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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要闻(7.12)——教育不是为政治势力培养人

作者: 信力建   1.谢泳:民国教育不是没有问题,但它的问题是具体问题,比如教育的平等性、教育设施的完整性、教师的短缺、教育的基础薄弱等,但民国教育的制度设计没有明显缺陷,主要指教育独立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虽然有一些当时意识形态的课程,比如三民主义、党义等课,但在实际教学中,它形同虚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教育独立的观念基本建立起来了,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人,为社会培养人,而不只是为某一政治势力培养人。 2.李炜光:现代税制核心的是治税权。税权一定要掌控在人民手中。人民可以出让一部分权力,比如说日常税收的征收、管理,可以由政府去做。但是它的前提是必须要经过人民的同意,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批准、立法、授权的程序。所有这些都履行完了,政府才可以合理合法去履行它的管理权。税收的统治权核税收的管理权两者相加,才是完整的税收权力。 3.邱震海:理性精神的缺失,导致了中国人集体精神世界的某种不成熟。这种缺失,就像足球场上那个“可恶”的守门员,将中国人的聪颖放进了球门,而将成熟永远挡在了门外。因此,世界看到的中国人,是一群非常聪明,但某种程度又不甚成熟的中国人。聪颖和不成熟,就这样浑然合一地“缝合”在中华民族集体精神世界的深处,不但让世界困惑,同时也让中国人自己时常感到迷茫。 4.7月8日,济源城管监察支队数十名队员到市政府大门口,打出“如此工资待遇,何以养家糊口”的横幅,反映工资待遇较低问题。早在2009年6月17日,济源城管监察支队的数十名队员就曾因工资待遇低到市政府上访,喊的口号是“我要生存、还我尊严”。 5.7月11日下午,习近平到平山县西柏坡参观。他对当地干部群众说,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 6.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报告》,检视全球107个发达及发展中国家涉及粮食价格承受力、可获得性和质量等核心问题。报告显示,中国的粮食安全指数位列全球第42位,属于中上游。 7.美国调查者称,当韩亚航空失事客机在泥地停住时,几名机长曾要求乘客坐在座位上不要动。直到一分半钟以后,乘务员发现机身着火,才下令乘客撤离。在此紧急时刻,两个本应向外展开的滑梯竟弹进了机舱里,让一名空乘受伤。 8.人民日报:德国经济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德国民众收入差距不平等的原因中,有40%可以归结于家庭背景差异。德国“拼爹”现象远比一般人预想的严重。父母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较高者,他们的孩子进入社会较高阶层相对更顺利,反之则阻碍重重。美国“拼爹”情况也严重,白手起家者凤毛麟角。 9.一项调查显示,在图书馆里,学生们不只是看书,还会忙着发短信、上社交网站、网购甚至睡觉,从事与学业有关行为的人数比例为59%,从事与学习无关的行为的学生比例为37%。通常学生们在周一的学习效率最高,而最容易在周四和周五开小差。 10.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11日公布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韩国人有98%的人认为“日本的谢罪不充分”,而中国的这一数据只有78%。菲律宾是47%、印度尼西亚是40%、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均为30%。而日本人中,有28%的人认为谢罪“不充分”,有48%的人认为“已经足够”,还有15%的人认为“不需要谢罪”。 11.由于中国的食品安全、大气污染等问题,很多跨国企业瞄准了这类商机发国难财。空气质量下降了,日本品牌的空调和空气净化器的销量却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频发的质量问题让中国制药陷入信任危机,目前,三甲医院使用的药品近五成为外资品牌,进口药已经占到了国内市场的一半以上;查出镉超标的毒大米前泰国大米在我市的大米市场份额之前一直保持在5%—10%左右,一年也就销个几万吨,但“镉大米”事件后,泰国大米销量增加了约5%。 12.中石化党组书记傅成玉:中国石化资产总量已从30年前的210亿元发展到2012年的19568亿元,增长93倍,中国石化郑重向社会承诺,凡是环境保护需要投资的钱一分不少;凡是不符合环境保护的事一件不做;凡是污染和破坏环境的效益一分不赚。 13.曹锦清:中国目前这个政体是承担了它的使命的。至少满足我认同的三个价值: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对当代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来讲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今天还在引领这个民族,完成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历史重任,这个历史重任还在,也就是“天命”还在。 14.古代治理官员私生活出狠招,严禁“二奶转正”。时下被人们所热议的“二奶转正”现象,在古代叫“妻妾失秩”,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可以,违者受惩。唐、宋法律规定,以婢为妻“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明、清法律对此行为责罚减轻,不再流放,而是改为杖责。 15.民航方面调查表明,近十年来,北京、上海、广州三大机场飞行流量每年递增10%以上,航路一度相对拥挤。此外,遇上重要飞行、科学实验、上级发出的禁航令等情况实施的管制,也加剧了拥挤。目前我国空域民航使用范围只有20%,80%为军用或者处于控制范围。如果十二五期间得不到改善,民航领域将有15%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16.据统计,在印度,15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中,只有15%的男性和女性接受过性教育;在青少年性教育的问题上,印度政府已经纠结了超过20年,但性教育计划最终胎死腹中。原因是支持性教育者不满这项教育的重点在于通过宣传节欲和一夫一妻制来防止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染疾病蔓延;反对性教育者则担心这种教育会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导致青少年怀孕和乱交现象泛滥。 17.在日本,乱丢垃圾是会被判刑的。据日本《废弃物处理法》规定:胡乱丢弃废弃物者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如胡乱丢弃废弃物者为企业或社团法人,将重罚3亿日元。 18.据了解,希腊失业率创新高,已经超过西班牙成为欧洲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今年4月份公布的2012财年失业率达到26.9%,这个数字是从2006年Elstat开始做这项统计以来的最高数字,是2009年经济危机开始时的3倍,超过西班牙一倍。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未来的12个月内这一数字还会继续上涨。政府为了节省开支将进行裁员,教师、学校保安、市区警察和技术人员等职业将首当其冲。 19.据了解,多起水体收到重金属污染的事件都有相似的地方——水质监测预警,死鱼比环境监测站可靠。水产部门和环保部门的采样检查,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发现水中的含氧量合格,并没有检测出重金属污染超标的情况,要等到出现大量的死鱼,才发现污染。 20.深圳自2007年实行聘任制公务员改革以来,现有聘任公务员3200余名,但目前为止无人解聘,仅有11人因个人原因辞职。有人质疑,聘任制公务员制度旨在打破公务员铁饭碗,这一初衷并未很好体现。深圳市人社局回应称,如今3年考核还没到期,这是无人解聘的最主要原因。工作合格就是考核通过,不是有多少人被解聘就是考核严格。

李炜光:中国急需成为一个税收国家

李炜光:中国急需成为一个税收国家 李炜光:中国急需成为一个税收国家 税收国家就是这个国家是由税收养活的,必须明确这一点——国家,机构,每个官员每个公务人员,他是吃财政的饭的,他是由税收靠亿万纳税人的血汗钱给养活起来的,这个关系得先理顺了。 中国急需成为一个税收国家。什么是税收国家,税收国家就是这个国家是由税收养活的,必须明确这一点——国家,机构,每个官员每个公务人员,他是吃财政的饭的,他是由税收靠亿万纳税人的血汗钱给养活起来的,这个关系得先理顺了。 真正提供税收的是普通纳税人,他养活这个政府,不是政府养活自己。政府国有企业交的严格说它不是税收,而是利润,是租金。但这个已经混淆了多年,政府抓着一百多个大型央企,认为可以养活自己,这叫财政幻觉。而且很多老百姓还认为是政府在养活我们,完全颠倒了。 分享到: 本文地址: http://www.jrjia.com/2012/03/10/2012.shtml

韦森 | 以预算民主建设推动中国社会转型

2011年11月30日 09:57:07    以预算民主建设推动中国社会转型      ——韦森教授就中央政府部门“三公经费”公开问题答记者问 本文以“中国首先需要预算民主”为题首发于2011年8月3日《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940      (现为全稿)        【编者按】 最近几年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对于中国的财政收入和预算公开问题多有论述。他还与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蒋洪等学者一道,不断向公众普及预算民主概念,并认为这将是未来中国政改的一个突破口。近日,就中央政府部门“三公经费”公开问题,韦森教授接受了国内一家刊物记者芦垚的采访。FT中文网经韦森教授同意,将此文刊发于此。          “三公”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       记者:这次中央政府所属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已经进行了一些时日,最近社会上和网络媒体议论很多,对此您如何评价?       韦森:迄今为止,中央政府所属的80多个部门迄今已陆续公开了自己的“三公经费”数字。这“三公经费”公开,才推行一年多,在刚开始试行的时候,问题肯定有不少。中央政府所属的98个部门,肯定都有比较好的会计师,知道会怎么做账,知道公布哪些数据对本部门最有利,或者给本部门的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在现在这些数据还没有被审计之前,还不能完全信这些数据。       但必须要肯定的是,这至少是当代中国政治和政府体制改革中一项重要进步。近两年来,国务院和财政部已经多次敦促中央直属部门和地方政府公开自己的“三公经费”数据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2010年3月1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吁求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主动公开自己的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2011年1月18日,财政部又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的意见》,要求基层政府进一步加大财政专项支出预算的公开力度,特别是要重点公开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以及“三农”等方面的财政专项支出方面的信息,并明确列出了45项财政专项支出的细目。2011年5月4日和7月6日,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国务院常务会,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政府财政预算公开工作。会议要求98个中央部门要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增加部门预算和决算公开的内容,并要求到6月底要公开 “三公”消费和其它行政经费支出情况。这些事实说明,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要从预算公开、财政透明来推动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大方向是应该肯定的。       记者:国外并没有哪个国家有“三公”消费的统计口径,而目前我国财政公开并没有很好的制度和法律基础,这样直指敏感的“三公”,是不是一种跃进式的措施?       韦森:实际上《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都没有关于“三公经费”的明确规定,但是这些年来学者和社会各界对此议论甚多,要求公开的呼声很高。社会舆论的很大部分,都直指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舆论都在讨论,大家都在“逼”,使得问题一下超前了。这是社会各界通过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推进中国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一个结果,一个例证,这也颇具当代中国社会的特色。       我曾在澳大利亚学习工作13年。记得在澳学习工作期间,一直是工党执政。澳洲工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连续执政十几年,自由党后来经过4次选举失败后才上台。由于长期在野,自由党的一些领导人并不熟悉政府机构的具体行政运作程序。上台后他们遇到一个情况是,很多议员和部长住在悉尼,要到堪培拉上班,来回要报销飞机票和其它交通费。这些人在野了十几年,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很多人在报销往返交通费的时候,稀里糊涂地把儿子和太太的也报销了。在野党工党后来把这种事给逮住了,追问这个事情,结果几个部长因此被迫辞职了。       这个例子说明,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在野党就看着你做什么事情,处处“找茬”,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要腐败,也比较难,且每一项大的预算花费支出往往都要经过议会争辩和投票通过才能花出去,所以没必要像我们一样要专门公开“三公经费”。中国没有预算民主政制,无人、无法从财政体制上监督和制约政府的花费和支出,便出现了今天的政府部门“三公”消费问题,故这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现象。       要认识到,“三公经费”,只是我们政府行政体制运作问题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问题是,巨大的政府财政收入到底是如何花出去的。譬如,每年发改委的一个个项目的钱,是怎么决定的?是如何批下去的?我有个学生在一个地方发改委,一个科上头批下来的经费都花不掉,甚至不知道批给谁,如何花。种种明目的款项是怎么拨下去的?有没有腐败在里面?       这次公开的“三公经费”中,国家税务局的花费非常庞大,但国税局的人下去,又有几个自己掏腰包请别人吃饭?这样的部门还有这么大的三公消费,这里面有没有问题?       比如汶川重建,为什么要拨一万亿?什么叫预算?真正的预算应该是汶川报给绵阳,绵阳报给四川,四川报给中央,然后中央根据地方报上来的重建经费需要来拨款。但是,实际过程是怎样的呢?地方还没报呢,上面一拍脑袋,一万亿就批下去了,挺爽的。后来媒体也注意到了,汶川根本花不掉这些钱。怎么办?买豪华车,盖大楼。       要知道,这是从纳税人手里收上来的,发改委一拍脑袋就给拨下去了,这个连计划经济都不如,计划经济还有投入产出表。现在发改委拨款,好像很随意,人大有没有监督和审议制约,这样下去还了得?我们现在有10万多亿的预算盘子呀!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一点点预算资金了!       两任审计署的署长李金华、刘家义通过审计都承认,中央部门每年拨的款都花不掉,故有媒体所常说的北京中央各部委的“八月份之后现象”,要突击花钱,要把财政部和发改委拨的款突击花掉,不然下一年的拨款计划就减了。结果审计署每年审计出来的“问题资金”,光中央五十多个部委每年都400多亿。“三公经费”只是这个大的财政体制和政府运作体制问题的一个小问题而已,只是整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概言之,我们的财政不是量需为出,整个逻辑链是颠倒着的。       记者:所以社会舆论热议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只是一个切入口,背后是民众对于财政税收浪费的不满。       韦森:这些年来税收高速增长,大量的税收被庞大的行政机构花掉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所透漏的信息,2005年全国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按他透漏的数字计算,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比26。这一比例的精确的数字我们没有计算,但目前我国“吃皇粮”占人口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这应该没错。最近中央直属行政部门公布出来的“三公经费”数字,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的反映。       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竹立家前几年曾计算过,全国的公车消费是4000多亿,但当他说出这个数字时,原来全国大致只有400万辆左右的公车。现在有人估计说,目前中国有1000多万辆公车。如果是大约是这个数字,那全国公车消费总量现在岂不要上万亿了?这是个什么数字?       把政府机构三公消费支出与我们全国的医保支出相比,就知道这个数字是多高了。国外医保支出是财政支出最大的一项,一般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几。在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医保支出比例均达到GDP的17%左右。我们国家的呢?全国医保财政才拿出多少钱?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投入总额占GDP的比重还不到2%。按照温家宝总理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透漏出来的数字,2009年中央财政投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才1277亿元(尽管增长了49.5%!),而按照财政部《2009年全国财政支出决算表》中的精确数字,2009年全部财政支出中用在全国医保上的钱,才1892.21亿元,这在2009年的政府7.63万亿元财政支出中又占多大比例?话说回来,政府收税是干嘛的?我们政府征到的税,又有多少和多大比例真正用到纳税人身上了?          财税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     记者:“三公”消费之所以如此惊人,主要还是得益于政府税收的高速增长。但是如果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改革重启,1994年的分税制使中央财政强大起来,无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财税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       韦森:对。正是随着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政府税收超高速增长,我们似乎正在形成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一个如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霍布斯所言的那样一个庞大的行政“利维坦”。在这个巨大的利维坦中,各级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的高官,通过手中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权力寻租。如果说目前有个中国模式,或者说正在形成一个中国模式,这才是“中国模式”的根本性特征,或者说这个模式的实质。       当然应该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上,这种政府和国有部门在发展经济同时进行“权力寻租”,从某些方面来看是有效率的。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计划经济结束时,我们国家还比较穷,城市和乡村基础设施很差,在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上,确实要靠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尽管在这方面的项目投资中有些腐败,甚至有不小的浪费,但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始发展阶段上,这种靠政府官员和国有部门高管的层层寻租所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却是有效率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有其必然性和优长。可是等到公路、铁路、机场、码头、地铁、广场、文化设施都建好了,等各级和各地政府行政大楼都一幢幢建成了,这一波基础设施建设的黄金时代过去了,还能再建吗?即使在现阶段,又有多少基建设施方面的浪费?譬如,上海前几年建了一个南站,现在虹桥交通枢纽一建成,有着巨大圆顶的现代化南站就扔在那里了,这又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全国又有多少这样的巨大项目浪费?这个模式就要终结了,不会超过十年,这个增长阶段就要过去了。我们未来还能靠这种体制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型,而与这个增长模式连在一起的我们政治和社会体制也必须转型。不转型,中国就要出问题。经济增长,也不可能是可持续的。       记者:但是任何体制本身都有着巨大的运行惯性。       韦森:是啊!这正是这些年我们所担心和困扰的问题之一。近些年来,许多有良知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运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呼吁学术界和全社会各界在充分肯定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反思我们这个体制运行的基础和潜在问题,就是想使我们这个社会努力从这个有着巨大变迁张力的体制运行惯性中跳出来。这几年,我一直说,要警惕走向这个“中国模式”,避免形成这样一个“中国模式”,也正是从这个视角考虑所言的。一个利用自己掌握的几乎不受审核实质性制约的权力和巨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的体制正在形成,而且不断在自我强化,而现在又看不出有根本办法来跳出这个体制的自我惯性运行,因为没有约束力量来制约和制衡这个巨大的行政利维坦,正是目前中国种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之所在。我们要用多少年和多少代,才能使这个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巨大行政利维坦变成一个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有限政府”,一个行政和资源配置权力受实质性制约和制衡的现代政体?这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要最终回答和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从中国政府财政税收政策上来说,现在整个政府的政策导向还是增加税收和其它财政收入,用财政学的专业术语来说,继续提高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国税局局长肖捷和财政部长谢旭人,都一再表示中国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还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按肖捷局长的说法:“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应该说,财政部长和国税局局长都还只是从本部门每年的财政收支状况来看问题,并没有从中国社会转型的整个背景来看中国的大势。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放在中国社会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整体格局和政治体制的整个背景中看。从财政体制的表层来看,政府征了这么高的税,真正用在民生上很少,而大量财政收入却被政府机构自身消耗掉了。即使从政府的项目投资来看,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财政和建设财政,还没有真正转向公共财政。从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的深层结构来看,我们有这样一个庞大政府科层组织,财税部门征越来越多的税,实际上是在维持并强化这个巨大的行政利维坦,是在维系、固化和强化目前这个独特的体制模式。       在计划经济情况下,中央直接控制的资源很少。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被“请”了出来,经济高速增长,政府的征税能力和手段越来越强,政府所掌控的财力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自1994年试行分税制改革以后,政府税收每年都是超高速增长,现在中国政府掌握的财力是计划经济时期没法比的。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也不断提高。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现象是,近10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实际增幅,在大多数年份中都是财政部为两会提交审议的当年预算报告中所定财政收入增加目标的 200%以上,有些年甚至更高。这样下去,还了得!都不知道温总理本人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       记者:这种体制下,国进民退是否是种必然?       韦森:这两年,总是不时有政府部门的官员否认“国进民退”正在中国发生。要知道,真正的“国进民退”,不是指国企的个数在增加,而主要表现为政府和国有部门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       自1994年试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的税收更是超高速增长,每年差不多都是GDP增速的两倍。同时,企业利润(在统计口径上称作为企业“营业盈余”)也在高速增长,但城镇居民收入、农民收入多年来都一直低于GDP 的增长速度。从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之后,企业的利润也开始下降,尤其是民营企业和部门。现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三大部门中,就只剩下政府的税收还在高速增加。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拿的越来越多,而其它两个部门尤其是居民劳动报酬所占份额就必然越来越小,真正的国进民退,是发生在这个地方。       记者:这种财税体制,是否也在阻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韦森:肯定是。一边是政府的税收和其它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而经济增长又主要靠政府财政支出和从银行贷款来建设大项目所推动,一边又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这怎么可能?我们目前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与现行的政治体制尤其是政府的财政体制连在一块的。这种政府体制,就只能有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这种体制下,你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那就相当于你对老虎说:“老虎老虎你别吃肉了,你吃草吧!”这可能么?       中国的贫穷落后、低收入、基础设施差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在成为过去,接下来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发展,主要要靠民营经济和居民消费增加来推动,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但是,现在,民营企业在萎缩,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份额在减少,我们又怎么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在这种体制格局中,不可能会有其他增长方式,通过内需和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目前看来还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过去多年,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竞争,尤其是在地方基建投资和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以前各地的经济增长,主要都靠地方政府从银行借款和卖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来启动的。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延伸,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的这一推动力,正在逐渐变成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和障碍。地方政府靠银行贷款和负债来建设的基础设施,并没有多少收益,等到还款的时间到了,到“清算”的时候来了,地方政府靠卖地还负债的能力没有了,中国金融系统就可能发生危机,经济危机也会随之而来。       目前中国经济确实是在高速增长着,但主要靠各级和各地政府的基建投资和国有部门的扩张来推动的。民营企业,在目前紧缩的货币政策下,纷纷呼叫比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前期还要日子难过。这又怎样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要往前看,早一点准备。早准备了,尽可能地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损失就会小一点,我们的社会就会少“折腾”一些。但是,难啊!与这个体制“共生的”经济增长能否转变得了,现在看来仍是个大问号。       所以,无论是地方债问题、“三公消费”问题,还是预算公开问题,归结起来,都是一个问题,就中国的现行体制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一个潜在问题。       记者:那么是否能够认为,目前政府财税部门的官员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       韦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且不仅是政府财税部门,许多部门不都是?现在的发改委,不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委员会?是由过去的经委和计委合起来的更大的计划经济委员会?目前的发改委,主要任务,是管增长和发展的,但是还管改革么?还求改革么?其资源配置权力,岂不比过去的计委还要大得多!这些年,我们的经济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市场化了,甚至过度市场化了,包括不能或不宜市场化运作的一些社会活动和部门市场化了,但是我们整个财税部门乃至整个政府管理社会的思维,还过去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整个财政体制运作的逻辑,还是从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我上面已经说过,从形式看,政府目前的整个财政体制还是建设财政和发展财政,还不是现代公共财政,多数政府官员和财税部门的官员,实际上或者说基本上不具备公共财政的思维。       但是问题是,政府财政收支的场景变了,即经济市场化了,且全球化了,财政收入的大盘子大大扩张了,但我们管理国民经济的思维却没变,种种问题于是就必然出现了。原来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财政收入的盘子小,处处要算计着花,捉衿见肘,想多花也没地方弄钱去。现在政府把市场放了出来,GDP规模已经很大了,已经是世界第二了,政府的征收能力和手段大大加强了,从市场运行中抽取引入的税收和其它“红利”已经超过十万亿了,然后政府富得不得了,在某种程度上富到不知道钱该怎么花、怎么用了。请问,当今全世界哪个国家政府有像目前中国政府的日子这么好过的?那一个政府又能像中国政府这样大手大脚地花钱的?看看各级和各地的一幢幢漂亮的政府行政大楼,就知道我们的政府是怎样用钱和怎样花钱的了。“三公”消费,只不过是这其中的“小菜一碟”。          预算民主是政改的关键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我们的财税体制与市场经济不匹配,是落后的?       韦森:似乎不能用“落后”一词来简单概括我们目前财税部门的财税体制。问题在于你从哪个角度看。我们的金税工程、现代化的发票技术、网络技术,还有庞大的有着高学历的征税队伍,从技术上和任何层面讲都是非常先进的。我们税收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这是这些年政府税收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单从这方面来说,我们税收和财政体制运行在世界上来说是很先进的。唯一一点没实现的,我们还不像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每个人一个税号,走到哪里,在国内任何地方有收入,都进入同一个税号。我们的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和通讯技术已经达到了这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财税部门不推广和试行一个成年人一个税号的制度。这其中或有其它隐情和行政考虑?尽管还没有做到每个成年人一个税号这一点,但是我国的征税技术和手段还是蛮先进的,其“先进”,主要在对偷税漏税“堵”和“罚”的手段不断加强和不断完善,结果是财税部门从市场中征取税收的能力和手段在不断加强。       这方面的“先进”,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连年超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也反过来支撑了政府投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当然还有政府科层自身消费(包括三公消费)总量和份额的快速扩张。但是,我们财税部门的领导人和专家,似乎并没有考虑到,把钱留给民间,留给企业,才花得更有效率。从公共经济学和税收学基本原理上来说,政府从老百姓和企业那里征过来的税,再花出去,总是有损耗的,叫“跑冒滴漏效应”吧!政府官员的腐败,只是其中之一;资源浪费和低效率,更是其中一大块。       政府总是想着老百姓不花钱,我来替你花钱,这才有经济增长,这套推理逻辑完全错了。这不仅是个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整体失误,也是个基本国策问题。民富了,才能真正国强。而在当今中国,这却似乎反过来了:国富了,民却不富,至少从相对份额上说是如此。民不富,你经济增长能走多远?你经济增长,又是为了啥?民富,才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政府所应确立的首要施政目标呀!连封建王朝的明君贤相,也会明白这个道理呀!再说,国富,必然结果是与权力有关的人富,而大多数人“穷”。我们的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占有的基尼系数不断拉大,都快接近0.5了,恰恰是这种“国富”和这种政治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       记者:所以关键问题还在于根本的施政理念转变。实际上中央最近这几年频繁提阳光财政,但效果甚微。       韦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各级和各地政府手中掌管的资源和财力越来越大,花钱也越来越多,一些直接掌管这财政资源与配置权力的人,自然会从中收益。单凭思想教育,要求他们自觉地试行阳光财政,靠一些官员的道德觉醒和思想进步来试行预算公开透明,能解决多大问题?国务院要推行阳光财政,要预算公开透明,对于直接掌管这巨大政府财力和资源的官员,肯定不利,他们会本能地反对,或敷衍了事,或阳奉阴违,很难且很不愿意公开自己所管的预算收支状况,尤其不愿公开政府机构收支细目,更不愿公开自己所管的隐形收入和小金库。公开出来的数字,又有多少反映政府部门实际收入和支出情况?一句话,一旦涉及当权者的切身利益,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很难推行下去了。       记者:这是否又要归结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上去?       韦森:可以这样认为。近些年,我几乎利用一切讲学、访谈和写专栏文章机会,反复讲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预算民主,因而财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正是讲的这个意思。       原来,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意识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问题是预算民主到这一点。在2007年的“5.30事件”后,人们才慢慢意识到,民主政治,其核心原来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统治”或“‘民’选‘主’”的问题,而实质上上是个税收和政府财政收支权的制衡问题,是个民主预算问题,或简单来说,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实质性审议和制约问题。看一下英国的历史,就会知道,从1215年《大宪章》开始,一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整个英国的宪政进程是围绕着限制国王的征税权而展开的。1689年在英国制定的《权利法案》,第十七条就明确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征税,即为违法”。另外,稍微了解一下世界近代历史,就会知道,荷兰的建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从政府征税问题引起的。另外,许多国家的现代转型过程也表明,“宪政”开始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比如,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时期,英国的宪政制度基本上就建成了,但是到了19世纪初,在英国才大约只有占人口比例2.5%的贵族有选举权。经过19世纪30~50年代的宪章运动,到1884年,在英国才有三分之二的男子有选举权。到1928年,21岁以上的妇女才和男人一样有投票权。到1966年,英国才有18岁以上的所有公民普选内阁首相的制度。法国妇女有选举权,也是1944年之后的事情,甚至到1974年6月,法国才最终确立了18岁以上公民普选总统的制度。就连美国这个确立普选权较早的国家,原来妇女、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并没有选举权,直到1971年3月制定的联邦选举法,才有了现在这样的较完备的普选制度。所以,从欧美历史看,宪政民主的实质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和预算民主的问题,而不简单是个民众的普选权和选民直接“选主”(即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问题。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中,可以推知,如果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宪政目标,而仅仅是把我们未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想象为只是在形式上采取一些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选制”,这将非但不能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期增长,还有可能出现像“文革”那样的“大鸣大放式”的“大民主”,甚至会出现多数人的“民主暴力”或“暴政”。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一些清醒地认识。          如何实现预算民主     记者:预算民主的关键是什么?       韦森:从预算民主上限制政府的征税权,那么政府的预算就要有个机构来审议,来制衡。做这个事情的,在当今中国应该是且只能是人大。所以,目前的问题是先要“做实人大”,加强人大的功能。人大代表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只会投赞成票,只会举手赞成政府的任何议案和提案。真正运作的预算民主,最后当然还离不开民主选举。没有纳税人真正选举出来的代表,他怎么会为纳税人真正谋利?又怎会真正代表纳税人的利益?       要加强人大在政府预算收支方面进行实质性审议、制约和批准的功能,必须渐进性地推进人大代表的民主选举制度,比如试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以及最近出现的独立候选人,都应该允许,并予以鼓励。没有民主选出来的代表,最终还是无法实现民主预算的。       记者:有些地方已经在财政公开方面有比较深入的尝试,比如四川的白庙,浙江的温岭,上海的闵行,但是似乎并不顺利,也没有能够很快推广开。从这点上看,虽然中央提的很多,但是对财政公开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       韦森:好在全社会已经逐渐认识到民主问题不是个普选制的问题,而是约束政府的征税权和财政支出透明、公开且受人民代表实质性的审议、制约和批准问题了。预算民主是现代民主的核心,政府不能无限征税,征了税,钱要花到纳税人身上,这正在慢慢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温家宝总理、国务院和财政部的一些官员和学者,似乎都明白这一点。目前国务院、财政部和社会各界,都在共同议论政府预算公开透明问题,并在行政措施实际推动预算公开,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中央政府率先试行“三公”消费公开,就是沿着这个改革方向上往前走,向前推进,所以说这从任何意义上来说,“三公经费”公开,都是个重要的历史进步。       近几年,深圳的吴君亮先生在推动的政府预算公开透明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和艰苦的工作,已经去世的蔡定剑教授生前在上海闵行推行预算公开的试验,广东省和其它一些省份这些年逐渐试行政府财政预算公开,均说明全社会各界慢慢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财政学界许多专家学者从理论上讨论中国的预算民主建设问题,并做了许多思想普及工作,也功不可没。       但是,要实现和建设预算民主政制,一定要允许地方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目前最起码要鼓励政府预算公开、透明和民主预算的试验。中国的改革只能一点点推进,不可能期望一下子就完成,搞“大爆炸式”的整体改革。这是多年来中国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邓小平南巡后,如果不是允许深圳等地进行特区改革开放的试验,会有今天吗?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进行广泛的理论讨论,不断地突破一些理论禁区,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实验,不断地推进,才能一步步渐进性地改。我们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这么一点点走过来的。未来中国的预算民主建设,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只能这样慢慢地和渐进性地推进。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三公”消费公开,政府预算公开透明,现在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约束,《预算法》的修订也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韦森:据我所知,新的《预算法》修改草案,几经讨论修订,已历经数年,到目前为止,还未能“上会”审议,仅2010年,就曾3次被“拒绝”提交给人大讨论。这在目前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要把保护纳税人的权利的条款,税收法定的宪政精神,或具体来说,征收新税要经人民代表审议批准、预算透明公开的精神都写到《预算法》里,在提交“上会”,也不晚。甚至可考虑在未来制定新《税法》时和修改《宪法》时,要把保护纳税人权利和税收法定的现代宪政精神写入其中。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通过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在全社会形成一些基本共识。由此看来,目前预算民主的思想还没有得到普及和还未形成全社会基本共识的时候,《预算法》修订案被推迟“上会”,往后拖,是件好事。现在的“三公”消费公开,只是给出了初始信号,让人们看到些未来中国民主预算政制建设的曙光。真正的政府财政公开透明,还要等到预算民主政制建成之后才能实现。       现在看来,不管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型,还是政府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转型,均要从预算民主这个核心和关键点入手。政府财政预算体制不转变,什么真正的改革和转型都谈不上。实现不了预算民主,讲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目前看来往往是空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相信,预算民主建设,乃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逻辑起点和突破口。现在国务院、财政部、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所共同促动的政府部门“三公消费”数字公开,以及促使政府财政预算公开透明,都在是为未来中国的预算民主建设做些前期准备。我们由衷地希望,这条改革之路是通的,在将来不会被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力量所堵死。        2011年7月26日韦森修改定稿于复旦 上一篇: 重读哈耶克之十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南方周末 | 财权在民是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编者按: 2011年11月22日,蔡定剑教授逝世一周年。此前两天,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主办了一场纪念研讨会,讨论蔡教授生前关注的几个问题:公共财政改革、民主与舆论监督、拆迁与公民财产权等。南方周末选发研讨会上公共财政改革专题的发言,作为对蔡定剑教授的纪念。摘要未经发言者修订,标题为编者所拟。 主权在民落实到财政就是财权在民。 把财政决定权和财政监督、审议等权力尽可能放在人大,财政权力要有制衡。 闵行试验:限制权力的核心是控制财政 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控制政府必须控制它的财政、它伸向资源的手。有改革理念,但没有控制政府对资源的权力,一切都实现不了。 定剑曾给我的书写过序言:作为宪政学者,一直想好好研究财政的界限。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温和革命都和财政预算有很大关系。他把财政预算、财政立宪看作非常重要的问题。 刘小楠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负责人):这几年跟随蔡老师做公共预算改革的项目和项目管理,对闵行公共预算的改革思路很清楚。蔡老师觉得监督公共财政是公民基本权利,也是人大代表的职责。只有享有这些权利,才能控制国家权力,防止腐败发生。所以,蔡老师与财政部财科所专家联系,在闵行区试点推动改革。他要推动一个全方位的改革。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闵行区2008年开始推行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编制方法。先选择了五大直接关系民生的部门试点,几年下来形成了预算编制框架。在此基础上,蔡老师关注编制的科学、细化。他认为,公开不等于透明,让人看不懂就不是透明,而且要有反馈和交流机制。 蔡老师重病中往返上海与北京无数次。项目编制的预算报表过程,就是法学专家和财政专家吵架的过程。与财科所专家讨论时,我很佩服蔡老师质疑权威的精神。财科所专家认为已是财政系统都明白的、科学的预算报表,但蔡老师认为这些预算报表的很多受众是没有财政专业知识的人大代表和老百姓,于是他就推动建立科学易懂、详略得当的报表。 第二,建立人大批准审查为基础、公众参与的民主审查预算制度;完善常委初审、预算听证等制度。闵行区改变了以往常委会形式化的初审,人大主持预算听证以前很少,开始推行时,自由报名参加听证的人很少;但现在效果已经很好,提出的问题也触及实质。 人大代表一般都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讨论预算报告的很少。我们每年开展人大代表的培训,做了一段时间。到2011年,经过培训的代表提出了预算改革的预案,反映了观念改变。此外,还恢复了财政局长在人大会上报告的做法;又全程派人参与人大讨论,回答问题;专门设时段让人大代表询问质询;预算修订也不断制度化,比如形成预算常委会审查监督办法。 第三,建立预算评价体系,进行绩效评估。这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全过程预算评估体系。蔡老师也希望推广,我们也与温岭等地联系在做。 王建勋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财政问题根本上是对政府征税权的限制问题。美国首席大法官马歇尔说:征税权有毁灭的力量。如果财产被政府征收完了,我们就和奴隶没有区别。征税和征收土地没区别,只是人们感受不明显,关注的只是起征点等。 纳税当换取等价公共服务 李炜光: 预算、财政权力如果控制不住,有几个结果:一是财政投入低效,浪费严重;二是错配资源,该用的没用,比如9人的校车放入64位孩子。不少国家校车是国家投资,非常坚固。 任晓兰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甘肃校车事故,网上有两种解决的意见:一是加大财政投入;二是民间自发组织。 加大财政投入很有道理,“三公”等行政开销太大。这次给了几个县级官员撤职处分,其实地方财政也非常困难。有次调研,我们问为什么治安差?因为穷,派出所连买手铐的钱都没有。财政来源90%靠卖地,强拆随之而来。 较高的公共供给水平来自较大的地方财政自主权,但落实地方财政自主权后,怎样保障纳税人能交换到等价服务?靠公共预算。 公众自助有助于培育公民社会。不能用“所有”的观念来看国家,否则很难把公共理念渗透到财政领域。 最近国务院提出了预算法修正草案,提出五点意见,要求推进财政管理的统一完整和公开透明,推进预算公开,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等。但现实还存在不少缺陷,如人大代表履职能力不足、财政年度的起止时间等等。 确立财权在民 王建勋: 合法征税要做到几个方面:一是人大代表须真正选举产生;二是税收和财政的法律要由人代会制定,而非政府规定;三是政府越小越好,如果希望改善福利,政府就会越来越大。这就涉及三个原则:同意、必须、平等。即纳税人同意;只提供必须的公共服务,据此判断收税额;平等就是要公平,要单一制,累进制不公正。 梁治平 (上海经济与法律研究所主任):关于税种与税率的确立,现在除了个人所得税等三部法律,其他都是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的。 王晨光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财政制度改革一是要公开透明,财政预决算透明度还不够。一些大项目比如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的公开透明的讨论不够; 二要确立财权在民。主权在民落实到财政就是财权在民,要建立完善的审核批准制度。闵行区的做法现实可行; 三要建立内控和反贪机制; 四要建立权责对应的制度,比如投资失误要向百姓负责,不仅几个官员引咎辞职,政府也应承担更多责任。 五是要注意出现权贵资本主义,预防权钱勾结的风险。 王占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社会主义主要体现在公共财政上。 公开是前提,极关键;其次舆论要能自由监督;三是把财政决定权和财政监督、审议等权力尽可能放在人大,财政权力要有制衡。

爱思想 | 杨祖陶:巴黎散记之二——那几道风景线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1 次 更新时间: 2011-09-27 23:56:23 杨祖陶:巴黎散记之二——那几道风景线 进入专题 : 法国 巴黎    ● 杨祖陶 ( 进入专栏 )       我这里所谓的“风景线”,不仅指观光游览时所感受到的巴黎的美丽迷人的自然景观以及显示巴黎厚重的人文精神的不朽杰作,还包括在畅游之中不经意间以及从日常生活中浮光掠影所接触到的、很普通的一些零星的巴黎的、法国的社会生活现象。顿时不禁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新鲜感、好奇心。          一          法国的城市之多超乎我的想像。在家庭自驾游的过程中,司机兼导游的女儿女婿不停地对我们说,现在到了什么城市,这儿是真正的乡村了……,我感到开车没一会儿,怎么就到了另一个城市,再开不多会儿,又是一个城市,一天经过多少城市也记不清了。原来法国的城市星罗密布,多达4000座,所到之处城市乡村的界限已经变的模糊,这恐怕是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了。     我们是在法国的7至8月的度假季节来到巴黎的,在法国,度假旅游是各行各业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天经地义的事(一般全年有假期5-7周)。当巴黎人纷纷到异国他省度假时,正是各国及外省观光客云集巴黎的黄金时节。我看到巴黎人对度假非常重视,商店强制执行错开休假,生意再好,特别是餐饮业每周也要强迫停业一天,原来这是一个人人有休息权利的国度。巴黎的、法国的随处可见的街头撑着篷子的咖啡吧最能反映休闲人的情怀,友情亲情,谈笑风生,一双情侣,几个朋友,还有老小,一杯饮料,一块点心,可以一直坐至午夜尽兴而归,几欧元而已,普通人的生活何等自在惬意。     女儿女婿把他们的休假完全用来陪伴我们。自驾游是最适合我的出行方式,每天开着车带着我们到处游历,有时一天驱车数百公里,其范围远远超出大巴黎地区,如今已穿过或抵达法国好些省市,使我们除了赞叹众所周知的巴黎外,还有机会深入到城市村庄,感到法国不止是巴黎美,其它省市也很美,乡村更美。远处的群山一派清新青翠,无论城市乡村古树成林环抱,偶尔塞纳河旁的某城市山坡上露出几处黄褐色的岩层岩石都把它列为观赏的景点。乡间绿色锦绣,机耕山坡绿浪绵延,那是各具特色的葡萄园地。到了东部丘陵地带,放眼望去牛羊成麦田金黄无边,道路平坦,路况一级,两旁小草密集复盖,没有丁点泥土裸露,群,啃着青草,晒着太阳,像洒在草地上的珍珠。高坡上的成群的风力发电设施更是居高临下,气势逼人。路旁设有观景台,看到远处的蓝天白云下的大狭谷的树林与房屋群落,著名的修道院隐约可辨,这情景好比一幅精美的画卷。     在游历中,你能感受到繁华的大都市与小城市的天差地别,却分辨不了大城市远郊区、小城市与乡村的区别。法国在行政区划上明确区分出城市和农村,由于交通通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改善使城乡的界限变得很模糊。人们不太注意城乡收入的差别,或者说,在法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城乡收入差异也从未成为过主要的社会问题,保护农村的自然环境、生态平衡倒是人们更加关心的问题。     法国呈六边形,东西南北顶端直线距离都为1000公里左右,在其腹地中心至任何海岸线的直线距离都小于500公里。领土面积5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17分之一。其领土三分之二是平原和低地,有人将法国地形比喻为一个由东南到西北缓缓倾斜的露天大剧场。地理环境得天独厚,自然条件优越,气候四时宜人。法国海陆空交通十分便利,同东西方各国的交通处于枢纽位置,因而法国是一个绝少与世隔绝,最为开放的国家。据有关资料,全法国大约有五分之四的居民住在大约4000座大小不同的城市里,仅有巴黎市区超过200万人口;50万至200万人口的只有4座;20万至50万人口的也就10座;5万至20万的有近100座。可见,人口在5万人口之下、特别是2万人口的小城市数量特别多,有的可能就几千人口,连市长人选都成了问题。城市虽小,建筑设施,生活条件也是现代化的,这正是法国城市化的特点,真可谓“城市乡村尽朝晖”。 原来法国的工业化过程与其城市化过程是相平行发展的,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民所享有,特别是实施了许多顾及农民(农业工人)利益的政策法规,这样就使全社会的福利有了普遍提高。          二          法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所有城市尽可能保存原有面貌是又一道风景线。     人们都知道,巴黎市区(1-20区)内只有独座并不特别高的摩天大楼。这次在“巴黎一日游”的豪华游览车上我看到了这座显眼的建筑,据解说词介绍,至今这一大楼还处在要不要拆除的持久争议之中。紧紧挨着巴黎的拉底方斯(巴黎市区之外)建立了适度的摩天大楼群的商业中心区,设计非常独特,拉底方斯最新最高的标志性建筑——巨大的时尚方形门竟是在一座过时的老摩天大楼基础上独新而成的。拉底方斯门与凯旋门遥相呼应,取得了与巴黎整体形象相得益彰的惊人效果,老城与新区和谐之美让世人赞叹。我们看到有的城市房屋以木建筑为主,本色木头露在外面为其特色。女儿说,在法国决不轻易拆除任何一个古老建筑,两年前来过这里,看到有一座楼房有些倾斜好像快倒了,以为会拆除,没想到这次来还在那里,用多根巨大的独木撑住修复。各个城市有自己的建筑风格,诺曼底地区建筑一眼望去与众不同,外墙由各色长木条装饰,木窗户色泽鲜艳多彩。所到城市没有什么“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之说,决没有中国城市发展中大搞推倒重来,痛失名胜古绩,致使摩天高楼林立,给人以“千城一面”的印象。     不仅是巴黎,所到的法国城市街道都特别整洁,即使非常狭窄的街道,两旁的房屋也排列整齐。村民住宅也是独立的类似别墅式的,没有任何一点乱扔的垃圾。所到城市市政府是那样平常,与该市的整体水平相一致,插一面三色旗作为标志,决没有中国有些并不富裕的市级以下的区政府竟建的与白宫相似的不可思议的畸形事例。法国城市公共设施多,广场、雕塑、树木、绿地、鲜花、喷水池比比皆是。女儿家邻近的城市,位于塞纳河旁边,修建了巨大的公共体育场,法国人从小热爱体育,晚上9点钟许多长跑者还在奋力健身。法国人喜爱自行车运动,环法自行车赛是法国体育的骄傲,每年6月国际性的环法自行车赛要举行一个月,出发点与路线经常变更,终点都是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法国人都以自己的城市村庄能列入比赛的路径而自豪,难怪无论平原丘陵弯曲的道路都那么平整,两旁风景秀丽。在自驾游中,非大赛季节还不时看到一队队自行车健儿在矫健驰骋。我们在海滨城市游历时正赶上举办美国电影节,隆重热烈,外观看来一点也不奢华,红地毯也就铺了十来米,著名电影人都来了,很平常似的,但所有酒店都爆满,那是一个真正受人关注的电影节。我们只好住在电影节举办城市的邻市的邻市了,但也能感受到它的气氛。     法国是有强烈的基督教传统精神的国度,各式教堂成为一种标志。在我所到的大小城市和广大乡村中,看到了教堂的普遍性。除了举世闻名的建于十二世纪的巴黎圣母院,巴黎每个区都有教堂,有建于十三世纪的,也有新建的。巴黎的一些著名的教堂常年有音乐会演出,我们有幸在巴黎曼德琳娜教堂(De La Madeleine A Paris )欣赏了一场高水平的古典音乐会,那晚主要是演奏演唱莫扎特的安魂曲(Mozart – Requiem)和福尔的作品11 – Cantique(德让拉辛)。安魂曲又被称作“追思曲”、“慰灵曲”,它是一种特殊弥撒曲,是基督教祭奠仪式中经常演唱的合唱套曲,由来自不同国度的优秀的女高、女中、男高、男低音4人领唱,令人惊讶地看到那位出色的男高音是中国人,顿时倍感亲切。这场音乐会由巴黎圣歌合唱团合唱,法国室内交响乐团伴奏。气氛庄严神圣,荡气回肠,此起彼伏,扣人心弦。教堂音乐会非常简朴,没有舞台灯光美术布置,没有任何音响与扩音设备,烛光下静听自然的极纯净的天赖之声,效果极佳。那是我第一次在大教堂聆听的一场令人难忘的净化心灵的音乐会。女儿看到我们这样感兴趣,又让我们周末在巴黎的另一个小教堂零距离欣赏了一场由法国青年钢琴家与中提琴家协奏演出的贝多芬、舒曼的多部优美的协奏作品,配合默契,二重呼应,如两个朋友在亲密地对答,教堂内鸦雀无声,人们随着演奏进入精彩纷呈的美伦美奂的音乐境界,这是何等美的享受。在听众的一再长时间鼓掌下,演奏家以一曲舒伯特的小夜曲最终谢幕。我看到,不少青年人也喜欢到教堂来听音乐,显示出法国社会重视对年青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提升,教堂古典音乐不失为一种选择。     经过参观巴黎圣母院和欣赏教堂音乐会之后,我们都自然地注意起教堂了。遇到教堂都要进去看一看,投两欧元点燃一支腊烛,静静地站一会儿,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一种肃穆庄重与虔诚,特别是教堂的钟声敲响,更能使浮燥的心灵得到一种很少体验过的宁静。法国大地教堂遍布,我们在离巴黎很远的城市看到有的教堂还是13世纪建的,这些古老建筑虽然历经沧桑,保存的还很好。我们还看到有的教堂正在修复,穹隆这样高,雕塑如此多样细致有神,工程的艰难可想而知。想想在那过去的久远的世纪里竟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教堂建筑,真是奇绩。 9月18日我们正赶上一个城市的宗教活动,布道唱诗,人数不少,参加者有的开着车来,有的步行而至,主要是老年,中年,也有年轻人,还有妇女推着孩子参加,神态恬静自如,彼此和蔼亲切。每年的9月18日是基督教收获节,这正是葡萄大丰收的时候,人们聚集在一起以特有的宗教形式表达丰收的喜悦。          三          法国的乡村小镇,一幢幢斜顶农家房各具特色,与城市住宅无异。家家的庭院都很大,院子里种着果树,到处鲜花盛开,安静的乡村,几乎见不到人。我们有幸与直接位于塞纳河旁、三省交汇的勃艮第地区 (Bourgogn)的女儿称之为“农家乐 ”(法语为Chambre d’Hote)的一户农家住了两个晚上,从而有机会与法国农民近距离接触,这是一道从未经历过的风景线。     那天我们在勃艮第地区自驾游,一直向东行,在途中与塞纳河形影不离,只是越向上游,塞纳河慢慢变窄了。前往奥布省(Aube,省编码10)的特鲁瓦市(Troyes)。在Troyes的名牌街购物,应当说这里是非常著名的超大型世界著名的品牌服装城,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集中、时尚、名牌荟粹、豪华的卖场,人气不错。据女儿说在7-8月大减价季节,那么大的停车场根本找不到一个车位。商品玲琅满目,价格比巴黎大店低的多。顾客不仅是巴黎的、法国其它城市的,还不乏邻邦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的慕名而来者,像我们4个中国人这样地走在一起购物常常引起人们诧异的眼光。     在满意而归后,我们回到“农家乐”,由于它就在塞纳河旁,环境美极了。这一段平静的塞纳河比巴黎窄的多,不可能与巴黎塞纳河上游船如织的气魄联系起来,特别是不可能与可载成百上千人的、有极强探照灯专为夜间游览照明的巨型豪华游船相联系。这里只有河畔餐馆特意安置的一盏灯可以映出树林的倒影。当我们漫步在塞纳河边,感觉非常奇妙,晚风习习, 我们成了徜徉天地间的自由人, 仿若身处仙境一般,不禁捧起清凉的河水来证明这决非梦幻。在古老的石桥上望月,充分领略塞纳河夜间的自然之美和宁静的田园风光。     这里是真正的乡村,房东两口子均50多岁,身材高大。先生很绅士,从事亦农亦商的工作,一早开车出门办事。女房东非常干练热情,她说她有三天为先生工作。他们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均已大学毕业,分别从事化学、历史、艺术类工作。他们在自家宽敞的住宅的石头外墙之外,按照时尚的规范风格设计加建了一套特色的、下面是成片大玻璃窗的明亮宽敞的客厅兼餐厅,楼上是相对独立的两居室(两卫生间)的套间,专门出租给旅游者,还要事先网上预定。他们的院子很大,有三个车库,一个供客人使用。花园又大又美,果树林立。令人惊讶的是,这在宁静的乡村,居然可以夜不闭户。主人周末到儿子家去了没有回来,我们外出归来时,发现院子大铁门大敞着,我们的车直接开进来了,客厅大门掩着,我们只是打开锁住楼梯口的自己的房间门就行了。特殊的地域优势,托塞纳河的福,这里的农户都有出租屋。房东特别强调这是她接待的第一起刚从中国来的客人,很是高兴。英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最喜欢住在这安静而美丽的塞纳河之滨。应运而生,这里还有一家比较高级的温馨的餐馆,也是农家开的,很有氛围,服务之周到规范,质量之好,特别是本地区的著名白葡萄酒的醇香令人难忘。     农家房租比宾馆便宜,设施服务应有尽有,还免费提供早餐,有面包,热牛奶,热茶,咖啡,果汁,最令人感兴趣的主人拿出有地域特色的自制的酸奶,各种果酱,当受到赞美,她会笑出声来。最后离开时我们还合影留念。真没想到我们能在令人向往的塞纳河旁的现代农舍度过两个难忘的夜晚。看到房东禁不住心中要问这真是农村农民吗?     法国的农业政策,使得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可以同样享受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成果。法国对农业人口的定义没有什么“户口”的概念,口径相对比较窄。据有关资料,在法国的统计中对农业劳动力有明确的规定,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至少有50%的工作时间从事农业劳动;二是至少有50%的收入来源于农业或林业以及与农业和林业相关的旅游业或其他活动;三是直接来源于农业生产活动的收入不少于25%;四是加入了专门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险计划。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一个农业人口超过50%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城市化飞快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70年代初 80%的人都生活在城市,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从50年代的约30%下降到60年代的约20%、70年代的约10%。2006年,法国的农业劳动力只占到全部劳动力的3%,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也只有2.7%。这的确是十分诱人的一组数字,我们的深度游能见证到法国冰山一角的现实,真是大大地开了眼界!          四          我在大巴黎居住的城市以及开车到巴黎市区所经过的城市一再看到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多单元的、楼层较高的公寓房,与一般的小型公寓明显不同。我不禁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房子?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廉租房(HLM)。这些楼房(与国内我所在的大学多单元的家属楼相似)谈不上多么漂亮雅致,它们却实实在在地反映出100多年来法国政府为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的卓越的理念与成果,这是一道令人关注的折射的社会风景线。     众所周知,2010年中国上海成功地举办了世博会,人们大概还记得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下法国馆展示的内容,最能打动人的是巴黎的廉租房。这次来巴黎在不经意间亲眼看到了一处又一处的廉租房——城市美好生活的见证。廉租房有不同的档次。艾菲尔铁塔周边地区是巴黎七区,也被称为巴黎的富人区,这个区绿树成荫,道路整齐而干净,建筑古典又雅致,就在艾菲尔铁塔的绿化带边上巴黎的顶级公寓楼豪宅内也有廉租房,传为佳话的一位90多岁的一直单身的老太太杜卡丝一直住在那里,可能是最早的廉租房房客了。巴黎有100多年的廉租房传统,曾经并不富有的毕加索、海明威,受惠于此得以居住在巴黎的市中心。从富人区毫宅到一般公寓房中均有若干套廉租房是政府出钱买下来租给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人住的。更多见的是上述的单独建设的大楼房。廉租房既要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又不能让人感到受歧视。因而它不是集中建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建设与一般人混居的。廉租房的环境与设施都有一定的要求,多在交通便利之处。我看到有的城市的廉租房也是很漂亮的。听说在里昂市有一处廉租楼盖的太宽,太难看,可能带有歧视的性质,居然推倒重建。我的女儿像大多数留学生一样都有住廉租屋的经历。随着自身的学业完成、事业发展,他们会选择退出廉租房,继而买或租自己更喜欢的公寓房,进而再买较小的单独住宅(House),直到较大的House,是一步一步与自己的经济能力相适应走来的,只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目标不难实现。不像目前中国高的离谱的房价,普通老百姓住不起房;一般年青人再努力也是望房兴叹;一些人依傍他人用不正常的手段获取房子;还有更令人痛恨的房地产领域腐败的权-房交易……住房已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敏感而不稳定的因素。     法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农业人口转到城市,解决住房问题、 特别是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历来是政府一以贯之的关注目标。法国是一个人人共享福利的社会,这与法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是一致的。“居者有其屋”是其福利体系的基本构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制度——廉租住房(HBM)制度,通过立法一步步推动这一制度的实施与完善,确保人人有房住是公民应有的基本生存权利。     法国廉租房制度由来已久。早在1894年,法国政府就出台了建立这一制度的最初的法律。百余年来,廉租房制度的法律法规不断得到强化与完善。到了2000年,政府规定城市的廉租房(HLM)占全部住房建筑比例不得低于20%,违者将受到处罚。随着《国家住房承诺法》、《 可抗辩居住权法》等一系列的立法的通过,为廉租房计划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真可谓政府费心,百姓省心,法规严格,机构健全,分配明确,接收监督,使贪心者难以浑水摸鱼。由于政府出资,法国廉租房通常只有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最低的仅有六分之一,供应对象为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从过去至今天,法国的廉租房建设一直保持快速发展。据有关统计廉租房在社会住房总量中,所占总比例已达17.5%。法国因此成为欧洲社会中拥有住房率最高的国家。     法国廉租房的建设和管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政府财政为此不堪负担而难以满足需求;创造财富多、纳税多的人看不惯懒汉住进廉租房,此外,廉租房的低收入居民由于教育、素质的差别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较多,使混合居住地区的其他住户心存芥蒂,产生鸿沟;廉租房准入机制虽然健全,但缺乏更严格的退出机制,致使一些原来的廉租房住户在收入条件发生根本性改善后,仍长期占据着住房,享受不该再享受的福利廉租房造成新的社会矛盾;等等。     尽管这样,可以说,法国的廉租房制度仍不失为造福于民的制度,它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住房保障,使居者有其屋。在很大程度上它不仅是法国房价的稳定剂,更是法国社会的稳定剂。其做法对治理我国国内飘忽不定,投机盛行、房价高的离谱、百姓住不起房的房地产市场具有重要的的借鉴意义,也对我国维持社会稳定提出了新的思路与任务。          (2011-09-25于巴黎) 进入 杨祖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国 巴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域外传真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697.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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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在这样大的范围给老师作报告。为什么选择农村?为什么选择农村教师?因为我懂得一个道理,就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穷人,而穷人中最多的又是农民。农民最需要学校,最需要教育,他们在享受教育方面应该有更多的权利。我们应该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应该培养各方面更多的农村的人才。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学上。如果学校撤办,孩子们上学的路途遥远,而使孩子辍学,就与我们的政策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温家宝在张北县第三中学学校食堂,为1000多名教师作了题为《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好》的报告 指南的制定历经两年多的时间,在最近才完成,遂向社会公布,与社会事件无关。技术指南的前提是,所有人跌倒都应该去帮扶,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指南谈的是技术问题,不应变成伦理问题。 ———卫生部6日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有卫生部官员为此作出解释 提案平时就要拿出来,不要集中在大会期间交。 ———据悉,全国政协年提案6000,真正落实的仅有1000多件。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毛林坤近日说 媒体尽给我们惹麻烦!为了挣两个稿费,你在制造矛盾……我要到上级单位举报你!你建议政府去解决问题,你的职责里有这一条吗?你该干啥干啥去,把你的职责闹清楚! ———内蒙古一学生骑车被无盖井“绊倒”受伤,当地记者就此找到信访办,要求其帮助找出无盖井主管单位解决问题,却被有关负责人指责“在制造矛盾” 办企业不可能没污染,想没污染就搬到风景区;该厂没利润,继续经营是为了解决就业,给老百姓谋福利。 ———近来,重庆市南川区城南街道多个村社的居民深受一家氧化铝生产企业排放废气和噪音污染的困扰。数百亩农田因烟熏减产,巨大的噪声干扰了日常生活和中小学教学。当事企业南川先锋氧化铝有限公司负责人称 为避免弄虚作假引发统计数据失真,中国国家统计局计划改变“层层上报”的数据采集方式,要求基层企业直接将数据传到国家数据中心,用“两点一线”的模式确保原始数据真实可信。 ———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并非办公地点,而是哈药为了做公益事业而建的中国最大版画博物馆。 ———近日,一组题为“哈药六厂豪华赛皇宫”的图片在网上疯转,照片显示其主楼是凡尔赛宫的装修风格,走廊内全是实木雕刻,并用金箔装嵌,室内还有会议桌椅,极其奢华。哈药六厂负责人回应质疑 根据贡献大小,算出的奖励金额就只有5元。 ———近日,广州市民林荣达举报汽车客运站开具的发票没有加盖发票专用章。随后,他收到花都地税局名为“税收违法举报案件检查情况书面告知书”以及奖金金额为5元的领奖通知书。因举报奖励太少,林荣达把花都地税局告上法庭。地税局回应称 你以为你是谁?所领导是谁都能随便见的? ———职业举报人阿健所举报的疑犯被刑拘当晚便大摇大摆从派出所跑出,并称花了10万元才得以逃脱。阿健9月4日到深圳沙湾派出所讨要知情权,要求派出所所长答复举报人到底是否有人收钱放人,被派出所负责人蔡粤海怒呵 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困难终究抵不住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以中国的市场化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可说阻力极大,但“化”得也很快。“左”的和保守的势力竭力抵制市场化,也只能做到且战且退。现在只剩下几个小国还在精疲力竭地抵制市场经济,但恐怕也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很快就会被全球化、市场化的潮流裹挟走。 ———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前副总干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何方日前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如是说 应该把假历史、假成绩、假典型、假榜样,像对待假货那样,统统送进垃圾堆。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说 现在很多时候,真话就是幽默。你说句真话,下面哄堂大笑。 ———赵本山 我们国家目前有19个税种,只有《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是经过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而且这两个税种是比较小的税种。最主要的增值税、消费税这一类都没有正式立法,只能算是某种法规或者是政府机关的文件,不是真正的法律。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在这方面的进步缓慢得让人非常疑惑,是不是真的想走法治之路?”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博导李炜光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税收行政化有悖法治建设 去年4月我们去俄罗斯,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对我说:“由于对要求入党者审批的放宽,什么人都可以入党,其结果就是怀着各种私利的人混入党内。这些混进党内并企图不断高升的人入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入党后,就意味着可以到非洲去狩猎,把自己的儿孙辈安排好,把自己的家庭安排好。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实际上是在家庭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就发生了。”这样的人走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首先考虑个人、家庭、子孙后代、小集团的利益,这样党和国家就慢慢变质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慎明日前接受《文汇报》采访时指出,特权阶层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怎么评估文物是学术自由。 ———商人写根荣购买玉片伪造“金缕玉衣”,出钱请五位国内顶级鉴定专家估价24亿元。此事曝光后激起轩然大波。有参与其中的专家受访时称 二审推翻一审判决,认定王秀芝老太太败诉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败诉是因为王秀芝老太太证据不足,这并不等同于“还许云鹤一个清白”,更不等同于“许云鹤助人为乐反被讹诈”说法的成立。不应出现的媒体审判,过早地主导了舆论。 ———一个曾多次处理“碰瓷”官司的律师谈到许云鹤案的舆论偏向 本人在人行道上摔倒被人施救,施救者免责。 ———这是家住武汉市汉阳知音西村87岁周婆婆,为自己写下并随身携带的一份声明。几天前,周婆婆的老伴李爹爹,在路上摔倒后无人上前帮扶,终致鼻血堵塞呼吸道而窒息死亡 在国际油价一路飙升和国内“环保低碳”的双重压力下,各航空公司标准不一的“年终节油奖”与机长们的收入直接挂钩,成为了行业内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节油没有最高点,只有更高点。 ———业内曝光吉祥航空拒不避让事件背后是因为有节油指标 今年慈善组织的事特别多,就知道距离我们不远了。 ———继红十字会、青基会之后,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也麻烦上身,“善款放贷”、“善款投资”、“公益项目缩水”等质疑接踵而至。目前,河南宋基会已承认建投资公司向企业放贷,并曾表示 现场太激烈了,血都冲上了头,也没有仔细盘算这块地究竟值不值这个价钱,只顾举牌了! ———陕北贫困县子长县3.04亩土地拍出了1.22亿元的“天价”,这块土地相当于该县去年1/4的财政收入。一名参与竞拍者表述当时的心情 目前乘客主动让座的只有半数左右,而因车厢提示语提醒而让座的约有三成,“坚持不让座”的乘客大概只占两成。在较长的线路上,让座与不让座,让乘客倍感犹豫和矛盾。如果座位边上有提示牌,不让座显得尴尬,让座又心有不甘,于是不少人只好趁人少的时候抠掉提示牌,以求心安。而在线路较短的公交车上,这样的情况就几乎不存在。 ———武汉部分公交“老弱病残孕”提示牌被乘客抠掉,驾驶员和管理人员根据经验总结和分析道 我用16.91美元在全球最大的城市里建立了一个政党。一些看起来卑微的人,最终却能成就卓越,比如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而我就是第三个。 ———美国2012年总统大选参选人、“房租太他妈高党”党魁吉米·麦克米伦称 爆发革命看似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预测称。他表示,伊朗改革运动正在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示威浪潮学习经验 中国能够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前提是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B·佐利克5日在北京表示 此次阅兵式再次展现了朝鲜军民在金正日总书记的先军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和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钢铁般的信念和意志。 ———北京时间9点,朝鲜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建国63周年阅兵式,金正日父子出席。朝鲜中央通讯社当天报道称 所有的石头都对准我一个人,可以立一座纪念碑了。 ———皇马教练穆里尼奥接受西班牙《世界报》采访时,认为西班牙媒体对自己铺天盖地的抨击,大部分都很片面 城市生活纯粹是一种蛆虫式的生活。人在其中毫无意义、毫无见解、毫无思考地活着和死去。人不论活着还是死去,反正都是在一座坟墓里。 ———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在小说《城市》中写道 查看评论(9)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朱景 | 查看评论(9)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动车事故调查报告公布没有时间表【声音12】 (0) 腐败分子与叛徒没两样【声音11】 (5) 我想请您关心一下我的父亲【声音9】 (6) 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声音8】 (6) 贿赂已成为整个体制的一部分【声音7】 (4) 质疑没把救人放第一伤害感情【声音6】 (3)

共识网 | 别忘了,你是“纳税人”

人一生中永远无法避免两件事:死亡与纳税。纳税额度、税收名目等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中国人究竟一生要碰到多少名目的税种?要交多少金额?这样的问题,绝大部分国人,甚至征税的部门都无法讲清楚。   在现代社会里,税收的本质是政府公权力对公民一定数量私有财产的剥夺,税收是政府和公民达成的一个契约,它以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和承诺保护公民财产权为前提。在公民社会下,公民纳税首先具有个人委托国家代为完成自己所必须而又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性质,也就是说,纳税人是在为自己纳税。   税之责任   俗话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民间认可的道德规范。政府也得遵循这个道德。大家把税交给你,你就得为大家服好务。   纳税人最需要什么?肯定不需要建立一个超大、豪华的政府出来。我们每年的财政收入的37%-38%是用来养活政府的,政府公布的数据是20%多。但实际算上预算外是不会低于37%-38%的。我们每年的GDP至少有三分之一被政府拿走了。2007年GDP是24万多亿,政府拿走了9万亿,我们老是讲,搞社会保障没钱,买房子也买不起,为什么?是我们大家不勤劳?创造的收入还不够高?都不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吃苦、最能将就,也最善良,最好说话,最好管理。中国人都被逼急了,就是相当有水平的统治了。   GDP增长这么快,我们没有看到社会福利有很大的改善,没有看到社会上中低收入者更滋润一点。大家都很累,虽然吃得好点,但是压力很大,这说的是中产阶级。还有低收入阶层者,相当一批的农民生活状况很不乐观。这可以说是国家在GDP生产很高的情况下,创造社会财富最多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你拿了人的钱财,没有与人消灾呀。   税之公平   税的公平是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该承担相同的税负,或者说,征税前相同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人,在征税之后,他们的福利水平还应该是相同的;纵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不同的人他们的税负也应该有所不同。或者说,对福利条件不同的人必须区别对待,交不同数额的税。公平是很难做到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税收政策实际上对解决社会的贫富没有起什么好作用,反而加大了贫富差距。   不合理的税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目前数据很多,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有一种说法是0.4%的人掌握了70%的社会财富,这种财富的集中度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我们国家本来是计划经济,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一方面经济增长举世震惊,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快。最富有的是些什么人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撰写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2004年)表明,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二是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者,约占5.5%;三是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占约4.5%。(载《同舟共进》第5期)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忍受这样的现状存在,我们大家都看着却没什么办法。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7以上,警戒线是0.4,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别忘了,你是“纳税人”   曾有评论略带夸张地形容:与西方,或者在西方制度下成长的华人地区相比,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打工者缺乏“我是纳税人”的认知,不但不去(不能)接触自己的税单,更缺乏对各种税收的认知,大家做的只是交税,并由公司或单位代扣,仅此而已   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缴纳税收,这里,税收既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获得的报酬,也是公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价格,而税收负担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很像是市场上的交易者,体现的是一种利益交换、平等互惠的关系。   既然双方是一种平等的法律关系,如何征税也就不能只由政府自家说了算,而必须事先取得另一方---纳税人的同意、许可。纳税人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按照立法程序制定各项税收法律,除此之外的一切征收行为都是无效的和非法的,人民有权拒绝。   当然,只有缴纳义务而没有享受相应的权利,那就只是个“税款的缴纳者”,而不是“纳税人”。   “出了钱”的纳税人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国家为自己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有权选择管理社会的方式,有权通过一定方式参与政治(如人大),将治税权和预算权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权要求政府所征之税只用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不能用它来谋取自己的私利。   把征税权关进笼子   征税权按照税收学的界定,应该在人民,也就是在公民。法律上也有规定,我们国家的征税权应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在执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并没有落实,并没有成为社会现实。在征税的时候,实际上大部分税种还是由政府单方面决策,想怎么征收就怎么征收,这完全不合乎法治社会的最基本常识。如果说,在建国之后短时间内我们国家法制还不健全,需要逐步完善,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是这种状况的话,这就说明我们没有真正地在建设法治的社会,这些方面是严重欠缺的。   原来我们寄希望于提一些政策建议,现在再抱有这种期望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有一种力量就是在维护这样的模式。当这种模式复活,重新变成一个我们社会的主导力量时,我没有看到再提出什么政策建议有什么用处。   我更希望我们社会能够有更多的人更快地清醒,更多的国民起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发出抗议的声音。公权力的持有者们总会有所顾忌的。实际上这要靠媒体,靠每一个博客和微博后面的每一个网民,每一个国民,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要把征税权关进笼子里。这可能会成为若干年中国民伸张自己作为纳税人的权利,然后质疑公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泛滥的唯一的一个办法。比如说在加名税、月饼税的问题上,国民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还是不含糊的。我觉得希望在这儿。   珍惜机会   人们的权利意识已经苏醒,下一步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不在民间而是在我们制度建设的层面上,该做的事情不做,一而再,再而三的丧失机会,机会并不是总有的,像“中国国情不具备”、“没有这样的传统”、“以后慢慢再说吧”等等论调,早晚有一天,想改革,已经改不了。路易十六那时候想改革,方向没有错,但最终还是被砍头。中国的崇祯皇帝,裁减冗官,提高政府的效率,应该说不是一个昏君,但明朝也很快就完了。就是你改是死,不改也是死。所以改革并不总是有机会的。   摘自《李炜光:税收与道德的脉动》、《李炜光:别忘了,你是“纳税人”》、《李炜光:要把征税权关进笼子》等

金融时报 | 中国首先需要预算民主

(编者按:最近几年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对于中国的财政收入和预算公开问题多有论述。他还与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蒋洪等学者一道,不断向公众普及“预算民主”概念,并认为这将是未来中国政改的一个突破口。近日,就中央政府部门“三公经费”公开问题,韦森教授接受了中国国内媒体记者的采访。FT中文网经韦森教授同意,将此文刊发于此。) “三公”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 记者: 中国中央政府所属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已经进行了一些时日,最近社会上和网络媒体议论很多,对此您如何评价? 韦森: 迄今为止,中央政府所属的80多个部门已陆续公开了自己的“三公经费”数字。这“三公经费”公开,才推行了一年多,在刚开始试行的时候,问题肯定有不少。中央政府所属的98个部门,肯定都有比较好的会计师,知道会怎么做账,知道公布哪些数据对本部门最有利,或者给本部门的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在现在这些数据还没有被审计之前,还不能完全信这些数据 。 但必须要肯定的是,这至少是当代中国政治和政府体制改革中一项重要进步。近两年来,国务院和财政部已经多次敦促中央直属部门和地方政府公开自己的“三公经费”数据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2010年3月1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吁求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主动公开自己的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2011年1月18日,财政部又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的意见》,要求基层政府进一步加大财政专项支出预算的公开力度,特别是要重点公开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以及“三农”等方面的财政专项支出方面的信息,并明确列出了45项财政专项支出的细目。2011年5月4日和7月6日,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国务院常务会,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政府财政预算公开工作。会议要求98个中央部门要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增加部门预算和决算公开的内容,并要求到6月底要公开 “三公”消费和其它行政经费支出情况。这些事实说明,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要从预算公开、财政透明来推动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大方向是应该肯定的。 记者: 国外并没有哪个国家有“三公消费”的统计口径,而目前中国财政公开并没有很好的制度和法律基础,这样直指敏感的“三公”,是不是一种跃进式的措施? 韦森: 实际上《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都没有关于“三公经费”的明确规定,但是这些年来学者和社会各界对此议论甚多,要求公开的呼声很高。社会舆论的很大部分,都直指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舆论都在讨论,大家都在“逼”,使得问题一下超前了。这是社会各界通过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推进中国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一个结果,一个例证,这也颇具当代中国社会的特色。 我曾在澳大利亚学习工作13年。记得在澳学习工作期间,一直是工党执政。澳洲工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连续执政十几年,自由党后来经过四次选举失败后才上台。由于长期在野,自由党的一些领导人并不熟悉政府机构的具体行政运作程序。上台后他们遇到一个情况是,很多议员和部长住在悉尼,要到堪培拉上班,来回要报销飞机票和其它交通费。这些人在野了十几年,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很多人在报销往返交通费的时候,稀里糊涂地把儿子和太太的也报销了。在野党工党后来把这种事给逮住了,追问这个事情,结果几个部长因此被迫辞职了。

韦森:中国首先需要预算民主

(编者按:最近几年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对于中国的财政收入和预算公开问题多有论述。他还与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蒋洪等学者一道,不断向公众普及预算民主概念,并认为这将是未来中国政改的一个突破口。近日,就中央政府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李炜光:“被”纳税与“明”纳税

间接税的诡异就在于,不管你情愿与否,天天都在“被”纳税,而自己却毫不知情。   2009年全部税收中,70%是间接税,另30%中有21%是企业所得税,而典型的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只占7%。   先生,或女士,自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起,赋税就与你如影相随了。如西方人常说的,“无法逃避的只有死亡和纳税”。几分责任感,几分法制意识,也有几分无奈。看得出来,你,还有我,无论我们有没有收入、有没有财产,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我们的社会地位是高还是低,你我都是这个国家的不得不忠实的纳税人。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们生活在一个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国度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这类税收占据了我国税制结构的最大比重。作为纳税人,我们除了要按时交纳个人所得税等这些“明面儿上”的税之外,还要交纳以“隐蔽税”形式存在的间接税。   你知道什么是间接税吗?它是含在商品价格里、税负能转嫁给他人承担的那类税种。当你在商场里掏钱买东西时,你看到的价格,那里面有文章——厂家或商家所转移在这件商品里的税款已经包含其中。由于价款和税款没有分别标出,是合在一起的一个数字,你很容易以为那就是商品的实际价格,而纳税的事与己无关。其实正好相反。你或你的家人去商店买任何东西,都已经在交税。间接税的诡异就在于,不管你情愿与否,天天都在“被”纳税,而自己却毫不知情。   与间接税相对应的是直接税。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区别在于,它不可以转嫁,只能由交税者自己承担。在整个商品流转环节中,每个环节的企业都只是税款的缴纳者,而不是税收负担的真正承担者,而真正承担起所有环节层层“结转”下来的最终税负的,就是购买这件商品的消费者。在税收学上,这叫“负税人”,即实际负担税款的单位及个人。在税负不能转嫁的条件下,负税人就是纳税人;在税负能够转嫁的条件下,负税人并不见得是纳税人,而只是税款的交纳人。   所以,作为一名现代社会的合格纳税人,你得明白自己究竟给国家交了多少税。请注意,不是看每月工资单上被扣了多少税款,那只是你承担税收的一部分而已,你所承担的一部分或大部分税收,实际上早已经用自己的收入支付过了,你可能对此毫无察觉,或者只是感觉自己怎么“收入少了”、“钱毛了”,其实,这可能是你承担了太多与收入不大相配的隐蔽税负担的缘故。可惜,这个账,在当今的国人中,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几人算得清楚。   在我看来,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很难体现税收的公平性和量能负担原则,因为它几乎可以涉及一切商品和劳务,很少有哪个税能像它那样,征税对象如此普遍,税源如此丰厚。它可以不问生产者在一个生产周期中生产、经营成本几何,是否可以获得盈利,也不必问最终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承受能力如何,而是“见发票就开征”,谁买东西谁承担。它可以保证财政收入及时、足额地征收入库,技术也简便易行,总之好处都留给了征税的一方,所以它是政府们所钟情的税收。   间接税偏高,会促动物价上升,有阻滞民间扩张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购买贵重的进口奢侈消费品,税款可能要占到价款的一半;即使只是购买普通日用消费品,也还是逃不过税负,如水银泄地取之于无形。此外,由于政府可以把税收加在商品的价值或价格之内,间接税便无需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即可征收,在法理上也有欠缺之处。   现在,你应该清楚了吧?现实生活中,随时随地,你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负税人”。在我看来,只有负税人才是完全合乎法律意义的纳税人,他们的地位应远高于那些只是把税负转嫁给他人的税款交纳者。两者之深层区别,非专业人士经常搞不懂其中的奥妙。   还请你注意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所得税都是直接税,在我国,最典型的直接税只有个人所得税,以及未来要开征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企业所得税从根本上说是可以转嫁出去的,老板们总会找到转嫁它的办法。而那部分已经完成转嫁的企业所得税,性质就发生变化了,已经带有间接税的因素。在我国,2009年全部税收中,70%是间接税,另30%中有21%是企业所得税,而典型的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只占7%。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间接税比例显得过高,而财产保有环节的税种,在我国还是空白。   既然在我们国家财产保有环节的赋税是缺失的,那是不是应该增加该环节的征税,如财产税(不动产税,即“物业税”,以及遗产税、赠与税等)?   理论上说是对的。直接税可提升纳税人的国家主人意识,使人们更加关注税款征收的合法性来源和税款的去处,这将有利于民主宪政制度的扎根,实际上,世界上最早的宪政民主制度就产生于直接税而非间接税。此外,以直接税取代间接税还有利于降低企业税负,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可促使企业下调商品价格,激励社会有效需求,宏观调控也就可以不再为内需如何扩大而头痛。   话虽如此,但我还是不敢在今天的中国呼吁政府扩大直接税的比重。因为开征此类税收的一个大前提我们还不具备,即直接税的立宪主义,征收这些税的法理依据还不充分。若政府征税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开征财产保有环节的税就不见得妥当,因为它很可能导致纳税人的既有高税负的基础上又添新税,而增值税等旧税又减不下来,会进一步加重民众的税负。这样做对谁最终都没有好处,无论对纳税者,还是对征税者。   这些日子,关于征税的事,套用朱自清先生的话说,社会上“颇不宁静”,开征房产税,按照排量征收车船税,以及十二五期间要开征的环境税等,闹得沸沸扬扬。每个税种都可以找到一堆“正当的”理由,但最终结果却都无一例外是增税。这一点,大众看得已经很明白,对日益增重的赋税的忍耐力也已然下降,说怨声载道亦不过分。这一点,想必你比我看得更清楚。   若民众感受到被征收的税用于提高福利改善境况,则不会有此情绪强烈反弹。但我国财政资源的分配使用存在问题。蛋糕已然做大,分配却不合理,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其所收税款的数量不匹配。当纳税人税负已经很重,却没有感受到幸福和福利的增加,凭什么有继续承受高税负的热情?   所以,在分配机制不很正常、征税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情况下,我不赞成增税,也呼吁国内的经济学家们不要再给政府提出加税的政策建议。如果有人提出了,我奉劝他们收回。当然,收不收回,那是人家的自由。

南风窗:中国税收成本过高

改革开放30年,政府税收收入是78年的115倍,但公共服务并无明显改善,某些领域甚至落后于非洲国家。数据显示一些基层政府的征收成本高达税收总额的26%。 乍看以下数据,人们会相当兴奋。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94倍,而2009年税收收入是1978年的115倍。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政府越来越富了,人们得到的公共服务会越来越好的。人们事实上并没有感受到公共服务的明显改善,公共财政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投入远远不足,相对数甚至落后于一些非洲国家。 这些税收都到哪里去了?一方面,大量的税收和土地出让金用于政府的各种工程(甚至是形象工程)。另一方面,税收在征收过程中已被税吏消耗一大部分,因此,税收增长的结果就是一个日益增长的税务利维坦(英文Leviathan,西方传说中的怪兽,比喻需要约束的权力怪兽)。税务利维坦可以让财政资金在进入国库前大大缩水。 税收成本节节高 2008年8月,国家审计署署长刘家义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一次审计工作报告。此报告的第七部分提及征税成本审计调查情况。审计署确认了税务部门征收成本率在2002年后出现下降的态势,不过,征税管理仍存在较大问题。 第一,人头经费偏高。2006年,18个省(市)税务部门人员平均支出为5.83万元(当年全国机关工作人员平均收入为2.3万元),而抽查到的236个税务局人员人均支出高达9.06万元。第二,办公用房面积大幅超标。审计署报告提到,抽查到的部分税务局,超标面积占58%,也就是一半以上的税务局建超标办公楼。第三,小汽车购置有大量的违规行为。审计署抽查已实施或参照实施车辆编制管理的162个税务局中,有90个税务局超编制购置小汽车。第四,各种招待费、会议费、培训费和出国费用严重超标。抽查到236个税务局2006年此类支出高达10.55亿元,每个局平均支出400余万元。 按照税务机关的数据,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征税成本占税收收入大约是3.12%,而1996年比重是4.73%;之后有估计认为,征税成本现在大约是5%至8%。其中东部地区成本最低,而中西部较高。而美国的征税成本大约为0.58%,新加坡为0.95%,澳大利亚为1.07%,日本为1.13%,英国为1.76%。 从更细致的数据来看,我国的征税成本可能远远高于5%至8%。比如基于对两个地级市的分析,广东商学院于海峰教授调研认为,一地级市的国家税务局的税收成本是8.87%,如果加上基建成本,税收经费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是13.14%。而另一个地级市地方税务局征收经费达19.29%。一些研究人员在更低的层级(区县级)的调研发现,税收成本占到税收收入的26%,一些地区征税成本更达到50%。这恰恰证明了利维坦的可怕。 《福布斯》的调查认为,中国税负痛苦指数是全球第二位。我国知名的财税专家李炜光教授认为可以参照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宏观税负的统计来衡量中国的情况。比如人均GDP低于785美元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一般为13.07%;人均GDP为786至3125美元中下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为 18.59%。而中国2005年的宏观税负达到19.39%(社会缴费有计入)。要注意的是,中国是刚刚迈入中下收入国家行列,因此,这样的税收负担偏重。 分税改革与高成本 早在17世纪,英国学者威廉· 配第就提出税收的三条原则,分别为公平、简便、节省。节省就是指税吏不能养太多,征税成本不能太高。而后来的亚当· 斯密也提出节约原则。他认为,税吏和征税机关太多太杂,人民的处境就会很差。为了保证人民辛勤劳作的积极性,税收应该尽量节俭。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中,当今欧美重要的财政学教科书上,降低征税成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更多的篇幅转而放到了公共服务和政府间关系等方面。这种变化一方面说明了在发达国家中,税务利维坦几乎不存在。一届政府如果让税吏增长过快,肯定会受到选民的报复。另一方面对个别税项的讨论(如个人所得税)往往是选举政治中的热点。 而征税成本这种浅层次的议题却在发展中国家成为重大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有一个共同规律,在没有很好的公共行政制度之前,政府往往会扩张自我。这种自我扩张并不是体现在民生工程上,往往体现在增人增事上,部分的增人增事就涉及腐败问题。具体到税收事项上,增加税吏的严重后果就是形成一个利益团体。此团体在自我扩张的同时形成一个自我保护机制。笔者在关于地方财政的调研中,发现税收部门可以跟当地的行政长官讨价还价。许多地区还专门为税收部门制定了返还和激励的办法。即使在人事编制这一管得越来越严的领域,税收部门也能突破规定享受超部门待遇。 更具体地说来,征税成本有客观、无法避免的因素,也有可改进的主观、制度性因素。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征税的平均成本较低。这主要是规模效应使然。这也不难理解中国东部征税成本更低一些。此外,经济结构复杂,税收成本也上升。税源比较集中,征管成本也会降低。以广东省为例,税源相对集中的珠三角地区,全省1/3的税收干部收集了近八成的全省税收。 仅仅是客观因素起作用,那么我国当前的征税成本应该比10年前大幅下降,实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因此这就涉及主观和制度设计的问题。 我国建国以来财政史上最重要的一笔就是1994年分税改革,改革的直接成果就是中央和地方分设税务机构。按地税局人员的说法,地税机关人员被“扫地出门”。因此从省地税局再到乡镇的税务所,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在国税和地税分设的数个年头间,税务基建费用大增。更重要的是,之后税务机关似乎形成了对基建的某种偏好。从办公楼,再到培训中心,再到计算机中心,再到宿舍楼,有的仅拥有百余人的税务局坐拥二三十层的豪华办公楼。因此中央审计报告指出,抽查的税务机关过半超标建房。有的地方地税和国税之间还形成了攀比问题,地税盖起了豪华大楼,国税也在原有的办公楼基础上加建或重新装修。 中国税务学会主办的《税务研究》有篇文章就尖锐批评,征税成本用于基建(住房和办公楼等)和招待、会议的费用比例过高,而用于提高征税效率的高科技手段却投入过少。除此之外,根据笔者的调研,在工资待遇方面,基层税务机关也获得较其他公务员更高的待遇。在2007年中央政府要求公务员“同城同待遇”的背景下,不同部门公务员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为了保证税收收入不下降,许多基层单位都给税务部门进行灵活安排。虽然税务部门的年终奖不再像以前那么丰厚,不过,税务机关的待遇仍然要好于一般公务人员。因此不难理解那么多人争相报考税务机关。 税务机关设置也不合理。我国一直重视条条块块的管理模式。几乎所有的机关都是按照行政区划进行设置,因此有几级政府就有几级的税务机关。国际经验显示,根据不同的经济规模和税源,税务机构的设置本应该可以更加灵活。许多发达国家的税务机关的设置是按业务需要来处理的,比如法国设置了10个征收中心。而中国的情况却是千篇一律,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税务机构成了养人的地方,因此有些地区征税成本会高达两成多以上。 税收体制过于复杂 除了宏观层面的问题,税收制度本身也有不合理之处。许多税种的开征、论证都不足。在开始实施之后,税务机关要发布大量的实施细则和补充规定来加以修正。此举不仅增加纳税人的成本,也给税务人员的工作带来挑战。事实上,即使是相当成熟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计算方式也相当繁杂。 税务服务代理应运而生并不断扩张。国家税务总局曾出台税务机关和其下属的税务代理机构进行脱钩管理的规定。规定的措词相当严厉:“除特殊规定外,税务代理机构不得进入办税服务厅办公,凡在办税服务厅办公或者办理税务代理事项的税务师事务所,必须限期搬出或撤离。不得将税务机关挂牌办公的场所出租给税务师事务所,对税务机关办公场所以外的闲置房产,可按当地物价部门核定的租金出租给税务师事务所。” 但税务服务代理费有其存在的合理理由。社会分工越细密,税务是可以由专人来代为处理。与此同时,税务服务代理也间接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纳税成本。有报道称,一个人口只有30余万的县城,工商税收不足5000万元,而税务代理的服务费高达百万元。有不少税务代理本身就是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亲属和朋友,因此税务代理暗地助推税务利维坦。另外,有的税务代理还常常以各种名义给税务机关提供经济支持,改善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 信息化是解决之道吗? 许多人认为,只要税务信息化程度提高,征税成本自然就会下降。中国的现实情况却更复杂一些。 在税务系统信息化中,金税工程贡献巨大。现实中,金税工程可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一方面金税工程可以降低企业和个人逃税问题;另一方面干部的腐败行为可以得到遏制。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曾表示,信息化对税收连年上涨很有作用。 现在金税工程主要在三个方面起作用:一是增值税管理信息系统,增值税是中央税收的重要来源,因此增值税管理在1994年分税制后日益凸显。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子系统现在已基本覆盖全国。二是综合征管信息系统,这套系统主要用于日常税收征管事务的处理,可以实现征管数据往省级集中。三是出口退税管理信息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接连税务机关、海关、外汇管理、外贸管理等机关,因此可以减少骗取出口退税的问题。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税收电子化之前征税成本很高,在征税信息化之后,征税成本大幅下降。很滑稽的是,中国的电子化却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一方面,税务机关仍然有较多的工作人员,只要解决用人问题是重要的部门利益,电子化的作用就会受到抑制。另一方面,电子化需要与税务人员专业化相配套。在许多基层税务机关,人力资源短缺不可忽视。即使有信息化系统,税务人员仍然依靠传统的执法方式处理税收和违规事项。因此,设备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解决之道 虽然有些证据表明,近年来,各地税务机关在提高征税效率方面有所突破。但分税制带来的税收人员和机构规模的扩张仍给我国的财政管理带来严峻挑战。因此要解决征税成本过高的根本之道就在于重新检视当前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事实上,如果税收信息化足够发达,收税机关是挂国字头还是地字头区别并不太大,而一套税收人马无疑会大大降低征税成本。 税收制度繁杂也给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带来负面效应,而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税收制度繁杂带来的负面效应将更大。在适当的时候一些税种完全可以取消。比如北京自行车车船使用税,征收成本达到此项税收收入的三成多,因此北京市最终取消这项税收。成本过高的征税并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助长税务利维坦。此问题需要政府高度重视。 来源:南风窗(广州)  转自: 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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