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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重构人文学科和素养

李欧梵:重构人文学科和素养 进入专题 : 人文学科    ● 李欧梵        一      在第一讲中,我提出“人文今朝”这个口号,内中含有一个只有今朝的危机感:我认为在全球化的“现代性”影响下,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模式似乎只有一个“今天”和“现时”,而且(至少在西方)惟“我”独尊,处处以个人的享乐为生命意义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很容易流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明天是不是会更好?谁管它呢?世界变化太快,管它也没有用。   在这种心态作祟鼓动之下,我们的心胸和视野其实变得更狭小了。于是形成另一个悖论:网上提供的讯息愈多,我们所得到的真正知识性的智慧愈少,人变成了一个受感官欲望支使的动物,而这种欲望,基本是一种“物欲”———对“物”的崇拜和享用,而这种“拜物欲”的背后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消费。   这一切都成了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似乎很少人(特别在我们香港)会反省一下到底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现在如果谈“人的价值”之类的话,恐怕在座的都会打瞌睡,会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即使是我这个“老生”,如今也很少谈这类的题目!我不能不反思,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学者和一个人文主义者,人文学科在这个消费至上的商业社会究竟有何意义?   其实,大家都知道,人文学科早已被“边缘化”了,表面上看不出来,各大学照样有各种人文科系,香港大学文学院(Faculty of Arts)下面还有数个学院(School),包括人文学院;中文大学的文学院下有十多个科系,洋洋大观。然而,比起商学院、法学院和其他专业学院来,还是小巫见大巫!   当然,最近又开始推行所谓“通识教育”,如火如荼,有人讥之为“通识通识,通通不识”,原因就是把这种人文基础的“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当作“常识”或“自我增值”来灌输,这也是全球化资讯发达后的必然影响。   其实人文教育的目的不是增加知识,而是用知识和理智性的思考,教我们如何做人和面对社会,而思考的方式不是靠几个简单的方程式和数字可以做到的。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既然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他/她的秉性也很复杂:理智、感情、想象、幻想、创意、抽象思维、潜意识的欲望、身体感官的各种感觉和刺激……无所不包,所以学院里才有这么多不同的科系,来研究这个人的行为和现象,这就是人文学科(humanities),在欧洲又叫做“人文科学”(humansciences)。显然易见,它和“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s)密切相关,而且互动。所以我一直认为,人文学科本来就应该是“跨学科”的,它和自然科学不一样,因为人不能被分解成几块,分解开了反而失去人的意义。然而,今日大学的专业化趋势———这也是现代性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必然结果———也使得人文学科支离破碎,很少人做整合的工作,甚至连跨学科的对话也很罕见。专业化的结果,必会导致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和凋零。      二      反观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并非如此。中国的儒家传统一向以“人文”为中心,所谓人文,简单地说,就是做人的道理,它是和“天文”———大自然的理则———相对称的。所以儒家的“人学”也就是“仁学”,是把个人放在一个广义(两人以上)的范畴来审视和教诲的:“文化”就是由人文出发的“教化”,由内及外,自宋儒之后又提炼成一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外连环的大道理。用现代香港人常用的英国殖民话语来说,就是一个“scheme”———一套教学计划,内容则始自孔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目的是把“君子”人训练成一个文武全才。但“六艺”居首的还是礼乐,殿后的才是“数”学,计算之学,和现代学院制度比较起来,轻重自明,当年哪有商学院和经济系独领风骚,学子趋之若鹜?!   这样的一个人文传统,一直传到晚清民初,在这个世纪之末,晚清各学人志士倡导采用新式大学章程,王国维等人依然把人文之学放在前面:如哲学、史学、文学等,然后再加上新的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严复受进化论的影响,提出“哲学”类的各种分科,指的并非纯粹哲学,而是经济和社会学等的实用学科,又称之为“群学”,但并没有放弃传统的经学。这在余英时的长文《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中论述得十分详细。余英时苦口婆心,认为中国经历一百多年的模仿西方之后,应该以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为主体再出发,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我十分佩服余英时的学养,也支持他的主张,但我还是要顾及到现在香港西化已深的专业人士,他/她们早已视中国文化传统为“异物”,或与之疏离,试问在座懂得“国学”的人又有几个?所以我必须也要清理西方的人文传统。好在金耀基写过一本名著:《大学之理念》。在书中他把西方的大学传统讲得也很清楚。他说西方的现代大学模式源自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纽曼大主教(Cardinal   Newman)的理想:大学教育就是博雅教育,是训练学生的“人格”(characterformation);到了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洪堡(Hum-boldt)大学成立时,又加入了学术研究的成分。虽然大学成了国家教育和文化的一部分,但它还是相对独立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认为:大学是一个知识的社群,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或其他势力的管制,而这个知识社群有资格如此,则要靠它的人文素质和教育。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加州大学系统的校长寇尔(Clark Kerr),才提出所谓Multiversity的概念,把大学作为社会的缩影和知识生产的温床,于是才形成现在的大学模式:科系应有尽有,各自分工,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逐渐凌驾于人文学科之上。   这个美国大学模式,时至今日,也受到严厉的批判,Bill Readings那本The University inRuins(《废墟中的大学》)足以为代表。他认为现在的大学早已和传统脱节,失去了文化的指涉系统,自我评估,一切以“优越”(excellence)为依归,“优越”的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各大学为争排名,竞争激烈,犹如资本市场,而大学的经营也和企业无异。在这种“学店”官僚系统、操作系统之中,“人文学科”又有何意义可言?最多不过是生产的论文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而已。在这种环境中,又如何作人文研究的再出发?   其实,欧洲的人文传统和教育方式并非如此,“humanities”这个字本来源自human,拉丁文中有一系列字眼如humano,humanitas都与“人”有关,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是一个“世俗”(secular)的传统,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产物。中古也有人文传统,但属于宗教范围之内,在中古时期,神学、医学和文学(当时叫做“修辞学”rhetoric)三足鼎立,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神学被哲学所取代,医学扩展到自然科学,而文学又和历史文化混在一起,变成了人文科学,后来又加上法律。妙的是此中独缺社会科学,其实社会科学早已和人文科学熔为一炉,至今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学还有强烈的人文科学成分,从韦伯(Max Weber)到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更不必提哲学家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福柯(Michelle Foucault)了,他们都是横跨文史哲,还有语言学,都是“跨学科”的大师。反观美国的“Multiversity”训练出来的学者,虽不乏名家,鲜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大师,我想来想去,只想到一位马克思主义大师杰姆逊(FrederickJameson),然而他还是六十年代前在哈佛大学的法文系受训练的。      三      再回头看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文传统变迁,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表面上反传统,胡适还提倡“全盘西化”(他后来觉得不妥,又澄清了这个口号,其实指的是中学的“世界化”),但骨子里并没有扬弃人文精神,只不过把中国的人文传统灌以新的科学意义。这在周作人的长文《人的文学》中有进一步的说明,他支持人文价值,但用了大量西方科学———包括生物学、遗传学、社会学———作为例证。周作人的长兄鲁迅,在其早期发表的文章和小说中,则从西方浪漫主义和他的老师章太炎的学说中演练出一套独特的个人主义哲学。依然是以人为本位的,此处当然不能详论。好在研究鲁迅的学者络绎不绝,以鲁迅为题的著述更是车载斗量,不必我再多饶舌了。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之说和以西方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为基础写出来的大量小说,不到二十年就受到严厉的批判。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他于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就正式提出:五四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小布尔乔亚的心态,更没有普遍的人性这回事,只有阶级性。毛泽东的说法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只不过他“一刀切”,以政治挂帅的方式下了断语(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序论中还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到了结论才武断起来),非此即彼,把五四的人文遗产一棍子打死,甚至对鲁迅也阳奉阴违。这可不得了,中国现代文学必须重新出发,以“工农兵”为主题,把所有“小布尔乔亚”的“个人主义”一笔勾销,从此文学中没有个人,只有以“工农兵”为首的集体。   集体——作为人民的集体——照样可以有人性,从延安时代到解放初期,不少作家和学者都试图在这个集体的框架中为人文主义请命,但个个遭到整肃。最有名的例子是一九五七年钱谷融教授发表的那篇文章:《文学是人学》,他用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不过辩称十九世纪的西方(特别是俄国)写实主义文学作品之中,不少是批判封建制度的,所以有正面意义。但他依然受到全国性的大批判,成了众矢之的!我多年后在上海见过钱谷融,只见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我们变成了好友,他也绝口不谈这件往事了。   钱谷融的遭遇并非唯一的例子。从五十年代到“文革”时期,人文主义被“整”了整整二十多年,一直到毛泽东死后“改革开放”时期才又重新抬头。然而,经济上的改革步伐太快了,不到十数年就席卷整个社会。到了九十年代初,人文主义又再次受到压抑,这一次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大了。为了钱,不少知识分子“下海”,投入商界,于是在一九九四年引起所谓“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带头的几位上海知识分子(如王晓明、张汝伦)精神可嘉,他们为此还出了一本专书,叫做《人文精神寻思录》。   在书中特别提到:自五十年代以来,人文学科已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计划体制,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部门”,和学术上“求真的科学属性构成了不可解脱的矛盾”。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它非但明指人文精神即使在学院内的人文学科中也会受到政治的统制。演变至今,中国内地的大学正面对两种压力——市场经济和意识形态,此外还有来自西方的一波新的文化理论,诸如“后现代”和“后殖民”,当然还有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所以北大的张颐武说:“人文精神也只有被放置于当下的语境中,与大众文化或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一致,经受反思和追问。”这一来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恰是这一个“后现代”的理论潮流,早已把西方的人文主义打得体无完肤,不成“人”形!   如果用学术理论的语言来说:我们当今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是否还有人文论述的可能性?经过大批后现代理论洗礼之后,还有“人性”或“人文”可言吗?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英国的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最近就写过一本书,名叫《理论之后》(After Theory),此书的前半部讨论各种当代理论的缺失,后半部则提出几个理论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如伦理、暴力、死亡、生态,等等,言下之意似乎有重返人文传统的意思。但又谈何容易?      四      在此我不得不从所谓的西方“后现代”理论中追本溯源一番。福柯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作者已死”。简言之,就是人作为一个“作者”和“开创者”,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话语”(dis-course)的建构而已,换言之,人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有人性的;儒家“人性本善”的说法,全被当今文化理论家批判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福柯还发表了一个重要讲演,题曰:“什么是启蒙?”内中把“启蒙”和“人文主义”观念肢解,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文主义,有时还是相互矛盾的;启蒙也并不是歌颂人类理性的伟大,恰恰相反,福柯认为人并没有什么高超的理性,我们只有在不断被话语肢解而反思的过程中才能表现某种“英雄”态度。总而言之,人之所以为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人文学科   

联合早报 | 赵倩玉:穿越

赵倩玉:穿越 (2011-10-02)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裴敏欣:中国可以拯救欧洲吗? [中国早点] 中华民国在台湾 [辛亥百年] 柯木林:走上神坛的孙中山 [金融风暴] 美4500万人靠政府“食品券”过活 ● 赵倩玉 完壁归赵   《步步惊心》不是一部典型的清宫偶像剧,它其实是在宣传个人自由主义。   这阵子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词汇可能就要属“穿越”了,自从这部连续剧热播以来,网上随处都可见“步步惊心”的涂鸦,连社会中的乱象也被评为“步步惊心”,让人无所遁形,于是平日最没耐心看连续剧的笔者也沦陷了。   故事说的是一名现代白领女子穿越时空,变成清朝康熙年间一名叫马尔泰若曦的八旗女孩子,搅和到康熙的几个儿子之间争夺皇位的事情。这段历史及相关人物相信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所以当原著作者桐华把一名现代女孩子丢进这群自小接受封建礼教灌输的阿哥们当中,大谈稽康的思想与自由平等的相似之处,这么近距离的比较现代与古代价值观,以及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对观众造成的思想震荡是可畏的。   与其他纪念辛亥革命的若干大片相比,笔者反而觉得这种软文化更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对平头百姓的意义。当然这些意义也并不都是正面的。就如女主角穿越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半个文盲,连一封家书也无法顺读下来,于是决心苦读。有些敏感的观众这时候可能察觉,原来除了在北平解放后被拆掉的北京城墙,有些牺牲是那么微妙,仅仅几代人的时间,就以强国为名退化了,不少现代人若不是浑然不知,就是觉得理所当然,甚至是自豪。不知现在重新审视,所谓的“国家”到底孰强孰弱?  最近读到李欧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期间重新诠释并批判五四意义的文章,说起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一九一六年》的文章,认为他是以开创的心态,促使万事一新。李认为这是陈独秀使东方与西方文明一元化,营造对立氛围,并利用大环境下的其他因素,夺取了话语霸权。当然陈得以青史留名的原因更多得归功于后世掌权者对历史的任意打扮。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年轻一代大陆人与台湾人,往往对五四看法意见相驳。   而今中国大陆又面临改变,各派思潮人物争相献策。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为重点。多维新闻网的消息说这是“一场有关中国前途及中共执政‘大辩论’”的序幕。中国政治已走到思想的瓶颈,接下来思想舆论如何倾斜,也是未来政治改革的风向标,尤其值得关注。但就如五四,以及后来的政治文化运动,习惯零和博弈的中华政治文化似乎并不适合只采纳单一意识形态,除非某种思潮也能兼容其他派别的想法,也就是所谓的协商,是民主的精髓,但中国大陆准备好了吗?无论如何,改革或快或缓,或兼容或零和,其实就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所说,仍取决于思潮后方的利益集团。历史对这次的改革会自有定论。   笔者就辛亥与五四的孰是孰非请教过资深学者:当时的中国是否过分崇尚西方思想,这种思维又因执政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无限延伸,才导致今天社会中的诸多怪象?他的回答是:那是一群聪明人在那个时代想出的法子,来应对当时的情况,你要想他们为何那么做。   我们总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历史事件,推论着各种可能,就如马尔泰若曦的穿越那样,但即使穿越了,并尝试改变事态,也于事无补,因为她与那些阿哥们由始至终都无法了解对方。也许当后世看今朝的政改时,也会如此感叹着历史的必然性。 (作者为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许知远 | 昆德拉的诱惑

一 景凯旋提着皮包来到作家出版社时,编辑们一定期望见到一位更不羁的青年人。“你还挺学生气的”,其中一位颇感意外的说。 皮包里装着是的《为了告别的聚会》的翻译稿,用钢笔抄写在稿纸上,它的作者是米兰•昆德拉。 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中国,很少人听过这个捷克小说家的名字。两年前,一位叫李欧梵的旅美学者第一次把他介绍给中国读者,东欧的昆德拉与拉美的马尔克斯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作家。 被过滤广告 两位风格迥异的人物在中国的命运也迥异。马尔克斯迅速征服了读者尤其是作家的心,近代中国的命运也像拉美一样起伏跌宕、荒诞重重、满是屈辱与希望与的悲喜剧,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出这样的史诗? 昆德拉则是另一种阅读体验。景凯旋偶然间读到《为了告别的聚会》,那是一九八六年,他刚刚研究生毕业,对文学充满兴趣。像很多同代人一样,极权主义是他最深刻、却有不知如何言说的经历。他的父亲与母亲,不管多么热心于新中国的建设,却因青春时的偶然经历,成为了“叛徒”与“特务”。在最敏感的童年,景凯旋感到了无尽的歧视、残酷与荒诞。他还需要隐藏自己的困惑与愤怒。 很多人和他想得一样,但没人敢说出真实的想法。“四五事件”传到他正在读书的重庆,他感到强烈的震撼,北京的青年也充满不满。在一次下乡劳动时,听到政治老师无意中说文革是一场灾难时,他又是一阵狂喜——“原来和我想的一样”。 该如何表达这种感受?在文革后涌现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中,景凯旋总觉得欠缺了力量,它们太浅了,像是一幕幕孩子气式的“好人与坏人”的道德剧,既未触及到更大范围的体制问题,更没有进入深层的个人内心。外来作家弥补了一些缺陷,布拉格的卡夫卡与巴黎的萨特描述出那种荒诞感,而最为震撼则是来自苏联的索尔仁尼琴,他的纪实体似的小说中弥漫了令人窒息的恐怖与压抑,他竟可以使用如此冷静的语调。 除去令人窒息的苦难,共产主义经验还蕴涵着另一些东西。米兰•昆德拉似乎轻易地抓住了这种情绪。在洪亮与辉煌的口号下,是混乱的逻辑、思想与情感的空洞。而个人则被弱化成动物与工具,他遵循刻板的教条,或干脆像是降低到动物本能,一心趋利避害。社会生活中弥漫的荒诞感,充斥着道德的灰色地带,个人普遍感到无力。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里》中,一位妇科医生的朋友来访,纯粹为了满足男人的好奇心,医生就让朋友穿上白大褂参观,一切都很自然。“这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虚假的意识形态宣传中也是不可想象的”,景凯旋回忆说,“但它确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一种没有道德的道德。” 昆德拉不仅提供了理解极权文化的新视角,还充满阅读快感。在他的作品中,不时出现性描写,它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尤显突兀。或许正因这些性描写,出版社编辑狐疑地打量景凯旋,书的内容和眼前这个拘谨、有点土气的翻译者很不相符。 一九八七年,景凯旋翻译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出版了,他与湖南作家韩少功(他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翻译者),成了昆德拉在中文世界的最初引介者。一年后,米兰•昆德拉还带动了一个小小的文学热潮。这一年十一月,北京召开了首届东欧当代文学讨论会。《世界文学》报道说“代表们指出,东欧各国当代文学尽管都走过一段弯路,但在逐步摆脱了文学创作中教条主义后,都先后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可喜景象。大家普遍认为,东欧与中国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东欧当代文学发展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总结。”这篇报道还说“代表们在如何译介昆德拉作品的问题上陈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昆德拉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在译介时应持有谨慎态度。另一种意则认为,昆德拉是个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的作品从哲学的高度思索和揭示复杂的人生,具有相当的艺术深度,很值得我们广泛介绍。” “广泛介绍”的愿望没那么容易实现,而发言者们也会很快发现他们对于东欧文学现状所知是多么浅薄。当出版社试着去寻找捷克大使馆寻求版权帮助时,得来的是生硬的拒绝。自一九七五年,昆德拉一直生活在法国,他是个流亡者,一个捷克政权不欢迎的人。 捷克外交官和中国编辑也很快发现他们的态度都需要改变。中国与整个东欧,都站在一股新的历史风暴之前。 这场风暴之后,昆德拉获得了意外的生命力。九十年代初,他的所有小说、包括论文都被迅速翻译成中文,学者们则编辑了关于他的论文集,景凯旋翻译的《玩笑》、《生活在别处》都在其中。他不仅出现在知识分子的讨论中,也进入普通读者的流行用语中。“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有昆德拉最喜欢使用的媚俗(Kitsch),都在大学生中风行一时。似乎经过了那短暂激昂与血腥之后,人们突然在昆德拉玩笑式的口吻里、在他半哲学化的论述里,找到了某种解脱。他的“轻逸”、他那些沉溺于情爱与性的主人公、他对政治的厌恶、还有他对于“遗忘”的解释,似乎都契合了新的时代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他与中国作家王朔的嘲讽精神,都变成了治疗民族精神创伤的良药。 在南京东区的居民楼里见到景凯旋时,他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日常工作是汉语教学。他消瘦、质朴,很意外我追问起往事。年轻一代不太了解他与米兰•昆德拉的联系了。二零零三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昆德拉的全集。它装帧精美,再不似当年的蓝、绿色封面、印有内部发行的小开本。它还标榜全部直接翻译自法语(自流亡以来,昆德拉用法语写作,而他之前的捷克语小说最佳译本也来自法文),再不像当年的韩少功、景凯旋都是从英文转译。它的首印量达到一百万册。对于新一代的读者们,极权下的荒诞、戏谑的性描写,还有道德上的悖论,可能不再是主要的吸引力,米兰•昆德拉,他是全球消费体系里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而这新全集似乎也充满了昆德拉式的“遗忘”特征,它时尚、端庄,也带有着对那个粗糙、但更富激情时代的蔑视。 被过滤广告 二 我从来不是昆德拉的热烈追随者。他的敏感让我着迷。他通过性爱、记忆这些最私人的角度,帮我们了解一种体制的情感与内心。不过,我总感觉他太轻快、太聪明了。 吸引我来到南京的,不仅是景凯旋与昆德拉的故事,更是他在一年前翻译出版的《地下》。它是一本东欧作家的文集,主要出自七、八十年代流传的东欧国家的地下出版物。经过骚动的六十年代,这些国家都陷入了某种停滞与更深层的压迫。这也是个内在流亡的年代,知识分子们无力直接反抗极权,就转为地下的、精神上的反抗。他们组织读书会、出版地下杂志,试图建立起一个隐蔽的交流空间。他们的写作也因此建立了特别的风格,它内省、历史感、充满隐喻。 我忘不了景凯旋在序言里引用的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的一个隐喻——在一个遥远星球上的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是他们唯一的谈话。官方说,水下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偶尔浮出睡眠呼吸就是一种犯罪。所有的居民都患上了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过上岸上的生活。 这个隐喻不仅是彼时东欧人的写照,也多少象征了当代中国。只不过,我们的情况更为复杂,在这糟糕的水下生活里,还有无穷的彩色的霓红灯分散和麻痹我们的神经,它是民族自豪、是中国崛起、是水景住宅、奔驰跑车,是夜总会、麻将馆、各种选秀表演……但终究,我们是在水里生活,都患着风湿病。 “我想看看,能不能为中国的变化提供另一种建议”,景凯旋这样说起这本书的初衷。比起昆德拉的小说,这些更不为人所知的作者们无疑更有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其中一位捷克作家米兰•简曼还严肃的批评了昆德拉。他要说明,流亡中的昆德拉扭曲了自己的历史、刻意的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他的眼睛早就看清了关键的时刻,明确而光明正大地与政权拉开了距离。”但事实远非如此,昆德拉曾热情的拥抱了整个政权,他在五十年代写作了激情洋溢、空洞无物的诗歌,他也曾在相对宽松的六十年代大放异彩,他与整个政治系统的共生关系,比他愿意承认的深入与复杂得多。但在接下来的小说里,他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疏离的先知。 这是一篇不无简单化的文章,它却道出了这本文集的动人之处,它在谈论道德勇气与个人责任,而不仅仅是机智与聪明。也借由翻译这本文集,景凯旋回到了他更钟爱的传统,它是索尔仁尼琴式的英雄传统,他要直面苦痛,而非逃避。对他来说,这个时代太过轻浮了。 他与后来加入谈话的他的妻子,都不像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有意地回避这个时代。他们在文革中的生活,从未离开他们的生活,他们反复思考,该用何种方式表现这个人与民族的创伤。甚至回忆起被知识分子普遍浪漫化的八十年代,他们用“晃荡”来形容。倘若没能清理这沉重的记忆,怎能开始新生活?他们都看到普遍的人性丑陋与恶,该怎么消化这种恶,令它们既诚实又有审美上的超越性。又该怎样理解中国式的功利主义与灵活性,那些街坊邻居,昨天你好、我好、大家好,今天就相互置于死地,明天又和睦相处。 被过滤广告 他的书架,像是南京的小小飞地。这个城市、乃至整个中国,谁能把他这么多东欧作家的作品集合在一起。但你又感觉得到,这种收集又带有鲜明的八十年代的痕迹,它是零乱、随机的,缺乏系统性,但同时它们有因一致的精神性而相互关联。 《地下》最让我赞叹的不正是作者们表现出的对精神性的追求吗,甚至某种绝对性,在一个道德相对主义的时代,这显得尤为关键。这也常被视作昆德拉与他的同胞哈维尔的最重要区别。(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许知远 | 旅途四则

一 重庆是蓝的,他突然说。 车正沿着嘉陵江行驶,窗外是点点的灯光,江水黑逡逡的一片。这城市满是高楼,是令人惊诧地起起伏伏,公路蜿蜒在你的身下,轻轨火车从你的头顶经过,你穿越这条小巷时,路过的十六层的住户的家,那条牛仔裤一动不动地晾在那里。这也是一座狰狞的城市,一切都突兀、粗大。 我们刚度过一个沉醉的夜晚。一群六十岁上下的人,都质朴、强硬而浪漫,是这“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朗读了莫名诗人的词句,其中一首是《帝国》。我们谈到了俄国兴起与衰落,还有遥远的布拉格之春。当然,还有八年抗战,这座城市承受了狂轰滥炸,是自由与抵抗的堡垒。他们会说,重庆比伦敦承受了更多的炸弹,是在二次世界大战这史诗画卷中被低估的中心。这城市也正因这在轰炸下不屈服的精神而兴起,否则谁会在乎这长江畔的山城?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四处涌来,投奔这自由中国的首都。 被过滤广告 他们也都是这城市的局外人,或许也多少认定,在重庆被低估时,他们也被低估了。但现在激怒他们的不是被低估,而是一种新的侮辱。这城市飘扬的红旗、红歌,报纸上宣扬的打黑,还有被炮制出重庆理论,都让他们难掩厌恶。 那个红色蔓延的年代,他们都经历过。他们中的两位的父亲都是中学教师。他们看见父亲被游街、批斗与殴打。轻狂的少年人,喊着震彻云宵、慷慨激昂的口号,不仅要摧残年长者的身体,还要羞辱他们的灵魂。一些暴政用人种来区分人群,另一些则用人群。干部、工农的子女是红色的,他们则是黑色的,遭受无尽歧视。 暴力也都掩藏在红色里。在我们谈话的窗外不远处的沙坪公园里,埋着几百具尸体。他们都青春逼人,都热血沸腾,都挥舞着红宝书,呼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然后都长眠于此。他们还是幸运者,这是中国仅有两个红卫兵公墓之一。苏式水泥墓碑高大、威严、粗砺,雕成了815的形状。“815”与“斗到底”是文革时重庆最大的两个派系。他们把坦克开到街头,把江中的轮船改为军舰,仅仅四十四年前,这座城市是个内战战场,那时也红歌激荡。墓园的铁门紧锁,灰色水泥坟墓四周,青草肆意生长。除非你翻身入墙,即使他们的亲人,也无法为他们祭奠,铁门口,一瓶白酒仍孤零零的矗立着。 这些色彩又回来了。蕴涵了无限暴力、屈辱、赤裸裸无知的红色变成了进步的象征,是中国未来的另一种可能。人们尚无法想象,倘若一个最大的经济体配上红色的意识形态,会开出怎样的恶之花。它也是新的时髦与性感,姑娘们打扮成江姐的模样,去渣滓洞表演坚贞不屈、卖弄风情。从这个意义上,红色又是无害的,它不过是一群虚无主义者的短暂表演,连他们自己也不信剧目的内容。红色也再度打击黑色,尽管这黑色已不是从前的黑色。但手段依旧,需要不停的运动,没有任何规则与程序来保护个体。 聚会后,他驱车送我酒店。他再次提到张勋,袁世凯,他们都要复辟一个僵死的时代,也都必将遭遇可耻的失败。在这群局外人中,他最为整洁倜傥,如果把他放在下午参观的周公馆的黑白照片里,似乎更为妥贴。也他们的眼中,中国的一切都在堕落,政治、社会、文化甚至人的面容,高亢的只有物质增长和放肆的贪欲。 在他心中,蓝色,青天白日的蓝色,变成了精神寄托,浪漫化的幻想。“是的,蒋先生是个君子”。这个昔日的独夫,曾被一代青年人唾弃的独裁者,又成为了民主与自由、谦谦君子的象征。 我们听了柴科夫斯基,邓丽君,还有七十年前的国歌,歌词都是四字的短语,清雅脱俗。那个时代,政治的中国危机重重,文化的中国却仍令人向往。这才是我的国家,他说。 我们的车驶向解放碑。一切词汇似乎亟待重新定义,这“解放”真是“解放”吗? 二 被过滤广告 “党”无处不在。街头花圃被雕成了镰刀与斧头,大学校园的墙壁上刷着“一心跟党走”的标语,小巷的活动中心传出了红色曲调,公共汽车站灯箱上是“建党大业”的海报。 在六月的上海,“党”和那些穿入云霄的玻璃大厦、用香奈尔的漂亮女人、弄堂里的吵闹声、马路上簇新的跑车、电脑屏幕上的股票曲线图、还有连绵的梅雨并存。 九十年前,“党”从这座城市诞生。那个上海,是中国最时髦、也最野性的城市,充斥着来自各方的冒险家和想要改变命运的人。他们开办工厂、到交易所试运气、看电影、喝咖啡、体验大都市的生活,创办杂志、书局、加入黑帮,也创办政党,人们在这里尝试人生的各种可能性,追随不可思议的理念。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共产党也是上海的多元文化的产物,一个中央权力崩溃的中国,也给个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个在租界里诞生的小小政党,最终执掌了整个中国。最初,它寄托了很多人的希望。中国孱弱,它声称要让她富强,国民党政权腐败、专制,它竭力表明自己的廉洁、倡导民主。旧社会充满罪恶,它要使它清洁、健康。 它的表现却与人们期待的大不相同,而上海也改变了模样。外国人被驱赶,私营企业收归了国有,舞厅、马场、交易都被关闭了,成功的商人、知识分子、艺术家、生活优越的人被关押、流放、致死,他们代表的生活方式则成了新政权首要摧毁的目标。再没有莫扎特、青花瓷器、英国红茶、线装书,上海的多元性、国际化、享乐主义、蜂拥的机会消失了,曾令上海人骄傲的外滩则一片死寂,古老的建筑上插满了红旗。狂热的青年冲入了博物馆、私人住宅、寺庙教堂,他们声称只有摧毁所有的旧事物、清除所有的外来影响,才能建立一个新中国。一次次运动几乎摧毁了整个国家,几代人陷入绝境,上海则丧失了所有的魅力。 坐在和平饭店里,这些往事显得如此遥远。这座古老的饭店刚被装修一新,与外滩其它老建筑一样,再度变成了上海的骄傲,最时髦的Party,最奢侈的物质、最光鲜的人物,都在此间出没。曾被唾弃与埋葬的历史,也变成了新的荣光,人们赞叹这些外来者的遗产是多么漂亮、持久,它们通往上海的另一个黄金时代。而浑浊的黄浦江对岸的更耀眼的高楼则似乎在表明,上海又处于另一个黄金时代。它是中国崛起的象征,是不断积累的财富与权力。你也一定会感慨与赞叹上海人的灵活性,他们似乎轻易就忘掉了过去,拥抱了新时代。这座城市仍以政治冷漠著称,九十年前的多元性只剩下了享乐主义——如果你可以成为Party animal,何需再在乎那个高高在上的“党”,你只需要不理会它,服从它,假装它不存在,或者视它是另一个金主。但一切真的如此吗? “他们一定要让我移民”,J说。她是个精致的女人,四十岁上下,在一家时尚公司工作。我们在和平饭店的九层餐厅喝咖啡。她的父母都是工程师,五年前移民往澳大利亚。她父亲不仅坚持要她离开中国,甚至还坚持交党费。在文革中,他的英国教育背景成了巨大的负担,他被下放、遭遇种种虐待。如今他生活在异邦,已经七十五岁,也不打算叶落归根,更不担心被迫害。但他却仍觉得,党费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女儿、孙子,他们仍在中国。 我突然觉得一阵寒冷。J不理解父亲的忧虑,但很有可能,父亲比她更了解中国,更了解党的残酷、荒诞而不可预料,可以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指控你,谁知道这未交的党费,是否会成为理由之一。他这一代人,倘若要存活下去,必须小心翼翼。 H比J更年轻。一年前,她从一家杂志社进入体制内的工作。“我在这里呆得越长,越奇怪这个国家是怎能维持这么久,它迟早要出事的。”她是这城市再常见不过的姑娘,漂亮、聪明、沉浸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快乐。纯粹出于偶然,她成为一个党员。对她这一代来说,党和信念可没什么关系,它是便利与安全,在面临同样的竞争时,党员的身份可能意味着更多的。 这不是刻意的钻营,更是思维的惯性,人人都这样。她们没有切身的恐惧,却有一种新的不安全感。整个国家在按照一种反常识的规则运转。她所在的政府部门,像是黑社会般运转着,他们都知道如何靠威吓与贿赂来获得利润,商家们最惧怕的党的新政策。但她感觉到,这样的生活则没有未来。她的父母已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旅行,寻找可能移民的目的地。中国是个赚钱的好地方,却不适合呼吸、生活、养育子女,保持内心镇定。 被过滤广告 H与J都是这城市在普通的故事。一个繁荣的中国也是建立在这普遍恐惧之上的,在飘扬的颂歌里,是一心要逃离的渴望。 三 说到兴奋时,她手臂向上伸展,流露出另一个时代的烙印。那是一个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跳“忠字舞”的时代。控制无处不在,它进入你的头脑,改变你的眼神,也塑造你的行动姿态。 在台北潮州街的一幢老房子里,我见到陈若曦,她热忱、爽朗,朴素,满是与年龄不相称的活力,她出生于1938年的台北,已经73岁了。我们无拘无束也毫无章法的谈话,从台大外文系到李登辉的弊案,从三峡工程到反核运动。我最希望了解的还是文革中的中国。 从1966年至1973年,陈若曦与她的丈夫生活在中国。他们都在美国留学,都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具有强烈的民族主情绪,都愤怒于国民党的统治,也都在红色中国看到民族与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一旦踏上中国的土地,玫瑰色的梦旋及破裂。社会主义许诺解放与平等,带来的却是禁锢与压迫。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时刻,压迫不仅限于你的肉体,还要进入你的灵魂,压迫也不仅存在于掌权者与人民之间,也来自于来自人民的内部,除去最高领袖,每个人都是施暴者、每个人也都是受害者。所有传统的保护,家庭、社区、宗教都被摧毁了,孤立的个体不但被剥夺了外在的保护,其内在的自由也荡然无存——不敢运用自己的观察与判断,不敢保有自己的良知,要磨平个人的性格,只有与他人一样,才可能是生存下去。 侥幸离开中国后,陈若曦把自己的见闻与感受化作一本小说集。《尹县长》轰动了台湾与世界,它是第一本描述文革中国的内部生活的文学作品。一批批的外来者被北京政权的花言巧语迷惑,陈若曦戳破了这谎言。与中国后来涌现出来的“伤痕文学”不同,她的文字简洁、凝炼。她旁观者的身份、她在台大与美国的文学训练,让她节制了愤怒与控诉的欲望,这节制恰又表现了那令人窒息的恐怖与难以描述的荒诞。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以最热烈的姿态欢迎了它,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反共教材”,以至于我向台湾的朋友提及这本小说时,它的政治意义超越了文学。 一年前,我偶然读到这本小说,并很快被它的平淡而压抑的情绪所吸引。这也是个陌生而奇特的阅读旅程。一个无意说出了“毛主席坏蛋”的小孩子,只在吃涮羊肉时才放松的留美学者,试图保持个性与风韵的女人,当然还有糊里糊涂的送了命的尹县长……在荒诞而残酷的历史洪流前,自然天性、个人良心,都会带来危险。倘若你要活下去,不仅要杀死自我,还要对他人的不幸保持麻木,甚至加入迫害别人的行列。从一个四岁的孩子到一个阅历丰富的县长,都是如此。这种伤害是如此之深,一个少年会变得凶残无比,而无辜的老人在死亡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次阅读也是对现实的回应。几年来,一场红色浪潮再次席卷中国,文革变成了理想与激情的象征。人们似乎轻易地淡忘了它的残酷与悲剧。而这遗忘与细节的丢失相关。当细节没有被充分呈现时,记忆也就不牢固。即使那些高声反对文革的人,如果没提供更细致的分析,也经常变成另一种口号,而口号是没有生命力的。但借又一个台湾人的眼,我感到这些细节。 我们在7月2日的早晨见面,中国共产党刚刚度过了90岁的生日。台湾是蓝色与绿色的世界,红色是遥远的记忆。对与我同行的台湾青年来说,陈若曦是个历史性人物,与白先勇、王文兴、叶维廉、李欧梵一样,是六十年代初那个传奇的台大外文系的一员,他们的探索奠定了台湾的现代文学。几天前,她刚刚获得了“国家文艺奖”,在报纸上占据了一个偏僻位置,但这更像是对昔日成就的肯定。 被过滤广告 过去20年来,她不是以作家的面貌示人的。她是一名积极的社运分子,推崇绿色环保、反核、伸张女性写作。她在此前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有关宗教与信仰。台湾解严已然24年,谁还会感兴趣她对于共产党体制的批评。况且,中国正呈现另一幅面貌。 我们真的逃离了《尹县长》的时代吗?对我来说,这本小说从未过时,甚至焕发了新的生机。当然,此刻的尹县长不会被打翻在地,他会脑满肠肥,依靠出卖土地、强行拆迁,大发其财。但这个党与政权的核心从未改变,它仍是建立在对个人尊严的蔑视上的,不管它是以政治狂热还是经济狂热的面貌出现。当中国对于台湾的影响日深时,这种特性同样会作用于台湾。 不过陈若曦对此探讨没太多兴趣。甚至提到中国的红色热时,她仅仅说,这是人们对于腐败的不满,她理应知道,文革时的“清廉”可比这糟糕得多。她不是深思熟虑的思想家,而是行动派。她更愿意谈论环境问题。从一名社会主义者,到沉浸于宗教的冥想,再到一名环保分子,她似乎一直执着于寻找一个乌托邦。 四 几个黑脸的汉子正一头扎进湖水,他们把一截截藕塞进污泥,他们在种荷花。 他们喜笑颜开、身材匀称,说着我半懂的南京话。玄武湖旁的茶馆清静无人,我一个人呆坐着,不知为何,突然想起《老残游记》。或许因为老残的游历是从济南的大名湖开始,它也荷叶丰盛。 那是一九零三年的中国,是旧秩序瓦解之际。这旧秩序不仅是政治的,经由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一八九八年的夭折的维新、一九零零年的拳乱,满清政权正岌岌可危,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它更是文化与社会心理上的危机,中国人失魂落魄,他不仅相信自己在军事与政治上的失败,也开始对来自西方的一切东西顶礼膜拜。 被过滤广告 中国是一艘庞大的破船,不断的下沉,但谁也不知道如何补救。这是老残喜欢的比喻,他要观察、记录下船沉前的百态人生。 是不是又到了《老残游记》的时刻?它也是催生吴沃尧与李宝嘉的时代?十年的冤狱、全家自焚、偷情的贪官、炫富的情妇、冷血的钢琴师、嗜血的网民、追尾的列车,“怪现状”与“现形记”层出不穷,是与非、黑与白,都不那么清晰。 在南京的朋友们的餐桌上,照例是政治、色情笑话,层出不穷的抱怨。从中国经济何时崩溃到最近一期的“非诚勿扰”,从重庆的红歌到江西的爆炸案,还有对下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名单的猜测。比起南京板鸭,它们是更好的下酒菜。它们表达愤怒,发泄不满,自我排解,似乎现实越无力,我们在语言上就越肆无忌惮。 该怎么理解这一切?现状真的令人深感绝望吗?这可不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它不仅没有民族危机,还空前强大。当年紫禁城面对着各省士绅的请愿束手无策,而如今谁又敢公开挑战中南海?但你却又感到了同样多的相似。这也是个意义与价值崩溃的时刻,是道德与伦理破产的时刻,所有匪夷之事都浮现出来了。 距离北京的喧闹的奥运会已过去了三年,你感觉得到整个国家情绪的戏剧性转变。那股盲目的自豪与信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满与躁动,而在过去的半年中,这不满越来越转变成愤怒与暴力化的冲动。人们似乎终于意识到,那个标榜给他们带来民族自尊的政权更是一个掠夺成性的政权。从前,人们回避谈政治,如今却不得不谈政治。 人们同时觉得停滞与躁动不安。一些人觉得现状会长得没有尽头,另一些人则觉得未来即将浮现,它可能崩溃、可能重生,总之现状很难维持。倘若你生活在一九一零年的中国,该怎样想象未来?即使未来发生了又怎样,它也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吗?那深层的危机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 人们越迷惘、越无力,中国就开始变得越神秘,似乎它从来如此,也将永远下去。一艘沉船、一坛酱缸、一间铁屋子。在南京,我听到了两个最新的比喻,“中国就像是一辆正开往悬崖边的公共汽车,没人知道该怎样让它停下来,有能力的人纷纷选择跳车”,一位历史学家说。而另一位则说中国就像一头即将垮下的骆驼,四周摆满了稻草,不知哪一根会最后压垮它。 比喻给人安慰,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它也是推卸个人责任的方式,因为不敢面对个人的困境,害怕承担个人责任,我们要不断重申集体的困境。一百年前,人们要办杂志、报纸,出席公开演讲,分享这些忧虑,现在人们发微博,在瞬间体验同样的悲观、荒诞与欢乐。 这些笑话、抱怨还有忧虑可能不过是另一种自我沉溺与消费,一种身份确认,我们沉浸其中,自我满足,无法使它转化成更深入的思考、更具体的行动。 在一九五七年到苏联的旅行中,思想史家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这样描述这个刚开始松动的极权系统下的人民——他们兴奋地谈论政治,但“他们也就像学生讨论那些超出他们理解能力之外的严肃公共问题一样兴奋、好奇而又不负责,是为了好玩,别以为他们会拿它太当真,他们不过是说些胆大的、触碰禁区的话而获得某种快感”。 很有可能,这正是我们谈论中国的真实水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彭晓芸 | 并非心灵鸡汤

【抑郁症1】听说了袁毅鹏跳江的消息,微博上很多人都被袁求助过,我也收到诸多私信以及在我的帖子后不停跟帖,但除了劝他坚持看医生以及求助专业律师,实在帮不了他什么,很惭愧。关于抑郁症和各种精神偏执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袁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抑郁症2】抑郁症成因很复杂,需要专业医生的意见,有的解释为生理性病因,有的解释为环境因素刺激,但一般来说,医生要求的服药应听从和坚持。我曾和朋友亲手送一位同学强制治疗(获得她父亲紧急授权),如不就医,情况非常危急。而我们作为朋友阐述的病发事由,在医生看起来,未必是那么回事。  【抑郁症3】从大环境来说,我提过极权的制度性心理创伤,但具体到个案,不敢随意断言。很多个案需要追溯家庭环境,遗传、个人性格、成长际遇等多种因素。而且精神性疾病复杂到我们非专业人士难以想象的地步,抑郁症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也未必确切,医生会区分躁郁症、焦虑症等多种。  【抑郁症4】凯博文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一书提过,过去中国人对精神疾病的态度,譬如中国人宁可承认神经衰弱也不愿意承认心理障碍,精神困境。直到今天,中国人对精神困境的认知仍然是有问题的,譬如一提精神疾病,就只想到骂人话“神经病”,这种文化导致很多人在病症早期讳疾忌医。  【抑郁症5】公权力对付访民的方式(公权力滥用,扭送公民强制治疗)可以说是整个国民心理困境中最大的作恶。这导致民众对专业医生不再信任,甚至媒体也介入解救心理偏执病人(访民),这个过程难免造成各种混淆:角色紊乱、精神分裂症和心理疾病混淆、治疗方案也混乱、制度之弊与个体问题难以区分。  【抑郁症6】当下情状就极易变成如此这般:政府把对正义有执着或偏执追求的维权者关起来当精神分裂症治疗(实则维稳);媒体把真正的心理疾病患者当好玩、有趣、先锋羞辱或追捧(此前说过,诸如表演型人格障碍、露阴癖);民间则一再忽视或回避发生在个体身上的精神疾患,讳疾忌医,直到悲剧爆发。  【抑郁症7】各种角色的僭越导致了目前的紊乱,约束公权力,要求政府在对待访民问题上克制,是第一要务,但除此之外,媒体及公民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媒体越过职业医生对苦主进行判断是危险的,媒体无视心理学常识戏谑心理病人也是可耻的,而公民放弃个体自我救济途径、拒绝就医也是不智的。  【抑郁症8】在一个自由受到限制、个体能量无法舒展的专制社会,人人皆可成为病人,但又并非人人无力自救。走出心灵困境,首先在于承认个体认知局限,建立尊重专业的规范(尽可说现在心理医生很糟糕,但假设还有判断力,可寻求少量好医生进行比较甄别),另则建立民间组织,分享心理知识、互助救济。  【抑郁症9】在自组织和互助救济方面,乙肝病毒携带者联盟取得的制度改变是一个典型案例。媒体议程和公共舆论应关注心理疾患需要的社会协力,敬佩崔永元的努力,他承认自己的抑郁症并一直努力克服的过程,就是一个普及常识,厘清认知屏障的示范。另有李欧梵陪伴夫人克服抑郁症的书也是很大贡献。  【抑郁症10】心理学上有一句著名的话:“心理治疗不是治疗一个人,而是治疗一个家族链。” 这就是精神疾患治疗的困境,很多家庭成员在某些心理难题当中沉溺,情绪传染,同构,难以承认和面对心理疾患,由家人承担的监护权有时也会延误治疗。别无他法,仍不能赋予公权力滥权,那就只能民间普及常识。  【抑郁症11】基于这些认知,做过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专题,也一再呼吁重视女性---母亲的心理健康和生存处境,当然,男性也一样,我仅仅是指,由于人的成长中,三岁前养育环境很重要,而母亲精神状态,人格涵养对孩子的影响的确更直接。不能想象整天忙于侦查丈夫防小三的中国女性能成为好母亲。  【抑郁症12】我们整天提媒介素养,政治立场,但基于情感、心理的素养被长期忽略,为人父母者,有无教育素养、家长素养之说?芝加哥大学女性思想家纳斯鲍姆提出来,关于情感与理性、政治的关联,呼吁重视人类情感与社会正义的关联。我想,除政治迫害导致的心理创伤,其他情感、心灵问题也值得注意。  【题外话1】我对心理学纯属外行,所以只能说一些一般性的,深入剖析个案和治疗就无能为力了。 我有过一次有趣的体验,几年前心情低落时,信誓旦旦跑去找心理医生准备长期抗战,一次门诊一百元,谈了15分钟心理医生把我赶走,说你很清醒,不需要吃药,也不用预约下次了,我很郁闷,只好自学加以防范了。  【题外话2】身边也有朋友深陷心理困境的,多数还是个体境遇,情感困惑(这类尤以女性为甚),男性可能表现为偏执型人格障碍,或躁狂、焦虑状态。对于情感困惑,我时常的劝慰方式就是,介绍她去看某些书,还有就是具体的建议,诸如,改变话语模式,比如说,情感的沟通,如果总是一说话就要吵起来的状态,最好改变责怪式话语方式,比如说:你怎么。。。你怎么。。。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这些其实都是知识性的,可习得的。西方社会很热衷研究这些问题,都有一套成熟的机制可以学习。

南周吴澧 | 红楼本事第一梦_

有位朋友出了本书,《红楼本事》,要老农写几个字。这是要老农好看了。《红楼梦》当然好文章,原在哈佛教书的李欧梵先生曾经说过,他在中年时重新摊开《红楼梦》,读到那么精致的文字,激动得眼泪都下来了。但人家是文学教授;老农能说也 曾经说过 的是,“文章再好,教不下去有什么用?老农初中就读过《红楼梦》,读得腻歪死了。那个贾宝玉,说话吞吞吐吐,喜欢黛玉,你就大声讲呗,哪有这么磨磨蹭蹭的?《红楼梦》再好,读者不成熟,读不下去有什么用?结果一本书读完,只记得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里,袭人含羞笑问宝玉:‘你梦见什么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那些脏东西?’觉得很逗很好玩。要到高中,读了课本里的选段,才知道《红楼梦》是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宝黛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他俩没有主动寻找党的领导。林黛玉要是能像《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那样,总是情不自禁地爱上领导自己的党内男性顶头上司,她一定也能找到真正的爱情。” 袭人那段话,是在第六回的开头,紧接着上一回的贾宝玉梦中按警幻仙姑所嘱之言与可卿颠倒云雨。幸好《红楼本事》这本书,正是从第五回开始,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贾宝玉与秦可卿的关系”。这部分,老农还记得,或许还能聊几句。 书名中“本事”两字,有点索隐派的味道。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当贾环爱上林妹妹”。作者黛琪根据书中种种暗示,认为“在贾政这一支,其实一直有两个核心的斗争,就是以贾环为核心的赵姨娘系,以及以贾宝玉为核心的贾母王夫人系”。这一斗争的结果,是“贾环的夺嫡与贾政给宝玉指婚、把黛玉许配给贾环”,“故事应该以黛玉夭亡、宝玉出走为结局”。第五回里贾宝玉所见的《金陵十二钗正册》,曹公雪芹写道:“只见头一页上便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作者黛琪认为,“枯木之上的玉带,便隐喻着一个‘环’字”。 如此归纳《红楼梦》故事主线,与我们习惯的叙述很不同。所以有读者说,作者黛琪是拆迁办派来的,专门拆红学会的台。正如这位读者所言,黛琪“把《石头记》拆了个噼里啪啦。这种拆法的魅力之处就是给读者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各种人物关系都能得到新的解析”。至于这些解析在多大程度上言之成理,老农对《红楼梦》文本没有深究,无从判断。 对老农还算熟悉的那部分,《红楼本事》还是很有启发。作者黛琪拈出一条,“可卿到贾府多年,此处并无一人知道她的小名,却被宝玉梦中唤了出来”,由此指出两人关系不寻常:“贾宝玉对秦可卿感情的特殊之处,就体现在他知道了秦可卿的小名。对于一个从养生堂抱来养大的孩子,她的身世既无人关心,宁府中的男人也不过是看中她的美貌。但是秦可卿却告诉了宝玉自己的小名,甚或也告诉了宝玉她自己深深隐瞒埋藏的身世。”黛琪并与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中情节对照。宝玉撞见随从茗烟“按着一个女孩子,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女子逃走后,宝玉叹道:“连她的岁属也不问问,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可见她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曹公雪芹写下这类细节,表明宝玉确实是真心怜惜女子之人,警幻说的独得“意淫”之人,而不是“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的“皮肤淫滥之蠢物”。 宝玉梦见警幻,乃是《红楼》第一梦,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即在梦中演示。警幻将可卿许配与宝玉,可以设想,可卿是宝玉“意淫”对象之一。宝玉的其他“意淫”对象,如黛玉或宝钗,此时年龄尚小;只有已婚的可卿,能够成为宝玉的性启蒙者。 《金陵十二钗正册》图片里,可卿那一页“画着高楼大厦,有一美人悬梁自缢。其判云: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可卿既是自杀,则原因为何?从判诗“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两句来看,似乎是她与宝玉的关系被人察觉,然后宁府内有不堪之人,或许是焦大骂的有“扒灰”企图的,试图以此逼可卿就范。黛琪也认为,“可卿不从贾珍之淫威,又觉悟于宝玉之钟情感化,苦苦挣扎,没有出路,遂一死了之”。 只是以我们今日的生活经验,实在很难体会昔日贵族之感情和男女关系的 delicacy 之处。或许还是要拿贵族比贵族。《安娜·卡列尼娜》里的俄国宫廷,贵妇有一个或几个情人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安娜如果只是将渥伦斯基当作丈夫外的情人,他俩不会遇到什么了不起的困难。但安娜激发了渥伦斯基的真情,两人想要生活在一起,安娜有意与丈夫离婚,这才触动了贵族社会的礼教大防。安娜既不能尊从礼教而痛苦偷生;被贵族社会摈斥之后,又无法与渥伦斯基在他俩唯一熟悉的人情圈子之外另建独立生活,她只能一死了之。或许,有点暧昧来往,在宁国府那种地方,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或许,秦可卿有足够手腕与周遭男人周旋。但是,“情既相逢必主淫”,如果她动了真情,真想与宝玉生活在一起,她就只能一死了之。 这是一个预兆。《红楼梦》里,那些动了不计利害关系之真情的女子,晴雯、黛玉等,结局都是悲剧性的。虽然红楼诸人的结局都是悲剧,但可卿、晴雯、黛玉等人的悲剧直接来自她们的感情。红楼本事第一梦,梦中风光旖旎,但悲凉之雾,已自袭来。 【 专栏说明 】 本专栏每周五更新,允许非商业性转贴。每月第一个周五吴说八道杂拌儿,第二个周五鼓吹女男平等,最后一个周五评书评电影或 附庸风雅 ,倒数第二个周五毁人不倦谈教育。如果当月有五个周五,中间那个放国际随笔。 Tags: 红楼本事 , 红楼梦 , 黛琪 RSS 2.0 订阅本文。 对本文进行 评论 返回 之前浏览的页 返回吾讲斯美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买碟总记录之二

冉按: 买回了许多碟子,不仅还没有时间看,连整理出它的名单都没有功夫,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人生受诸多事情的羁绊,牵扯精力不少。一个人要想在个人事业、家庭和社会之间,达成一种想减少责任的重压和良心的不安的愿望,当然是耗时费力的。但对有些事,比如对一些社会不公发声发言之类,虽然不一定做得好,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一份小小的责任,才能对得起这些所读的书滋养和教育,否则于心多有不安。   人们习惯于说这是个读图的时代,但是否看电影的人就会更多呢?恐怕不能这么简单地判断。事实上,很多人的读图是看漫画或者简短的画作,而非有声有色且相对费时间的电影。其实在这个时代,很多时候不是时间不够用,而是人们心浮意躁,对于电影展示的美好与黑暗,缺少探究之情和一颗永怀期盼的好奇心。我是个热爱读书的人,但每个月也会抽时间看不少的影片。这个月我看的片子,都是中国民间的,如艾晓明、胡杰、蒋骥等人拍的片子,他们执着于对当下中国的追问和历史的反省,他们帮助我们记住:不逃避自己经历过或知晓的灾难。我要说,像他们拍摄的纪录片,是记录当代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代公民运动的最佳体现。   下面整理出来的片子,我当然不是全部都看过,比如说田壮壮拍摄的《小城春秋》,由于没有买到费穆的《小城春秋》,就执意没有先看。因为我已经看到过很多人如李欧梵、谢泳等人对这两部《小城春秋》的对比,但我更倾向要先看费氏的作品后,再来看田氏的作品,这当然不只是个时间先后或者尊重老一辈艺术家成果的问题,而是怕在欣赏之前被后继者的拍摄先入为主。当然,下面这些碟子,我大部分都看过,并且在逐渐整理分类中,想写一部专门反映教育的电影随笔集出来,以不辜负我一直对教育的关注,以及我曾经所看过的那么多有关教育的电影。 2010年9月25日9:31分于成都   201、鬼子来了 202、去年在马伦巴 203、红色之路 204、小城之春(田壮壮拍) 205、枕边禁书 206、中国,革命的世纪(三碟) 207、基督营 208、8英里 209、彼岸花 210、野草莓 211、飞毛腿传奇 212、这个杀手不太冷 213、上海的伯爵夫人 214、城市和狗 215、通天塔 215、蝴蝶 216、三峡好人 217、公民凯恩 218、安东尼奥尼的碟子全套共19张。 219、香港制造(陈果导演) 220、好死不如赖活着(陈为军导演) 221、码头风云(马龙白兰度演) 222、操行零分(维果) 223、罪恶天使(又名布劳涅森的女人们,布列松导演) 224、罢工(爱森斯坦) 225、反拨、冷血惊魂(罗曼波兰斯基) 226、蓝风筝(田壮壮) 227、如果(林赛安德森) 228、小人国历险记 229、战舰波将金号(爱森斯坦) 230、辛德勒名单(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231、与狼共舞(斯科特纳) 232、长夜漫漫路迢迢(改编剧作家奥尼尔的自传) 233、老师的恩惠(任太雄导演) 234、北非谍影 235、红颜 236、《柏林1948》(为一藏碟达三千多张的陌生老人所荐,双碟) 237、英国病人(双碟装) 238、中国咖啡(帕西诺拍的) 239、卡波特 240、铁托和我 241、爱你九周半 242、肖申克的救赎 243、似是故人来 244、黑暗中的舞者 245、楢山节考(今村昌平) 246、严密监控的列车 247、白朗宁版本 248、八又二分之一 249、卡萨诺瓦 250、暴雨将至 251、波兰斯基盒装(18碟) 252、黑泽明盒装(33碟) 253、安娜卡列尼娜 254、简爱 255、键 256、不良教育 257、关于母亲的一切 258、萨尔瓦多 259、地下 260、玲玲的日记 261、特洛伊 262、永远的一天 263、天浴 264、推销员 265、希腊三部曲之悲伤草原 266、阿敏将军 267、蓝天使 268、消逝的星星 269、奇异的恩典 270、信仰的胜利 271、伊豆舞娘合集 272、帕格尼尼 273、当西方遇见东方 274、女仆日记 275、性瘾者 276、恐怖惜像馆 277、随风而逝 278、理智与情感(李安导演) 279、猜火车 280、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 281、心之归属 282、笛吹川 283、纳粹荒淫史 284、亚历桑那之梦 285、高校男生 286、性爱禁区 287、魂归伤膝谷 288、拜见希特勒 289、美好的一年 290、美丽人生 291、诗人的血 292、七个毕业生 293、蓝丝绒 294、低俗小说 295、天使的味道 296、你杀了我 297、美国往事 298、陆上行舟 299、卡门2003 300、成为简奥斯汀 301、人间乐土 302、绿草地 303、扁担姑娘 304、漂流欲室 305、莎翁情史 306、操我 307、风吹稻浪 308、V字仇杀队 309、寂静岭 310、苦月亮 311、屋顶上的小提琴 312、天籁无声 313、《浮士德》(斯克凡梅耶) 314、最后的日子 315、乱世儿女 316、大班 317、《老头》(杨天乙) 318、市川昆物语 319、疯羊 320、隐秘TA 321、启示录(梅吉尔布森) 322、勇士恩仇记 323、伊丽莎白一世(双碟) 323、印度往事(D9) 324、柏林苍穹下 325、弗里达(D9) 326、基督停留在埃博利(D9) 327、我的教师生涯(赠送) 328、最后的摩根战士(赠送) 329、《电影狂》(D9) 330、午夜守门人(D9) 331、强盗第七章(D9) 332、仁心与冠冕 333、传奇电影大师处女作 334、墓碑镇 335、喜剧之王 336、细雪 337、旅行之歌 338、阿夫汗少年的冷酷异境 339、追忆似水流年 340、拜见希特勒 341、十只独木舟 342、《史楚锡流浪记》 343、欧罗巴欧罗巴 344、天涯游子心 345、老枪(332至345亦均系D9) 346、布鲁克斯先生 347、美国往事:我们的星条旗 348、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347、图雅的婚事 348、牛棚(戴思杰) 349、剌青 350、藏品世界 351、月亮河(重换) 352、我曾侍侯过英国国王 353、这就是英国 354、亨利五世 355、欲望街情人 356、孤星泪(双碟) 357、恋恋山城 358、甘泉玛侬 359、爱人投降 360、威尼斯商人 361、灰色花园中的比尔母女 362、天使 363、相惜到尽时 364、喀布尔快递 365、王兵作品(四碟装) 366、麦克摩尔恨美国 367、尼罗河上的惨案 368、阳光下的罪恶 369、上帝之城 370、独领风潮 371、潘多拉盒子 372、闪亮的风采 373、卢旺达饭店 374、流浪北京(吴文光) 375、坚强的心 376、奥斯卡影片三盒装共七十碟 377、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378、摇滚校园 379、神秘之河 380、顾城别恋 381、摩托日记 382、年度人物 383、射杀钢琴师 384、六重奏 385、王者之舞 386、两生花 387、金色大门 388、再见巴法纳 389、传奇歌手 390、超自然学院 391、双生美莲达 392、原罪故事 393、谍海沉沙 394、里柯迪的房子 395、可怕的孩子们 396、撒旦探戈(三碟装) 397、澳洲奇谈 398、乡下人雅克 399、爵士春秋 400、爱之亡灵 401、孩子 402、多古拉之歌 403、刺杀希特勒 404、卡夫卡 405、阿普三部曲(二张D9加一张D5) 406、向之葵之夜 407、小飞侠彼得潘 408、布鲁克林规则 409、床笫风云 410、爱欲之港 411、棋王 412、不知不觉诱惑你 413、小黄狗的窝 414、北京乐与路 415、革命小子 416、史特拉莫:未来尚未命定 417、一九零零 418:塔科夫斯基挽歌 419、人造风景 420、光影的魅力:电影摄影的艺术 421、想飞的钢琴少年 422、莫里哀情史 423、残酷的游戏 424、伊甸园 425、卓别林传 426、诺丁山 427、西线无战事 428、马背上的恶魔 429、俄罗斯方舟 430、穿白丝绸的女人 431、蓝红白三部曲(三张) 433、年轻的安徒生 434、偷自行车的人 435、万世流芳 436、斯巴达克斯 437、盲山 438、春之觉醒 439、折磨 440、南京大屠杀 441、玩命记忆 442、罗拉快跑 443、月亮河(第三次重买,因前两次质量均不过关) 444、美味情缘 445、400击 446、生命是个奇迹 447、春宫文学家

媒体该如何报道自杀?(下)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bc6a5a44d2e2016c 媒体该如何报道自杀?(下) / CoChina 2010-06-30 19:44 | 此文是 Co-China 论坛主办的第 11 场活动 “ 突发事件报道工作坊 ” 第二部分的文字稿,此文版权归 Co- China 论坛所有,个人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和 Co-China 论坛活动文字稿,媒体转载请发电邮至: [email protected] 第二节:对自杀类报道的反思(下) 程绮瑾: 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具体的报道建议,我按照先是记者采访,然后到编辑的编版顺序。采访的时候,比如说访问死者遗属时要注意的一些情况,有些遗属可能是希望得到关注的,但从国外的研究来看,也有很多遗属在当下是并不希望被打扰的,可能还处于一个伤痛期,大家应该尊重他们有这样一个哀伤的时期。而且研究证明这些自杀遗属自己也处于很高的自杀风险中间,他们是很脆弱的人群。那你在采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怎么跟他沟通,怎么不刺激到他很敏感的神经。对于自杀未遂者,成年人的话比较好的访谈是你能够在访谈中让他意识到其实还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如果是面对一个未成年人,有的时候反而会有误导效应,未成年人可能会觉得现在记者因为我自杀这件事情来采访我了,那就证明我的自杀行为是能够博得关注的,那他可能再去尝试。当采访之后写稿子时,其实刚才大家都已经讨论到,避免煽情、夸张、美化或者浪漫化自杀。然后也要避免提及自杀者的全名或者他的个人信息,他的相片最好也不要刊登,为什么?出于同样的考虑,就是不要让读者以为我们可以一死成名。自杀方法也要避免详细描述,之前胡力汉也提到过,他曾经想死的时候就去报纸上找自杀方法,他还好没有找到,如果他找到哪一种药能够吃死而没有痛苦的话他当时很有可能真的就吃了,有很多真实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李欧梵的太太李子玉,她以前是受抑郁症困扰的,她曾经写过一本书,自己回顾她怎么对抗抑郁症。她里面提到她有四次尝试自杀的经验,全部都跟媒体有关,其中有一次就是在报纸上看到哪一种药吃了之后就可以致死,而且无痛。一般人们会找没有痛苦的自杀方法,像烧炭自杀就是,当时香港媒体的报道就说这是一种无痛自杀方法,所以就传染得很快,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描述。然后自杀原因要避免简化。有的时候媒体会直接说因情自杀或者是财务困扰,或者是考试或者是分手, 但其实这些可能都只是他在自杀之前发生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根压死他的稻草,其实原因是很复杂的,可能他会有心理疾病,可能他有家庭的原因或者其它各方面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 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不应该这样简化 。从媒体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来讲,也应该做到这一点。如果自杀者有精神问题或者是滥药的记录一定要提及,为什么要提及呢?就是给社会一个启示作用,告诉人们这些问题值得关注。在外国有些媒体,如果是名人自杀,他会顾虑到这个名人的声名,会掩盖这个事情,但是从专业预防的角度来说,这个是值得拿出来说的,他是一个反面教材,应该告诉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如果是他的粉丝,应该告诉他们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在处理自杀后果的时候要避免误导读者以为自杀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另外如果亲友的情绪过分悲伤,在报道的时候可以不用全部写出来,因为这也是同样考虑到,避免某些想要自杀的人,那些和亲友有矛盾的人会觉得 “ 我死了之后,我就可以让你们后悔了,我就可以让你们永远处于悔恨之中 ” ,要避免这样一种误导。 编辑排版的时候,标题尤其要谨慎。因为很多时候读者只扫标题,标题是最吸引他的。避免放在头版,因为那样会让受众觉得自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避免列出自杀方法,也避免数数的这种方式。之前大家讨论到几连跳、第十几跳这种方法,从人道的角度来说我 们不应该这样做。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比如美国金门大桥是所谓的自杀圣地,很多人在那里跳,金门大桥的管理方就很焦虑,说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来阻止这些事件继续恶化。他们曾经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在桥头竖起了一块显示屏,上面写 “ 曾经有多少人在这里跳桥自杀 ” ,原意是好的,希望起到警示作用,但后来发现有的人真的来这里自杀,他说我要做第 121 个;我要成为第 150 个,那个数字对我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反而变成去刺激有人来这里模仿自杀行为。所以像富士康事件,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会不会有的人因为想要成为第十几个?从媒体尽量减少伤害的角度来想,我们可以把标题设计得更妥当一点。同时要发布求助资料,但在内地大家实施起来可能有些难度,因为资源欠缺,但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最好是能够把相关的,比如说在深圳有哪些精神科医院,或者是有哪些心理辅导机构的名称和电话提供出来。虽然香港媒体喜欢做刺激的报道,但是他们在求助资料方面也做得不错。比如说若自杀事件是跟财务危机有关的话,它会提出你如果有财务危机可以向哪些机构求助,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的话你可以向哪些机构求助。 还有一点就是从业者自身的保护,记者本身会不会受到报道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实习生去卧底,他自己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受到影响?其它的记者会否受到影响?一个人若有关系亲近的人有过类似的经验,他可能会有情绪上的感染。我听说做富士康报道的卧底记者会觉得报道完之后有一种挫败感,觉得自己没有找到事情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觉得他的调查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富 士康自杀,然后就一直处于很挫败、很低落的情绪。我觉得对于这些从业者,可以告诉他们,你是在提出一个本来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自杀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且是一个非正常的事情,作为一个正常人要来揣摩一个极端的事情时你肯定是有限制的。而且当这些人的生命已经逝去的时候,你要来复原当时的情况,本来就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你只能贴近,但是你如果要求自己做到百分之百的复原,我觉得这是在自己为难自己。如果这些人周围的同事观察到他有这样低落的情绪,大家可以提供一些同仁之间的支持。 还有一点是媒体和专家的合作,从国外的推广实践来说比较好的实践就是研究机构要跟媒体合作。在香港,港大的自杀预防中心跟香港媒体的沟通是很好的。在内地因为没有这样的机构,我其实自己很想做,就比如今天这样的工作坊,我觉得给我的启发很大。我们可以在内地做这样的事情,如果能通过传媒学院或者通过一些媒体机构让大家来做这样的讨论,是能够有效果的。不要真的等到有自杀的事情发生时记者才临时授命仓促上阵,我们可以在日常找一个机会讨论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国外的经验想跟大家分享,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和丹麦这三个国家,他们会为好的自杀报道颁奖。澳大利亚这个奖是由专门的预防自杀机构来颁发,而在比利时和丹麦这两个国家,它的评审委员会包括预防自杀的专业人士、媒体的代表和自杀遗属的代表,所以这个奖会比较有说服力,也能够给记者一种价值感、使命感。如果你的报道真的能够给这些遗属一份安慰或者是能够挽救生命的话,对记者是很好的鼓励。 我刚才说到在中国推广的具体的问题,一个是精神健康的资源本身就很欠缺。当你想要在报纸上列求助信息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或者你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人他可能处于危机状态,但是你没有合适的人可以转介。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提出解决之道。我想说在香港有一些资源,是不是可以先利用起来?如果在内地没有找到合适资源的时候,可不可以先把香港资源利用起来?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专家的问题,我发现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在内地有点混乱。 比如说大家都是研究自杀预防的,我这张表单上面列的是香港研究自杀预防各个方面的专家,你会看到他写得很清楚,如果你要问跟统计有关的应该找谁,如果你要问跟青少年的自杀预防有关的你要找谁,如果你要问家庭暴力的心理医师你要找谁,分工其实是很细的,术业有专攻。在内地,比如富士康,我记得比较有趣的是媒体问一位心理学的老师关于自杀率的事情,他给出来的答案可能并不是最权威的,而且他自己可能表达也有点不太妥当, 就说富士康的自杀率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中国的平均自杀率其实更高。 他不是回答这个问题最合适的人选,有人专门做数字的会比较权威。 要比较自杀率该怎么比较?是每个年龄层、每个性别然后在不同的城市,以及城市的自杀率还是乡村的自杀率,这里面是有很多细致的讲究。 不是说你问一个,虽然也是做自杀研究但是是做心理学方面的学者,我觉得是问错人了。怎样找到最恰当的专家?我想需要研究者和媒体之间要有合作,我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帮助大家来建立一个资源库,可能以后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能够快速找到谁是最合适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我想这也是媒体能够在这件事情里面发挥的作用, 我觉得富士康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大家意识到自杀问题在中国到底有多严重, 以前没有人知道。中国的自杀率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一些研究显示在中国每年因自杀而死的人数占到全世界将近一半,大概 4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媒体可以通过这个事,可以做报道来引起有关方面或者社会的关注。 杜婷 :你这段时间也在研究中港台三地对富士康事件的报道的对比是吧,可不可以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程绮瑾: 对,但很初步,刚刚开展。初步的印象是三地的报道有一些不同,这些不同可能是跟政治环境有关,比如说内地可能会受到新闻审查的影响,很多事情不可以报。我觉得刚才闾丘举的那个例子就很典型,当你知道有一个人又要自杀的时候,如果是内地媒体就不能报;如果是香港媒体,可能处于比较中立的位置,但是整体来说它还会偏向于想要保护工人、保护弱势群体来批判中国政府,有这种特别的立场;台湾的媒体,当然他们也有客观、中立的报道,但是有时候会有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在里面,在解读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带上说 “ 这件事情是不是中国政府要把所有的罪推到台商身上? ” , “ 郭台铭是不是一个替罪羊? ” 。就是政治因素再加上三地不同的理念,对于精神健康的认知程度也不同。台湾和香港认知程度高一点,从报道里面会更多提到这个方面,但内地的报道,可能一方面认知不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媒体审查导致的反弹,不愿意把这件事情仅仅归结为精神健康。 黄煜: 刚才听了程绮瑾的发言挺有启发的。其实我也接受过《南华早报》的访问,记者问富士康事件报纸该不该报。我并没有觉得不应该报,但是怎样报呢?你可以讲一整套,但在面对社会现实时你很难去要求一些媒体不那样做,虽然我们都知道有些是不应该那样做的,但是为了市场销售,还有受众的期盼心理也会做。自杀是冲突事件的一种极端表现,媒体就是报道冲突事件或者戏剧化事件的。你叫他不报怎么可能呢?伦理规范对一些媒体可能是有用的,比如信报、明报、经济日报,但是对苹果、东方是完全不管用。不仅不管用,他还会想尽一切办法把戏剧化的成份加大,而这些报纸恰是市民大众最喜欢看的,这其实是社会现实的问题。 我的一个学生原来是亚视的主播,她因为是情感问题,两次成了第三者,最后扛不住了就烧炭自杀,那是 1998 年,东方日报整版的大标题,很震撼,后来社会上对这种报道手法有很强烈的批评,之后表面上看媒体有些收敛,但其实并非如此,只是烧炭已经成为自杀的一种常识选项,所以媒体因为常见就不怎么渲染了。当然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普遍认为烧炭是没有痛苦的,后来他们作了些弥补,找了些专家说烧炭的时候人会怎么痛苦,表情扭曲,用这样的报道做了一些平衡,但本质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不仅如此,由于动新闻的产生,它居然可以用动漫的形式来观看,可以看到像连环画一样的画面。但这并没有引起社会太大的反感,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人们会把报纸分类,比如这些报纸就应该让我看这些东西,那些报纸就不应该,人们自身有一种抗衡。内地的话我不太清楚小报的自由度到什么程度,但是大的报纸对自杀原因的探究还是下了很大工夫。比如说南方周末关于富士康的报道,大概是五六跳的时候就发表了他们的卧底报道。虽然作者很困惑,没有找到直接的残酷的血汗工厂的证据,只是从精神、心理、疏远、异化等方面找了一些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种尝试,是为大家对富士康这样一种连续性的、大规模的震撼性自杀提供了一种报道的方向。 从正面的研究、正面的理解去对自杀报道作出更多界定,这个很必要,但问题是在现实中实现起来很困难。我们的学生在学校里老师教他 理念式的新闻 ,要服务公众,要崇高、要职业,自杀报道如果涉及的话要遵循哪些规则。可一到实习回来很多学生就跟老师说你这样教完全没用,比如说一些学生去报道自杀,采访主任要求一定要问自杀的原因和家属的反映。所以他们许多人回来以后就感到特别难受。看到那些家属在本来就很痛苦的情况下,他们还一定要问这个人为什么要自杀,或者被什么人迫害,总之就是要找到戏剧的元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停反抗,那报社就派别人去做,最后弄到他们在那里什么都没得做。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学生有一年去了壹周刊实习。其实很多人对苹果、壹周刊一直有一种误解,认为他们做新闻很粗糙,其实他们对事实的查究已经严谨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我这个学生当时就在调查香港的同志卖淫,他们不停地派人去放蛇,我那个学生就被派去鸭店里面,不停地用各种方法去套他们情报。他实习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把当时放蛇的报道写出来,哪一部分是伪装的,哪一部分是怎么样把人家引蛇出洞,他觉得这是非常不道德的,所以最终他决定不做记者。 说回自杀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报还是不报,它的界限是比较难掌握的。比如说拆迁自焚案,虽然很惨烈,但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对问题的解决。但另一种比如说大家可能还记得刘德华的一个粉丝来香港找刘德华,她的父亲后来自杀。媒体一窝蜂报道,又引发更多的事情。其实在报道个人悲剧的时候,最可怕的就是像有的媒体报富士康那样,拿个百分比来说 “ 富士康其实自杀率不是很高 ” 。这么多人连续自杀,肯定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常识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你以为找一个专家,就像北京大学有一个很敢讲话的孙东东,他那个 99% 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从某个层面来看有一定道理,但是你放在那种场合下说出来就犯了大忌。我自己对媒体有一点研究,但是越深入探究,就觉得越难说得清楚,自杀报道到底媒体是帮凶还是解决问题的推手?怎么界定?关键就在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你定位在什么地方。你是完全一味迎合大众的,那你一定就是帮凶。资本主义的盈利法则,他一直会追求下去,除非大众有一天转向。拿香港来说,苹果日报和东方日报互相竞争,我记得苹果日报 1998 年报道一个精神病人,把他母亲头给砍下来,头落在地上。然后东方日报不甘落后,过了不久有一个人跳楼,东方一口气拍了二十来张照片放在头版。用一个 L 型的,从他怎么跳到最后跳下来,最后脑浆涂地,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竞争。而社会大众一方面是一片谩骂,但另一方面销量奇好,这可能是我们自己人性的问题。 长平: 刚才程绮瑾讲到希望有机会在内地做自杀类报道的指引,我觉得这很有意义,但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你有这样的东西,但我不感兴趣,记者会觉得跟我们没多大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觉得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比如争取更大的言论空间,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没解决,这样的细节暂时无法顾及。我之前提到一点就是 粗鄙化的管制让整个社会变得粗鄙化 。我们今天谈的已经是细致报道了,是属于让我们的精神生活过得比较精细这个层面的问题,是 “ 怎么报道 ” 的问题,那很多记者还停留在 “ 报还是不报 ” 的层面。这件事他都还没斗争完,他会觉得你现在和我说这些没用。所以你去跟他说自杀类报道要注意哪些细节,他会说我们现在反对专制的事情还没有完成,民主还没完成,那些都是小事,就相当于我还没有衣服穿,你跟我说怎么打领结。因为在这个粗鄙化的管制下,其实我们也只能过一种粗鄙的精神生活,这个是首先会遇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总会有一些人感兴趣,就像我们今天的研讨会,他也在传播,一点一点的先让一部分人精细起来。 同样的我们的专家也很粗鄙化,本来专家是带一点社会精细化、生活专业化,但我们的专家越来越粗鄙化,本来专家应该非常谨慎地发言,你在你那个领域拿出专业的姿态、专业的数据,但是我们的专家经常是跨领域,或者就在本领域他也不专业,不专业他又要说,比如说 99% 的上访者都有精神疾病,其实这个是可以说的,关键是你说那百分之几的时候你能不能细化,你的数据支持是什么。还有那几个说富士康自杀率不高的心理学家,这个本来就是富士康出钱请他们调查,在这种前提下你发言就更要谨慎。另外你是心理学家不是研究自杀率的,在还没有做调研的时候就急着表态,这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公众管教授叫 “ 叫兽 ” ;专家叫 “ 砖家 ” ,这个就是互相粗鄙化。 闾丘露薇: 我讲一下作为记者我们找专家时的一种心态。我们在第一线的时候找专家最主要是容易找,因为很多的采访是有时效性、紧迫性的,然后大家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一个愿意讲话的,所以大家就会看到我们叫某些专家是万能博士,他是什么都能谈的。其实媒体很清楚,这个人他的分量到底是多少,但有的时候为了填充那个时段或者那个版面,实在没有办法。我一圈电话打下来,永远都是这个人。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学者、学科的划分,没有那么细。你看香港的大学,每个学科细分很多专业,但是在国内是非常粗放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对口的学者。我觉得有一点其实中国的大学可以跟香港的这些学校学习,比方说香港的媒体每年都会收到一本各大学的通讯手册,在这个通讯手册里面每个院系的老师的电子邮件、办公室电话都会写在里面,它的一个好处是当有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你知道要去找谁,至少给媒体提供了一个资源。当然这里面也有媒体自身的问题,就是记者干脆不知道去找什么样的专家,写富士康报道的那位记者可能觉得受访者有个心理专家的头衔已经足够了,觉得已经很对口了。因为我们平时缺乏细致的训练,所以经常会发生记者找专家、官员却去问和他们专业或身份不相干的问题的情况。 程绮瑾: 再补充一点,其实如果仅对记者来宣讲这些规则的话,那他会有一个机构的压力、上层管理者的压力,所以在国外推广的时候一个一致的经验就是我们应该走上层路线。从先说服媒体管理者开始,如果媒体管理者可以树立这种价值观的话,他才能通过规则要求他的记 者。 还有一点,说到专家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万能专家都还算好的。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让我觉得不能忍的例子是某电视台曾经做个一个节目叫《密室疗伤》,节目用了心理治疗的模式,主持人是一位所谓的心理学专家。首先这就很奇怪,中国的心理学专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比如在香港,你如果是临床心理师,是要受临床心理学的专业训练的,而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社工经过培训就可以担任,那和心理学专家是非常不同的。心理学专家和精神病学专家在香港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需要接受不同的训练。但是在内地好像不是分得很清楚。节目中此人自称是心理学专家,我后来专门去他的网站看了一下,发现他拿到的很多是咨询师培训的一些证书,这在香港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获得的。他那些所谓心理学的什么医师几级证书,在国内也不是一个完全官方认可或者很规 范的东西。再说节目,如果真有临床实践经验的话,临床心理师的首要准则就是不可以泄漏病人的隐私,但这个节目或许会说这些来上我们节目的人是自愿的,但我依然觉得这样完全不符合国际惯例。在国外哪怕是一些征得病人许可而把现场咨询的录像作为教学用途的,也不可将其外传,不可以有任何商业用途。这个节目却用了这种形式,而那位辅导师的辅导过程有非常多不规范的地方,包括刺激病人等。后期的剪辑更加戏剧化,如果你只看节目其中的一部分是很容易被误导的,比如说你是从中间才开始收看这个节目,你会觉得心理学家就鼓励大家在怕蛇的情况下一定要多看蛇,看得越多越好,直到看到让你自己想吐,才能够以毒攻毒,以后就不怕了。好在做了几期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节目被停了,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媒体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个人来做这样一个节目,而且还打着 “ 为了普及精神健康理念 ” 的旗号,媒体自身的伦理准则实在降得太低了。 毛向辉: 首先我先分享两个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在 twitter 上发生过两起自杀被解救的案件。一个是某位推友之前发出一条信息, “ 大家再见,如果有缘,来世再见吧,我已经决定今晚主动去结束我的生命 ” ,他的讯息马上就被 twitter 上他的朋友转发,然后又 CC 给了 twitter 上的一些名人,那一些推友就主动把电话留给他,说 “ 你可以打电话过来,我们可以聊一聊之类的 ” ,也有一些推友想办法去联络他身边的人。后来这个人也开始慢慢跟别人做一些开放的对话,然后把电话也公布出来,很多人都打电话给他,最后他决定不去自杀了。 twitter 上这种关怀引发我去思考,实际上想自杀的人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一些类似支持的话,可能孤立感或是对社会的排斥感会少一些,或许他就可能放弃自杀的念头。第二个是一个中学生,他自杀前还主动留了电话,说我要去自杀,然后他的一些朋友就开始 cc 给艾未未,冉云飞等, 这些 twitter 名人就变成了一个自杀救助中心的角色。 twitter 的好处是什么?因为在这种新媒体上佐拉和奥巴马可以在一句话中出现,也就是说在整个新媒体空间我们把社会和人之间的关系拉到比传统空间更近的地方。物理空间中虽然我们可以做邻居,但我们的心灵交流是很少的,但在 twitter 上,这种新媒体空间之中,可以很容易找到给你同情的人、给你帮助的人,或者说对你有辅助作用的人,所以这可能就是社会性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一个差别。 传统媒体是功能性的,从采访到编辑到发稿整个过程,是功能性的考虑。一家媒体,一个频道或者是一个声音,无论你多专业,新闻记者多有经验,都很难避免偏见。那整个新闻界就不一样,新闻界要追求的是多个角度不同报道,就像刚才讲有的媒体报道是专业性、理性、学术性更强的,有的可能是新闻性、时效性或者是说煽动性更强的东西,但从整个社会媒体空间来讲,相互之间是一个平衡力。比如说 twitter 上那两个自杀的案例,因为 twitter 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社会化媒 体,当两个人说出自杀的念头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劝阻他,其实有一些反而是在推他。有的人选择这种方式,有的人选择另外的方式,这也就形成了一种综合的拉力。但关键就回到沟通的问题,最后他发现有一个对话空间,在这里可以交流,这个方面和传统媒体的观念不太一样。 我个人非常推崇新媒体,因为我觉得传统媒体在获取新闻源,快速进行多角度的探索方面肯定是不够的。它的带宽是有限的,比如说报纸每日出刊,电视要受节目时长、播出时段限制,可是新媒体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去 check 的一个过程。我认为我们社会中分享的程度还不够,大家用新媒体的程度还不够,所以才造成了大众对传统媒体的过分 依赖。 程绮瑾: 我想大家可能听说过在之前在香港有过一个案例,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自杀组群。当时这件事惊动了警方,后来这个小组就被封掉了。之前我看到他们的讨论,确实有人会在上面表达他想要自杀的情绪或者一些负面的想法,这里面有一个叠加。但我自己,包括我们港大防止自杀中心的一些同事,都是不赞成封杀这种组群的,为什么?要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来表达。另外因为他们是公开的组群,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见,那对于做自杀预防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你看到了这些危机,然后你就可以对他们进行干预。如果你封杀掉了之后并不意味这些人就不想自杀了,他们还是继续会讨论这些话题,只不过转成封闭的小组,他们还是继续讨论,继续感染,但你却没有办法接触到他们,没有办法进行干预。这其实也是回应毛向辉刚才说的,其实互联网带来的是一个沟通的机会。 我还有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有一次听了一位香港警方的谈判专家的一个演讲。他就分享说谈判专家和处于自杀危险的人谈判的手法是什么?说到最后很简单,就是倾听,不做价值判断,其实和社工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你去倾听,尊重他的想法,尊重的过程中能够让对方冷静下来,把时间争取下来,然后能够让他回头继续好好想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记者朋友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你采访的人正好是要跳楼的,这个时候如果旁边没有 谈判专家,你自己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先不要急于给他做判断或者说 “ 你不要死 ” ,倾听是最重要的。当你把他劝回来以后,如果记者还有精力和能力的话,最好能够跟他保持继续联络,或者你转介给某一位有专业能力的义工,可以继续联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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