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

李欧梵:重构人文学科和素养

李欧梵:重构人文学科和素养 进入专题 : 人文学科    ● 李欧梵        一      在第一讲中,我提出“人文今朝”这个口号,内中含有一个只有今朝的危机感:我认为在全球化的“现代性”影响下,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模式似乎只有一个“今天”和“现时”,而且(至少在西方)惟“我”独尊,处处以个人的享乐为生命意义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很容易流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明天是不是会更好?谁管它呢?世界变化太快,管它也没有用。   在这种心态作祟鼓动之下,我们的心胸和视野其实变得更狭小了。于是形成另一个悖论:网上提供的讯息愈多,我们所得到的真正知识性的智慧愈少,人变成了一个受感官欲望支使的动物,而这种欲望,基本是一种“物欲”———对“物”的崇拜和享用,而这种“拜物欲”的背后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消费。   这一切都成了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似乎很少人(特别在我们香港)会反省一下到底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现在如果谈“人的价值”之类的话,恐怕在座的都会打瞌睡,会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即使是我这个“老生”,如今也很少谈这类的题目!我不能不反思,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学者和一个人文主义者,人文学科在这个消费至上的商业社会究竟有何意义?   其实,大家都知道,人文学科早已被“边缘化”了,表面上看不出来,各大学照样有各种人文科系,香港大学文学院(Faculty of Arts)下面还有数个学院(School),包括人文学院;中文大学的文学院下有十多个科系,洋洋大观。然而,比起商学院、法学院和其他专业学院来,还是小巫见大巫!   当然,最近又开始推行所谓“通识教育”,如火如荼,有人讥之为“通识通识,通通不识”,原因就是把这种人文基础的“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当作“常识”或“自我增值”来灌输,这也是全球化资讯发达后的必然影响。   其实人文教育的目的不是增加知识,而是用知识和理智性的思考,教我们如何做人和面对社会,而思考的方式不是靠几个简单的方程式和数字可以做到的。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既然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他/她的秉性也很复杂:理智、感情、想象、幻想、创意、抽象思维、潜意识的欲望、身体感官的各种感觉和刺激……无所不包,所以学院里才有这么多不同的科系,来研究这个人的行为和现象,这就是人文学科(humanities),在欧洲又叫做“人文科学”(humansciences)。显然易见,它和“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s)密切相关,而且互动。所以我一直认为,人文学科本来就应该是“跨学科”的,它和自然科学不一样,因为人不能被分解成几块,分解开了反而失去人的意义。然而,今日大学的专业化趋势———这也是现代性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必然结果———也使得人文学科支离破碎,很少人做整合的工作,甚至连跨学科的对话也很罕见。专业化的结果,必会导致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和凋零。      二      反观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并非如此。中国的儒家传统一向以“人文”为中心,所谓人文,简单地说,就是做人的道理,它是和“天文”———大自然的理则———相对称的。所以儒家的“人学”也就是“仁学”,是把个人放在一个广义(两人以上)的范畴来审视和教诲的:“文化”就是由人文出发的“教化”,由内及外,自宋儒之后又提炼成一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外连环的大道理。用现代香港人常用的英国殖民话语来说,就是一个“scheme”———一套教学计划,内容则始自孔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目的是把“君子”人训练成一个文武全才。但“六艺”居首的还是礼乐,殿后的才是“数”学,计算之学,和现代学院制度比较起来,轻重自明,当年哪有商学院和经济系独领风骚,学子趋之若鹜?!   这样的一个人文传统,一直传到晚清民初,在这个世纪之末,晚清各学人志士倡导采用新式大学章程,王国维等人依然把人文之学放在前面:如哲学、史学、文学等,然后再加上新的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严复受进化论的影响,提出“哲学”类的各种分科,指的并非纯粹哲学,而是经济和社会学等的实用学科,又称之为“群学”,但并没有放弃传统的经学。这在余英时的长文《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中论述得十分详细。余英时苦口婆心,认为中国经历一百多年的模仿西方之后,应该以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为主体再出发,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我十分佩服余英时的学养,也支持他的主张,但我还是要顾及到现在香港西化已深的专业人士,他/她们早已视中国文化传统为“异物”,或与之疏离,试问在座懂得“国学”的人又有几个?所以我必须也要清理西方的人文传统。好在金耀基写过一本名著:《大学之理念》。在书中他把西方的大学传统讲得也很清楚。他说西方的现代大学模式源自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纽曼大主教(Cardinal   Newman)的理想:大学教育就是博雅教育,是训练学生的“人格”(characterformation);到了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洪堡(Hum-boldt)大学成立时,又加入了学术研究的成分。虽然大学成了国家教育和文化的一部分,但它还是相对独立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认为:大学是一个知识的社群,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或其他势力的管制,而这个知识社群有资格如此,则要靠它的人文素质和教育。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加州大学系统的校长寇尔(Clark Kerr),才提出所谓Multiversity的概念,把大学作为社会的缩影和知识生产的温床,于是才形成现在的大学模式:科系应有尽有,各自分工,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逐渐凌驾于人文学科之上。   这个美国大学模式,时至今日,也受到严厉的批判,Bill Readings那本The University inRuins(《废墟中的大学》)足以为代表。他认为现在的大学早已和传统脱节,失去了文化的指涉系统,自我评估,一切以“优越”(excellence)为依归,“优越”的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各大学为争排名,竞争激烈,犹如资本市场,而大学的经营也和企业无异。在这种“学店”官僚系统、操作系统之中,“人文学科”又有何意义可言?最多不过是生产的论文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而已。在这种环境中,又如何作人文研究的再出发?   其实,欧洲的人文传统和教育方式并非如此,“humanities”这个字本来源自human,拉丁文中有一系列字眼如humano,humanitas都与“人”有关,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是一个“世俗”(secular)的传统,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产物。中古也有人文传统,但属于宗教范围之内,在中古时期,神学、医学和文学(当时叫做“修辞学”rhetoric)三足鼎立,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神学被哲学所取代,医学扩展到自然科学,而文学又和历史文化混在一起,变成了人文科学,后来又加上法律。妙的是此中独缺社会科学,其实社会科学早已和人文科学熔为一炉,至今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学还有强烈的人文科学成分,从韦伯(Max Weber)到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更不必提哲学家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福柯(Michelle Foucault)了,他们都是横跨文史哲,还有语言学,都是“跨学科”的大师。反观美国的“Multiversity”训练出来的学者,虽不乏名家,鲜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大师,我想来想去,只想到一位马克思主义大师杰姆逊(FrederickJameson),然而他还是六十年代前在哈佛大学的法文系受训练的。      三      再回头看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文传统变迁,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表面上反传统,胡适还提倡“全盘西化”(他后来觉得不妥,又澄清了这个口号,其实指的是中学的“世界化”),但骨子里并没有扬弃人文精神,只不过把中国的人文传统灌以新的科学意义。这在周作人的长文《人的文学》中有进一步的说明,他支持人文价值,但用了大量西方科学———包括生物学、遗传学、社会学———作为例证。周作人的长兄鲁迅,在其早期发表的文章和小说中,则从西方浪漫主义和他的老师章太炎的学说中演练出一套独特的个人主义哲学。依然是以人为本位的,此处当然不能详论。好在研究鲁迅的学者络绎不绝,以鲁迅为题的著述更是车载斗量,不必我再多饶舌了。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之说和以西方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为基础写出来的大量小说,不到二十年就受到严厉的批判。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他于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就正式提出:五四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小布尔乔亚的心态,更没有普遍的人性这回事,只有阶级性。毛泽东的说法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只不过他“一刀切”,以政治挂帅的方式下了断语(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序论中还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到了结论才武断起来),非此即彼,把五四的人文遗产一棍子打死,甚至对鲁迅也阳奉阴违。这可不得了,中国现代文学必须重新出发,以“工农兵”为主题,把所有“小布尔乔亚”的“个人主义”一笔勾销,从此文学中没有个人,只有以“工农兵”为首的集体。   集体——作为人民的集体——照样可以有人性,从延安时代到解放初期,不少作家和学者都试图在这个集体的框架中为人文主义请命,但个个遭到整肃。最有名的例子是一九五七年钱谷融教授发表的那篇文章:《文学是人学》,他用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不过辩称十九世纪的西方(特别是俄国)写实主义文学作品之中,不少是批判封建制度的,所以有正面意义。但他依然受到全国性的大批判,成了众矢之的!我多年后在上海见过钱谷融,只见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我们变成了好友,他也绝口不谈这件往事了。   钱谷融的遭遇并非唯一的例子。从五十年代到“文革”时期,人文主义被“整”了整整二十多年,一直到毛泽东死后“改革开放”时期才又重新抬头。然而,经济上的改革步伐太快了,不到十数年就席卷整个社会。到了九十年代初,人文主义又再次受到压抑,这一次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大了。为了钱,不少知识分子“下海”,投入商界,于是在一九九四年引起所谓“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带头的几位上海知识分子(如王晓明、张汝伦)精神可嘉,他们为此还出了一本专书,叫做《人文精神寻思录》。   在书中特别提到:自五十年代以来,人文学科已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计划体制,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部门”,和学术上“求真的科学属性构成了不可解脱的矛盾”。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它非但明指人文精神即使在学院内的人文学科中也会受到政治的统制。演变至今,中国内地的大学正面对两种压力——市场经济和意识形态,此外还有来自西方的一波新的文化理论,诸如“后现代”和“后殖民”,当然还有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所以北大的张颐武说:“人文精神也只有被放置于当下的语境中,与大众文化或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一致,经受反思和追问。”这一来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恰是这一个“后现代”的理论潮流,早已把西方的人文主义打得体无完肤,不成“人”形!   如果用学术理论的语言来说:我们当今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是否还有人文论述的可能性?经过大批后现代理论洗礼之后,还有“人性”或“人文”可言吗?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英国的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最近就写过一本书,名叫《理论之后》(After Theory),此书的前半部讨论各种当代理论的缺失,后半部则提出几个理论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如伦理、暴力、死亡、生态,等等,言下之意似乎有重返人文传统的意思。但又谈何容易?      四      在此我不得不从所谓的西方“后现代”理论中追本溯源一番。福柯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作者已死”。简言之,就是人作为一个“作者”和“开创者”,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话语”(dis-course)的建构而已,换言之,人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有人性的;儒家“人性本善”的说法,全被当今文化理论家批判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福柯还发表了一个重要讲演,题曰:“什么是启蒙?”内中把“启蒙”和“人文主义”观念肢解,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文主义,有时还是相互矛盾的;启蒙也并不是歌颂人类理性的伟大,恰恰相反,福柯认为人并没有什么高超的理性,我们只有在不断被话语肢解而反思的过程中才能表现某种“英雄”态度。总而言之,人之所以为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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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赵倩玉:穿越

赵倩玉:穿越 (2011-10-02)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裴敏欣:中国可以拯救欧洲吗? [中国早点] 中华民国在台湾 [辛亥百年] 柯木林:走上神坛的孙中山 [金融风暴] 美4500万人靠政府“食品券”过活 ● 赵倩玉 完壁归赵   《步步惊心》不是一部典型的清宫偶像剧,它其实是在宣传个人自由主义。   这阵子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词汇可能就要属“穿越”了,自从这部连续剧热播以来,网上随处都可见“步步惊心”的涂鸦,连社会中的乱象也被评为“步步惊心”,让人无所遁形,于是平日最没耐心看连续剧的笔者也沦陷了。   故事说的是一名现代白领女子穿越时空,变成清朝康熙年间一名叫马尔泰若曦的八旗女孩子,搅和到康熙的几个儿子之间争夺皇位的事情。这段历史及相关人物相信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所以当原著作者桐华把一名现代女孩子丢进这群自小接受封建礼教灌输的阿哥们当中,大谈稽康的思想与自由平等的相似之处,这么近距离的比较现代与古代价值观,以及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对观众造成的思想震荡是可畏的。   与其他纪念辛亥革命的若干大片相比,笔者反而觉得这种软文化更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对平头百姓的意义。当然这些意义也并不都是正面的。就如女主角穿越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半个文盲,连一封家书也无法顺读下来,于是决心苦读。有些敏感的观众这时候可能察觉,原来除了在北平解放后被拆掉的北京城墙,有些牺牲是那么微妙,仅仅几代人的时间,就以强国为名退化了,不少现代人若不是浑然不知,就是觉得理所当然,甚至是自豪。不知现在重新审视,所谓的“国家”到底孰强孰弱?  最近读到李欧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期间重新诠释并批判五四意义的文章,说起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一九一六年》的文章,认为他是以开创的心态,促使万事一新。李认为这是陈独秀使东方与西方文明一元化,营造对立氛围,并利用大环境下的其他因素,夺取了话语霸权。当然陈得以青史留名的原因更多得归功于后世掌权者对历史的任意打扮。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年轻一代大陆人与台湾人,往往对五四看法意见相驳。   而今中国大陆又面临改变,各派思潮人物争相献策。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为重点。多维新闻网的消息说这是“一场有关中国前途及中共执政‘大辩论’”的序幕。中国政治已走到思想的瓶颈,接下来思想舆论如何倾斜,也是未来政治改革的风向标,尤其值得关注。但就如五四,以及后来的政治文化运动,习惯零和博弈的中华政治文化似乎并不适合只采纳单一意识形态,除非某种思潮也能兼容其他派别的想法,也就是所谓的协商,是民主的精髓,但中国大陆准备好了吗?无论如何,改革或快或缓,或兼容或零和,其实就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所说,仍取决于思潮后方的利益集团。历史对这次的改革会自有定论。   笔者就辛亥与五四的孰是孰非请教过资深学者:当时的中国是否过分崇尚西方思想,这种思维又因执政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无限延伸,才导致今天社会中的诸多怪象?他的回答是:那是一群聪明人在那个时代想出的法子,来应对当时的情况,你要想他们为何那么做。   我们总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历史事件,推论着各种可能,就如马尔泰若曦的穿越那样,但即使穿越了,并尝试改变事态,也于事无补,因为她与那些阿哥们由始至终都无法了解对方。也许当后世看今朝的政改时,也会如此感叹着历史的必然性。 (作者为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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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 昆德拉的诱惑

一 景凯旋提着皮包来到作家出版社时,编辑们一定期望见到一位更不羁的青年人。“你还挺学生气的”,其中一位颇感意外的说。 皮包里装着是的《为了告别的聚会》的翻译稿,用钢笔抄写在稿纸上,它的作者是米兰•昆德拉。 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中国,很少人听过这个捷克小说家的名字。两年前,一位叫李欧梵的旅美学者第一次把他介绍给中国读者,东欧的昆德拉与拉美的马尔克斯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作家。 被过滤广告 两位风格迥异的人物在中国的命运也迥异。马尔克斯迅速征服了读者尤其是作家的心,近代中国的命运也像拉美一样起伏跌宕、荒诞重重、满是屈辱与希望与的悲喜剧,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出这样的史诗? 昆德拉则是另一种阅读体验。景凯旋偶然间读到《为了告别的聚会》,那是一九八六年,他刚刚研究生毕业,对文学充满兴趣。像很多同代人一样,极权主义是他最深刻、却有不知如何言说的经历。他的父亲与母亲,不管多么热心于新中国的建设,却因青春时的偶然经历,成为了“叛徒”与“特务”。在最敏感的童年,景凯旋感到了无尽的歧视、残酷与荒诞。他还需要隐藏自己的困惑与愤怒。 很多人和他想得一样,但没人敢说出真实的想法。“四五事件”传到他正在读书的重庆,他感到强烈的震撼,北京的青年也充满不满。在一次下乡劳动时,听到政治老师无意中说文革是一场灾难时,他又是一阵狂喜——“原来和我想的一样”。 该如何表达这种感受?在文革后涌现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中,景凯旋总觉得欠缺了力量,它们太浅了,像是一幕幕孩子气式的“好人与坏人”的道德剧,既未触及到更大范围的体制问题,更没有进入深层的个人内心。外来作家弥补了一些缺陷,布拉格的卡夫卡与巴黎的萨特描述出那种荒诞感,而最为震撼则是来自苏联的索尔仁尼琴,他的纪实体似的小说中弥漫了令人窒息的恐怖与压抑,他竟可以使用如此冷静的语调。 除去令人窒息的苦难,共产主义经验还蕴涵着另一些东西。米兰•昆德拉似乎轻易地抓住了这种情绪。在洪亮与辉煌的口号下,是混乱的逻辑、思想与情感的空洞。而个人则被弱化成动物与工具,他遵循刻板的教条,或干脆像是降低到动物本能,一心趋利避害。社会生活中弥漫的荒诞感,充斥着道德的灰色地带,个人普遍感到无力。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里》中,一位妇科医生的朋友来访,纯粹为了满足男人的好奇心,医生就让朋友穿上白大褂参观,一切都很自然。“这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虚假的意识形态宣传中也是不可想象的”,景凯旋回忆说,“但它确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一种没有道德的道德。” 昆德拉不仅提供了理解极权文化的新视角,还充满阅读快感。在他的作品中,不时出现性描写,它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尤显突兀。或许正因这些性描写,出版社编辑狐疑地打量景凯旋,书的内容和眼前这个拘谨、有点土气的翻译者很不相符。 一九八七年,景凯旋翻译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出版了,他与湖南作家韩少功(他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翻译者),成了昆德拉在中文世界的最初引介者。一年后,米兰•昆德拉还带动了一个小小的文学热潮。这一年十一月,北京召开了首届东欧当代文学讨论会。《世界文学》报道说“代表们指出,东欧各国当代文学尽管都走过一段弯路,但在逐步摆脱了文学创作中教条主义后,都先后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可喜景象。大家普遍认为,东欧与中国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东欧当代文学发展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总结。”这篇报道还说“代表们在如何译介昆德拉作品的问题上陈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昆德拉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在译介时应持有谨慎态度。另一种意则认为,昆德拉是个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的作品从哲学的高度思索和揭示复杂的人生,具有相当的艺术深度,很值得我们广泛介绍。” “广泛介绍”的愿望没那么容易实现,而发言者们也会很快发现他们对于东欧文学现状所知是多么浅薄。当出版社试着去寻找捷克大使馆寻求版权帮助时,得来的是生硬的拒绝。自一九七五年,昆德拉一直生活在法国,他是个流亡者,一个捷克政权不欢迎的人。 捷克外交官和中国编辑也很快发现他们的态度都需要改变。中国与整个东欧,都站在一股新的历史风暴之前。 这场风暴之后,昆德拉获得了意外的生命力。九十年代初,他的所有小说、包括论文都被迅速翻译成中文,学者们则编辑了关于他的论文集,景凯旋翻译的《玩笑》、《生活在别处》都在其中。他不仅出现在知识分子的讨论中,也进入普通读者的流行用语中。“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有昆德拉最喜欢使用的媚俗(Kitsch),都在大学生中风行一时。似乎经过了那短暂激昂与血腥之后,人们突然在昆德拉玩笑式的口吻里、在他半哲学化的论述里,找到了某种解脱。他的“轻逸”、他那些沉溺于情爱与性的主人公、他对政治的厌恶、还有他对于“遗忘”的解释,似乎都契合了新的时代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他与中国作家王朔的嘲讽精神,都变成了治疗民族精神创伤的良药。 在南京东区的居民楼里见到景凯旋时,他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日常工作是汉语教学。他消瘦、质朴,很意外我追问起往事。年轻一代不太了解他与米兰•昆德拉的联系了。二零零三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昆德拉的全集。它装帧精美,再不似当年的蓝、绿色封面、印有内部发行的小开本。它还标榜全部直接翻译自法语(自流亡以来,昆德拉用法语写作,而他之前的捷克语小说最佳译本也来自法文),再不像当年的韩少功、景凯旋都是从英文转译。它的首印量达到一百万册。对于新一代的读者们,极权下的荒诞、戏谑的性描写,还有道德上的悖论,可能不再是主要的吸引力,米兰•昆德拉,他是全球消费体系里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而这新全集似乎也充满了昆德拉式的“遗忘”特征,它时尚、端庄,也带有着对那个粗糙、但更富激情时代的蔑视。 被过滤广告 二 我从来不是昆德拉的热烈追随者。他的敏感让我着迷。他通过性爱、记忆这些最私人的角度,帮我们了解一种体制的情感与内心。不过,我总感觉他太轻快、太聪明了。 吸引我来到南京的,不仅是景凯旋与昆德拉的故事,更是他在一年前翻译出版的《地下》。它是一本东欧作家的文集,主要出自七、八十年代流传的东欧国家的地下出版物。经过骚动的六十年代,这些国家都陷入了某种停滞与更深层的压迫。这也是个内在流亡的年代,知识分子们无力直接反抗极权,就转为地下的、精神上的反抗。他们组织读书会、出版地下杂志,试图建立起一个隐蔽的交流空间。他们的写作也因此建立了特别的风格,它内省、历史感、充满隐喻。 我忘不了景凯旋在序言里引用的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的一个隐喻——在一个遥远星球上的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是他们唯一的谈话。官方说,水下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偶尔浮出睡眠呼吸就是一种犯罪。所有的居民都患上了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过上岸上的生活。 这个隐喻不仅是彼时东欧人的写照,也多少象征了当代中国。只不过,我们的情况更为复杂,在这糟糕的水下生活里,还有无穷的彩色的霓红灯分散和麻痹我们的神经,它是民族自豪、是中国崛起、是水景住宅、奔驰跑车,是夜总会、麻将馆、各种选秀表演……但终究,我们是在水里生活,都患着风湿病。 “我想看看,能不能为中国的变化提供另一种建议”,景凯旋这样说起这本书的初衷。比起昆德拉的小说,这些更不为人所知的作者们无疑更有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其中一位捷克作家米兰•简曼还严肃的批评了昆德拉。他要说明,流亡中的昆德拉扭曲了自己的历史、刻意的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他的眼睛早就看清了关键的时刻,明确而光明正大地与政权拉开了距离。”但事实远非如此,昆德拉曾热情的拥抱了整个政权,他在五十年代写作了激情洋溢、空洞无物的诗歌,他也曾在相对宽松的六十年代大放异彩,他与整个政治系统的共生关系,比他愿意承认的深入与复杂得多。但在接下来的小说里,他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疏离的先知。 这是一篇不无简单化的文章,它却道出了这本文集的动人之处,它在谈论道德勇气与个人责任,而不仅仅是机智与聪明。也借由翻译这本文集,景凯旋回到了他更钟爱的传统,它是索尔仁尼琴式的英雄传统,他要直面苦痛,而非逃避。对他来说,这个时代太过轻浮了。 他与后来加入谈话的他的妻子,都不像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有意地回避这个时代。他们在文革中的生活,从未离开他们的生活,他们反复思考,该用何种方式表现这个人与民族的创伤。甚至回忆起被知识分子普遍浪漫化的八十年代,他们用“晃荡”来形容。倘若没能清理这沉重的记忆,怎能开始新生活?他们都看到普遍的人性丑陋与恶,该怎么消化这种恶,令它们既诚实又有审美上的超越性。又该怎样理解中国式的功利主义与灵活性,那些街坊邻居,昨天你好、我好、大家好,今天就相互置于死地,明天又和睦相处。 被过滤广告 他的书架,像是南京的小小飞地。这个城市、乃至整个中国,谁能把他这么多东欧作家的作品集合在一起。但你又感觉得到,这种收集又带有鲜明的八十年代的痕迹,它是零乱、随机的,缺乏系统性,但同时它们有因一致的精神性而相互关联。 《地下》最让我赞叹的不正是作者们表现出的对精神性的追求吗,甚至某种绝对性,在一个道德相对主义的时代,这显得尤为关键。这也常被视作昆德拉与他的同胞哈维尔的最重要区别。(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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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 旅途四则

一 重庆是蓝的,他突然说。 车正沿着嘉陵江行驶,窗外是点点的灯光,江水黑逡逡的一片。这城市满是高楼,是令人惊诧地起起伏伏,公路蜿蜒在你的身下,轻轨火车从你的头顶经过,你穿越这条小巷时,路过的十六层的住户的家,那条牛仔裤一动不动地晾在那里。这也是一座狰狞的城市,一切都突兀、粗大。 我们刚度过一个沉醉的夜晚。一群六十岁上下的人,都质朴、强硬而浪漫,是这“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朗读了莫名诗人的词句,其中一首是《帝国》。我们谈到了俄国兴起与衰落,还有遥远的布拉格之春。当然,还有八年抗战,这座城市承受了狂轰滥炸,是自由与抵抗的堡垒。他们会说,重庆比伦敦承受了更多的炸弹,是在二次世界大战这史诗画卷中被低估的中心。这城市也正因这在轰炸下不屈服的精神而兴起,否则谁会在乎这长江畔的山城?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四处涌来,投奔这自由中国的首都。 被过滤广告 他们也都是这城市的局外人,或许也多少认定,在重庆被低估时,他们也被低估了。但现在激怒他们的不是被低估,而是一种新的侮辱。这城市飘扬的红旗、红歌,报纸上宣扬的打黑,还有被炮制出重庆理论,都让他们难掩厌恶。 那个红色蔓延的年代,他们都经历过。他们中的两位的父亲都是中学教师。他们看见父亲被游街、批斗与殴打。轻狂的少年人,喊着震彻云宵、慷慨激昂的口号,不仅要摧残年长者的身体,还要羞辱他们的灵魂。一些暴政用人种来区分人群,另一些则用人群。干部、工农的子女是红色的,他们则是黑色的,遭受无尽歧视。 暴力也都掩藏在红色里。在我们谈话的窗外不远处的沙坪公园里,埋着几百具尸体。他们都青春逼人,都热血沸腾,都挥舞着红宝书,呼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然后都长眠于此。他们还是幸运者,这是中国仅有两个红卫兵公墓之一。苏式水泥墓碑高大、威严、粗砺,雕成了815的形状。“815”与“斗到底”是文革时重庆最大的两个派系。他们把坦克开到街头,把江中的轮船改为军舰,仅仅四十四年前,这座城市是个内战战场,那时也红歌激荡。墓园的铁门紧锁,灰色水泥坟墓四周,青草肆意生长。除非你翻身入墙,即使他们的亲人,也无法为他们祭奠,铁门口,一瓶白酒仍孤零零的矗立着。 这些色彩又回来了。蕴涵了无限暴力、屈辱、赤裸裸无知的红色变成了进步的象征,是中国未来的另一种可能。人们尚无法想象,倘若一个最大的经济体配上红色的意识形态,会开出怎样的恶之花。它也是新的时髦与性感,姑娘们打扮成江姐的模样,去渣滓洞表演坚贞不屈、卖弄风情。从这个意义上,红色又是无害的,它不过是一群虚无主义者的短暂表演,连他们自己也不信剧目的内容。红色也再度打击黑色,尽管这黑色已不是从前的黑色。但手段依旧,需要不停的运动,没有任何规则与程序来保护个体。 聚会后,他驱车送我酒店。他再次提到张勋,袁世凯,他们都要复辟一个僵死的时代,也都必将遭遇可耻的失败。在这群局外人中,他最为整洁倜傥,如果把他放在下午参观的周公馆的黑白照片里,似乎更为妥贴。也他们的眼中,中国的一切都在堕落,政治、社会、文化甚至人的面容,高亢的只有物质增长和放肆的贪欲。 在他心中,蓝色,青天白日的蓝色,变成了精神寄托,浪漫化的幻想。“是的,蒋先生是个君子”。这个昔日的独夫,曾被一代青年人唾弃的独裁者,又成为了民主与自由、谦谦君子的象征。 我们听了柴科夫斯基,邓丽君,还有七十年前的国歌,歌词都是四字的短语,清雅脱俗。那个时代,政治的中国危机重重,文化的中国却仍令人向往。这才是我的国家,他说。 我们的车驶向解放碑。一切词汇似乎亟待重新定义,这“解放”真是“解放”吗? 二 被过滤广告 “党”无处不在。街头花圃被雕成了镰刀与斧头,大学校园的墙壁上刷着“一心跟党走”的标语,小巷的活动中心传出了红色曲调,公共汽车站灯箱上是“建党大业”的海报。 在六月的上海,“党”和那些穿入云霄的玻璃大厦、用香奈尔的漂亮女人、弄堂里的吵闹声、马路上簇新的跑车、电脑屏幕上的股票曲线图、还有连绵的梅雨并存。 九十年前,“党”从这座城市诞生。那个上海,是中国最时髦、也最野性的城市,充斥着来自各方的冒险家和想要改变命运的人。他们开办工厂、到交易所试运气、看电影、喝咖啡、体验大都市的生活,创办杂志、书局、加入黑帮,也创办政党,人们在这里尝试人生的各种可能性,追随不可思议的理念。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共产党也是上海的多元文化的产物,一个中央权力崩溃的中国,也给个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个在租界里诞生的小小政党,最终执掌了整个中国。最初,它寄托了很多人的希望。中国孱弱,它声称要让她富强,国民党政权腐败、专制,它竭力表明自己的廉洁、倡导民主。旧社会充满罪恶,它要使它清洁、健康。 它的表现却与人们期待的大不相同,而上海也改变了模样。外国人被驱赶,私营企业收归了国有,舞厅、马场、交易都被关闭了,成功的商人、知识分子、艺术家、生活优越的人被关押、流放、致死,他们代表的生活方式则成了新政权首要摧毁的目标。再没有莫扎特、青花瓷器、英国红茶、线装书,上海的多元性、国际化、享乐主义、蜂拥的机会消失了,曾令上海人骄傲的外滩则一片死寂,古老的建筑上插满了红旗。狂热的青年冲入了博物馆、私人住宅、寺庙教堂,他们声称只有摧毁所有的旧事物、清除所有的外来影响,才能建立一个新中国。一次次运动几乎摧毁了整个国家,几代人陷入绝境,上海则丧失了所有的魅力。 坐在和平饭店里,这些往事显得如此遥远。这座古老的饭店刚被装修一新,与外滩其它老建筑一样,再度变成了上海的骄傲,最时髦的Party,最奢侈的物质、最光鲜的人物,都在此间出没。曾被唾弃与埋葬的历史,也变成了新的荣光,人们赞叹这些外来者的遗产是多么漂亮、持久,它们通往上海的另一个黄金时代。而浑浊的黄浦江对岸的更耀眼的高楼则似乎在表明,上海又处于另一个黄金时代。它是中国崛起的象征,是不断积累的财富与权力。你也一定会感慨与赞叹上海人的灵活性,他们似乎轻易就忘掉了过去,拥抱了新时代。这座城市仍以政治冷漠著称,九十年前的多元性只剩下了享乐主义——如果你可以成为Party animal,何需再在乎那个高高在上的“党”,你只需要不理会它,服从它,假装它不存在,或者视它是另一个金主。但一切真的如此吗? “他们一定要让我移民”,J说。她是个精致的女人,四十岁上下,在一家时尚公司工作。我们在和平饭店的九层餐厅喝咖啡。她的父母都是工程师,五年前移民往澳大利亚。她父亲不仅坚持要她离开中国,甚至还坚持交党费。在文革中,他的英国教育背景成了巨大的负担,他被下放、遭遇种种虐待。如今他生活在异邦,已经七十五岁,也不打算叶落归根,更不担心被迫害。但他却仍觉得,党费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女儿、孙子,他们仍在中国。 我突然觉得一阵寒冷。J不理解父亲的忧虑,但很有可能,父亲比她更了解中国,更了解党的残酷、荒诞而不可预料,可以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指控你,谁知道这未交的党费,是否会成为理由之一。他这一代人,倘若要存活下去,必须小心翼翼。 H比J更年轻。一年前,她从一家杂志社进入体制内的工作。“我在这里呆得越长,越奇怪这个国家是怎能维持这么久,它迟早要出事的。”她是这城市再常见不过的姑娘,漂亮、聪明、沉浸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快乐。纯粹出于偶然,她成为一个党员。对她这一代来说,党和信念可没什么关系,它是便利与安全,在面临同样的竞争时,党员的身份可能意味着更多的。 这不是刻意的钻营,更是思维的惯性,人人都这样。她们没有切身的恐惧,却有一种新的不安全感。整个国家在按照一种反常识的规则运转。她所在的政府部门,像是黑社会般运转着,他们都知道如何靠威吓与贿赂来获得利润,商家们最惧怕的党的新政策。但她感觉到,这样的生活则没有未来。她的父母已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旅行,寻找可能移民的目的地。中国是个赚钱的好地方,却不适合呼吸、生活、养育子女,保持内心镇定。 被过滤广告 H与J都是这城市在普通的故事。一个繁荣的中国也是建立在这普遍恐惧之上的,在飘扬的颂歌里,是一心要逃离的渴望。 三 说到兴奋时,她手臂向上伸展,流露出另一个时代的烙印。那是一个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跳“忠字舞”的时代。控制无处不在,它进入你的头脑,改变你的眼神,也塑造你的行动姿态。 在台北潮州街的一幢老房子里,我见到陈若曦,她热忱、爽朗,朴素,满是与年龄不相称的活力,她出生于1938年的台北,已经73岁了。我们无拘无束也毫无章法的谈话,从台大外文系到李登辉的弊案,从三峡工程到反核运动。我最希望了解的还是文革中的中国。 从1966年至1973年,陈若曦与她的丈夫生活在中国。他们都在美国留学,都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具有强烈的民族主情绪,都愤怒于国民党的统治,也都在红色中国看到民族与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一旦踏上中国的土地,玫瑰色的梦旋及破裂。社会主义许诺解放与平等,带来的却是禁锢与压迫。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时刻,压迫不仅限于你的肉体,还要进入你的灵魂,压迫也不仅存在于掌权者与人民之间,也来自于来自人民的内部,除去最高领袖,每个人都是施暴者、每个人也都是受害者。所有传统的保护,家庭、社区、宗教都被摧毁了,孤立的个体不但被剥夺了外在的保护,其内在的自由也荡然无存——不敢运用自己的观察与判断,不敢保有自己的良知,要磨平个人的性格,只有与他人一样,才可能是生存下去。 侥幸离开中国后,陈若曦把自己的见闻与感受化作一本小说集。《尹县长》轰动了台湾与世界,它是第一本描述文革中国的内部生活的文学作品。一批批的外来者被北京政权的花言巧语迷惑,陈若曦戳破了这谎言。与中国后来涌现出来的“伤痕文学”不同,她的文字简洁、凝炼。她旁观者的身份、她在台大与美国的文学训练,让她节制了愤怒与控诉的欲望,这节制恰又表现了那令人窒息的恐怖与难以描述的荒诞。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以最热烈的姿态欢迎了它,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反共教材”,以至于我向台湾的朋友提及这本小说时,它的政治意义超越了文学。 一年前,我偶然读到这本小说,并很快被它的平淡而压抑的情绪所吸引。这也是个陌生而奇特的阅读旅程。一个无意说出了“毛主席坏蛋”的小孩子,只在吃涮羊肉时才放松的留美学者,试图保持个性与风韵的女人,当然还有糊里糊涂的送了命的尹县长……在荒诞而残酷的历史洪流前,自然天性、个人良心,都会带来危险。倘若你要活下去,不仅要杀死自我,还要对他人的不幸保持麻木,甚至加入迫害别人的行列。从一个四岁的孩子到一个阅历丰富的县长,都是如此。这种伤害是如此之深,一个少年会变得凶残无比,而无辜的老人在死亡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次阅读也是对现实的回应。几年来,一场红色浪潮再次席卷中国,文革变成了理想与激情的象征。人们似乎轻易地淡忘了它的残酷与悲剧。而这遗忘与细节的丢失相关。当细节没有被充分呈现时,记忆也就不牢固。即使那些高声反对文革的人,如果没提供更细致的分析,也经常变成另一种口号,而口号是没有生命力的。但借又一个台湾人的眼,我感到这些细节。 我们在7月2日的早晨见面,中国共产党刚刚度过了90岁的生日。台湾是蓝色与绿色的世界,红色是遥远的记忆。对与我同行的台湾青年来说,陈若曦是个历史性人物,与白先勇、王文兴、叶维廉、李欧梵一样,是六十年代初那个传奇的台大外文系的一员,他们的探索奠定了台湾的现代文学。几天前,她刚刚获得了“国家文艺奖”,在报纸上占据了一个偏僻位置,但这更像是对昔日成就的肯定。 被过滤广告 过去20年来,她不是以作家的面貌示人的。她是一名积极的社运分子,推崇绿色环保、反核、伸张女性写作。她在此前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有关宗教与信仰。台湾解严已然24年,谁还会感兴趣她对于共产党体制的批评。况且,中国正呈现另一幅面貌。 我们真的逃离了《尹县长》的时代吗?对我来说,这本小说从未过时,甚至焕发了新的生机。当然,此刻的尹县长不会被打翻在地,他会脑满肠肥,依靠出卖土地、强行拆迁,大发其财。但这个党与政权的核心从未改变,它仍是建立在对个人尊严的蔑视上的,不管它是以政治狂热还是经济狂热的面貌出现。当中国对于台湾的影响日深时,这种特性同样会作用于台湾。 不过陈若曦对此探讨没太多兴趣。甚至提到中国的红色热时,她仅仅说,这是人们对于腐败的不满,她理应知道,文革时的“清廉”可比这糟糕得多。她不是深思熟虑的思想家,而是行动派。她更愿意谈论环境问题。从一名社会主义者,到沉浸于宗教的冥想,再到一名环保分子,她似乎一直执着于寻找一个乌托邦。 四 几个黑脸的汉子正一头扎进湖水,他们把一截截藕塞进污泥,他们在种荷花。 他们喜笑颜开、身材匀称,说着我半懂的南京话。玄武湖旁的茶馆清静无人,我一个人呆坐着,不知为何,突然想起《老残游记》。或许因为老残的游历是从济南的大名湖开始,它也荷叶丰盛。 那是一九零三年的中国,是旧秩序瓦解之际。这旧秩序不仅是政治的,经由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一八九八年的夭折的维新、一九零零年的拳乱,满清政权正岌岌可危,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它更是文化与社会心理上的危机,中国人失魂落魄,他不仅相信自己在军事与政治上的失败,也开始对来自西方的一切东西顶礼膜拜。 被过滤广告 中国是一艘庞大的破船,不断的下沉,但谁也不知道如何补救。这是老残喜欢的比喻,他要观察、记录下船沉前的百态人生。 是不是又到了《老残游记》的时刻?它也是催生吴沃尧与李宝嘉的时代?十年的冤狱、全家自焚、偷情的贪官、炫富的情妇、冷血的钢琴师、嗜血的网民、追尾的列车,“怪现状”与“现形记”层出不穷,是与非、黑与白,都不那么清晰。 在南京的朋友们的餐桌上,照例是政治、色情笑话,层出不穷的抱怨。从中国经济何时崩溃到最近一期的“非诚勿扰”,从重庆的红歌到江西的爆炸案,还有对下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名单的猜测。比起南京板鸭,它们是更好的下酒菜。它们表达愤怒,发泄不满,自我排解,似乎现实越无力,我们在语言上就越肆无忌惮。 该怎么理解这一切?现状真的令人深感绝望吗?这可不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它不仅没有民族危机,还空前强大。当年紫禁城面对着各省士绅的请愿束手无策,而如今谁又敢公开挑战中南海?但你却又感到了同样多的相似。这也是个意义与价值崩溃的时刻,是道德与伦理破产的时刻,所有匪夷之事都浮现出来了。 距离北京的喧闹的奥运会已过去了三年,你感觉得到整个国家情绪的戏剧性转变。那股盲目的自豪与信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满与躁动,而在过去的半年中,这不满越来越转变成愤怒与暴力化的冲动。人们似乎终于意识到,那个标榜给他们带来民族自尊的政权更是一个掠夺成性的政权。从前,人们回避谈政治,如今却不得不谈政治。 人们同时觉得停滞与躁动不安。一些人觉得现状会长得没有尽头,另一些人则觉得未来即将浮现,它可能崩溃、可能重生,总之现状很难维持。倘若你生活在一九一零年的中国,该怎样想象未来?即使未来发生了又怎样,它也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吗?那深层的危机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 人们越迷惘、越无力,中国就开始变得越神秘,似乎它从来如此,也将永远下去。一艘沉船、一坛酱缸、一间铁屋子。在南京,我听到了两个最新的比喻,“中国就像是一辆正开往悬崖边的公共汽车,没人知道该怎样让它停下来,有能力的人纷纷选择跳车”,一位历史学家说。而另一位则说中国就像一头即将垮下的骆驼,四周摆满了稻草,不知哪一根会最后压垮它。 比喻给人安慰,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它也是推卸个人责任的方式,因为不敢面对个人的困境,害怕承担个人责任,我们要不断重申集体的困境。一百年前,人们要办杂志、报纸,出席公开演讲,分享这些忧虑,现在人们发微博,在瞬间体验同样的悲观、荒诞与欢乐。 这些笑话、抱怨还有忧虑可能不过是另一种自我沉溺与消费,一种身份确认,我们沉浸其中,自我满足,无法使它转化成更深入的思考、更具体的行动。 在一九五七年到苏联的旅行中,思想史家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这样描述这个刚开始松动的极权系统下的人民——他们兴奋地谈论政治,但“他们也就像学生讨论那些超出他们理解能力之外的严肃公共问题一样兴奋、好奇而又不负责,是为了好玩,别以为他们会拿它太当真,他们不过是说些胆大的、触碰禁区的话而获得某种快感”。 很有可能,这正是我们谈论中国的真实水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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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芸 | 并非心灵鸡汤

【抑郁症1】听说了袁毅鹏跳江的消息,微博上很多人都被袁求助过,我也收到诸多私信以及在我的帖子后不停跟帖,但除了劝他坚持看医生以及求助专业律师,实在帮不了他什么,很惭愧。关于抑郁症和各种精神偏执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袁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抑郁症2】抑郁症成因很复杂,需要专业医生的意见,有的解释为生理性病因,有的解释为环境因素刺激,但一般来说,医生要求的服药应听从和坚持。我曾和朋友亲手送一位同学强制治疗(获得她父亲紧急授权),如不就医,情况非常危急。而我们作为朋友阐述的病发事由,在医生看起来,未必是那么回事。  【抑郁症3】从大环境来说,我提过极权的制度性心理创伤,但具体到个案,不敢随意断言。很多个案需要追溯家庭环境,遗传、个人性格、成长际遇等多种因素。而且精神性疾病复杂到我们非专业人士难以想象的地步,抑郁症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也未必确切,医生会区分躁郁症、焦虑症等多种。  【抑郁症4】凯博文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一书提过,过去中国人对精神疾病的态度,譬如中国人宁可承认神经衰弱也不愿意承认心理障碍,精神困境。直到今天,中国人对精神困境的认知仍然是有问题的,譬如一提精神疾病,就只想到骂人话“神经病”,这种文化导致很多人在病症早期讳疾忌医。  【抑郁症5】公权力对付访民的方式(公权力滥用,扭送公民强制治疗)可以说是整个国民心理困境中最大的作恶。这导致民众对专业医生不再信任,甚至媒体也介入解救心理偏执病人(访民),这个过程难免造成各种混淆:角色紊乱、精神分裂症和心理疾病混淆、治疗方案也混乱、制度之弊与个体问题难以区分。  【抑郁症6】当下情状就极易变成如此这般:政府把对正义有执着或偏执追求的维权者关起来当精神分裂症治疗(实则维稳);媒体把真正的心理疾病患者当好玩、有趣、先锋羞辱或追捧(此前说过,诸如表演型人格障碍、露阴癖);民间则一再忽视或回避发生在个体身上的精神疾患,讳疾忌医,直到悲剧爆发。  【抑郁症7】各种角色的僭越导致了目前的紊乱,约束公权力,要求政府在对待访民问题上克制,是第一要务,但除此之外,媒体及公民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媒体越过职业医生对苦主进行判断是危险的,媒体无视心理学常识戏谑心理病人也是可耻的,而公民放弃个体自我救济途径、拒绝就医也是不智的。  【抑郁症8】在一个自由受到限制、个体能量无法舒展的专制社会,人人皆可成为病人,但又并非人人无力自救。走出心灵困境,首先在于承认个体认知局限,建立尊重专业的规范(尽可说现在心理医生很糟糕,但假设还有判断力,可寻求少量好医生进行比较甄别),另则建立民间组织,分享心理知识、互助救济。  【抑郁症9】在自组织和互助救济方面,乙肝病毒携带者联盟取得的制度改变是一个典型案例。媒体议程和公共舆论应关注心理疾患需要的社会协力,敬佩崔永元的努力,他承认自己的抑郁症并一直努力克服的过程,就是一个普及常识,厘清认知屏障的示范。另有李欧梵陪伴夫人克服抑郁症的书也是很大贡献。  【抑郁症10】心理学上有一句著名的话:“心理治疗不是治疗一个人,而是治疗一个家族链。” 这就是精神疾患治疗的困境,很多家庭成员在某些心理难题当中沉溺,情绪传染,同构,难以承认和面对心理疾患,由家人承担的监护权有时也会延误治疗。别无他法,仍不能赋予公权力滥权,那就只能民间普及常识。  【抑郁症11】基于这些认知,做过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专题,也一再呼吁重视女性—母亲的心理健康和生存处境,当然,男性也一样,我仅仅是指,由于人的成长中,三岁前养育环境很重要,而母亲精神状态,人格涵养对孩子的影响的确更直接。不能想象整天忙于侦查丈夫防小三的中国女性能成为好母亲。  【抑郁症12】我们整天提媒介素养,政治立场,但基于情感、心理的素养被长期忽略,为人父母者,有无教育素养、家长素养之说?芝加哥大学女性思想家纳斯鲍姆提出来,关于情感与理性、政治的关联,呼吁重视人类情感与社会正义的关联。我想,除政治迫害导致的心理创伤,其他情感、心灵问题也值得注意。  【题外话1】我对心理学纯属外行,所以只能说一些一般性的,深入剖析个案和治疗就无能为力了。 我有过一次有趣的体验,几年前心情低落时,信誓旦旦跑去找心理医生准备长期抗战,一次门诊一百元,谈了15分钟心理医生把我赶走,说你很清醒,不需要吃药,也不用预约下次了,我很郁闷,只好自学加以防范了。  【题外话2】身边也有朋友深陷心理困境的,多数还是个体境遇,情感困惑(这类尤以女性为甚),男性可能表现为偏执型人格障碍,或躁狂、焦虑状态。对于情感困惑,我时常的劝慰方式就是,介绍她去看某些书,还有就是具体的建议,诸如,改变话语模式,比如说,情感的沟通,如果总是一说话就要吵起来的状态,最好改变责怪式话语方式,比如说:你怎么。。。你怎么。。。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这些其实都是知识性的,可习得的。西方社会很热衷研究这些问题,都有一套成熟的机制可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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