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2010被和谐语录大全

1 、在北京买1套60平米150万元住房,各阶层的代价是:农民种三亩地1000年,工人上班100年,公务员工作35年,抢劫犯作案1500次,妓 女接客7500次 2 、只要他们想干什么,先弄个“新闻”扔出去,看看网民的反映。2,只要网民不吭声(或少数人反对),他们就放手去干。3,只要网民多半反对,他们就否认。4,网民全部反对,他们就喊出“报道不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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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纠正人们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2009年05月04日 01:08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打印】 已有评论46条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 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 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雕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 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 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 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 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 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 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 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 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 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吗?』事 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 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 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 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 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 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 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 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 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 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 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 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 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 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 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 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 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 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会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 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 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 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 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 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 党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 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 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 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 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 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斯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 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 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 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 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 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 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几于先,再 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斯者也。马克斯早在一八六五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 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他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 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斯本人,对马克斯主义,也不无疑义。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斯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 个马克斯主义者!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斯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 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 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 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 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毛泽东,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 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 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 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 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 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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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作为一种文学

作者:许骥 | 评论(0) | 标签:马家辉, 站错边, 时评, 文学

记得以前在张大春的文章里读到,他抵香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马家辉,因为除了马家辉,他想不出还有更好的人选会是那样热情周到而又健谈八卦的。后来认识了马家辉,才知道张大春的话是多么的“精准”。一踩上香港的土地,换上SIM卡,情不自禁地就会马上打电话给马家辉。而马博士呢?立刻相约第二天一起吃饭。

甫一见面,马家辉就递上一本书说:“我的新书,你如果不嫌重,就带一本回去吧。”我接过书来,道了声谢,然后把书名念了一遍:“站错边。”马家辉说:“‘站错边’在内地是不是应该叫‘站错队’?我有一个内地朋友说我写错了。”我说:“无所谓啦,反正看得懂。”

回家之后,我花两天时间把《站错边》读完。说实话,和在内地出版的马家辉的书比起来,《站错边》实在好看得多,它让我自然而然想起我和马家辉共同的偶像李敖。

或许有很多读者对马家辉的这段往事不甚清楚。18岁那年,马家辉因为崇拜李敖,只身从香港跑到台湾读书,目的是为了见到李敖并在21岁时出版一部关于李敖的专著。后来梦想成真,那本关于李敖的专著就是有名的《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所以,当我陆续阅读马家辉在内地出版的一本又一本著作的时候,心里不断产生疑惑:这是那个把李敖视为偶像的马家辉吗?一点都没有李敖的影子啊!

及至我读完《我们》、《你们》、《他们》三本时评集和这本《站错边》之后,我对他的看法始有修正。这本《站错边》,是马家辉在《明报》上时评的结集,时间跨度大约是08年下半年到09年底。读罢此书,基本上就可以熟悉这一年半来香港的大小社会新闻了。

所有写时评的人,恐怕都会遇到一个心理障碍:时评大概只是“一时之评论”,这样的文字读者读过即抛诸脑后,今日之评论或为明日之废言,那么写时评还有意义吗?梁文道在《常识》一书的序言中乃说:“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讽刺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不过,作为时评作家的马家辉却有另一番见解。在他看来,时评或可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存在:“时评有效没效是一回事(如梁文道所说那只是‘现实意义’),但在时评写作的技艺上,或可自成一套文化美学价值系统,自有一组评价坐标,朽或不朽,优或不优,执笔者自己心里有数,文字同业或内行读者同样心里有数。”(附录)

然后马家辉发问:“‘时评作为一种文学’,是可能的吧?”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散文名篇——无论是贾谊的《过秦论》,还是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抑或是苏洵的《六国论》——其实都是“时事评论”。最好的时评,自不限于针砭时弊,它还必须是承载历史厚重并能穿越时空的文字。比如《过秦论》里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岂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乎?《站错边》里也有这样的话,比如“自由的具体意思就是,我不仅有权利提出和坚持自己的观点,更有责任容忍你提出和坚持你的看法,我和你谁都没资格号称代表所有人,更没权利垄断任何一种身份一种意见;自由就是既不妄自菲薄亦不妄自狂傲,自由是‘花园主义’崇尚繁花盛放,自由是不会认为自己才是香港人别人就不是香港人”。这样的文字,我看不仅当下适用,几十年内适用,几百、几千年内恐怕都会适用。所以,我觉得梁文道说时评若能传世便是“江山不幸诗家幸”,恐怕亦不尽然。要看你着眼的地方在哪里,如果着眼在就事论事把事情解决,那么时评就会很快成为过眼云烟;但如果只把突发事件作为载体,实际着眼处在谈论人类共同追求之最高理想,时评则未必会过时。

甚至于,我们有时候可把时评视为历史。爱尔兰政论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不晓历史者注定重蹈覆辙。”如果我们能够时常将过去的时评拿出来温习,或许就能避免在许多地方再摔一次。先知李敖在49年前的评论《老年人和棒子》将老年人垄断社会资源导致青年一代没有机会的问题说得淋漓尽致,如若后人能常常复习此文温故而知新,何致今日这个问题仍旧如此严重?太史公在每一段历史后面加注的评论,也可以广义理解为“时评”。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代表司马迁曾经努力找寻过一种永恒不变的评论的尝试。而《史记》一书,难道不是常被人当做文学作品阅读的史书吗?

事实上,时评作者必须拿出写史的态度才能将时评写好,对历史负责对后世负责。至于时评阅读者,则更应该将《站错边》这样的书当做历史来看。君不见,香港社会之今日很大程度上即是内地社会之明日乎?——“同样有待‘改善、完善’的是制度参与者的判断力和专业力,否则,即使再弄出十套八套好制度,依然可以由于人为的胡叛乱断而搞得一塌糊涂。制度制度制度,多少好事与坏事皆假汝之名行之践之。”有朝一日内地制度建设完善之后,我们是否能有与之相配合的人才,这是现在就可以开始考虑的问题了。

所以说,时评当然是一种文学,好的时评值得一读再读。

至于这本书为什么叫“站错边”?正如马家辉引用英国小说家格拉汉姆·葛林(Graham Greene)的名言所说:“你总得选一边站的,如果你还想做个人的话。”而马家辉自己的观点是:“人,总要选择一种想法,然后笃信,然后实行,即使最后发现站错了,亦算对得起自己。”最近我看《书香两岸》杂志上一篇马家辉与梁文道对谈的文章,马家辉说他去年决定“梁文道化”,跟梁一样北上发展,结果发现自己不行,就他的性格而言实在无法忍受内地束手束脚的诸多限制,所以今年开始决定全面撤退了。内地有再多的机会,他也不再留恋了。

我所认识的马家辉,就是这样一个人,性格直率而坦荡。其他一些朋友见了马家辉,都跟我说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他的这个书名《站错边》,就跟他的人一样如李敖般傲慢,好像在说:“怎样?我就是做了这个决定,就是要留在米米小的香港继续战斗,你们不要用深明大义来劝我,这是我的抉择与尔等无关,一切后果我自负!”

马家辉送我的《站错边》扉页上提了一句话,是给我和太太的:“希望你们永远选对。”哎,亲爱的马先生,“永远选对”怎么可能呢?这是一句像“万事如意”般的美丽空想。不过,你的书倒是给了我们信念,我们愿意像你一样“选择一种想法,然后笃信,然后实行,即使最后发现站错了边,亦算对得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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