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每周一推(51):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

冉按: 刘军宁先生这篇文章,是从199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学问中国》里选出来的。说到《学问中国》当年曾有小热,因为这书里面收有秦晖、汪丁丁、吴国盛、杨东平、赵汀阳等人的作品,是从各个学科方面探讨中国问题的结集。出版是书的是彼时尚在江教社的刘景琳兄。以我的眼光看来,刘景琳兄在江教社那几年所做的许多事,如办《三思》杂志,如出“鹅湖学术论丛等,恐怕至今仍是该社不可企及的努力。在文化和经济相对稍差的江西,这对江教社的品牌塑造起了不小的功劳,可惜因人而废,随着刘景琳兄远赴上海、北京,这一切盛景不再。 刘军宁是中国当今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关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译介,都是学界比较突出的。他策划并主持的《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等,对开启民智,对读者知晓什么是政治学等许多常识,都有很大的作用。这篇收进《学问中国》里的《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简要地阐述了专制必然灭亡的恶性循环,这对当今中国政治都有现实意义。我们都知道,专制之船必然会沉,从来没有一个专制统治不灭亡的。但我们更在意的是,船沉了后怎么办?难道让这艘将沉之船沉后,让其再建一艘专制之船,使其永不停息的恶性循环吗?刘军宁先生虽然不能在这篇短文里回答这个问题,但在其他许多文章和书籍里,都在回答专制之船沉后怎么办的问题,这也就是他致力于宪政民主研究,并大力传播民主自由理念的因由。2010年8月29日9:23分于成都 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是最大的,最不受约束的,因为皇帝没有上级。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只受上一级的约束,而不受其统治对象的约束。所以,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当天高皇帝远的时候,各级官僚就按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当县官不在的时候,现管就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行使权力。这样的政府在政治学被称作无限政府。 无限政府有不可遏制的扩张冲动:官员越来越多,税费越来越多且重。政府的膨胀必然给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的妨碍。这时,只有干政府官员的行业才是社会中永不亏损且一本万利的行业。于是,人们为了谋生存,想尽办法从前门或后门挤入官员的队伍。而政府的规模越庞大,社会的负担越重。政府规模越大,就越要从社会中提取大量的钱财,以用民间有限的膏脂来养活无限膨胀的政府。而普通的官员则游行于利禄之中。 在政府的膨胀过程中,官僚的腐败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是政府从自我膨胀到自我覆灭的重要原因。官僚们通常所关心的不是公益,而是如何去保护他们的工作及其机构的重要性。任何预算的消减,对他们都是威胁,预算的不断增加才是权力的源泉。这是他们个人的荣耀和权力的基础。任何官僚都有潜在腐败的倾向,他们总是倾向于在执行公务中满足自己的私利。所有的政治领袖和官僚都是在对某种人负责。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对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个人利益的人负责。 若是官员人数太多,就无法做到高薪养廉,这样中央和各级政府机构实际上就是官员的俱乐部。他们工资微薄,又人浮于事,就不择手段地设法增加额外的收入。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利用职权寻租设租,甚至卖官鬻爵;机构谋求预算外收入,个人谋求工资外收入;利用职权设立关卡,索贿受贿。这样,中央政府就陷入了下面的税收困境:税率低,则税款不足,税率高则无法负担,结果造成税率越高,收税效率越低的两难。中央征税的力度越大,地方社会税务负担越重,而中央的税收则无明显增加。在低税率与高税率的两难中,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只能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不仅如此,在开动脑筋之后,还发明了名目繁多的税外收费项目。由于存在着巨大的财政和税收的漏洞,中央政府为了不断加强自身的财政能力,不得不加大从民间提取的力度。这又为地方政府和官员搭车收费提供了良机。于是就形成以下的恶性循环:政府从民间提取资源的力度越来越大,而国库本身却越来越空。制度的漏洞却越来越大,而官员的私囊却越来越饱。最后,只好竭泽而渔。 无限政府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就是经费饥渴,食税胃口大增。因此,也每每有御用“学者”上述建议让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以帮助穷人的名义挽救将倾之船。这样做似不仅与事无补,反而是饮鸩止渴。财政紧张的真正原因,不是政府的提取能力太弱,而是政府的摊子太大,各级官员的胃口太大,政府的扩展趋势蔓无节制。历代王朝在行将崩溃前,总是表现出以下的症候:在财政上,民众不能监督政府,政府不能监督自己。虽然提取的手段多,力度大,但政府得财有限,却伤民无穷,导致下面的民众不堪重负。无限政府对民间的征敛必然趋向漫无节制,使财富向中央政府倾斜,但其后果政府也难以担负。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终结无不与政府无限膨胀、普遍的贪污腐败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王朝的政府就像气球一样不断膨胀,一直到炸掉才划上句号。这时,取而代之的新政权从其建立之初的小规模、小权力、小职能开始,不断地向大处膨胀,最后重蹈上一个王朝的覆辙。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是所谓“乱”;新政府的重现由于其最初的小规模,给社会造成的负担和压力不大,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是所谓“治”。这种从小政府到因无限膨胀而崩溃、再到新的小政府出现的过程被视为治乱循环。有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比较明智,在政府膨胀到一定规模时,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锐意改革,主动延缓或局部扭转政府膨胀的趋势,是谓“中兴”。当然,与每个王朝一样,在结局上并无二致。 无限的政府所导致的治乱的循环其受害者不仅是平民百姓,而且是统治者自身。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末代皇帝不尝尽无限政府给他们酿成的苦果。从秦二世,到明崇祯,到清溥仪,无有例外者。若用《贞观政要》里的比喻来分析:如果政权与民众是舟与水的关系,无限政府的做法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把船制作得与水域面积一样大,并把船外的水都设法抽到船里面来,其后果可想而知。有限政府的做法是,在“水域”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船制作得小些,这样船驰骋的余地就大些,尽量把水留在船外,这样船搁浅与倾覆的可能性就低一些。可见,有限政府于水无损,于舟有益。 一部中国的政权循环史,就是一部造船沉船循环史。船为什么会沉?因为的人和货太多。人就是用各种办法挤上船的官员,这个货就是以各种名义从民脂民膏抽取来的税和费和(罚)款。超载船沉,此乃千古不易之理。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有限政府来替代无限政府,严格限制船上的人,严格限制船上的“货”! 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 http://boxun.com/hero/2007/liujn/8_1.shtml 。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http://ranyunfei.shoutem.com和推特:http://twitter.com/ranyun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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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正在全方位改变世界

两个月前,当绿色和平组织的志愿者装扮成红猩猩,高举着写有“你的轻松一刻,我的悲惨一生”的标语(套用雀巢奇巧巧克力广告语“轻松一刻,奇巧时刻”),同时出现在中国、英国、瑞士等国家主要城市的街头,呼吁雀巢公司停止从印尼金光集团采购棕榈油时,在金光集团眼里,这不过是一群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本文指非政府非盈利组织)的又一次表演而已。 众所周知,作为印尼第一大财团,金光集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营棕榈种植园,旗下公司AFP是世界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商,几乎垄断了全球棕榈油产品的整个上游。以棕榈油产业巨无霸的身份,金光集团可以绕过印尼法律中关于任何公司在热带雨林地区不得占用超过20万公顷森林的规定,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控制着280万公顷的棕榈油种植园。同时,他们还可以做到让印尼政府将搜集金光集团毁坏热带雨林证据的志愿者,以从事“非法行动”为名驱逐出境。 看起来金光集团似乎是无懈可击的铁板一块,环保组织于是将矛头转向了与他合作的全球500强企业。今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在递交给雀巢的公开信中,谴责金光集团大面积毁灭热带雨林,将棕榈种植园向热带雨林及泥炭地扩张,侵占濒危物种红猩猩的栖息地。5月17日,雀巢公司正式发表声明,表示全球范围内不再使用导致热带雨林遭受破坏的产品,以此作为对绿色和平组织呼吁的回应。 不仅如此,在绿色和平组织持续不断的施压下,2009年12月,全球第二大棕榈油消费公司联合利华亦宣布终止与金光集团价值3000万美元的棕榈油采购合同。随后,食品巨头卡夫集团宣布于今年年初终止与金光集团的合同。石油巨头壳牌和英国连锁超市Sainsbury’s也先后表示不再从金光集团购买棕榈油。 作为一家长期在国内一手遮天的行业寡头,金光集团必然会重新评估NGO在全球商业生态中的巨大影响力,而对于NGO来说,这不过是他们的使命而已。 不可忽视的力量 有人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最有看头的不是各国首脑的政治秀,与他们的无可奈何比较起来,NGO们的热情来得更为直接。哥本哈根会议上所有的政府谈判代表不过1万多人,而NGO代表有2万多人。NGO试图在这个国际社会面对气候问题的关键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结果的走向。 NGO们的热情是有理由的。历史上因为他们而改变的关键时刻有很多:对卢旺达危机的国际行动就是在美国、法国、英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各国政府进行人道主义游说、施加压力后采取的;尼泊尔阿伦河二号工程的搁浅也是由于当地NGO游说,导致资金撤出的结果。NGO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们会而且能够撬动政府决策层甚至是国际间行动组织,对政府间行动和政府的决策施加压力和影响。更有甚者,1991年菲律宾政府通过“地方 对于政治的影响,是诸多NGO行动的一级目标,但并不容易达到。 今天他们更多的是以商业和经济的方式与行业和企业对话,用企业认可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合作,为完成NGO的终极使命─—保护环境或是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题做出应有的努力。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其他机构一起合作推出的FSC森林认证,已经成为全球林业市场的“通行证”。企业一旦拥有FSC森林认证这块招牌,就等于表明自己的木材和产品是来自那些经营良好的森林。而且,这个认证还正在形成贸易壁垒:欧盟规定,没有获得FSC森林认证的国外企业,将享受不到欧盟的关税优惠。为了推动FSC森林认证,欧盟出台了一项“贸易鼓励安排”政策。企业如果能贴上FSC标签,可借此向海关申请比例可观的关税折扣。 受此影响,从2001年-2009年,近两百万公顷的森林面积通过了该项认证。在中国,通过该项认证的企业数目从最初的7家上升到了1000家,就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的所有木地板和房门都通过该项认证,以此支持绿色奥运的理念。 NGO推动行业标准的结果是,它不仅仅影响某一个企业,而是通过几个领先企业作为表率,影响整个行业甚至产业,进而去推动国家层面制定出更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这正是NGO所希望看到的——社会秩序、环境和商业规则因为他们的标准而改变。远不止如此,在企业社会责任无法逃避的今天,NGO对改变企业自身的商业模式、逻辑甚至战略上的影响都无比深远。比如,血汗工厂的话题。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众多跨国公司的话题,可口可乐、GAP、沃尔玛、耐克等许多国际巨头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这次轮到了苹果。 与许多美国公司一样,苹果的制造业务主要位于海外,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2006年,外界批评苹果iPhone的代工厂富士康的工作环境恶劣。苹果也通过调查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承诺改进。在马来西亚,苹果与另外3家公司以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组织共同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希望借此帮助两家马来西亚工厂提升对国外合同工的管理水平,包括为工人提供与法律和权益相关的文化指导和教育。苹果表示,该公司将把从中学到的经验推广给所有供应商,并将继续对供应商进行审查,对于屡次违规的企业,苹果将不再与其合作。其实,这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选择问题,对于许多供应商来说,这或许是个生死攸关的话题。如果做不到苹果的标准,一旦被踢出局,他们的生存或许都是个问题。 NGO在中国 很难具体考证中国的NGO历史从哪年开始。但是近年来,中国NGO的发展似乎都与一个词有关:灾难。1998年是中国NGO的启蒙时代,“抗洪救灾”是那一年绝对的关键词。对于当时的企业家来说,能够在央视的赈灾晚会上代表公司为灾区捐一笔款是最时尚的做法,即便如此,对于羽翼未丰的民营企业,上晚会捐款还只是属于大型国企的殊荣。 那时的普通百姓对非政府组织的印象,多半还是代表希望工程的那双大眼睛,以及灾害发生时在电视上号召公众捐款的中国红十字会这类半官方机构。以至于当人们谈论起NGO时,不得不特意跟人解释这是哪几个单词的缩写。1998年大洪水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以及官方对环保的重视,使得NGO开始在中国扎根。 更重要的是,面对洪水暴露出来的太多环境问题,国家在政策层面将环保列入了政府重视的项目;以梁从诫、杨东平等文化学者发起成立的“地球之友”(应为“自然之友”,本站注)开始开展群众性的环境教育和环保读物的出版工作。前社科院研究员廖小艺(应为“廖晓义”,本站注)发起的“北京地球村”也通过协助拍摄环保纪录片和组织公众活动的方式宣传环保理念。但是,放眼全国,在那个时候真正以专业方式开展工作的NGO还寥寥无几。 6年之后的2004年,这是一个在中国NGO历史上不得不书写的年份。那一年,印度洋海啸给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更多的终极思考。面对越来越频发的自然灾害,NGO应该成为一种政府之外将民间爱心集中起来的力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电视画面中,国际NGO在受灾地开展的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后重建,也为国内的有识之士带来启发。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在这一年,随着不断成长的NGO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是年6月1日,国务院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国内企业和个人出资设立非公募基金会,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公益事业。该条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由此开始,所有的NGO确立自己的“名分”,使“非公募基金会”这种民间组织形式得以正式落户中国。 政策的受益者不仅只有国际大牌NGO,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地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成立基金会,而受政策预期的影响,更多的民间NGO在全国各地纷纷注册。就在《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的4天之后,王石、冯仑等数百名企业家在腾格里沙漠发起成立阿拉善生态协会,首次将企业家承担的社会责任写入自己的宣言。 2008年,注定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成为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更重要的是,汶川地震牵动了人们心底的善念,点燃了中国全民慈善时代的火种。也是这一年,NGO的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NGO步入了各自发展的快车道。 汶川地震的救援使中外NGO得以在一个平台上共同奋战,也让国内的NGO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地震初期,西班牙的一个NGO,只用两三个人就组织、支持了15万灾民的日常用水项目;而一个拥有100多位志愿者的国内NGO,只服务2万人却乱作一团。 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汶川地震加速了公益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本土NGO也开始认识到,仅靠一腔热情无法撑起NGO的理想,要想使NGO组织能够长远发展,必须做到专业化和差异化。 当CSR遇到NGO 对于企业,汶川地震在刺激了他们公益热情的同时,“捐款门”事件频发。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思考如何使企业的公益行为不只是一时的“有感而为”,而应当变得具有可持续性。换句话说,企业也希望能利用自身优势,长期为利益相关者带来好处,而不是简单的捐款捐物而已。 在今天,企业社会责任(CSR)早已经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名词,实际上它正在成为企业构筑自己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不用考虑有多少企业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只要去看看企业都是在怎么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领域,企业与专业的NGO之间有太多的合作空间。 比如在成熟市场,无论是生物科技、医学创新、食品安全还是教育、科研等领域,大部分人的一生很难不与NGO发生联系,无数大大小小的NGO和基金会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世界。在艾滋病领域,全球基于艾滋病的科研攻关大多得到了盖茨基金会等基金的资助;在农业新技术研究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默默支持;甚至在种族平等、防止核扩散、提升儿童营养等多个问题上都能看到NGO的身影。 在美国,合法注册的NGO总数已经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美元,解决了900万人的就业问题。大量NGO广泛活跃在慈善、教育、文化、艺术、环保等多个领域,NGO年总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7.5%。有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非盈利部门公益捐赠3076.5亿美元,约占美国当年GDP的2.2%,占美国当年联邦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10%左右。也就是说,不考虑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和其他部门社会支出,仅美国民间当年就有占GDP2.2%、财政支出10%的社会资金投入到社会救助中。而在中国,2007年的公益捐赠占GDP的0.09%,2008年占GDP的0.27%──即使是全民慈善激情爆发的2008年,这个数字与美国市场比较起来依然差距太大。 我们有理由相信,NGO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将逐步提高。前提是,需要大家了解NGO 和他们的使命,并让越来越多的人跟他们一起行动。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监督,更多的NGO通过选择与企业合作,影响合作伙伴。比如,为了解决麦当劳包装对环境的污染问题,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的专家就曾与麦当劳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出一种保温性更好、存储方便且减少漂白工序的薄纸包装,用来取代之前对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的塑料包装盒。薄纸包装一直沿用到现在,为全球数量众多的麦当劳店减少了大量污染。 这样的情形,中国也正在发生。NGO和企业与政府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执行CSR战略,帮助公司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识别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还能推动政府制定相关的法案,他们的报告很多时候甚至能影响政府决策。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做的是,学会用NGO的语言和逻辑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也帮助自己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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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残忍的中国教育

这就是改革的困难,你要以公民教育来替代政治教育,要把公民教育纳入政治教育。现阶段 公民教育 也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是 公民教育 讲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宪法规定的中国公民权力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要求公民承担责任和义务,究竟有多少说服力,能否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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