢得了很好的名声。据说当时马英九的施政满意度最高的时候能到88%,比现在他当总统的时候高好几倍,被群众誉为马青天。有意思的是,后来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内的特别费案被起诉,起诉他的那个检察官,就是上一段讲到的那位侯宽仁。 其实这个片子里头还有一个人是有原型的,就是那个号称会分身的“宋妙天”大师,他的原型就是在台湾火热一时的宋七力大师。我大概是初中的时候知道宋七力的,那时候听哈狗帮的一首歌,歌名忘记了,但是歌词还记得一句:“我不是宋七力,不会四处分身,只有在这里可以看到我的本尊。”但是当时只知道有这么个名字,却不知道这个人是干嘛的,直到看了这部电影才清楚了一点点。宋七力号称自己能够分身,并因此成为了新型宗教界的一个领袖型人物,信徒众多,最著名的信徒就是台湾政治人物谢长廷,谢长廷的老婆游芳枝还帮忙宋七力写书宣传。1996年台湾著名主持人,时任台北市议员的璩美凤揭发宋七力,说宋七力涉嫌借助宗教活动诈骗敛财,并指责谢长廷收受了宋七力的政治献金,“宋七力事件”爆发。后来经过台湾的法院审理,认为游芳枝宣传宋七力并不涉嫌牟利,所以无罪,宋七力的行为属于宗教行为,法院管不了,所以无罪。至于说分身之术,有人说是骗局,也有人信以为真,心甘情愿的把钱送给宋七力,法院也管不了。 电影里还有一个场景,就是选举中不同阵营的计程车(出租车)斗殴的场面。这个场景也是有原型的,即全民计程车暴动事件。台湾的计程车司机因为常年在街上逛,接触的人三教九流各式各样,所以对时政局势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一点貌似两岸的司机都一样。计程车司机平时都以电台联系,台湾的地下电台有很多,所以很容易形成不同的小圈子和政治认同,再加上管理原因导致计程车竞争激烈,不同车队之间的司机经常爆发冲突。1995年大丰车队和全民车队的两辆车碰撞,最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斗殴。除撞车外,斗殴扩大的原因中就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原因,所以这部电影就把这个情节拿过来,安在了周朝先的头上。     片子里还有一个情节是真实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周朝先拼了命也要选上立委的原因,那就是“一清专案”。“一清专案”是当时还在戒严时期的台湾政府发起的一次严打,主要针对的是黑帮,后续还有“二清”和“三清”。这次严打的操盘手就是现在国民党的荣誉主席吴伯雄。上一篇讲《被出卖的台湾》的时候有讲到江南案,在美国暗杀江南的那个人叫陈启礼,就是当时竹联帮的老大,在一清专案的时候就被捕了。当然,当时被捕的黑道还有很多,大多数都被关进了台湾的绿岛监狱。我曾经去过绿岛,现在岛上依然还有监狱,也有很多监狱的遗址。这些在一清专案中入狱的黑道分子在狱中还成立了很多的帮派,集中力量介入选举,戏中诸多黑道分子泡温泉的那场戏,反映的就个事。 哦,对了,这部电影里还出了两首好歌,一首是《世界第一等》,一首是《孤星泪》,都是伍佰写的,刘德华唱的。 台湾的政体 我的原意是通过《黑金》这部电影给大家讲讲台湾选举中发生的那些事儿,但是为了怕说不清楚,所以还是得从台湾政体的变迁开始说起。 其实说到台湾的政体,得从中华民国在南京开会开始说,因为现在台湾的政体是当年从大陆完整版过来的中华民国政体和经过几十年本土化改革的结合。说来也挺有意思的,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台湾最高行政长官是陈仪,正式的名称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主官,但是陈仪干了两年,期间还整出一个二二八事件来,所以就被撤换了。接下来台湾最高长官叫做省主席,一共两任,魏道明和陈诚。但是1949年12月中华民国行政院搬来了台北,台湾最高长官变成了行政院长,当时是阎锡山。后来过了一年,蒋介石又来到了台湾,台湾最大的行政长官就变成总统了。 现在大家知道,台湾延续了孙中山的设想,使用了五院制,即除了总统府之外设五个院。即管行政的行政院,管立法的立法院,管司法的司法院,管公务员的考试院以及管弹劾审计监察的检察院。后三个院的新闻不多,大家关注的新闻大多是总统府、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消息,立法院就相当于国会,是主要的政党政治运作的平台。但是实际按照孙中山的构想以及最早南京政府的实践来说,最高的权利机关是国民大会,简称国大。也就是先选出国大代表,然后再有国大代表选举出总统副总统。看过《建国大业》的都知道,电影里选举出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的那个会议就是1948年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大家都知道,既然叫做国民大会,就得有一定的国民代表性,也就是说每个省都得有代表才是,所以当这个国大转移到台湾之后,问题就出现了,也就是因为大陆在共产党的手里,没有办法换届,所以就得一直运作下去。第一届的国民大会一直运作到了1991年,这些国大代表被戏称为“万年国代”,后期的时候都是挂着吊瓶尿袋被人推着轮椅抬着担架去国大投票,场面滑稽的实在是没法看。为了反对“万年国代”,台湾的大学生在中正纪念堂还掀起了著名的野百合运动。最后1990年大法官会议决定,强制国大、立法院和其他一些的无限期留任的代表必须退休。随即在台湾又举办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国大代表的选举,配合当时的李登辉进行了宪法的修改,并允许了总统的直选,为1996年总统直选奠定了法制的基础。最后,2005年举办了最后一次的国民大会的选举,选举出的国大代表投票,宣布废除了国民大会,被称为任务型国大。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次国大,也就是任务型国大的议长叫做叶菊兰,他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自焚的郑南榕的遗孀。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就曾经讲到,自从日本撤离之后,台湾一直都存在着地方的选举,各县市的县市长以及议员都是民选的,只是涉及到最高级别的官员的选举才不开放直选。总统副总统一直都是万年国代投票选举,台湾省长和福建省长也一直是官派,北高两市也因为是直辖市,直辖之前市长是民选,直辖之后的市长都是官派,一直到1994年北高市长才重新选举,台湾省长也是当年选的,而总统要等到两年以后的1996年才开始选,而选举中也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接下来我就捡几个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下。 1994 年台北市长选举 199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是非常热闹的选举,因为台北直辖之后市长一直都是官派的,在还没有总统直选的当时,首善之区的台北市长选举是当时最高规格的一次选举了,所以在台湾当时特别受到重视,大陆的网站上可以找到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的一次竞选辩论,大家可以看看。 此次选举,一共有三个人参加,民进党推出当时的政治明星陈水扁,国民党推出寻求连任的市长黄大洲,而新党则推出了自己的政治明星赵少康。说到国民党,大家肯定很熟悉了,民进党也不陌生,是由当时的一些反对国民党的党外人士在1986年成立的台湾政党,现在是台湾两党政治中很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而新党,则是从国民党分离出来的。在蒋经国死后,李登辉即位,由于李登辉在国民党内推行本土化的政策,导致很多人尤其是外省人对李登辉不满,随即在党内成立“新国民党连线”来冲击党中央,结果被排挤的很厉害。于是这些人在1993年成立新党,最初想在内政部注册“新国民党”的名称,结果内政部不准,于是才改称新党,曾经是台湾第三大党,红极一时,在都市尤其是台北市有一定的影响力,现在依旧是台北市议会的第三大党。 大家如果看过那场辩论就知道,主要是陈水扁和赵少康在进行争夺。由于民进党历来的街头运动经常爆发出暴力事件和台独的政治倾向,所以赵少康在选举的过程中一直以“保卫中华民国”为口号来攻击陈水扁,把民进党和希特勒、义和团对比。而陈水扁则非常的聪明,他打出了“走出悲情、迎向希望”的口号,想摆脱掉民进党过于悲情的形象,因为作为都会区的台北市不太吃这一套。辩论会非常的好看,陈赵二人互相攻击,唯一的共识就是批判国民党的市长黄大洲政绩太烂。至于黄大洲,是国民党传统的那种官员,口才仅限于念稿子,辩论是在是不行,在辩论上被打得乱七八糟。最后,陈水扁获得44%选票,赵少康30%,黄大洲26%,陈水扁当选,蓝营因为分裂,没能选上。 当年的省长选举,国民党提名的宋楚瑜以56%的高票击败民进党的陈定南和新党的朱高正,获得胜利,成为台湾省长。这一点说来有意思,中华民国当时还有两个省长,一个是台湾省长,管着除了台北高雄两大直辖市的台湾本岛的其他地方。一个是福建省长,管着澎湖金门和马祖,政府设在金门。因为台湾省长管辖的地方和总统管辖的地方基本上差不多(总统比省长多管澎湖金门马祖和台北高雄)后来李登辉宣布精省,就是把省政府精简掉了,还保留着机构,但是不运作不上班了,省长都直接官派了。这也惹恼了宋楚瑜,为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埋下了伏笔。 1996 年总统直选和导弹危机 1996年的总统直选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总统直选,所以备受瞩目。当时由于国民党继续提名已经执政八年的李登辉搭档连战参选,所以当时的国民党两个副主席宣布脱党,林洋港和郝伯村在新党的支持下进行参选,而民进党则推出了彭明敏和谢长廷进行选举。由于这次选举打出的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元首的直选,所以大陆非常紧张,这就引出了1996年的导弹危机。结果这次导弹危机成功的成为了李登辉上任的助选团,大陆越是“打压”,李登辉得票数越高。这件事成功的把以前国民党对共产党那种渲染和宣传而产生的“恐共意识”给打造成了中国人欺负台湾人的“恐中意识”,不仅影响到了台湾的这次选举,而且和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一起,成为了台湾民意中有关“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的黄金分割点。 这里再说多两句千岛湖事件。这个事情大家可能不太熟,一提到千岛湖都知道农夫山泉,不太了解千岛湖事件。1994年3月31号,24个台湾旅客乘船游玩千岛湖时在船舱内被烧死。由于当时处理此次事件的浙江公安部门一直说此事是一个意外,在压力之下后来又改口说是遭到抢劫并纵火。新闻的封锁和案件的遮掩被台湾方面大肆批评,再加上最后破案时案犯身着军绿色衣服,又被台湾媒体认为是此案是有大陆军人所为,政府是共犯,所以掩盖新闻。李登辉在台湾公开演讲说大陆政府是土匪。从那时候起,台湾民意中的认同开始发生变化,支持独立的民众超过了支持统一的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民众数量也大幅的攀升。 2000 年总统大选蓝营分裂,阿扁得力 2000年大选一共有五组人马进行选举,民进党的陈水扁吕秀莲、国民党的连战萧万长,无党籍的宋楚瑜、新党的李敖以及从民进党脱党参选的许信良。原本宋楚瑜是国民党的人,台湾省长,但是由于李登辉惧怕叶利钦效应,怕宋楚瑜跟自己抢功,于是就主张废掉了省一级的行政机构,省长自然就撤了。而且安排宋楚瑜向时任行政院长的连战提交辞呈,引发连宋二人的心结,于是宋楚瑜辞职之后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蓝营再次分裂。 这次选举,连战携国民党党机器参选,陈水扁携民进党党机器参选,而宋楚瑜则携省长时期的高支持率参选,三个人竞争非常激烈,以至于选举当天三方全都做好了胜选的准备。这次选举中由于蓝营是分裂参选,所以出现了很多关于“弃保”的传闻,即集中选票,放弃一人支持另一人。但是一直因为连宋的民调相差不多,大家也不知道该弃谁保谁。这是爆发了四件影响选举的事,一是在台湾很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李远哲公开挺扁,被称为是阿扁当选的临门一脚;二是兴票案爆发,国民党立委指责宋楚瑜借儿子的户口进行政治黑金的操纵,打击了宋楚瑜;三是所谓“假民调”,当时台北市长马英九违反了选前一天不能提民调的选罢法规定,说自己看过内部民调,认为是连扁对决,宋楚瑜已经出局,导致部分蓝营民众弃宋保连,这也后来成为了马宋心结的很大一个原因;四是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强硬表态,“不管是谁,搞台独就没有好下场”,这句话也为陈水扁增加了不少的选票。最后阿扁以39.3%获胜,宋楚瑜获36.8%落选,连战仅获得23.1%的选票。这次选举之后,阿扁当上了少数总统,台湾朝小野大,长期在野的党执政,长期执政的党在野,大家都不太适应自己的新身份。台湾开始空转,竞争力逐渐衰退,从四小龙之首逐渐滑到最后一名。当时国民党的民众围攻了党中央,要求李登辉下台。马英九作为市长讲话要求民众冷静,被李登辉是为逼宫,马李心结埋下,又被民众认为是护李,被扔了一身鸡蛋。宋楚瑜在落选晚会面对支持者“组党”的呼声,不久后成立了亲民党。而大陆也学乖了,对台喊话也变了样,从“搞台独没有好下场”,变成了“我退休以后,就是爬,也要爬到台湾去”,身段软了很多。 2004 年总统大选与两颗子弹 对于85后的我来说,2004年大选应该是第一次直接接触到的总统大选,之前的几次都没怎么直接关注过,都是靠之后的文献和记录才逐渐的了解。2004年的总统大选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接近的一次选举,民进党的陈水扁吕秀莲仅仅赢了国民党的连战宋楚瑜千分之2.28,后来被民进党称是二二八冤魂保佑了阿扁的胜利。但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那两颗子弹的故事了。 投票前一天,即2004年的3月19日,陈水扁和吕秀莲在自己的大本营台南市扫街拜票的时候遭到枪击,一颗子弹打进了吕秀莲的膝盖,而另一颗子弹则打进了陈水扁的衣服,并在阿扁的肚子上蹭出了一条线,弹头落在了阿扁的夹克里。这件事当即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论,民进党指责国民党阵营玩儿黑的,而国民党则说当时自己一方的民调领先,没必要玩儿黑的,很可能是民进党的苦肉计。当然也有人认为此事是地下赌盘为了影响选举而采取的行动。著名的华裔神探李昌钰也从美国回来调查此事,后来也没发现什么蹊跷的事儿,十天之后,警方在台南海边发现一个叫做陈义雄的死尸,并认定这个陈义雄就是凶手,跳海畏罪自杀,就此结案。 2008年香港拍了一个叫做《弹道》的电影反应的就是这个事情,由任达华出演,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这次选举还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所谓的灌票。在台湾,每次选举都是当天下午结束,然后直接就开票的,晚上就能知道结果。每个电视台为了争取收视率,就在每个开票点设置记者,随时统计数据,实时播报。所以有的电视台为了体现自己比别的电视台消息迅速,就故意的进行灌票,比如现在甲组开出了100票,电视台故意灌水说是120票,反正等过一会儿也能开出120票。结果这次选举有的电视台灌爆了,以至于发生了我听讲座听到的一个故事,很多人在看电视认为连宋稳赢的情况下出门吃了个饭,回来发现阿扁反超了,而且连宋的票不升反降,他们看的应该就是那些给连宋灌票灌多了的人,再加上此次选举废票很多,双方差距很小,导致很多民众,尤其是蓝营民众认为阿扁做票。后来经验票法院裁定阿扁当选,台湾的媒体声誉因为此事大幅下挫。 04年之后的各次选举,大家可能都很了解了,在此,我也就不再赘言了。     (采编:姚昕毅;责编:周拙恒)   您可能也喜欢: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五:《被出卖的台湾》--白色恐怖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一:《一八九五》---孤儿的第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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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张铁志:保钓运动与台湾民主

  “在台湾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这种机会可以造这种威权体制的反,多少压抑着的闷气在此时倾泻而出,这其实才是台大保钓运动的最大动力。这是当时台大学生的作家郑鸿生在其书“青春之歌”中的描述。   他所说的机会,是1971年初海外开始出现保钓运动,台港留美学生在在美国各大城市举行保钓游行,而在1971年的四月十日于华府的大游行达到高潮。   这段期间,郑鸿生和他的台大同学们收到海外的学长寄来的保钓资料,其中有许多猛烈抨击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文章,彻底震撼了他们。   他们,彼时正处于苦闷的心情。整个1960年代,是一个被白色恐怖笼罩的沉默年代──就在那一年,雷震被逮捕入狱。1962年,台大学生发起“自觉运动”,筹办刊物“新希望”,开始反思现实,但很快被禁。(后来自觉运动中的许多主角都成为岛内或海外保钓的要角。)   到了保钓运动诞生的前夕,岛内政治气氛高压盖顶,自由主义的异议者殷海光去世(1969),社会主义的异议者陈映真被捕(1968)。1971年春天,被党国体制封嘴数年的文星杂志主编李敖和谢聪敏、魏廷朝被捕入狱;在美国,留美学生黄文雄、郑自财在纽约刺杀准备接班行政院长的蒋经国未成。   但时代正在处于改变的气氛中:70年底,“大学”杂志改组,增加许多敢言的青年知识份子,对现实政治提出批判;1968年在台湾地区首次举行立法委员选举,出现了党外人士参选;外交上,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争夺战不断上演,俨然是山雨愈来。再加上许多知识与文艺青年看到美国六零年代的反越战运动、包括摇滚乐和民谣在内的反文化运动,都让有志青年不仅胸有热血,且关注国事。   郑鸿生和他的朋友(如在念台大哲学系的钱永祥)是受“自由中国”和“文星”杂志启蒙的一代。对他们来说,美国政府把钓鱼台送给日本这件事固然激起民族情感的愤怒,但他们看到海外留学生对政府“对内腐败、对外无能”的严厉批判却更令人振奋。他说,“我们这一伙人本来就不是追求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者,反而更敏感于国家机器的压迫性。”   于是当台大侨生率先打破台湾校园的死寂,贴出“钓鱼台是我们的”的大字报,他们在71年四月在学校一栋建筑挂起了大布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四月15日,以港澳侨生为主的学生走出校园去美日大使馆抗议──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学生上街示威。在六月十七日美国和日本正式签订移交包括钓鱼台群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的正式文书前十二小时,更有数千名台湾学生上街游行,分别向美国及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文书。   秋天,这群台大的保钓学生决定参与台大台大班联会竞选,以在校园内激起更多公共讨论。提出“代联会主席由台大全体学生普选”的反对派候选人王复苏第一次击败亲国民党的学生,当选台大代联会主席。之后,当保钓声音在校园中减弱,他们却一方面在校园刊物开始论述“言论自由”、“知识分子的责任”等话题,另方面举办“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辩论会,并将全文先后刊登于“大学杂志”上。   这些议题是战后首次得以在校园公开化,并且都是当时民间知识分子关注的政治议题,可以说校园内外的民主声音汇集在一起。郑鸿生说,当“海外保钓运动转化为中国统一运动时,台湾岛内保钓运动的动力则转化成校园民主运动。”   但是党国体制当然不会让这样的声音超出控制,尤其在72年接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巩固权力之后,更要开始镇压这些异议声音。如党报中央日报一个以“孤影”为笔名的作者连续六天刊登“一个小市民的心声”,批判台大学生运动,鼓吹社会稳定。台大教授陈鼓应、学生钱永祥等人先后被警总约谈,继而是十四位台大哲学系教授被解聘的“台大哲学系事件”--这不仅给当时的校园运动给予最重的一击,也中断了台湾自由主义的火炬。   即使钓运或台湾的校园民主运动在72年以逐渐烟硝熄去,但他们确实标志着一个时代终结的开始。海外保钓学生固然有许多转向中国统一派,或者支持国民党的革新保台派,但在台湾这群青年,则有不少人后来参与党外政治运动,或者左翼统派刊物“夏潮”──而这两者都是党国体制下的民主运动。   和如今保钓不同的是,他们在运动中是去质疑政府权威,而不是把保钓运动单单作为一个爱国运动。正如郑鸿生所说:   “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们而言除了心理层次的满足外,不必然带给人民实质的解放与幸福,而保钓运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信念所传递给我们的,正是在于弱势者反压迫的信息。”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五:《被出卖的台湾》–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电影里的台湾之五: 《被出卖的台湾》——白色恐怖   文/ 马军(国立台北大学)       严格意义上说《被出卖的台湾》不是一部台湾电影,而是一部美国电影,原著、编剧和导演都是美国人。按照维基百科上的解释,这部电影的灵感取材于四个历史事实:江南案、陈文成案、美丽岛案以及国民党留学生对在美的台湾学生进行监控。这部片子上映于2010年,类型上算是政治题材惊悚片,在台湾也引起了一些反响,尤其是独派人士的大力推崇,据说还专门召开过针对这部电影的学术研讨会。但我必须要首先说明的是,这是一部烂片,槽点无数,Bug频出,可以说吐不完,如果大家想看这部片子的话,需要做一些心理上的准备。然而之所以还是要在这个系列里选择这么一部电影,是因为这部电影所反映的内容确实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即白色恐怖时期。 这部电影看上去制作成本应该很低,拍摄也比较的粗糙。可能导演极力地想把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独裁统治拍摄的淋漓尽致,但是显然功力不够,让中国人看起来整部片子显得不伦不类。我记得看过一个帖子,说《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女士只会写好人,不会写坏蛋。同样的,我觉得美国人只会写民主,不会写独裁。我从头到尾看完过一部叫做《白宫风云》的美剧,发现美国编剧笔下的美国政治和白宫里实际发生的几乎完全一样,连美国政客都说“我们简直就是按照他们的剧本治国”。但是一涉及独裁专制的剧目,从《V字仇杀队》到《被出卖的台湾》,美国编剧就显得弱爆了,把专制行为描写的太过于简单了。很显然,他们过惯了简单的生活,像专制统治这么复杂的事情,显然已经在他们理解范围之外了。 这部电影关于台湾的部分全都是在泰国取景,雇佣的演员也大部分都是泰国人,所以电影里头充斥了大量的泰文招牌、东南亚典型的拥挤小街道以及很费劲才能听懂的东南亚式中文,让观众很容易走神,难以一直专注于影片。其实江南案和白色恐怖是非常好的电影题材,但是被这部电影给毁了。 总之,如果你想了解一点关于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这部电影还是多多少少能够提供给你一些相关的内容,但是如果你只是想看一部好电影的话,就建议你直接绕过这部电影了。因为对于我来说,这部电影更像是一部赤裸裸宣传台独思想的政治宣传片。不是说宣传片就一定不好,但是私货携带得太明显,就不免让人厌烦。就比如《地雷战》,你如果把它当战争纪实片,就难免觉得太唬烂,但是如果把它当作是反强拆抗城管题材教学片,则还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 在上一篇讲二二八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在台湾总统府的正前方偏左,有一个二二八纪念公园,里头矗立着二二八纪念碑。而二二八纪念公园正对面,总统府的正前方偏右的地方,则立着另一块碑,即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我不知道马英九的办公室是不是有面向凯道的窗户,如果有的话,只要他站在窗前,视野的左面就是二二八纪念碑,视野的右边就是白色恐怖纪念碑,看着这么个景象,不知道他会如何感想。 白色恐怖纪念碑的碑文是这么写的: 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巨,史称“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纪念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 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委员会谨立 2008年4月7日 按照这个碑文的说法,白色恐怖的时期应该长达四十多年,在这四十多年里,台湾出现了非常多的反抗当时国民政府统治的个人、团体和行动,本电影所呈现的江南案、美丽岛等事件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接下来,本文就重点的说一些白色恐怖时期台湾政治抗争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和事件。     白色恐怖戒严始   之前在讲到《多桑》的时候,曾经提到了台湾意识的一个很大的来源就是台湾曾被日本殖民50年的经验,而讲到台湾意识萌发的另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所谓的“恐共心态”,在这一部电影里我们就能明显的看到所谓“恐共心态”的影子。白色恐怖时期,台湾的“恐共心态”主要体现在防止大陆共产党的渗透,其压制的程度是全方面的。左翼思想在台湾被归为“倾共”思想的派系。之后,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两岸关系的缓和,在台湾的中央政府取消了戒严,开放台湾老兵大陆探亲,反共政策有所调整。但是其“恐共心态”一直存在。 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恐共心态”逐渐变为“恐中心态”,在这种心态的转变过程中,台湾民众的自我意识逐渐的增强。李登辉时期的“千岛湖事件”以及“导弹危机”等两岸之间的不愉快事件被成功的操作成了中国打压台湾的印象,强化了台湾民众的“台湾意识”,使得反共意识和台独主张捆绑在了一起。李登辉时期为台独打下了基础,而陈水扁时期则全力推动着台独,并且把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国民党成功地捆绑到了一起。 2008年马英九胜选,国民党再次执政,两岸关系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虽然两岸已经签署了ECFA,但是在政治层面上的交流却很少。一方面,碍于台湾目前内部强大的政治压力,马英九及其执政团队不敢在政治领域与中国大陆有很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马英九本人其实也是有反共意识的,其曾经明确表示有生之年不会希望与中国统一。 而“恐共心态”的最初表现形式就是戒严,1949年5月20日,对大陆已经取胜无望的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施行了戒严令,对内对外都严格管控。对外的方面就是封锁港口,港市宵禁等,对内就是禁止集会、罢工、请愿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战争情况下的常态。但是有一点对台湾政治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之后,因为处于交战状态,或是防共反攻的需要,很多中央级别的官员,包括总统和国大等等都无法改选。于是蒋介石就一直连庄下去,也就有了一个笑话,说蒋介石死后遇到孙中山,孙中山问他卸任后继任者是谁,蒋介石回答于右任(余又任),吴三连(吾三连),赵元任(照原任),赵丽莲(照例连)。 这里就要多说一句了,其实在讲到《多桑》的时候已经提到,日本在撤离台湾的时候,就在台湾已经留下了一个民主制度的雏形,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当即也开放了县一级的直接选举。所以说,在当时的台湾不能说是没有民主的地方,只是最高级别还没有选举而已,地方行政长官靠选举产生的意识在当时还是存在的。只是因为和共产党交战的原因才使得当时的执政党有“正当的”理由不开放最高级别的选举。这一点和韩国很像,韩国军政府也是因此占据领导位子很久。正是这种强势的政府操控着社会,也操控着经济,才使得当时的韩国和台湾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赶上了世界经济起飞的一次大好时机,各自都成为了东亚四小龙之一。当然,这种理由显然并不能撑很久,民众有了低阶官员选举的经验之外,势必会产生对更高的甚至最高级别的官员选举的要求和呼声。我之前经常思考,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其实还是比较平顺的,牺牲和流血相对比较少,这和台湾本身就有低阶官员选举的民主制度是有很大关系的,从低到高的争取民主,显然要比从无到有,要容易一些。   雷震与《自由中国》   雷震早年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好,1949年以前也在国民党内部担任过高官,最高担任过政务委员。因为雷震早年留学,主修宪法学,所以对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比较青睐,属于一个自由派文人。雷震创办《自由中国》的构想最早是在大陆萌发的,1949年在上海他和胡适等人就准备创办这么一个杂志,当时的主要目的还是以反共为主,深受蒋介石赞同,但是因为战局未能办成。当年10月,雷震来到台湾,在当时的教育部长杭立武的帮助下终于办出了《自由中国》的创刊号,身在美国的胡适担任发行人。而当时的蒋介石需要做出一副比较开明开放的姿态,来吸引美国的援助,所以对雷震这批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是采取重用,再加上《自由中国》早期的反共立场,使得《自由中国》和蒋介石还是有过一段蜜月期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中国》反共的色彩越来越少,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强,反蒋独裁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再加上蒋介石已经获得了美国的援助,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作势,所以雷震与蒋的关系越来越差,到1954年,雷震被蒋介石“双开”,不仅官职没了,连党籍都被注销了。 1960年,雷震参与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第三任连任总统的连署,并写文章呼吁台湾要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因为当时还有民社党和青年党两大花瓶),并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后因此在当年9月被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判处了十年徒刑。 雷震在监狱里坐满了十年牢,于1970年出狱,1979年逝世。后来一直到了2002年,阿扁在任的时期,中华民国政府才正式宣布雷震案为冤案,算是为雷震平了反。     柏杨的《大力水手》   大家都知道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和《丑陋的中国人》,也可能都知道柏杨先生坐过牢。其实在那个时代坐牢似乎成了文人一定要做的事儿,不坐几年牢不被禁过几本书好像都不好意思称自己是文人。但是柏杨坐牢的原因是很有意思的。 1967年,柏杨任职《中国时报》的时候,翻译美国的漫画《大力水手》。其中有一则故事是大力水手父子两个流落到一个小岛上,两人闲来无事竟然在岛上竞选总统玩儿,其中大力水手演讲时的开场白“Fellows”被柏杨先生顽皮的翻译成了“全国军民同胞们”。要知道,“全国军民同胞们”是蒋介石的演讲御用开场白,其象征意义和辨识度基本等同于“too simple”之于那谁以及“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之于那谁。所以柏杨先生当即就被国民党政府抓了,以“共产党间谍”以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在坐了九年牢,写了包括《中国人史纲》在内的三部书之后,在美国人的干预下被释放,但是国民政府依旧对柏杨提出四项限制,最有意思的一条是“不许揭示人的本性”。我一直想找到这幅漫画,却一直找不到,如果有读者知道这幅漫画的链接,还烦请告知我。   陈文成案与江南案   他们两个,一个是在美国的台籍大学教授,后来在台湾被杀;一个是在美国的台籍作家,后来在美国被杀。《被出卖的台湾》里头表现了一个在美国的台籍大学教授在美国被杀的故事,其原型大概就是陈文成和江南的综合。 陈文成在台大拿到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取得密歇根大学博士文凭,并赴卡内基美隆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在美国期间,陈文成就非常关注台湾民主人权的运动和发展,在1981年7月回国探亲的时候,被台湾警备总部约谈喝茶,第二天被发现陈尸台大研究生图书馆旁的草坪上。国民党当局起初认定此事为“畏罪自杀”,但是因为陈文成拥有美国国籍,所以美国验尸官来台验尸,认为陈文成是被毒死的。但是其到底是怎么死的,直到今天仍是一个悬案。 就在今年,台大里还有很多的学生连署要求在陈文成陈尸的草坪处设立一个陈文成纪念碑,但是由于台大的校长和一些老师在这件事上的模糊态度而作罢。 江南,原名刘宜良,以江南的笔名在美国从事写作,以写过《蒋经国传》而闻名。1984年10月15日被三个台湾黑道杀手在旧金山著名的渔人码头开枪打死。由于当时因为中华民国政府被逐出联合国、美国转而和大陆建交不久,美台关系还处于震荡中,再加上江南的美国公民的身份,犯罪地点又是美国,所以此事造成了台美关系的紧张。美国认为,此事是台湾情报部门官员主使,也就是说,此案是一件台湾官方下令的杀死美国公民的案件。后来台湾也承认了江南案是情报官员主使,但是拒绝承认此事是高层授意的,纯属情报官员个人行为,并且把情报局长副局长抓起来入狱。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很多人认为此事主谋是蒋经国儿子蒋孝武,但没有证据,只是坊间猜测。此事过后,蒋孝武被派至新加坡,被解读为是“贬谪外放”。   “烈士”郑南榕   我在YouTube上无意中看到过一个只有几秒钟的视频,里头一个穿西装带眼镜的男人用台语讲到:“我就是郑南榕,我主张台湾独立”。面对着下面的掌声,这个人露出了一丝成分复杂的微笑。这个人就是被泛绿人士尊称为“建国烈士”的郑南榕。 郑南榕是一个自由作家,报人。其父是福州人,算是半个外省第二代,但是从小就“叛逆”,他大学读的是台大哲学系,但是没能毕业,原因是坚持不修“国父思想”这门必修课。从大学出来之后郑南榕一直参与政治活动,为他人辅选过,也写文章批判当时的政治体制,呼吁台湾独立,创办杂志。在民进党成立以前,他这种人被称为是党外人士。 1987年郑南榕与朋友一同成立了“二二八和平促进会”,要求平反二二八,冲击当时的社会禁忌。1988年他在自己所办的杂志上刊发《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并因此收到“涉嫌叛乱”的法院传票。郑南榕出庭之后就拒绝再次出庭,直到1989年4月7日,台北警方前往郑南榕所在杂志社拘捕郑南榕的时候,郑南榕自焚身亡。一个多月后在支持者给郑南榕举办的葬礼上,另有一名郑南榕的支持者自焚抗议身亡。 当然,对于郑南榕自焚的这件事有不同的说法,绿营基本上认为郑南榕是为了自由民主以及台湾独立事业自焚殉道,而很多蓝营媒体认为郑南榕是以身抗法,在以汽油弹攻击警方的时候不慎点燃汽油引火自焚。目前,绿营执政的台南市已经宣布每年4月7日为“言论自由日”。而在台北,几个月前也刚刚在郑南榕自焚的地方设立“自由巷”,以纪念郑南榕。对于郑南榕,李敖也有评价,他认为现在台面上那些主张台独的政治人物都是借由台独的口号来给自己谋取政治利益,而郑南榕是真台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中坜事件   1977年台湾县市长进行选举,在桃园县的选举中,有两个人参选,一个是国民党提名的欧宪瑜,一个是自行宣布参选的许信良。许信良也曾是国民党党员,而且是国民党籍的台湾省议员,因为和欧宪瑜争夺提名失败,所以宣布自行参选,因此还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 在戒严时期,虽然台湾也有常规的选举,但是在选举中国民党经常采取买票、窃听等等手段保证自己提名的人当选,再加上欧宪瑜这个人是调查局背景出身的人,政治背景不招选民喜欢,所以此次选举很多选民都和国民党对着干。再加上许信良有一定的号召力,当时的很多党外人士也都站队站在了许信良这一边,所以这次选举格外引人关注。 11月19号,投票当天,因为中坜国小投票所检察主任故意将两位老人的选票说成是废票,恰好被党外人士看到,声称国民党的检票员“做票”,引发了群众的不满。同时其他地区“做票”的消息也传来,群众迅速围攻了中坜警察分局进行示威。在示威过程中,警察开枪打死一名中央大学的学生,这点燃了群众的怒火,他们打烂警察局的门窗,烧毁警车,后来冲进警察局烧毁设施,直到许信良当选的消息传来,民众才散去。 这次事件中,一共烧毁警车8辆,摩托车60辆,中坜警察局被焚为平地,民众参与两万多人,是二二八之后台湾爆发的最大的群众运动。但是在这场运动中,蒋经国并没有采取武力镇压的办法,而是下令不许开枪,基本上挨打受伤的都是警察。这件事给蒋经国政府带来很大的震撼,蒋经国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觉得党外势力成了气候,高压政策施行不下去了,而党外势力则在这件事中锻炼了队伍,获得了信心,士气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美丽岛大审与林宅血案   1979年,台湾的一批党外人士创办了一个新的杂志,取名《美丽岛》,这个杂志为后来台湾政局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社长就是许信良,副社长是黄天福和吕秀莲,总编是张俊宏,总经理是施明德,都是后来影响台湾政治响当当的人物。这个杂志影响力很大,不到半年发行量就超过了8万册。 1979年的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美丽岛》杂志借此名义在高雄准备游行集会以示纪念。但是多次申请之后高雄警方一直不批准《美丽岛》的游行申请。于是杂志的主办方决定照原计划进行游行。于是高雄警方如临大敌,想尽办法阻碍游行的进行,在游行前一天抓了《美丽岛》的两名义工。这一下引发了众怒,很多本来不想参加游行的党外人士和民众后来都决定要参加这场游行。 12月10日的游行中,爆发了群众和军警的冲突,在冲突中,军警出动装甲车和催泪瓦斯,民众则以石块棍棒进行还击,双方打到半夜。冲突中无人死亡,但是民众有人受伤,军警受伤更多,一时之间游行民众被媒体指责成为暴民,更是激化了官民矛盾。 事情发生之后,政府决定逮捕党外人士,施明德、黄信介、陈菊、吕秀莲、林义雄等人被捕,在军事法庭受审。在受审的过程中,也就是1980年的2月28日,台湾一个很敏感的日子里,被捕的林义雄的母亲和他的双胞胎女儿被杀死在家里,成为了震惊社会的林宅血案,林宅血案和第二年陈文成案一样,到今天都是未破的悬案。 最后,美丽岛的事件的八个主要案犯全都被判有罪,其中施明德判的最重,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14年,剩下的六人都被判了12年。值得一提的是,给美丽岛案犯辩护的15人律师团中,很多人也因此一举成名走上了政治之路,现在活跃在台湾政坛的苏贞昌、谢长廷都是当时的辩护律师,当然,其中最有名的律师还是陈水扁,他借此踏入政治道路,一直坐到总统大位。讽刺的是,阿扁贪腐事发之后,轰轰烈烈的倒扁红衫军的大头目,就是当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施明德。 总体来说,台湾的民主转型成本的确比较低,没有特别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可以说是通过了一场“宁静革命”来达成的。当然,台湾的选举,尤其是在早期也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下一篇,我将通过一部叫做《黑金》的电影来讲一些台湾选举中的故事。     (采编:姚昕毅;责编:周拙恒)     您可能也喜欢: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三:《多桑》——父辈的故事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四:《悲情城市》——光复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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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电讯(9.19)——吃地沟油的命……

作者: 信力建   1.刘震云:我是一个书生,弱势群体,手无缚鸡之力。但通过“编瞎话”能让人知道这个“瞎话”背后可能比真话更接近真实,以这样的途径跟大家交流。如果一辈子能有那么10来次,甚至20来次通过出书这种途径,我觉得我生活得挺好。 2.【交警也是弱势群体】南京交警拦截一辆逆行还闯红灯的军车,军车不但不停车,反而顶着交警往前推!见交警不让开,军车司机探出头来,指着交警骂脏话。见交警还是要执法,坐在军车后座的男子下车,指着交警威胁到:“信不信,我整死你!” 3.【国庆买票难】1、上联:票难买车难上座下更是难;下联:站着累蹲下挤上厕更费劲;横批:查票了,查票了啊!2、我国火车专用对联:上联:啤酒饮料矿泉水;下联:花生瓜子八宝粥;横批:让一下,让一下啊! 4.央行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外汇占款余额为256400.83亿元,较7月末减少174.34亿元。外汇占款已经连续两个月负增长。分析称,外汇占款出现负增长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另一方面则与跨境资金出现一定程度的流出有关。 5.CNBC报道称,据财富研究公司Wealth-X17日公布的年度报告称,中国的超级富豪群体净资产在 2011年8月1日到2012年7月30日之间一共缩水1600亿美元,占比近三分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产权投资市场表现不佳,在这段时期内,上证综合指数下降了20%。 6.18日,广东省政府公布《广东省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确定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期间,广东所有收费公路、机场高速对小客车实行免费,并从今年国庆假期开始实施。 7.【胡雪岩精彩语录】1、银子是用得完的,朋友才是一辈子的事。2、与其晚失败,不如早失败;与其早成功,不如晚成功。3、要请别人帮忙就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4、做人要先学会听话,然后再学会讲话。5、一个人应该具备四识知识、常识、胆识、见识。 8.国羽退出日本羽毛球公开赛。世界羽毛球联会18日宣布,中国羽毛球队所有球员退出9月18-23日在东京举行的2012年世界羽联日本公开赛。由于中国队退赛,日方不得不重新调整赛程和种子排位。根据原计划,中国队将派出伦敦奥运会金牌组合,此次退赛将影响国羽的积分和排名。 9.美国财政部9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增持美债趋势未变,中国增持速度明显放缓,日本持有美债总量则逐渐逼近中国。如当前增持趋势不变,日本在半年后可能取代中国,成为美债最大持有国。 10.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周二表示,已经取消了9月至11月期间,中日航线的1.88万个预定座位,在所有被取消的座位中,3800个座位是日本飞往中国的航班,1.5万个座位是中国飞往日本的航班。这显示出中日两国之间的领土之争正在如何影响着旅游业。 11.凤凰卫视报道,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8日晚在日本TBS电视台的一个谈话节目中表示,在中国反日示威行动中遭受损失的日本企业应该得到中国政府的赔偿。他称:“你的行为造成了别人损失,就一定要赔偿的,一般来讲本来应该这样做的。” 12.9月22日是“世界无车日”,深圳地铁5条线路将延长运营服务时间至23:30.无车日当天,深圳地铁共安排83列车于管内罗宝线、蛇口线、环中线上线运营,并有6列备用车随时待命,全天共计划开行载客列车1033列次。 13.英国《金融时报》称,俄罗斯已经同意免除朝鲜拖欠了几十年的110亿美元债务中的90%,表明莫斯科和平壤可能会推进新的双边经济和政治关系。 14.英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宣称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一处小行星碰撞形成的陨石坑,其中蕴藏丰富钻石资源,储量之大可持续开发3000年。据悉,这个弹坑名为波皮盖坑,直径约100公里,蕴藏钻石量达数万亿克拉,超过全世界现有钻石储量。 15.人民日报海外版今日发文关注美联储出台QE3(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称美国开动印钞机这一放任美元贬值的做法,有转嫁危机之嫌。业内人士认为,受美元“兑水”影响,人民币短期内或将重返升值通道。 16.【1700万,到此一游】8月17日,郑州王先生的手机收到394条提醒短信:账户进账1700万,他瞬间成千万富翁。但他还是到银行说明情况,银行方面称可能是系统出问题。18日,王先生收到近400条钱被转出短信,1700万又飞了。 17.【水是最好的“药”】色斑:清晨一杯凉白开;感冒:要喝比平时更多的水;便秘:大口大口喝水;恶心:用盐水催吐。发热:间断性、小口补水为宜;肥胖:餐后半小时多喝水;咳嗽:多喝热水;失眠:洗澡泡脚,热水是强效安神剂;烦躁:多喝水;心脏病:睡前一杯水。 18.中美是夫妻,貌合神离但绝不会离婚,毕竟有三万亿共同财产,离婚代价太大。日本是小三,找点刺激,钓钓鱼可以,但必须严加防范,否则会登堂入室搏上位。菲律宾和越南是小姐,争过去争过来就是为点儿小费。放心吧,该出手时就出手,揍它小日本,不会出大事!——李敖 19.法新社报道,在美国访问的昂山素季18日表示,美国与缅甸加强关系,很自然就会引发是否会让中国遭受损失的问题,但这一情况不会发生,美缅交好不应被视为对中国的敌视行为。昂山素季还希望中美能够建立友好的关系,因为这对缅甸惠莫大焉。 20.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是为了什么?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四:《悲情城市》——光复二二八

“斯后近半世纪,台湾长期戒严,朝野噤若寒蝉,莫敢触及此一禁忌。然冤屈郁积,终须宣泄,省籍猜忌与统独争议,尤属隐忧。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沉疴不治,安和难产,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勒石镌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远。天佑宝岛,万古长青。” 电影里的台湾之四:《悲情城市》——光复二二八   文/ 马军(国立台北大学)     我想,只要是对台湾电影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不会没看过这部电影,最起码的,都不会没听说过这部电影。同样的,只要是对台湾政治有一点点了解的人,也不会不知道二二八。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二二八的时候,很多同学都给我留言说知道这件事儿,说这就是台湾政治史上的“六四”事件。的确,二二八是台湾政治史上不得不提的一件大事儿,给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的冲击也是非常的大,至今二二八依旧是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一件“原罪”。但是若是将二二八直接等同于“六四”事件,似乎却又有些牵强。的确,二二八事件为之后的台湾民主化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就事论事的来看,二二八事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关于民主诉求的事件,更多的是表现对当时执政者的以及外来人士的一些抗议,所以,我想,若是想更多的了解二二八的性质,将二二八和大陆前几年在疆藏地区发生的“七五”事件和“三一四”事件做一个类比,可能更准确一些吧。   还是先来说说电影本身,《悲情城市》是一部侯孝贤的电影,于1989年发行,由于当时台湾刚刚解严不久,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舆论的自由程度还远不及今天,所以在当时拍这么一部片子,可以说是直接挑战了台湾的禁忌话题。但是这部片子并未遭到删减,更没有遭到禁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部片子在威尼斯拿到了金狮奖,成为了第一部在世界三大影展获奖的台湾电影,这种国际荣誉给了国民党当局比较大的压力,才使得这部片子过审,和观众见面,并引发了台湾关于二二八的一个大讨论。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部电影没有拿到当年金马奖的最佳影片。此外,这部电影还带动起了九份和金瓜石地区的旅行热,很多游客去九份游玩的时候,除了在老街逛,还要找悲情城市的拍摄原址看一下。 插一句,上一篇我讲的《多桑》那部电影,也是以九份和金瓜石为故事背景和拍摄地的,九份和金瓜石以盛产金矿而兴盛,矿藏挖掘殆尽后没落了,其兴盛和衰落的时间和日本占领台湾的时间大致吻合,所以以此地为背景的片子大致都与日本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提起九份和日本最为人熟知的关联,恐怕就要数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了,这部动画电影里的小镇,就是以九份老街为原型的,若有读者想去台湾旅行,九份是我强力推荐的一个地方,当然,去之前把《悲情城市》看一遍,就再好不过了。 回想一下,这部片子我大概看了三遍。第一次是大学时候看的,只是觉得侯孝贤的镜头很长,整部片子很稳,关于整部电影的内容并无太深的印象。第二次是在厦大听邱毅演讲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回去又看了一遍,并查了一些关于二二八的东西。第三次是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结合最近读到的东西,这才看出片子里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可以说把当时台湾的局势刻画的非常到位,也体现了编剧和导演的功力吧。哦,对了,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就是之前讲到的那部电影《多桑》的导演,吴念真。 电影在日本天皇的鹤音中和生孩子女人的痛苦呻吟声中开始,陈松勇扮演的林家老大林文雄在电影的一开始得到了一个儿子,取名林光明。日本战败,新生命降生,取名光明,谁都知道这代表着什么。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给林文雄生孩子的这个人是林文雄的小妾,而且是说广东话的,这一方面可以说在1945年的台湾,还保留着重男轻女和娶妾这样的传统,一方面可以说经济上和大陆的往来还是比较密切的,而且经济比较好,会有讲广东话的南洋女性愿意嫁过来作妾。 本片中除了占主体地位的台语,还能在其中听到日语,上海话,山东腔调的国语,广东话以及几乎不能称得上是国语的绍兴方言。从这些复杂的语言中就能听出当时台湾社会的复杂,战败的日本人,经商往来的南洋人,随国民党到台湾的阿山(唐山人,即大陆人),在台湾从事商业甚至不法走私的上海人,还有接管台湾做行政长官的浙江人(陈仪)。这些不同背景不同理念不同利益不同文明程度的人共同交织出了台湾当时的背景。 而林家的背景从历史上和空间上都勾勒出了当时台湾人的生活状态。林家的老爸,台湾著名布袋戏大师李天禄(侯孝贤另一部电影《戏梦人生》就是以其为主演和故事原型拍摄的)扮演的林阿禄,日本时代因为维护村庄的利益被日本人视作流氓而屡受欺负;陈松勇扮演的林家老大林文雄全力经商维持自己大家族的家业,最后被大陆人枪击致死;电影里未露面的林家老二林文森因会医术,随日本军队前往吕宋岛参军做军医,生死未卜;高捷扮演的林家老三林文良在上海为日军做翻译,染病发疯,治愈后因拒绝与大陆人做走私生意被以汉奸罪治罪,旧病复发成为疯子;梁朝伟扮演的林家老四林文清自幼耳聋,开照相馆为生,喜欢读左派书籍,结交文人,最后因为二二八清肃入狱被关。 此外,另外一些人物因二二八的人生轨迹以及其他细节在电影里也有展现:日本战败后日籍人士和台湾人的友谊,日籍人士的撤退,大陆记者在台湾的生活,台湾米糖的外流等等,都能在电影里看得到。侯孝贤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从个体的层面反映了当时台湾宏大的历史背景。那么,二二八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发生,怎么发生的,又给现在留下了多大的影响,我想,这还是要从1945年开始说起。 祖国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抗战取得胜利。当时和大陆一样,台湾也陷入了一股喜悦的情绪之中。两个月又十天之后,也就是10月25日,中国台湾行政长官总署兼台湾警备区总司令陈仪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堂接受了日本末代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书,也正是因此,每年的10月25日,被定为台湾的光复节。 然而在台湾最初光复的一段时间之内,台湾民众的喜悦情绪一直不敢太过于爆发,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在台湾还有非常多的日本军队的存在,这些军队和警察系统会不会做出狗急跳墙的事情,当时的台湾人谁也摸不准。其实当时的日本人也不敢乱动,也不知道自己上街之后会不会被台湾人暴打一顿。一直到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一些日本人由于迫于生计,捡起手艺,从事一些战前的工作,比如开一些理发店、糕点铺之类的工作。由于这些人以前在日本就是从事这样的职业,所以有些日本人的店铺和生意做得比当时的台湾人要好,再加上日本人受教育程度、现代化程度以及文明程度都要好过于当时的台湾人,所以台湾人对日本人的有着非常微妙的态度:一方面这些是已经战败了的敌人,一方面这些人又很有文化、很文明,甚至有些和台湾人已经建立起了朋友的关系。影片中交代了宽美日本好友的撤离,就能体现这种态度,宽美的日本好友及其父亲是小学的老师和校长,用现在的话说这些人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以日本虽然是敌国,但对台湾人来说,日本人却不见得都是敌人。 对日本感情的微妙并没有影响台湾人回归祖国时的喜悦,10月17日,当国军70军在基隆港登陆的时候,基隆一片欢腾,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旌旗招展,人山人海。当时,台湾民众传颂着陆游的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唱着欢迎歌迎接着国军进入台湾,那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台湾今日庆升平,仰首清天白日清,六百万民同快乐,壶浆箪食表欢迎,哈哈!到处欢迎,哈哈!到处欢迎,六百万民同快乐,壶酱箪食表欢迎。”也从这可以说当时民众对光复还是非常高兴的,当时的台湾也没有所谓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撕裂,这些问题都是之后的事情了。 在这里需要说一下的就是,现在在台湾很多的台独理论之中,对于光复的问题和一般的理解还是有一些争论的。一般认为,台湾光复代表着是台湾回到中国怀抱,中华民国对台湾行使主权。但是有一些“台湾地位未定”的观点会认为,当时割让台湾的国家是大清帝国,主权移交的时候是国民政府,所以光复一词并不合适。甚至也有人扣一些字眼,说《开罗宣言》只是新闻公报,不是正式条约,所以不具备法律效力,这些观点还说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只是向同盟国集团放弃对台主权,并没有指定说还给谁,所以将中华民国政府对台湾的管制和之前荷兰、西班牙、明郑、清朝和日本在台湾的统治等同起来,而并未将其视为中国政权在台湾的一次延续,这种历史观点为一些台独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支持。 然而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却深深的伤害到了台湾人民单纯而又喜悦的心情。当时国民政府派到台湾的第一任长官是陈仪,浙江绍兴人,我们在这部电影里听到的那两次安抚人心的广播,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蒋介石的声音,后来才反应过来应该是陈仪的声音。陈仪在1935年的时候曾经到过台湾,参观过台湾的一些代表现代化的单位和工程,比如日月潭水电站、基隆港,台北帝大等,再加上其在福建担任过七年多的公职,深谙闽情,所以陈仪应该是当时国民政府能拿出来治理台湾的不二人选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不二人选,在台湾的治理可以说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最后引起了二二八。 首先需要在这里交代一下的就是,很多史书和文章包括李敖都认为陈仪这个人是一个廉洁奉公的爱国者,贪污的那些人都是陈仪的手下,制造台湾人和本省人矛盾的甚至也有老百姓的原因,二二八的爆发原因不能都扣在陈仪一个人的脑袋上,陈仪冤啊。我认同这样的说法,但是群体情绪就是这样,怨气不一定,甚至说一定不会撒在直接相关责任人的头上,但是当民间情绪需要爆发的时候,这个历史的名声落在了谁的头上,只好自认倒霉。 二二八的发生是有当时的社会基础的,当时的台湾的社会局势可以分两方面来概括: 首先,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非常的严重。由于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下经历了50年的时间,有意无意的都养成了遵守法律的习惯,在这种遵守法律的风习之下,还建立起了一系列的非明文的约定。比如台湾在当时就有提供自行车租赁的服务,不用缴交押金,只需交付租金即可,当大量的外省人初到台湾租赁自行车的时候,很多台湾店家连租金都不收,表示友好,但是这些自行车很多都有去无回,导致后来很多店家再也不租车给外省人。同样的故事还有雨衣等版本。这些小事传播起来很快,也很容易被夹杂进一些谣言和不实,但正是这些小事经过传播,逐渐在人心里,增加了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隔阂,让台湾人对外省人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厌恶。 情感上的厌恶只是内心的隔阂,而工作待遇上的差别就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了。国民政府接管了台湾之后,基本上所有的领导岗位都是由外省人把持,本省人从事的几乎都是低层次的工作,甚至干脆失业,这一点在《悲情城市》中也有交代。外省人的祖国心态使得他们对本省人颐指气使,工资津贴又高,本省人受指挥,工资又低,动不动又被看做是奴化教育下长大的人,难免内心不服气,“我们哪里愿意被奴化,还不是清朝割给日本的。” 这仅仅是不同省籍的民众之间互动出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则出在官方和民间的一些互动上。首先,在国民党接管的一开始,台湾的工厂很多职员和技术人员的岗位都被安排上了外省人,导致本省人的失业率上升很多。而且物价波动的非常厉害,电影里说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之下,米价上涨了250倍,而实际上还有米价上涨了400倍的记载。物价上涨、失业率高还引发了很多的治安问题,民众发现生活水平还不如日本在台湾的时候。 此外,官方的贪污、腐败、收受贿赂以及侵吞资产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在接收日本留台物资的时候,这些官员通过伪造和销毁清册的手段将很多的资产归为己有。当时一个著名的案件就是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案,陆桂祥贪污五亿元台币,结果在彻查的时候台北县政府着了一把火,所有的单据清册一把火烧光,此事后来不了了之,让民众怨恨不已。 和大陆一样,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够引起的只是民愤,而远不能引起民变,引起民变的一定是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件,比如说是经济问题,或是环保问题,所以贪污处处有,民众上街的地方只有启东和什邡。所以,最让当时台湾老百姓不能忍受的还不是以上的事件,而是官方与民争利的事件。当时的官方制订了非常严苛的产业管制政策,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断了老百姓的活路。日本时期,台湾的私营煤矿金矿产业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国民党接管之后全部归为官方收购,价格由官方指定,官方以定价收购物资,再以市场价卖出,一买一卖之间差价巨大。这种管制,大到煤矿小到文具涵盖范围极广,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米糖的走私也是一个问题,台湾盛产米糖,自给自足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不管是私人和官方,都大量的通过走私的手段向大陆运送米糖,使得台湾的大米和糖的供应跟不上,导致米荒,引发民众恐慌。影片里的林家老三就是因为拒绝参与米糖的走私才被上海人陷害入狱的。 烟酒的专卖也是一个大问题,如上篇文章所讲,台湾烟酒的专卖制度是由日本建立的,但是日本时期私人小规模的烟酒买卖还是存在的,而由于烟酒有比较大的利润,导致国民党政府全面收归公有专卖,私烟私酒不得买卖,而专卖的烟酒质量极低,该辣的酒清淡如水,不该辣的纸烟则发霉呛鼻。公营的产品质量如此低劣,于是就有人尝试倒卖私烟私酒,这也为二二八的爆发,点燃了导火索。 “城管”闯大祸   1947年2月27日傍晚,六个“台北专卖局”的警察在台北延平北路进行“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名叫林江迈的妇女在偷偷的贩卖私烟,于是决定没收其所有香烟,并且搜走了身上的所有钱财。林江迈育有一子一女,是个寡妇,生活拮据,于是苦苦哀求执法人员能不能归还一部分香烟及钱财,双方发生纠葛摩擦。而此时,围观群众越聚越多,使得执法人员压力山大,准备逃走,情急之下用枪击打了林江迈的头部,导致其当场头破血流。这样一来,围观群众不答应了,开始包围甚至围攻执法警察,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警察开了一枪,不小心打死一个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的市民。对于这一枪,有说法认为是警察开枪示警误杀民众,有人说是围观群众抢警察的枪导致走火。然而不管怎样,当时的场面是控制不住了,六名警察逃至附近的警察总局,结果警察总局被数百名群情激奋的民众包围,要求立即交出肇事警察并当场击毙,用李敖的话讲,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警察局长会答应这样的要求。群众的要求没有得到解决,导致了第二天事态的扩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警察总局离中山堂非常的近,一年多前台湾民众刚在这里见证了日本的投降和回归祖国的喜悦,一年多后就爆发了这样的事件,民心转变之迅速,可见一斑。 28日上午,民众们再次围聚到派出所门前抗议,市民纷纷罢工罢市,表示支持。在台北专卖分局的抗议过程中,民众打死了两名工作职员,打伤四名,并烧毁了很多台北专卖分局的物品。之后民众又冲向了陈仪办公所在地的行政长官公署,结果卫兵在无预警的情况之下朝民众开枪,群众死伤数人。这枪声打散了民众,也点燃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之火,本省人打不着陈仪,便开始在大街上围攻外省人,首先攻击的是穿中山装、大褂以及旗袍的外省人,其次是殴打不会说台语的外省人,后来是殴打不会说日语的外省人。电影里梁朝伟扮演的林文清就因为耳聋听不见台湾话,差点被打。 二二八当天,据传闻就有十几名外省人被在大街上打死,并且也有外省女性被轮奸的传闻出现,于是警备司令部当天下午紧急宣布台北戒严,并派出军警上街维护治安,在维安过程中又爆发冲突,有本省民众被打死。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一点就是,在大街上殴打外省人的本省人主要是一些日本时代流下来的亲日派流氓以及大量从海外回到台湾的无就业的兵士,他们下手狠毒凶残。在电影里也能看出,宽荣在火车站看到的景象中,并非所有本省人都围打外省人,主要的打手基本上都是统一着装的流氓。而当时还有很多本省人保护外省人的新闻与记载。 事情远没有就此结束,在台北发生的事件迅速波及到了台湾岛内其他的地方。台中、嘉义、云林、高雄等地全都爆发了对抗国军的武装冲突事件,就连阿里山的原住民都参与了反抗的活动。以嘉义为例,嘉义市几乎所有学生全体动员参加与国军的战斗,在战斗中,市长公馆被占领,警察局被缴械,军火库被攻陷,民众还成立了“台湾民主联军”,与驻守军队激战。一开始,民众部队占据优势,一直到3月21日,增援部队到达时驻守军队才开始反扑并逐渐掌握局势,并且在嘉义市火车站之前先后枪毙上百人,血染嘉义火车站,成为二二八事件中一个很大的惨剧。 二二八发生之后,在本省籍民意代表和知识分子的建议之下,陈仪政府颁布了几条处理意见,也就是我们在电影里听到的一些关于“不追究责任、释放被捕人员、给予安慰金”等处理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一些进步乡绅、左派人士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电影里宽荣、林文清等文人被捕,就是因为参与了此事件。在当时的社会,读马克思等左派的书籍被看做是非常进步的事情,就连李登辉,也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所以,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存在着“政府残忍镇压民众”和“政府武力平叛”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的情况下,大陆也有其自己对二二八的定位,大概意思就是二二八事件是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带领的反抗国民党暴政的一次起义活动,并举办了很多次的活动纪念,据说还发行了纪念邮票,有意思的很。 在暴力事件逐渐平息,尤其是当大陆援兵到达之后,陈仪开始在台湾推动了清乡运动,对可能对政府进行反抗的人士进行捕杀,其中捕杀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社会名流、乡绅以及一些异议人士,这些异议人士很多都以叛国、联共等罪名被枪决,由于杀害的大多数都是台籍的文化精英,所以清乡行为更遭到台湾民众内心的痛恨,大陆拍的一部电影《云水谣》,里头陈坤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在清乡期间从台湾逃出来的左派青年,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二八事件对后来台湾政局的变化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到1980年代,整件事几乎还是台湾社会中一个禁忌的话题,官方视二二八事件为一场反对国民政府的民变,也经常拿共产党说事儿。但是这件事丰富了日本时代所留下的“台湾意识”的内涵,“台湾人”的概念正式形成,并且在这个概念里添加了反抗国民政府的理念,甚至添加了反抗中国的理念。之后的历史也证明,台湾之后的“台独运动”很多都以二二八为一个诉求,将反国民党独裁的民主运动与反外来统治的台湾独立运动合流,成为了现在台湾一个很大的政治势力的历史基础。 反思与纪念     现在在台北,总统府正前方,有一个二二八公园,里面设立一个二二八的纪念碑,碑文如下: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消息传来,万民欢腾,庆幸脱离不公不义之殖民统治。讵料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肩负接收治台重任,却不谙民情,施政偏颇,歧视台民,加以官纪败坏,产销失调,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濒于沸点。”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专卖局人员于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缉私烟,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台北群众游行示威,前往长官公署请求惩凶,不意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由是点燃全面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与消除积怨,各地士绅组成事件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不料陈仪颟顸刚愎,一面协商,一面以士绅为奸匪叛徒,迳向南京请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闻报,即派兵来台。三月八日,二十一师在师长刘雨卿指挥下登陆基隆,十日,全台戒严。警备总司令部参谋总长柯远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及宪兵团长张慕陶等人,在镇压清乡时,株连无辜,数月之间,死伤、失踪者数以万计,其中以基隆、台北、嘉义、高雄最为惨重,事称二二八事件。” “斯后近半世纪,台湾长期戒严,朝野噤若寒蝉,莫敢触及此一禁忌。然冤屈郁积,终须宣泄,省籍猜忌与统独争议,尤属隐忧。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沉疴不治,安和难产,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勒石镌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远。天佑宝岛,万古长青。” “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 谨立。” 爆发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由于一直被定性为是反政府暴乱,所以一直是一个禁忌。一直到80年代末期才能被公开的提起,真正意义上的平反应该要算到李登辉的公开道歉了。1995年台湾政府宣布定每年的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翌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将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公园,这才有了上边提到的纪念碑和碑文。 除了官方态度之外,民间和艺术界对此事也有很多的记录和创作,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悲情城市》这部电影。而当时,有一名叫做柯乔治的美国外交官,正好在台湾经历了整个事件,在此的启发下结合一些历史事件写了一部叫做《被出卖的台湾》的小说,后来被拍成了电影。下一篇,我们就来说说这一部电影。   (采编:姚昕毅;责编:周拙恒)     您可能也喜欢: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三:《多桑》——父辈的故事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二:《赛德克巴莱》——纯爷们的故事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一:《一八九五》---孤儿的第一滴眼泪 <北辰·且调鼎去>君子远庖厨 世间多少事——《悲情城市》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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