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哲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王小波   一、谁是知识分子?    我到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什么人不算。插队的时候,军代表就说过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一年我只有十七岁,上过六年小学,粗识些文字,所以觉得“知识分子”四个字受之有愧。顺便说一句,“小资产”这三个字也受之有愧,我们家里吃的是公家饭,连家具都是公家的,又没有在家门口摆摊卖香烟,何来“小资产”?至于说到我作为一个人,理应属于某一个阶级,我倒是不致反对,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知识青年”算什么阶级。假如硬要比靠,我以为应当算是流氓无产者之类。这些已经扯得太远了。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照这个标准,中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纽约时报》有一次对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我不敢引述,因为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照此中国就没有或是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定义是在消闲刊物上看来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个标准,知识分子全都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愤世嫉俗,行为古怪,并且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是该以有一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以便比较。    如果到历史上去找知识分子,先秦诸子和古希腊的哲学家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是距离太遥远。到了中古,我们找到的知识分子的对应物就该是这样的:在中国,是一些进了县学或者州学的读书人,在等着参加科举的时候,能领到些米或者柴火;学官不时来考较一下,实在不通的要打一顿;等到中了科举当了官,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所研究的学问,属于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之类。而在欧洲,是些教士或修道士,通晓拉丁文,打一辈子光棍,万一打熬不住,搞了同性恋,要被火烧死,研究的学问是神学,一个针尖上能立几个天使之类。虽然生活清苦,两边的知识分子都有远大的理想。这边以天下为己任,不亦重乎?那边立志献身于上帝,不亦高尚乎?当然,两边都出了些好人物。咱们有关汉卿、曹雪芹,人家有哥白尼、布鲁诺,不说是平分秋色,起码是各有千秋。所以在中古时中外知识分子很是相像。到了近代就不像了。    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中古的遗风多些,首先表现在受约束上。试举一例,有一位柯老说过,知识分子两大特点,一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他老人家显出了学官的嘴脸。前几天我在电视剧《针眼儿胡同》里听见一位派出所所长也说了类似的话,此后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还没等到。顺便说说,当年军代表硬要拿我算个知识分子,也是要收拾我。此种事实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屁股离学官的板子还不太远。而外国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颇有古希腊的遗风,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未听说法国人要拿他点天灯。    不管怎么说,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做着一样的事,只是做法不同——否则也不能都被叫做知识分子——这就是做自己的学问和关注社会。做学问的方面,大家心里有数,我就不加评论了。至于关注社会,简直是一目了然——关心的方式大不相同。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以科学为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弗罗姆、马尔库塞的书,国内都有译本,大家看看就明白了。人家那里热衷于伦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还有一些是家庭妇女(我听说美国一些抵制色情协会都是家庭妇女在牵头——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处)。我敢说大学教授站在讲坛上,断断不会这样说:你们这些罪人,快仟悔吧,……这与身份不符。因为口沫飞溅,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教皇本人都不这样,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笑眯眯的,说话很和气,遇到难以教化的人,就说:我为你祷告,求上帝启示于你——比之我国某位作家动不动就“警告×××”,真有天壤之别。据我所知,教皇博学多识,我真想把他也算个知识分子,就怕他不乐意当。    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举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学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说现在大学生水平太低,连“郭鲁茅巴”都不知道,我登时就如吃了一闷棍。我想这是个蒙古人,不知为什么我该知道他。想到了半夜才想出来,原来他是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一般来说,知识的多寡是个客观的标准,但把自编的黑话也列入知识的范畴,就难说有多客观了。现在中学生不知道李远哲也是个罪名——据我所知,学化学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学到李先生的理论;他们还有个罪名是“追星族”,鬼迷心窍,连杨振宁、李政道、李四光是谁都不知道。据我所知,这三位先生的学问实在高深,中学生根本不该懂,不知道学问,死记些名字,有何必要?更何况记下这些名字之后屈指一算,多一半都入了美国籍,这是给孩子灌输些什么?还有一个爱说的话题就是别人“格调低下”,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兄弟我格调甚高,不是俗人!”我在一篇匈牙利小说里看到过这种腔调,小说的题目叫《会说话的猪》。总的来说,这类文章的要点是说别人都不够好,最后呼吁要大大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否则就要国将不国。这种挑别人毛病的文章,国外的报刊上也有。只是挑出的毛病比较靠谱,而且没有借着贬别人来抬自己。如果把道德伦理的功能概括为批判和建设两个方面,以上所说的属于批判方面。我不认为这是批判社会——这是批判人。知识分子的批判火力对两类人最为猛烈:一类是在校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另一类是踩着地雷断了腿的同类。这道理很明白——别人咱也惹不起。    现在该说说建设的方面了。这些年来,大家蜂拥而上赞美过的正面形象,也就是电视剧(渴望)里面的一位妇女。该妇女除了长得漂亮之外,还像是封建时期一个完美的小媳妇。当然,大伙是从后一个方面,而不是前一个方面来赞美她;这也是中古的遗风。不过,要族表一个戏中人,这可太古怪了。我们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则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回国服务。想要崇高,首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请,以便拒绝掉,这也太难为人了;在知识分子里也没有普遍意义。所以,除了树立形象,还该树立个森严的道德体系,把大家都纳入体系。从道德上说事,就人人都能被说着了。    所谓道德体系,是价值观念里跟人有关的部分。有人说它森严点好,有人说它松散点好,我都没有意见。主要的问题是,价值观念不是某个人能造出来的(人类学上有些说法,难以一一引述),道德体系也不是说立哪个就能立起哪个。就说儒家的道德体系吧,虽然是孔孟把它造了出来,要不是大一统的中央帝国拿它有用,恐怕早被人忘掉了。现在的知识分子想造道德体系,关上门就可以造。造出来人家用不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当然可以潜心于伦理学、道德哲学,营造一批道德体系,供社会挑选,或是向社会推荐——但是这件事也没见有人干。当年冯定老先生就栽在这上面,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学乖了,只管呼吁不管干,并且善用一种无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种句式来源于《圣经·创世记》:“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真是气魄宏伟。上帝的句式,首长用用还差不多。咱们用也就是跟着起哄罢了。    现在可以说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是什么了。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如前所述,这正是中古的遗风。倒霉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备,自己都说不清;于是就哀叹:人心不古,世道浇漓,道德武器船不坚,炮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其实可以把开船打炮的事交给别人干——但咱们又怕失业。当然,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该有公民热情,针砭时弊也是知识分子该干的事;不过出于公民热情去做事时,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这个地位咱们又接受不了,非要有点知识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这个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三、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时,批判找不着目标,颂扬也找不着目标,只一件事找得着目标:呼吁速将大任降给我们,这大任乃是我们维护价值体系的责任,没有它我们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要论价值体系的形成,从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其功能也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维护也好,变革也罢,总不能光知识分子说了算哪。要社会把这份责任全交给你,得有个理由。总不能说我除了这件事之外旁的干不来吧?凭我妙笔生花,词儿多?那就是把别人当傻子了。凭我是个好人?这话人人会说,故而不能认真对待。我知道有人很想说,历史上就是我们负这责任。这不是个道理,历史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妇女还裹脚哪,咱们可别讲出这种糊涂油蒙了心的话来找挨骂。再说,拉着历史车轮逆转,咱们这些人是拉不动的。说来说去,只能说凭我清楚明白。那么我只能凭思维能力来负这份责任,说那些说得清的事;把那些说不清的事,交付给公论。现代的欧美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讨论社会问题:从人类的立场,从科学的立场,从理性的立场,把价值的立场剩给别人。咱们能不能学会?    最后说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然,他有“士”的传统。有人说,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悲观主义者?),有人说,他以天下为己任(国际主义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为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首),有资格教训别人(教化于民)。这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看自己的。问题是别人怎样看我们。我所见到的事,实属可怜,“脱裤子割尾巴”地混了这么多年,才混到工人阶级队伍里,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咱们把“士”的传统忘掉为好,因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梦了。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就讲硬道理:有什么事,我知道,别人还不知道;或者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我想通了,别人想不通;也就是说,按现代的标准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能力。这样虽然缺少了中国特色,但也未见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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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2012台湾“大选”复盘

编者按: 2012年伊始,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早早便尘埃落定。每一次台湾“大选”,传统上我们都会给读者奉上一道“复盘”大餐。就像下围棋,复盘总是能让人看得更透,想得更明白一点。同2004年、2008年一样,我们今次依然邀请长期关注台湾的厦门卫视总监邹振东来做这一复盘。 挥舞的旗帜、嘶哑的喉咙、扫街和造势……接踵而至的农历新年将这所有的选举相关都涤荡一空。不过,人们仍会不免想回头,追问刚刚过去的那场选举。选举前,人们最关心的是:谁会赢?选举后,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谁为什么会输? 2012年1月23日,台北,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为民众送上包含有新年祝福和一台币的红包。当天是农历新年——龙年的开始。 (CFP/图) 2012年1月13日,在民进党籍嘉义市选区立委候人李俊俋的竞选总部,蔡英文的“三只小猪”等竞选商品吸引了香港观选团成员。 (古雨 东方IC/图) 井喷式的众多分析之中,“风水决定论”颇具台湾特色。比如就有观点认为蔡英文输就输在选了姓苏的副手,“蔡苏,蔡苏,蔡一定会输”。如果有人反诘“马吴配”也不好,“马吴,马吴,不就是马肯定无吗?”等着他的就是,如果讲闽南语,“吴”就是“有”,“马吴”就是“马有”! 升斗小民流传的“风水说”当然不靠谱,但专家们也未必可信。比如那个专家版的“历史决定论”。讲什么“历史潮流,莫之能御”的民意,正义、和平、安定等等,早就决定了选举的胜败。这种说法简直就是妄顾2012年正负不到四十万张选票的选举结果,因为任何一个失误都可能导致翻盘。且不说2004年的“两颗子弹”,光是航班如果不能让台商如期回乡,就足够让某个阵营出一身冷汗的了。在选情胶着之际,一只蝴蝶扇下翅膀就可能引发一场飓风。如果都是历史的必然,竞选人不如躺在床上,等1月14日一觉醒来就是了。问题是,有这么好掉的馅饼吗? 选战是一种复杂的政治博弈,涉及文宣、舆论、包装、策略、技巧等诸多环节。从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战争。回顾一场战争看的不外乎战场、战器、战法和战将,它们分别对应于在哪里打、用什么打、怎么打和谁来打。 【战场篇】 选择什么议题,就是选择什么战场 战场的选择关乎全局。人们熟知的诺曼底登陆和敌后根据地都是因为开辟了新的战场,从而改变了战争的格局。2012年台湾“大选”,同样开辟了新的战场。 舆论战的战场就是对舆论议题的选择,选择什么议题就是选择什么战场。2012年“大选”,马蔡主要在三个战场上交锋:两岸议题、民生议题和竞选人形象议题。 竞选人形象议题,马蔡各有输赢,例如马英九部下屡屡出错和蔡英文副手农舍风波,马阵营攻击蔡英文“宇昌案”,以及蔡英文攻击马英九富邦案和陈盈助事件。从民调来看,特别是后期,负面攻击的效果往往是杀敌一万,自伤八千,甚至偷鸡不成蚀把米。 在民生议题上,马英九则实处下风。马英九的两岸政策,数字上很漂亮,但在转化成民生观时感则遇到了麻烦。投票前一两天,台湾中天电视的政论节目请了一位观光车司机,“中天电视”、“观光车司机”仅看这两点,原以为十之八九是为两岸和平红利提供支持案例,没想变成了司机大倒苦水:观光客是多了,司机累死了,收到的钱是多了,可最后落到他们手上的没多少,一句话:对马英九的两岸政策“无感”。“无感”两字道尽了底层的无奈。大陆的善意、两岸的和平红利在企业主那里非常有感,但是传递到底层民众的过程却慢半拍。以至于蔡英文一次又一次喊话:“台湾人民,这四年你们过得好吗?过得不好的人请投蔡英文一票”,如果底层民众人人都尝到甜头,蔡英文这样喊话岂非找死? 马英九真正有赢面的是两岸议题。台湾名嘴李永平曾一语道出个中关键。马英九两岸政策对台湾的好,国民党没讲透,民进党更不会回应,因为没有焦点,也就没有热点,老百姓自然就会对它无感。 选举中期,蔡英文主打民生,硬是靠三只小猪等议题把与马英九的民调差距拉平,选举后期,马团队一度胶着于竞选人形象议题,对民进党进行一波又一波的负面攻击,但终于没能一剑封喉,甚至出现民调不升反降。幸运的是,最后关键时刻,主战场终于回到两岸议题。 善于提出选择题 更幸运的是蔡英文也随风起舞把队伍开到了两岸议题主战场。两军摆开,一个是确定的“九二共识”,已经看到效果,即使局部无感,但继续下去一定看得到曙光;一个是不确定的台湾共识,重新折腾一次,谁都受不了。 这让马团队有机会将这一次选举定位于选择“九二共识”还是不选择“九二共识”,要两岸和平还是不要两岸和平,要台湾稳定发展还是不要台湾稳定发展的决战。 在选举的绝大部分时间,可以开辟无数战场,缠斗无数议题,但是到选举的最后关头,最能让民众注意力集中的非“选择题”莫属,而且一定是二元单项选择题。2000年“大选”,李远哲对陈水扁的最大帮助不是以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身份为陈水扁背书,而是为陈水扁的选战提供了一个选择题:“是提升还是沉沦?” 这一次,马团队反过来也提供了一个选择题,让台湾人民一下子明白:选别人其实就是选自己。特别是对于无感族——观光客来这么多,你可能无感,但如果大陆观光客不来了,你还能无感吗?企业主得利,你可能暂时无感,可是如果企业主发不出工资,你还能无感吗?现在有那么好的经济数据,你可能无感,但往前走,就有可能有预感,往后退,就一定是痛感。 拥有,可能无感;失去,才会珍惜。马英九的选择题终于惊醒企业主与无感族这些梦中人。当原本喜欢左右逢源、总是两边压注、因为害怕报复所以害怕选边的企业主一个个义无反顾挺身而出时,马英九已经赢了! 当然,马英九的胜利,功劳还是要记上蔡英文一笔的。蔡英文先是宣称自己没有财团,只有小猪,从而把企业主逼到马英九一边;然后又说财团发声是阿共的威逼利诱,迫使企业主一个个表态完全是自己的想法;最后又说,财团支持马英九,他们的员工会支持蔡英文,又迫使员工开始思考自己和企业的命运…… 【战器篇】 统独议题是舆论的核武器 既然两岸议题有利于马英九,那么,如何解释马英九将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写入“黄金十年”远景规划之中,在岛内遭遇民进党和民意阻击,被迫步步退让,导致民调大跌呢? 这就要从舆论的战器分类进行分析。舆论议题是战场,但具体论述则为战器。战器自然有轻重之分,抑或有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之别。 在台湾,两岸议题中的“统独”议题高居所有议题之首,远非经济、民生议题可比,有的论述甚至属于核武器级别。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民进党的“公投绑大选”,就属于核武器,足以震撼世界。而民生议题,诸如工程缓建、老农津贴、隧道通车,问题一解决,这些议题就不再发酵。“统独”议题注定在台湾政治中会不时发炎,在国家统一之前,一直是永久的痛。 马英九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就其实质而言,还不算是“统独”议题,但是因为涉及到变更两岸现状,仍然接近“统独”议题的舆论当量。 马英九抛出这个议题的时机,正是民进党为苏嘉全农舍而焦头烂额,正苦于没法转换焦点之际。马英九的民调此刻领先蔡英文十个点。有见过正把对手打个落花流水,却放过对手,重辟战场并变更武器、战法这样的主帅吗?再正确的想法只要在错误的时机抛出,就是错误的议题。 从舆论议题的当量看,农舍风波与和平协议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果然苏嘉全从被动挨打、几无还手之力中解套,而马英九的民调则下滑五个百分点,这样打舆论战如果不是马英九亲口说出,真的会让人以为马英九团队混进了民进党的卧底。要知道2006年陈水扁身陷贪腐危机,正是通过台独议题转移焦点,一声“修宪”,让媒体版面应声从贪腐议题转走。 在坐拥压倒优势的情况下,突然抛出具有强烈争议性的议题造成社会波动,随后出尔反尔引发中间选民不安,接下来消毒用力过猛又导致深蓝支持者失望,而突然加速又急速转弯则让国际舆论困惑,马英九的民调不掉那才怪呢! 舆论武器的当量不可不察,舆论议题的转换时机更要三思。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一次选举是否和平理性,往往和竞选人选择什么样的舆论武器有关。武器的选择,和竞选人的人格和党派的品格密切相关。因此,舆论武器是我们评价一次选战到底属于什么品格的最重要的观察点。 选战,常常因为难以避免的互相攻击而被人诟病。但即便攻击甚猛,甚至放些冷枪暗箭,也有底线。最基本的如不触及生理,不波及无辜。 2005年民进党阵营公布胡志强病例,拿人家的身体打选战,遭到台湾全社会的谴责。2008年,庄国荣辱骂马英九的父亲,令谢长廷的民调下滑,相当于丢失一百万张选票,这就是报应。 触及生理的舆论武器好比喂毒暗器,大量波及无辜的舆论武器恐怕就够得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 2012年的选战之所以被评价为台湾历史上最理性平和的选战,三位候选人赢得了包括不支持他们的媒体与名嘴的交口称赞,就是候选人对竞争对手的攻击,大致围绕在决斗般的手枪点杀,他们几乎都没有使用或者过度使用舆论的喂毒暗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012年选举被称为让人“松了一口气”的选战。为什么大家会精神紧绷憋了一口气?因为前车之鉴就在不远。 过去的选举,民进党总会把几个人、几个党派的权力之争弄成“本省vs外省”、“中国vs台湾”之间的大决战,一次次撕裂台湾。“两颗子弹”后的舆论发酵就是最典型的政治操弄。这一次的选举,虽然也有制造企业主和员工的对立,但是没有像以前那样大面积地操作类似“台湾人选台湾人自己的总统”这样的族群分裂。 中国的统一,必须警惕任何制造中国人分裂的大规模杀伤性舆论武器,在中国大陆的一些舆论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到滥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端倪。一些人不惜把个人的恩怨、好恶甚至情绪上升到民族仇恨的境地,不是一对一地就事论事地解决分歧,而是刻意划分族群、迫使原本跟事件八杆子打不到一起的无数无辜者进行选边站,不同意他的言行,不接受他的情绪,就十恶不赦,就要煽动民族仇、阶级恨对之同仇敌忾。如果说恶语相向、煽动暴力,还只是点对点的小型舆论武器,充其量还只是下三滥的喂毒暗器;但是制造阶级矛盾和族群对立,就是舆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有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一切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都是从制造分裂开始的,中国未来最应该警惕的就是这种制造中国人分裂的大规模杀伤性舆论武器。 【战法篇】 舆论高峰及其变迁 选择了正确的战场,用对了武器,还需要正确的战法。 关注台湾的人都知道,两岸议题曾经是民进党最擅长的战场,过去民进党治台无方、贪腐有术,就靠两岸议题转移焦点,一打一个准;而国民党则对两岸议题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为什么这一次两岸议题180度转弯,变成对马英九有利了呢? 舆论议题是有高度区别,也讲制高点,而且其高度还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迁,抢占制高点至关重要。还是以两岸议题为例,就在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前后,也还会偶尔把“统一”挂在嘴里,1996年他的就职演说就六次提到统一。这表明,至少在当时“统一”议题还是台湾社会的主流论述,它高居舆论议题的顶峰,让李登辉不敢挑战撕掉这块遮羞布。 而到了陈水扁时期,在民进党操弄下,“统派”则成了负面标签,弄得不仅中间人士,甚至国民党都避之唯恐不及。反过来,倒是在两蒋时代会有牢狱之灾的“台独”议题,漂白掉“激独”色彩,以维持现状的姿态,占据台湾的舆论高峰。 2008年台湾“大选”,民进党锁定两岸议题为主战场,在游行队伍中安排了一个硕大的木马,宣称“两岸三通”一开放,就会上演木马屠城。马团队则力避开两岸议题,在竞选人形象议题上开辟战场,把2008年“大选”打成是清廉和贪腐的决战、改变和堕落的决战。 2012年“大选”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九二共识”成为台湾舆论的主流论述。马英九执政后,一直坚持“九二共识”,但是,由于民进党的长期操弄,国民党最初在“九二共识”的宣传上,仍然患得患失,不敢理直气壮。直到“九二共识”的好处日益彰显,特别是蔡英文提出“台湾共识”,迫使马团队必须用“九二共识”与之正面交战。蔡英文之所以敢用台湾共识挑战“九二共识”,就是看到了国民党最初对于“九二共识”能否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信心不足,而随着郭台铭、王雪红等企业家一个又一个站出来力挺“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终于上升成为舆论高峰。 当然,“九二共识”目前还是没有达到舆论高峰的顶点,但无论如何,建立在主流民意基础上的“九二共识”其正统性已为以后的舆论战占据了很好的制高点。这是这场舆论战最重要的收获,它必将影响下一次“大选”。 打选战,必须占领舆论高峰。如果你坚持的东西,还不是舆论高峰,就必然被动挨打。一定要把自己坚守的东西从自己的基础变成全社会的舆论高峰,你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曾几何时,民进党把民主进步、反黑金、爱台湾等无人敢于质疑的东西,纳入自己的舆论高地,结果所向披靡。国民党在一次次失败中醒悟过来,终于明白自己也要抢占诸如爱台湾、改革、廉能等舆论制高点。 爱台湾,台湾舆论的珠峰 目前,高居台湾舆论顶峰的就是爱台湾议题。其他所有议题,只要与爱台湾对立,都丧失正当性。 “爱台湾”曾一度成为民进党的符号。在过去的竞选人民调中,常常有一个匪夷所思的选项,谁更爱台湾?结果自然就是民进党的人得分更高。民进党用这样的舆论操作,获得无数好处。即便是陈水扁身陷贪腐风暴,深绿的人仍然认为陈水扁是因为爱台湾才被诬陷的,而中间人士也有不少人认为陈水扁虽然贪腐,但还是比国民党某些人更爱台湾。 而马英九在反制爱台湾的魔咒却有着长期的准备。他早在1990年代,就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呷台湾米、饮台湾水”的新台湾人。但是国民党还是没有占据爱台湾的舆论制高点。这如果是民进党的刻意为之,还情有可原;问题是国民党有时候自己都潜移默化地自认为自己不如民进党爱台湾。比如说,只要国民党和大陆谈判,民进党一定跳出来,质疑国民党在谈判中出卖台湾利益。可是,2012年“大选”,当蔡英文宣示:如果当选,将成立跨党派的“两岸对话工作小组”,为两岸正式协商铺路,更不排除政治协商的可能性,泛蓝阵营只是一再质疑蔡英文是否接受“一中各表”,却几乎没有一个人反其道而制之,质疑民进党搞所谓的跨党派小组会不会出卖台湾。难道国民党的谈判就一定出卖台湾,而民进党的谈判就不会? 这样的歪理逻辑,为什么国民党要认呢?既不还手,也不作为,国民党的舆论战为什么有时候总是被动,就在于没有搞懂舆论战的规律,包括抢占舆论制高点的意识和技巧。 老农津贴与三只小猪 老农津贴为什么会减分?马团队推出增加老农津贴316元的政策,相信316这个数一定是专家综合各种因素精算出来的,否则不会精确到个位。但恰恰就是这个精确到个位,引发了台湾社会的恶评。 试想,如果你过年给父母红包,你在去年的1000元基础上,先要计算一番GDP增长率、CPI指数等等,然后包了1146元,不挨骂才怪?闽南话有一句俗语:兄弟讲道理,夫妻搏感情。一个对弱势群体锱铢必较的政府,谁会对它有好感呢?马团队尽管对316元的算法讲了一堆道理,但老百姓也可以用民调和选票跟你马政府讲道理。选战在即,马英九你是想讲道理,还是来搏感情呢? 三只小猪,是马英九和蔡英文民调追平的历史转折点。不是统独议题,没有政策失误,更没有领导人形象污点,就凭一个小猪存钱罐的创意,就可以做到逆转,堪为舆论战的经典战例。 三只小猪的加分至少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民进党最擅长的悲情。三只小猪讲述了一个小动物对抗大怪兽的经典故事。 二是国民党最缺乏游戏精神。国民党一直高高在上,马英九也偏于正经。台湾民众是喜欢嗨的,三只小猪一改民进党传统的悲情做法,把悲情内化为一种游戏精神,三只小猪的种种可爱的造型,吸引了无数爱参与爱热闹的台湾民众。 三是国民党至今没有搞明白的“被主动”战法。领袖带来和平安定,领袖送温暖送好康,一切都是领袖主动作为,民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这是国民党历来的打法。直到这一次,还是用送福袋来反制三只小猪,甚至自我陶醉地认为自己是送东西给民众,好过民进党的让民众送存钱罐。傻瓜都知道一支军队如果做到让老百姓夹道送鸡蛋给自己,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国民党什么时候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呢? 【战将篇】 谁能横刀跃马 马英九的胜选,让幕后的操盘手金溥聪浮出水面,并一举终结了人们对金溥聪的长期质疑,因为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金溥聪有金小刀之称,由于挥刀起舞,难免伤人伤己,也就难逃非议。但正因为他特立独行,迥异于国民党的传统文化,他才能够成其大业。 马英九心软似水,金溥聪铁面如刀,他们的搭配可谓刚柔相济,究竟是哪一条线将他们牵在一起? 金溥聪与马英九相识相交已有二十余年,早在1985年,金溥聪从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新闻所获得博士学位,应聘国民党中央党部国际关系室工作人员,录取他的主考官正是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马英九。1997年马英九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又和早他三年回到母校政大任教的老部下金溥聪成为同事。在这一段时间,金溥聪的研究重点一直是“媒体及选举行为”,《新闻媒体在总统选举中的议题设定功能》、《总统选举与新闻报导》、《政治竞选广告管理制度之研究》、《形象牌不是万灵丹》,从这些发表的报告、文章题目,就可以看出金溥聪的志向就是如何利用传媒打赢未来的选战。志存高远的马英九早就在为未来积蓄力量,他深深懂得在台湾搞政治,不能离开传媒,打选战,需要传媒,坐稳江山,还需要传媒。 没有公开报道说他们曾经如何惺惺相惜。不过,马英九在打赢台北市长选战后,台北市政府新闻处处长成为金溥聪的第一个官职。从此两个男人如影随形,南征北战。 在选举社会,一个有远大志向的政治人物,第一个要寻找的就是既懂得传媒力量又熟悉政治行为的媒介顾问,他不是普通的幕僚,他是自己政治生涯横刀跃马的头号战将。 反观蔡英文阵营,当邱义仁重出江湖,选战的格局立即为之一变,从把国民党的小失误打成大错误,到三只小猪的微力量变成大气候,邱义仁让人见识了什么才是翻云覆雨的舆论操盘高手。就个体而言,邱义仁的水平绝不在金溥聪之下。但这一次选战,邱义仁却有明显的弱项。 其一,邱义仁在选战中后期才出山,他打的是夹生饭的选战。 其二,邱义仁有旧伤,他挥之不去的陈水扁阴影,让蔡英文和他自己都投鼠忌器,特别是马团队后期,追打蔡英文无法切割陈水扁,一个俄罗斯套娃的政治广告,让邱义仁等人无所遁形。 其三,最重要的是,邱义仁没有和蔡英文打选战的经历和默契,不像金溥聪和马英九三十年知根知底,十余年南征北战。 所以,2012年选战,其实从1985年就开始打起。 背影和前途 选战最后应该关注的不是选举的结局,而是政治人物的背影。 在败选演说上,蔡英文一句“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泄气”让粉丝们泪奔。让人想到四年前谢长廷的败选演讲:“选举是我个人的失败,不是台湾的失败,今天不要为我哭泣”。蔡英文的背影维持了一个政治人物应有的尊严和气度,但她的格局较谢长廷低了一个层次。比较两者的败选感言,谢长廷突出的是台湾:“我除了会兑现对败选的一切承诺外,也将持续守护民主、守护台湾,我的生命属于台湾,舍此无处可去,这是我个人的挫折,是民主的结果,不是民主的失败。”而蔡英文的主语则处处是我们,这“我们”无非就是民进党。“挑战现任者本来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有执政的优势,我们的资源也相对困乏,尤其是在中北部,我们在基层的根源还不够,但总体而言我们的努力是不够的。在诉求、策略、组织、文宣等工作上,还有很多地方我们都需要加强……有一天,我们会再回来,我们不会放弃。”一个是向全台湾表白,一个是只向支持者倾诉,其高下不言而喻。 蔡英文在败选后最值得赞赏的是这样一句忠告:民进党目前必须好好反省两岸政策。如果结合邱义仁自己澄清不过是传言的这一句话,“除非民进党有大改变、国民党犯大错,否则2016年民进党胜选机会也不大”,其传递的信息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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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飘泊海外的胡适

作者:赵映林        1962年2月24日,著名学者胡适不堪重负,带着欢娱和不尽的遗恨溘然长逝,终年71岁。        据台湾《中央日报》这一段时间的连续报道,我们得知,胡适逝世的次日,蒋介石亲自写了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6月27日,蒋介石颁布褒扬令,高度评价了胡适的一生。赞誉他“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似乎是盖棺论定了。然而,就在胡适出殡的那天,“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负责新闻片的编导,拟派摄影师去拍送葬的场面,却遭到蒋介石父子的禁拒,这又是为什么呢?个中缘由,读完本文也就恍然大悟了。        客居纽约        1949年初,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一向以国民党“诤臣”自居的胡适受蒋介石委托以私人身份于这年4月6日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蒋介石则一厢情愿希望胡适能为其活动美援。然而4月21日(西半球为22日)船抵旧金山时,新闻记者蜂拥而上,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告诉胡适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的军队已渡过长江,希望胡适对大陆时局发表看法。胡适在船上多日未看到报纸,信息全无,乍听到这一消息,着实吃惊不小。同时也不免悲上心头,虽然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是他意料中的事情。        4月27日胡适到达纽约,寓纽约东81街104号。这是他1942年离开驻美大使职务后租住的房子。这一阶段胡适的心情较为灰暗,在纽约他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会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并“一再声明他从此不问政治”。最初的一年多,胡适确实是“不问政治”。蒋廷黻想在美国组织“中国自由党”,拟拥胡为党魁。胡适对人说:“我不反对他组党,但我一本不问政治的初衷,绝不参加,更谈不上做党魁”。胡适这种“一本不问政治的初衷”使中国自由党流产了。        1950年6月,胡适夫人江东秀由曼谷来到美国,江东秀乃一乡村女子,又一字不识,到美国后,语言不通,失去社会生活能力。这下胡适可遭殃了。胡适1949年到美国,全部存款2000美元,坐吃山空,何来钱雇保姆?于是胡适只好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洗玻璃杯倒烟灰缸、化冰箱的冰,外出采购食品蔬菜,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一变过去外出有车、家事有佣人的生活条件。后来他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在外国,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的。”        流亡的寓公生活,几乎使胡适的经济情况和健康情况陷入绝境。一些朋友来看他,他请不起客,只好煮茶叶蛋招待客人。然而,他却拒绝了美国许多大学的聘请。有位曾做过美国财政部长的大资本家特地在匹兹堡大学捐设一年俸1万多美元的讲座,并新建一座小楼,专供胡适使用,胡适拒绝了。他不愿吃嗟来之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所以他在美国住了9年,却始终不肯领“绿卡”。蒋介石见他不入美国籍,便千方百计拉他,先是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胡适不肯,但国民党政府为了利用胡适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政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再三要求胡适在4个月内不要向外界发表不干外长的声明,导致胡适“精神上十分苦恼”。后来台湾当局又给胡适送来6万美元的所谓宣传费,也被他全数退回。        1950年5月,胡适为了生计,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之聘,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院。大陆有些人撰文说胡适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只得去担任东方图书馆的小小管理员。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年胡适生日的那天,还收到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要他回台湾,还要为他祝寿,胡适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在美国的日子里,胡适花了很大精力研究《水经注》,对于所谓“戴(震)偷赵(一清),赵戴皆偷全(祖望)之说”,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学术界原来对此案几乎一直是确认不疑的。胡适穷追20年的时间,用了数百个证据,澄清了这一不实之案。这桩学术公案经胡适的考证后,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戴震没有抄袭赵一清的书,也没有抄袭全祖望的书,而是赵家的人抄袭了戴震的书;全祖望的书,有部分是自己的,其中一部分是托先世的。胡适的结论对后人的研究帮助颇大,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湮没的。        1951年12月17日,胡适已60周岁了。这天纽约的天气极冷,大雪纷飞,漫天皆白。他从普林斯顿讲学坐火车回家,在车厢里,暗自沉思,年过花甲,又患心脏病,连人寿保险公司都拒绝保险,常带着药瓶走路,生命可能忽然结束。于是下决心,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年,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遂定下“生日决议案”:第一笔债是完成《中国思想史》的下卷;第二笔债是完成《中国白话文学史》的下半部分;第三笔债完成《水经注》校本的考证;第四是如果国家有事,只要力所能及,无论为团结自由力量,为自由中国说话,都愿尽力而为。胡适最终由于众多的社会活动而未能完全了却“生日决议案” 所规定的研究和撰述计划。        胡适客居美国,并未忘记自己是黄皮肤黑头发,其爱国之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浓烈。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政府不顾历史事实的种种说法,胡适极为愤慨。几年后,他为司徒雷登的《在中国五十年记》作序时,还对此耿耿于怀,责难美国“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指罗斯福与斯大林妥协签定的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雅尔塔秘密协定” ),指责美国政府“背信弃义”。所以他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读了White Book(白皮书)之后,更不愿留在国外”。        回到台湾        1958年4月8日,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此前他曾4次到过台湾。        第一次是1893年2月26日他随父母赴台,1895年1月随母离台回到上海。其间牙牙学语的胡适在台南住了9个月,在台东住了1年多。因为这段经历,后来胡适还自称是“半个台湾人”,把台湾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第二次是1949年3月,他受蒋介石委托准备去美国活动美援。这月的22日他到台湾安置家属。27日还由傅斯年、黄朝琴陪同到中山堂作题为“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的讲演。月底返回上海。        第三次是1952年11月,他在这月的19日从美国经日本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在机场受到蒋经国、何联奎(代表蒋介石)、王世杰等人的迎接。他在机场被欢迎的人群和大批记者包围着。朋友们争相握手,记者们抢拍镜头,被挤得寸步难行。他笑着说:“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晚上,蒋介石在府邸邀请他共进晚餐。他这次回台是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之邀讲学。这些话后由《自由中国》杂志社编成《胡适言论集》,由华国出版社印行。讲演之余,胡适出席了各类宴会、茶话会,访问了在台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于右任、王宠惠等人,并和一些著名学者就《水经注》的有关学术问题展开了切磋。他说这是“我最好的休息与享受了”。他在和30多位中学校长座谈时,提出中学应减少必修课,提倡选修课,“让学生们自己去摸索他们的兴趣”。这是胡适改革中学教育的最重要设想。12月26日,胡适到郑成功祠献花圈,又到台南市永福国民学校凭吊幼时故居遗迹。校内有一座做仓库用的简陋木楼,是原台南“巡道署”唯一的遗址。1893年还不到两岁的胡适就住在这小楼的附近。在仅存的小楼前留影后,胡适种了一株榕树,并书写了“维桑与梓,必恭敬止。60年前曾随先人寓居此地,今日重游,蒙诸父老兄弟姐妹欢迎,敬记谢意。”又为永福国民学校家长会题词:“游子归来”。嗣后,他又到了台东的旧居卑南乡槟榔村阿里摆蕃社重温了他儿时那模糊的旧梦。1953年1月17日胡适经日本返美。        第四次到台湾是1954年2月18日,4月5日离台回美。胡适这次回台,是为了参加“国民大会”。这次“国民大会”时,蒋介石假意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说,他是个有心脏病达15年历史的人,连美国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保他的寿险,怎么能挑起“总统”的担子?表示“原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臣,不愿居官”。        1957年2月17日胡适以胃溃疡病重,在纽约医院将胃割去60%,到3月10日出院。这次病得不轻,所以6月4日他便写下英文遗嘱:身后火葬,骨灰则由治丧的友人们处理;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捐给北京大学;一切手稿、论文和身边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如有遗产则给子孙们平分。        这年的8月20日,主持台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达18年之久的朱家骅执意辞职,胡适以全票被公推为院长候选人。11月4日蒋介石明令发表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专电促请他返台就任。胡适以正患肺炎为由一再恳辞,未能获准。这时,国民党当局拨专款给“中央研究院”为他修建住宅,虚位以待;而台湾各方函电劝请胡适允就的很多,胡适也逐渐产生了回台湾久居的念头。1958年4月8日,在外流浪了9年零3天的胡适终于回台湾定居了。        大陆批胡及台湾讨胡        大陆批判胡适,始于1951年秋天。先是由北京大学举办讨论“胡适思想问题”的学术会议,接着在上海召开“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在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说道:“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他们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胡适估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是错估了形势。到1954年,大陆思想文化界终于掀起了一场全面大规模地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        这年的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问题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大家口诛笔伐,当时确实使胡适在大陆的威信扫地。一大批专家学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这场运动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7年,直到1957年反右才开始结束。那时,大陆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适听后笑了起来:“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没有随胡适到美国而留在大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分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甘心为美国服务”。又说:“(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还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胡思杜并没有因为批判了父亲,和父亲划清阶级阵线而免遭恶运,1957年他也成为数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结果在绝望中自杀。胡适回台湾时,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了胡适,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判胡适的文章。蒋介石询问了胡思杜的近况,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里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同胡思杜如出一辙。)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没有料到胡适入室操戈,只好报以苦笑,不欢而散。但胡适对大陆批判自己的思想而累及了一大批留在大陆的学者(这些学者几乎不是胡适学生,就是胡适的朋友),又非常不安。他给沈怡写信说:“此事(指批胡适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的两批资料(指大陆批判胡适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就在大陆批判和清算胡适思想高潮的1954年,在台湾也发生了胡适无法脱离干系的“雷震与《自由中国》事件”。        《自由中国》杂志是一个深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政治刊物,主张在台湾实行西方民主自由制度。胡适是雷震的挚友,也是《自由中国》的得力支持者和发行人。《自由中国》的办刊宗旨就是胡适确定的。从1951年6月开始,该刊物因经常登载干预台湾的政治和经济的文论而处于逆境。这年6月《自由中国》刊登一篇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揭露台湾军政机关为牟取破案奖金而事先设计,诱民入罪,惹怒了军政当局。当局下令逮捕有关编辑人员。《自由中国》受到压制,胡适十分不满,他给雷震写信表示全力支持这篇“获罪”的社论,说这篇社论“是《自由中国》的招牌!”压制《自由中国》“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以后的几年中,胡适更是不断给《自由中国》撰写政论,要求国民党开放舆论,规劝国民党“当政的人,应该努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判”,“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占一地位而无惭愧”。这些言论都是有的放矢,对台湾当局来说犹如芒刺在背,但鉴于胡适的名望,又无可奈何,只好暂时对他隐而不发,转而拿雷震开刀。1954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开除雷震的国民党党籍。        1956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70岁生日。《自由中国》刊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其中有胡适《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胡适在文中劝告蒋介石不要事必躬亲,希望蒋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的保障言论自由。胡适的这番规劝,无非是劝蒋多采纳一些西方民主制度的方法。刊物出版后,引起广泛反响,印行至七版之多,仍供不应求。这下大大触犯了蒋氏,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国魂》、《幼狮》、《革命思想》、《军友报》、《政治周刊》等纷纷发文,对《自由中国》发起围剿。12月,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极机密地发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特字99号”《特种指示》,宣称《自由中国》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有不当的政治野心等等。次年1月该部又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认定胡适和《自由中国》“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一时之间,胡适和《自由中国》的同仁们陷入来自台湾党、政、军各方的愤怒声讨之中。这就是台湾有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而胡适本人则处海峡两岸夹击之中,其心情更是灰暗。        最后的岁月        1958年4月10日上午8时半,胡适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考古馆楼上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0时,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的开幕式。蒋介石和“副总统”陈诚都到会。蒋在讲话中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仪,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在答谢词中反驳了蒋介石的讲话。胡适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了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的……”胡适只管自己侃侃而谈,蒋介石却已怫然变色,在场的所有人也一个个目瞪口呆。        胡适从1958年4月回台定居接任“中研院院长” 之职,到1962年2月去世,在台湾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3年又10个月。其间因操劳过度,引发心脏病4次,住院治疗休养达5个月155天。在他生命的最后3年中,他每天必须工作到下半夜三、四点才能上床休息,工作时间长达18至20个小时。回台后胡适有两项影响深远的贡献,一是制定了科技发展计划,二是在政治上为民主与自由奔走呼号作不懈的斗争。        由著名科学家吴大猷起草的“发展学术,培植人才”计划,经胡适最终改定为《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在“草案”中,胡适指出“近日国家面临的两大危机”:一是科学研究太落后,所以国家缺乏现代的科学基础;二是大量的科学人才因待遇低而杳如黄鹤,去而不归,造成国内缺乏科学研究人才的危机。胡适针对现状提出了11项具体措施。经胡适的努力,“行政院”在1958年8月全部通过,1959年初正式公布《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此后,胡适为这一纲领的实施呕尽心血,终于使这一科学发展计划得以贯彻。        一方面台湾的经济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另一方面却是缺乏现代文明国家的民主与自由,这种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就导致了胡适与蒋介石的冲突的不可避免。胡适把他与蒋介石的冲突概括为“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        1960年,6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台湾吹拂。73岁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宪连任“总统”?然而,蒋介石却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选择。胡适对蒋介石的恋栈十分不满。在这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作第三任“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奉劝国民党“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出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跟胡适遥相呼应的《自由中国》在这期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的文章,使当局浑身不自在。到蒋当选后,又撰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待?》,穷追不舍。雷震进而酝酿组织新党——中国民主党。到此,国民党终于彻底撕下假民主的面具,以“涉嫌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雷震等人,并由军事法庭判处徒刑。中国民主党也因此寒流而遭摧残。当雷案发生,胡适正在美国出席教育文化基金会。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给陈诚打电话,希望政府能不作摧残异己的事。回台后,胡适拒绝友人的劝告,对记者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谈话:“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们造铜像,不料换来的10年坐监,这(胡适说到这里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此后,他面见蒋介石为雷震辩白。又同友人为争取特赦雷震而努力,但都无效果。1961年7月26日是雷震65岁生日,大病了56天的胡适为狱中的雷震题诗祝寿,表彰他在言论批评方面的贡献: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我最爱读,今写给儆寰老弟,祝他六十五岁生日。        适之        1961年12月17日,胡适在医院度过了他的70周岁生日。台北文化界200余人为他签名祝寿。他的病房门口摆满了鲜花和花篮。可是他未等病愈便坚持要出院筹备在次年2月召开的院士会议。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馆举行第五届院士会议。下午5时,胡适亲自主持院士酒会。酒会上胡适见人才济济一堂,十分高兴,便幽默而得意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他讲完后,“副院长”李济发言,接着吴大猷代表海外来的新院士发言。胡适表示赞赏吴大猷的画,但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声音很大,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上。经抢救无效,当日作古。        1955年,胡适曾说:“我在这三十年中,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是全国人民知道的。”他还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胡适对祖国大陆,不是毫无眷恋之情的。        (原载《民国春秋》1992年第六期。2012年初补记:胡适手定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为国民党政府所全盘接受,从而为台湾的科学技术指明了发展途径,奠定了制度基础,形成良好的科研环境,经过科学家们的长期努力工作,1986年李远哲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1997年朱棣文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来源: 民国春秋 | 来源日期:2012-01-23 | 责任编辑:程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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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杨松坚:对政治职位薪金检讨报告书之浅见

杨松坚:对政治职位薪金检讨报告书之浅见 (2012-01-06)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薪资、人才、市场 [2012台湾大选] 李登辉李远哲登广告支持蔡英文 [朝鲜问题] 纪念两领袖冥诞 朝鲜下月大赦 [中美关系] 传美将设工作组监督中国贸易问题 时事透视 杨松坚   2011年分水岭大选过后,李显龙总理宣布委任以余福金为首的独立委员会,对政治职位包括总统、总理和其他政治职务,以及国会议员津贴的依据薪金水平进行检讨和提供革新方案。这是李总理回应民众疑虑,以保证岛国政府廉明和政府施政畅和的重要举措。期待已久的委员会报告书终于公布,引发密切关注。   初步阅读报章上公布的报告书,有感它是正视并回应了广大民众对政治职务减薪的诉求,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执政信心。虽然对于报告书是否全面、正确,所提议的官员薪金调整是否适当、合理,仍是见仁见智。报告书是否能取得一致好评,国会辩论后接纳通过,尚待定论。   我这里想对报告书初步审视,并提供一些浅见:   一、报告书是否体现了广大民众对高层政治职位减薪的诉求   本地贫富差距扩大,民众对政治的敏感度有所增强,对当局施政也日愈关注。当政府某些政策有执行失误或不为民众理解,过高的政治职务薪酬可能引发议论和不满。因此,及时和全面检讨高级政治职位薪酬,并适当调整和减薪可以回应民众诉求,真正体现民主政治和任人唯贤,不单纯以高薪吸引人才从政。   报告书所提出减薪的幅度大致上合理,其中总统年薪减至154万元。国会议长薪金则减至55万元,如此总统和国会议长年薪分别是总理的70%和25% ,比较能反映其职权上的轻重差异。按检讨委员会建议,初级部长、资深部长至副总理,年薪从158万元至248万元,减至110万元至187万元,减幅31%至39%。总理薪金从307万元减至220万元,减幅36%。按上述平均减薪幅度为30%至40%,也比较符合人们一般预期的数字。   二、报告书提出的方案是否有利于贯彻任人唯贤的治国方针   以往部长薪金与私人企业界最高层人员的工资挂钩。报告书建议对部长薪金制进行全新调整,部长的MR4级起点的薪金指标,将取新加坡首1000名最高薪者的中位数薪金之60%为基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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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刘安安:失焦了的核心价值观

刘安安:失焦了的核心价值观 (2012-01-06)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薪资、人才、市场 [2012台湾大选] 李登辉李远哲登广告支持蔡英文 [朝鲜问题] 纪念两领袖冥诞 朝鲜下月大赦 [中美关系] 传美将设工作组监督中国贸易问题 热点话题 刘安安   对一向来以效率第一见称的公共服务之精英团队,地铁大瘫痪事件无疑是个醍醐灌顶的案例,在这个关键时机,各个公共服务机构须要好好地来个釜底抽薪的省思及变革,才能化危机为转机,将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导入正轨。正如叶鹏飞君在《地铁大瘫痪的教训》一文所说的重话:“地铁大瘫痪的意义,就在于宣判目前关于效率的主流论述的破产。国人还是希望公共交通系统有高效率,但那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效率,而不是通过各种手段如增加收费、削减成本来提高企业盈利的效率。如果大家能从在地铁大瘫痪里吸取真正的教训,痛定思痛并改弦易辙,也未尝非塞翁失马之福”。   个人尝试在这个课题上,再将问题抜高到更深更广的层次来讨论,即公共服务的精英团队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已经失了焦呢? 又,整个导航体系是否迷失了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后脱颖而出的一位儒商,说到在企业家的身上,必须具备及精通两“学”,即“数学”和“哲学”。所谓的“数学”,是精于在整体规划上精打细算,并且生财有道,使企业有了赖以生存的源泉。所谓的“哲学”,即企业家所拥有的扎实的哲学底蕴,对个人一生的修身养性大有裨益;对企业来说,既有能力又善于将抽象的企业理念化为全体上下、人人能够理解的愿景,并且引领大家齐心合力,去创造企业能够永续发展的动力及企业文化。   倘若不能在“数学”和“哲学”中取得一个平衡点,只一味地向“数学”倾斜,追求利润最大化,忘了组织原有的责任与使命,迟早是会发生乱子的。先说美国的例子,金融界的精英分子,凭着第一流的“数学本事”,出尽法宝以谋利,结果误国又误民,甚至是误了全世界。美国政府为了国家经济免于崩溃,动用国库来拯救银行,而这些金融界的精英分子在国难当前,还在打政府援助金的主意,奥巴马总统气得破口大骂亦无济于事。   说回SMRT,自成立之初开始至今,单一的沟通语言及告示就一直为人所诟病,SMRT根本不为所动,最近的地铁大瘫痪事件,可以说是给SMRT一个狠狠的教训,也是给其它的公共服务机构的一个殷鉴。   像类似以创造财富为贤能的事件不断地出现,民众不禁要问:精英分子经常告诉百姓不要视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百姓也要告诉精英分子,高薪养贤亦是理所当然吗?若只知道为集团创造财富以领取高薪花红而忘了使命感,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哲理为美丽的词藻,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神话故事,则社会有难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不禁使我想起有关已故文化人郭宝崑的新闻报道,在每年国庆的群众大会演说之后,郭宝崑总是在摇头叹息:领导人每年花几个钟头的演说,都在大谈特谈经济,人文及文化素养靠边站,这个国家将来会变成怎么样?哲人先知先觉的话几乎成了预言,在今日验证了重“数学”、轻“哲学”的精英分子所暴露出来的严重缺憾。当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观,一切都以功利至上来算计,忘了为民服务才是本位,已非人民之福,更非社稷之幸。 作者是社团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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