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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研究院,学习型的朋友群落

作者: 信力建   日前,著名时评家、作家、博主卫金桂女士受邀加入信孚研究院。 卫金桂,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现为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授、最热门文科选修课教师、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编委。曾任北京市丰台区第七、八届常委;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主编。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持或参与各类研究项目十多项。2011年出版小说《中国女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小说《伊甸园之殇》、《承担——60后大学生》已与名牌出版社签约,将于本年内出版。 迄今为止,卫金桂发表的文章已近千篇,杂文、随笔、书评、学术、生活,包罗万象,博古通今。某媒体曾如此评价她:作为历史研究者,她喜欢写评论,却不拘泥于媒体报道。她写生活琐事,却能引发网民地震,独成一家新闻。卫金桂自称“自由主义信徒,甘地主义态度”,事实上这也是信孚研究院的基本核心:自由主义,包容理性,主张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达成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不管是什么派系、什么主义。 信孚研究院是神马?更形象地说,它是信孚的专家朋友们的一个“大客厅”、“休养园”,更是国内著名学者们的“精神家园”。 简单地说,信孚研究院秉承和推行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理念和“学术自主”的模式,提倡求真、分享、自由、有趣、共进的合作方式,努力整合全球华人的知识学术资源,为每一位有共同价值理念和追求的学者专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学者最便利最宽松的研究环境,着力于共同研究国内和国际发展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网络,携手推动社会进步。 未来,研究院将逐步走向国际现代化的公益组织运营模式,启动基金化运作,力求公开透明,但这只是初步设想。目前,研究院是独立支撑,适度资助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率先实现信孚提倡的“时时、人人、处处”学习的大教育梦想! 目前,信孚研究院里的“牛人们”包括:袁伟时、曹思源、杨恒均、陈有西、吴祚来、秋风、颜昌海、童大焕、熊培云、李悔之、周虎城、杨佩昌、野夫、李剑芒、袁征、罗天昊、袁天鹏、李小鸣、李公明、鄢烈山、笑蜀、令狐补充、郎遥远、王晓阳、章文、熊丙奇、曹保印、荣剑、范泓、刘柠、叶匡政、刘洪波、郝建、薛忆沩、易富贤、余以为等知名学者。 研究院的“主业”很丰富,包括吃饭、喝酒、旅游、度假、做善事等等。只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广州,都会受邀参与信孚饭局,几样小菜、一壶好茶,思想碰撞,天马行空,各自惬意。比如,今年以来,与袁伟时、杨恒均、程刚等谈“中国话为何让世界焦虑”,与王则楚、李公明、唐明灯等谈“国家主义者”,与陈思、鄢烈山、蔡慎坤等谈“穆兄会的兴衰”,与冉云飞、赵牧等谈“外交价值”,与山田正行、余以为等谈“日本的政治与教育”,与邓良平、韩世同等谈“民企的春天在哪里”,几乎每个饭局都有个主题,而每一次的讨论都有所收获。 旅游度假,也是信孚研究院的特色之一,通过文章交流的“读文”,到互动交流的“读人”,再到行走天下的“游学”。比如,与杨东平、陈有西、杨恒均等游走以色列,与秦晖、金雁、秋风、张鸣等游走东欧诸国,与徐列、邓良平等游走日本,与袁伟时、鄢烈山、向熹等游走希腊古国,与吴祚来、曹保印、周虎城等游走印度等等,每一次游学之旅都充满新奇,沿途知识互补,观点辩论,趣味之至。 做文化善事,更是信孚研究院乐此不疲的事情。比如,联合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媒体等做文化论坛、捐资助学,举办“儒教研讨会”、“武夷论道”、“信孚公益论坛”、“印度文化论坛”等,向农民工家庭赠送教育图书,为在校贫困大学生设立奖学金、调查基金等等,去年开始推出“好书送好友”活动,为学者、媒体、网友等赠送几千本好书,获得了诸多好评。 简单,慈善,乐学,有趣——这就是信孚研究院。如你想加入我们,欢迎给我们来信:[email protected]

信力建 | 旅途中的“流动大学”

作者: 信力建   看书是我学生时代就养成的爱好,而旅行是我近十几年来的嗜好,中国人讲究知行结合,我践行之的方式是既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每年总要忙里偷闲去国外周游几遭,尤其喜欢邀三五知己或七八好友成群,轻装简从,绝不走一般旅行社常设的购物游路线,而是结合大家的探究兴趣和游览地政治历史人文特色来一次别开生面的游学考察。故多次同游的“民主小贩”杨恒均美其名曰“流动大学”。 说是“流动大学”,倒也贴切。因为这样的旅行,绝不同于单纯的游山玩水,更是一次次思想的神游,目的地多为充满人文、宗教、政治特质的地区,其沉积的厚实的历史文化底蕴本身就是一本一千个人能读出一千种韵味的大部头。一个城市,一座教堂,一个纪念馆,一所公寓,甚至一面国旗,一个雕塑,一幅图画,一块徽章,都彰显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图腾、政治面貌和历史陈迹,这其中的学问比教科书里的深厚得多,也真实得多。 而同行者,无不是国内各行业中的翘楚。如袁伟时、秦晖、金雁、张鸣、杨东平等都是国内重点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等身,其中秦晖金雁夫妇熟知各国历史,更是研究东欧问题的专家。杨恒均、鄢烈山、笑蜀、吴祚来、秋风、余以为、陈有西、徐列、向熹、长平、文建明、周虎城、邓良平、陈诗峰等等,或为文化学者或为时评作家,或为媒体精英,或为知名律师,或为成功的企业家,皆是术业有专攻,眼界开阔博学多识,思想与时俱进。 在途中不仅可以欣赏沿途美景,遍访古迹和现代文明,而且随时坐谈论道,进行学术交流。这些“牛人”肚子里装满了故事和学识,个个口才了得,各有高见,吃个饭的间隙都能举办一场小型的论坛。若是行到某国某处,正是某位学者专家研究的领域,必会毫无悬念地因地制宜就地开课,洋洋洒洒溯古论今,绝对是毕生难忘的精彩一课。一路上,彼此间更是谈笑激辩间碰撞出无数思想的火花,妙语连珠,精彩不断,互相受益。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旅途中有如此一群良友为伴,我如获至宝,这样的流动大学,想必国内尚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交多少学费也不一定能读到的。 而“流动大学”的课程则是要多丰富就有多丰富,从旅途中的建筑、人文艺术、自然风光、民风民俗到该国该地的政经、文史、教育,都是大家谈论的话题,无不是就地取材、充满互动的生动课程。而且同行的各位精英本身都有着丰富的阅历(其中不乏在国外留学或长期居住者),经常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交流,周游列国,友情遍撒。因此在途中常有机会与当地的学者或华人甚至本生本长的居民来个亲切的零距离交流,这样的交流更是比干巴巴的照本宣科要来得有趣得多。 如此有趣的“流动大学”,一定有人问,那么课堂在哪里呢? 其实,课堂无所不在。 在风景旖旎如画的挪威森林里; 在开往曾经战火纷飞的戈兰高地的汽车上; 在承载着一个民族崇高信仰的哭墙下; 在碧波万顷乘帆昂进的米德湖上; 在冬日俄罗斯冰雪皑皑的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宫前; 在斯坦福大学弥漫书香青春洋溢的校园内; …… 在这所“流动大学”里,每个人既是求知若渴的好学生,着迷地探知所到国家的魅力,如北欧的富裕、美丽和神秘,东欧走出社会主义阵营前后的变与不变;以色列犹太民族坚忍和强大的秘密;日本让中国人不得不敬佩的地方,等等。同时每个人也是孜孜不倦的好老师,各有所长,并乐于发挥,如秦晖像一本活词典,对欧洲各国的历史典故如数家珍,让导游都没了用武之地。杨恒均一口流利的英语,到过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见多识广,人又极活跃,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灵通”。 英国作家G.K.贾斯特顿说:“旅行的目的不在观赏异地风光,而在以观赏异地风光般的心情,重新看待自己的国家。”这话在我们这所特殊的“流动大学”里充分地得以印证。每一次身在国外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谈起自己的国家。别国好的东西,会在心中做个比较,或讨论自己的国家如何借鉴。看到别国的经验教训,又忍不住大大地感叹一番,这种“看着别国的风景,操着自己国家的心”的心态,算是一种莫名又复杂的心情。但更多的收获是,迈出国门,一路看一路思考,看得多了,眼睛更明了,更能分清曾经接受的教育中的真真假假,国家政治文化的利与弊。走得多了,人心也宽了,看问题的思维模式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 所以我特别愿意与更多的朋友分享旅途中的见闻,记录在博文中,或是邀因故未能去的朋友聚会分享,颇有一种众乐乐的愉悦。阅读博客上游记杂评的朋友,虽身不能至,却也可做一次字里行间的同游。 而我更希望的是中国能出现更多类似的“流动大学”,现在,中国人出行的方式已渐渐多元化,将旅行看成是一种学习,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物欲和玩乐的基点上,相信于己于他人,都会有无限的收获。

信力建 | 教育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线曙光

作者: 信力建   2013年6月22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信孚教育集团赞助的“中外合作办学与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研讨会”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北大教授马万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协理副校长陈焕贤、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席酉民、上海纽约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赵中建、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张亚哲、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主任王烽、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人权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成铭、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总监郑金连等出席会议,除了听取三所合作大学办学的经验教训、发展方向、价值理念外,与会者还就人才培养的观念倾向,“教育主权”和“教育特区”等问题进行了争论。 教育开放是中国的一线曙光 信力建:我们曾经去过西交利物浦,也跟校长进行过交流,花了很长时间,在整个过程里我们感受到他说的是比较真实的,他没有请我们吃饭,就给我们吃盒饭,在吃饭的两个小时里他很细致地给我们介绍了学校情况。在民国的时候,在中国有13所外国的教会大学,这13所教会大学在民国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些人才支撑了抗日战争和后续的中国社会,而且这13所大学当时是在国际上都保持着较高的办学水平的。目前中国现在重新看到了这么一个景象,又恢复了中外合作的大学,我觉得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所以我们对中国、对中国的前途要抱有乐观或者是审慎乐观。假如这个过程能够不中断,假以时日中国又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心或者回到世界同步发展的轨迹上,而不是跟国际越走越远, 为什么我们要有教育开放,我个人认为所有知识或者是信息99%都在英语里,汉字或者是汉文所承载的知识、科技或者是信息是非常少的。假如我们不用英文去思考,用英文认识这个世界,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不方便或者是很大的缺陷和遗憾。我认为人类只有一个人类,没有两个人类,也不存在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教育如果能够沿着这种开放的态势发展,是充满着希望的。尤其是西交利物浦只用六年时间就能够创新出自己办学的模式,这个模式对中国大陆有示范效应或者有参考价值。 开放加快教育体制改革 王烽:2012年《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对外教育开放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中国国内的成长。中外合作办学有两种,一个是机构,一个是项目,项目大概是1700多,但是作为机构来讲是非常少的,一开始就是三所。传统的看法都认为中外合作办学首先是引进优质资源,其次是把教育的消费让它消费在中国。我们作为研究教育体制改革的,更注重的是它的第三个功能就是促进改革,特别是体制改革。 开辟中国高等教育的特区,这个功能非常明显,刚才我们听了学校的领导的演讲,跟我们常见的公办大学的校长书记他的演讲风格完全不一样,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他们在想事,他们心里有自己个性化的东西,有自己狂热的东西,我们没有,我们公办大学至今没有哪个校长有这样的激情、有自己的东西。为什么在这个环境里长不出来,在那个环境就长得出来? 我听说有一个老师大夏天去上课,发现教室里的空调没开,结果这个老师扭头就走不上了。后来校长追着这个老师道歉,就因为你没有把我的教学条件给我到位,这是发生在三个中外合作学校里其中一个学校的事情。对于公办大学教师来讲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个学校里怎么样体现出教师的地位,对教师的尊重,怎么体现出对学生的尊重,这是你不管有什么先进的理念,这是搞好教育最基本的东西,公办大学往往做不到这一点。 教育开放能否冲破意识形态禁区? 张亚哲: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外合作办学和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就能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中国改革永远引进的是技术和工具,但是如果不能引进体制或者是不能开放体制的话,整个引进最后的结果肯定不会是一个好的结果。我再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著名的一句话,所有国际跨境办学最大的驱动力并不是价值观驱动,而是利益驱动,我想这一点每个人都要承认,因为我们不是活在真空的世界里。我举纽约大学为例,我去纽约的时候跟纽约大学的很多教授交流过,纽约大学为什么要加入阿布扎比和上海这两个,全世界资本最集中的地方。原因很简单,要给他的学生培养全球视野设立一个基地和基础,这一点是它的策略和战略,而并不是首先考虑到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如何得到优化和发展。 第二,民国时代所谓教会大学,能培养出民国时代新公共知识分子,是由于中华民国开放性的体系并不拒绝教会大学完全传递它固有的价值观所致,在中国现在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是完全不可能复制。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突破,中外合作办学将慢慢的还是回归于营利性的教育比较好。因此,我个人认为,从总体宏观环境上来讲,所谓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能够引入优质教育就能够带领中国高等教育向良性的方向发展,是历来被证伪,而且将来一定被证明是一个值得挑战的问题,诸位专家和学者应该对此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信力建:你这个问题太过理想主义,在中国做事情应该有中国的特色,未必要一下子就要触及意识形态,在中国牵扯到意识形态就不用走了。我们暂且可以把很多非意识形态的大学引进中国。当你讲到有灵魂的生活,这是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天主教国家的公有特色,但是有智慧的生活或者有信念的生活未必跟这个有什么距离。西交利物浦并不涉及意识形态,但是在培养一个有正确思维的人,这也是代替的方案。当我们看到三四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时候也不允许外国资本进来,我们不能听罗大佑他们歌的时候,卡拉OK有这样的歌那样的歌不能唱的,现在我们能不能说这是意识形态不能唱呢?我们看电影,西方电影如果得到奥斯卡的大片中国能不能看呢?中国根本不存在任何的意识,也不存在任何的形态,仅仅存在智慧和愚蠢之分。如果我们把问题简化就可以有所作为。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学校合作要有耐心 陈焕贤:就UIC来说,大学之间的合作应该注意这些问题:第一是使命与目标,两个伙伴大学要对他们身份的认同、关系有一个很清晰的决定。还有大家要有共同的目标与投入,对双方合作的关系要非常明白;第二方面是组织策略,在内部我们发现应该有一个组织的策略,比如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很高层的领导把这个合作讲得非常清楚,让校内的同事能够明白;然后设立一个适当的战略性的规划与评估合作的技术。另外激励机制还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合作的回报,就是合作是有收入的,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分配政策。 我校治理结构是实行校董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是法人,董事会由十名董事组成,五个人从北师大来,浸会大学有五个人,校董会主席由北师大担任。我们学生的毕业有两个证,一个是教育部发的毕业证,另外一个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学位证。 每个大学有自己独立的文化,决策过程各有不同,所以也不要太介意,如果中间发现问题,我们有空间可以解决。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个大学现在的资源有限,大学都应该看看研究理论,然后根据自己内部的使命与目标加上具备适当的基础设施的支持来完成我们的计划。 上海纽约大学 文化多元与国际视野 赵中建:上海纽约大学的定位是建成一所世界级、多元文化交融的大学。我们第一届的招生整个情况非常好,学生来自30多个国家,中外学生各占一半;师资队伍也比较特别,有40%的老师全部来自于纽约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联合聘用的40%,另外还有20%是其他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是来自世界各地多元化的学习生活环境,要培养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以及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沟通合作的能力,这一点在全球化的今天显得特别的重要。 为此,我们会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开学时我们就会为每一位学生指定一名学业导师,学生在选定专业后,将选择一名教授作为他的导师。秉承教研相长的大学传统,为学生提供与专业相关的科研机会,增加学生的学习体验。充分利用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的资源,学生将会有一到三个学期在纽约大学在世界各地的教学点选课学习,开拓自己的学习视野。 开放促发展是必由之路,我们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大学的对外开放,经济开放我们从中外合资发展到可以外商独资,中外办学在对外改革方面上能不能再走一步,就是允许外国学校来独资办学,政府做好规定看看哪些是不可以的,在这个框架下允许外国学校直接来办学校。 西交利物浦 管理体系要扁平化 席酉民:由于我们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网络化的社会彻底使得我们很多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教学行为、生活行为等都发生了改变,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redefine,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未来的大学?还有就是教育反思。大学由于网络化导致学习行为的改变,我们会发现学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教育,特别是中国的教育,老师把它打碎讲知识点一点点喂。我们现在要转到Golbal citizen,学生在中间,学生是学习的中心,学生是学校的中心,教育的过程要彻底发生改变。 我们认为大师和大楼在教育中间的地位在下降,真正厉害的东西是什么?是你有没有新的教育理念,有没有教育平台把所有资源整合起来,这是一个网络体系更重要,教育文化体系重要,教育平台组织架构更重要。全世界的最好的大学现在依然使用的是上世纪管理学界最推崇的层级化的管理体系,包括国内最有名的大学。所以西交利物浦不满足于办一个学校,我们需要探索,用什么样的管理模式使得效率释放出来,大学的效率释放出来。我们所有老师和学生都会来讨论,系与系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怎么样进行联合,我们叫做专业群。在我们学校不成立学院、学部,系是最高权力机构。系是保证教学过程的秩序,保证学校机构扁平化、网络化、非层级化的根本。 改善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现存的重审批、轻监管的现状 杨成铭:目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一有纲要,二有宪法,三有五个法律,四有两个行政法规,还有一个部门规章,一个规范性文件。总的来说,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和法律环境已经形成。然而,现在本科及本科以上的教育机构审批权都在教育部,工作量非常大,枪毙的也不少,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中外合作办学这一块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给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减轻负担,应该走向适度审批、重监管的轨道上来。具体而言,教育部只保留对于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机构的审批权,对于大量项目的审批权应该下放给省市一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现在已经委托有关学校来掀起进行批准前的准备工作。所以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主管的处室要集中精力做好教育监管工作。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监管工作现在是软肋,2009年虽然出台了中外合作办学教育评估的一个通知,而且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并没有全部铺开,就选了四个省做了实验。去年年底又下发通知要进行评估,但是我看那个通知一下问题出台了,它只是在项目和机构到期之前作为他们自评的一个评估,然后上交,这就是说评估只是事后评估,监管也只是事后监管,所以没有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事前监管,更没有事中监管,在制度上就没有这种安排。这种周期较长、又不注重过程的评估,今后的效果大家是显然可知的,所以要把教育部目前用的大量人力和时间用于审批项目和机构的时间应该改用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事中进行监管,使监管日常化、常态化、制度化。 人才培养要有国家观念 王晓阳:中外合作办学在管理体制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启发,比如它相对比较弱化党委的领导理事会的管理,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梦寐以求的,国内大学想做而做不到的。我们现在强调大学资质、办学自主、学术自由,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看起来是比较有希望得到的,所以这种制度的优势是中外合作办学能够给我们国内大学的一个推动和刺激的地方。 我也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是刚才听到西交利物浦和上海纽约大学都提到培养世界公民,世界公民包括国际化和中国需要的人才之间怎么去平衡,西交利物浦最后培养90%都到英国还有别的学校读研究生,是不是成为了预备学校了,当然也有人说清华成了预备学校,可能西交利物浦预备更好了,因为是全英文教学。不是说为发达国家为美国为英国培养人才就叫世界公民? 第二个问题,它的利益驱动或者是背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支配的,就是你强调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国际范围的流动,然后强调人才的技能,可以被国际大跨国公司所聘用。我们跟发达国家竞争的时候,我们流失了很多的人才,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专注于人才技能培养的话,可能只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支配,我们没有更多强调国家的利益,价值理性方面我们意识的太少了。哪怕中外合作办学也要强调要有中国情怀,为中国社会服务的意识。所以有管理的开放和合作办学是可以支持的,但是不能敞开大门什么样都进来,肯定是不行的。这是我的回应。 人才观念不能太狭隘 马万华:我们不把中外合作办学看的那么简单,也不把它看成猛兽一样冲击我们,我们在引进资源的时候国外也有一些研究,关于发达国家到各个大学,到发展中国家去办分校,它是什么现状。曾经有人说,这些只是泡沫。今天我们引进来并为我们服务,但是西方的研究也在谈这些什么时候能够破灭,早晚是要破灭,这种讨论非常有意义。文化冲突是有的,两种思维模式在管理上就不一样,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完全不一样。想象中我们应该觉得这样做的事情,可是他们却认为应该是那样做的事情,最后讨论的时候发现我们完全想的不一样,还要再讨论那种坚信,这种坚信就表现出来这种文化冲突、管理冲突各个方面。我们应该是利用它的积极因素。虽然都有利益诉求。比如说美国要到中国来开一所大学,当然有他利益诉求,我们也是有利益诉求,如何两者的利益诉求去创造一个共赢的环境,我们如何去共赢。为中国来讲,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确实匮乏。211、985有多少?没有那么多,美国的研究性大学起码有200所,我们211才一百所,针对13亿人有一百所大学够吗?不够用,所以利用优质资源为我们服务是很关键的一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为我们服务,促进我们整个社会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 另外,我觉得我们的人才观可能要有所改变,我在美国十多年,发现这些没回来的人在那边也传播我们的文化。我曾到芬兰一个北极大学,见到中国人,包括到阿根廷也没有想象会遇到中国人,我发现他们在那边传播中国文化,要说他们不为国服务是不是太狭隘了?30年的发展,中国能够这么快建立影响力,能够忽略他们的成就吗,我觉得忽略不了。我去美国的时候,美国人并不了解我们,他们认为你们都是为了辛劳。后来他们渐渐了解我们,说你们真了不起,本国学生拿博士要十年,你们学人文科学五年六年就拿起来了,你们真是忍辱负重,你们很能吃苦,他们改变了这种观念,靠的是海外的中国人。 解放思想,进一步促进教育的对外开放 杨东平:在一个新的形势下来认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确会有一些不同的视角,就是刚才前面几位发言已经谈到的,除了规划纲要里提到的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是为了提高中国整体教育水平和国际化的程度。第二方面,要满足社会和公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扭转教育贸易的逆差。比如平时要送出去30多万人,为什么不能让一部分在国内上学呢,这个问题是很真实的,因为教育贸易是WTO里一个很核心的部分,全世界教育国际化都有这一块,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国家利益,让他们人走的更多,有一部分让国内来接受先进的教育。第三方面,规划纲要里也讲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进发展,教育开放对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上我们从经验上很容易认识,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以对外开放来带动的,国有企业自己改是改不好的。只有通过多样化体制性的竞争,才有可能慢慢改变他们的行为。同样中国的公办大学是目前为止计划经济色彩最强烈的公办机构,希望它自我改善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开放了对香港地区的大学招生,清华、北大马上就改变了,通过开放和竞争来促进改革是我们看到最有效甚至唯一管用的方式。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认识今天开放的程度,比如改革开放30年了,8所具有独立法人的高等教育办学机构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如果中国国内有3000多所大学,本科以上的单位将近2000所,如果是10%洋大学的话,会使得高等教育格局完全不同了,会面临真正体制性的竞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促进对外开放。 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教育开放的法制和政策环境,我们现在2003年前后颁布的这些东西很多是完全落后于现实的,而且还不够细化,像外资的引进、区别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办学、关于外职教师的进入,尤其是关于学生权益的保障在现在的管理当中是非常欠缺的。 (根据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Co-China周刊 | 杨东平:教育公平的理论和在我国的实践

“ 杜威等教育改革者认为,教育至少有三种重要的职能:将青年人 ‘ 整合’到社会及各种成人角色中去的 “ 社会化 ” 的职能;促进个人心理和道德生长的‘发展’的功能;同时,在存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者摆脱他出身的那个群体的局限,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 ”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在建国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教育公平问题有过不同的认识和实践。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加速和不同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教育公平问题进一步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试对教育公平的理论和在我国的实践进行简要的梳理和讨论,以求教于各方。     一、 关于教育公平的理论 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体现了古代朴素的教育民主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被认为最早提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民的教育权利。 在语义的层面上,公平(equity, equitable)与公正(justice, just)是近义词。前者与“平等”、“均等”紧密相连,后者更近正义之义。区别公平(equity)与均等 (equality) 的不同含义是很重要的。“均等”重视数量、程度、品质上的一致,但“均等”的分配并不一定是公平的,例如对大小不同的孩子均分食物;同样,“公平”也不一 定是均等的。公平作为一个含有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念”,比平等、均等更抽象,更具道德意味、伦理性和历史性。 哈佛大学的哲学大 师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关于公平的著名的三条原则:(1)每个个人有获得最广泛的、与他人相同的自由;(2)人获得的不均等待遇、其所获得的地位、职位、利益应 该对所有人开放;(3)如起始状况(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同,处于不利地位者的利益应用“补偿利益”的办法来保证。他言明了两种性质的公平:一为“均等性” 的公平,即平等地对待相同者,是一种水平性的、横向的、平均性的公平;另一种为“非均等性”的公平,是垂直性的、纵向的、不均等的公平,即“不均等地对待 不同者”,如多劳多得、贡献大者先富等。同时,他指出了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是在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中,为处境不利者提供机会或利益补偿。i 在教育领域,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平等与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 教育权利平等的理念是政治、经济领 域的平等权利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在超越了身份制、等级制等将教育视为少数人特权的历史阶段之后,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成为现代教育的基础价值 之一。40年代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即规定“不论什么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在60年代以来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浪潮中,教育平等成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所有与教育问题有关的人最关心的问题”。ii 教育平等不但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它之所以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还由于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平等的社会功能。杜威等教育改革者认为,教育至少有三种重要 的职能:将青年人“整合”到社会及各种成人角色中去的“社会化”的职能;促进个人心理和道德生长的“发展”的功能;同时,在存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巨大 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者摆脱他出身的那个群体的局限,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因 而,现代社会的教育,一方面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化中具有“筛选器”的功能;同时,又具有稳定器、平衡器的功能,被视为是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这 即是教育的“平等化”职能。iii 教育公平、教育民主化的核心是“教育机会均等”。由于事实上存在的个体才能、禀赋的差异、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对教育公平的关注集中在给所有人公平的发展和竞争的机会。 由于传统的教育制度有利于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因而,教育机会均等作为现代教育基本理念,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主要是改变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教育状况:“机会均等的原则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iv 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详尽阐述了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它包括“消除歧视”和“消除不均等”两部分。“歧视”系指“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观点、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家庭背景之上的任何差别,排斥、限制或给予某些人以优先权,其目的在于取消或减弱教养中的均等对待”。其表现为(1)剥夺某个体或某团体进入各级各类教育的机会;(2)把某个体或某团体限于接受低标准的教育;(3)为了某些人及团体的利益,坚持分流教育制 度;(4)使某些人及团体处于与人的尊严不相容的处境。“不均等”是指:在某些地区之间和团体之间存在的、不是故意造成也不是因偏见形成的差别对待。 v 有的研究认为,“教育机会均等”包括三个层面:入学机会均等、进入不同教育渠道的机会均等、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均等。事实上,教育公平与其它社会领域的公平一样,可具体地区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平。 起点公平:是指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发展,即教育权利平等、教育机会均等,包括在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构造; 过程公平:既指在起点不公的现实中,通过相应的制度、政策继续体现和维护教育公平,也包括在教育过程和师生关系的互动中微观层面的公平; 结果公平:是指最终体现在学生的学业成就上的实质性的公平,即教育质量平等,目标层面上的平等。 瑞典教育家胡森认为三种平等分别对应了效率、公平和自我实现这样三种主要的社会价值:效率优先的起点平等论,在教育权利权利平等的前提下,经高度筛选、分流的教育制度,着重考虑经济合理性;公平优先的形式平等论,要求在教育资源配置和教学过程中,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儿童,让他们享受同样的教育;突出个性发展 的实质均等观,以承认个体差异、发展的不平衡性为前提,给每个儿童提供不同的教育,使其天赋、个性得以发展。但如前所述,这种“差别性对待原则”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使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获得最大利益。 在现实的社会中,教育公平都是相对的,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化的进程而逐渐扩大和深入。作为由国家实行的公共政策,扩大教育公平的主要途径是:实行义务教育制度,逐渐普及教育;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上,消除基于偏见、意识形态或既得利益的不公平限制,建立公平、公正的规则;教育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是有利于缩小事实存在的不公平,努力纠正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状况,并首先帮助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层和群体,等等。 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经常处于难以兼得的冲突状态。教育发展面临类似的困境。但与社会、经济领域不同的是,教育领域的这一矛盾呈现自身的特殊性。研究表明,在基础教育阶段,这两者的目标是高度重合的,“在发展中国家, 普及基础教育不仅是最公平的,也是效率最高的”。因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教育公平问题的特征和重心是不同的。在发展之初,贯彻“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 最重要的是普及教育,保障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初步普及之后,追求的是教育过程中的公正待遇和更高的教育质量,即对教育品质的追求。一般认为, 就事实而言,世界各国在教育质量上的不公平比教育机会不公平严重得多。“人人享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仍然是20世纪末的重大挑战之一”vi 而平等学业成就的实现,至今仍然是一种比较遥远的理想。它不仅反映了与生俱来的个体差异、适应这一现实的“差别性教育”的不足,也反映了在贫富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中,具有传递性的“文化资本”在教育中的深刻作用。 二、 建国后我国在教育公平问题上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同纲领》确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体现了新中国重视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对旧教育的否定和改变,突出体现在面向工农大众开放教育,用多种形式帮助广大工农大众学习文化,接受教育。 但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教育的发展不仅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支配,并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教育资源状况所制约。在新的政治理论指导下,以迅速实现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的教育发展面对一些基本的矛盾,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  1 、不同社会群体的教育权利 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是当时教育政策的基点。五十年代掀起大规模扫除文盲的全国性热潮,推广“快速识字法”,遍树扫盲模范,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为了迅速普及小学教育,1951年甚至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的新学制,结果由于行不通,一年之后重新恢复原学制。在各种业余学校、夜校、工农速成学校、 政治学校、干部培训学校之中,许多无缘接受教育的成人获得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 从1950年起,建立了一种学制三年的工农速成中学,专门招收参加革命三年以上的工农干部或有三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为高校输送人才。它成为建国初期工农、干部进入大学的重要途径,在当时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起点的教育公平问题也开始产生,主要表现在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一些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开始呈现,其典型如享有某种特权的干部子弟学校的普遍设置。它引起毛泽东等人的警惕,于1955年通令取消干部子弟学校。vii但是,事实上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另一方面,值得认识的是,在扩大人民教育权利的过程中,对“人民”的概念逐渐加以区别,划分为劳动人民和非劳动人民;此外,还有一个不属人民的剥削阶级、 反动分子阶层。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并且要在文化上实现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升级的背景 下,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先进性的重要标准,它演化为被称为“阶级路线”的一套相当制度化的政策:在高校入学、毕业生的分配、使用、出国、提拔任 用时,根据家庭出身予以不同对待,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例如,虽然有统一的入学考试制度,建立了“分数面前的 平等”——形式的平等,但在录取学生时要“贯彻阶级路线”,执行有关政策。viii于是,对学习的资格和学力的评价出现了“政治标准”和“业务标准” 这样两种标准,“红专关系”成为整个教育界长期纠缠不清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 对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群的歧视性政策,在文革中发展为赤裸裸的“血统论”。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对知识分子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这一具有封建意味的“左”的政策已经被摈弃。  2 、实行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 除了恢复和扩大劳动人民的教育权利,新中国的教育还面临另一重紧要的任务:通过正规化、制度化的建设,为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建设强大的国防培养和输送人才。 因而,面向工农大众的教育在“公平-效率”的两难选择中仍然存在现实的困惑和冲突,并表现出了摇摆不定。在当时的官方话语中,这被称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在理论认识上的区别,是认为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重要的是使少数人享受充分的教育、培养一批出类拔萃的英才,还是使大多数 人接受必要的教育,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在教育实践中具体体现为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还是优先普及基础教育;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是尽可能地使大多数 人享受平等的教育,还是对少数人实施特殊的“尖子教育”,等等。 在五六十年代现实的发展中,围绕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和向苏联学习的正规化建设,我国教育实际走的是“精英教育”的路线。国家教育投资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并且免收学费;高等教育的学校布局和学科专业结构呈现“重理轻文”的特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层层选拔尖子,培养少数英才。 这一选择的利弊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其主要成绩是为我国五六十年代实现工业化和国防建设提供了智力和人才支持。其问题是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致 使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长期薄弱,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加大,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受到损害。教育发展的重心在高等教育,体现的是国家对“效率” 的追求,强调教育的直接功利价值。在条块分割的计划体制下,教育资源配置主要从国家的总体目标出发,并不是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因而,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也有平衡布局的政策,但地区差距并没有有效地缩小。例如,中西部许多省区长期以来没有一所重点大学。 由于国家垄断了教育资源,又财力不足,重高等教育的直接后果是轻基础教育,致使基础教育长期薄弱。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落后的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制约。这一选择总体而言对经济发展并不是高效的。 3 、在教育发展路径上的冲突 在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工农大众的教育权利是由政治革命所直接赋予的,并主要运用革命的方式——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扫除文盲、普及教 育。当时对普及教育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期望,以为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改变工农教育的面貌。ix具体的教育实施,基本是解放区时代形成的非正规的、短期速成的补习性教育。 这种普及型的教育立即与培养专家、发展大工业的目标发生冲突。随着全面学习苏联,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教育进入了制度 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对教育质量和业务标准的重视,导致了取消工农速成中学和调干生。x对分数标准的强调,使一些工农子弟学习困难,被拒之校门之 外。大中小学普遍学习凯洛夫教育理论和苏联学校制度,建立起一套严格、复杂的教学管理体系。它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教条主义”。xi 毛泽东成为当时这种教育的反对者,他从不掩饰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抵触。他在1958年和六十年代两度发起的“教育革命”,体现了与之很不相同的 教育理想和教育价值。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其中之一,是对教育公平原则的强调和坚持。与当时重点发展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不同, 他关注的重心始终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他仍然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利。这一努力有两个方面,一是突破考试制 度、分数门槛对工农子弟的束缚。1958年的教育革命,即实行了高考制度改革,放宽了对工农子弟进入大学的限制,开辟了保送入学的途径。xii另一方 面,是通过改革和缩短学制,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限,强调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发展教育。他并且提出在国家办学以外,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 学,可以发展民办教育。xiii 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和改革教育的努力,一直延伸到文革时期。文革中种种“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不少早在文革前就开始了。例如,1963年,教育部实行 中专招生、分配方法改革,采取公社保送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各地在农、林、医、师等类中专学校进行“社来社去”的试点。1964年,在北京钢铁学院试办产业工人班,要求选拔政治思想好,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身体健康,年龄在27岁以下,有3 年工龄以上的技术工人入学,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这几乎是文革中招收“工农兵学员”的雏形。 今天,可以认识的是,尽管毛泽东重视教育公平,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普通工人、农民的教育权利;但他想要打破和超越“文化资本”的积累,用“革命”的手段使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群体实现翻身式的突变,这一努力是不成功的。他完全否定了相对而言最为公平的统一考试制度,又未能提供更为公平、有效的做法,在 文革中取消高考制度之后,免试推荐制度演为严重的权力交易,使公平竞争荡然无存,从而实际上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此外,他对家庭出身、以及产业工 人、贫下中农这种社会身份的痴迷,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它同时导致了对非劳动人民子弟的教育权利普遍的剥夺,又制造了另一种不公正。这一代价高昂的“实 验”,为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至于毛泽东用政治批判、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教育革命”,以冲击制度化的“条条框框”,其破坏和摧 毁教育的灾难性后果众所周知。 实际上,利用国家的力量大规模推进教育公平的制度化途径是存在的。基本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立法建立国家的义务教育制度。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我们十分重视面 向人民大众的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但直至1986年才正式颁布《义务教育法》,将普及教育纳入法制的轨道。 同时,五六十年代教育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如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面向大多数人还是实行“尖子教育”,如何处理城乡关系等等问题,作为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都将长期存在,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和恰当应对。 三、当前影响我国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教育公平的状况也得到很大的改善。对“左”的错误路线的否定,重新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 确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重新建立起以考试制度为核心、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使建立在血统、家庭出身上的教育歧视已基本不复存在。 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不公平,主要体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的差别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均等,是中国最 重要的教育国情之一。在农村,问题仍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则在义务教育后的普通高中和大学阶段问题较突出。随着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大,不同阶层子女的教育权利受到影响。由于家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哪些人才能享受好的教育,教育过程和教育质量的平等,均成为令人关注的问题。 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种种教育不公,主要是历史形成的,只能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加以解决。值得重视的是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制度性原因。政府公共政策的 不同取向或偏差,往往会加剧现实中的教育不公;同时,相对于缩小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而言,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增进社会公平,是更为容易实现的。因而,认识这一制度性因素,应当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当前的教育现实中,这种制度性的不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教育政策和规则不公。  1 、资源配置失衡的局面仍未改变   对于历史形成的巨大发展差距,公正的教育资源配置应当体现:通过恰当的配置不再人为地继续扩大这一差距,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向落后地区倾斜,以主动缩小差距。近些年来的现实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之间、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仍然明显存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仍呈拉大之势。 我国在80年代中期下放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建立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尤其是县、乡政府。在极大地调动 了地方办教育的积极性的同时,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乡级财政能力的不足,县际之间、乡际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影响了义务教育的实施。由于中央财政承担 义务教育的比重极低,虽然采取了一些单项的“工程”、“计划”,但由于没有建立起扶持贫困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没有从制度上加以解决,致使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贫弱地位没有根本改善。 在有限的教育经费中,中央政府财政拨款过多用于高等教育,对义务教育投资不够。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人均GNP600-2000美元的国家,学前和小学阶 段、中学、大学三级教育经费的比例应为40.5:29:17.9;生均教育经费为1:2.5:9.2。xiv在8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曾 高达30%以上,现已逐渐下降。1997年,预算内教育经费三级教育的比例为34.25:37.15:20.32,高等教育的比例仍超过20%,xv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然过高。而且,高教经费总量中80%来自政府,义务教育经费中却只有60%来自政府拨款,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差距也呈拉大之势。1990年,东、中、西部的教育经费之比为1:0.63:0.55;1995年,这一比例扩大为 1:0.50:0.36。xvi根据上海智力所1997年的研究,我国义务教育的差异度,全国可分为五类地区,最发达的A类地区为北京、上海、天 津;B类地区为辽宁、江苏、浙江、广东;最差的E类地区包括宁夏、甘肃、云南、贵州、青海、西藏。1988年, A、B、E类地区小学生生均教育经费之比为为2.8:1.5:1.01994年,这一比率为3.0:2.0:1.0,呈加大趋势。xvii 2 、教育政策中的 “ 城市取向” 导致教育不公的制度性原因,除了传统的以中央为主、忽视地方的资源配置模式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无视城乡差距、以城市社会和居民为出发点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反映和体现 城市人的利益,例如过去的粮油供应政策、就业、医疗、住房、劳保等各项社会福利等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也具有一种社会福利的性质,尤其是过去免费的 高等教育,因而长期也体现“城市优先”的价值。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城市化的进程,这一思路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它仍有较大的惯 性,依然潜存于社会决策之中。对此应当有相应的认识并予以矫正。 例如,无视城市和农村儿童、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儿童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区别,主要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依据制定的全国统一大纲、统一教材和统一标 准,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无疑是很不公正的。多项调查表明,导致农村学生流失辍学居第二位的重要原因(仅次于经济负担),是由于教学难度过高,致使许多 学生难以胜任,成为学业的失败者。xviii这一“规则的不公”导致了在受教育机会上“起点的不公”。其背后,正是“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作祟。以 1997年我国城乡普通中学的状况看,约占总数70%左右的农村人口,农村学生占初中在校生的比例为56.85%,在高中阶段农村在校生仅占 14.55%。xix近年来,我国初中生辍学率上升,农村辍学率偏高。1998年全国初中在校生辍学率3.23%,达167万人,比1997年上升 0.09个百分点。农村辍学率为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97个百分点。有的地方高达10%以上xx。 近年来,社会反映强烈的不同省市学生、城乡学生高等学校入学机会不公,为突出的例证。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的人人平 等。但实际录取学生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各地录取定额并非按考生数量平均分配,而是按各地高教资源的状况,以及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因此出现同一份考卷,各地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从而加剧了原本已经存在的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1998年,太原市中专录取分数线,非农村学生为376 分,农户生按不同区划分别为532分、529分,最大差距达156分,引起强烈不满。xxi 3 、阶层差距拉大引致的教育不公 在当前我国教育大发展的新形势中,教育公平的问题再次突显。 由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各类教育收费一再增加,造成学生中一个规模不小的贫困生阶层。许多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子女被高昂的学费拒之学校门外。非义务教育高收费 的后果之一,是农村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抬头,由于继续升学十分昂贵,在经济上难以承受,他们选择了辍学。应当指出,近年来我国大学收费急剧增加,年增幅达30%左右,是脱离我国实际国情的。 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中小学教育质量的不均衡、接受好的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的不公,受到普遍关注。一方面,私立学校、民办公助学校 等不同类型学校的出现,增加了教育的多样性和家长的选择性;与此同时,无论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那些“好学校”都高额收费,甚至远远高于大学收费。上好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家长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的竞争,这固化和助长了城市社会中业已存在的阶层差别,是不利于增进社会平等的。 造成目前公立中小学质量存在极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长期实行的重点学校制度。80年代以来,基础教育的发展也面临这一选择:是优先满足大多数儿童的基 本教育需求;还是使一小部分人受到较好的教育?我们沿袭五六十年代的思路,选择了通过强烈竞争、筛选、淘汰,以培养少数“尖子”为目标的精英路线。层层设 置的重点学校制度,加剧了基础教育领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在地区内、区域内学校之间差距的拉大,人为地造成了一大批基础薄弱的“差校”、“垃圾学校”。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xxii这种把学校、学生分为不同等级,为了选拔少数“尖子”,而使多数儿童的利 益受损的教育,是违背义务教育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应试教育”的制度基础,目前正在纠正、改变之中。参考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经验,当前,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应当明确实行“学校均衡化”的方针,尽可能地减少——至少是不再人为扩大——公立学校之间不应有的巨大差距,以利于实施义务教育和扩大教育公平。 4 、教育腐败加剧了教育不公正 由于在我国教育资源仍然属于短缺资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长期被认为是“一方净土”的教育,也受到社会腐败行为的侵扰。同时,在教育领域部分引 入市场经济机制、扩大学校自主权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约和规范,也导致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行为扭曲,不择手段追求经济利益的腐败行为。 这种腐败集中表现在对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的破坏上,通过权力和金钱的交易,换取短缺的教育资源。其中一类是所谓的“条子生”,通过某种特权进入学校 (重点中小学、大学和成为研究生)。第二类是“缴费生”,不符合入学标准,但通过花钱买分数取得入学资格。在“缴费生”中,更有一部分是利用公款上学的, 例如目前蔚然成风的领导干部读博士,大学设“博士研究生班”。第三类是“学校利益集团”,例如今年高考中揭发出的湖南隆回一中保送生作弊案,假保送生皆为 学校领导和教师子弟。在各级教育中,本校教师子弟在入学时享有某种优惠,已是普遍现象。虽然一些不规范的办学和收费行为并非都能定性为“腐败现象”,但它 确实提出了学校作为社会文明的标尺,在市场环境中必要的道德自律,以及维持学术水准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性。 严重的腐败行为加深了我们对教育公正问题的认识。就高考制度而言,保送生制度、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加分等一些通行的制度正在成为产生腐败的温床,是十 分发人深省的。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也提示了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的方向。   注释: i 详见张民选著《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 ii 查尔斯.赫梅尔著《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第68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 iii S.鲍尔斯、H.金蒂斯著《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第2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 iv 查尔斯.赫梅尔著《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第69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 v 马和民、高旭平著《教育社会学研究》,第8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v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 vii 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批示“干部子弟,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1955年10月,中共中央 批转教育部党组报告,决定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停招寄宿生,招收附近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子女为走读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78页、144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 viii 例如,一九六五年高校招生工作的规定,“对于政治、学业、健康三方面条件均合格的考生,按照报考志愿的顺序和考试成绩的高低,分段择优录取;在每一分数段 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不再采取推荐与考试想结合的方法,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 生相近时,优先录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380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 ix 例如,1955年,青年团中央发布决定,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1956年,全国总工会通过决定,在三年内扫除全国职工中文盲;1956年,中共 中央《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者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普及小学 义务教育”。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时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心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 务”,“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 x 1955年7月,教育部、高教部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称“实践证明,对工农干部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 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今后应当坚决贯彻业余为主的方针”。转自高奇著《新中国教育历程》,第22页,湖北教 育出版社,1996年。 xi 1958年4月,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刘少奇的七点指示,其中称1954、1955年“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很严重,照搬苏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21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 xii 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八年招考新生的规定》,本年改变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实行学校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为更好地贯彻阶级路线,保证新生的政治质 量,对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较久的老干部,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可采取保送入学的办法”。 xiii 1957年3月,毛泽东与七省市教育负责人座谈中小学教育。这一意见反映在当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 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91页、20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 xiv 杨丹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支出配置”,《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4期。 xv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摘要(1990-19970)》,教育部财务司,上海市智力开发研究所,1998年。 xvi 杨丹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支出配置”,《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4期。 xvii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智力开发研究所研究报告,1998年。 xviii 《湖南教育报》,1996年8月30日。 xix 《中国教育年鉴1998》 xx 《中国青年报》1999年12月25日。 xxi 《中国财经报》,1998年8月20日。 xxii 例如,1963年对北京、吉林、江西等九省市区共135所重点中学布局的调查,城市占62%,县镇占32%,农村占6%;其中七省市农村连一所重点中学都没有。见金一鸣著《教育社会学》,第10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杨东平,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教育和文化学者。)

爱思想 | 时东陆:中国建筑与规划的误区-——都市人文尺度系列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 次 更新时间: 2012-04-22 17:35:15 时东陆:中国建筑与规划的误区-——都市人文尺度系列 进入专题 : 建筑 规划 都市 人文尺度    ● 时东陆 ( 进入专栏 )       Failure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          On the Human - Scale of the Cities          Donglu Shi          Abstract: The Chinese cities have gone through drastic changes beyond recognition in recent 20 years. These changes have been seen as direct result of emulation and imitation of Western concepts in both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particularly those major approaches that were once prevalent in the US but on the other hand severely criticized. Typically, the past two decades have seen waves of skyscrapers, huge shopping malls, gigantic public squares, densely distributed high ways, largely widened streets, rapidly increasing cars, many city parking lots, and road fences in all major Chinese cities. The current-day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in China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auto-scale design concepts, leading to severe traffic jams, pollution, and accidents.

孤岛客 | 在中华门下车是需要勇气的

一周语文|2012(13)|2012-3-19-2012-3-25 左 为本周单字“葱“。本周,上蹿下跳的物价再次成为民生热议。继“姜你军”“蒜你狠”“糖高宗”后,新词“向钱葱”本周出现。 据媒体说,“最近一段时间大葱价格的暴涨甚至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广泛关注。 新华社发文称 ,京穗等地大葱价格暴涨,10元仅能买两根大葱。” “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大葱的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飙升,2月中旬以来,全国大葱价格持续上涨,3月中旬价格比上月上涨66 .7%。马鞍山市安民农副产品批发交易中心价格监测中心数据显示,去年3月10日—19日,该市场大葱批发价在0.9元/斤,而今年同期大葱批发价达到3.3元/斤—3元/斤,同比上涨了200 %以上。” “‘以前吃大葱炒鸡蛋,现在可能要改吃鸡蛋炒大葱了。’3月18日下午,在马鞍山某超市挑选大葱的邢女士指着价格标签告诉记者”……前面这些是来自中安在线的 报道 。 汉字“葱”为形声字,《说文-艸部》里说,蔥,菜也,从艸,悤声,本义为蔬菜大葱。引申义有像葱一样的青绿色等。 ————————————————————————————————————————— 【因为我们不知道哪种痛苦更大我们也不知道生命的全部含义】 语出网友阿莱夫周二博文,原文标题是《黄昏平滑长夜》。本周,网友走饭因抑郁症自缢身亡一事引发关于抑郁症的多种讨论。在我读到的文字里,这篇分析平白透彻:“同情心是珍贵的,然而涣散而盲目,易于被中国红十字会利用……我目前认为,一个人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即使他是个精神方面的病人——除非你有办法可信地治愈他的病,否则没有权力干涉这种自由, 因为我们不知道哪种痛苦更大,我们也不知道生命的全部含义 。” 【妈咪春宫】 语出《中华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原题为《成人版暮光之城悍然成为美国头号畅销书》。在报道里,康老师介绍经由网络引起关注和追捧的畅销书《五十层灰》:“虽然与赤裸裸的春宫文学尚有一定距离,但毫无疑问,《五十层灰》就是一部情色小说……一部‘ 妈咪春 宫 ’(mommy porn)”。 【不去想永远有多短暂】 语出词家林夕。歌中唱道:“爱不是不任性就能反抗/风来时浪花也只能狂放/不这样/又怎样/不问你什么是真正喜欢/ 不去想永远是如何短暂 /只要/我还会期望你在身旁”……这首新词是林夕为新片《晚秋》所写主题歌,该片本周五北京上线,主演是汤唯和玄彬。 【娃托】 又称“ 娃娃女 ”,指那些在量贩KTV之类场所利用毛绒玩具欺骗消费者的“职业陪歌者”。来自浙江在线的报道说,在这类骗局中,“KTV只需投入一次的(毛绒)娃娃成本,便可不费吹灰之力,从每次的倒腾里获利50元。而‘娃娃女’在转手交易中,得到的利益则更为可观,其收入甚至超过当地白领。” 【在中华门下车是需要勇气的】 语出网友乐活南京微博:“南京地铁一号线中华门站的语音报站是:‘南京银行金梅花理财提醒您,中华门站到了,有到南京玛丽妇科医院、金陵男科医院的乘客请从列车前进方向左侧车门下车。’ ——所以, 在中华门下车是需要勇气的 ”……由此可知,毫无节制的植入广告极具文字毒药潜质,简单几句话即可让广告商与消费者两败俱伤。 【煎饼果子】 语出饭友泛黄的流年周二饭文:“‘先森,请给我来一份吮指蛋香超薄碎蔬铁板Q饼加麦香脆饼,多放点特调墨西哥辣椒烩酱。’‘嘛玩意?说人话!’‘来套 煎饼果子 ,多放点辣子’”……这段子跟“企业信息登陆员”即“打字员”、“媒介顾问”即“拉广告的”、“垂直交通运营总监”就是“开电梯的”、“文件管理工程师”就是“秘书”“电子信息管理员”就是“网管”之类的经典桥段如出一辙。 【如果我们一定要相信点什么】 语出作家李承鹏周日微博:“你一定要相信,这是家事,不是国事,更不是国是。是大佬甲跟大佬乙甚至甲乙丙丁之间庙街的博弈。你当然可以幻想,可以企盼,这是我们赖以活得开心的一点动力。但,不要太自做多情,不要相信明主降临,不要以为这是巨变之前的契机。 如果我们一定要相信点什么 ,只是:过去我们坚持的东西未被上天抛弃”……李老师此段文字无任何敏感词,可大部分人都懂他的意思。 【麦克尤恩式瞬间】 语出作家黄昱宁本周书评,标题是《更衣室里发生了什么事》。评介美国作家麦克尤恩新小说《追日》,定义“ 麦克尤恩式瞬间 ”,黄老师认为麦迷可先“将记忆程序自动切换到《无辜者》的分尸场景、《在切瑟尔海滩上》的床上交锋或者《星期六》中外科医生与恐怖分子的对峙时刻”——“桃色转成血色,偷人变成杀人,故事进而急转直下,既惊悚又合理地盘活了别尔德本来大势已去的人生棋局。” 【窗台有阳光口袋有零花钱便万事无忧】 来自网友推荐,语出一则“作者简介”。不久前,新书《当天长遇上地久》面世,作者闲闲令。作者简介里写:“闲闲令,都市女子,过着简单的生活,有着简单的快乐, 窗台有阳光,口袋有零花钱便万事无忧 。喜欢用文字捕捉那些存在于生活或爱情里的‘小确幸’,认定最美的爱情一定是由自己成全。” 【二次处男】 来自饭友黄薄码周一推荐:“学到个新词: 二次处男 ,指有过性生活,但之后长期没有性生活的男人。” 【我的牢骚还没有腐烂】 来自诗人王小妮新书《上课记》,语出所列“学生邮件”一辑,是一名王文慧写给作者的。信的结尾,王同学写:“老师,谢谢您在百忙之中,听完我的牢骚。这些牢骚我埋在心里很久了,别人的牢骚已经在心底腐烂了,可是我的牢骚还没有腐烂。我痛恨考试,可是又无能为力”……这封邮件出现在该书的附录部分,像个漫不经心的吐槽,内涵却无比热血。 【首席隐私官】 来自研究者下自成蹊本周推荐:“ 首席隐私官 (Chief Privacy Officer,CPO),指专门负责处理与用户隐私权相关事宜的人,不仅保护企业内部的信息,也保护所有客户信息如何得到公正、有效的保管和使用……首席隐私官特别适用于有着海量用户信息的企业,如金融、通讯、高科技企业等。” 【那声音一来就是我理解的乱世】 语出作家陈丹燕微博:“我虽然到现在为止,连少先队小队长都没当过,也非常反对文革这种事,尤其害怕听到众人一起高歌革命歌曲的声音, 那声音一来,就是我理解的乱世 ”……陈老师的这个句子虽仅以“声音”为线索,可仍隐含画面和色彩——那铺天盖地四海翻腾沸反盈天的红啊。 【滚犊子】 语出饭友DCN01周一饭文:“一同事有口头禅: 滚犊子 。后被人批粗俗,要文雅点,几日后改口:翻滚吧牛宝宝”……“滚犊子”为东北方言,含“滚蛋”之意,那“滚蛋”是哪儿的方言?也东北方言吗? 【天安门前弄个大屏幕显示天安门】 语出网友周蓬安,是一则留言。本周,学者杨东平在微博说:“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全年支出预算23824.37万,其中广场的LED大屏幕运行及维护费达1600万元!然而,这是完全不必要的,纯属画蛇添足、喧宾夺主。人们来到户外是为了感受真实的环境空间,根本没有在广场看大屏幕的愿望。”这则微博在一天多时间里被转发5000多次。网友周蓬安留言说:“ 天安门前弄个大屏幕显示天安门 ,真滑稽。”

【喷嚏图卦20111213】从今天起,爸爸什么也不干,就送你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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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丰县中医院,ICU病房前,有警察和便衣人员拦住记者。对方表示,这里有学生在救治,但具体数字以及死伤情况不能透露! 丰县新闻发布会仅20分钟就草草收场,记者提问遭当地宣传部长生硬打断。 @王思璟 : 孩子死了六小时,当地宣传官员就说,家长情绪稳定了。 【江苏各地校车接受“体检”】“针对16日上午甘肃省庆阳市发生的幼儿校车重大交通事故,江苏省根据教育部的通知要求,将逐校逐园逐生对学生上下学乘车情况进行全面了解检查……”(中国江苏网11月18日新闻)。 新闻哥 : 【事故车辆内部架构图】看车内座位,一行5人,应符合官方“事故车辆荷载52人”的说法。(注:车后窗有“shaolin”字样,符合官方通报称的“少林牌SLG6型客车”) 山姆哥 :路面宽约3米,路的左侧被碾压破碎,碾痕长达15米。大巴当时是向左倾斜并继续行进20米后,最后倒在水深不足一米的沟渠 事发所在地是开阔平原,两旁种有冬小麦。而沟深约1.5米,水深不足1米。为何造成如此大的伤亡,谜团待解。据了解,校车是在今年2月份注册登记,手续齐备 徐州丰县校车事故现场 :当时司机吓傻了,逃跑了!里面有两个小孩子,逃出来了,身体都湿透了,去后屯有个蔬菜加工厂,烤衣服!别人问,你们的衣服怎么湿了!两个小孩说,车掉河里了,他们爬出来的。然后一群工人跑过去,才发现出事了,此时事故已经发生了两个小时了,否则!根本不可能死那么小孩的。 可怜的孩子啊 张后屯村的村民反映,张后屯村有2000多人,村里原有完小,去年暑假后被强行撤并。于萍说,她6岁的女儿天迪就在校车上,不过幸好之前下车逃过一劫。她认为事故就是由于撤并造成的。她昨晚一夜没睡。"不合校,能有这事吗?把学校还给我们吧,把孩子还给我们吧!” 孩子遗留在冰水沟渠的花手袖 孩子被撕毁打湿的语文课本。下、早、牙,似乎在说,幼齿的孩童,在冬天冰冷的沟渠,过早地消逝了,就在回家的路上 麦田里的馒头残渣。也许这就是孩童的最后一口食物,最后的晚餐 教室黑板上遗存的粉笔字"这次我看见了"。是的,这次我看见了。但愿不要再有下次 @汪再兴 :到达徐州丰县人民医院,家长无组织散落各处,此时距车祸已接近20小时,家长仍不知道孩子死活。一女姓家长要求公布孩子名单,围观者一酷似官员者说,名单咋能公开,己经上报中央,不能说公开就公开。 @杨东平 :昨天参加国务院参事室举行的教育论坛,看到这组数字:我国每年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平均每天40多人。目前全国符合标准的校车2.9万辆,仅占接送中小学生和幼儿车辆的10.32%。近5年校车事故死亡学生74%为农村学生。 【广东佛山小学校车与卡车相撞 37名学生受伤】12日清晨6时30分许,佛山市顺德区一辆搭载59名小学生的校巴与一辆重型卡车发生碰撞,校车上37名学生不同程度受伤被送往医院,其中一人脑出血被送入ICU,所幸没有生命危险。据交警通报,校车属于一民办学校,该校车合格且当时没超载。 @作业本 :一群农村小学生,放了学,叽叽喳喳地上了校车,要赶回十几里外的家。天有些黑了,冬天很冷,河里结冰了,可是翻车了,他们一起掉进了冰冷的河里…是活活淹死,是活活冻死,是活活摔死…我的国家啊,搭把手吧,你说三年解决校车,孩子们等不起了,因为天太冷了,路太滑了,他们太小了,车,太不安全了… @周云蓬 :12个孩子死于非命,30万人惨遭屠杀,屠杀有纪念馆,警报长鸣,孩子的死没有纪念碑,可否留一天作为孩子的哀悼日,赐予健忘者真诚的泪水。 (漫画: 变态辣椒 ) 【2】日本兵日记:南京大屠杀时大米饭都是血红色 《南京安魂曲》作者哈金说,我写日本兵吃的大米饭都是红的,别人说太悬乎了。这其实来自日本兵的日记,他们找不到干净水喝,吃饭都是血糊糊的,你说杀人杀到什么程度?有些真实的东西比想象还可怕。 【3】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 年度人物大奖给了 @天宫一号 团队。 有记者向中国电力国际董事长李小琳提问“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她回答说:“面对世界经济的风云变幻,经济的复杂形势,我想应该是不畏浮云遮望眼,经济神气有长天。所谓成功应该是目标坚定,不懈努力。大道之行,路在脚下。”   @赛富阎焱 :我是评委,但我今年没有投票而且以后也不会了,因为我觉得再投票我自己就成为笑话了! 【4】克林顿女儿开始记者生涯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之女切尔西昨日首次以记者身份亮相。她就阿肯色州的贫困儿童问题进行了30分钟的录制采访,在新闻切入该部分之前接受了主持人的采访,表现平静。她将在未来3个月作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特派记者,而小布什的女儿珍娜也在该台做教育记者。 【5】李庄状告中青报索赔五毛 @李庄 : 正如各界所猜测,今天(12月12日)正式启动向最高院申请再审和起诉中青报,这也是被抓两周年的最好纪念,不为别的,为了心中那份理想、为了还原事实真相、为了法制的进步。即使做了铺路石甚至牺牲品,死而无憾!坚信最高院看到真相之后,一定会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丁补之 : @李庄 今天上午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诉中国青年报侵犯名誉权。案件由 @贺卫方 教授和 @斯伟江 律师代理,要求中国青年报就其报道作出道歉,并赔偿人民币五角。昨日,李庄已就重庆案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 【6】北京长阳半岛配套缩水 200多名业主维权 12月10日,因承诺的项目配建北京四中和三甲医院大幅缩水,中粮万科长阳半岛200多业主聚集在售楼处维权,此前中粮万科长阳半岛要引入的三甲综合医院已经取消,换为一所骨科研究院;北京四中与长阳半岛的入学名额签订时限仅为6年,此后续签与否将视其时政策而定,200多名业主因此不满,在售楼处维权。 【7】中国移动营业厅建议iPhone 4S用户选择联通3G卡 中移动营业厅日前贴出温馨提示,解释了由于iPhone4S只要连接到WIFI后,系统会自动下载最新版本iOS5.0.1,而最新版本不支持大部分中国移动的SIM卡,即使信号满格也不能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因此目前最完美的做法是选择中国联通3G的SIM卡。(飞象网) 【 @中国移动 辟谣:SIM卡在iPhone 4S中使用完全正常】针对“部分iPhone 4S不能使用中移动SIM卡”的网络传闻,中国移动经过核实确认:中国移动SIM卡在iPhone 4S中使用完全正常,传闻中公布的图片与中国移动无关,中国移动也从未发布过相关内容。 【8】社科院称中国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张其仔教授指出,从全球发展来讲,很多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瓶颈的问题,中国按世界银行的标准2011年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 【9】工程院:国家需要烟草业 日前,郑州烟草研究院科研副院长谢剑平入选最新一批工程院院士,引发质疑。质疑者称:“中国每年上百万人因吸烟死亡,而政府却沦为GPD的奴隶,资助这种坑人的研究”。今日,工程院对此回应称:国家需要烟草业。 【10】1500元的别克商务仍然嫌贵 @gzctsh :美国总领事来出差,领事馆找我帮忙租车,2000元的奥迪嫌贵,1500元的别克商务仍然嫌贵,最后选了800元瑞风商务车。感动,但钱照收,发票过两天贴出。 【11】韩国:考虑今后查扣中国渔船时开枪 昨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韩国海警与中国渔民发生冲突致人员伤亡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表示: 中韩两国已签署渔业协定,就渔业生产和管理作了相应安排。中方主管部门已多次采取措施, 加强对渔民教育和对出海渔船的管理 ,制止越界捕鱼和违规操作现象发生,同时希望韩方能充分保障中国渔民的合法权益,并给予应有的人道主义待遇。 韩媒报道,两名韩国海警在西部海域抓捕怀疑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时,受到船员顽抗,船长更以利器刺中两名海警,酿成一死一伤。中国船长否认使用凶器,也否认有罪。海洋警察厅决定今后对进行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采取强硬措施,甚至正考虑允许海警开枪。(凤凰网) 【12】加拿大正式宣布将退出京都议定书 法新社报道,北京时间今早6点,加拿大环境部长彼得-肯特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加拿大将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使其成为首个在批准后又抛弃这份应对气候变化协议的国家。肯特称:“我们将行使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合法权利。” 【13】联合国:叙利亚镇压致死5000多人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星期一说,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从各种消息来源获得的可靠报告表明,自从今年3月叙利亚动乱开始以来,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了5000人”。 【14】缅甸官方媒体称当局允许昂山素季政党注册 法新社援引缅甸官方媒体13日消息,当局已允许昂山素季的反对党合法注册,此举将为该党重登主流政治舞台铺平道路。昂山素季领导下的“全国民主联盟”去年因抵制选举遭当局剥夺合法资格。 【15】日本2011年度汉字:绊 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12日公布了代表今年日本社会世相的“年度汉字”――绊。今年由“绊”字出线的理由是:自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人才知道身边的人,不管是家人或是亲友,对自己人生的意义有多么重大,每个人与其它人都是不可分离的,就像是有联系,有纽带一样,亲友会让我们一生都放在心上。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称,今年的年度汉字评选共收到49万6997票,“绊”字以6万1453票位居首位。得票排在第2至5位的汉字依次是“灾”、“震”、“波”、“助”。 像往年一样,京都清水寺住持森清范在一张高1.5米、宽1.3米的纸上写下一个大大的“绊”字。 【16】人来这个世上,不能只取悦于别人 @陈道明网站明阁 : #如是说# 陈道明:作为一个演员,是一个戏子,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我们一般都是在完成作品,完成导演派给我们的任务。到了现在,我不愿意了,所以我在选剧本的时候,我会选我能够跟社会对话的一部分的内容和人物。因为我觉得,人来这个世上,不能只取悦于别人 【17】牛体彩绘 12月10日,中国、老挝、越南三国艺术家在云南江城举行了“牛体彩绘”大赛。相传在中老越三国边地,一位哈尼族青年在遭遇猛虎时,牛身上的鲜艳图案吓跑了老虎。图为一名村民在展示牛体绘画。 【18】和谐应该是孩子依偎在父母身边欢笑,而非死者情绪稳定 @雾满拦江 :江苏的校车出事了。这一夜,有多少父母肝肠寸断?又有多少父母,为自己的孩子担惊受怕?这一夜天堂之门大开,多少贫寒的孩子抵达他们的生命终点?这是怎样残酷的世界?又是何等邪恶的管制心肠?竟连孩子的最基本生命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马其顿的孩子,坐在赠送的校车里欢笑,而我们的孩子,在天堂。 9月9日湖南邵阳学生渡船事故,12人遇难,9名是学生。11月16日甘肃正宁幼儿园校车事故,21名孩子遇难。12月12日,江苏丰县校车侧翻,死亡孩子15人。同一天,广东顺德校车被撞,37名学生受伤……如此频发的事故,证明了我们这个社会真的不太和谐,和谐应该是孩子依偎在父母身边欢笑,而非死者情绪稳定 【19】外交部:奉劝美方停止指手画脚多反省自己的人权问题 问:希拉里在“世界人权日”前发表关于人权、网络自由等问题演讲,还提及刘晓-波案。答: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障人民各项权利。愿平等与美对话,但反对美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是法治国家。美无权干涉中国司法主权。 【20】航海术 @雾满拦江 :《理想国》中有个故事,说有条船,在大海里航行。航海需要技术,还要观察天象,但有一伙流氓,用暴力强占了这条船,然后这伙人在船上大吃大喝,大肆挥霍。所以依附流氓团伙的人,都可以跟着吃喝。最要命的是,这伙人即不会观察天象,也不懂得航海,还不允许乘客们研究航海技术,说航海术不适合本船…… 【21】人若在面临抉择而无法取舍的时候,应该选择自己尚未经验过的那一个。 http://t.cn/Stfp4G  ( @喷嚏意图 ) @王克勤 :【神奇的国家】几万的校车,装60多个学生。几十万的公车,装一个领导干部。他们对医疗不重视,因为他们有高干病房; 他们对教育不重视,因为他们的孩子留洋; 他们对食品安全不重视,因为他们有特供食品;他们对堵车不重视,因为他们出行警车开道;他们对国家未来不重视,因为他们妻儿已经移民美国。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4784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教育部曾表示配校车要花4500亿费用太大

  配校车要花4500亿吗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璐晶|北京报道   “刚把孩子送上车还不到5分钟就出事儿了。”面对镜头,甘肃校车事故中承受着丧子之痛的中年男子魏红(音)泣不成声。   近年来,“校车”不断地进入公众视野,但却总是与事故相关。据本刊不完全统计,2010年10月到2011年9月,一年内全国各地共发生校车事故22起,死亡人数达到47人,平均每月有4名儿童惨死在上下学的路上。   截至记者发稿时,此次甘肃校车事故中的遇难人数已达21人,那些还未经世事的孩子们再一次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无法闭上眼睛,一闭眼就是那一柏油马路的孩子。”第一时间参与救助的当地村民王冉黯然神伤。   让每个孩子都平安、开心地上下学,何时不再是奢望?中国是否拥有开设校车的基础条件?发展校车要克服哪些困难?   校车要做“特权车”   2010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提交了一份《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   在议案里,他提出“校车行驶过程中享有某些特权,比如只要校车停靠在路边上下乘客,它旁边的车辆都要停驶且保持车距”等建议。“议案内容公开后,不知道有多少网友骂我,说搞什么特权!但是儿童是弱势群体,儿童的生命安全必须要放在首位。”周洪宇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校车享有特权?很长时间内,这似乎是痴人说梦。   除2010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由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外,“校车”二字鲜见于与教育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下称“标准”)。而且,《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主要侧重于校车技术层面的安全。   周洪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促使他提交相关议案的原因,是200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的时候,他住所的正对面就是一个美国的校车站,每天都看到孩子们乘着“大黄蜂”上下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向最讨厌特权的美国人,心甘情愿地承认并遵守着校车的特权。美国法律规定,在公路上随意超越校车是违法的,如果校车要停车上下学生,双向车道的所有车辆都必须停下,即使是警车和总统的车辆也不例外。   “中国人对‘特权’的字眼很敏感。”周洪宇显得有些委屈。   而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11月22日对媒体公开发言时,则用了“优先权”这个不那么刺耳的名词。续梅表示,教育部主张校车在路上享有优先权。   根本不是钱的事儿   周洪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校车议案提交后,他收到了教育部一份4000多字的回复,内容包括教育部近年来对校车工作的调研和摸底。   据周洪宇介绍,教育部在回复中表示,财政投入不足是开展校车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的预算,且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最后的结论认为,4500亿的政府买单费用太大。   2010年我国教育支出为12550亿元,4500亿为全年教育支出的三分之一。周洪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于到底需要多少钱来买校车,也有机构给出600亿、800亿的说法,但这恐怕都是初步匡算,准确与否自己持保留态度。   但周洪宇表示,经费不足不能成为推脱责任的借口,因为除了经济发达的美国、法国、日本等国之外,经济并不太发达的古巴、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校车管理体系。就连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朝鲜,在两江省也早已开通了“教育专列”,30年如一日地接送义务阶段学生上下学。如果国家真的要加大对校车的投入,那么对校车的预算就应该在今年底写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预算,这样明年才有可能真正地推行,不过就目前情况来看似乎还“没有动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学校布局调整与校车系统建设研究》课题组负责人袁桂林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政府买单”的思路,其实是一种落后模式下的表现,学校完全可以通过车体增值的方式自行解决校车的运营成本,要尽量少花钱办好事儿。比如可以发展清洁能源的校车,既环保又可以得到新能源的补贴,降低运营成本;再如,可以通过上车刷卡等方式及时追踪中小学生的身高、体重等数据,然后向需要该数据的第三方出售等,最终达到校车全部免费的目标。   “你怎么会想到校车的问题?”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缺乏校车制度,没有规定也没有立法,中国的校车还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原来农村上小学和幼儿园是就近入学,不需要校车,这些年由于实行撤点并校和集中举办乡镇幼儿园使得上学远了,开始需要校车。城市间校车需求主要是由于择校造成的居住地点和学校间的距离增大。   今年5月份,北京市朝阳区启动试点校车。主要内容是:由政府组织招标产生承运企业,给予财政补贴,相应地减少学生所支付的车费。第一批共有9个学校参与试点,计划试点的时间截止到今年年底。   还不到半年,这项试点计划已“悄然终止”。   11月17日,在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的“如何破解校车安全问题”研讨会上,曾参与朝阳区探讨校车运营方式的动力新跃北京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伏生表示,校车开通后,在运营中发现了很多问题和设想的不一样。   刘伏生表示,最早朝阳区教委的想法是车买了后,真正运营起来可能不赚钱,但是不能赔钱,所以定了每位学生每月300元~500元,根据学生距学校远近收费的标准。但是在运营当中碰到的具体问题包括:学生要集中接送,但家长提出来:能不能提高收费,到家门口来接?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如果每个孩子都到家去接的话,司机可能夜里3点就要上班了。但集中接送,家长又有异议:我花了这么多钱,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11月22日,续梅公开表示,我国将来肯定是要建立校车制度的。“现在这个工作正在做,但这不是教育部一个部门的事情,有10多个部门在参与。”续梅说,校车制度建成后,将形成国家标准,然后由地方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执行。   周洪宇也指出,解决校车问题,最理想的状态是由国家安监总局、财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发改委等都聚在一起,从顶层设计上解决问题。“要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职责,各级职责不分明,究竟谁该负主导责任不明确,老师怪学校,学校怪教育部门,出了事故立即停校车,让家长们走几个小时送孩子上学等,都是因噎废食的表现。只有明确了职责,才会全盘考虑制定方案,希望能尽快形成由安全局牵头组成的专班,统筹规划校车问题。”   “关键是政府做不做和想不想做的问题。”袁桂林教授告诉记者,好多年前,在教育部领导调研的时候,他就提出过校车问题,“当时人家还诧异:你怎么会想到校车的问题?如果思想重视了,一个月、几个月就做出来了;如果不想做,多少年,一辈子都做不出!”   看看美国校车   张璐晶   经过了一个暑期的培训,五年级生阿曼达终于当上了校车护车员,她的职责是协助司机维持车上秩序,每站负责照看学生上下车和过马路。阿曼达对此乐此不疲,而且不再赖床。每天,她都佩戴着学校发的护车员专属帆布发光皮带,像模像样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据美国校车委员会数据显示,在美国的城市和乡村,每天有大约48万辆校车,运送2600万学生往返学校和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一年运送学生100亿人次。在美国每天坐校车去学校的学生占所有中小学生总数的54%,其余的则主要是家长自己接送。   一向最讨厌特权的美国人,几十年来心甘情愿地承认并遵守着校车的特权。美国法律规定,在公路上随意超越校车是违法的,如果校车要停车上下学生,双向车道的所有车辆都必须停下,即使是警车和总统的车辆也不例外。   美国交通运输委员会统计显示,平均每年只有5名学生在校车事故中死亡,而且事故都与重大灾害有关。美国百万公里事故发生率统计中,非校车的事故发生率为0.96%,而校车仅为0.01%。   特权车   任何车辆在路上必须对校车进行避让;在校车停车并亮起“Stop”标时,所有车辆必须停在其身后,绝对不允许超车,否则将是严重违章行为。“9・11”后,美国政府立法规定,任何对校车的攻击都将定为联邦罪行,要判20年至终身监禁。   “坦克车”   超过500部校车法规被美国各州记录在册,这几乎使得校车的每一个零件在生产时,都具有远高于普通车辆的安全性能。没有花哨的装饰,黄底黑字令校车在早晨和夜晚也极为明显,前后的防撞梁使得一切“追尾”事件都以“自残”告终。抬高的底盘和油箱两侧将近4厘米的钢板避免了撞车后发生漏油爆炸的状况。“9・11”后校车上还配备了防暴破的系统,以武装到牙齿的态度保护着孩子们上下学的安全。   豪华车   美国一辆校车价格在十万美金到几十万美金不等。在美国如丰田凯美瑞等中档轿车的售价只要2.2万美元,而一辆雷克萨斯Lexus豪华的SUV也只要5万美元。   公务车   美国各州政府每月都要对全部校车进行检查。而对于司机的挑选,其严格程度堪比军队政审。应聘司机必须驾驶记录清白,必须通过联邦交通部的体质和就业前的药物测试,并且没有个人犯罪记录。获聘后的校车司机都要经过专业培训,培训细化到,如果有学生站着不坐下该怎么处理。待遇方面,校车的司机是公务员,工作稳定。这有利于他们安心工作。在美国,服务二十年以上的校车司机比比皆是。   国内各地校车运营试点   【浙江德清】优先通行   今年9月,该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校车享有优先便利通行的权利。   【辽宁桓仁】轮流休息   由于校车运力不足,18所寄宿制学校分别被安排在周一至周日的不同时间休息,学校的教学计划、学生的作息时间受到一定影响。   【山东无棣】刷卡乘车   为每名乘车学生发放乘车卡,乘车刷卡后系统免费自动给家长手机发送提示信息。   【山东威海】给校车减负   校车免缴客运管理费、养路费、运输管理费;缓缴车船使用税、营运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西安阎良】严格审核司机   所有应聘校车司机的驾驶员必须持派出所、交警队、医院体检等证明,经教育、公安审核并进行面试、技能考试、政治审查合格后,方可录用。   【黑龙江鸡西】都坐公交车上学   调整公交线路,增加公交车辆和班次,使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坐公交车上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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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年青一代觉醒的心路历程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 进入专题 : 毛泽东 文革    ● 宋永毅       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后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毛式极权制度的没落,并激发了中国独特的民主运动。“文革”的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但它也使许多年轻人对共产党政府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幻灭感,激励了他们为中国的未来推动政治改革的热情。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无疑是想通过党内外不断进行的残酷无情的政治清洗,更全面而严密地控制人民的头脑,为他本人树立起中国新帝王的权威。然而,在整个动乱时期,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中间,始终存在着对毛泽东体制的怀疑与抵制。在这场大灾难中,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判决了一大批“反革命案件”,公开批判过30到50株“大毒草”(即赞成异端思想的作品)[1],如遇罗克的“出身论”(1966)和“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1974),中共领导层对异端思想的出现极为惊恐。此外,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的地下文学和读书运动一直不绝如缕。1966年爆发政治和社会动乱时,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街头,激进的红卫兵把各种书籍当作“封资修垃圾”付之一炬。可是没过多久,还是这些人,即所谓的“红卫兵一代”,几乎是在“文革”刚爆发的一年后,又开始热切地寻找、阅读和流传这些所谓的“封资修垃圾”了。     从对这一现象的观察中可以引出一系列极有意义的问题:“文革”开始时,中国青年人中的佼佼者几乎全都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后来他们为何又变成了毛泽东的敌人呢?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文革”和毛泽东体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在青年人的这一思想觉醒的过程中,在他们从激进到理性、从无知到成熟的转变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值得探索的事?本文通过追溯“文革”时期的地下读书运动,探讨一代“红卫兵”思想觉醒旅程的起源、形成、成熟和分化过程,追寻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的重要足迹。          一、令人惊讶的发现: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培育了自己的反对派          了解地下读书运动的起源,关键是要认识到“文革”本身包含的矛盾。深入研究“文革”时期的异端思想,就会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最先使中国人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产生异端思想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初期的一些政治操作。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革”时,固执地相信自己已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在党内“失去了大部分权力”,他认为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邓小平及其同伙占据着全国的大部份党政要职[2].1966年夏,“文革”刚一爆发,刘少奇和邓小平便立刻派出许多工作组,试图控制住运动星火燎原的势头。毛泽东看到,整个党政系统都处在自己对手的牢牢掌握之中,所以他认为自己唯一能利用的力量就是群众运动了。为了在全国发动群众运动,对抗刘邓及其控制的党组织和工作组,毛泽东把自己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暂时掩盖起来。与此同时,他向民众展示了一幅有关未来政治改革的模糊不清的乌托邦蓝图,从而赢得了千百万年青人的支持。首先,毛泽东向人们许诺,经过“文革”之后官僚制度将被消灭,会建立一个新社会。他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民主要素来表达这样的承诺,例如象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人民享有罢免和更换政府官员的权利,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毛泽东又正式向人民公开承诺,要实现“大民主”和“全面选举”。[3]其次,毛泽东为了让人们追随自己,还打出了人权牌。刘邓派出的工作组迫害了许多“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将他们打成“反革命”,而毛泽东却把刘邓的政策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开展一场全国范围的平反运动,为那些受迫害的人平反。为了证明“文化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毛泽东还鼓励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对抗”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的党组织。[4]     毛泽东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打出民主和人权牌,本来只不过是以此作为自己夺回权力的权宜之计。可是天真幼稚的学生看不透这一点,他们把这当成了严肃探讨政治改革、消除中国在“文革”以前存在的社会弊病的大好机会。“文革”时期主要的异端思想之一──“新思潮”,便萌生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中。     乔兼武和李文博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学生,他们写下了“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给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公开信”(1966年8月30日)和“公社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1966年10月17日)两张大字报,讨论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他们认为:“文革”前的中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和奴隶制的温床与社会基础;应当号召人民通过“消灭党的组织结构”,“砸烂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切办公室”,来打碎旧的国家官僚机器[5];要采用“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来选择干部。用李文博的话说,“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应当是“改造”,即“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无产阶级专政”。在李文博的大字报的鼓舞下,北京师范大学一群热情的学生在1966冬至1967年出版了一份名为《新思潮》的杂志。这个杂志主张“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这大概就是其创办者心目中的“新思潮”。[6]     在李文博和乔兼武的直接影响下[7],北京市的两名中学生伊林和涤西也贴出了他们的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66年11月15日)。他们除了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林彪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外,还认为林彪“没有认识到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变得日益突出的问题,即改进无产阶级专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巴黎公社那样的‘东方公社’”。[8]当局很快就镇压了这些学生,主要是因为他们将矛头直指林彪。可是,他们以巴黎公社为楷模,主张建立一种新型政治制度的观点,却被当时上百万“造反派”所接受。上海“一月风暴”后成功夺权的“造反派”就一度把新成立的市行政机构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毛泽东打倒了政敌、完全夺回权力后,便立刻放弃了自己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诺,这让他的许多狂热追随者困惑不解。在“一月风暴”过后不久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毛泽东否定了关于人民普选原则和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制度的构想,而是要成立被称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它以所谓“三结合”(军代表、革命干部和“造反派”)的形式组成。[9]     然而,毛泽东的变脸却无法阻挡那些勤思好学的青年人的独立思考以及他们探索中国前途的热情。从1967年到1968年的混乱时期,中国的“新思潮”运动从理论上和组织上都有可观的发展。北京和全国各地出现了20到30个独立的研究小组,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师范大学的“造反兵团”、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设在北京各中学的“《四三战报》编辑部”、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组”和“渤海战团”、上海的“上海市中学运动串联会”、广东的“八五公社”、湖南的“省无联”[10]和湖北武汉的“北决扬”[11].     这一时期的“新思潮”讨论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一批青年理论探讨者在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1967年6月11日)中宣布,在“文革”以前的中国,党的干部都变成了“特权阶层”,“阶级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文革”就是一个把财产从特权阶层重新分配给广大人民的特殊过程。[12]他们预言,今后的“文革”运动将继续这一重新分配权力和财产的过程。     新思潮的探索者还抨击“文革”前的国家机器,认为毛泽东批准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的“至今仍在运转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应当起来推翻”这些“革命委员会”[13],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巴黎公社式的新国家机器。这些“新思潮”的青年探索者们对“文革”前的中国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存在着一个由90%中共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新阶级。湖南省“省无联”的杨曦光(即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去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在“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6日)一文中主张彻底消灭这个“特权阶级”,砸烂包括“革命委员会”在内的旧国家机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将来“实行人民自治”的人民公社。十分巧合的是,这些理论类似于著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异议人士米洛万·德热拉斯的名著《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中的观点。杨曦光在他的其他文章中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把所有独立的“新思潮”研究团体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新政党,将大量民兵改造成一支新军队,通过内战夺取权力。[14]这种革命行动计划类似于毛泽东在50年前提出的如何建立红色中国的理论。     人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新思潮”的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在追求乌托邦式的社会政治制度时严格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为何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却把他们当成“极左派”和“极端反革命”严加迫害呢?     其中的原因其实并不难找到。首先,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实际上是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当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在研究和讨论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发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政策和行动事实上偏离甚至背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勇敢的思想者越是深入研究理解马克思主义,就越怀疑和反对“文革”及其理论。     其次,这些年青思想者过于天真,缺少政治经验,看不透革命领袖的政治权谋,也没有能力戳穿领袖们用政治宣传高调掩盖起来的真实动机。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出于权宜之计作了某种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诺,但这仅仅是毛耍的又一次政治权谋而已,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操纵群众运动夺得政治权力。而青年理论探索者却误以为,毛泽东是在其政敌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他的乌托邦蓝图,他们认为,“毛主席一再向资产阶级做出让步,证明这种势力十分强大[15]”。     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与许多热衷于“夺权”的“造反派”有所不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许多“造反派”之所以“想夺权,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实现什么崇高的革命目标,而是他们受到成为新的当权派这一前景的吸引”。相反,“新思潮”的青年理论探索者们所关心的是,“不仅要打破官僚体制,而且要创建一个新社会”,可以说,“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具批判性的头脑,并不想顺从地变成中央的消极工具的人”。[16]          二、史无前例的悲喜剧:“自来红”成了“反革命”          按照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工农兵应是共产党中国的社会基础,但在现实里中共的高干及其子女却演变成一个凌驾于工农大众之上的特权阶层。“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出史无前例的悲喜剧,它使一些以高干子女为代表的“自来红”的青年学生变成了毛泽东体制的反对派。“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动)的出现以及它所代表的思想,便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     “联动”成员一般被称为“老红卫兵”,因为他们是首都和各省中学里的第一批“红卫兵”。在毛泽东及其党内一小撮人的支持和默许下,这些“老红卫兵”在“红色八月”期间殴打和杀害了大量无辜[17],毁坏了大批中国的古代文明遗存。他们一度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掌上明珠”。可是,毛泽东的不断清洗终于落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95%的高干头上,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联动”成员的父母。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和特权,这些“老红卫兵”很快就变成了“保皇派”,令人啼笑皆非地成了毛泽东的革命对象。     这些失势的中共高干的子女比较了解中国党政领导层内部斗争的底细,又因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抛弃而怀恨在心,所以他们在觉醒之后于1966年12月成立了自己的反抗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的思想觉醒过程记录在“联动”文件“中共中央及驻京党政军机关干部子女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公开宣言”(1967年1月1日)之中[18].     “联动”成员们所代表的“新思潮”与上述青年理论探索者不同,“联动”成员们对研究和阐述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兴趣不大,却很关注中共领导人的个人错误及高层内讧,所以“联动”曾号召人民粉碎党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它的两个主席和一些中央委员”。换言之,最先向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正是“联动”成员。从中共建政到“文革”爆发的17年里,民众对隐藏在中共宣传骗局背后的政治真相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一直对毛泽东和中共抱有幻想。因此“联动”成员对中共内部黑暗的权力斗争的揭露,在教育和唤醒民众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动”的最终目标是让中国回到“文革”以前的状态。有趣的是,虽然“联动”成员也赞成“民主”和“消灭一切独裁制度”,但他们所追求的民主制度却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9].显然,“联动”成员的政治主张是想用“文革”之前党的集体独裁来代替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的个人独裁,这样的主张其实与民主毫无关系。     1967年1月,中国当局正式宣布“联动”为“反革命组织”,它的大多数主要成员都被捕入狱。然而,政治迫害使这些年青的受害人提前成熟。一些“联动”或“老红卫兵”成员获释后,成立了研究“文革”的独立团体,探索政治改革的新途径[20],其中一些人还创办了地下刊物《新思潮》[21].     1967年冬,北京的一些前保守派“红卫兵”运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初期提出的一些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观点,批判了毛泽东及其同伙。在这场被称为“十二月黑风”的“反革命逆流”运动中,他们至少张贴了20张“反革命大字报”。与“联动”成员一样,这些保守派红卫兵也有“自来红”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中共要员,“文革”之初因执行刘邓的政策而遭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整肃。毛泽东及其同伙曾经打出“人权”和“民主”的旗号,号召民众起来清算这些干部追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这些“保守派红卫兵”在自己的大字报中撕下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民主”面具。在他们当时风靡一时的一张大字报“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1966年12月2日)中,这些“保守派红卫兵”根据《十六条》中宣布的“巴黎公社实行的全面选举”的民主原则,强烈质疑“中央文革小组”的合法性[22].当然,这些“保守派红卫兵”也表现出掩盖自己错误的倾向,例如他们仍然强调“血统论”。     在混乱不堪的1967年春夏之际,“文革”高潮中兴起的群众运动分裂为两大派──“激进派”和“温和派”,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武斗。混乱的局面使民众强烈要求恢复秩序。这时清华大学出现了一个温和的“红卫兵”组织“四一四派”,其中的大多数人也属于“自来红”的学生。他们的理论家周泉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1967年8月)等大字报中提出了“四一四思潮”这一提法。与极左派的“新思潮”相反,周泉缨否认“阶级关系有任何变化”,不认为“文革前17年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因此他强烈反对实行任何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和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他批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群众运动使全国陷入混乱,他的主张是,革命应当“停下来,巩固成果,做出让步”。[23]周泉缨在1967年9月14日又写了题为“炮轰陶铸──一个窃取文革成果的袁世凯式人物”的大字报。其实,此前半年多,陶铸即已失宠于毛泽东。周泉缨的这张大字报真正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陈伯达──“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周泉缨认为,陈伯达是个“反革命两面派”[24],正在把“文革”引入歧途;他还想揭露“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以及周恩来和林彪之间的权力斗争。但周泉缨和另一些“四一四派”的“笔杆子”都未直接回答中国将来的正确方向在哪里这个问题。他们称赞“文革”前的中国以及对“新思潮”的批判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只是想回到自己失去的天堂──“文革”前的中国。          三、地下读书运动──异端思想的成熟与分化          在“文革”与这一代年青人的关系中,书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当1966年爆发了政治和社会大动乱时,成千上万激进的“红卫兵”把书籍统统当作“封资修垃圾”,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街头付之一炬。迷信毛泽东的千百万年青信徒认为,“红宝书”已经告诉了他们指导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可是,一年之后这一代人中的先驱者却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阅读和传播这些所谓的“封资修垃圾”。当时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已关门,除了官方批准的极少数图书外,大部份书籍遭到查禁。这些探求新知的青年人为了满足对图书的渴求,不得不通过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地下阅读网,交换和传播他们喜欢的图书。这种地下读书活动的一个参与者回忆道:“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文革期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多彩的阅读经历,尤其是西方和中国的古典文学。……读书小组通过相互交流结为一体,最后形成了一个地下网,使他们能够看到和交换各种书籍。这并非武汉的各别现象,全国都是如此。[25]”     从1967年到1976年,全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无数个地下读书会。越来越多“文革”时代的青年人产生了与赵振开──即后来中国著名的诗人北岛──相同的认识。赵振开说:“只有驶过知识的海洋,才能抵达真理之岛。[26]”具有反讽意味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广泛阅读使他们用马列原著对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提出质疑,用正宗的人道主义传统去评估革命,以西方哲学和法学去批判整个社会主义体系。正是这种广泛的地下读书运动让一代人告别了天真,形成了自己的异端思想,使他们走向“文革”的反面──民主和基本人权。     许多有探索精神的青年人起初是希望通过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寻找革命真理,可是他们真诚的努力往往以挫折而告终。梁恒是“文革”期间湖南省的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学生,他在“文革”后出版的自传《革命之子》一书中介绍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读得越多,我就越是把书中所讲的社会与自己的社会进行比较,头脑也变得越发混乱。这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情况;有我这种问题的相当普遍,大家都能看到的报上的大话与我们可悲的现实之间的差距。[27]”     由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不能充分解答他们的满腔疑问,官方的正统宣传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惑,于是这些青年人开始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之外寻找答案,他们的阅读范围逐渐扩大,涵盖了所谓的“反动书籍”。     一位中年作家在回忆读书经历对他在1967年年底觉醒的影响时说:“我读了当时在大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两本书,一本是锡兰共产党员古纳瓦达纳写的《赫鲁晓夫主义》,另一本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这两本书里描述的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让我浑身发凉,四肢麻木。我在头脑中把斯大林的清洗与文革和毛泽东联系在了一起。我突然觉悟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暴君,他们都是用卑鄙无耻的手段维持着自己的独裁统治。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那不过是些阴谋诡计和血腥的清洗。文革期间的毛泽东完全是在步斯大林的后尘。……我认为,自己的思想转变在这个时期大学生造反派中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28]”     1966年以前,中共当局出版了大约1,041本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29].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分为两类:一类是灰皮书,大都属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范畴,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苏联东欧各国的“修正主义者”所写;另一类是黄皮书,主要是文学读物。由于这两类书有特定的封面颜色,因此人们简单地称之为“灰皮书”和“黄皮书”。在“文革”的动乱岁月里,大量这样的图书散落到普通人手里,它们很快就在学生中间成了“抢手货”,这些书籍给地下读书运动的兴旺增添了素材。     下面列出的书是一份十分独特的书目,不仅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未必知道其中的书名,当时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全都读过,但“文革”时期中国地下读书运动的活跃成员们却十分熟悉它们。     “灰皮书”中有10到20本在地下读书活动中特别受欢迎。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特加·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未来》,米洛万·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分析》,弗里德利希·A ·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亚当·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拉扎尔·皮斯特腊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等。“黄皮书”中最流行的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1891-1917年回忆录》和《解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让·保罗·萨特的《厌恶及其他》,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萨谬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书目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书的大多数作者,如托洛茨基、德热拉斯、赫鲁晓夫、爱伦坡、西蒙诺夫、萨特和索尔仁尼琴,实际上都是曾被共产主义运动称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义者”的人。他们曾经是激进的革命派,觉醒之后又开始反对革命。他们的觉悟过程几乎和“文革”时期中国的青年思想者一模一样。除了作者的政治背景值得注意外,还应当提到,上述书目中有些书揭露了斯大林1930年代大清洗的黑暗,它与毛泽东1960年代发动的“文革”十分相似。而书目中那些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则引起了这些异端学生的共鸣。20世纪现代派中的一个主要文学流派,即西方的现代派,突出表达了反抗传统社会的青年一代的怀疑、失望与反叛。“文革”时期的中国青年人经历了同样的彷徨、失望和“造反”的经历,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情感对他们很有吸引力。     至于为何纳粹德国的历史会吸引许多有头脑的中国青年人的注意,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学者高瑞全在讲述他第一次读到《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感受时说:“它就像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对此书的阅读引导他比较德国的纳粹运动与中国的“文革”,结果发现两者都会“使国家走上毁灭之路,尽管它们最初都得到了群众的盲目拥护[30]”。上海复旦大学“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胡守钧对该书的启蒙作用做了如下解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比较。我们很快便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才从毛泽东的乌托邦美梦中惊醒。[31]”     有意思的是,“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也促使这些青年探索者有意识地从“革命的敌人”的作品中寻找启迪。例如,一些“老红卫兵”在1968年看了许多他们曾经按照毛泽东的教导批判过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却惊奇地发现,站在历史正确方面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他的敌人们。     现任《中国税务报》社长的张木生曾是北京地下读书活动中的一位青年知识分子。他组织了一个地下读书会,向他的同伴们介绍他对毛泽东及其在中共历史上的错误的分析。他为当时自己的读书会开列的阅读目录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拉扎尔·皮斯特腊克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张木生回忆道:“我也看一些所谓‘右派’的讲话和他们交给党组织的有关自己思想进步的汇报。此外,我还得到了一份彭德怀在1959年的反党信。根据我本人在农村的经历,我不但认为彭德怀讲的事情绝对真实,而且他和那些右派的文章都十分深入而客观。[32]”张木生在一次沙龙式讨论中发表了题为“对中国农业制度的思考”的演讲,把“文革”早期的异端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对“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前的毛泽东体制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做了系统的批判。     由于参与地下读书活动的青年思想者常常公开宣扬自己对“文革”的异端观点,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政治迫害。在“文革”期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些读书小组都很短命。     1968年年末,中国当局把大约1,600万城市学生送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场所谓的“上山下乡”运动对那些原“红卫兵”来说是个明确的信号:他们对党已经没有用处了,因此不再是毛泽东的“革命小将”,而成了“再教育的对象”。社会政治地位的突然变化以及在贫困农村的艰苦生活使这些青年人既沮丧又困惑,这激励他们通过探索性的阅读来重新评价“文革”。     北京的下放知青卢叔宁曾在日记中讲述了那时他对书籍的“精神饥渴”,他让自己的朋友给他带来更多的书,因为“我们的知识极其贫乏;我们的精神胃口极其饥饿;我们读书的愿望极其强烈。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寻找精神食粮──书籍。[33]”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王申酉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更生动地反映着他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求。王申酉在“文革”早期因创办反对“文革”的“反动杂志”而被打成“反动学生”。他与另一些“反革命学生”组成了一个地下读书会。为了找到更多有关政治、哲学、经济学尤其是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一天夜里他们潜入已被封闭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偷”了二百多本书[34].在当局及其信从者看来,“反动学生”的这种“罪行”是完全不可原谅的,但对这些“饥饿”的真理追求者来说,他们就像是从天上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王申酉热衷于读书和独立思考,在给女友的长信中阐述了自己逐渐成熟的异端思想,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国的政治制度。1977年4月27日,秉承毛泽东意志的中共当局在毛泽东死后,以“反毛泽东思想罪”将王申酉处死。     从中国和海外出版的下乡知青的大量怀旧文章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文革”期间下乡知青把大批书籍带到农村阅读,回城时又常与朋友交流各自的独立见解,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尽管当局在1967年迫害过早期的地下读书会,但这样的镇压并不能阻止地下读书运动的延续和扩大。事实上,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地下读书会,不过它们都刻意保持低调,没有正式的名称,很少组织公开的讨论或交流活动,也不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全国范围的地下读书活动主要有两种交流形式,通信和沙龙。     著名的通信式读书团体的一个重要案例是1970年代上海复旦大学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它由上百名持异见的青年人组成。这个“小集团”包括上海的一些原“红卫兵造反派”,他们曾两次参与“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行动,大多数人在1968年被下放到农村去。尽管这些学生在挑战张春桥时受到挫折并遭到政治迫害,但他们并不气馁。他们编辑了一份地下刊物《远方战友通信集》,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读书笔记。这些文章表明,他们已经超越了个人的痛苦经历,开始严肃地探讨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这个团体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方农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两重性”观点:这种国家的“政府一边镇压人民,一边保护官僚”。这个团体的另一名成员童允安主张,“用新的机构代替无产阶级专政”,“逮捕任何公民都要经过法院公审”,“人民选举法官,全民选举干部”。[35]这些想法往往来自他们读过的马列主义原著和西方哲学,甚至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这类“修正主义文献”。     所谓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是又一个案例。1969年到1971年由北京的下乡知青徐晓与一些青年工人和战士在山西和上海等地组成了一个通信小组。“由于环境压抑,双方只能写信。徐晓和他们通信,都是十几页纸。”当局拆检他们的通信,指控这个松散的通信团体成员“搜集、流传反动小说、诗词;搞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36]”,最后以荒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罪名将其成员悉数投入监狱,有两人甚至被判了死刑。     讨论理论或文学话题的私人地下沙龙是地下读书活动网络成员的另一种交流方式。例如,赵一凡是1970年代北京的这种网络的活跃成员之一,他就领导着一个这样的地下沙龙,给朋友们提供一些“禁书”、“灰皮书”和“黄皮书”,并组织私下的讨论活动。中国当代一些著名小说家和诗人,如史铁生、北岛、芒克和郭路生等,都参加过这类沙龙的活动。据他们回忆,“此时在沙龙里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37]”。     所谓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徐晓也是这类网络的活跃成员。她后来回忆道,她得到的第一批禁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徐晓写道:“赵一凡和他的沙龙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这个沙龙开展的西方哲学和文学阅读活动也影响了芒克和北岛。来自白洋淀的诗人多多和根子,就是通过地下文学交流活动,在西方现代派的启发下开始写新诗,后于1980年代形成了当代诗歌流派“白洋淀诗群”。出人预料的是,地下读书运动也为1980年代中国的开放准备了人才。     活跃的地下沙龙也散布在偏远的农村。例如,河南省兰考县──这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就有一个地下读书会。1968年该地某工厂的10位大学生和中学生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读书会。90年代以来在中国很有影响的学者朱学勤回忆当时这个团体的读书经历时说:“[他们]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38]”朱学勤后来把这些读书者称为“六八年人”。     这类的地下读书会超越了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文革”派别。例如,北京女学生“徐浩渊”沙龙的主要成员是过去的“老红卫兵”,而“二流社”沙龙是由一些“文革”初期反对过“老红卫兵”的前“四三派”红卫兵组成的。这两个读书会的成员从前有过严重的过节,但此刻却凑在一起读书和讨论问题。1969年冬,前“老红卫兵”张木生和一位高干之子加入了一个由前“四三派”成员和知识分子子女组成的沙龙。家庭背景各异的青年人聚在一起共同探索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和中国的出路,为后来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社会学者杨东平后来作过这样的评论:“整整一代人在严酷的环境驱策下,重新聚在一起,彼此接受。这是一次摆脱了派别之争的集体反叛。这一代人通过重新塑造集体人格和共同文化,最终完成了向人的过渡。[39]”          四、新高度:为人权和社会主义民主而战          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异端青年思考者的作品是遇罗克的署名为“北京家庭背景研究小组”的文章“出身论”(1967年1月18日)。可以说,“出身论”是“文革”期间中国出现的第一份人权宣言。     文革伊始,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一名学徒,其父是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遇罗克虽然学习优异,却未能进入大学。在1966年的“红色八月”期间,一些“老红卫兵”以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为由,殴打甚至残杀无辜的人。“红卫兵”们用当时流行的“血统论”为自己的暴行辩护,却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这种荒谬的“血统论”。遇罗克挺身而出,凭借他在过去几年里积累的西方哲学知识,于1966年底写了这篇“出身论”,试图从理论上澄清对“家庭出身”的政治偏见[40].他先把文章油印了一百份,贴在了北京市区的一些电线杆上。随后他又把修改过的该文交给支持他观点的群众组织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于1967年1月18日刊登在这家报纸上。“出身论”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一期的《中学文革报》印了约6万份,一周内便在北京销售一空,全国各地则翻印了一百万份以上。该报编辑部收到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封表示支持的信函。[41]     遇罗克不象“红卫兵”那样关注中共的党内斗争,也未钟情于毛泽东那些关于民主的政治“承诺”,更没有参与“战斗队”之类的流行活动,他是个独立的思考者,选择了为民众和受政治迫害者代言的角色。他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是人权,他强调,“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遇罗克所关心的是每个中国人的“公正”与“平等”,尤其是因家庭出身受到政府排挤的千百万青年人的政治和教育权利。他揭露了中国社会中为当局鼓励的政治歧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问道:“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42]”在否定“血统论”的同时,遇罗克还指出,在中国社会里“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其成员利用血缘关系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这是“新思潮”当中非常尖锐的一个观点。遇罗克还谴责当局授权“红卫兵”剥夺他人的人权,进行政治迫害的行径,如“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在该文的末尾他向民众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43]”遇罗克在1968年1月5日被捕,于1970年3月5日被中共杀害,年仅27岁。     1970年春当局发动了名为“一打三反”的政治运动,以打击所谓的“反革命活动”,其中也包括地下读书活动,上千个地下读书会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许多参与者被捕入狱或受到政治迫害。除了上文提到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等例之外,还有南京的“金查华马列主义小组”和宁夏自治区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小集团”等许多案例。当局以“攻击毛泽东和文革”的罪名将金查华处死,他的朋友陈卓然、苏小彬、倪寒予和王茂雅对这种残忍的杀害极端不满,他们在南京市的大街上张贴了数十张标语,标语的内容有“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金查华烈士永垂不朽!”。不久当局又把他们以“陈卓然反革命集团”之罪关进监狱,后来也将陈卓然杀害了[44].     与“红卫兵”早期的异端团体和派别相比,地下读书运动提高了青年一代的理解分析能力和认知水平,帮助他们比较深刻地认识和判断政治社会弊病。     例如,1969年底,张木生在地下沙龙的那次以“对中国农业制度的思考”为题的演讲中,比较系统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农业政策及其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他指出:“人民公社社员的热情和干劲都被糟蹋了。工分差别太小,这对老弱妇幼有利,因此难以进行调整。全县的生产队都在开会,工分制没通过之前他们是不会结束会议的。这是目前最严重的损失”:“集体生产总会导致产量下降,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中看不到好处。农民也没钱买机械。这种集体所有制哪能撑得下去?”当时他的眼光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10年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试图解决的问题。在这篇演讲中,张木生不仅分析了农村制度和政策,还讨论了政治制度问题。他大胆支持毛泽东的“敌人”,如1957年的“右派”、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甚至还支持赫鲁晓夫的改革。那时他的一些判断显示出深刻的洞见。他说:“右派们在1957年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制度,这正是他们超前于别人的地方”:“这一切都说明制度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作为一名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中的活跃分子,张木生当时能从本质上摒弃和否定中共的制度,实为认知上的重大“飞跃”。[45]     上文提到的王申酉也从历史和思想的角度批判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要政策。1976年,他在“1949年后的中国及我对毛主席的看法”一文中批评了毛泽东及中共发动的主要政治经济运动,如1954年的“集体化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1959年的所谓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和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6].这些错误中共直到1981年才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承认,但这份权威性的官方文件对这些错误的肤浅认识尚不及王申酉5年前看法的深度。     王申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梦犯下了几大错误。首先,“这种公社……只能使农民愚昧落后的状态永久化,没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其次,针对毛泽东“消灭劳动分工”的蓝图,王写道:“只有通过大工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才有可能没有例外地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平等分配劳动。这将大大减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使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参与社会理论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恩格斯)”。再次,“在中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消灭劳动分工”的时间尚不成熟。[47]王申酉对毛泽东及其政策的分析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的挑战,因此就更透彻,更有说服力。     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异议人士探讨中国政治痼疾和为中国的未来寻找出路的热情。1974年“李一哲”以“批林”的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李一哲”是广东的一个地下学习小组3位成员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的笔名。他们于1974年11月10日贴出了这份大字报,它随后在全国各地被广泛地油印和传抄。     “李一哲”的文章包含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与遇罗克和杨曦光一样,“李一哲”认为“中国也出现了与苏联相类似的特权阶层”,党的干部是一个享有特权的“新资产阶级”,“一个对起来反抗其特权的群众进行镇压的新贵集团”[48]:“李一哲”也猛烈抨击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完美无缺”[49];这几位作者承继了遇罗克的人权观,认为中国“需要民主,需要社会主义法制,需要能够保护广大群众的革命权利和做人的权利[50]”;他们还强调要“保障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探讨如何让干部对人民负责,当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到让人民满意时应当怎么办。“李一哲”最先提出了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法制,还向第四届全国人大呼吁,要求在新宪法中重新确立法治原则,让司法系统摆脱政治,以便保护普通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它也在中国首次提出,未来的政治改革应当沿着“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进行。这种观点到了1980年代为中共党内的开明派接纳[51].     地下读书运动深化了青年思考者的认识,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起未来的民主和人道社会的具体蓝图。例如,贵州省的陈尔晋在题为“无产阶级民主制”的长文中讲述了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看法。他观点的的核心是两党制,“承认革命的合法性,尊重真理,铲除长期以来在一党制掩盖下权力斗争中的那些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52]”。此外,陈尔晋还提出了一种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共产主义制度。陈尔晋强调:“每个公民既有义务进行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也有权利批评政府。造谣诽谤将受到全社会的鄙视。批评主席不是犯罪,对不同意主席的人更不能进行残酷迫害。”他不仅谴责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推行的政治迫害,还强烈表达了对自由人权的渴望。陈尔晋的主张实际上是以美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为蓝本的,但他给它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压抑的时代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观点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自相矛盾。尽管如此,他真诚地追求民主和人权的努力还是有意义的。     回顾这一代青年人在“文革”期间的思想觉醒以及从激进到理性、从幼稚到成熟的整个过程,1970年代的地下读书运动确实代表着异端思想的一个新高度。考虑到“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压抑的政治和社会气氛,这一代人当中青年思考者的文章和思想方式自然会有局限性。他们都是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洗脑教育中成长的,当他们试图批判毛泽东思想时,往往会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和其中的人道主义因素当中寻找依据;他们大部份人都没有完全摒弃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对西方民主制度所知有限,因此不少人只是主张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却无从想象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能在完全隔绝于外部世界的年代里凭借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提出以上种种观点,实属难能可贵。他们勇敢地追求真理,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向毛泽东和中共的体制发起挑战,毫无疑问他们理应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开放的胸襟、高尚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热情,以及他们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变成毛泽东的反对派这一史无前例的思想旅程,都值得后人铭记。          「作者说明」本文原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40周年《中国现况》学术研讨会宣读的英文论文(2004年1月6-7日),由伊洪译成中文,作者做了最后的审阅和不少修改。          「注释」     [1]见宋永毅、孙大进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

杨东平 | 文化之都、艺术之都、创意之都

      巴黎作为欧洲文化的中心,作为文化之都、艺术之都早已名满世界。这种证明几乎无处不在,不经意地,在这里遇到巴尔扎克塑像,在那里遇到海明威、萨特光顾的咖啡厅,好像每一个街角都有故事。博物馆更是数不胜数,著名的卢浮宫、蓬皮杜中心就不用说了;此外,不仅有雨果、罗丹等名人博物馆、展览馆,也有火炮博物馆、下水道博物馆等等。       最令人感慨和倾心的,巴黎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古典的、传统的城市,如城市景观那样,而是非常时尚和新潮的。这从贝聿铭为卢浮宫增添了一个玻璃金字塔可以最直观的说明。类似地,近年来在凡尔赛宫也增加了一个抽象雕塑。在凡尔赛宫内举行的装饰展则明白地展示了沟通传统与现代的这一追求。       关键在于,这种融合是渗透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例如火车的外形和车厢内的设计,地铁、商店充满创意、令人赏心悦目的广告设计等等。必须指出,巴黎的户外广告大约只有中国城市的1/10或者1/20,基本看不到广告,从而使城市之美、建筑之美一览无余。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明。时尚的男孩女孩很多,会画画的人也很多,陪同说他的数学老师还开画展。在火车上果然见一时髦女孩在小露身手。其他值得一说的事,餐馆提供的免费饮水,华人称之为“水龙头”,是直接从厨房的龙头中接取的。从里昂回巴黎的火车晚点了40分钟,一下车站台上就有工作人员发放信封,填写寄出后可领取赔偿。这当然无关艺术和创意,是另一种文明,我们称之为精神文明或制度文明。 在拉德芳斯的新凯旋门遥看老凯旋门(图中地平线上的方框建筑) 凡尔赛宫的新雕塑 凡尔赛宫的现代家具展 海明威、萨特、伏波娃最喜欢的“圆顶咖啡馆” 现代歌剧《露露》的舞台设计 车站的钟表碑 巴士底地铁站的壁画 城际火车的外形设计     火车车厢的设计 火车上女孩的手绘 法国环境部的LOGO 服装广告 不是五毛,是五元! 机场的信用卡广告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Donate to Wikileaks .

杨东平 | 战斗在法国

“战斗在法国”是法国华人的门户网站, 欧洲最大的华语网站之一,这一命名 充满新移民生存奋斗的生猛鲜活,同时有一点壮烈感。在法国短短数日,见识了一些来自祖国的新移民,包括已经扎根生存、事业有成的学者、媒体人,新来咋到的留学生,做日本料理的温州人,在“老佛爷”卖香水的上海小姐等等,无不透露出自信、从容的精神面貌。 当然,移民的过快增长是困扰法国和巴黎市的大问题。据接待我们的巴黎大 区规划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巴黎大区的人口总数为 1160 万,占法国人口的 16% ,欧盟 27 国总人口的 2% 。其人口结构高度国际化,非法国籍人口中,来自非洲的移民占 48% (其中阿尔及利亚占 14% ,摩洛哥 10% ,其他非洲国家 24% ),欧盟国家的移民占 32% ,亚洲占 15% ,美洲占 5% 。亚洲国家移民中,日本占 1% 、印度占 1% ,华人占 3% ;虽不可与北非等国家相比,也不算太少了。       巴黎大区近十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6.8%,年均增长8.4万人,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2%)和欧盟的平均水平(3.3%)。与此相连的是,它人口老化的程度也较低,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巴黎是16.7%,法国是21.3%,欧盟是21.6%。事实上,中国大城市的人口流动也具有这样的两面性,由于可流动的青壮年劳动力减少,有人口学家预言不久后他们将成为中国大城市竞相争取的资源!     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令人叹为观止。二环以内的“小巴黎”几乎保持了拿破仑时代街道、建筑的原貌,不仅是巴黎,法国的许多城市和市镇的传统面貌均保持完好。这显然远远超越了“旅游资源”的价值,而成为民族自尊和自信心、社会文明和主流价值的载体,这也是法国人和巴黎人比较自傲的一个来源吧。       在巴黎大区范围也保持了以中低层建筑为主的面貌,而非中国大小城市一概密集的“梅花桩”式高层建筑的格局。显然这不完全是人口问题,而是不同的规划和发展思路。人家的地铁从1912年开始建立,已逾百年,可谓是四通八达。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在巴黎周围建设5个卫星城,用高速铁路(RER)加以联通,有效地纾解了核心区的人口压力。在老城之外新建的CBD拉德芳斯,新老凯旋门遥相呼应,融传统与现代为一体。作为比较,北京市层层外推“摊大饼”式的扩张,是“破旧立新”的模式,以拆毁旧城为代价的;而且始终是单中心的,拟议中的卫星城至今没有出现,在城市周边也没有50-100公里之内的高铁快捷交通。如若建立,可有效纾解中心城区压力。巴黎的经验显然是大可借鉴的。 塞纳河之晨 巴士底歌剧院前的纪念柱 巴黎圣心大教堂 圣心教堂一侧的小教堂 街头画像 秋日的凡尔赛宫花园 凡尔赛宫花园 拉德芳斯新凯旋门下白领的午餐 巴黎一妇人 晚八点“老佛爷”打烊 巴黎之夜 周末巴黎的地铁 里昂市中心广场 里昂市罗纳河畔 罗纳河畔 巴黎市郊小镇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Donate to Wikilea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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