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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 | 法治与所谓大国崛起(以旧文致北京大学法学院2013届毕业生)

即便以强国而论,一个悖论式的道理也可以从历史的事实里发现,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往往不是来自于统治者或政府的强权;恰恰相反,它更多地来自宪法和法律对于国家权力的全方位限制。而其他一些国家之所以国大力弱,原因并不在于那里缺少专制政府或强势的领导人,而恰好是因为政府雷霆万钧般的权力的存在,以及始终无法将这种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的事实。 法治与所谓大国崛起 贺卫方   崛起为何?   最近《大国崛起》在央视的热播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个系列政论电视片立意不凡,制作用心,以国家富强为中心,展现和分析了近代以来九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确是近二十年来罕有的严肃之作。 当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制作者用了浓重的笔触描绘了制度在推进一国富强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然而,制度背后又是怎样的因素?制度是否只是形诸于书面的规范?为什么在许多地方,规范很多而秩序却很少?为什么近代以来那么多的国家制定了宪法,确立了权力分立原则,也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广泛的权利,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宪法与事实各归各?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偏偏是英国、荷兰这样的国家,连部成文宪法都没有,却能够实现事实上的宪政?   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一国的崛起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否只是它的财富的拥有量?或者它的军队强大到足以攻城掠地、战无不胜?当我们揭示了法治或者宪政乃是一国富强的根源时,我们是否应当接着追问:难道说人类建设法治以及民主就是为了招财进宝、荣华富贵,抑或做国际强权,令万国闻风丧胆?如果依照这样的逻辑,那么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小国又何以能够傲然屹立在今日的世界上,那里的国民以自己为瑞士人而自豪岂非怪事一桩?   近代以来,由于长期遭受列强欺凌,让我们对于国富民强的期盼变得如此迫切。这样的心态塑造了我们的一部思想史,也使得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目的有了一种急功近利的理解。综观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高人学士的各种议论,大多以这样三个目标为依归:一、民族独立,二、国家统一,三、国富民强。虽然极少数有识之士也强调个人自由、社团独立等价值,但是在举国上下求富求强求崛起的大潮面前却显得如此迂阔迁远,完全无法获得广泛的受众。李泽厚先生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揭示的也是这样的道理吧。   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下,我们办工厂,建新军,“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取法苏俄,倡导“一个国家,一个领袖”;我们计划经济,赶英超美;我们压制不同声音,舆论一律;我们“打倒党内走资派”,“大革文化命”。即便是“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率先提出的口号不也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么?现在提起大国崛起,人们把它等同于经济军事等的强大,恐怕也是循着这个逻辑的自然结果。   法治的缘起 即便以强国而论,一个悖论式的道理也可以从历史的事实里发现,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往往不是来自于统治者或政府的强权;恰恰相反,它更多地来自宪法和法律对于国家权力的全方位限制。而其他一些国家之所以国大力弱,原因并不在于那里缺少专制政府或强势的领导人,而恰好是因为政府雷霆万钧般的权力的存在,以及始终无法将这种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的事实。 法治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驯服政府。如何让一个权力本来不受限制的君主——当然也包括其他权势机构或人物——愿意接受法律的约束,循规蹈矩,这却是一个大挑战。 民主本身正是这种限权努力的一部分。统治者由人民选举产生,并接受人民监督,自雅典开始的这种民主实践的效果便是与君主制下全然不同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雅典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说: “我们的制度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的手中,而不是被少数人掌握。解决个人争端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比别人优先担任公职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是某一特殊等级的成员,而是他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对国家有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在公家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服。对于那些将我们置于当权地位的人 [ 指人民 ] ,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虽未写成文字,但违反了便被公认为耻辱的法律。” 伯里克利本人的行为给民主如何严格拘束有官职者作出一个很好的注释。据普鲁塔克的记载,雅典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一走上政坛就——   “……强迫自己过另一种生活。人们只能在城里唯一一条道路上见到他,这是通往广场和参政院的那条街。他谢绝所有赴宴邀请,不参加任何朋友和同事之间举行的这类聚会,以致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到任何一位朋友家吃过饭,赴他堂兄厄里普托雷莫斯的婚宴除外。”   当统治者或各种政治集团都不得不严格遵守事先确立的规则,这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法治的开始。当然,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完全凭借良心而遵循法度;“就范”这样的说法意味着权力被迫进入规范状态。在英国的宪政史上,约翰王被迫与贵族订立城下之盟《大宪章》,是贵族们以宪法性规则约束王权的里程碑事件。虽然迟至 1528 年,一位备受国王欺凌者还感叹说“国王处于法律之外,他依己之所欲,为善或为恶,只对上帝负责”,但是,议会在英国的发展还是最终确立了“王在议会”的准则,那就是说,国王行使任何权力都必须听命于议会,遵守王国的法律。日渐独立的司法体系又成为政府内部制约任何滥用权力行为的最有效途径。于是,资本主义便在这种权力受制于法治的状态下勃然兴起。李约瑟和黄仁宇曾合作对于中国与英国的历史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乃是一种组织和运动,是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法治化过程。这样的法治化“总以在民主和立宪君主制下容易展开。极权政治一般趋向会阻碍私人资本的成长。”   所以,那些崛起的大国能够获得持久的繁荣和稳定,折射出的乃是那里的民主和法治的成长,其中人民对于政府的控制,宪政下不同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独立的司法权所提供的既对公共权力也对民众意志的严格限制,新闻自由所带来的政治开放与透明,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法治的初衷乃是保障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并非为了崛起为大国。后者也许只是一个人口和幅员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走向法治之后的结果而已。这便是历史的写照。 若为自由故 经过几个世纪的演进,今天的世界已经逐渐摆脱了过去曾盛极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国在国际社会上所经常倡导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准则尽管还有些名实不符,但是,弱肉强食毕竟受到了越来越强有力的制约。一个国家受到他国的尊重的确不再仅仅依靠它的富裕和武力强大,而更多地取决于自由和人权的保障,依赖在国内和国际推行正义。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卢梭不妨迁居日内瓦。如果崛起的代价是国家走向通往奴役之路,那么,这样的崛起对于我们又何益之有?不妨套用孔子的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秦晖 | 再议“告别革命”

    改良未必更和平 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转型要推进,快慢看时宜,暴力/无序应力避 最近许多人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了关于“革命”的热议。而不久前金雁的《倒转红轮》也被一些人当作鼓吹“保守主义”的书,说是与萧功秦先生的主张形成了呼应。后来我们一再说这里有点误解。金雁此书对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确很重视,有新评价(但也谈不上鼓吹,她对这一传统的局限性也讲了不少)。但是文化保守主义不等于政治保守主义。此书对俄国政治保守主义(如斯托雷平和马克拉科夫等所谓“寻人派”)有明确的批评,而她提到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包括了从普加乔夫到索尔仁尼琴等人,这些人在政治上可几乎都是不妥协的反对派,我想萧功秦兄也不会自比这些人吧。  “告别革命”是个假命题 我们肯定是反对“革命崇拜”、主张反思过去那些被崇拜的革命。但反思革命并不是反过来鼓吹革命恐惧症,更不是简单地讲“告别革命”。朱学勤兄说他当年就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持异议。其实,16年前金雁和我就与李泽厚此论发生过冲突,但这事发生在香港,很多人不知道。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了一组反思文章。李泽厚看了很兴奋,写了篇读者来信夸这组文章“十分精彩,值得祝贺”,说这“使我更坚定自己的‘告别革命’论”云云。我们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说你读错了,我们是批了“十月革命”,但主要还是反思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头主义导致民粹主义,专制者不公正的“改革”导致革命的危险,因此“坚持正义比‘告别革命’更重要”,实际上这是为改革敲警钟的。 结果李泽厚面子可能有点挂不住,又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说我这才发现你们的“本意所在”,你们是要“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 我们回应说:其实早在1990年,即还在李先生“告别革命”之前数年,我们就曾在国内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义,警惕转型社会的民粹主义危险。但我们认为,决不能以寡头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因为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以前者反后者犹如以油灭火,适足以增加民粹主义“革命”的危险。以俄国而论,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确“酝酿有因,由来有自”,问题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难道至今还相信《联共(布)党史》的夸耀,以为沙皇的垮台(二月革命)是自号布尔什维克的那几个“激进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促动”的? 其实前沙皇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预见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将使俄国陷入“严重的革命动乱”,而宪政进程的中断则是斯托雷平时代的一大错误。维特该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别革命”吧,但他对何以会有革命的认识却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义”的方式谋“发展”于先,以不讲宪政民主的方式求“正义”于后,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轨迹吗? 16年后回头看,其实今天“革命”议论的语境和当年并无实质变化,只是问题似乎更尖锐了。不过今天引起议论的托克维尔观点与当年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倒很不一样,其实托克维尔并不是个“告别革命”论者,多读几本他的书(不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知道,他不仅对美国革命是肯定的,对法国革命总体上其实也是欢迎的,他反感的只是雅各宾专政。他搞法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国的“旧制度”而排斥无论何种的“革命”,他只是遗憾法国的“革命”未能像美国的那样处理好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避免雅各宾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结论更不是像李泽厚那样认为“发展是硬道理”,靠“发展”来消弭“革命”,恰恰相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之一就是指出法国革命并非因为经济不繁荣,革命正是在“发展”成就不小的条件下爆发的! 这事非常有意思,我们对所谓“十月革命”的否定众所周知。包括最近金雁这本书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肯定不想那么简单,把十月革命理解为只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想捣乱就搞起来了。《倒转红轮》也讲到,虽然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需要反思,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到了20世纪以后就逐渐冷却,尤其到1905年-1907年革命以后“路标”就变了,后来的激进主义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 革命未必更暴力 所以“告别革命”这个话语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题,我有点怀疑。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害怕“革命”的朋友主要的担心其实是两点:一是流血和暴力,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都不愿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希望看到一种完全不流血的变革方式,或曰转型方式。二是无序,如果变革以后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或者造成社会的极度混乱,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而且无论哪种“文化”中,公众长期缺乏安全感就会重新呼唤铁腕,使转型失败。因此尽量避免流血和无序的确是个真问题。 可是流血/无序和和平/有序的区别是不是可以等同于革命和改良之别?避免流血/无序可以转换成避免“革命”吗?我觉得是转换不了的。 通常我们说的革命与改革(改良)是就变革的深刻性而言,像辛亥那样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我们就谓之革命,东欧废除极权制度建立民主,通常也叫做革命(所谓“天鹅绒革命”或“和平革命”,我们官方认为革命是好词,便带贬义地称为“剧变”,其实也是说它并非渐进改良)。而明治日本在维持天皇制下发生的变革,就叫改良或“维新”,越南那样政治体制不变的经济转轨,也叫改革或“革新”。 但是变革越深刻越快节奏,就越会有更多的暴力和无序吗?我想说:实际上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其实在历史上相反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我们通常讲的最多的两个典型。过去一讲改良,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典型,一讲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典型。尤其在晚清这个话题上,中国为什么能搞成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搞辛亥革命,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就是搞不成明治维新,所以辛亥革命是正面的。也有人说,其实本来中国可以走明治维新的路,所以辛亥革命是负面的。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辛亥革命本身流的血并不多,而明治维新流的血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不说别的,明治维新中那些名人有几个能够善终的?明治“前三杰”“后三杰”六大名人,就有四人在维新过程中死于非命。从维新前夜改革派与保守派就不断以死刑、流血政变和恐怖暗杀等形式进行暴力斗争:所谓安政大狱、樱田门事变、池田屋事变、坂下门事变、禁门之变、功山寺起义等,更不用说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征长战争、讨幕战争、西南战争),战火从日本最北的北海道五棱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萨摩藩鹿儿岛。仅仅西南战争中的一场田原坂之战,就有3000多人战死。 所以后来中国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坚决不流亡国外,说是中国还没人为变法流血,就从我开始吧。那时中国的维新派也是把日本的明治维新看做流血变法的榜样,而非“和平演变”的模范。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之别在于他们想保留帝制,反对共和,但他们并不是甘地主义者,从谋划兵变刺杀慈禧到发动自立军起义,武装“勤王”、暴力维新的选项他们是一直有的。 倒是辛亥革命死的人比明治维新少得多。甚至就是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也没有流什么血。至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一个杀人如麻的体制,那已经是体制杀人,不是变革杀人;是变革的方向不对,而不是“激进”还是“渐进”、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了。用托克维尔的话说,那就是“旧制度”杀人,而改变这个“旧制度”的“大革命”(所谓东欧“剧变”)在绝大多数国家倒真是一枪未放、滴血未流的“天鹅绒革命”。 所以,说革命一定会死很多人,改革一定会死很少人,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有一个严格的路线图,上面规定好了,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革命就是猛打猛冲,到哪是哪,走一步看一步的。其实很多的情况也是相反:革命有蓝图,改革反倒没有什么蓝图,用我们熟知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明治维新,谁当时有一个最终的设想?我们知道,开始推动明治维新的很多人,最典型的如西乡隆盛,后来就变成改革的对象了。明治维新一开始是几个比较开明的大藩(长州、萨摩等)反对中央(幕府),中央讨伐他们。但是到了天皇掌权以后,那些强藩都被镇压下去了。像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本来是所谓明治三杰之一,他当时怎么能想到明治维新会搞到他头上呢?所以其实所谓维新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革命类型”的区分很模糊 可见,我们以前对改革和革命的区分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实际上这种区分非常模糊。 甚至这里我要跟学勤兄商榷,你讲的1.0、2.0、3.0版本,意思是不是它们有一个递进关系?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激烈?好像也不见得。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你讲的3.0版,但是它连“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没有,翻云覆雨的人为折腾固然堪称浩劫,体制却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连“王朝”也没有发生更迭。但是它就把大家都整得灵魂出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递进关系也是值得怀疑。 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要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差别讲得太绝对。这两个革命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讲得太绝对会导致很多问题。首先美、法革命有很多互相学习之处。最初发动法国革命的拉法叶特等人就是支援美国革命回来后受启发在本国搞革命的。而美国不少革命元勋也是高度的法国崇拜者,所谓的亲法仇英情绪非常明显。杰弗逊就是个典型。他的亲法仇英不仅是在外交上,实际上也有仇视英国君主制看好法国共和制的意思。 都说法国革命太“雅各宾”,美国革命就很温和。其实美国革命中的清算也很厉害的,例如清算托利党人。当然美国托利党人死得比法国贵族少,因为美英终战时他们很多都跟英国人走了。他们是独立前的“爱国者”,当然爱的是英国,不是美国。后来托利党在美国完全消失,美国变成辉格党人一统天下,以后的民主党共和党实际都是从辉格党人中衍生的。英国的两党是托利党(后来的保守党)和辉格党(后来被更左的社会主义的工党取代),而美国没了贵族的托利党,穷人的工党也就兴不起来。所以有人说美国“既没有保守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只有稍微偏左和偏右的两支自由主义”。 这与其说是美国有什么独特的文化,不如说是美国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其不同于前宗主国。由于托利党退出美国,“贵族传统”在北美消失,新建立的美国成了纯粹的平民国家。这对北美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像美国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居于主流的李普塞特等人就不同意那种“英美”vs“欧陆”的两分法,他们认为由于美国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使得英美差异甚至大于美国与不少欧陆国家(如丹麦、瑞士等)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很难说美国革命只是政治革命,就没有社会革命的内容。 相反,法国革命,我觉得也是被简单化了,法国革命最血腥的一幕就是雅各宾派掌权,杀掉国王,还杀了许多无辜者。但法国革命是不是由于有了卢梭的影响就必然会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也很难说。要知道法国当时不但有社会变革,更在与几乎全欧洲都参与的“反法联盟”进行残酷战争。杀国王主要并非因为社会矛盾,而是当时反法联盟打进来,国王要跑到反法联盟那一边,结果被抓住,杀国王给他加的罪名是叛国,而不是国内矛盾意义上的“反动”或“反革命”。如果当时没有这种国际大战,法国革命会不会如此走火入魔?我看雅各派都未必能够掌权,当然更不会发生大恐怖和杀国王的事。卢梭的观点,我认为毛病确实很大,我也赞同批判卢梭。但是,把法国革命中的问题简单地说成是卢梭的必然后果,恐怕不对。 同样,现在一讲英国革命就是温和的“光荣革命”,好像英国革命就没有经历过杀国王,没有经历过克伦威尔的恐怖专横。其实英国杀国王倒是基于国内变革的理由,与国际战争无关。 避免转型中的暴力和无序 所以,与其说什么革命还是改良、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我们不如就事论事: 第一,我们到底要使中国有一种什么样的变革。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指在认定了一个方向的基础上讲它的“速度”(激进或渐进)问题。但是方向问题首先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无论激进还是渐进,关键是往哪个方向进?在中国现在这还是一个很混乱的问题。 学勤谈到的1.0、2.0、3.0,与其说是层次的不同,不如说是方向的不同,讲简单一点就是:摧毁自由的变革,还是建立自由的变革?至于变革到哪个层次的确很难说。我们的确在历史上看到过有摧毁自由的“革命”,也有争取自由的“革命”,而且“改革”同样也有这两种。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首先不是通过什么途径,或者快慢,来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标,而是我们要想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涉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主义之争,但在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个圈子里应该不用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基本上就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包括萧功秦在内,他也是认为有这样一个方向的。 如果方向是有共识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避免流血、暴力和无序。至于流血、暴力和无序通过什么办法解决更好,一种办法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讲简单一点这也是一种革命,这个意义上的所谓革命无非就是变革能够比较快。这个比较快,或者比较慢,我同意学勤的说法,这个东西否定也不合适,崇拜也不合适。因为快和慢不是哪个人能够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想快也快不了。如果有这个机会你也没法不快,波兰就是个例子,波兰在圆桌会议召开期间,没有人能想象到马上就发生政党轮替。 还有一种,做不到一下子解决问题就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来。但是一步一步地来也得朝着这个方向。有句俗话叫做“不怕慢只怕站”,还是得朝这个方向走,不能某一段时期突然又倒回来了。对中国历史而言,真正现代化的政治转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因为政治风波造成大流血,中国历史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学勤讲的那句话,叫做“城头变换大王旗”,每一次王朝更迭死了多少人。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一直到1949年,其实就是王朝更迭,但它死了多少人。要说这个更迭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可以假设它是一场革命,那明清之际呢,元明之际呢,唐宋之际呢,任何一个王朝“鼎革”之际呢。所以,这种纯粹“城头变换大王旗”性质的政治不稳定,我们中国有一个2000年不变的特征,就是一个王朝不断地维稳,结果维到一定程度,稳维不住了,就来一场彻底的大不稳,而且流血的程度是世界各国都没有过的。 我前年在写辛亥的文章中写过,世界范围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种概念的改朝换代,不是说它们没有朝代,而是说换一个朝代就要死那么多的人,对社会的冲击那么大,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这种现象。包括中国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这种现象,像维吾尔族、傣族,没有像汉族那样,一个王朝维稳一两百年,就彻底陷入一场极端的、在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无序之中,这个无序要死掉一大半人,然后再从头来。像这样的现象绝不是清末才有,我觉得不管怎么批评孙中山——孙中山值得批评的地方很多——其实主要不是在他发动革命,辛亥革命也不是他发动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有多大的贡献,也非常值得怀疑。我们批判孙中山,主要是批判孙中山思想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很不对的一些东西。至于说孙中山要为辛亥负多少责,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避免无序的关键在于组织资源多元化 如果回到当下,我觉得中国的变化到底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而且这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坏可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得走一步看一步。 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要在变革过程中避免我刚才讲的两个想避免的东西,一是避免无序,二是避免流血和暴力。道理很简单,要避免无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种多元的组织资源,任何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组织资源都是在超稳定和超不稳定之间反复振荡的。 当这个社会的组织资源高度垄断状态下,这个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要避免这个,不管是走改革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前提就是你有没有替代的组织资源,或者说隐性的组织资源,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一定要发展出一套公民社会,即便不完全是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带传统色彩的认同团体也行,比如封建制下就很难发生王朝末世的大动乱。你也不能说它有公民社会,但它有很多村社,甚至家族,总而言之,就是它的组织资源是非常分散的,不像我们中国上面一个朝廷,下面都是平民,而且中国的朝廷历来对非官方组织资源都是打压的。 大家知道,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战争,但是中国经常有很多动乱和宗教有关,并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异端的思想,就是因为官方不允许非官方的组织资源存在。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很多人以前认为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成为造反者的信仰,就想当然地认为白莲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结果有些人专门研究了白莲教的经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白莲教是最鼓吹稳定的,最鼓吹顺从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最不革命的,或者是最反革命的宗教。为什么最不鼓吹革命的宗教还是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原因就是当局不能容忍任何非官方的组织,只要你是非官方的,他就要把你整掉,不管你的主义到底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避免无序,恐怕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只要原来组织资源是高度垄断状态,这个组织资源一旦出问题,社会就陷入无序,你是改革就是慢慢无序,你是革命就是快速无序,但这个无序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避免转型过程中的无序,就必须创造条件发展多元化的组织资源。第二,要避免流血和暴力,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社会要有妥协精神,尤其是当权者要有妥协精神,最好是当权者有主动改革的精神。可是这个妥协精神和主动改革精神,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从它的利益考虑的。我不太倾向于简单地说某某国家的统治者就特别保守,某某国家的统治者由于受了某某思想的影响就比较开明。 我觉得所有的统治者当他倾向于妥协,甚至倾向于主动变革时,几乎都是基于两个动因,第一是如果变革了有比较好的预期,他相信不会受到清算,不会落到覆巢无完卵这样的下场。所以,现在有些朋友千方百计地要给官员一种意识,说这个变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变了以后不但什么都不会损失,而且还会得到更多,会有大赦的,原来不合法的都会变成合法。等等。也许这的确是使他们愿意接受变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要夸大这个条件,而且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要使他们感到不变革的压力。 我们现在老想把这个压力也变成一种利益的诱惑。比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诱导改革的思路,说改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改革提供的市场机会都是你的,一开始你就可以占得先机。搞市场经济你是先捞第一把,肯定对你有好处。还有一种说法,这个改革可以给你减少很多麻烦,如果不搞改革,你会承担很多责任,柴米油盐都让你管,一搞改革了,老百姓就自生自灭了,不找市长找市场了,除了腐败不干别的事了。这样讲就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他不会仅仅由于利益的诱惑去产生变革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你再讲所谓的变革以后不会对你有妨碍,那实际上他在不变革的基础上,已经获得了太多的资源,他为什么要去担这个心呢,我不变那就更没有妨碍了。 所以,一定要使他觉得不变革对他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呢?现在我们有一种很流行的见解,这些人不是想真的革命,但他们用革命来吓唬统治者,施加一种革命的压力,使统治者为了避免革命就愿意加快改革,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种观点。我觉得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提出不赞成告别革命的说法。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用革命来恐吓当权者,其实也有反作用的。 从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变革的路径来看,其实有另外一种施加压力的途径,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是促使东欧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单独讲一下。 本文节选自《财经》

谢志浩:杨小凯与茅于轼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地图,是我业余进行的一项研究。地图绘制必须有分析框架,根据百年中国学术史依学者的时代背景、学术际遇、学术理念、学术路径等几个方面,划分为五代。        比方说蔡元培、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属于第一代,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属于第二代,张岱年、费孝通、钱钟书、金克木、季羡林属于第三代,1949年前后出生的学者属于第五代,比方说杨小凯、秦晖、陈来、郑也夫这些学者。第四代学者一般出生于1931年“九·一八”前后,比方说李泽厚、茅于轼、江平、吴敬琏、陈乐民、张光直,都是第四代里面不错的。        但是,第四代学者成长的路径,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都是比较曲折的。比较而言,大陆第四代学者的成长路径尤为坎坷。        1949年政权鼎革,大陆迅速建立了全能主义的政治文化学术生态,社会科学所有的领域,差不多都变成了“敏感”学科,社会学被取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都被限制发展。记得谢泳曾经引述一位欧洲学者的话,大意是全能政治是不要社会科学的。反映在大陆,就是通过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这些学科,法学和经济学苟延残喘,学科的学理性荡然无存。这些政治安排影响所及,国家的行为总是不上轨道。因为那时候就没有指望着能够培养出来使国家能够上轨道的人才。        回过头来,观察一下吴敬琏、茅于轼这些当代大陆有名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1930年出生的,茅于轼是1929年出生的。吴敬琏原来报考的是金陵大学,但是由于病痛休学两年,刚一复学便赶上了院系调整,被调整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了,1953年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受到顾准思想的影响,堪称顾准的衣钵传人。        这样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一幕,别看吴敬琏、茅于轼从辈分上说属于第四代学者,他们毕竟是第五代的老师辈,但是,学术理念的健全、学术精神的回归,第四代学者和第五代学者可以说是同时进行思想解放,确实做到教学相长。        由于独特的政治经济安排,大陆学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步伐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辈分上属于第四代,但是不甘心成为辩护士的有良知的学者,在乍暖还寒、如履薄冰的学术领域,还真是寂寞的很。        吴敬琏、茅于轼,能够成为第四代学者的佼佼者,很大程度上,与学术传承有关,与思想解放的程度相关,也与第五代学人相互砥砺,不无关系。        中国经济学家里面的第四代与第五代,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年龄上,第四代要大第五代二十岁左右;但是,从现代学术理念看,他们几乎同时进行了思想启蒙。茅于轼与杨小凯的关系,就可以称得上第四代学者与第五代学者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佳话。        (二)        茅于轼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可算是一个异数。首先,茅于轼的工科背景,人们就觉得比较稀罕。        笔者曾经误以为,茅于轼是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公子,其实茅于轼实乃茅以升的侄子。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早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和哥哥茅以升大概都有技术救国的理念吧!学成回国长期担任铁路工程师,茅以新老先生有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老大茅于轼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弟弟茅于杭、茅于海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妹妹茅于兰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茅于轼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茅以新在家中排行第三,中外闻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是茅于轼的二伯父。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出身书香门第,属于大家闺秀。外公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三舅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工学院教授。        茅于轼的父亲那一辈,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理性精神。大学毕业之后,茅以新负笈美国,在普渡大学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先后投身于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爆发后,茅以新先生受命在广西柳州组建柳江机器厂,到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时,又负责工厂向贵州的疏散。        茅于轼的童年,也便在这连天烽火中跟随父亲转辗迁播于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茅于轼小学读了6个、中学读了7所。小学和中学几乎是一年读一所,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可以说是子承父业。但是,全能政治生态,正直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受到打击的。茅于轼这样一位铁路工程师,反正是祸从嘴出,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而老父亲都70多岁,被发配到甘肃省边界的一个地方烧锅炉。        茅于轼长期跟火车打交道,既做过司机,又从事车辆性能的研究,求知欲旺盛的茅于轼,如果机缘凑巧,就会研究运输经济学,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了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他觉得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可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现代经济学。        自从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而这时,茅于轼已经50岁。人到中年的茅于轼,有着强大的自学能力、炽热的求知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茅于轼的学问底子毕竟是在民国时代打下的。民国大学史很有趣,那时候,实行通才教育。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和自己的茅以新,国学底蕴和多学科的素养,都非常深厚。        晚辈,无论从“纵贯”还是“横通”,都要比民国的学者逊色好多。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培养螺丝钉。        现在的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固然,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是,画地为牢的专业教育恐怕害人不浅。研究李白最出色的学者,应该是河北大学的詹英先生,老先生在美国学习的是心理学,满腔热忱,学成回国,巧得很,心理学被取消了。但是具有多学科素养的詹英先生,开始搞起了李白研究。詹英先生说:自己是开杂货店的。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茅于轼,尽管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但锲而不舍地钻研西方经济学,记者撰写茅于轼的相关文章的时候,总是觉得十分奇异。        记得有位记者,特别突出其中的苦涩。说什么“一个将近50岁的学习机械出身的老先生,转行学习新知识,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的确是难于上青天。但,对于具有丰厚铁路运输知识的、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来说,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转行学习新知识的难度,而是,很少有人能够进行切磋。“独学则无友”,这对探索现代经济学的茅于轼来说,存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好比孤独一人在沙漠之中行走。        (三)        当茅于轼看到杨小凯发表的关于效用的论文,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实在难以形容。茅于轼将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油印稿,寄给远在武汉大学的杨小凯。小凯以他惯有的认真,一字一句的仔细阅读远方朋友的手稿。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共同期待和学术交流的强烈需求,使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结成挚友。        在一次平常的学术会议上,两位朋友得以谋面。当时小凯还在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当实习生,小凯在技术经济研究所,头顶反革命大帽子,加以和小娟劳燕分飞,想来是异常苦闷的。两位相差18岁的朋友,忘情的介绍自己的学术观点。思想犀利的小凯向茅于轼介绍自己的关于分工的思考。为什么自从马歇尔以后,很少有经济学家在分工上进行深入的思考,都走向了资源配置这条路经?但是,小凯为什么能够沿着亚当·斯密开创的路径进行思考,实在令人深思。小凯充满激情的介绍,给茅于轼不小的启迪。小凯认为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茅于轼恍然大悟,并且将这一理论写入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中。        1982年2月23日,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茅于轼和小凯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上,茅于轼先生担任小组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就特别看不起这些鼓捣西方经济学的人,但是杨小凯与田国强、张维迎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结识中国经济学的青年才俊,与茅于轼先生重新聚首,实在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茅于轼先生曾经撰文,高度评价这次学术会议,认为“西安会议”是中国大陆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确立现代经济学的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小凯从西安回到北京不久,便被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聘走,摆脱了在中国社科院的边缘人的地位,小娟被调到经济管理系资料室,担任资料员,小凯与小娟免除了两地分居之苦。        “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也帮他买同样的书,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方面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看到茅于轼的回忆,这一细节总是感动着我。        1983年底,小凯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临走时交给茅于轼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工业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杨小凯要求茅于轼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茅于轼——这位曾经的铁路工程师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由茅于轼审的稿。杨小凯《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书的出版,渗透着茅于轼的心血,通过这两本书,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杨小凯与茅于轼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四)        茅于轼在铁道部彻底“不务正业”了,与大陆的青年思想先锋,组织出版了启蒙运动的读物——走向未来丛书,记得茅于轼先生是这部书的编委。一时多少英雄豪杰,灿烂群星照夜空。我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想当然地以为茅于轼的年龄应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茅于轼是民国时期的老大学生。        1985年,茅于轼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将要到退休年龄的茅于轼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先生。应该说,美国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机构。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李慎之、茅于轼、资中筠,都在美国所共事。想来,在慎公的统领之下,具有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理念。        好事还不止这些,由于社科院组团参观访问,茅于轼机缘凑巧,见证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茅于轼坐在小凯驾驶的那辆瑞典生产的老爷车,与汤敏、左小蕾、小娟,还有小凯可爱的女儿——小溪,从纽约直奔普林斯顿。他乡遇故知,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胜于雄辩,行走在自由的旷野,原来经常诅咒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帝国主义,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中美之间的比较,自然是小凯和茅于轼说不完的话题。        茅于轼回到国内,真是热血沸腾,感慨万千,借着慎公的宽容和美国所的便利,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住在纽约亲戚家中的茅于轼,首先,就打电话给小凯。痴迷学术但是忠于友谊的小凯,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茅于轼。这让茅于轼内心非常感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写道这里,我非常感慨,茅于轼、杨小凯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物,操守和品质是决定性的。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遇到困难,向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杨联升求助,反倒受到一番奚落。        茅于轼在美国一年的访问时间里,多次与小凯会面,交流学术,相互切磋。茅于轼离开美国前,不忘到小凯那里看望,重温友谊。        茅于轼与小凯一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一起逛超市,小溪像天使一样,喜欢的不得了,因为在美国拼命学习的小凯,难得有这样的休息。小凯没有得享高寿,与在学术上的呕心沥血,是有关联的。带着小凯的友谊,带着大量学术资料的茅于轼,1987年回国。        茅于轼在以后的7年中,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可以去非洲2次。这样,机缘巧合,茅于轼进行能源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可再生能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此看来,茅于轼还是能源研究专家,只不过被经济学家的盛名掩盖了。平时的茅于轼也没有强调自己能源方面的专长,所以说,茅于轼具有超常的本领,可以在多个领域进行发展。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1990年茅于轼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按照老习惯,茅于轼在第一时间和小凯通了电话,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在茅于轼离开澳洲之前,杨小凯为茅于轼安排了莫纳什大学的访问。        小娟依然那么优雅、热忱,小凯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小凯的大儿子——杨泽思。小凯对这个孩子宠爱得不得了,真有点要星星不给月亮的劲头。天使一般的小溪特别懂事,真是惹人怜爱,把弟弟泽思照顾得特别周全。曾在网络上看到过小溪的照片,长得不像小凯,相貌随妈妈小娟,安详、宁静、优雅、善良、纯正。        在莫纳什大学,茅于轼通过小凯,结识了小凯的合作伙伴,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带着小凯的深情厚谊,茅于轼回到了北京。        (五)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探索民间学术的发展空间,90年代便成为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机构。        天则经济研究所自从1993年7月26日在北京三味书屋悄然开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力量。张曙光、盛洪、樊纲、张宇燕都是核心人物,茅于轼,无可置疑地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        茅于轼宽容平和的性格,演化成“天则”的精神,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听到老朋友退休之后,推动民间学术的发展,远在天涯海角的小凯内心很是高兴。小凯是“天则”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海外学者来“天则”作学术讲演的第一人。        1995年6月20日,在天则所第36次双周理论讨论会上,杨小凯作了题为《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讲演,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组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新的理论框架,运用非线性方法,将企业理论和产权结构理论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中,这一理论显示了小凯卓越的学识,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小凯自己对于这一理论是非常看重的,认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小凯的第二次学术讲演是在天则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做的,讲演的题目是《后发劣势》。小凯作报告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12月1日,当时天则所在紫竹院报恩楼。杨小凯一进门,顾不上和众人握手,就满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师”。        “后发劣势”是小凯针对“后发优势”的论调提出来的,小凯的赤子之心绝对不能容忍“后发优势”论调的甚嚣尘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天则特约研究员的周其仁,对于小凯的“后发劣势”具有深刻的理解。由于技术模仿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极大的误导或者说强化了自满的情绪,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类文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这就是2000年中国大陆的情形。        2000年,这个时候,小凯已经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不少人认为是最具有能力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但是,时间留给这位种子选手的机会已经不够多了,苍天很不公正,不抽烟的小凯居然身患肺癌,这让老朋友茅于轼伤心到家了。茅于轼知道小凯不事生产,没有多少积蓄,加上还有三个孩子,这样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筹了些款项,准备寄给小凯。小凯立身行事,特别具有法度,说还没有到那一步,不必了。        2004年7月7月小凯的逝世,白发人送黑发之人。作为老朋友的茅于轼黯然神伤,75岁的茅于轼怎能忍心正在攀登经济学高峰的小凯英年早逝。        “杨小凯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他有巨大的人文关怀。”年事已高的茅于轼已经写了三篇怀念小凯的文章,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1935年11月23日,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的悼念会上,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        爱因斯坦的《悼念玛丽·居里》演讲:“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茅于轼之所以能够与小凯肝胆相照,除了学术理念的相通,更大程度上在于两人都具有的品德力量和热忱。        今天我仿照爱因斯坦说:杨小凯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2007年8月初稿        2010年8月定稿      来源: 财经网博客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东东:文革”认识的几个误区

  李泽厚先生说:把文革简单的看作权力之争,是肤浅的。   可惜,如果不把文革看作是权力之争,就上当了。   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就是用群众运动的烟幕,掩盖权力争夺的实质。   很多人辩解:以当时刘少奇所掌握的权力资源,根本无法对毛构成威胁。   这话没有错,事实上,无论是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还是刘少奇,林彪,对毛的最高权力都没有野心,甚至满怀臣子式的忠诚。刘少奇是主抓行政工作的,没有丝毫迹象显示,他在觊觎党权。他所做的,只是从毛的权力羹锅里舀去一勺汤水,而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可以为此佐证的,是文革时期所树立的近乎变态的个人崇拜。(后来毛自己也感觉无趣,拉了林彪来做伴)。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一:文革是思想斗争,路线斗争。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被逼退二线。刘少奇主持行政工作,恢复经济。这时,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刘所做的,只是用更灵活的方式盘活经济而已。对于毛的所谓“总路线”,刘少奇等人小心翼翼的不予触犯。“三自一包”,只是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形式,只要具备起码的经济常识,就不难看出,这对改善民生当然是有利的。这一点,毛泽东心知肚明,但是,为了打倒刘,却一口咬定:这是资本主义路线。   62年之后,经济的恢复工作是显著的,大饥荒所造成的困难局面得以扭转。刘少奇的工作,救了很多国人的命。不过,这要了他自己的命。试想,掌握着无限权力的毛退居二线,而经济工作却起色了——对于毛来说,这就是背叛。   彭德怀反党了,张闻天、王稼祥反党了;刘少奇叛变了,贺龙、陶铸叛变了,最后,硕果仅存的亲密战友林彪也叛变了——   上世纪60年代末,一位名叫李九莲的19岁女子给未婚夫写信,私下里疑问:毛与刘的斗争,究竟是宗派之争,还是路线之争?这封信被告发,李九莲遭到逮捕,后被执行死刑。   毛与刘的斗争,究竟是宗派权力之争,还是路线之争?这个问题,今天庇护文革的诸公,如何回答?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二:“文革”是一场群众运动。   今天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很难界定“群众”两个字,就好象很难界定“人民”两个字一样。谁是群众或人民?是不是读了书的人民就不是人民,就叫做“臭老九”,是不是富裕了的人民就不是人民,而成为了地主资产阶级?是不是做了官的人民就要算做“当权派”?   当年的实际情形是:权力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说你不是人民,马上就再不是人民。刘少奇、彭德怀等人,本来是人民,后来不是了,支持他们的人当然也不再是人民;林彪先前当然是人民,后来也不是了,连累了很多人也不再是“人民”。   事实上,当年的中国,只剩下一个人才配叫做“人民”。   文革时候,更加没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有的只是在权力绝对领导下的运动。北京大学的“大辩论”就曾经发出过反对毛的声音,很快的“军管队”进驻大学,指导革命方向了。早请示,晚汇报,晨祝、晚祷,忠字舞,语录歌——而当年,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错一句话,读错写错一个字,弄破一张领袖像,摇身一变成了“反革命”,家破人亡——   所以,文革决不是什么“群众运动”,更没有什么“四大自由”。那是在权力绝对领导下的群众运动,说到底,是纯粹的“权力运动”。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三:文革时代,政治是廉洁的。   这是对文革最大的误读。毛泽东为了独擅大权,要除掉刘少奇等人。但是,有一部纸面上的宪法挡在那里,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挡在那里。所以,毛要发动宫廷政变,只好打乱全国形势,浑水摸鱼。为此造成的国家经济的巨大损失,即是毛的“贪权”导致的。   1960年代的“大饥荒”,很多国家伸出援助之手,被毛拒绝,而与此同时,大量的粮食出口或“支援”其他国家;70 年代的大地震,国际社会要救援,同样被拒之门外。这样做,为的只是毛的面子,当然,宣传要说:这是为了国家的面子,自力更生。   毛的这张脸,价值几千万条生命。   历史的真相是:且不说毛泽东自延安执政以后,私生活就极不检点。文革期间,天文数字般的领袖像、领袖像章、领袖塑像、语录碑,发行量世界第一的领袖选集、语录,疯狂的个人崇拜背后,是对民脂民膏的巨大浪费。   但是毛最大的腐败,却是贪污了两个字:共和。   今天很多过来人的记忆里,文革是个单纯朴素的时代。不错,在这段岁月里,传统文化的余荫仍在,革命的理想正在燃烧,虽然一个特权阶层已经成形,但是他们只集中在权力上层,还没有蔓延到社会。暴力革命的“均贫富”之后,虽然阻遏了社会的经济活力,却制造出一个公平、平等的假象——   而这些“革命的果实”,恰恰是被文革断送的。   文革中近两千万的死难者,有几个是贪污腐败分子?相反的,这一场斗争中倒下的,多是党内一些不肯随声附和的清流分子。(最典型的,当属那个梗直清廉的彭大将军)正是通过文革的一番运作,权力无限神化,最终失去任何的约束和监督,宪法中的公民权利成为一纸空文,为贪污腐败的蔓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莫道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认识“文革”的误区之四:文革和毛泽东是中国的特例。   毛式的伟大领袖,不是中国的特产;文革,也不只是在中国发生。前苏联体制在世界上的蔓延,催生出一批伟大的领袖和救星来。从斯大林到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东德的昂纳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事实上,还应该包括利比亚的卡扎菲,扎伊尔的蒙博托,等等。   在最幸福的朝鲜,金氏三代人都做了人民救星。   在这些领袖和救星诞生的国度里,文革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上演过。形式不同,结果却完全相同:权力最终集中在个人手里,权力变成神圣高大的偶像,只可崇拜服从,不能监督约束,当然更不可替代。   毛泽东和他的文革,决不孤单。   认识真正的“文革”,需要回答:   一段时期以来,谁在庇护文革,谁在继续神化毛泽东?90年代后,文革一度是出版、影视的禁区。而与此同时,红歌在唱,红戏在排在上演,红书在出版,红家属不断上位——这些动作,是普通民众搞出来的?   可以为此佐证的是:这一篇文字,在今天的多数网站,是要被删除的——这样的文网,是人民编织的?

东东:文革”认识的几个误区

所以追求廉洁的途径,不是消灭资本,而是制约权力。当权力成为高高在上的神话的时候,它不会缔造廉洁,只能催生荒谬,并最终演化为腐败的源头。而追求平等,不是把城市的年青人送到乡村去“再教育”,而是把乡村的年青人送到城市里去,送进大学——真正的大学里去(不是今天的教育产业化的垃圾大学)。而对于知识分子,不是把他们当做“臭老九”打倒在地,而是应当普及教育(真正的)和文化,把全体国人变成知识分子;社会阶层之间需要的不是对垒和仇恨,而是融合与流动——

他躺着也要中枪——答《南方人物周刊》胡鲁问

  一问:鲁迅在《忆刘半农》里曾写道“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亲近半农。”从这段话里,您怎样理解胡适与鲁迅的性格。   答:看胡适影像,读胡适文字,我个人很难获致鲁迅这种感觉。胡适不太像是有内在韬略的人啊。胡适留下那么多照片,几乎张张明朗,且给人如沐春风感。至于鲁迅,固有多疑的一面,但他这份感觉是否涉及他与胡适的私人交往,我不知就里,只能说这是鲁迅的感觉。除此之外,我也没看过其他写胡适的人表述过类似的感觉。有意思的是,从这个句子里,我看到的不是胡适,而是鲁迅。   二问:假如胡适48年底选择留在大陆,假如鲁迅能活到62年,他们会有怎样的命运?谁会更倒霉?   答:胡适如果留下,肯定没有好果子吃,都上了战犯名单了。借打胡适而给那些留英美的知识分子下马威,这是政治需要。因而胡适的命运是注定的,不拿他开刀拿谁开刀。这不在于胡适表现如何,他躺着也要中枪。至于鲁迅,那倒要看他自己的表现了。毕竟鲁迅当年还是同路人,没有拿他开刀的必要,除非自己不识相,触犯了体制。鲁迅会不会不识相呢,我以为不会。鲁迅最大的可能,未必不是像北洋时期那样埋头钞古碑,当年鲁迅不是一钞就钞了十年吗,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主张并善于打“壕堑战”的鲁迅,应该不会站起来往枪口上碰,拍案而起更不是鲁迅的性格。因此,如果可以假设,1949后,鲁迅安全系数要比胡适大,胡适注定倒霉。   三问:鲁迅曾被推向一个偶像与傀儡的席位,胡适的思想也曾遭遇意识形态的绑架。今天,我们如何为他们松绑?   答:鲁迅被推为偶像不是鲁迅的过,哪怕他思想中的确有可以被利用的地方,正如胡适不可能被那个把他打成战犯的体制所利用。与其说胡适也曾遭遇意识形态的绑架,还不如说他是被那个意识形态绑起来当靶子打。但,尽管如此,我们要了解胡鲁,还是应该直接去看他们留下来的文本,那里才是真实的胡鲁,而不是被体制抹黑或抹红的胡鲁。去掉体制的“意缔牢结”(即意识形态,台湾的翻译),多一些普世价值的常识,同时了解一些上个世纪前五十年的真实历史,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真正的胡鲁,也是松绑后的胡鲁。进而言,这里的松绑倒不是为胡鲁松绑,而是我们为自己松绑,即走出那个束缚我们多年的“意缔牢结”。   四问:胡适和鲁迅当年都为“改造国民性”开过药方,胡适主张制度建设,鲁迅看重文化的力量。有趣的是,这两点也是今天我们这个国家、社会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国家大事不说了,就想想佛山小悦悦事件罢)――这是否意味着,胡适先生闭眼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在这两点上都没什么进步?   答:当年胡鲁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当年胡鲁的看法,对我们今天的选择依然有参照意义。面对今天,是胡适的制度改造,还是鲁迅的国民性改造,好像前些时因为韩寒的文章,又成了个话题。针对当年,我更认同的是胡适,因为胡适不排他而鲁迅排他。鲁迅不但把改造国民性视为“第一要著”,而且认为除此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用,包括制度改造(“……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样就陷入了一元论。胡适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胡适一生在任何问题上好像都没有绝对论、独断论的倾向。不过,就这两个改造而言,我不但认为制度改造应该优先,而且无法不反对“改造国民性”之类的话语,它有暴力性。人是环境的动物,随环境变化而变化,而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首先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就会形成不同的国民性,这一点可以看看韩国和朝鲜,他们不是一个民族吗,何以反差如此巨大。所以,我们今天的努力,还是应该放在制度变革上。至于你问胡适闭眼五十年,我们在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进步,我的回答是:如果“国体性”都没有什么进步,“国民性”的进步又如何可能。   五问:从康奈尔到哥大,留学美国的7年是形塑胡适思想非常关键的时期。您觉得这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谁和什么(who&what)?   答:形塑胡适的是美国本身,是美国的自由宪政制度,倒不是哪个人或什么事。求学时代的年轻人,吃什么奶长什么肉,接受什么样的观念就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大致不会错。假如胡适当年到日本,正如鲁迅留学到美国,他们未必不会倒个个儿。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正值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流行,这大体就决定了鲁迅后来的思想走向。同样,胡适到苏俄三天,就忍不住为苏俄叫好。如果他不是留美而是留日俄,至少他不是今天的胡适,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吧。   六问:胡适一生,几乎都在用西方(英美)的概念来“剪裁”中国文化和思想,这种立场带来怎样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答:恕我迟钝,我好像没有感受到胡适用英美概念来裁剪中国文化或思想。我感觉中的胡适就是一个文明的播种者,他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中,播撒现代文明的种子。就此,胡适的先进性无须多言。至于局限,当然是有,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否定(在胡适本人那里尚不是全盘否定),当为局限之一。后来的胡适,无论主张全盘西化,还是充分世界化,都是相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而言,后者主张中体西用的中国文化本位。这未必没有道理,正如胡适对他们的批评也有其道理。这事情很复杂。至于再往后,胡适晚年很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挖掘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不能说是用西方概念来剪裁东方吧。我个人觉得,胡适越到后来,越是一个传统的儒者。在胡适身上,欧美绅士文化和传统士君子文化得到了较好的统一,胡适就是这两种文化熏陶的产物,是一个“宁馨儿”。   七问:最早说出“胡适肤浅”的人是谁?您认为他的思想真的肤浅么?   答:不知道是谁,但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在作胡鲁比较时,很明确地表达过这层意思。胡适是否肤浅,要看你怎么看胡。胡适思想,哪怕是自由主义的,的确没有那么多学理上的深入。但,胡适是传播自由主义,不是把自由主义当学问做。假如以林毓生先生的眼光看胡适当然浅,他是跟哈耶克学自由主义原理的;但,这样看胡,对胡未必公平。胡适是但开风气的人物,是风向标式的人物,他在常识层面上普及现代文明中的普世价值,做得已很不错。我不是用思想家的尺度来看胡适,故不觉其浅而觉其正(何况,不论浅深,胡适的眼光却是一流,这又是我们平时所谓深入或深刻的人物所不能比的了)。   八问:您觉得胡适思想遗产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答:胡适可以视为一种文化象征,他代表的是英美自由主义文化。因此,胡适的文化遗产或思想遗产最有价值同时也是最根本的,是也只能是自由主义。这里,不妨用三个互文性的词把自由主义给串起来:宽容、自由、多元。比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就是胡适在在强调的。没有容忍,尤其是没有制度层面上的容忍,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自由。同样,多元是自由的产物,没有自由的社会只能是一元化的社会而不可能多元。因此,宽容、自由与多元不但是胡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是我们这块土地上最缺乏的东西,因而它也成为我们今天在社会制度层面上的一个努力方向。   九问:胡适的政治理想正在台湾实践,您看好这种民主制度在中国更广阔的土壤里落地生根么?   答:谁看好不看好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这是一种历史必然,不以任何势力和意志为转移。台湾今天的宪政自由和民主,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样的共识,当有深厚的民意基础。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一天早日到临,让宪政民主亦即让“胡文化”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尽早制度化。   十问:今天,您觉得中国社会最突出的不宽容表现在哪里?出路在哪里?   答:今天中国的社会就不是个宽容的社会,根子在于制度不宽容,即制度性地不允许这个社会有反对的声音和力量。胡适的宽容,除其个人性格外,更是他秉持的一份理念。据此,胡适当年对国民政府的威权政治喊宽容,就是要求那个体制能容反对的声音和力量。胡适不是斗士,但他为改变那个体制状况努力过。我们也要改变我们的体制状况(用体制自己的语言就是政治改革),这就需要我们像胡适那样去努力。大家能尽一份力就是一份力,这不是出路(我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这只是个人自领的责任。   

朱学东 | 我的大学

2012年03月15日 18:35:40   我的大学                    (按:早上读到一条为人民大学在高校排名鸣不平的围脖:高校排名对于人大很不公平,大多评价主要侧重各项指标的总量,而忽视了许多高校是因为大量合并,才形成今天的规模。其实,人大许多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力量。     我回说:干吗计较这种玩意儿呢?若爱人大,在校当老师的,立身正己,教书育人 ,关心社会;离校工作的,以职业精神专业水准服务好从事的职业,关心家人, 关心社会,才能为自己也为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赢得尊严。2009年我曾写过一篇长文,《我的大学》,重新贴出来,重温那个年代,大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的大学       朱学东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离返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得闲翻看当年制作粗糙的大学毕业纪念册,同学们那些神态各异的黑白照片,那些毕业题写的留言,或豪言壮语,或旁征博引,或感性直陈,或真情流露,或幽默诙谐,甚至那些插科打诨,一一读来,怎无万千感慨!     不经意间,大学毕业已经20年。     当今天的我,回首望去,来路上依然混沌模糊。但仔细翻检过去每一个路口的选择,以及经过的路石,还是会发现记忆中那些斑驳的痕迹,甚至那些想刻意忘却的物事,竟也忽然鲜活起来,潮水般涌现在眼前心头,原本干涸麻木的心,动了起来,眼睛竟有些湿润了。     人老多情。萧伯纳说:"回忆往事使人非常愉快地感到衰老和悲哀。"     果真。          *****************************************************************************          前传          我的大学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也曾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     2007年,我还在南风窗总编任上,特意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了人大70年校庆,并因感慨而写了篇《两所大学的70年》(西南联大和人大),产生了一个有关爱国者的命运的选题。而前些日子,我和新闻系毕业的一位师妹,现在是京城名记,还专门聊起了仙逝不久的人大前辈学长,林希翎女士,唏嘘感慨,也引以为豪。     不过,1985年,我报考人民大学的过程,还颇有些戏剧性。     我对人民大学最早的认识,来自于我的初中地理老师,胡秋原。     我出身在一个生活清苦的普通农民家庭。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江苏苏南地区一个农村中学度过的。     这个中学叫前黄中学,当年坐落在我故乡的一个镇上,在我的故乡大大有名,是乡里先贤毁庙兴学而来,今年建校已70周年。     受母校委托,今年我特别敦请我的大学母校校长纪宝成先生,为我的中学母校题字,纪校长以"立德树人,桃李芬芳"寄语我的中学母校,很是妥帖。     胡秋原老师19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如何回到老家的中学当地理老师,我并不清楚。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也错过了了解的机会。不过,从胡老师那里,我得到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最初的启蒙。     高中一年级时,前黄中学调来了一位教导主任,兼政治老师,叫李培森。李培森先生出身苏州望族,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因为历次政治运动,辗转做了中学老师,从此一直到退休。可以说,李培森先生是我最后决定报考人民大学的最大的引导者。     我在前黄中学文科班的最后时光,应该说成绩还算不错。当时我的班主任管元龙老师,在全校高考填报志愿动员大会之前,让我考虑,由学校推荐报考南京大学(可加分20分),或者免试上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因为家境贫寒,管老师动员我报考南大。但会议一结束,我跟管老师说,我自己考。然后,自己填报了吉林大学哲学系。所以填哲学系,就是李培森老师给我们上政治课时,介绍过吉林大学哲学系有位鼎鼎大名的高清海老师。不过,家里人对吉林一无所知,父亲连夜赶到中学,找管老师,请他阻止我报考吉林大学。管老师后来劝我,不报南大也罢了,报北大也行,我们村的一位老乡,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那时候,自己年少幼稚,总想尽快离开熟人的世界,到一个陌生的天空去扑腾,不想进南大和北大就是这个原因。     于是,最后,我填报了人民大学哲学系。无他,除了李培森先生一直以来对人大的鼎力推许外,就是因为人民大学哲学系在招生简章上排在第一位。按当年我高考的成绩,选择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都可以(当然,我们是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填报志愿的)。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多少回,当我重读或者默念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时,都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感慨万千。     虽然,后来我经常开玩笑,说男怕入错行,自己是入错了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人民大学哲学系。     相反,感谢人民大学哲学系,它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候,颠覆了我旧有的世界,给了我自己打开新世界的思维钥匙,她让我在后来的人生途中的选择,与众不同,却依然那么坦然无悔。     因为,人大这四年,那是我们真正的成人礼,思想上的成人礼。它奠定了我今天的价值观基础。          *****************************************************************************          正传     引路者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          1985-1989年,人民大学和北京,给与我这个普通农家子弟的,就是一缕引领我走向未来新世界的光,但它不是耶和华给的,而是这个时代给予的。虽然期间也伴随着巨大的创痛。          (一)师长们          我的大学时代是在混沌中开始的。     人民大学哲学系1985级,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我们班30多个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江苏的,自然只有我一个。我所在的宿舍,8个同学,北京同学1个,来自顺义,广西2个,一个壮族一个瑶族,(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少数民族),湖北1个,四川1个,江西1个,河南1个。两位读理科的,是广西瑶族和江西的同学。宿舍里按年龄,我排老三(事实上应该是老四,这是我们毕业多年后才知道的)。     初到北京,在班上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结结巴巴,闹得满头大汗。虽然考语文拼音我可以考得很好。而晚上在学二楼下的紫藤园中纳凉,遇上谈恋爱的学长学姐们,害羞躲开的,是我们!我甚至不知道,老家喂猪的玉米糊,如此好吃,而北京的馒头,竟然是没有馅的--我一开始还懵懂地以为,学长学姐们买菜就着馒头吃,真够奢侈的!     更不用说其他了。     这就是我对世界的了解。     当时我的认知,基本来自于课本和亲友老师的言传身教,但他们为我勾勒的这个世界,与我面临的现实世界,距离竟然如此之遥远。     打开新世界光的,首先是哲学系的课程设计和老师。     因为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所以一些课程设计其实还在尝试中。     在中学时代,我最怕的就是物理,没想到,上了大学,竟然又重新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了,心里的抗拒可想而之。结果第一学期的时候,这两门差点都挂了,其中一门,忘了是数学还是物理了,连续两个学期,都参加了补考。     不过,读哲学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课程杂。除了诸如马列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美学、原著选读、科学哲学等哲学系的基本课程外,当时的老师把集体到雍和宫等参观、看录像等,作为课程内容。同时,自由阅读更是学哲学的人的机会。那个年代,正是读书的好时光,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虽然我已经记不起当年在雍和宫为我们班集体作介绍的先生的名字,但我对当年雍和宫之行印象深刻,那位先生讲得生动有趣,这是一次真正的宗教历史文化哲学的巡游,而不是在枯燥的教室里和书本上的那些生涩难记的概念。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们也未必能理解。可惜,后来这样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少了。     组织看的录像,最初影像最深的政论片,是《让历史告诉未来》,虽然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谈中国军队的成长的,但为之配音的张家声先生,从此却刻记在我的脑海里。美学课组织看的,有港台片,比如《搭错车》;有欧美片,比如《飘》、《音乐之声》等。现在的学生们,要接触到这些,实在太方便了,但在过去,这些于我而言,就是新世界的一部分。     当年的人民大学哲学系,更是群贤汇聚,星光熠熠。肖前、罗国杰、李秀林、陈先达、苗力田、张立文、方克立等,都是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大师,虽然我们于他们跟前耳提面命的机会很少,但我们都读过他们的书,其中一些人,也会跟我们见面座谈。而肖明(我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刘大椿(科学哲学)、张志伟(西方哲学史)、刑东风(中国哲学史)、李秋零(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马俊峰(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李燕(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李德顺(价值论)、郑杭生(社会学)、丁子霖(美学)、张兆梅(形式逻辑)、许启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学毕业我差点到伦理所工作)、王旭晓(美学)、董永俊(马列主义原著选读)、索爱群(我曾帮着抄过书稿,挣些零花钱),以及那些我已经记不起名字的老师们,都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给予过我指导。现在北大哲学系的陈波老师(逻辑学),我印象极其深刻地是,作为带队老师之一,带我们去吉安做社会调查,嗓门比我大很多,还老批评我讨论问题说话声音太大--不过,那真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此外,1980年代的人大哲学系,当时的博士们也是群星璀璨,李忠尚(德国博士)、远志明(《河殇》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欧阳康、郭湛、单少杰、陈志良、陈宣良等。他们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们这些后进很多鼓励和指导。其中一位后来成了我同学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89年春夏之交,当时他对我们说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以后,学生们可能会为学校管理和治安或者伙食上街,但再也不会有这样政治性学生运动了。"          (二)思想者          "我要特别感谢那四年,那是构建我基本价值体系的四年,我个人世界观中,关于平等正义自由法治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等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充盈心中",在学校组织的返校筹备活动时,我对请来的一位央视导演说,"那个年代,我们吸纳的这种现代国家和公民的基本理念,虽然很多也是经过二传的,未必是原意,但当时我们是以理想主义者怀抱改造国家社会的心态,来吸收这样新鲜的养分的,这与后来某些机会主义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些理念深深地镌刻在了我心中。后来无论我在南风窗,还是中国周刊,引领我的,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后来的生活,更多只是校正和丰富这样的认知。"     这是真的。     当年,李洪林先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册子,叫《四种主义在中国》,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地现状。不过,我的大学时代,现代国家和公民权利的理念,真在成为知识界传播的新贵。如今成为显学的新儒家,当时在国内还不是主流。     在我的记忆和认识中,那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确切地说,应该是现代国家公民理念传播的又一次开始--走向高潮并迅速凋零地时代,我们之后不久,物质主义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理想主义和田园牧歌般的旧式情怀,清扫得一干二净,甚至,连挽歌都没来得及谱。不过,吊诡的是,有关现代国家和公民的理念,却从此从学识的小圈子扩展开,真正在更广大的民众中扎根发芽了。     1985-1989,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有壮美的青春。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充盈于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心中。     讲座。雷祯孝先生关于人才和人的价值以及对于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工具论螺丝丁论的批判,王若水先生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等等,于我而言,振聋发聩。     当年,人民大学800人教室的讲座,可谓往来无白丁,在北京高校赫赫有名。不仅是800人教室,那时,我们追逐于海报栏中各种讲座信息。讲座,那是我们在课本之外,理解世界的又一个窗口。我丝毫不怀疑,在其他地方,这种机会要少得多。     电视片。电视片对我影响很大的,除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外,影响最大的就是《河殇》。那真是一部让人省思的片子。虽然今天来看,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但在那个时代,不破不立,历史可能就需要这一过程。     导师们。那是一个盛产导师的时代。除了印在书本上作古了的外国人中国人,还有很多当时国内有名的思想家思考者。     还能回想起来的有,李泽厚(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思想家)、王若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李洪林(四种主义在中国)、雷桢孝、刘宾雁、苏晓康(河殇)、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包遵信、金观涛、刘小枫(诗化哲学)、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庞朴(文化的民族性欲时代性)、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何新(诸神的起源)、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史)、朱维铮(走出中世纪)、赵鑫珊(哲学与人类文化)、萧功秦、周国平、俞吾金……     书报刊。那是一个火红的出版年代,感谢那些出版工作者,那些承载时代思潮的书报刊,成为我们追逐的对象。到北京上学后,我省吃俭用,或订阅,或零购,《读书》、《新华文摘》、《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停刊)、《书林》(已停刊)、《武林》或《中华武术》,等等。     如今,我还会偶尔翻阅一下《读书》和《新华文摘》,而当年积攥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印刷学院搬家后不知踪影,《读书》和《书林》,则封存在我东直门外已经出租的房子壁柜里。     除了报刊,更多地是图书,影响最大的第一本读的外国人写的颠覆中学时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是《理想的价值》(内部资料,遗憾的是作者忘了)。第一本关于中国文化颠覆性的作品,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看不是正式出版物。还是看看当年我省吃俭用至今还留在书架上财富(主要是来自海外的思想财富)吧:     思想录、忏悔录(奥古斯汀,卢梭)、社会契约论、遗书、小逻辑、培根论说文集、第一哲学沉思集、自然哲学、精神分析引论、西方哲学史(罗素)、随笔(蒙田)、历史主义的贫困、弗洛伊德的使命、存在哲学、存在与虚无、西西弗的神话、福泽谕吉、哲学人类学、文化模式、从混沌到有序,熵,二十世纪哲学、单向度的人、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哲学中的变革、生命的悲剧意识、神圣名义下的争鸣、自卑与超越、救亡与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走向未来丛书、西方的没落、人生的智慧、古代法、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马恩选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资本论、理性化及其限制、论有学识的无知、结构主义、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现代西方社会学、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反右运动、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快乐的科学、生活与情绪、情爱论、不断革命论、幻想与现实……     很难想像,还会有这样的场景,萨特、波伏娃、加缪、马克斯o韦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尼采、叔本华、卢梭、帕斯卡尔、奥古斯汀……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些生涩难啃的著作,竟然能成为当年大学生,无论文理科,谈话流行的主题!     这样的时代,只有理想主义的时代才会出现,现在,它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除了这些,图书馆是我们更大的选择。除了那些西方学术名著,国内的思想家的作品,比如鲁迅、钱穆、侯外庐、冯友兰等国内思想家学者的一些作品,也开始走入我们阅读的空间。     那个时代,真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时代。除了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我更多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看了大量的电影(现在,我已经基本不看电影了)。     除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国内小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柯云路的《新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影响最大,也于我影响很大),和古代笔记小说外,大量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著名小说,大多是在大学时代完成阅读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们既是武侠小说迷,也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小说迷,还有印度的泰戈尔。而德国人施笃姆的《茵梦湖》,夜深人静回味起来,至今让我扼腕叹息。更不用说伟大的莎士比亚了。     不仅是那些国家的小说迷,我还是哪些国家的影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办公室的故事、合法婚姻、秋天的马拉松、这里黎明静悄悄、机组乘务员、两个人的车站、德黑兰1943、老枪、最后一班地铁、伦敦上空的鹰、虎口脱险、寅次郎的故事、片岗刑警、爱情故事、音乐之声、飘、北非谍影,还有更多无法一一列举的片名。     除了小说电影,还有诗歌。诗歌是我上大学个人阅读的一个重点。中国古代的诗词自不用说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惠特曼、爱默生、裴多菲、戴望舒、穆木天、徐志摩、北岛、舒婷、顾城、里尔克、聂鲁达、波德莱尔、纪伯伦、蒙塔莱、彼特拉克、雪莱、济慈、白朗宁夫人……     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解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却相对较容易被漏过的利器。崔健、张明敏、侯德健、苏芮、齐秦、费翔、郭峰,等等。诸多港台歌星开始渗透,竟然是进一个红一个。     当然,还有来自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歌曲,虽有语言隔海,却也传唱至今。卡朋特、里奇、约翰丹佛……          (三)不该遗漏的导师们          19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传播达到了高峰。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新权威主义一度成功地实现了政学合流,在政界被推崇。当时其代表人物有吴稼祥、王沪宁、萧功秦、王逸舟等。     不过,新权威主义当时即遭到了知识界的强烈狙击。后来王沪宁和萧功秦尤其是前者颇有隐身沪上之意。不过,没有想到的是,89之后原来身居要津的吴稼祥即遭厄难,王沪宁却步入了真正的核心圈。当年学术同袍,如今在政治上分际明显,令人扼腕的,也不过如此。     今年在吴稼祥老师博客上读到他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引用春上村树的演讲,说胡在墙和蛋之间,明知粉碎自己,也选择了站在蛋一边,读后让我感佩于心。我原本想约请吴老师开专栏,吴老师原也答应,但形格势禁,终究未能成为现实。     新儒家那个时候虽未像今天似的成为显学,但那时已蠢蠢欲动。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的作品也开始在国内出版发行不少。     不该忘记的还有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两本书当年颇受欢迎。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在内地甫一发行,顿时洛阳纸贵。     科尔内和《短缺经济学》。今天物质生活丰盈的人们,自然不会知道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了,也难以明了短缺经济学何以能成为当时经济学引进的主流。     当然,还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     戈尔巴乔夫与《新思维》。改革需要新思维,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新政,最终带来了传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     还有胡绩伟,还有那些去国离乡叶落无望归根者方励之夫妇、万润南、陈一谘等等。     ……          我的女儿朱佩玮,不到6岁时,还不认识字,但不知因何拿到了我书架上的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吵着她妈妈给她读,如今就快读完了。我曾经很担心,这个年纪读这样的书,对她的成长有何意义。后来我突然明白,这个时候她要读,就让她读吧。也好,这本书里,所描述的感伤的残酷的场面,以及闪耀的爱可以战胜奴役的内涵,也许会因此而埋藏着她心灵深处。在一个浮躁而残酷竞争的现实世界里,读书是非常奢侈的,尤其是小说,更何况是老小说。也许她今后再也没有机会去读这些书了。     海绵。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纳各种社会思潮,不管有无营养。但它们却在我自身学养和人格的健全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我的人生,某种程度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     很难想像,现在的大学生,还能够和我们当年一样,沉下心来,不带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心态,去阅读这些人和他们的作品,努力实现与他们在心灵上的沟通交汇,并追随于那些伟大的灵魂。          ******************************************************************************          外传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帕斯卡尔          "我们这一代,是理想主义终结的一代。"也是在返校20年筹备会上,同学们对这个有着共识。     是的,89年消散的,不仅是现代国家和公民启蒙思潮的高峰,还有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凝聚的对国家命运的共识。改变的,除了朝野关系,更有我们自身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轨迹。     1985年9月8日,人民大学85级新生开学典礼。后来来看,这是一次具有标杆意义的开学典礼。     新任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同志,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和王震同志,以及众多位高权重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花了很长时间,播报人大85级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上,袁宝华校长和李鹏副总理在800人大教室,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未来寄予了厚望。在800人大教室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王震等一干老同志端坐其后。     尤记得,当时袁校长说,四年之后,希望我们在这里再次开会,欢送你们这些共和国未来的建设者。     但是,四年之后,我们是在悄无声息,甚至是在社会上充满了怀疑的眼神中,告别了人民大学,到新的岗位后,迅速下基层劳动锻炼。我到了北京翠微路的总后3209厂锻炼了半年。这是个印刷厂,当时印刷的最有名的杂志,是海外文摘。我在这里学会了上纸、打包、推纸筒。     1985-1989年,北京曾发生多起学生上街事件,有因治安案件引发的(当时北大学生经过人大时,天刚下过雪,我正在楼道里看电视播放的《两个人的车站》),也有因政治而发生的--人大也有这个传统,刚恢复高考不久,人大的师生就为文革期间被占的校舍问题,和二炮闹个不断--我们认识的人中间,有再也见不到--新闻系一位同届同学,曾经和我们大打出手过,毕业那年意外身亡;一位浙江来进修的老师,一直跟着我们上了好几门课--前些日子同学聚会,我说他当时是因为想追我们班的某位女同学--腿部也受了伤,我们班好几个女同学当时还去医院看望他,现在也失去了联系。     那一年春夏之交,人大也是个中心,我在人大校园里,和我师兄聊天时,聊到"哪有抬着毛主席周总理像追求民主的"的话题时,差点遭到工人兄弟的围攻。自此,我对不管是民粹主义还是左右翼的原教旨主义,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当年刘宾雁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说:“人大是出女英雄的地方,不仅有张志新,还有林希翎。”     历史没再让人民大学出女英雄,这也算是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吧。     即便强力可以剥夺自由和生命,但却无法剥夺人的思想。即如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这些其实也是正史,但因有不方便处,只能列入外传了。     经历是人生最大的收获。到了今天,回首过去,其间也有诸多幼稚之举,但无需汗颜,因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有两种态度让我一直努力追随。     对过往的历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对以往历史需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决不能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     对过往的学说,我们须如陈寅恪在《冯友兰 (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今天的我,对于彻底颠覆历史,把问题都推诿给死人的观点,向有微词;而对于重新兴起的某些街头政治,我最多也只是在道义上抱有"同情之理解"。     时代发生了变化。怀特海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它把旧文明的基础打个粉碎。"     现在,我更在意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          *******************************************************************************          别传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戴望舒                当然,大学的生活并非只有这些正剧。如果全是这样的生活,一旦遇上89年的事,难免崩溃掉,好在我们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它有益地调和了我们所遭遇的考验。     当年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渗入学校,人大校园里轰轰烈烈的舞会和咖啡馆,就是我们85级的同学搞开的,还有卖书卖其他商品。     我的班长文学国(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他们,卖的是一本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什么书;曾经当过我们团委书记的杨靖峰(现在是个农场主),卖的是从潮州带来的香烟和TDK盒带,当年他们都挣了不少钱。     不过这些都没有我,我缺乏商业头脑。当时电脑还不流行,我当时做的,主要就是给老师誊写书稿,一千字一元钱,最多的一次,上课下课都在誊写,一天搞了1万7千字,挣了17元钱,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个大数目了。当然,我故乡乡镇企业发达,当时有人编那些名录,放暑假时,我曾骑着自行车,奔波于我的故乡各乡镇,也搞成了3单,挣了些买书和喝酒的钱。     大学时代,我来自故乡的学长们,对我们这些后进,也是提携帮助有加。82、83、84那些学长们,一拨一拨地成了我们生活的领路人。而到后来,我自己也与年轻的师弟师妹们一起,喝酒玩耍。     我大学时代,最大的糗事,就是喝酒。我的同学许小方,大学毕业在我的留言本上戏称:"除了大碗地酒和众多的美妞,你还喜欢什么?每当你得不到的时候,就大喊大叫,这可不好,得慢慢来。"而忠山兄在填写志趣一栏时,写的是:"喜欢同你喝啤酒,白酒可不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的啤酒也还不行)。留言则是:"青岛五星最好,燕京玉泉也中,如果money不够,来点散装也行--酒囊老弟赠饭袋兄"。今天读来实在忍俊不禁。     当时我在我们宿舍酒量应该是排第二(现在肯定第一了,呵呵),89年临离校,我的舍友肖顺平同学,就是瑶族的同学,不服我的酒量,非要比拼一番,于是买来了通化红葡萄酒,烧鸡和朝鲜凉菜,肖同学把通化红倒在饭碗里,一瓶两碗一下子干掉后,然后,倒下了。不过,肖同学现在酒量大有长进,这两年我去南宁,总会和肖同学切磋一番。     我被逼着跟了一瓶后,看他已倒下,原本想收手,但一大帮同学起哄架秧子,结果被迫又连干了2瓶,6口干掉了3瓶通化红!结果是,我已经爬不上我的铺位了(我住上铺),只能躺在下面沈同学的铺位上,半夜吐得一塌糊涂。更要命的是,当时我们住学2楼5层,那个时代晚上停水,半夜起来,什么水都没有,这个难受劲,回想起来,至今不寒而栗。     大学时代,人民大学东门有一个海丰餐馆,就在现在当代商城的位置上,很破败,但那个地方的鱼香肉丝和水饺,绝对地棒,到3、4年级,我们是经常去光顾了。     与师弟师妹们的喝酒,以白酒为主,,至今这个酒局还泰半存活--每年回家,总会与师弟痛饮,而每年师妹从美国回来,也总会一起喝上一口。89年春夏之交,师妹临去之前,壮行酒是我请她喝的。前些日子妹妹从美国回来公干,不到一周,一起喝了两次,分手之时,竟然很伤感,只能短信祝福一路平安生活幸福,嘱咐回家别忘了给我们电话。     当然,也不全是酒。上大学时,我体质不好,早年的哮喘一直缠着我。那个时候,我的体育老师李德印,是太极拳宗师李天骥的后人,而我最早是跟我同学孙双平学太极和站桩的。     孙双平是甘肃庄浪人,我上中学时读过《麦客》,对庄浪很有印象,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孙早年习武,颇有功力。体育课上,虽然只是重学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但孙还是上了这门,李老师看了他的表演后,夸了句底子不错。可惜,我竟没能坚持下来。     偷白菜。偷白菜可不是开心庄园摩尔庄园中的游戏,而是当年北京大学生冬天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并非我们85级独美。     北方的冬天当时有一街景,就是到处堆放着垒得很高的大白菜。大白菜是当时北方冬天的当家菜。一到冬天,人民大学食堂周围的马路边上,到处堆着白菜。当时大学生活还比较清苦,油水少,冬天夜自修回到宿舍,肚子总是饿得慌,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瞄向了路边的白菜,当然,这也有传承。高年级的同学会告诉新进者,晚上煮白菜不错。     一个宿舍的同学总是轮流去偷,经常会撞上其他偷白菜的人。偷回去后,用水洗干净,电炉子上,清水炖白菜,偶尔也会放点盐或者剩下的方面便面调料,但清水煮最常见。也许是因为当年生活实在不好,这样也算是佳肴了。后来跟朋友们聊起,大家都还津津乐道。     偷木板。大学时候偷的,不仅有白菜,还有木板。     有人会问,偷木板干什么?     其实当时大学宿舍里,流行一种时尚,就是用块木板搁在床架上,上面可以放些书和杂物,当时那女生宿舍都有这块木板。2米长一点,20公分宽。我们理论系学生书多,更需要这块木板。不过,这块木板并不是学校配的,而是偷的!     现在想来,很难以置信,哪儿来这么多合适的木板给学生偷啊?     当时我们85级同学的木板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毕业班传下来的。有机灵的或认识高年级同学的,早早就定下了,不过,他们的也是要么是偷来的,要么是传下来的。     另一个途径就是偷来的。我的就是偷来的。与同学去学校的建筑工地偷来的。工地山工人也许是见多了,看到了也只是喊两声,并无其他动作。扛回宿舍后,擦干净,用报纸糊上,往床架上一放,成了。     恋爱。大学本是恋爱的好时光,不过,我发育晚,别人忙着谈恋爱的时候,我正忙着看小说喝酒呢。不仅是我,我们许多同学也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结果成了无故事的人,实在无趣。现在后悔得很。后来跟同学聊起,说我们这一代错过了美好的时光,损失一定要让下一代夺回来,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就有故事。     当然,也就是一乐而已。                    同学之间的情谊,自是山高水长。因为我们曾经一起,经历并见证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转型。     在广州期间,我的那些早已在广州生根发芽的大学同学,无论是否同班,总是喜欢拉着我一起,熟悉广州的风土人情,让我这个新外乡人,感恩于心。而均伟兄是我苏北老乡,党史系,大学期间我们一起在一个班上英语,他在广东挂职期间,竟能通过在飞机上阅读南风窗,通过这本杂志的版权页,认定是我在做,辗转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找到多年未能联系上的我,绝对算是同学情谊的一段佳话。     四年风云激荡的岁月,在万余字的个人记忆里,难免挂一漏万。自然,也有其他考虑,比如方便不方便。我对于博客里的个人记忆,向来是一气呵成,不愿意打磨检查,所以错别字乃至记忆的疏漏都是常见的,但毕竟是个人记忆,也是在博客里公开的,既考虑了个人立场,也基于遵循时代所允许的呈现方式,记忆自然也会有所选择了。     这也算是一点遗憾吧。     逝者如斯,烟云若尘,悠悠往事,付梓以铭。          2009年10月1日夜,10月2日晨,匆匆于旭日嘉园。           上一篇: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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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从“Kony 2012”看网络语言生态的失衡

作者: 韦三皮  |  评论(0)  | 标签: Kony , 2012 我在第一时间转发了这个视频,虽然我很不认同“Invisible Children”的一些做法。 第一,“注意力经济”的确是非常有效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Invisible Children”将这一概念延伸到了公益领域,可以说是一项创新。但这种公益形式在实践中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他们通过网络传播、街头行动等形式力图使Joseph Kony出名,实际上是创建了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平台,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群众运动,有一定的广场效应。广场效应的危害就在于,即使广场上每个人都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来参与活动的,但整个群体的活动却极有可能发生失控的危险。 第二,中非局势之复杂不亚于中东,宗教、政治、能源等容易引发战争的因素一样不缺。Joseph Kony固然罪大恶极,但杀掉他肯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不试图从深层次分析、解决问题,一个Joseph Kony倒下,还会有另一个站起来。我不是说他们的行动毫无意义,只是说做公益、花钱也是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事,如何能将钱和精力用得更有效率,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尽管这个行动存在这么多缺陷,我还是转发以示支持,原因后面再讲。倒是这次事件引发的争论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观察角度,让我可以对网络空间的生态有进一步的了解。在我看来,当前网络语言存在以下变化趋势: 一,两极化。整个网络语言的分布模型就像一个计时沙漏,两头大,中间小。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声音都比较极端。在一些网络论坛上,所谓的“五毛党”和“美分党”相互攻击,旗帜鲜明。有意思的是,由于网络热点不断转移,许多人发现在某场争论中的“队友”忽然成了另一场争论的“对手”。所以这种站队行为往往令某些同学非常尴尬,罗永浩老师就是一枚标准案例。在方舟子反中医的时候他是无限支持,对方舟子每条微博都不加讨论地转发;现在方舟子大棒打到自己头上了,又不分对错地无限反对,说人家是臭流氓。所以说站队有风险,跟风需谨慎。罗素曾经说过,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生活的本源。因此对网络空间我们可以说,参差多态是健康网络生态的本源。这种不允许异己存在的发言方式无疑是对虚拟空间的健康发展很不利的。 二,情绪化。在现实生活中很和气的人,到了网上也会变得极富攻击性。大家都缺乏认真讨论问题的耐心,一开口就是“傻B”。这让我想到了黄侃和章太炎的故事。话说有一天黄侃同学尿急,直接就对着窗户小解了起来,让楼下读书的章太炎惹了一身骚。两人就此对骂起来,谁料越骂越感觉相互佩服,最终黄侃折节拜章太炎为师,传为佳话。但“佳话”毕竟是“佳话”,大多数人并没有两者的肚量和才气。我见过不少同学在网上跟朋友起了争执,结果闹得现实生活中也有了隔阂。情绪化的危害虽是在虚拟空间中产生,但完全可以影响真实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在出口成脏之前先冷静一下,别像吴法天和五岳散人那样搞到非“约架”不可的地步。 三,泛道德化。在这种争论中,阴谋论总是不会缺席。“五毛党”们认为这又是一个美国政府的阴谋,想要从乌干达的石油资源中分一杯羹;“美分党”们认为“五毛党”的阴谋论本身就是中国政府下的一大盘棋。这种现象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所有人都在反对些什么,但谁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反对什么。也就是说你不喜欢狗,但你首先应该定义一下什么叫狗吧,总不能举着一只猫说你看,这狗长得真他妈丑。有时候我在跟别的网友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感觉非常困惑,因为许多人特别容易跑题或是答非所问。甚至有些人骂人都骂不到点上。用一句网络用语讲就是,“我都替你捉急”。在这个事件中,很多事情都是纯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此次活动的运作方式、收费方式是否合理,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很少有人能够就事论事,而是将所有问题都往道德上扯,努力占据道德制高点。 至于这些失衡状况出现的原因,我暂时想到了以下几点: 一,中国人整体精神生活状态堪忧,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积累了大量压抑的情绪。世俗道德的作用压制了这些负面情绪,使之无法转变为负面行动,却没有为之提供有效的疏导。而网络空间是一个可以毫无顾忌的发泄场所,因为大家都处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世俗道德对语言的约束力不再起作用。从这个角度讲,网络语言的暴虐倾向反而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有效地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减少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破坏力。 二,国内网络空间的架构不够合理,各大网络社交平台都在努力“造星”。以新浪微博为例,它虽是twitter的翻版,但又与twitter有很大的区别。新浪微博的技术架构呈现垂直化的趋势,将平台的核心位置交给了少数的明星用户,而普通用户之间的横向交流很难获得别人的关注。这就使得大多数普通用户要么缺乏参与热情,进而沦为“沉默的大多数”,要么尽量采用极端语言“搏出位”,以获取别人的注意力。 三,中国政府的负面作用。网络空间是如今少有的中国人可以自由讨论一些敏感问题的场所,因此对敏感信息的渴求促进了一些网络平台的急速发展。中国政府也试图参与其中以引导舆论,这本无可厚非,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忽视舆论的力量。然而政府参与引导的方式却有大问题。它并非以增加透明度、提供真实信息的方式引导舆论,而是通过雇佣网评员发帖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与控制,这无疑更加削弱了其公信力,并且导致了所谓“五毛党”和“美分党”等网络用语的出现。 现在再来说我为什么转发“Kony 2012”。在看它的宣传视频之前,我刚刚看过一部与之内容十分相关的电影:《机关枪传教士》(《Machine Gun Preacher 》)。这部电影根据山姆·奇德斯(Sam Childers)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事实上,与“Kony 2012”相比,我更欣赏Sam的做法,因为他的做法更直接、更有效,甚至更传奇(虽然以“传奇”作为理由会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Kony 2012”让我感动的地方在于,这种形式激起了成千上万人的同情心。虽然同情心很有可能被滥用,但其本身的高贵毋庸置疑。 有一本禁书叫《戴晴文集》,里面详细描述了戴晴的一九八九。里面有一个镜头让我热泪盈眶。那些参与运动的学生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为了理想而付出多大的代价。当戴晴带领着一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们试图与学生领袖们进行对话的时候,学生们紧紧地将他们围住,请求他们所敬爱的戴晴老师、李泽厚老师为自己签名。在那场惨剧里,有没有真正心怀鬼胎的领导者?肯定是有的。但我们不能就此而否定所有学生们的单纯和执着,以及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而付出的热血。 因此,当人们在讨论八九年的学生,或是今天支持“Kony 2012”的人们时,这样一种论调是我极度厌恶的:这群傻B,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利用了呢?完全有可能。但这恰恰说明了他们的单纯和执着是多么的可贵。你如果能够识破阴谋者的诡计,那就应该理性地将其中的道理讲给他们听,而不是在一旁冷嘲热讽。因此我想对那些自以为看透世故的人们说:你可以沉默不语,但请对人类最高贵的情感怀有一丝敬畏之心。

晚清改革的挽歌

  梁小民      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中央权威的弱化,地方分权的加剧,使清末的这场改革像是一出闹剧。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改革、干部培养的无力,社会矛盾的加剧,还有对外政策的失误,终于把大清帝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也难以为继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清帝国外困内忧,连统治者也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改革成为共识。尽管镇压了康梁的激进式改革,但慈禧还是要改革的,并积极筹划以宪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       不幸的是,这种改革尚未有实质性的动作,大清的名义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先后在1909年去世。上台的宣统仅仅是个三岁孩童,权力在摄政王载沣手中。载沣是当年的“八〇后”(出生于1883年),有年轻人的雄心和锐气。他领导了中国封建社会--如果按传统习惯把清朝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最后一次改革。不过这场改革以失败告终,清王朝灭亡了。澳大利亚籍华人雪珥的《国运1909》描写了这场改革的经历。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场为中外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它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有什么启示?       鸦片战争前的大清帝国尽管已经矛盾重重,但上下都处于自我陶醉的状态,完全没有危机感。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这种状态,以后又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二次鸦片战争,统治者这才有了变革的念头。最早的改革应该从洋务运动算起,但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以后又有自下而上的戊戌变法,仍以失败告终。慈禧虽镇压了戊戌变法,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她主要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载沣的改革是这一系列改革的继续,但即使没有辛亥革命,这场改革也很难成功。其原因何在?       改革和革命都是要改变一种制度,而不是改善旧制度。它们的区别在于,改革是用渐进的、改良的方式,革命则是用激烈的、流血的方式。英国的改革和法国的革命都是要摧毁旧的封建制度,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方法不同,一种是改良的,一种是流血的。改革和革命可以同样实现社会进步,但改革付出的社会代价低于革命。所以,历史地看,选择改革的方式更为合适。不过改革要能成功,出发点一定要是从根本上摧毁旧制度,而不是完善旧制度。所以,改革的成功要从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开始。离开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改革就不能成功,革命也只是用一种形式的旧制度取代另一种形式的旧制度,付出了鲜血,最后却无非是新的统治者取代了旧的统治者,制度的本质并没有变。改革或革命采取的方式同不同并不重要,关键是对旧制度的态度,没有对旧制度的否定,任何改革或革命都不能成功。欧洲许多国家用改革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制度转型,关键就在于启蒙运动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       晚清以来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开始,到载沣的改革为止,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明了这些改革的目的是要维护封建专制体系的“中学”,而学习西学的船坚炮利或宪政,都是为了维护这个体制。因此,没有一场批判这种体制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认识这种体制的根本弊病。应该说,中国从未出现过一场彻底的启蒙运动,即使有五四运动对封建体制的批判,也是感情的发泄远远重于理论的批判。所以,尽管清王朝灭亡后有许多次改革或革命,但封建制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甚至变本加厉。清王朝灭亡一百年了,但思想解放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回到载沣的改革。载沣改革的目的当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而是要改善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从根上就是烂的,改善是不可能的,要做做不到的事,哪会成功?对旧制度不是彻底摧毁而是修修补补,这样的改革失败是迟早的事。载沣所实行的宪政改革,实质上应该是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无非是采取“虚君共和”的缓和方式。但载沣绝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权力,这时宪政就徒有其表了,用宪政的假民主来掩盖封建的真专制。这样的宪政,古今中外有成功的案例吗?       任何一次不流血而又成功的改革都是由上而下的,不可能采用推翻现有权威的手段。这就要求最高统治者有见解,有胆识,有魄力。清末这一次改革的失败,正在于当时领导改革的实际执政者载沣缺乏这种人格。作者把载沣的软弱解释为宽容,我不这样认为。汪精卫暗杀载沣放在哪一个时代都应该杀头,但载沣予以了宽大处理。这既破坏了法制,又表明了当权者的虚弱。我觉得载沣的胞弟载涛对乃兄的评价--“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是恰如其分的,绝非作者断言的“如不是谬见,就是违心之论”。由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主持改革,不难想象改革的结果会是什么。在改革之初,还是需要权威来推动改革的,没有权威的改革不可能成功。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的成功,正在于有邓小平这样一个权威。伟大人物的作用,就在于在历史转折的时候拨正历史前进的方向。载沣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魄力。       在中央失去权威的情况下,清末的宪政改革先从建立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开始。改革不从经济入手首先解决民生问题,而从政治入手建立西方式议会,这在顺序上就有点急进了。而且,清末中央已无法控制地方政府,地方宪政的改革使地方议会与督抚联手向中央索要更大的地方自主权。这样,议会没能成为民主政治的载体,反变成各色人等捞取政治资本和实现个人及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民主走了样,改革就无法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超前的伪宪政改革实际上成为清朝灭亡后地方独立、军阀混战的起点。       清末宪政改革的结果是,政治体制并没有实现民主化,只是把中央的“大专制”变为地方的“小专制”:权力切开了,而专制的本质没变。其结果已如作者所言,“一方面,政治上不断地分权、放权,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财政、组织人事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很多好的设想难以推行,或推行后果严重走样;另一方面,在日益激进且不需要考虑全局行政问题的地方立宪人士看来,改革的胆子依然不够大,步子依然不够快。”可是,这种方向错误的改革,胆子越大,步子越快,岂不是问题更多?       李泽厚先生认为,改革的顺序应该是:发展经济,保护人权,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没有经济的发展,其他政治诉求都是空想,而在政治改革中人权与社会正义应该先行。相对其他而言,民主是奢侈品。清末宪政改革的根本弊病,正在于把一些与民生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束之高阁,奢谈宪政民主。这样的改革必然很难推行下去。我想,载沣这个“八〇后”毕竟太嫩了一点,他生长于富贵之家,很难知道老百姓的需要是什么。由这样的人领导改革来挽救大清,当然是缘木求鱼,问道于盲。历来的改革,一靠政策,二靠执行力。正确的决策来自决策者,而执行力则来自各级官员。没有一大批有能力有改革精神的官员,即使政策正确,也不一定能得到好结果。专制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官员,尤其是清王朝这样停滞腐败的专制制度下熏陶出来的官员,有私心,有心计,却缺乏能力。作者认为,“大清国‘官场如赌场’,大家都在试身手,鱼龙混杂。敷衍了事的人,雄心勃勃的人,或钩心斗角,或与世无争,或逆流而上,或就坡下驴,唱高调,唱反调,荒腔跑调的比比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这些国之栋梁、人中之龙忙着拨弄自己的小算盘,而他们掌管着的是大清国‘上令下达’与‘下情上传’的要道,一旦堵塞,颟顸无为,后果可想而知……”。官员队伍素质差,执行力差,是大清末年改革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高层的人物中,袁世凯还是有能力、有权威的,也属于改革派,但在载沣时代已被放逐了。张之洞也曾是改革中坚,这时已年老力衰,被作为“图腾”供奉起来,很快便去世了。有实权的庆亲王奕劻则是“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这样看来,由载沣领导的这个中央领导集体没有领导改革的能力就不足为奇了。在省一级的官员中,陕甘总督兼陕西巡抚允升尽管锐意改革,但由于“大跃进”式的做法而激起民愤,“被辞职”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曾出国考察各国宪政,也是旗人中坚定地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官员,却由于严重违纪(慈禧葬礼上大不敬)而被“双开”,以后又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带兵入川,为哗变士兵所杀。更多在位的官员贪污腐败成风,至于基层,则是官员“流氓化”。这样的干部队伍,即使再正确的政策也会遭到歪曲或失效,何况“大和尚”念的经本身就歪了。       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中央权威的弱化,地方分权的加剧,使清末的这场改革像是一出闹剧。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改革、干部培养的无力,社会矛盾的加剧,还有对外政策的失误,终于把大清帝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也难以为继了。       给大清帝国致命一击的,还是经济。政府的指导思想还是要国强的,然而从民办铁路来看,“民营资本不仅先天疲软,而且其腐败与内讧因比国有企业缺少监督和制约而变本加厉。”所以就由政府亲自办铁路。但政府没钱,只好举债,既借外债,又发行债券借内债。爱国公债变为误国公债,股市的投机又给混乱的金融市场火上浇油,开滦煤矿被英国人实际控制,国有的招商局成为“豆腐渣工程”,民营企业家走官商结合之路,纷纷捐官,官办的经济特区、国有企业成为“腐烂的根基”。这一切与其说是经济改革,不如说是“经济折腾”,其结果是使经济更为混乱和恶化。当一个社会经济混乱到这种程度时,就连上帝也无能为力了。       大清末期的改革是师法日本的,于是赴日留学成为时尚。不过一旦把留日和当官联系在一起,留日也成了一场闹剧。中国不少青年人到日本不是要学习日本的经验,而是要换一个回国可以当官的文凭。这样,日本就出现一大批专为中国留学生服务的“克莱登大学”或“西太平洋大学”,中国去的留学生,只求一张真假不论的文凭。当然,这些留学生中也不乏鲁迅这样的优秀分子,但我们比较一下去西方和日本的留学生就不难发现,留日的学生倾向革命,而留学西方的学生倾向改革。留日的学生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力,推行这样的留学政策,大清帝国岂不是为自己培养掘墓人?       这种混乱的改革,无论最高当权者的愿望有多善良,最后总是被大大小小的官员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改革的进展与民怨同比例上升,改革越深化,群体事件越多。仅根据官方的《大清历朝实录》记载,1901年至1910年间,群体事件达到几百起,如果加上各地瞒报的,则高达一千三百多起,而且更多地集中在1909年至1911年间。清政府缺乏权威,也没有财力,对各种改革只能“给政策、开口子”,允许各地自筹自支,这就把改革的成本化为各种苛捐杂税,而各级官员趁机层层加码,群众不堪重负,只好起来闹事。办警政,办教育,人口普查,本来都是好事,但当这些好事要人民出钱办时,人民就不干了。《国运》中举了江西宜春办教育引发的一场动乱,还有鱼米之乡浙江嘉兴因受灾引发的群体事件。当时,类似的事件比比皆是。列宁曾经说过,当上层感到统治不下去,下层也感到生活不下去时,革命就要爆发了。清末正是这样的局面。       给这头即将倒下的“骆驼”加上最后一根“稻草”的是外交。一国外交的成败,不在口舌而在实力。面对日本、俄罗斯和英美等列强在中国瓜分利益的欲望,大清王朝已无可奈何,对内软,对外也硬不起来。国家主权的丧失加剧了政权的垮台。到了这时,正如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说的:“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清朝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从洋务运动以来,一场以挽救大清帝国为目的的改革终于失败了。总结这场改革,对我们的意义不仅仅是回顾历史。《国运》一书总结的是这场改革最后三年的历史,作者雪珥先生用的是报告文学的写法,尽管不是十分严肃,但读起来更有趣,也更轻松。不过轻松笔调背后的历史决不轻松。让我感到沉重的,并不是大清的灭亡,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顽固。从形式上看,大清灭亡,封建专制也就结束了,但实质上封建制度的亡灵仍然阴魂不散。这是我们在未来的改革中要彻底解决的问题。      原载《东方早报》

爱思想 | 张曙光: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张曙光: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进入专题 : 中国历史 大趋势    ● 张曙光(北师大)       不懂中国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梁启超先生大视野,说先秦以前的中国是“中国之中国”,清乾隆之前的中国是“亚洲之中国”,之后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我读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思想史家著作,参照先哲与时贤相关论点,形成理解中国历史的初始和边界条件,及九大节点之见解,刊布于此,以飨读者并求方家与识者指正。          对中国历史持续发挥作用的自然条件及其作用:          人类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说仍无定论,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并无决定意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国东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其对人性、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持续的影响,这一自然环境,导致发源于黄河长江等流域的内陆文化,呈半封闭状态而包容性又极大。          古代中国人长期面对的是这样一组文化类型和矛盾:          一是在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农业文明与周边文明和社会的对比,形成“夷夏之辨”,从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经所谓“五胡乱华”等等,一直持续到满人入关,甚至西学东渐,导致作为中华民族之主流的汉人,成为最不纯粹、最能在文化和信仰上兼收并蓄的民族。一般来说,自然地理条件的作用与人的能力成反比,但它永远参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人的性格和气质。          二是从部落到国家形成,以及大江大河的治理所需要的统一管理机构,推动集权统治及其所代表的秩序,与分散的广大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自主性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          以上两点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运动的基本张力。          但是,自西方列强经由太平洋打开中国门户之后,太平洋这一传统中国的天然屏障,如今就象当年的地中海,已成为世界的内湖,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互动的大圆桌。          (参见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许倬云、冯天瑜等)          一,中国的神话时代到尧舜禹时代:          人类以神话与传说追溯远古,并形成最初的文化形态,中国亦不例外。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系统,以及基督教的创世说有相似或相通之处,如从混沌到分化、神性与人性的某些相通又是人所不能企及的、基督教上帝的创世造人,但亦有显著区别。          中国的神或传说人物,要么是创世者和人类的缔造者,要么对人类有大功——如盘古、女娲,还有三皇五帝,且既不象希腊诸神那样有人的各种缺点,也不象旧约的上帝那样对人刻板、严酷。三皇五帝大体生活在公元前1万年到2千多年前,已进入父系社会。在黄帝时期及之前,“人神杂糅,不可方物”,传说天上的恶神如蚩尤、刑天、夸夫都曾到地上捣乱。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天上与人间各恢复其秩序,其实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神意的解释权归颛顼和大巫重,由此开始了政教(原始宗教和人文教化)的统一。          尧舜禹的事迹见于《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又见《礼记》、《史记》,处于从部落走向国家的阶段,仍保留氏族社会民主和推举贤能的遗风。所以“尧舜”的时代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理想时代,并成为士人批评专制政治的重要资源。          (参见徐旭生、张光直、苏秉琦、袁珂等)          二,启的家天下,经殷商再到西周的分封制:          从尧舜的禅让到启家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诞生。夏、商帝王还是各氏族之共主,政治上的统一性相当松驰,但是,血缘家族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却已结合在一起,为“家国”宗法社会之滥觞,开启后来4千余年“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基本矛盾,即一家一姓之王朝与广大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矛盾关系。          周“封土建国、以藩屏周”,立71国,属于姬姓亲属者53,与周天子的关系为大宗和小宗,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又见《荀子》);其余或为功臣,或为殷商遗族。社会组织与秩序之主干为体现“尊尊亲亲”的宗法和礼制。——与欧洲封建制(典型为英法)的重大区别,在于西周的封建靠宗法,欧洲的封建靠契约。          周天子的统治有些仍是名义上的,如“楚”地;而虽为分权,毕竟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中国独特的“天下—家国”结构。          (参见郭沫若、张光直、胡厚宣、李学勤等)          三,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的“大一统”:          秦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在“经营权”由皇帝和遴选的官僚协助“帮办”这一点上,有些类似家族式企业的改制,只不过“天下”的“所有权”更为明确并被强化。贵族世袭制虽未由此终结,却无复礼乐文化之光表。秦承认、鼓励了井田制瓦解后的自耕农经济(法家),由此,中国形成小农经济之上的政治“大一统”,从封建之分权走向专制之集权。          后来,汉武帝分别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桑弘羊“盐铁酒官营”的建议,“国营”即“皇家私营”消灭了民营;后来酒改为税赋;从此建立“官学”“官工”“官商”体制,对社会的思想学术和经济命脉都加以垄断,形成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纲领即有别于秦政的“柔性专制”。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至今中国仍然未能走出其阴影,——如以“举国体制”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参见吕思勉、翦伯赞、徐复观、朱绍侯、高敏、刘泽华、晁福林等)          四,儒道法释之思想和意识形态:          春秋战国时代,天命衰落,人文兴起,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法,为中国后来二千年的传统社会奠定了思想和观念性文化的框架,虽宗旨有别,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亦有别,但从哲学上言,儒道皆欲究天人之际,共同的基本旨趣则是顺天应人——道家推崇天道,儒家将天道化为仁道,都有重视经验、直觉和讲道理的特点;法家则更重工具理性。          历史地看,儒家后来被独尊,在于它从家庭血亲情感出发,讲仁义(孝悌忠信),对“尊尊亲亲”的礼制起的维护作用最大。以今观之,儒道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天下”和“道”(天道、仁道、王道)的观念,讲的是天下的道理,也是所有人的道理,而非哪一家、哪一国的道理,可统称“天下主义”。后来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近代的康梁、孙中山章太炎等对此都有继承和新的解说。时称显学的墨家则在助秦吞并六国的战争后融入秦的官僚体制。          自西汉传入的佛教经玄奘和慧能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从此,儒释道在中国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三足鼎立,从总体上反映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矛盾:公天下与家天下、统治者的无限威权与被统治者的无权利、政治统一和分裂、农耕与工商、传统家庭家族与成员个体、世人“居家”与“出家”的二元化的生存景观,以及基于家国共同体的儒学的问题——人文儒学与政治儒学。          (参见钱穆、熊十力、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蔡尚思、何兹全、余英时、何炳棣、李泽厚、金观涛等)          五,从南宋至满清灭亡,中国二千年帝制终结:          原则上,积弱之南宋灭亡于金,表明中国农耕文明己呈颓势,这从南宋之后,金辽元明清五代除了明,皆为处于部落阶段的少数民族问鼎中原即可看出。至有明一朝,废除宰相,君主专制真正成为君主朝纲独断,官僚系统作用大降,同时也就进一步为后宫、阉党等趁机干政,为祸不断提供了条件,更清楚地表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及其政治模式的衰败,为帝制终结埋下伏笔。          满清不仅家天下,且由于其处于部落后期,内部为主奴关系,将中国历史上薄弱的君臣相对关系彻底消除,汉臣以成为皇帝的奴才为荣。实为政治和文化上最专制之王朝,如无外部和社会下层的巨大压力,几无君主立宪之可能。从慈禧(或军机大臣刚毅)“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之说中亦不难看出,满清统治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放下身段与过去的奴才们“虚君共和”。          认为中国皇权专制政体会在满清手里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而将此一可能消除并导致后来中国秩序大乱,归咎于康梁等人的“激进”,道理是不充分的。          (参见章太炎、梁启超、邓广铭、吴?i、陈旭鹿、沟口雄三、黄仁宇、商鸿逵等)。          六,西学东渐,列强入侵,西方文明对中国形成“压迫”与“示范”双重效应:          中国先后爆发近代三大运动——洋务、戊戌与五四,全面触及传统文化的器物、制度和观念几个层面。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和政治成为两个最为活跃和关键的领域,文化运动较政治活动更具基础和长远意义,政治活动较文化运动更具主导和时效作用,并且通过诉诸武力掌控局面,远较其他选项更具现实可能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大意义与辛亥革命。          在国内外矛盾和压力下,激进主义由思想文化而政治经济,中共的“新民民主义”的实践效应。中西之争及激进主义反应导致的一系列悖论——如“话语”、“观念”和“思潮”甚至体制形式先行,与社会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阿Q这一形象则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可称之为“悖论中国”。          这一悖论也突出地表现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的民国以及后来的各种事变中。总体上,中国不得不从“天朝上国”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变。          (参见陈独秀、费正清、梁漱溟、蒋廷黼、李泽厚、黄宗智、章开沅、马克??、桑兵、罗志田、郑师渠等)          七,从传统“家国”到冷战时代之半现代“党国”:          在苏俄的巨大影响和支持下,中共通过发动工农打败“国军”赢得政权,取代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被两大阵营所撕裂,冷战格局及其思维主导中国内部、海峡两岸,中国从传统“家国”步入“党国”阶段,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极端主义互为表里。两岸之间意志较量,情感用事,而理性被边缘化。          大陆既与西方对着干(后来又与苏联),亦与传统对着干;最后陷入“十年浩劫”,传统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的家长制集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经济政治濒临崩溃边缘。不得不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之主流,采取的基本方式与东亚的开明威权政治并无实质区别。          (参见胡适、唐德刚、柏杨、顾准、王元化、金耀基、列文森、柯文(Paul A.cohe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金观涛、高华等)。          八,全球化趋势下大陆市场取向、台湾多党政治:          冷战以苏东剧变终结,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走向全球化。在此大背景、大气候下,邓小平推动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五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社会出现分化和多元态势,同时受到许多深层结构和体制问题的严重困扰。          与大陆改革开放相伴随,台湾在蒋经国手上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现代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秦之后二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迈出了从“党国”向真正“民国”转变的关键一步,市民社会开始确立,其功绩将和邓一样载入中国现代史册。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从农耕文明主导转向工商文明主导的过程,也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过程。客观上只能是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为主,中国传统文明为辅。在文化形态上表现为大陆型文化与海洋型文化的互动。          (参见汤因比、池田大作、殷海光、雷震、柏杨、龙应台、吴敬琏、杜维明、杨奎松等)。          九,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          从作为现代传媒的报纸的面世、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博客、微博等书写和发布形式,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它不仅推动了知识的普及,打破了信息的官方封锁,在信息方面使中国与世界得以同步,更是为各种利益的诉求、观念的表达、交流和思想的论辩提供了平台。          互联网的普及意味着在官方传媒之外,形成了一个半体制外的公共空间,靠封闭、垄断而得以维系、延续了几千年的愚民政策行将终结;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公民社会的建设由此获得重要的技术条件和推动力。它也充当着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重要机制,呼唤着人民的自由结社和民间组织的出现。                    结语:          直接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变始于1840年,但其实这一转变在沃勒斯坦所说的西方形成“世界体系”的16世纪己经确定。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根本上系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压迫与“示范”这双重作用,此压力与示范既导致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之争,亦大大激化了中国自身的矛盾,并终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西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向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变化。          尽管官方为了维护现行体制和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实际的体制和作法,没有超出“新民主主义”,至今也还是要完成中山先生的“民族、民生、民权”——即民主主义的任务。称“社会主义”又不得不给出“初级阶段”的说法,造成思想理论的种种混乱,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之大趋势,应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作一选择。          目前为止,作为理解和指导中国社会的学术总体上属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选择、变通或变形而已,真正的思想理论创新仍然有待中国人对中西古今资源的充分消化和近代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入总结。至于有人以所谓政治儒学指导中国政治建设云云,根本无法落实于制度层面,只能起到某种观念的意义。          中西思想观念在今天之中国,既相反相成,又相通交融。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文文化方面,且不能拒绝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倒是,中国世俗文化遭遇西方现代世俗文化之后,变得更为庸俗、粗鄙,严重侵蚀国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妨害社会合理的分化和理性化。在文化问题上,威权政治和党化意识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          这进一步证明,中国的问题,直接在“政治”,间接在“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必须相互分化,而又良性互动,中国才能成功实现转型。          在此大背景下,考虑中国思想理论的“主体性”问题,如不能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取与西方思想理论“对着干”的态度,其能否成立,不难判断;而以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特点”或“特色”,中国与西方没有民族利益之争,也是幼稚之见。          ——英国不同于美国、欧洲大陆不同于英美,皆有特点或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当更显著,尤其是影响政治运作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而言,但并不能决定社会根本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举措,几乎无不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决不可因一时有效而将其固化,这方面教训实在多多。在中国当代社会形态与思想理论上,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只有“更世界”才能“更中国”,即中国传统文化真精神——如天下主义、仁爱思想、王道理念、和而不同、差异互动——只有借助与西方和世界文化的对话、碰撞与交融,才能刮垢磨光、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文中所列“参见”学者,仅为笔者读书所及之部分学者,并非刻意罗列,更无关其在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之地位)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教授         进入专题: 中国历史 大趋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6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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