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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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幸好只是逗你玩的忽悠…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以及其他来源,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李昌平:好久没有发微博了。过年嘛! 过了年,听到两会上李克强说:农业要更强,农村要更美,农民要更富。 我15年前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句话强哥回答了, 还说什么呢?! 强强加油!为强强点赞! 期待强强千万不要像前面的那个“演员”,说了十年的大话,一句都没有兑现。| 相关阅读:《豆瓣 |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 2015年03月10日...

信力建 | 信孚要闻(8.8)——马克思的真正敌人

作者: 信力建   1、荣剑:昨晚一个马工程专家给我电话,对当前理论现状痛心疾首,他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教授这回冲在第一线批判宪政,让本来已经声誉不佳的马克思主义更加声名狼藉;马工程已经完全沦为一些人的谋利工程,工程实施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内在危机;马克思的真正敌人不在外部,其实就是他的这些不孝子孙。 2、王林近日在网上以问答形式回答了众多焦点问题,称十多年前举报人邹勇听说刘志军拜访过自己,就找人认识自己并千方百计巴结,但邹勇拜会刘志军后态度改变。王林称邹勇攀附上刘志军,在刘的大力支持下暴富起来,之后便很少搭理自己。而面对自己巨额财产的由来,王林解释称是炒房赚的。 3、7·23动车事故后,沉寂两年的动车组即将开始招标。铁路总公司已确定为总计726辆客车、28900辆货车公开招标,预计招标额度为1000亿元左右。去年年底铁道部拆分前最后一次货车招标,一家民营企业以10.4亿元拿下2800辆的最大订单。 4、《中国青年报》近日刊登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谈成长经历和教子经历的报道,文中提到:白岩松在儿子中考前说“你要是考上了北京最好的高中,我跟你急,你要是考了第一,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这固然是父子间的玩笑话,却颇能反映白岩松的教子观。 5、【四省空置五万套保障房频演“空城计”】一边是中低收入群体期盼实现“安居梦”,一边是大量保障房空置“遇冷”窘境。经过几年“高速”建设保障房进入“产出”高峰,但一些地方保障房入住率低。山东1 .29万套,广东1 .15万套,云南2 .3万套…多省份审计结果暴露保障房空置尴尬。 6、薛澜:刚从美国拜访客户回来,在一周里大约见了100个投资者。这次的感受是在我跟踪中国市场将近20年中,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负面情绪的最高点。几乎没有一个投资者对中国有正面的看法。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崩溃不是一个是否问题,而是时间问题。(新世纪周刊) 7、【唐朝如能上网会热搜哪些词】唐朝网民热搜关键词:无码春画、乡试真题、七律万能模板、武举科目二大纲、李隆基是基吗、实名举报安禄山、梨园学徒招生简章、李白杜甫拖手照、均田制傻瓜版详解、长安房价、西域自助游攻略、薛仁贵全球后援会、杨贵妃同款。 8、上海买春案爆料人说,在数月跟踪生活中,他发现赵明华和他的法官朋友们,频繁出入夜总会、歌舞厅以及各类男子会所,而请他们出入这些场所的,大部分是律师。老陈甚至列出了他们出入各个场所所用的时间表:饭店不会超过3个小时,按摩院4个小时,唱歌基本2个小时。 9、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报告指出,2013年中国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需求达700万,其中近50%的毕业生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困境。中国经济的大环境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工人或技术人员,而不是大学毕业生。 10、【江苏省疾控中心:已发现H7N9有限人传人证据】据悉,照顾父亲的女儿未接触活禽,但因没采取防护措施直接接触病人分泌物而染病。而人与人之间传播发生传染可能与血缘也有关系。疾控中心发出提醒称,这种传播效力很低,大规模传染可能性不大,公众没有必要恐慌。注意消毒多锻炼。 11、万科董事长王石和总裁郁亮近日同时强调,万科不拿地王,过去没变过,现在没变过,未来也不会变。郁亮还表态,“我们目前在A股没有再融资计划。万科能够从合作渠道解决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海外融资也是解决资金问题的一种渠道。” 12、【中国首次批准大规模进口阿根廷转基因玉米】阿根廷官员周三表示,中国已经正式批准首次大规模进口来自阿根廷的转基因玉米,这批玉米已经开始向内陆目的地运送,将会用于生猪和鸡类的饲养,“情况就是,中国需要食品,食品,还是食品。”这将给统治这一市场的美国出口商带来挑战。(腾讯) 13、【江西6旬教师猥亵7名女童致其中6人染性病住院】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间,江西62岁教师陶表功以批改作业或让学生背书为名,将班上7名女学生叫到教室后排、休息的房间进行猥亵。据女童家长反映,事发时,年龄最大的女童9岁,最小的8岁。目前有6名女童被诊断患有尖锐湿疣。 14、@潘石屹:通过我大量实地考察发现:美国超市的蔬菜、水果、奶制品的价格都比中国超市便宜。为什么呢? ——神回复:@变态辣椒: 你以为那么多化学添加剂不要钱么? 15、【土改破冰:粤农村宅基地可一定范围内转让】近日广东省法制办正式就《广东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送审稿,截止到9月4日)公开征求意见。送审稿称,符合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相关程序后可以购买本镇区域范围内其他成员的房屋,并取得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 16、据美联社:美国总统奥巴马取消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的会晤。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称,俄方对奥巴马访问莫斯科的邀请仍然有效。白宫这次的表现证明,美国仍然不准备在平等基础上与俄罗斯建立关系。多年来,美国一直不与俄罗斯签双边引渡协议,俄方移交在俄犯罪人员的要求也总是被美方拒绝。 17、【日本经济景气指数时隔7个月恶化】近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6月反映经济形势现状的景气指数比上月下降0.8%,为105.2。因生产和出货状况低迷,日本经济景气指数时隔7个月出现下滑。但是,日本内阁府依然判断总体经济形势为“向上升方向变化”。 18、李昌平:全能经济政府体制、全能社会政府体制,一党全能政治体制。这就是中国要改革的三座大山。 通过开发市场、发育多元经济建设主体,花了20年打破了全能经济政府体制。现在阶段要开放社会,发育多元社会建设主体,至少需要20年才能打破全能社会政府体制。打破一党全能政治体制需要有耐性和战略眼光。 19、【金观涛、刘青峰:宦官与外戚干政——皇权的放大】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吏治最腐败,王朝面临全面崩溃之日,也就是外戚、宦官专机之时。正因为外戚和宦官是一体化内部的异物,所以外戚和宦官的权势膨胀到相当程度以后,他们就势必和依照宗法一体化结构组成的儒臣不相容。这时,他们便会越发利用权势提拔亲信,进一步破坏一体化结构。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剧矛盾,加速吏治腐败,最终酿成内乱。 20、【天则纵论·王军:重访菲律宾】菲律宾呈现出“拉美化”某些病症,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使得该国停滞不前,政坛动荡,社会矛盾冲突屡见;但总有些值得一提的东西——网速强劲,再加上没什么新闻限制,对于那些视新闻自由为生命的人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比今天的中国距离天堂更近的国度http://t.cn/zQ0SnWS 21、【问君能有几多愁?】住的愁,拼搏一生难买楼。吃的愁,防不胜防地沟油。病了愁,一生积蓄医院留。老了愁,无依无靠喝稀粥。婴儿愁,三氯氢氨替奶牛。毕业愁,找个工作难糊口。吃肉愁,涮个火锅假羊肉。活着愁,劳苦一生白了头。死了愁,一块墓地一座楼……「转」

爱思想 | 陈柏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

陈柏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 进入专题 : 中间阶层 市场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    ● 陈柏峰       【内容提要】中产阶级理论认为,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赣南车头镇的调研经验表明,需要结合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背景来对此加以认识。2000年后车头镇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脐橙产业链,这影响了农民家庭的劳动力配置,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发展。绝大多数农民从脐橙种植及乡村市场化发展中受益,并形成了占主体地位的农村中间阶层。农村中间阶层是发展脐橙产业的主体,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是中国高速发展中农村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础。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下,政府应当保障并扩大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     【关键词】农村中间阶层 市场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意识          近十年来,中产阶级一直是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形成了有广泛影响力的所谓“中产阶级理论”。中产阶级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能起到缓解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因为中产阶级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有较强的认同感,是既定社会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当中产阶级人群不够庞大时,社会就缺乏中间阶层的缓冲作用,社会阶层之间就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下层阶级的高比例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因为他们的社会认同感较弱,而反社会的情绪较强。     马克思(Karl Marx)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中产阶级(即中间等级,middle class)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中间等级的瓦解,其中大多数落入到无产者队伍中来,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化,这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①马克思对中间等级的划分,主要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他们被当代学者称为“旧中产阶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小企业不断破产,庞大的垄断公司逐渐兴起,并开始大量雇佣“白领”从事行政、管理、销售、技术和财务工作,而股份制也使企业的管理层与所有者逐渐分离,出现了一个企业管理群体。这个时期,“旧中产阶级”的规模日渐缩小。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认为,应该将公务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职员和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阶层视为“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弥补了旧中产阶级衰落带来的问题,结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②从历史现实来看,薪金雇员(尤其是其中的技术人员和商业雇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占据着“中间位置”,他们使得阶级斗争得以缓和。二战以后,科技革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劳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非体力劳动者日益增多,中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起来,已经成长为社会的主导群体。在此背景下,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层出不穷。例如,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51年出版的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就详细描述了新中产阶级的成长过程,认为现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先是缓和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继而形成占社会最大多数的中间阶层,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形态。③     “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这一中产阶级理论逐渐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其理由有几个方面。第一,在意识形态上,中产阶级对社会主流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是既定社会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他们持有较为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这为社会稳定提供了思想基础;第二,在社会结构上,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上层和下层的缓冲层,他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职业群体”,有利于社会不同阶层的沟通,缓和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第三,在社会关系上,中产阶级往往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这为不同群体通过温和妥协的方式协调利益冲突提供了基础;第四,在经济稳定方面,中产阶级是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因此有平稳的消费,可以造就庞大的消费市场,为经济稳定提供了基础。     当前中国,很多学者接受了上述中产阶级理论,希望国家政策能够推动中产阶级的发育和扩大,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陆学艺等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美国“橄榄型”社会结构视为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并期望政策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稳步向这一方向推进。④     目前对中国社会结构分层最为可靠的分析是“倒丁字形结构”论。它通过对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进行测量,认为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型”,而是 “倒丁字型”。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是一致的,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的一横,它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2%,其中的91.2%是从事农田耕作的农民。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型群体是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⑤处于中间阶层的有4个社会集团,一是最为典型的中间阶层,即干部和知识分子;二是所谓的“新中产阶层”,他们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大多就职于新兴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及其他高新技术领域,一般生活在大城市中;三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类型单位中的职工层;四是一部分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包括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等。⑥     社会结构分层的权威研究表明,中国并未形成足够庞大的中产阶级。然而,中国社会却保持着高度的稳定。这个社会拥有巨大的底层人口,仅有数量不多的中间阶层,数十年来一直维系着高速发展态势,人口流动规模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进行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经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猛烈转变。经历了现代性巨变,没有产生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却保持了高度的稳定,这是否意味着“中产阶级理论”不适用于中国?     贺雪峰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在城市,而中国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现实的基础上,以城乡统筹为基础,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可以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⑦温铁军、李昌平等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⑧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很多社会矛盾被转移到农村,并大体上得到了有效化解,这固然是事实。然而,当我们说“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时,是否就意味着对“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这一西方经验和理论构成了有力或成功的挑战?     黄宗智认为,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套用“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实际与两大模式的关键差别在于其小资产阶级。“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今天仍然占据中国社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至于“新”的小资产阶级,亦即“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确实远高于“旧”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只占中国社会的较小比例。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中间阶层”人口非常少;但从政治意义上考虑,中国社会存在由“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为主、“新”小资产阶级(“白领阶层”)为次的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这是一种“悖论的社会形态”。⑨农民在政治上属于“中间阶层”,但在经济上仍然属于社会底层。黄宗智的“悖论社会形态论”提醒我们不能在中国经验背景下机械地理解中产阶级(中间阶层),他从另外一个角度隐含地肯定了“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器”这一西方经验和命题,且更多是从“阶级立场”而不是社会结构展开分析的。     我们可以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进行农村的在地结构化理解。虽然农民(农民工)在整个经济社会分化结构中处于下层,但他们的比较对象往往不是城里人,不是其工作城市的市民,而是老家村庄熟人社会的邻里亲戚。他们外出务工常常并不是为了能够实现城市化,而是为了在老家村庄中获得面子和认可。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相对老家农村很高的收入,他们不仅改善了生活状态,还大大提高了在村庄中的声望和地位。村庄熟人社会是生产价值的场所,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而进城务工只是提升村庄生活的手段。正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城市问题被转移并消化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因此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村庄的价值生产过于浪漫化,而忽视了对乡村社会的现实分析。随着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嵌入,村庄熟人社会的价值生产能力不断弱化,同时一些农村地区的农民经济分化不断加剧。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流动进一步加速,大量农民进城,将农地完全流转出去,而不再兼业,完全脱离土地的非农就业进一步增加,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强有力的脱农离农趋势。这种情形下,农村还能充当中国社会的稳定器吗?当农村也出现了阶层分化趋势,其维护社会稳定的运作机理是怎样的?     2011年7~8月,笔者带领一支20多人的调研小组在赣南某县调研,其中有12人在车头镇调研。下面将从这次调研所获得的材料展开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车头镇的农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2000年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影响了农民的家计安排,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发展。在此过程中,绝大多数农民从中受益,并形成了一个占主体地位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发展脐橙产业的主体,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支持者。保障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甚至在制度上扩大这个阶层的利益,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下,维护并扩大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能够为农村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脐橙种植的推广与产业链市场的形成          车头镇辖车头居委会和车头村、三排村、龙头村、龙竹村、官溪村、南屏村等6个行政村,总人口1.93万人,共4635户,区域面积14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仅9332亩,是一个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农业镇。调研团队分为3个小组,在车头、龙头、三排3个村庄中展开调研。笔者所重点调研的车头村,由黄陂、兴地、原车头等5个行政村于2006年合并而成,目前被分为7个社区:圩镇社区、黄陂社区、东村社区、长沙口社区、黄魏屋社区、莲花岩社区和下廖屋社区。合并后的车头村共有7000多人,小组大多都是单姓的自然村落。     受制于自然生态条件,车头村的人均耕地非常少,每个村民小组的人均耕地在0.3~0.5亩之间,仅有的耕地用以密集地种植水稻,耕地产出仅能满足口粮之用。细碎的耕地难以实行规模化的机械耕作,因此直到现在农业仍然是高强度的手工劳作。稀缺的土地资源约束着当地的农业发展,而在土地规模限制之下,农民早已“穷则思变”,尝试种植西瓜、蔬菜等经济作物,但能够成功经营的并不多。政府也不断“带民致富”甚至“逼民致富”,尝试规模种植多种特色经济作物。     车头镇的脐橙产业发展源于县政府的大力推介。2000年,县委县政府实行“15843工程”,大力号召农民种植脐橙,设想1户农民种植5亩脐橙树,8年以后可以产4万斤脐橙,有3万元左右的收益。为了带动农民种植脐橙,县委县政府强制要求县乡村干部带头种植,每位干部根据不同级别必须种植一定田亩的脐橙。一个乡镇干部回忆说:“县长在动员大会上讲,领导干部都必须回老家种脐橙,什么时候完成任务,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在层层任务分解的压力型体制下,村委会干部、村民小组长也被安排了脐橙种植的硬性任务。县乡政府为首批种植户免费提供树苗和技术支持,并在山林流转、园地建设方面提供帮助。尽管如此,没有见到利润的农民大多还是“按兵不动”,县乡村干部成为第一批脐橙种植户。脐橙种植5年后开始有收成,2004年挂果的脐橙投放市场,恰逢市场行情较好,第一批种植户立即获得了较高的收益。看到收益的农民2005年便开始大规模种植,至今当地脐橙产业一直呈现出狂飙猛进的发展态势。当地“三百山脐橙”、“赣南脐橙”的品牌已经在全国市场占据了相当的份额。     脐橙产业发展给车头镇带来巨大变迁,使当地原本用途不大的山林得到了充分利用,为村庄农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脐橙种植所形成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搅动了整个农村经济格局,将村庄直接纳入了市场经济体系。围绕着脐橙的产业链市场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农资市场、销售市场、加工市场。     (一)劳动力市场     脐橙产业所具有的劳动密集特征吸纳了村庄部分劳动力。依靠土地种植粮食的农业格局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是有限的,种植木材的山林只需要不定期的极少量劳动力。因此,在脐橙产业兴起之前,当地中青年农民大多外出打工,老年人和妇女在农业耕作之余也有大量的剩余时间。脐橙产业兴起之后,不但老年人和妇女实现了更加充分的就业,一些青壮年劳动力也被吸纳回乡。脐橙产业的劳动力市场属于乡村社区型的,即劳动力在村内或乡镇范围内配置。不同家庭种植脐橙的起步有早晚,规模有大小,因此劳动力需求就有不同的结构。在脐橙种植的最初两三年之内,家庭劳动也许能够应付所需劳动,但到脐橙挂果之后就会出现困难;种植脐橙较多的农户平时尚能应付,到忙时就会出现劳动力不足。这样,乡村范围内围绕脐橙种植就形成了劳动力市场。     在车头村调查,感觉当地农民非常忙,妇女、老人都在不停地干活。“忙”说明本地有很多劳动,而这正是脐橙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村里有一些脐橙种植园由老板所有,雇用他人管理,管理人招募村里农民进行具体劳动。黄陂社区有位外来老板承包山林种植脐橙,规模达到5000株(100亩);黄魏屋社区一个自然村的全部山林都被外来老板承包,都需要雇佣本地农民劳动。村里的种植大户也经常有无法完成的活计,需要雇人。除草、施肥、打药、摘果等活计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种植100株脐橙(2亩),一个健壮劳动力就能有效管理。如果夫妇两人都在家,就可以有1个剩余劳动力出去打零工,这样就保证了村里有充分的劳动力供给。乡村劳动力市场的活跃分子是妇女。根据劳动强度不同,她们的日工资在40~70元之间,虽然远低于当地男性劳动力的工资,但可以照顾家里,她们已经心满意足。由于妇女外出打工,老年人就得操持家务,他们因此也变得“忙”起来。     (二)农资市场     脐橙种植需要大量的化肥、农药的投入。脐橙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当地农资市场的繁荣。脐橙在树苗成长期和挂果期,都需要连续的化肥投入,车头镇的农资店铺在几年内迅速增加。车头村是车头镇的中心村,圩镇街头就有多家农资店。村支书就在自家楼下的门面房开了家农资店,他还是镇农技站站长,在农资、农技方面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黄陂社区的林祥寿从在县城开农资店的小舅子那里进化肥,他家也成为社区的化肥销售点。车头镇几乎每个社区都有农资零售店,村民不出村就可以买到化肥。农资店主也几乎不用担心销售问题,因为当地村庄几乎都是单姓的宗族型自然村,每个农资店都有固定的覆盖空间。普通化肥店主从上级经销商手中进货,每袋加价20元出售,各家店的化肥价格相差不会太大。熟人社会中村民习惯赊购,到了秋天收获果实后才结清账款,这需要农资店主有足够的运转资金。     (三)销售市场     在产业链条中,农户获得的是脐橙种植的利润,销售与加工环节利润更加丰厚,但普通种植户难以分享。村民种植脐橙不太可能自己销售,他们难以获知市场信息,也难以承担市场风险。专业的经纪人、商贩构成了销售网络。车头村每个社区都有几个经纪人和商贩,全村30个村民组几乎都有经纪人。经纪人一般是村里农民,或与村庄有渊源的生意人,他们往往头脑比较灵活,做人又不失稳重,平时在外打工、做生意,善于把握商机。外地商贩来当地收购脐橙时,人生地不熟,经纪人就成为商贩与果农的中介,为商贩牵线搭桥,收取佣金。这种生意是季节性的,每年在脐橙成熟后一个月内可做生意。普通种植户将脐橙交售给当地的经纪人,由他们组织货源,联系更高级的商贩。经纪人赚取的是中介佣金,这种市场地位稳赚不赔。1万斤脐橙的佣金大约有500元,一般的经纪人在这一个月内可以收入万元。当地收购规模最大的经纪人,一年能有20万元的佣金收入。     车头村农民中也有不少专门的商贩,他们吸纳了本地的脐橙销售网络。还有部分农民,已经变成了专门的水果商,在本地组织货源,自己运往目的地市场销售。水果商贩收售水果,需要面对市场风险,应对价格的起落。黄魏屋社区的魏世专既是村干部,又是经营大户,自家种植了900多株脐橙。2010年脐橙市场价格高,魏世专等村民4人合伙收购脐橙,共计50万斤,装了11车,自己拉到浙江嘉兴去销售,魏世专在那边有做水果生意的熟人。脐橙的地头收购价为1.5元/斤,经过打蜡、运输,到嘉兴的终端市场,出手价格成为2.4元/斤。这一笔生意魏世专就赚了7万元。因市场行情的涨落,商品市场可能出现暴利空间。销售环节所获得的利润,自然要比生产环节利润高得多。脐橙从地头走向终端市场,中间经过的每道程序都增加了成本,但也产生了诸多利润环节。     (四)加工市场     从地头到市场,仍然以果实销售为目的的市场自然不需要太多的深加工。当地仅有的加工环节,是对脐橙进行打蜡或催熟,提高果品质量,加工的链条并不长。打蜡是对果品表面抛光、喷蜡,使得脐橙看起来色泽鲜艳;催熟是将一些未完全成熟的果实,通过化学手段催至成熟。车头村开设了多家打蜡厂,专门负责脐橙的加工和分类包装。打蜡厂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圩镇附近,寻坪公路沿线就有7家。伟亿达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村支书和村主任等7个股东合伙开办的专业打蜡公司,注册资金达到了500万元,占地17亩,有专门的打蜡车间、储藏仓库,每年能加工1600万斤脐橙。公司有管理人员15人,生产期内需要雇佣本地普通工人100多名,包装工就至少需要50名,大多是本村妇女,她们的最低工资可达每月1300元。她们的工作大多不需要技术含量,只是普通的果品包装和分类。当地打蜡厂产生的劳动力需求使妇女容易找到活计,在自家脐橙收获后,立即有零工可干。一般情况下,每斤脐橙收取0.13元的打蜡费用,如果需要催熟,则需要0.23元。无论脐橙收购价、市场价如何,打蜡厂只赚取固定的打蜡费用,因此在本地货源充足的条件下,经营没有任何风险。伟亿达果业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的纯利润就达到了160万元,公司的几位股东也成为村庄中的富翁。          三、脐橙产业带动的农村市场化发展          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市场因素早已通过各种途径侵入乡村,并改造着乡村。不过,与村庄中的脐橙产业链相比,市场经济的宏观格局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在车头镇的脐橙产业发展起来以后,村庄的生产生活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剧烈变化,得到了长足的市场化发展。这种发展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脐橙产业链市场将农民吸纳进去,改变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模式;二是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得劳动力有了机会成本,这导致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改变,以及传统村庄合作模式的瓦解,农业生产和村庄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     脐橙产业兴起之后,当地有了充足的劳动力需求市场,其中的主力是妇女。在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兴起之前,妇女是几乎没有机会成本的劳动力,她们一般只能照看家庭、从事家庭农业生产,很难在县域内打工挣钱。而脐橙产业链形成之后,她们的劳动力就有了需求市场。与加工、流通环节相比,脐橙种植环节的利润空间并不大,即使在市场行情较好的年份,脐橙种植也不可能如加工、流通环节那样获得暴利。果园中的活计粗笨繁重,为了控制成本,果园主自然希望压低劳动力价格,多雇佣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妇女,而非价格较高的男劳力。从劳动力未被定价的传统生产模式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对不高的劳动力价格已经很满足。     车头镇的妇女吃苦耐劳、劳动力价格低廉、供给相对充分,当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男性劳动力就几乎没有了任何优势。这样,虽然本地脐橙产业有了更多的劳动力需求,但由于昔日的边缘劳动力——妇女被充分调动起来,承担了以前没有从事过的工作,男性劳动力反而受到了排挤。在脐橙产业所带来的乡村劳动力市场中,妇女劳动力有价格低廉的优势,而男性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只好外出寻求更好的机会。当地不想去广东打工的男性,多到邻县从事伐木的工作。一旦妇女进入乡村劳动力市场,老年人就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劳作任务。在调查期间,我们发现老年人“忙”,主要是为子女家洗衣做饭、照顾孙子。在村子里经常能看到同时看管四五个小孩的老婆婆。黄陂社区林祥寿的母亲已经70多岁,她要负责照顾6个孙子。这样,很多家庭形成了一种新的家庭劳动力配置格局,即老年人从事家庭劳动,妇女主要在乡村劳动力市场打工,男性外出打工。     在乡村劳动力市场兴起之前,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确实存在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问题,⑩当大家无法打工挣钱时,只好抱着“多一点是一点”的心态,将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种植中。黄宗智还认为,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是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的口粮地作为保险。农民生存理性使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11这是一种宏观上的揭示。在微观层面上,这种模式被细化为性别分工、代际分工、代际接力,12或称为“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家庭分工”模式。13     最近十多年来的农村市场化发展,使得农民家庭的生产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赣南农村,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得人们改变了以往过密化的农业生产模式。打工带来的相对高收益,使得人们逐渐形成“去过密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当人们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土地是唯一的收入来源时,人们只顾充分利用劳动力,而不管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益。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兴起,人们需要考虑家庭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努力在市场化条件下获得收益最大化。对于农业生产而言,这种模式已经开始“去过密化”。在市场化条件下,农民家庭所形成的劳动力配置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内”、“老年人主内,年轻人主外”的层次叠加,年轻男人外出打工,年轻妇女在家打工,老人照看家务成为常态。其中既有代际分工、代际接力,也有性别分工,它是当地农民适应市场经济最有效益的方式。当然,农民家庭的这种生产模式,有着更为严重的“自我剥削”。在这种模式中,无论是男人、妇女,还是老年人都承担着比以前更多、更繁重的劳动,每个人群的劳动强度都有显著增加。     (二)农民生产生活的市场化     最近一些年来,在脐橙产业的带动下,车头镇农民的生产生活也日渐市场化。这首先体现为传统的互助和合作关系的瓦解。在脐橙产业发展起来之前,虽然受市场经济大背景的影响,车头镇村民的互助和合作关系已经开始弱化,但毕竟不像今天这么彻底。那时,村民的互助仍然比较普遍,包括帮工建房子、种庄稼、收庄稼,甚至帮忙看门防盗等,村民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还可以相互照应。脐橙产业的兴起带动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发展,村民之间的互助日趋减少。目前,大部分村民都通过市场解决生产和生活方面的相关需求,只有个别偏远的山村还较为普遍地存在帮工现象。     很多村民都说,以前请人帮工,饭菜比平时稍好就行,而现在要吃得好,需要好烟好酒招待,伙食费用高,还不如通过市场途径解决。市场日工价妇女为40~70元,男人为100~200元,请人帮工就耽搁了别人赚钱的时间;而在过去,农活忙完后,村民就无事可做,大家也愿意帮工,为了比平时稍好的饭菜而出力。村民还说,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请人帮工,因为帮工需要还工,否则就欠了人情;但自己在外打工,别人需要帮忙时自己不一定在家,不一定有时间;如果不能还工,别人会有意见,于是就干脆不请人帮工。也有村民担心,给别人帮工,自己需要还工时对方可能不在家。     帮工的衰落客观上与社会流动相关,更与市场化条件下农民的理性算计有关。其实,帮工也是一种投资,当给人帮工时,时间就以人情的形式被储存起来,将来在需要的时候别人通过帮工来还人情,相当于自己零散的时间被储存起来,于是可以应付农忙或者办建房子这样的大事。当市场经济深入农村时,理性计算越来越盛行,人情这种储存时间的方式就日益衰竭。在村民们看来,与其把时间以人情的形式储存,还不如把时间换成工钱直接存到银行,在自己需要帮工时,用钱付工资请人。这个逻辑与斯科特(James C. Scott)描述的东南亚村庄内阶级之间合作关系的崩溃有着高度类似之处。14而在乡村劳动力市场兴起之后,劳动力有了机会收益,直接在市场中将劳动兑换为工资的想法,也有了实践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对生活中的一些公共事件、公共时刻也越来越冷淡。婚丧嫁娶是村庄中的公共事件,按过去的宗族规矩,需要全族的人共同操办完成,而且应当操办得非常热闹。这些时刻,相互帮忙也是祖上留下来的规矩,不来帮忙的人就会得罪主家。而如今劳动力有了需求市场,大家都很忙,每个人都有事情做,有钱等着去赚。出现了婚丧嫁娶的事情,村里族里的人就会比较尴尬:按照规矩应该去帮忙,但挣钱又有十足的诱惑力。于是,一些比较守规矩的村民只好耽搁挣钱去帮忙,而不守规矩的人也就不去帮忙。办事主家此时也比较为难,请人帮忙就耽误别人挣钱的时间,不请红白喜事又不热闹。更多的人愿意“省事”。正是在这种农民心态下,一些新型的职业应运而生,它们专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市场化服务。     原本需要全村帮忙的红白喜事,现在主家也不愿意“麻烦”人,不再请人在家里做饭,直接到镇上的餐馆包餐,或者将专业的餐饮服务队请到家里来。餐饮服务队按饭菜量收费,对于主家而言,这真是省心的捷径。农村还出现了专业的丧葬服务队,专门帮农民看日子、打坟、下葬。过去由农民帮工合作完成的公共事情,如今各种专业的服务人员都能解决,而且看起来事情解决得似乎更好,因为这些人员更专业。重要的是,办事的主家从此省心省事,不需要因耽误村民挣钱而不安,也不用因此而欠人情,不欠人情也就不用还人情。没有了帮工的人情负担,农民再也不用受村里各种公共事务的拖累,可以专心致志地挣钱。只是村里逐渐少了公共事件,那些应该热热闹闹操办的红白喜事也越来越冷清,有人干脆也懒得办了。不办酒席的婚礼,村民过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下廖屋社区有个老人过世,儿子将尸体火化后直接拿到山上埋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村民感觉不妥,大家似乎又能理解,“毕竟挣钱更重要”,这也许是他们共同的想法。     车头镇还出现了专门养牛耕田的“耕夫”职业。赣南的地理格局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平均每户仅有耕地一两亩,分成多块且在不同的地方,同一地方的耕地由于地势原因也很难连片耕作,因此直到现在也无法机械化耕种。家家户户养牛耕田,显然不符合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原则。此时“耕夫”的出现,真是“众望所归”。此外,由于近年来农民都挣到了一些钱,掀起了盖房子的浪潮,建筑队、水电工等职业也有所兴起。     总之,脐橙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劳动力的市场化,这导致传统的农村帮工合作体系的瓦解,并催生了各种新的职业。这种现实倒是符合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经典判断——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分工的发展。15农村的社会分工和新职业的出现,确实造就了一些脱离农业劳作的群体。车头村有个移民小组,原是车头镇兴地村的,从高山上整体移民搬迁到圩镇上。移民小组共有43户、290人,目前有15户通过林地流转种植脐橙成为果园主,另有两户返迁至原村,其他农户都在镇上从事非农的“非正规就业”,其中多人从事农用运输。兴地村的成功搬迁,显然得益于车头镇农民生产生活的市场化,因为市场化带来了多样的职业分化和非农就业机会。          四、市场化背景下的农民阶层分化          从车头镇的具体情形来看,在脐橙产业发展带动下,农民从农村市场化中获得了很多就业机会,有了不同收入来源,并出现了分化。赣南村庄的开放性并不强,虽然不断有农民实现城镇化而在城镇里买房,但这些农民仍然会留恋乡土,在村里也有住所。我们可以在掌握农民的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的基础上,来分析村庄内的阶层分化。大体说来,车头镇的农民可以分为7个阶层:村庄富豪阶层、村庄富裕阶层、规模种植阶层、小农兼业阶层、外出务工阶层、乡村务工阶层、村庄贫弱阶层。实践中的家庭经济形态非常复杂且经常变化,因此这种分类必然是对现实的简化处理。     (一)村庄富豪阶层     在车头镇,村庄富豪阶层有两种情形,一是在当地或外地开办有企业或经营较大的生意,二是拥有超大规模的脐橙果园。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游离于村庄,后者对农村林地有很强的依赖。不过,由于赣南农村的乡土观念仍然较强,村庄富豪阶层一般都与村庄保持一些联系,所以村民对他们的情况大体了解。车头村黄陂社区的下村大约有40户,其中有3户属于村民公认的富豪阶层。林永祥,早年外出打工,先学手艺后办厂,做铁皮生意,如今在深圳有工厂。林生凡则在深圳和安远县城都有电子企业,虽然规模都较小,但资产也有数百万,目前全家在县城居住。林棉中,在车头镇开办了家具厂,专门负责加工门窗,其产品销往本县和外县。车头镇当地有稀土、钼矿等资源,一些开发矿产的农民早就成为了富豪阶层。另外,依托脐橙产业,在销售市场和加工市场获利较多的农户,也可能跻身于村庄富豪阶层。例如车头村支书、主任郑隆泉合伙开办了专业打蜡公司,获利颇丰,因此也成为村庄富裕阶层。黄陂社区没有超大规模的脐橙种植户,但车头镇其他村庄有,其规模最大的达到了百亩。达到数十亩的规模,就可以跻身村庄富豪阶层。超大规模的脐橙种植,一般都会雇人专门管理。村庄富豪阶层年收入在数十万以上,一般可以稳定地实现“城镇化”,在县城里有房子,甚至进入大城市。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村里还有旧房子,一般由老人居住。村庄富豪阶层的比例在5%以下。     (二)村庄富裕阶层     这个阶层是脐橙产业发展的最大受益群体,其脐橙产业经营也高度依赖林地流转,对农村土地高度依赖,因此也是现行土地政策的受益者。村庄富裕阶层的比例在10%左右。他们在村庄中备受村民羡慕。一般来说,脐橙种植规模达到12亩(600株)以上,经营稍好就可能成为村庄富裕阶层。不过,他们也只是富裕而已,无法与开工厂、做大生意的富豪阶层相比。村庄富裕阶层农户的年收入至少在10万元以上。另外,依托脐橙产业,在销售市场获利较多的农户,比如从事农资买卖、脐橙经纪等活动,年收入也可能达到10万元,从而跻身于村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不能完全依靠家庭劳动力进行脐橙种植,在农忙时节往往需要雇工。当然,一些富裕阶层的家庭劳动力配置也可能存在代际分工或性别分工,家庭成员中有外出务工经商的。例如,黄陂社区的林小敏,夫妻俩种植了16亩(800株)脐橙树,老母亲操持家务,家里两个20多岁的儿子都在深圳打工。     (三)规模种植阶层     这个阶层与村庄富裕阶层有些类似,种植脐橙都达到了一定规模,不同的是村庄富裕阶层的种植规模更大。在车头镇,种植6亩以上的脐橙,就可以称为规模种植,其年收入可达6万元以上。规模种植阶层对林地依赖性较高,也是现行土地政策的受益者。规模种植阶层的比例在20%左右,属于村庄中的小康阶层,是村庄贫弱阶层和不稳定的外出务工阶层羡慕的对象。这个阶层基本可以依靠家庭劳动力进行脐橙种植,在农忙时节很少需要雇工。当然,这个阶层的个别家庭也可能出现劳动力剩余,因此有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的。在车头镇,也有个别规模种植阶层的农户,种植的不是脐橙,而是莲子、西瓜等其他作物。例如,车头村黄陂社区的村民林春荣家就规模种植西瓜,林祥寿家就规模种植莲子。在车头村莲花社区,人均土地比其他社区多,规模种植20亩西瓜的农户比较多。依靠种植这些作物,他们也可以达到年收入6万元的小康生活水平。     (四)小农兼业阶层     这个阶层也种植了脐橙,但是其规模不够大,在6亩以下。他们一般在自己的承包山地上种植,较少通过土地流转而获得其他林地,因此种植脐橙的收入较为有限。不过即便只在自己的承包地上种植,他们也是脐橙产业发展的受益者,每年从脐橙种植中的获益也有不少,多的甚至达到5万元。这个阶层在种植脐橙之外,还在乡村劳动力市场上务工经商,所以被称为小农兼业阶层。根据家庭劳动力情况的不同,他们在乡村劳动力市场的务工收入一般为1~2万元。此外,这个阶层农户也可能在乡村市场中从事自雇小商人、脐橙经纪等职业,此项收入一年也可达到几万元。小农兼业阶层农户在务工与脐橙种植两项上的家庭收入总和,大体上为3~6万元,其中较高收入者与规模种植阶层农户的年收入相当。车头村村干部杜隆有说:“外边有人打工挣钱,家里能种两三亩脐橙,这样的生活就比较好。”这种说法正是很多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经济状况的写照。小农兼业阶层的比例在35%左右,与规模种植阶层同属于村庄中的小康阶层,是村庄贫弱阶层农户羡慕的对象。     (五)外出务工阶层     这个阶层以外出务工为业,目前对农村土地依赖度非常低。他们很少回家,属于村庄外的“流浪者”。也有的外出务工阶层农户家里的老人在承包田里种植了水稻,但这仅仅是糊口之用,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甚至也有人种植了一点脐橙(如不到1亩),但占家庭收入比例很低。当年政府推广脐橙种植时,这个阶层的多数农户或者是对脐橙种植没有信心,或者是本来就在外打工,家里没有劳动力,因此将自己的林地流转给了邻里或亲戚。由于脐橙树的存活期为40年左右,所以当时林地流转的期限是40年。打工收入是他们的家庭总收入,具体数额与家庭劳动力数量有关。外出务工阶层的比例在20%左右。他们的普遍心态是后悔未能跟上脐橙产业发展的步伐,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他们对未来有些忧虑,缺乏安全感。无论现在打工收入多高,他们都担心自己年龄大了,或突然生病,不能继续打工,生活将难以为继。     (六)乡村务工阶层     这个阶层以在乡村务工为业,他们大多原是外出务工阶层,因年龄、疾病等原因返乡后,由于没有林地,无法种植脐橙,只好在乡村劳动力市场上务工,或成为自雇小商人。他们中大多数人也有不错的收入,并不比外出务工阶层低。车头镇的一些中年农民返乡以后,丈夫在邻县的林场伐木,妻子则在乡镇内的果园干活,也能有不错的家庭收入。林根胜2008年从广东打工返乡,之后一直在家里做水电工,承包装修工程,妻子则每天到果园打工,日工资50元左右,两个小孩都在上学。有大约5%的农民属于乡村务工阶层。他们在心态上与外出务工阶层有类似之处,也因没有跟上脐橙产业发展的步伐而后悔,不过他们毕竟从脐橙产业发展中得到了在家乡就业的机会。     (七)村庄贫弱阶层     贫弱阶层是村庄的最底层。这个阶层主要有两类,一是因病致贫的农户,二是懒惰而无所追求的光棍汉。因病的贫弱农户往往既没有种植脐橙,因缺少劳动力无法外出务工或在家兼业。他们属于村庄中的“贫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是他们的追求目标。车头村黄陂社区的林鑫森,为了生儿子,在外地躲计划生育多年,也因生育3胎而被罚不少。妻子因为过度生育而身体衰弱,家里即没有耕地也没有脐橙,全家仅靠林鑫森一人的打工收入糊口。车头村长沙口社区的李某,长期身体不好,无法从事稍重的体力劳动,至今家里没有盖新房。他虽然不满足于现状,却无法反抗命运的安排,最终皈依了基督教。有5%左右农户属于村庄贫弱阶层。     显然,在车头镇,脐橙种植状况对农民的阶层分化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其背后是林地的占有状况。虽然一些农民可以通过从事商业活动,办厂做生意而成为村庄富豪阶层,一些农户则因为疾病或其他原因而落入村庄贫弱阶层,但从总体上讲,当地的脐橙种植对农民阶层分化有着巨大的影响。脐橙种植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的阶层状况,种植脐橙多的农户可以轻松跻身于规模种植阶层甚至富裕阶层,而种植脐橙少的农户只能成为小农兼业阶层;没有种植脐橙的农户只能选择继续外出务工,回乡后也只能在乡村市场中务工或成为自雇小商业者;如果境遇恶化,他们就可能落入村庄贫弱阶层。由脐橙产业带动的乡村市场,也在农民的阶层分化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脐橙产业的相关市场给农民带来了打工机会,也带来了商业机会。劳动力状况稍好的家庭可以通过在乡村市场中打工来提高家庭收入,头脑精明的农民更是可以在脐橙的运输、买卖、加工市场中获得提升社会阶层的大好机会。          五、农村中间阶层及其利益保障          车头镇农村的阶层分化,在村庄内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中间阶层。村庄里有相当规模的中等收入家庭,村庄经济没有过度分化,非常富有的只是少数家庭,非常贫穷的也只是少数家庭。从经济收入上来看,除了村庄富豪阶层以外,村庄富裕阶层、规模种植阶层、小农兼业阶层、外出务工阶层、乡村务工阶层都能过上不错的生活,他们构成了村庄里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家庭比例达到了村庄所有家庭的90%左右。其中除了外出务工阶层以外,其他阶层都从脐橙种植及相关产业链中受益。当然,由于受益程度不同,在这个巨大的中间阶层中,也存在一些分化,既有富裕和小康家庭,也有对现状不满、为前途忧虑的外出务工阶层和乡村务工阶层。     务工阶层的心理状态主要是后悔未能赶上脐橙产业发展的好时机,由于土地紧张和政策限制而不能重新搭上脐橙产业发展的快车。最初发展脐橙产业时,为形成规模效应,需要将山地流转集中给部分农户。脐橙推广阶段,很多农民根本就没有预见几年后赣南能够形成全国有名的脐橙产地,因此将林地廉价转让给了脐橙种植户。例如,黄陂社区人均林地1.5亩左右,种植脐橙之初,大多数农民将林地承包权以每株脐橙0.5元(每亩可以种植50株)的低价转让,而且流转期限一定就是40年。当时很多农户对脐橙发展没有信心,索性将林地流转出去,现在他们不可能要求收回。虽然没有种植脐橙的农户可以外出打工,但是打工收入相对于脐橙收益还是相差甚远。无林地或林地很少的农户也可以在乡村市场中务工,但其微薄收入与脐橙产业务工的季节性特点,决定了其中的大多数人很难改变自己在村庄经济分层格局中的地位。他们中仅有少数人可能抓住乡村市场中的某种机遇,成为收入不错的特色职业者,如水电工、殡葬服务人员等。     脐橙产业蓬勃发展,在本地容纳了部分中老年劳动力,村庄青壮年也被部分地吸纳到脐橙种植及其各个产业链环节中来。但刚出学校的年轻人在农村没有用武之地,他们往往毕业后就到沿海城市打工,不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南坪村丁建彪2005年初中未毕业就出去打工,同本村的同龄人一起在深圳的工厂流水线上工作。在外打工3年后,觉得很没意思,挣钱太少,于是2008年又回村寻找新的出路,但发现农村也没有出路,“重的活干不了,轻的活轮不到干”。他尝试了开店、做买卖,最终在亲戚的帮助下,承包了18亩地种植莲子,成了附近有名的“莲子大户”。丁建彪是返乡年轻人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其他年轻人根本没有类似的机会。许多返乡年轻人也想种植脐橙,加入脐橙产业发展的大潮流,但林地承包格局的固化让他们感觉创业无望。     虽然务工阶层对现状有些不满,但是他们毕竟人数太少,而且利益有所分化,其中有些人能够从脐橙产业中受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完全没有从脐橙产业中受益。也就是说,车头镇有一个巨大的中间阶层从脐橙产业链中受益,他们是农村社会的稳定性力量。     笔者之前的研究发现,一些地区农村由于存在基于土地流转和占有而产生的庞大“中间阶层”,土地占有状况虽然不均,农民却对土地制度异议并不大。16贺雪峰研究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经商、农村人财物快速流向城市的同时,他们的耕地以极低价格非正规地流转给了仍在农村从事农业的邻里亲友,这使得在村的农户可以耕种20亩左右的耕地,从而成为新兴的“中农”阶层,“中农”阶层成为维护农村秩序的基本力量。17杨华从土地耕种、社会资源占有角度对农民阶层分化进行了划分,其中作为耕种中等规模土地、获取中等水平收入的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社会禀赋和在农村阶层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在乡村治理和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价值引导和治理主体的重要角色。18这些研究显然已经注意到了中间阶层是农村社会的稳定性力量,但是受研究地域和视野限制,没有研究特色农业发展地区的阶层分化,未能注意到乡村市场发展在农民阶层分化中的重要作用。在车头镇,脐橙产业所带来的乡村市场发展,显然对农村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壮大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的稳定机制,需要结合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村社会结构去理解。中国农村是城市发展和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而中国农村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高度稳定,奥秘就在于农村形成了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能够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获益。正因此,改革与发展中的法律、政策和制度需要对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给予最大程度的保障。     按照黄宗智的说法,中国的小规模农业有着发展的重大契机,未来10年到25年经济持续发展,会带来食品消费结构从以粮为主到粮、肉—鱼、菜—果兼重的转型,农民响应这种转型,就会带来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农业转型和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将扩大农业的就业容量,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减少。以小规模农场为主体的中国农业,可能在未来10年至25年,达到充分的农业就业,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将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将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虽然贺雪峰从结构约束的角度对黄宗智的判断提出了质疑,20但从微观层面的研究来看,确实有一些地方正在向黄宗智所预言的方向发展,车头镇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无论黄先生的推断在宏观结构上是否正确可靠,在车头镇这样的农业转型成功的地区,显然需要让广大的农村中间阶层分享农业转型发展的利益,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农村社会稳定。     让广大的农村中间阶层分享农业转型发展的利益,首先应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高效农业,而不是发展大规模的农业。大规模农业的发展,一定伴随着大资本的介入,资本介入一定会与农民(主要是农村中间阶层)争夺农业生产环节的利润,最终赚取高效农业的收益,农民从中并不能得到多少利益。即使部分农民能够从中获取更高的地租,但作为整体的农民并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车头镇的实践中,农村中间阶层从脐橙产业的发展中获取了巨大利益,也有一部分农业利益被外来资本赚取。最初政府倡导脐橙种植时,为种植户免费提供树苗和技术支持,并在山林流转、果园建设方面提供帮助,并要求各级干部、公职人员带头种植一定规模的脐橙。有些干部看准机会,做了很大投资,例如当时有位县长在车头镇通过林地流转建了3000亩的果园。现在农民提及此事,只是怪自己没有眼光。当然,大资本参与脐橙种植,在市场信息收集、市场网络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带动作用。但是,如果这些林地由农民来种植脐橙,农村中间阶层必定更加壮大;如果这些林地可以较为自由地流转给返乡农民工,农村中间阶层显然会更加稳固。     如果真要保障农村中间阶层农民的利益,就不应该仅仅让他们获取地租收益,而应该让他们参与分享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即广泛参与能够成功的高效农业。因此,农民需要的就不是所谓的资本下乡经营农业,不是所谓现代的农业经营公司,而是高效农业的经营合作社。这样,占多数的农村中间阶层农户可以以自己的土地参与经营高效农业,获取高效农业的收益,而合作社又能为他们提供广泛的销售渠道、生产信息等,并为他们解决资金问题,帮助他们抵御市场风险。当然,并不是说大公司和资本不能介入农业,而是说它们不应该介入赚取农业生产环节本身的利润。大公司和资本在市场经济中有其固有的优势,农民不能与之相比,倘若其能参与农业深加工或生产之后的销售等环节,这样大多数农民赚取高效农业生产环节的利润,而资本获取农业生产之后环节的利润,两者互相扶持,岂不是两全其美!政府需要做的是,既为资本提供合适的市场环境让其参与农业生产之后的环节,又要规制其进入农业生产环节本身获取农业生产利润。     当然,即使在加工和销售领域,如果政府给予足够的支持,中间阶层农民也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利润。赣南脐橙的品牌效应出现之后,有了广泛的销售渠道和网络,脐橙的生产、加工、销售领域的风险都大大降低。尤其是在脐橙的打蜡加工环节,几乎没有技术含量,中间阶层农民完全可以参与进来,从而分享其利润。倘若在政府的支持下,由农业合作社来经营脐橙的打蜡加工,农村中间阶层农民就能获得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的一部分利润,而不是任由这些利润完全归资本和中介商人所有。     农村中间阶层农民所能获取的收益更多,中间阶层就更加稳固,这样农村社会就能更加稳定,从而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提供更加稳定的农村基础。          *感谢共同参与调研的陈靖、燕红亮、左雯敏等20多位师弟师妹。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283页。     ②参见周晓虹:《再论中产阶级:理论、历史与类型学》,载《社会》2005年第4期。     ③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⑤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⑥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载《社会》2005年第l期。     ⑦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贺雪峰:《组织起来》,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⑧温铁军:《稳定大局与三农新解》,三农中国网站,http://www.snzg.cn/article/2011/1231/article_27019.html。李昌平:《三农问题,中国要避免做菲律宾第二》,三农中国网站,http://www.snzg.cn/article/2008/0306/article_9334.html。     ⑨黄宗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载《领导者》2008年第3期。     ⑩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1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载《读书》2006年第2期、第3期。     12陈柏峰:《农地的社会功能及其法律制度选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     13贺雪峰等:《农民工返乡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4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200页。     15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16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载《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     17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8杨华:《农村土地流转与社会阶层的重构》,载《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0贺雪峰:《农业的前途与农村的发展》,载《读书》2008年第10期。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来源:《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进入专题: 中间阶层 市场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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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四川新疆官员治理少数民族言论引起反弹

在北京召开的政协和人大两会上,四川省委常委李昌平在四川代表团开放日讨论时说,达赖集团加剧了对藏区的分裂破坏活动; 与此同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说,新疆对暴力恐怖分子不能施仁政。 据本台报道,四川阿坝地区3月5号再次发生一起藏人抗议中国西藏政策的自焚事件。一个名叫多杰的18岁藏族青年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政府大楼前点火自焚。与此同时,新华社报道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委常委李昌平在四川代表团开放日讨论时说,达赖集团加剧了对藏区的分裂破坏活动,藏区虽然也有极少数寺庙和极个别僧侣遥相呼应,但是他们丝毫不能代表藏区主流,丝毫不能阻挡藏区发展稳定的大势。四川阿坝州州长吴泽刚说,西藏阿坝地区里连续出现自焚事件的背后原因是达赖集团“藏独”分裂势力的诱惑和欺骗。 总部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发言人桑杰嘉说,中国藏区的自焚事件是北京的西藏政策所导致, “在国际上大家都非常清楚流亡政府从来都没有支持或者说去鼓励这样做,反而相反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公约呼吁不要进行这种激进的方式——自焚的方式。中共一惯的作法就是遇到问题,推到达赖喇嘛这边,特别是流亡政府这边。 ” 过去一年,至少有22名藏人因反对中国压制西藏的文化与宗教自由而自焚,其中包括数名十几岁的青年。美国纽约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说,西藏的自焚事件,要从中国的西藏政策上找原因, “所谓海外的其他政治力量也好、达赖也好,如果中国大陆内部没有矛盾,谁都掀不起来。如果有矛盾,压也是压不住的。没有一个人会为了毫无理由的外头的几句煽动而采取自焚、自杀行动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荒唐和可笑的。”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说:当前新疆形势稳定、团结,暴力恐怖事件不是宗教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反人类的。新疆对暴力恐怖分子不能施仁政。他还表示,今后发生一起,坚决打击一起,发生一件,解决一件。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本台记者说,张春贤代表的是中国的政治利益, “当局所说的严打其主要的目的是在当地推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治理。而当地所出现的一切动荡和当地在中国所推行的系统性镇压有直接的关系。相反,中国当局采取各种措施,编造各种谎言,来推卸自身推行的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的动荡。” 迪里夏提说,中国的严打政策不能平息维吾尔人的反抗, “中国当局如果他们认为严打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的话,那么中国当局就应该无条件的尊重维吾尔民族的言论、聚会、游行、结社等各方面的权利。另外有关两会代表,我想特别强调一点,这两会的代表完全是一个政治花瓶。” 纽约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说,加拿大的魁北克因为是法语区,其语言和文化传统和加拿大其他地区有较大的差别,当地一直闹着要独立,后来事通过全民公决来解决这一问题, “结果通过一次魁北克的居民投票自决,从投票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魁北克再也不会提那种独立愿望和要求了,为什么呢?魁北克的大多数人还是要留在加拿大的。少数人通过这一次的充分的民主表达,知道自己的那种过激的愿望和要求并不能代表大多数。所以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问题,政治上的解决一定要让他们充分地表达他们的政治愿望和要求。”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也表示,为了缓和新疆当地局势和政治冲突,建议人大会议审议民族自决权立法公投,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解决维吾尔民族的政治归属。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方可成 | 三位农民工代表的履职报告

“大家对她的期望太高了,所有人的希望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这不太公平。” “我希望农民工代表数量增加,不少农民工很有理想,很有创新精神。我觉得这个群体的声音还不够响亮。” “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三位农民工代表的履职报告 □南方周末2012年3月1日 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师小涵 李熠祺 发自北京、广东佛山 在2978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哪几位代表身上承载了最多人的期待,要反映最多人的呼声? 答案是:广东团代表胡小燕、重庆团代表康厚明和上海团代表朱雪芹——他们三个人,要为2.42亿农民工说话。 胡小燕们是在2008年初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在那之前,这个中国最核心的参政议政群体中,还没有农民工的身影,没有农民工的声音。 现在,三人的任期进入最后一年。回望过去几年,他们个人的境遇、心态都发生着改变,他们所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在发生改变。不过,等待改变的东西,还有更多。 突然降临的机遇 “我还不太知道,请包涵。” 踏上两会的政治舞台之前,胡小燕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代言人。 “我当时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什么样的。”胡小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此前,她从未担任过乡、县、市、省任何一级人大代表。 胡小燕将她的当选视为“机遇”——给她和其他两人带来机遇的,是一份于2007年通过的文件:《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这份不过数百字的文件特别规定:“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那一年,中国的农民工数量达到2.26亿,“农民工问题”日益凸显,国务院甚至在之前一年专门印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称其“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最终选举产生农民工代表的省市,是劳务输入大省(市)广东和上海,以及劳务输出大市重庆。 三位当选者都经过了层层选拔与考察,他们的履历勾勒出这样的形象:出身农村,迫于经济压力进城打工,从最普通、最辛苦的活儿开始干,有上进心、肯钻研,凭借自身努力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等生”,但都没有进入车间主任以上的管理层。 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前,康厚明和朱雪芹已经分别是全国劳模和上海市劳模,而胡小燕则是“佛山市十佳外来工”之一。 尽管荣誉加身,但三位代表刚当选时依然满是纯朴,对人大代表的职责也不甚了了。有美国记者曾问胡小燕:“当选人大代表后,你下一步怎么做?”胡小燕的回答是:“我还不太知道,请包涵。” 如今再问同样的问题,胡小燕们会给出滴水不漏的回答——“要多和农民工群体沟通,学会做政府和农民工之间的桥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这几年的履职中积累了许多心得,还因为他们接受了许多次履职培训。 推动的和还没推动的 “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我感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第一次参加两会前,胡小燕感慨。 在三名农民工人大代表中,胡小燕最先当选,性格又最为直爽,再加上广东媒体发达,导致她得到的关注比其他两人都多。到了2008年3月7日,这份关注更是达到了高潮。 那一天,温家宝总理参加了广东代表团的分组讨论,胡小燕在钟南山等两位代表之后发言,提了两点建议:优化农民工生活和技能环境,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听了胡小燕的发言,温家宝转头对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从此,不仅广东团的人都认识了胡小燕,全国许多农民工也都从报纸上、电视上知道了他们的这位代言人。后来有人找到她,说要去北京上访,要胡小燕告诉他温家宝的电话。胡小燕答复说:我也不知道温家宝的电话。说完她又补充:“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就是上访也是让底下那个人解决。而且不是有信访局吗?你去找信访嘛,说说情况。” 出名之后,记者蜂拥而至,胡小燕的电话响个不停。在北京仅仅十几天时间,她竟花了1500多元钱的电话费。当时,她的月收入是3000多元。 她会下的时间,也几乎全被媒体占满。几次会开下来,北京的那么多景点,胡小燕只去过天安门,还是因为有记者要拍她在天安门前的镜头。 康厚明和朱雪芹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三人分属不同代表团,驻地不在一起,本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但各类媒体已经将他们“撮合”到一起采访了好几次。 无论是在会下的采访,还是在会上的讨论,胡小燕们讨论的基本都是农民工相关话题。但也有人注意到,这三位农民工代表提出的基本都是建议,而非议案。 “议案需要很多准备,非常严格。”胡小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些代表提出的议案是有人帮忙准备的,比如一个老板,有大把的人为他做事。作为打工者,真的没有时间做很深入的调研。另外,议案大多数都是法律方面,你能了解多少?” 针对这种情况,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建议:“人大代表履行的是神圣职责,应给他们相应的条件,比如说一定的调研经费、一些助手。他们在工厂要上班,每天要干活,要是不干活了老板就要扣他们工资。” 不过,胡小燕并不认为建议的效果比议案差。她曾就农民工欠薪问题提出建议,结果第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恶意欠薪列入刑法;她的另一条关于“修建农民工公寓”的建议曾在两会会场内引发笑声,但从2011年开始,广东真的开始实施新政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也可以享受保障房。 虽然她明白,自己的建议只是起了“助推”作用,但胡小燕坚持认为:“有人推进的话,肯定会好一些。” 康厚明也看到了自己的建议被落实。他曾在2009年、2010年连续提交“关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议,现在,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终于实现跨区域转接,基本养老保险将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农民工退保现象大大减少。 当然,也有一些建议,推了又推,依然没能推动可见的变化,比如关于“允许农民工子女在打工地参加高考”的建议。 这一建议,朱雪芹也提过。四年下来,朱雪芹提了不少与教育相关的建议。她本人的经历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刚到上海打工时,她的学历是初中毕业;打工期间,她凭借自学,获得了高中文凭;其后,又被公司派往日本研修三年,从日本学习的技术是她成为技术骨干、劳动模范的关键因素;现在,她成了上海电大学生,正在攻读工商管理本科学位。 “我们这一代没有接受好的教育,把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平等的教育环境。”朱雪芹说。她的这种愿望,代表了许多农民工的心声。而破除户籍壁垒,则正是事关教育平等的重要前提。 “人大代表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 “如果每个电话我都接,十个胡小燕也不够用。” 可以肯定,全国人大闭会的日子里,胡小燕们属于代表中履职最勤的那一批——找他们的农民工实在是太多了。 2008年3月20日,胡小燕在媒体上公布了手机号码和QQ号码,她的手机立马被打爆。那段时间里,每天都有上千个未接来电和上千条短信,每天两块电池换着用也撑不住,最多时,邮箱里有2088封新邮件。实在撑不住,她只好关机,但这却又引发了不少农民工和媒体的质疑:公布号码又不接电话,不是在忽悠吗? 这令胡小燕感到委屈:“如果每个电话我都接,十个胡小燕也不够用。” “大家对她的期望太高了,所有人的希望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这不太公平。”一位多次采访她的记者说。 现在的电话和邮件,已经比最初少了很多,但每天的电话,依然会有十几通。除了最常见的讨薪维权、工伤索赔、子女教育等问题外,找上门来的人也有形形色色的人等:有人说自己没钱读大学,让胡小燕给他钱;有人说自己想要自杀;甚至还有人让胡小燕帮忙找儿媳。一些时候,征地拆迁的问题也会反映到她那里。 “我只能建议他们找相关部门,没办法。”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针对胡小燕遇到的难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我国人大代表不是实行精英制,她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她不可能解决所有农民工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胡小燕不能帮一些农民工解决难题,她也没有必要自责和内疚。人大代表不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应该着眼于发现问题、感应问题,监督解决问题。” 这种思路也渐渐成为胡小燕的工作方式。广东省总工会设了一个“海燕信箱”与她对接,“一般我接到广东省内的材料,都会转给他们,再由他们转给相关部门。”胡小燕说,“其他省份的,我看了之后建议他去找相关部门,因为作为代表是没有处理问题的权力,只能让他们找相关部门理性维权。” 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康厚明身上。 “几年代表当下来,我的想法有一些变化。”康厚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以前更多针对个案的解决,现在则意识到:人大代表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多方面了解调研,提出建议。” 当然,在个案的咨询等方面,康厚明依然帮助了不少工友。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让他得以接触重庆市政府和公检法系统的不少官员,并得到他们的帮助。“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长汪夏就给了很多热情的帮助。” 朱雪芹则在上海成立了工作室,集中为农民工维权。但这个工作室在个案维权方面同样遇到了困惑。“因为我们这里不是执法部门,企业不买账,法院判了执行难,遇到这些棘手的事情,也会感觉力不从心。”朱雪芹说。 于是,很多时候,她只能挑一些典型的案子,带到两会上进行讨论。 “这说明他们还是很弱势的代表。”李昌平说,“今天,人大代表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履行。不过这不只是农民工代表的问题,而是法律赋予代表的权利如何落实的问题。” “有几百个代表才对” “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 严格来说,现在,胡小燕、康厚明和朱雪芹都已经不是农民工了。 在他们的本届任期内,这三位代表都先后完成了身份的“转型”:落户城市。城市户口吸引他们的,无非是一些具体的政策优势,例如子女上学。虽然户口的性质变了,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可以担当农民工群体的代言人。按照康厚明的说法,“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 “这两年,我都是为这个群体在说话的。”胡小燕说,“我的亲戚朋友,包括我老公的户口都还在农村。我一直就在这个群体当中,这没什么好质疑的。” 这位在打工初期曾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遣送的人大代表,因为获得了“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得以落户佛山。但是,她依然住在狭小的工厂宿舍里。朱雪芹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得以落户上海。不过,她也依然在两会上为农民工的权利鼓呼。 四年间,朱雪芹敏锐地观察到一些变化,比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愈发重要。为此,她建立了“朱雪芹志愿者工作室”,为农民工子女开辟“第二课堂”和免费课业辅导。再比如,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带来的农民工流动问题。在她的老家江苏睢宁,以前的标语是鼓励大家走出去,现在的标语则是邀请大家留下来。 发生在这三位农民工人大代表本人身上的变化,则更为明显:他们的休息时间少了,视野开阔了,表达能力提高了,应对媒体愈发自如了。胡小燕还获得了在工会挂职的机会。 有了一届人大代表的履职经验,胡小燕们期待能够连任,继续为农民工说话。“下一届能不能当选,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组织说了算,而是人民说了算。”康厚明说。 更多的人期待:在下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增加农民工代表的数量。“我希望农民工代表数量增加,不少农民工很有理想,很有创新精神。我觉得这个群体的声音还不够响亮,比较弱势一点,人多力量大嘛。”胡小燕说。 李昌平的建议则更“激进”:“这个代表群体要庞大一些,不能是四个代表,也不能是九个代表、十个代表。有几百个代表才是对的。”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戴表”的来历 吴代表 为什么女孩要放弃学业去做打工妹? 杨代表工作室关门不谢客 无觅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执行死刑系自然灾害?

执行死刑系自然灾害? 作者:读者留言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2-5 本站发布时间:2012-2-5 13:57:54 阅读量:667次 2 月 4 日至 2 月 5 日中午留言锦集 致函最高法:对吴英执行死刑难服众 有话要说 2012-2-4 14:31:15 对吴英执行死刑难服众? 经过查对,对吴英判处死刑的法官系临时工。对吴英执行死刑系自然灾害。 你服不服?你可以选择(可以充分自由选择,但是必须选择一个): 1 服; 2 心服口服; 3 非常正确。 有梦想就有希望 2012-2-4 22:44:18 一位老法律人对正义和良知的最后呼唤! 该鄙视哪种知识分子? 缪一轮 2012-2-3 19:04:15 不知道这位“摩罗”是不是以前在《方法》杂志上发表文章的那个“摩罗”?多么奇怪的逻辑啊!我不明白这样的人是否也算知识分子,更是否也是精英?不过听其口气,恐怕还是踌躇满志那一类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体制下,倒的的确确随时随地都在分化之中,尤其是与利益贴得太近的那一部分。 谈改革 李喻 2012-2-3 19:36:18 改革循“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基本步骤并不合适。应是交错进行的。不论进行哪一个领域的改革,其他领域的改革都不能原地踏步。只不过要分清轻重缓急,有所侧重而已。 克里斯 2012-2-3 22:14:46 作者思考得很深入,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关注 事业单位编内编外工资条“雾里看花” 若耶非耶 2012-2-3 20:53:38 事业单位改革,一直是抵制政治改革的挡箭牌。事业单位更是越改越瞎改!不知道是该怀疑中央改革的能力,还是应该怀疑其改革的诚意? 目前的事业单位改革,不说失败,至少很无聊。 饶雪漫:愿所有的疯狗都安息 阿C 2012-2-3 20:53:35 当作者写出“愿所有的疯狗都安息”的标题时,她自己也就在“安息”之列了。 大漠孤烟客 2012-2-4 9:55:58 饶雪漫女士,就您这篇文章的标题就看不出您的素质在哪里,您还是闭嘴吧! 肖昱 2012-2-4 10:50:11 你热爱韩寒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是你也要尊重别人的质疑权利,乱骂别人为疯狗,只能证明你自己只是韩寒的一条狗而已。 Maomaoyu 2012-2-4 17:26:47 不奇怪,即使有这篇文章,还会有人接着咬、接着叫,因未对他们,咬和叫的意义在于过程,对象不重要,理由和结果好像也无所谓:看了,他们还会说作者也是一个团队的。由他去吧! 儿子在旁边说:疯狗会停止骂吗?也真是,只要不安息,骂就咬与叫是难免的。 重庆为什么会被妖魔化? Wanliuf 2012-2-3 20:54:36 重庆被妖魔化? 还是其本身是妖魔之路? 王占阳:“乌坎转机”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的新曙光 人民10000 2012-2-3 22:10:08 偶拆拿国最佳的政治转型时期已过去。未来十年,如果不能和平地转型到民主政体,则和平转型的机会就消失了。 君不见,一胎政策执行30多年后的今天,为政者还不启动政治转型的改革,这是在断送大陆民众的前程。 试想,在不远的将来,每个家庭4个以上的老人,放眼望去,都是老人,那时,整个社会的负担有多严重!按现在庞大的统治系统的开支和贪婪,那时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恐怕连养活这个统治系统都难了。 每家4个以上的老人,那么一对夫妇还能养几个孩子?恐怕养一个也觉得的困难了。如此下去不要几代,大陆华人即已灭绝。 到了这种时候,还能有谁有办法? 所以,聪明有钱的精英,都想尽办法往外去了,他们早看得明白。 逝水年华 2012-2-4 9:58:15 党是完成特殊历史使命的工具,是谁的工具?那些听党的指挥,忠于党,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等言语是人民听工具的,总有工具崇拜的意思,把谁给忘了。 中国崛起负有文化使命 Nnnn 2012-2-3 22:11:34 “中国崛起负有文化使命”我不怀疑,而中国目前的现实我怀疑 越南土地私有化的灾难 方程式 2012-2-3 22:26:49 真没想到自诩的三农专家——李昌平竟然已经沦落到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吹鼓手的地步了。实在可惜加可耻!衡量一种土地制度好坏的标准并非是所谓是不是“分享了全部的农用土地地租”,而是看这种土地制度是不是尊重和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政治和经济权益。 农民只能分享地租?所谓分享地租不正意味着农民只能成为政府,也即既得权力和利益集团的代表的长工或雇农吗?我不明白,农民难道低人一等吗?农民为何不能享有自己耕种的土地所有权并成为自己耕种的土地财富的所有者呢?地权难道不是最基本的民权之一吗?这就是说,剥夺了农民的地权也就等于剥夺了农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李昌平为何要一再回避地权即民权这一常识性问题而在那里大放厥词呢? 李昌平倘依然不知悔改并坚持为现有的这个充满政治歧视的土地制度辩护,就必然会在政治上堕落成为三农学界的另一个司马南! 民主素质论可以休矣 古原芳草 2012-2-3 22:41:08 素质论是权力私有者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口! 李希光:我国长期面临外部舆论环境的严峻考验 憋不住说一句 2012-2-4 8:14:43 西方媒体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加上它们在国际传播领域“嗓门大”的优势,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严重的损害,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究竟谁在坚守“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谁在传播领域彰显自己的大嗓门?贼喊捉贼的惯用伎俩早就不灵了!!! 逝水年华 2012-2-4 9:20:33 评价一个国家制度优劣尺子是什么?价值。价值的内容是什么?用意识形态将价值内容填充。结果价值内容大相径庭。用这样的尺子去衡量结论得出相同是不可能的。我国的价值内容是什么?内容丢尽了只剩下一个国家的外壳了吧! Fang1616 李希光教授: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在大脑中自由思维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438896 初平山人 2012-2-4 22:46:01 作者提到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结尾是一腔废话。 我们养的那么多御用专家,有谁能站在国际视野,系统分析这现实的成因,给领导人以清醒的认识。而不是用官话自欺欺人。或是用民族主义蠢劲儿,或怕别人演变而退守关门。越发让人瞧不起。 Gaohuo 2012-2-5 9:23:40 只能是官本位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跟本不代表中国民族。 缪一轮 2012-2-5 11:46:58 我们应该深刻反思:为什么我们韬光养晦那么多年,国际社会对我们却越来越不信任?问题难道只出在对方,而与我们自己历史和现实的所作所为无关?为什么不但大国忌讳我们,小国也恐惧我们,而流氓小兄弟竟敢敲诈勒索我们?教授先生如果不是弱智和装佯,应该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民主与狗--孔庆东不懂的事 逝水年华 2012-2-4 9:06:21 孔庆东这样的滥教授中国还有多少?应该立即将其清除。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知道自己的国民素养确实低,需要提高。把自己的恶性带到所到之处,引起他人的恶感是正常的。你以为自己在大陆,恶德大行其道。至于选票如果给我一张我不会糟践它。拿百姓的素质说事来拒绝民主是本末倒置,恶德都是上行下效的结果,一次官员的恶性不被纠正,就会传染。孔庆东你闭上你的臭嘴吧,别国人的脸都丢尽。 扬之水 2012-2-4 11:27:31 子曰:敏于事而讷于言。孔庆东即便真是孔子裔孙,也是不肖子孙。 Scpnwyt 2012-2-5 3:26:46 孔庆东代表的是官方的声音,孔庆东的水平代表了中共最高学府的水平。这就是中国大陆的现状。只不过这一次是公开了而已 12-34-56 2012-2-5 11:06:15 在我看来,歌颂专制,崇拜独裁,满嘴流氓腔的孔庆东连狗都不如。

爱思想 | 李昌平:越南土地私有化的灾难

李昌平:越南土地私有化的灾难 进入专题 : 土地私有化 土地制度    ● 李昌平 ( 进入专栏 )       2008年10月4日-13日,三中全会召开之际,笔者开始了第三次越南之行。很多人告诉笔者,越南的土地是“私有化”的,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这是笔者这次来越南的主要原因。这次越南之行访问了永福省的农民、小企业主和乡镇干部,还在胡志明市、河内市等地拜访了已故武总理的大秘武国俊先生,已故总书记的秘书、去年退休的政治局常委潘演先生,还拜访了在任的全国农会、中央经济研究局等机构的负责人。            一、越南土地制度的概况            通过访问,感觉越南的土地制度大体上是这样的:15年前,越南进行了土改,实行“土地国家所有+农户20年使用”,集体所有制不复存在了。理论上讲,在20年(期满后会再延长50年以上)之内,农民可以出租、抵押和买卖土地,也可以申请土地“农转非”后出让土地。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主要做法如下。     在永福省(距离河内60公里)的郊区新筹乡,农户一般4-5口人,户平3亩多农地和150平方米宅基地。农民的土地是不能用来办“乡村企业的”,甚至稻田改作稻田养鱼或种水果都是不可以的,必须种植粮食(粮食价格为2人民币/公斤)。新筹乡农民的农地,是不能在银行抵押的(在越南的南部等地区可以,主要是有“农转非”预期或收入较高),银行只接受农民的宅基地等非农地抵押,一般360平方米可以抵押贷款60 000 000越南币(越南币和人民币比价2 480:1);农业庄园可以抵押, 360平方米可以抵押30 000 000越南币。越南农民贷款的官方月息为1. 7%以上。农地转租比较多,一般360平方米的年租金不会超过100公斤稻谷(360平方米的年生产总量为540公斤);农地也有买卖,但很少,价钱差别很大, (360平方米)低的2 000元人民币,高的万元以上也有,关键看土地处于什么位置和政府有什么规划;在越南,农地可以向政府申请“农转非”(主要是建房),永福省郊区农村,360平方米农地“农转非”后,农民可以获得4 000元人民币,政府可以获得10 000人民币的财政收入,办理各种证件的手续费和礼金等,大约需要40 000元人民币以上。“农转非”后的住宅用地,转手即可盈利2倍以上;大量的土地“农转非”,还是由政府统一征用。据新筹乡乡长介绍,全乡总面积700公顷,两年后将有400公顷变成工业区,工业区是省政府做的。政府要办工业区,土地征用价格是政府定的,和中国的土地征用补偿政策非常相似,亩补偿一般在20 000元人民币以下。对于政府大量征地,农民有抵触,但只能服从。笔者问,农民自己申请土地“农转非”办工业和商业可不可以,乡长说不可以(注:有钱有权人应该可以)。     新筹乡的干部还带我参观了一个农民办的家庭砖瓦场(离乡政府只有1公里地,绝对不属于山西黑砖窑一类),场主姓梁,年生产50 000片瓦。因为越南农村没有经历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时代,所以农村加工业很少见,土地“私有化”后,再用土地办乡村小工业非常难。年产5万瓦片的加工厂,一年可以收入15 000人民币。工人每月工资80元人民币(下雨休息)。女工对我说:一天工作10小时,月薪80元人民币。我不相信,重复问了三次。老板也说是80元月薪(我在胡志明市访问时,人们告诉我工人工资为200-500美元左右;在胡志明市内,工人工资为600元人民币以上)。我的眼泪不听话的留下来了。越南的村庄,没有集体建设用地,也没有机动地,农地不能改变用途(水稻地不能用来种水果和养鱼),所以,砖瓦场的用土都要花钱买来。由于土地没有任何机动,(现在)新婚的年轻人要建房,必须花钱买宅基地,100平方米的宅基地,需要4万人民币(1亿越南币,我问了3次),我再一次流泪了。如果越南的土地政策像中国一样——准许农民用稻田发展稻田养鱼或鱼池边上建猪舍养猪,或有集体建设用地办更多乡村企业,这样越南农民在农村就会有更多发展机会和选择权,农民的工价就绝对不可能只有80元人民币/月(不到中国农村农民工价的十分之一)。回到酒店,想起80元工资和4万元宅地,还是止不住泪水!     越南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在加快,在访问越南《年轻人报》(越南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的时候,越南朋友多次问我,你们中国有没有强制廉价征收农民土地办高尔夫球场的,有没有无偿给外国人土地办工厂,我说有的。越南人说,越南也一样。我问,越南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自主买卖的,怎么会出现和中国一样的情况呢?越南朋友的回答是:虽然理论上说,20年内(或50年内)是自主买卖的,但因为农民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土地,还是很容易失去土地。     在越南,由于不存在“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的“土”政策,人多地少和人少地多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主义“耕者有其田”和“居者有其屋”的基本底线正在消失。很多农民非常恐慌。     在越南,水灾越来越频繁,水系和道路遭到破坏是常见的事情,由于没有集体和土地集体所有制了,要恢复就只有等国家“恩惠”了。农民种地越来越不方便,灾害风险越来越高,且成本也越来越高了。为了阻止撂荒发展趋势,政府不得不实行免费水利服务。     越南农村缺乏规划,住房乱七八糟布局,农村建设规划受到土地“私有”的严重制约;当笔者向越南朋友介绍南街村、大寨村、华西村和周家庄公社等7 000个村庄的时候,越南朋友只知道小岗村,从来没有听中国官方介绍过这7000个村庄情况,非常羡慕这7 000个坚持集体经济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村庄。越南朋友自言自语:看来我们学中国改革比中国改的彻底啊!笔者问越南在任的官员,越南在2013年农民20年土地使用权到期之后,土地制度会怎么变化?越南的官员告诉我,不能等到2013年,最近1-2年要修改《土地法》,总的方向是“土地国家所有,农民长期使用”,使用权将再延长50年以上。笔者问,政府今后征地是不是仅限于公益用地,得到的回答是,国家征用土地也可以用于工商业,征用农民土地补偿会有所提高。这让笔者感觉越南的土地制度在由“私有”向“国有”转变。            二、中国和越南土地制度比较            越南的朋友问笔者对越南的土地制度有什么建议,笔者说,笔者的国家正在召开三中全会,可能会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笔者是来越南学习土地制度的,不敢谈什么建议。在越南朋友的再三要求下,笔者还是对中越土地制度做了一些比较。     越南在土地制度理论上,相对中国是有优势的,如农民进城可以出售自己的土地,但实际的结果是,农地并不值钱,农地价格不到大城市土地价格的1% (胡志明市、河内市等城市房价比北京、海上还高),农民根本无法靠出售农村土地的收益购买城市的住房(1亩农地不够在城市买1平方米住房),何况农民工不可能短期内享受市民待遇,因此,农民根本无法“退田进城”。绝大多数农民也许一生的积蓄只能在农村买宅基地(100平方米4万元);又如,理论上讲,部分农民是有可能将自己的农地申请转非“的,是可以由农民转变为土地资本家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土地”农转非“完全控制在政府和少数人手中,农民只有出售农地的份,或只能获得很少的”农转非“收益;再如,理论上讲,农民是可以用农地抵押贷款的,但实际上银行并不接受农地抵押(除非土地区位优势极佳),且利息高得农民无法承受;再如,理论上讲,越南的土地制度更有利土地规模经营,实际情况是农民家庭所拥有的土地处于高度分散化状态,没有”集体“这个层面起中介作用,根本没法有效流转……是不是因为农民只有20年土地使用权的政策所致呢?实际上越南的所有人都知道,农民已经获得的20年土地使用权实际上不会再变了,现在是谁的,永久都是谁的,是”永久不变“了。很多理论上应该有的土地权利,实践中并不能实现,并不是说”使用权物权化“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农民的土地权利得到充分实现,需要有廉洁的政府,需要有产权实现的基础性制度体系,需要有农民组织的自我保护等等。随着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的解体,农民组织基本上解体了,村庄共同体在瓦解之中(尽管越南有全国性的农会,和共青团和妇联是一样的组织)。加上越南农村没有经历乡镇企业发展的时代,比中国农村要落后,怎么可能建立起私有产权实现的基础性制度呢?农民没有共同体(组织),农民怎么可能阻止或对抗基层政府的腐败官员和黑社会、黑资本结盟呢?     相对越南,中国的土地制度,至少有两大优势。     一是农民集体所有制优势。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由4个部分构成:1)共同共有部分,如公共水塘、水系和公共活动场所等,这便利农民生活和生产,相对越南农村而言,大大节约了成本;2)按份所有部分,如基本农田和自留地等。所有权一人一份,体现公平;承包权(使用权)可以不平均占有,体现效率,但有偿使用——收取承包费。土地承包费按集体成员份额所有权平均分配。这有利于土地规模化、专业化经营,更有利于劳动力转移。更重要的是可以保障”耕者有其田“。3)按户占有部分:如宅基地。结婚就可以分配到宅基地, 2人也是一个宅地,3-4人也是一个宅地,是按户占有。相对越南年轻人要花4万人民买100平方米宅地,中国的集体所有制是可以守住”居者有其屋“底线的。4)机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部分。农民集体机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分配新婚人的宅基地、可以解决新增人口的口粮田,也便利发展砖瓦场、农产品储备库、禽蛋加工厂、养鸡场、养猪场、渔场之类的乡村工业和专业化养殖,为农民自主解决基本需求和消化社区内部矛盾有很大便利;还为保护农民社区共同体和村民自治提供了基础:如:为维护村庄共同水系、道路、公共生活场所、自来水、三提五统公共开支等提供了保障,越南正是由于没有了土地集体所有制,水系和道路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恢复。改善社区公共生活和维持社区自治,就更难了。和越南相比,中国土地制度的第二大优势是农民可以在”大农业“框架下,自主改变土地用途。如水稻田可以用于水产养殖,棉花地可以用于种植水果,甚至可以用农地盖农业生产房,等等,虽然也有限制,但限制不强。这有利农民适用市场变化调整生产结构,也有利农民在土地上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选择机会。这是中国农村居民在农村务工的劳动力价格高出越南5-10倍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中国土地制度在90年代以来的”深化改革“中,不是在完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一直在去集体所有制,已经产生了很大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征用农民的土地,补偿的是30年使用权,得到的却是所有权。同时,政府规定农民种地不向土地所有制(农民集体)交钱了,政府正在消灭《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和农民村社共同体。这个变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二是中国”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已经在不少地方造成了30%的”无地农民“或”有地市民“。中国政府好像不准备重新均分土地,以解决”无地农民“和”有地市民“的矛盾,如果在土地占有已经极不均衡的基础上,再延长承包期70年,会使中国的”无地农民“和”有地市民“越来越多,”无地农民“要给”有地市民“交租,这不利于农村和农业发展,也会使”无地农民“陷入非常贫困之中,还会使社区共同体功能丧失,将来一定会导致社会冲突;三是5%的机动地制度和土地均分制度在逐步取消,这会导致农村道路、水系等社区生产生活设施去”村庄共同体化“和新增人口住宅地”市场化“和”商品化“;四是土地”农转非“过程中的地租增值和土地资本化收益,农民不能得到,全部归了政府和工商业资本家。20世纪80年代农民日子和农村经济发展节节高,就是因为土地可以用来发展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农民可以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资本化收益;五是农村金融体制没有与土地制度配套,农民地权抵押不能实现。特别是不准农民的合作金融发展,农民土地不能优先在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内抵押,利息不能归农民。像越南农民贷款月息1. 7%以上,土地抵押实际上会使农民失去土地(中国农民种地效益太低,其收益不可以支付越南这样的高利贷)。            三、如何评价土地制度的好或坏            在笔者看来,如果按照中国土地改革的方向,“有地市民”占有“无地农民”的土地农用地租,这个就错了;征用的是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补偿的却是农户30年土地农用使用权,土地“农转非”的地租增值农民得不到,这样的土地改革就不可取。土地“农转非”后,土地只能成为商人的资本,不能成为农民的资本,农民不能分享土地资本化收益,这样的土地制度就不可取。土地制度改革改的新婚农民没有宅基地了,就荒唐了!     在笔者看来,评判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制度好不好,关键看这样几点:第一,农民是否获得分享地租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的权利,是不是分享了全部的土地农用地租,是不是分享了”农转非“地租增值的50%以上,是不是拥有不少于25%的”农转非“土地的资本化权利;第二,是不是保障了”耕者有其田“和”居者有其屋“;第三,是不是有利于农民组织化和村庄共同体自治;第四,是不是有利村民退出村庄共同体和土地向种田能手相对集中;第五,是不是有利于新农村规划和建设(生产和生活);第六,是不是有利巩固农民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第七,是不是有利村民在农民和农民工之间转换。     符合这些标准,就是相对好的土地制度。            文章发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进入 李昌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土地私有化 土地制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572.html    

叶檀 | 土豆的悲剧就是猪肉的悲剧

土豆的悲剧就是猪肉的悲剧   2011-10-10 南方都市报       内蒙古土豆丰收,却遭遇销售难,粮贱伤农的古老戏码在土豆市场重演。       去年土豆价格大幅上升,吸引农民扩大土豆种植面积,今年土豆大丰收之后,出现滞销现象。来自农业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内蒙古自治区马铃薯种植面积1140多万亩,比上年增加100万亩以上,平均单产同比提高15%,预计鲜薯总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       上述现象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农村与农民属于信息弱势群体,总是滞后于市场的需求;农民为市场定价的弱势群体,面对淀粉等价格的下降无能为力。去年土豆价格为年均价格的一倍,而今年价格为年均价格的50%左右,农民不得不成为市场的牺牲品。       每隔数年谷贱伤农,却年年无力扭转。从土豆推广开去,生猪养殖、绿豆等农作物无不如此,隔几年就来一个价格过山车的轮回。       不能说政府不尽力。土豆滞销后,农业部出台四项举措,包括指导掌握产销变化情况,指导地方搞好产销衔接;协调农产品批发市场经销商赴主产区,帮助拓宽销路;通过中国农业信息网“农产品营销促销平台”和“一站通”,加大力度发布马铃薯主产区供货及价格信息;加强农产品市场运行监测。商务部则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商务部门要加强产销衔接,在商务预报网开辟马铃薯产销对接平台,要求加强农超对接和农批对接,引导大型连锁超市赴主产区直接采购,“农超对接”企业要在超市门店设立专柜,积极扩大出口,引导具有出口能力的企业,增加采购数量,积极开拓国外市场。而内蒙古当地旗县已经出台针对马铃薯收购客商和经纪人各项优惠措施。       上述措施固然可以缓解燃眉之急,但不可能解决未来的土豆生产大起大落难题,更无法解决谷贱伤农现象,因为上述举措没有从根子上解决小农经济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更无力扭转农业在市场层级中的弱势地位。       只要是单门独户搞生产的小农经济,其弱势地位几乎是天生注定的,即便政府也无法破解,相反,政府常常成为误导者。       当猪肉产量下降、生猪出栏量减少,政府对养猪户进行花样繁多的补贴,如母猪能繁补贴等,看似对养殖户尽心尽力,实际是对养殖户进行误导,在补贴与价格上升的双重刺激下,养殖户必然增加生猪产量,在一轮养殖周期后迎来实际价格的下降。无论政府出台多少补贴措施,从未改变生猪价格周期性的倏起倏落。土豆同样如此,去年价格大涨,引导种植户扩大种植面积,但此时市场传递的信息已经对种植户形成了误导,今年的滞销在去年已经注定。       其他市场化举措则受制于小农经济的限制,如信息对接,农民已经自己开微博卖土豆,但个别的信息流不可能改变农业信息的整体不对称。又如,从田头到超市的农超对接等工作推行数年,成效不大,并非农超对接的失误,而是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成本太高,无法与大规模的市场经济直接对接。土豆种植户坐等经纪商上门收购,而经纪商视市场赢收决定收购数量,不可能在农业部、商业部的号召下成为活雷锋。       撒胡椒面式的补贴不可能治本,这样做可以彰显政府的同情心,而不能解决中国农业的瓶颈。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是将小农经济整合成市场化的农庄经济,使农业生产者拥有市场议价权。面对中国人口众多的实情,类似日本式的农协应该成为主要手段,通过农协组织小农生产者,成为信息与技术的主要勾通渠道。我国建立的农技站等架构,徒费资源,对农民帮助不大。农民自治的农协,才有可能成为农民的支撑。       政府对农业进行专项扶持,还不如降低对农业物流等方面的歧视性收费。中国的农产品品种劣化,没有深加工,价格自然无法提升。在深加工过程中所需要的冷链运输等,需要不菲的成本,运到城市一路收费关卡雁过拔毛,从业者在高油价、高税费、买路钱的挤压下仅能勉强糊口,自然没有人愿意做赔本的买卖。对农产品、城市所需蔬菜的绿色通道并非常态,政府不可能为每样滞销的产品开辟一条绿色通道,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城市对农产品的歧视性税费已经成为农产品价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农村真苦,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李昌平的话言犹在耳,农民之苦依然。同情农民不能靠单个项目的恩惠,只能靠农业市场化,靠取消对农民身份的歧视,靠建立统一而公平的国内市场。

【喷嚏图卦20110921】象随时要落下来的一把铡刀,人人都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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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新周刊 ) 昨天下午,因洪峰过境,重庆嘉陵江渝澳大桥水域“周洪渔船鱼”餐饮船副缆、主缆先后断裂,出现漂流,结果撞上“鑫缘渔港”餐饮船,“周洪渔船鱼”餐饮船翻沉,船上11人全部落水,历经5小时紧急搜救,11人全部获救。(重庆商报) 20日15时左右,两艘船在嘉陵江重庆江北渝澳大桥下相撞,有人落水。相撞后,之前发生翻覆的船,并向下游漂去。 http://t.cn/ad9GtT 20日下午,重庆一艘停靠在江北渝澳大桥下的餐饮船被嘉陵江洪水冲走,之后撞上离它不远的另一艘船后沉没,多人坠入江中,现场目击者记录下这一瞬间。 http://t.cn/adOM8S 【2】安监总局: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公布没有时间表 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的出台时间现在成了一个谜。国家安监总局人士称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多位专家组成员拒绝透露事故调查进展。 【3】天宫一号将于9月27日至30日择机发射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宣布,天宫一号将于9月27日至30日在酒泉择机发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长征二F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4】新闻联播明年将换片头 央视透露《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节目将在明年有新变化。据介绍,明年《新闻联播》在节目片头、演播室等主要包装形态上都将发生全新变化。同时,在节目形态与语态上也将发生变化。《焦点访谈》将加大舆论监督报道。 【5】象随时要落下来的一把铡刀,人人都不怀疑 9月20日,市场传言称,中国官方将发放4个微博牌照,其中没有新浪。新浪股价在9月20日遭遇2年来最大跌幅。有分析师称,大跌原因可能在于微博服务的更多监控,且关于规范可变利益实体(VIE)的消息对新浪的冲击比其他公司更大. @微博辟谣 :昨晚有部分微博用户称国内一共发放四个微博牌照,新浪未获得微博运营牌照。此说法纯属谣言,新浪微博感谢大家的关心。 @查立 : 如果美国政府宣布Twitter,Facebook要被关了,要发牌照,没有一个美国人会相信;但在中国,说微博要被关这句话,象随时要落下来的一把铡刀,人人都不怀疑。民众恐惧政府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 【6】公然对一个公民的性别歧视我是决不接受的! @金星 :各位博友,关注浙卫"非同凡响"节目的朋友们:很遗憾!这个周末的总决赛我不会出现了。因为节目组刚刚接到发自浙江省广电总剧的通知,禁止我出现在评委席上。原因是我的变性经历!对此我深表愤慨!作不作评委对我来说不重要,但公然对一个公民的性别歧视我是决不接受的!回见!朋友们! 【7】骆家辉就美中经济关系发表演讲 中国现在的商业气候在包括我在奥巴马政府的同事们在内的外国商界和政府领袖之间,正在造成越来越多的失望。上周,我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们谈话,我提出了我认为的,改善美中合作唯一的最大障碍: 中国社会在很多领域内缺乏开放性---包括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在内。 拿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举例,外国商业在参与到中国各行业中,面临大量限制,从电信到能源,再到金融公司。 在其他行业,政府在像矿业、发电和交通这样的关键行业中,选择国家性(企业)的佼佼者,有效地一并把外国竞争排除在外。如果这一情况继续,将意味着:中国商界有更少的创新性,中国人民获得更少的机会。 我们希望看到中国这样:其人民的所有才能得到释放;并且其企业与外国企业在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中有活力地竞争。我们希望看到市场上的成功不取决于政治因素,而取决于公司的产品成本和质量。 1997年,骆家辉作为华盛顿州州长首次访华。上海市政府配备了一辆凯迪拉克作为州长座驾,外加摩托开道车队。骆州长抵沪时,接州长的车队直接等候在停机坪。接机官员在机舱口等了老半天,旅客都快下完了,才见骆家辉出来。原来他坐在经济舱的后排。当时美国政府好像还没有欠中国政府太多的债。 【8】商务部:外资并购中国企业不必太担心 商务部发言人昨日表示,9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重点仅限于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或者带来潜在影响的少数并购行为,并不意味着对外资并购设置新的门槛或者新的许可程序。外资在并购中国企业时不必有太多担心。 【商务部:中方对欧盟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非常失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20日表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决断。欧盟不予承认,既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现状不符,也不符合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长远利益。欧盟至今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方对此非常失望。(中新网) 【9】下一步就是吨粮田了 @老霍de微博 :杂交稻亩产突破900公斤,下一步就是吨粮田了。试问袁隆平的杂交稻没有种子和化肥的支撑,所谓的高产还成立吗?隆平高科等垄断上游的种子供应,获取暴利且有种源垄断导致以次充好的风险,加上化肥价格暴涨,农民在提高产量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好处。这种对土地掠夺式地种植,其实和石油开采类似,寅吃卯粮。 @诗风 :李昌平就此粮食安全和种子垄断的问题给袁隆平写过公开信,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得到回应。我有个担心,这个是不是为了缩减18亿亩的耕地红线做舆论准备呢? 【10】窃听 @王克勤 :【卑鄙、可怕的窃听】我知我的手机长期被相关部门监听,但没想到的是,一些可能不怀好意的人也在监听着。今上午一个很普通的工作情况沟通电话却被窃听,并传播在当事人工作生活圈里,已给与我通话的当事人造成伤害,我感到异常愤怒!谴责所有在阴暗的角落里伺机伤害别人的鬼魅。若是人,当面交锋! 【11】近千元的砍刀拼不赢鸡翅? @成都商报 :上周日家住华阳的周女士难得一番兴致想在家做爆炒鸡翅,于是拿出了价值上千元的砍刀砍鸡翅。结果让她哭笑不得的是,鸡翅没被砍断,刀却从刀柄处断了。专柜工作人员检查后称,刀背处有凹痕,说明周女士曾存在不当操作,使刀受了“内伤”所致,故不能享受退换服务。 【12】北大300多保安考上大学 昨天,在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的表彰会上,北京大学保安大队大队长王桂明告诉记者,自1994年以来,他手下的保安员中已有300多人考取了大学及以上学历,有的毕业后还回家当上了大学老师。还有的大学生听说这里鼓励队员考取学历,为考研慕名投奔 【13】10省区互转交通违法记录 异地违法同受罚 10月1日起,贵州、四川、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江西、广东、青海、新疆10个省(区)将开始跨省转递交通监控设备采集的违法记录,异地交通违法将一样受到处罚。实现省际违法信息交换后,这些外地号牌车辆将无法再逃避处罚。(新华网) 【14】四川暴雨致千头肥猪淹死 【15】野猪历险记 @记者朱敏 :一家三口野猪,从夕照山上逃下来,后来被西子宾馆的工作人员驱赶,最后野猪逃到了长桥公园,结果小野猪不小心掉进了水里。。。最后,动物园协助对野猪进行麻醉。大家放心,这么可爱的野猪,最后会被放生到山上。 【16】步步惊心雷人穿帮情节 被康熙逼问对圣君如何解释的时候,冒出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 国产四大名爹,我一个也没有 左边一个编织袋,右边一个热水袋,这就叫潮流 好霸气的一则通知  亲,你是在玩贪吃蛇么~ 今天是医疗表彰Party,OK我穿了新洗的白大褂去。走进去,oh my gosh!搞错了!今天不是医疗表彰Party,今天是医患纠纷Party,怎么办,这么白的大褂 not fashion!OK没关系,整个场面我要hold住,不能慌,OK,扯下大褂扎在头上,一秒之内变死亡患者家属。—— 于瀛 Franks 【17】海盗党 9月19日,德国一个由一群年轻人组成仅仅5年的政党“海盗党”,获得将近9%的得票率,进入柏林州议会。该党的政治主张是要求增加互联网的自由度,反对以保护社会利益为由限制个人获取网络信息,并抵制版权保护。 @安替 :这就是刚刚当选的柏林州海盗党议员们,很宅很乱,特别是左上的那个。其实海盗党就是绿党2.0,除了互联网和版权议题他们有主张之外,其他全部100%听从绿党党魁投票。在欧洲各国、在欧洲议会,海盗党都属“绿人”联盟(The Greens) 【18】印度不满国旗被中国“篡改” 印度有大量中国制造产品,最近国旗也被发现是中国制造。在绝食反腐行动中,许多抗议者根本没注意到手里挥舞的国旗竟是“中国制造”。国旗本该有24根辐条,代表一天24小时,象征国家时时都在前进,但中国产的国旗只有18根,但因为价格低廉仍是多数人首选。 【19】所有人都可以注册Google+,不会翻墙的除外 谷歌在今天宣布,Google+新增了9项新功能,其中一些功能影响很大。本次升级后,所有人都可以注册Google+。Google+新增了搜索功能,用户现在可通过顶部搜索框搜索人和消息。还可通过“最佳匹配”和“最近”选项对搜索结果进行过滤。用户现在可以在移动设备上使用视频群聊。 【20】仅为韩国的九分之一 美国网络数据传输公司Pando Networks周二发布报告称,韩国以2202KB/秒的平均互联网下载速度位居全球第一,其后依次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日本。美国互联网下载速度仅606KB/秒,略高于580KB/秒的全球平均水平。中国245KB/秒,仅为韩国的九分之一。 【21】少将最新题词! 【22】你们真的很有品味 @唐骏 :刚在央视一套看到了“唐骏汽车”的广告,上次公司董事长来上海时告诉我他们是几年前改名为唐骏汽车的,我当时说“你们真的很有品味”…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1MDQ4NDI4.html 【23】恩人 @雾满拦江 :22年前,中国女留学生顾定珍初到日本,在烤肉店打工。有几个客人来,顾定珍用笨笨的日语对话,客人说:我父亲也来自中国,你用中国语说吧。饭后,客人留下3万日元小费,并让顾定珍不要声张。这笔钱让顾定珍渡过了人生低谷。22年后,顾定珍又见到了给她小费的客人:前泰国首相他信,并向恩人献花感谢。 【24】杭州高中发平板电脑用于教学 娱乐功能被禁 9月19日,杭州第二中学一班级给每人配发一台平板电脑,班上52位同学和任课老师人手一本。学生可以通过一款专为学习设计的软件在线阅读、做题,还能向老师留言、提问等。为防止部分学生缺乏自控能力,平板电脑自带的娱乐功能大部分被禁止,只允许访问学校提供的指定内容。 【25】获奖 观察研究要达到多高水平,才能够获奖呢?有个15岁小男孩,姓林,天天坐在动物园的狒狒笼子前,盯着狒狒看,看了段时间得出结论:狒狒们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呆在那里一动不动。这个发现让他获了奖。小男孩叫林亨利,居美国,因为观察狒狒,获得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2011年年轻自然主义者奖项。( @雾满拦江 ) 【26】开始新的生活 @安替 :何伟(Peter Hessler)因长期报道改革中的中国,刚刚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奖金50万美元。   @akid :获得拿了今年的麦克阿瑟天才奖的何伟(Peter Hessler)接下来会去中东写作,他说可以用奖金在他去埃及学习阿拉伯语时养家,并“开始新的生活” 【27】开着私家车去挖煤 9月7日,陕西咸阳市彬县,刚从井下作业上来的肖师傅,从柜子里找出自己的车钥匙,他有一辆十几万元的小轿车。和现如今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相比,在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5121元的彬县,有一群年轻的矿工,他们中很多人是中专毕业的技校生,却在当地拿着过万的工资,早早地买了房子,开上了私家车。 【28】阿普 @天佑中华A :四川凉山州一普通农民,看到这张面孔我想起了一幅油画:《父亲》,只是,那是艺术作品,这个是现实。据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今年会超10万亿,当然,这个老人也贡献了他的那一份,虽然他吃不饱。(摄影 @老邪哥哥 ) 【29】微博使我听到社会的自由之声 @查立 :微博使我听到社会的自由之声,而不是宣传和灌输,微博让我自由的去选择关注、不关注、转发、删除,而不是根本就不看不关注,微博上有社会的五颜六色,我按自己的价值观去做自我判断,自己对自己负责,不需要别人来指点训导审批管制监督,不需要别人对我负责,自由的世界真好、自由的微博真好! 【30】讲真话就是我对中国的现状很不满意 李连杰:我移民新加坡的原因不是不爱国,我在移民前也纠结了好长时间!讲真话就是我对中国的现状很不满意,你们可以骂我,可以不理解我!我选择移民我不会后悔,无论生活在任何国家我永远是炎黄子孙。只有生活在民主的国家你才能体验到活着的尊严,法律应不分贫穷富有人人平等。有条件你移民不? 【31】闺蜜,等我们老了,也继续一起这样。好吗? 【32】一点都不晚,现在就是人生的最好时机。( @喷嚏意图 ) @姚晨 :实习中,与一位老民警聊天,调解多年民事纠纷的他感慨:其实,法律不应该只保护弱者,而应该保护守法者。因为不是每一个弱者都守法。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爱思想 | 杨继绳:警惕社会阶层的固化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9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7 20:35:23 杨继绳:警惕社会阶层的固化 标签: 阶层固化 社会流动 ● 杨继绳       日前,《南方周末》发问:穷孩子没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大学越来越远?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可在当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社会阶层固化”的话题再次浮出水面。而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最新修订本近日出版,该书对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等社会群体进行了分析。     为此,本报记者围绕“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固化”专访杨继绳。           1、开放社会需要“阶层流动”          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希望,有盼头,因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          新京报:为什么会关注到“阶层流动”这个问题?     杨继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终身不变的,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动称为“阶层流动”。     人们都希望向上流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希望,有盼头,因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如果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张力,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     可以说,阶层流动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     新京报:社会流动和哪些因素有关?     杨继绳:决定一个人地位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先赋性因素”,即靠家庭背景;一个是“后致性因素”,即靠个人努力。先赋性因素作用太大,这个社会的流动性就小,继承性就大,也就是世袭性强。     从宏观来看,一是重大制度和政策变革;二是工业化、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三是个人努力。     1949年的政权变更和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等,每一次重大制度变动,都有一批人社会地位上升,一批人社会地位下降。1978年开始至今的改革开放,又是一次因制度变化造成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工业化使大批农民变成工人,城市化使大批农民变成了市民,产业结构升级使大批蓝领变成白领。     个人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其社会地位,也与制度有关。“先赋性因素”起作用太大的社会,是一个封闭性社会。“后致性因素”起作用大的社会才是开放性社会。     两种制度相比,前者是落后的,是改革的对象。           2、“官二代”是集体世袭          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员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          新京报:你曾提出“集体世袭”这一概念,这和“阶层固化”什么关系?     杨继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也可以称为继承)的另一种说法。     社会阶层世袭,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有人以为集体世袭是指官员子弟的,实际上我说的是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官员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的确社会上还有一种利益机制,让官员子弟可以依靠父辈掌握的公权提升自己社会地位。     新京报:具体指什么?     杨继绳: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经济市场化了,很多领域,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对经营者来说,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与官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的重要资源。官员子弟最接近权力,他们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为富翁。     新京报: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杨继绳: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员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官员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官员子弟,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     我提出“集体世袭”时候还没有“官二代”的说法,其实,现在流行的“官二代”的说法,就是“集体世袭”的结果。             3、教育不公阻碍“穷二代”向上流动            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出现了很多人弃考的现象          新京报:那么,“穷二代”是怎样形成的呢?     杨继绳:“穷二代”也是一种世袭,是被迫的世袭。教育是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所以,教育公平是带有基础意义的社会公平。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均等,农村和城市,市区和郊区,东部和西部,教育资源差别很大,处于西部的或者农村的孩子很难受到好的教育,在城市里的边缘,也受不到很好的教育。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减少,来自城市的生源增加。从综合情况看,高等阶层的子女比低等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优越的受教育条件。弱势阶层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条件要恶劣得多。     教育不公平将会使得低阶层的下一代很难向上流动,使社会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续和发展。“穷二代”就是这样形成的。     新京报:贫穷家庭的孩子,在高考不公平的情况下,即使考上好大学,毕业后也很难进入高阶层。     杨继绳:是呀,原来都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现在,由于中上层社会地位的职务被世袭了,所以现在即使得到高的学位,也难找到好的工作,知识改变命运经常行不通了。     工农子弟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最近两年出现了“蚁族”一词,所谓“蚁族”,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的特点与蚂蚁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穷人孩子,上学费用有的用尽了家庭的积累,甚至欠了债,大学毕业后他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现在很多人弃考,不参加高考了。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从低阶层流动到高阶层的比例,高出90年代以后至今,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杨继绳: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快有制度改变的原因,即改革开放。随着改革开放,政治身份的废除,私有经济的恢复,个人自由度的扩大,创造了大量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      就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因素而言,80年代,后致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大,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小。到90年代中期以后,后致性因素下降,而先赋性因素扩大,即世袭问题开始变得严重了。     为什么先赋性因素加强了?经济市场化了,行政权力不仅保持着计划经济的状态,还有强化的趋势。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不匹配。再加上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有很多可以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漏洞。权力进入了市场,控制了市场,就形成了阶层世袭的利益机制。             4、“矛盾”从农村移到城市            现在的农民工是“农二代”。他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比较开阔,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            新京报:还有农民工二代的问题,你曾说他们忍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心理没有原来老一代人那么强。为什么?     杨继绳:如今,在一些大城市,农民工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离开了农民工,社会生活就要瘫痪。但是,他们不能融入城市主流,被迫处于边缘地位,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新京报:大量的“农二代”生活在城市里,如果城市不能接纳他们的话,恐怕也会产生不和谐,甚至是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吧?     杨继绳:原来的城乡差别没有因农民进城务工而消失,而是也带进了城。不仅在职业选择方面,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地位,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教育等一系列方面,都无法和城市居民相比。甚至有些地方,每逢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还要粗暴地侵犯农民工的人权:将他们赶出城市。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同在城市的屋檐下,而且很不公正地处于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个屋檐下是很不安全的。     现在的农民工基本队伍是“农二代”。他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也比较开阔,他们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     新京报:城市怎样接纳“农二代”呢?     杨继绳:从长远看,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为了使几亿农民顺利完成进入城市的过程,当前应当做的是:(一)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二)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三)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培训。(四)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五)逐渐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六)扭转对农民工的管理的指导思想,由防范和管制式的管理改为服务和接纳式管理。     我们不能等待漫长的城市化来化解面临的矛盾,必须从制度上、政策上采取措施,迅速消除“二元城市”(一元是原有城市居民,另一元是进城务工农民)里极不平等的状况,给农民工以社会公正,给城市居民以安全。最近两年,社会上一直在呼吁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政府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的力度远不足以缓和面临的尖锐矛盾。             5、“阶层固化”易产生社会摩擦            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          新京报:《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是研究社会公平的,阶层固化也是不公平吧?     杨继绳:当然是。阶层固化是社会不公的重要方面。如果个人怎么努力都无法提高社会地位,家族地位世袭,哪有公平可言?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玻璃是没有弹性的,一有震动就会破碎。所以,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在日常表现中就是阶层摩擦、阶层冲突。     新京报:当前流行的“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不是不公平造成的?     杨继绳: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因为官中有好官,富人中有很多是靠自己的努力而致富的。实际上,人们仇视坏官,对好官还是尊敬的。袁隆平有钱,人们不仅不仇视,反而高兴。因为他的发明对社会贡献大。人们仇视的是那些得到不义之财的人。     当今,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得的财富,就是不义之财,这跟偷盗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恶。     “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怎样产生的呢?“仇官”的背后是官民矛盾;“仇富”背后是劳资矛盾,如果是靠权力发财的,也是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某些官员的为所欲为。为什么一些官员能够为所欲为?这后面就有制度性原因:权力不受制衡。当然,资本过度肆虐,其背后也有一个资本不被驾驭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成为社会强势,这种强势为了保持和扩大既得利益,就阻碍社会合理流动,于是就出现了“官二代”、“富二代”和“穷二代”。“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就是这样形成的。“仇官”、“仇富”会加剧社会震动,表现为规模不断扩大、数量日益增多的群体事件。             6、“阶层流动”需要新思维          要解决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就得制衡权力,驾驭资本。而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体系          新京报:你曾谈到,阶层固化会影响社会稳定,那么,怎样保持社会稳定呢?最近两年,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稳定,一再提出加强社会管理,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杨继绳:谁都希望稳定,谁都不希望动荡,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稳定。     通过改革,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因此,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也开始分散。     这样,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失效的环节和场合显示政府的作用。     其中,保证社会公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利益多元化以后,要允许各种利益主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相互沟通,通过沟通达到理解、协商和妥协。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保持这个渠道畅通无阻,就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新京报:很多底层民众缺乏利益表达渠道,这恐怕不利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吧?     杨继绳:是的。如果堵塞言路,各个社会群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同阶层之间缺乏沟通渠道,这当然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言路不畅,只好通过群体事件这样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诉求。     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花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和打击老百姓上访。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精力“截访”,私人办的“保安公司”就应运而生。这些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通过暴力强制,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     新京报:如你所言,仅仅采用社会控制的手段来维持稳定并不足取。那么,应当怎样保持社会稳定呢?     杨继绳:现在的情况是,高压锅里压力正在增加,你是慢慢放气呢,还是再拧螺丝呢?如果采取传统的稳定思维,就是拧螺丝,如果采取新的稳定思维,就是放气减压。拧螺丝可能暂时稳定,到一定时候可能就要爆炸了,所以还是要减压,即采取向低层倾斜的再分配政策,减弱不平等程度等。     当然,放气减压也只是暂时措施。最根本的是要釜底抽薪,从制度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公权部门尚未得到有效的约束与制衡,资本力量尚未得到有效的监管与驾驭。这样,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共同施压于普通大众。这是社会尚不公正的制度根源,也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渊薮。     所以,要解决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就要将公权部门和资本力量纳入到更为有效的监管体系之中。而制衡公权和驾驭资本,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体系。          本报时事访谈员 张弘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002.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杨继绳:警惕社会阶层的固化 杨继绳:用集体认识记录和评述不能反映真实历史 杨继绳:我看“中国模式” 杨继绳:鲜血使人猛醒 杨继绳:再谈公务员福利分房 杨继绳: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 杨继绳:为国为民心坦荡——读《李昌传》 杨继绳:中国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绳:我心里的中国:不断变化着的图腾 杨继绳:灿烂的夕阳——悼李慎之 杨继绳:站在新的三十年的门口 杨继绳:关注企业的社会资本 杨继绳:胡耀邦与当代中国变革 杨继绳:“人民”?要“人”,不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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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冯军旗: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0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3 16:11:18 冯军旗: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 标签: 政治家族 阶层固化 ● 冯军旗        编者按:为撰写博士论文,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          南方周末从他的研究论文《中县干部》中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近几年来流传的“官二代”现象,在这里亦有非常具体的体现。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者更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对作者说:“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          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          近年来,县域治理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热点,但是焦点往往放在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权力过于集中这一问题上。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和县长常由外面调任,而长期在当地经营的本地家庭政治力量,对当地政情往往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如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官”和“吏”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具有深厚当地资源的“吏”,对地方政情的影响,很多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文中的“家族”,指的是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根据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惯例,本文隐去具体县名,以“中县”代称。因为作者在选取调查地点时,是以典型的中国中部农业县作为标准。文中所提及的各邻县、该县所属地区和该县下属乡镇的名称,也都采用化名。该县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2009年县财政收入2亿多元,支出为8个多亿。           一个县级政权的家族谱系          按照作者的详细统计,中县五人以上的“大家族”主要有以下21家:     1.张家+张家     张泰康,张家的核心人物,曾任白阁公社党委书记、中县县委组织部长、政协主席,汝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北山地区劳动局长。其妹张梅芝,曾任中县棉纺厂党委副书记、副县长、政协主席。张梅芝的丈夫王封文,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卫生局局长。张泰康姑老表翟兵宝,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黄县副县长、北山市畜牧局长。     张泰康有8个子女,儿子张立志,现任北山海关关长。大女婿张保彬,现任北山市旅游局局长。二女婿贺耀华,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许,现任武陵区副区长。六女婿韩明勇,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张梅芝的儿子刘彬,现任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刘彬的爱人杨小丽,现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杨小丽的父亲杨国飞,曾任中县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北山地区二工局局长。     张泰康大女婿张保彬也是一个政治家族。他的父亲曾任中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叔叔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叔叔的儿子张吉现任企业局副局长。大弟弟张国际现任中县人劳局长。二弟张昌河,现任财政局副局长。妹妹张紫雨,现任纪委副书记。张国际岳父张舜厚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县供销社主任。张国际爱人张会欣现任武陵区建行副行长。张会欣妹妹张会丽现任中县人大选工委主任。张会丽爱人江河现任公安局副局长。张会欣哥哥为省某银行投资处处长。     2.王家     王天雨,王家的核心人物,曾任中县革委会副主任,登县组织部长,中县人大副主任。其弟弟王天水,曾任科技局副局长;妹妹王天紫,曾任物资局党委副书记;妹妹王天颖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     王天雨儿媳张晶现任政法委副书记,女婿黄百义现任人大农工委主任。王天颖儿子郑普晖现任航运局局长,女儿郑云波现任残联副主任科员,郑云波丈夫朱凤祥现任西城乡党委副书记。郑云波叔叔郑重社现任北山市商务局局长,郑重社姐夫崔兵曾任中县组织部副部长。王天雨侄子王洛现任正县组织部长,王洛爱人李菊芳曾任发改委副主任,王洛表妹王杨柳现任解放街道办主任。王洛妻哥刘对斌曾任中县县委办主任,社县县委副书记,现任北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对斌弟弟刘向彬曾任中县教育局副局长。王洛内弟李田园现任商贸中心纪检组长,王洛连襟侯长春现任农办主任。     3.卢家+陈家+冯家     卢玉柱,曾任中县夏店乡党委书记、李庄区委书记、县农委副主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其子卢明波,现任司法局长,女儿卢悦现任新华书店副经理,卢悦爱人陈山辉现任华生镇党委书记,陈山辉父亲陈东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陈山辉妹夫王文科现任民政局副局长,妹夫何松曾任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妹夫冯国强现任农综办副主任科员。冯国强哥哥冯国华曾任城关镇镇长、计生委主任,冯国华内弟王一生现任土地局副局长,冯国华连襟梁自强现任检察院副检察长。     4.乔家     乔强立,曾任中县城关镇党委书记,中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北山地委副秘书长。其大弟弟乔光荣曾任深圳市委常委,三弟弟乔东亮曾任中国航天某中心主任。乔强立儿子武阳曾任中县国税局副局长,汝县国税局长,乔强立其他子女在深圳发展。外甥乔一坚现任西城国税分局局长。乔强立老表王鹤宇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统计局局长、档案局局长。     5.吴家+蒋家     吴书林,曾任中县大门公社党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其子吴家明,曾任中县人大副主任,现任安县副县长,子吴家奋,现任原县副县长,外甥张昭林,现任外贸中心主任。吴书林妻哥蒋兴国现任中县政协主席,蒋兴国父亲蒋道林曾任中县党校副校长,党史委主任。     其他中县“政治大家族”还有,以曾任中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民政局局长江明亮和曾任公安局副局长陶民明为主的江家+陶家,以现任武警交通某部部长刘光辉为主的刘家,以曾任北山地区物资局局长高文丽为主的高家,以现任财政局长陈庆林为主的陈家,以曾任中县财政局长张德树为主的张家,以曾任中县纪委书记、政协主席王林原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文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白阁乡党委书记、汝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北山市委老干局局长贺原东为主的贺家,以曾任中县土地局长、现任省土地厅某处处长贺明明为主的贺家等等。     而两人以上四人以下的“小家族”,作者统计出四人型的15家,三人型的35家,二人型的90家,其成员遍及于县内各行各业,各主要和次要的党政职位。           政治家族关键词:世袭、等级分配、核心部门          中县政治家族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张泰康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其女婿张保彬后来也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得彬曾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内弟高玉溪也任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二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就是俗称的“县领导”,其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不少还是正科级职务。     三是政治家族子弟具有向核心部门、关键部门聚集的趋向,比如县纪委、组织部、县委办等等。     四是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同时,作者还从中县的具体情况分析了当地政治家族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是政治录用方面的优势,主要是教育和入伍。对于干部家庭子女来说,一般教育条件较好,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较大,毕业即是干部,还能进入较好的单位工作。通过教育这个媒介实现家族繁殖,这是主要的形成途径。其次是入伍,如果考不上学,还可以参军,然后再从工人身份向干部身份转变,这也是重要的途径。     二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形成了一个熟人圈,互相比较了解,同时,很多领导干部为了子女的进步,会不断对县里的主要领导介绍子女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照顾。很多老干部在和作者访谈时,很坦诚地谈到这些;作者在当地组织部长办公室内,曾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进步说情。     三是政治培养,在领导干部家庭中,父辈的刻意培养加上潜移默化的熏陶,都会使得他们在政治体系内更快成长。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曾对作者说:     “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访谈,2009)     另一位中层干部说:     “现在官场世道真是变了,我当时提拔都是在组织谈话时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你看还可能吗?现在不运作一下,不找关系,是肯定不行的。”(访谈,2009)     作者在调查中发现,政治家族在当地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中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中县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很多背后都是政治家族的势力。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这位领导说,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政治家族还造成了干部仕途上的不公平。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通畅,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不公正。这在中县一般干部中议论很大,特别是很多老县领导的孩子,基本都是副科级以上,并且很多都在关键部门和好单位。     同时,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得县乡政治成为人类最复杂的集合体,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象,作者在西城乡时,一位中层干部曾对他说:     “干部考核为什么考不出真东西,因为县城太小,关系太复杂,说不定考核组的就是那个干部的亲戚,能说实话吗?”(访谈,2009)           家族政治的衰落          不过,一个近年来趋于明显的情况是,政治家族在中县呈现衰落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导致政治家族衰落的根本因素。中县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一大原因就是子女众多。而现在干部群体中,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就作者了解到的情况,除了个别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外,其他领导都是一个子女。说明计生政策有一个从宽到紧的过程。     二是干部交流制度,这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是干部群体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中县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     作者在西城乡时,当时乡长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乡党委书记就跟她说,千万不要回来,北山市都不要回。为了乡长女儿就业,乡党委书记特意和乡长一块到省会找老乡运作,最后,乡长女儿留在了省会某银行工作。     干部子女在大城市就业的途径就是高等教育。中县干部都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受益者,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对此有最深的体会,所以在子女的教育上绝对是全力投入。县领导的子女在当地一般上的都是最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受教育初始阶段就已经拥有了最优的教育资源。不少都高考移民,往北京、上海、新疆、内蒙古和海南等等,而且一些家属甚至不上班,去陪读。这是挂职期间最令作者吃惊的事实之一。     对教育的重视加上高等教育扩招,现在县领导干部子女上大学已经基本普及。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县领导子女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人生的现象非常明显,除了几个中等学校毕业,留在中县工作以外,其他都选择在大城市工作。           关系千万重          作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关系”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起着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除了上述所说的突出的政治家族现象,其他关系类型主要有: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而近年来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     很多中县干部都办有经济实体,就是为拉关系奠定一个经济基础。很多干部说,上世纪80年代,生活都有困难,怎么可能去找关系?而现在,经济繁盛奠定的经济基础,使得拉关系不仅盛行,而且愈演愈烈。     县乡官场的过度竞争也是关系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县乡干部是中国干部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中县1万多名干部,却只有30多个副处岗位和4个正处岗位,这种差距带来的就是晋升的残酷竞争,竞争的一个结果就是关系的流行,导致每个干部都要关系运作,以增加晋升的概率。同时,关系确实能够带来干部的晋升。     一位乡党委书记说:“不找人不可能,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人,能不能起作用,谁不找人都不行。”     在这种种关系中,除了血亲是自然的连接纽带,也是最强的连接纽带外,其它都是社会性的连接纽带,都需要编织和维持。     在中县,编织关系网的主要方式有喝酒、打牌和送礼。     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也是中县每个领导干部的必备之课。在酒桌上,不认识的相互认识,认识的感情会更加深厚。酒场不仅是建立关系的地方,而且是信息的流动地,办事的润滑剂。正是在酒场上,每个干部都是透明的,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在北京买了房子,谁和谁有一腿,谁被双规,谁家的子女考上了大学等等。     而如果哪个干部想认识某个领导,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中间人,然后摆上一桌,几杯白酒下去,自然从陌生到熟悉,甚至开始称兄道弟。作者的很多论文资料正是在酒场上获得的。     一个干部请人喝酒,一定是请和自己关系好的干部陪酒,而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艺术,那就是一定要避免关系不好的干部在一个酒桌上,所以,到了喝酒的时候,不仅需要熟悉自己的关系网,还需要了解别的干部的关系网,谁和谁关系好,谁和谁有矛盾,必须灵活安排,如此才能尽欢。     在酒场上,打牌则是不可少的,牌的种类有麻将和纸牌,打麻将一般是在酒前以及酒后进行,打纸牌则是喝酒时进行,谁输谁喝酒。一些干部还有固定的牌友,主要在业余时间进行。     喝酒打麻将是中县干部的主要生活方式。一位干部曾对作者感慨:漫漫时光,何以消遣?喝酒打牌。     而当作者就访谈时间问一些干部是上午还是下午时,不少干部都说,一定要上午,因为很多领导一到上午11点多,就开始打电话联系喝酒的地方,中午喝酒后,要么回家睡觉,要么找个地方打麻将,下午根本找不到人。而到了晚上,则继续喝。所以在中县,中午和晚上,上百家宾馆,处处都是喝酒声,而其中大部分是干部,特别是档次高的宾馆,更是如此。     在干部关系网的编织和维持中,礼物以及货币的流动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一般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进行,所以一到中秋和春节等重要节日,很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在中县,他们在路上,在北山市,在省会,在北京,要么“跑部钱进”,要么为仕途而构筑人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中所用政治家族家庭成员的名字均为化名)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1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方周末,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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