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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思聪:新中国的政治运动与“边缘人”的悲剧

《“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是一部令人心惊胆战的书。也许从来没有一本学术著作,对于那些超过半个世纪前的小人物故事,如此细致研究,如此击打人心。 本书里,宏大历史成为背景,个人命运成为主体,书中的主人公与你我并无二致,却命若野草,永无宁日。八位“问题”小人物,在1949年以前,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人生经历,有欢喜与忧愁,有坚持与犯错……但中共建政之后,一整套新的社会运作体制、社会规则、国家-社会关系拔地而起,所有人进入瓮中,成为新建制的“玩家”。 这整套建制化操作,也因此成为了一套系统制造“新人”、淘汰“边缘人”的“通关游戏”。

东方历史评论|周濂对话杨奎松:革命的前奏(上)

“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这个设问把每一个置身事外的人都抛进历史的深处,被迫身临其境,面对政治的诡谲和历史的多义。我相信这是杨奎松在多年研究党史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困惑,它不断地指向研究者自身,让他心怀谦卑,谨下判词。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总是觉得这话没有说完,没错,我们是要尽其可能地理解他们,可是,理解他们的挣扎和困窘,不是为了开脱他们的软弱以及我们的无力,而是为了储存勇气、心力和理性,反复在内心操练未来可能出现的遭遇战,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新悲剧的解决者而不是新悲剧的一部分。

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进入专题 : 孙中山 共产党    ● 杨奎松 ( 进入专栏 )        1925年1月,“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亦称“拥护国民党同盟会”)成立。此会成立时称:“去秋广东方面同志,列举共党罪状,提出弹劾案,未蒙总理采纳,深以为憾。”因此,提出七项“挽救方法”:在中央党部及执行部共产党员一律撤职……   众所周知,孙中山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经由当年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再由孙中山作主,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授予重要职务,而逐渐形成的。在两者关系中,俄国的因素显而易见。问题是,俄国的因素对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他的“容共”究竟是“联俄”的诱饵呢,还是确实看重了共产党人的才干?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好坏,是否也是受到他与莫斯科关系的影响?或者说,是俄国因素的影响多些,还是中共自身政策的影响多些呢?提出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孙中山在世时对共产党问题发表过不少态度大相径庭的谈话,共产党人当年对孙中山的看法和态度也是时好时差。如果我们不注意事情发展变化的经过情形,不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出于一己之角度,抓住一两条线索,对孙中山的言论各取所需,就只好听任立场各异的研究者在那里自说自话,而无所适从。[1]鉴于过去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缺少有针对性的探讨,本文试图依据已经公开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就此做一系统的梳理和考察,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合作”问题的由来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2]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予其间。[3]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中共在上海建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4]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5]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6]   从中共“一大”及其会后的表现看,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一度确实不尽一致。“一大”曾有决议主张“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甚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7]然而,由会议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清楚地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8]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这“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实际上又是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来的。这是因为,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区区50余人。一年之后,即当中共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200人。力量如此弱小,又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要想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一大”后一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了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进行了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了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9]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与更多的国民党人进行了沟通。此次就近对国民党进行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列宁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10]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与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作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11]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告诉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12]在几年后马林公开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的看法。而他在这里特别批评的所谓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希望能够像在爪哇那样大干一场的马林,产生了影响。回到上海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扬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强调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非常响往俄国,说国民党虽得到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国民党在政治上从未反映过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纲领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13]   马林是如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提出这一建议的,还不得而知。但首先提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无疑是马林,而不是孙中山。已有资料显示,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商谈。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明确表示欢迎。但当马林转过来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得知马林将转而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陈独秀在 4月6日 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说明了他们的不同意见。内称:   马林 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 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 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 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14]   尽管陈不愿在孙陈之间做出选择,但50余天后,即 1922年6月16日 陈就炮轰总统府,发动了武装叛变,中央不得不很快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国民党一边,甚至不惜为此开除了不听命的广东党的负责人。注意到越飞、马林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正在积极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实乃大势所趋。[15]   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但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他们坚持在这种合作中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理应由共产党来负政治指导之责。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开展工作,这或多或少损害了共产党人的阶级优越感。马林刚一返回莫斯科,中共就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白提出: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起来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是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他们坚持,对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应由自己“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16]   但是,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相差异常悬殊的状况之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还是接受了马林的观点,要求中共“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17]8月12日 ,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急匆匆赶回上海,马上拉上张太雷会见了张继,说明了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然后即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钊和张国焘到沪一同讨论,中共中央的会议被迫延至月底举行。在此期间,孙中山恰好因军事失利由广东退回上海,马林遂向孙中山转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具体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孙中山当场表示赞成。故马林立即与李大钊、张国焘、翟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个别交谈,再做说服工作。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更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点持有异议,但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18]会后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19]   在说服了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进行了具体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国民党。[20]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很快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21]他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佩孚联络的代表。当李大钊等向他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的情况时,他则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22]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整队的军阀军队的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接纳陈独秀等人入党的时间,恰好在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的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后。自1917年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另立政府以来,这已是两度遭遇排挤或叛变,被迫退回上海了。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契切林,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23]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两度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种期望。一方面想要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而联合苏俄,首先理顺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也确属必要。毕竟,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24]   十分明显,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孙中山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11 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进入 杨奎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孙中山 共产党   

杨奎松:谁在西安事变后“坑”垮了东北军?

杨奎松:谁在西安事变后“坑”垮了东北军? 进入专题 : 西安事变    ● 杨奎松 ( 进入专栏 )        [导读]周恩来很快告知毛泽东等说:“二·二”事件后,少壮派已经溃乱,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枪决,4个团长被扣……   本文摘自《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杨奎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蒋介石决定全面控制陕西及贯穿陕甘两省的主要交通线,中央军大举西进。蒋介石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关于两支队伍撤军的谈判陷入僵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刚刚平息了的内战的烽火,转瞬间又重新在西北燃烧起来。   红军积极主张联合抗日,不愿参加对蒋作战。东北军高级将领和杨虎城对战与和摇摆不定。而东北军中下层军官强烈要求张学良回陕,否则,坚决与中央军作战。   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态度,根本上阻止了杨虎城的摇摆。   中共代表关于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表态,迅速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一时间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中间,都出现了关于“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1937年1月30日中午时分,又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驻地表示强烈抗议。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等人的担心。周恩来估计东北军高层将领至今态度不够明朗,而无论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部队很大程度上都控制在这些中下级军官的手中,三位一体(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最巩固的部分原来也是建立在与这些中下级军官的联系之上,失去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三位一体将很难保持与巩固;而没有这些军官的赞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南京商定的撤兵方案也难以实行。   鉴于此,周恩来等劝说中共中央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同进退,以保持团结。中央表示同意。   1月31日,东北军将领、甘肃政府主席于学忠从兰州飞到西安,并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先后会面。于学忠本非东北军出身,事变后依据南京任命又负有指挥东北军和调处西北问题的全权,前此只因“眷属不离兰(州),终不免有所顾忌”,不能大胆行使职权。这时,其眷属已撤离兰州,主和意志自然更加明朗坚定。加上此时杨虎城思想已通,对作战主张再不提起,多数东北军高级军官也因于学忠态度坚定而纷纷附和。另外,据密报,东北军有4个师级指挥官已经秘密与南京方面联络,准备脱离西安。这使得西安整个上层更加软化,决定迅速与南京达成妥协条件。据杨虎城事后告诉周恩来,于学忠不仅主张妥协,而且对西安赤化颇多疑惧,如于学忠也转而投靠中央,那就连甘肃也没有了。现在只有一事尚在坚持,就是要张学良回来训话一次,至于其他已无从提起了。在当天夜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与友军同进退的决定。据周向党中央报告说:“我方同进退的主张相当地影响了张、杨两部左派,(均)坚(决)主战。”然而在高层将领中只有王以哲态度摇摆,讨论竟夜,时间长达6个小时,最终会议仍决定主和。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东北军少壮派备受刺激。   2月1日,根据西安方面高层决定,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前往潼关谈判妥协,中共方面亦派李克农前往接洽。几人尚未动身即被左派军官指挥的部队拦截在城门内,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了于学忠的住地,要于学忠放弃成命,放弃头天晚上的决定。后因何柱国大怒,痛加训斥,以执行军纪相威胁,后者才被迫撤去。但这件事已经预示着不祥的苗头。   面对东北军上层将领的决定,激进的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终于按捺不住,决心公开反抗了。   2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事变从上午开始发生至中午尚未结束。周恩来中午1时致电毛泽东等,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报称:“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将主和首领枪决(王已死,何在追案中)。”事实上,首先被杀的67军军长王以哲这时并不是最坚决的主和首领,甚至在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30日晚关于红军将与友军同进退决定的时候,王甚至还曾一度赞成过左派的主张。但同志会成员这时几乎把所有赞同妥协的东北军将领都视为他们夺权的障碍,孙铭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等一度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首先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相反因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躲入杨虎城的公寓,幸免于难。   “二·二”事件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至3日凌晨,事变仍在继续中,但前线部队已经撤了下来,且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难以取得指挥权,政变者除了得到十七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事至于此,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一方面找到左派军官,“批评杀王之错误”,一方面又打电话给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两人共同出面主持局面。   3日上午,苗、孙、应等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并且此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不得不找到中共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周恩来等协助平息此事。考虑到中共人员中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周当即着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红军驻地。周同时告诫云阳的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刘鼎带来之人务要秘密,目前不可与任何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   但是,“二·二”事件毕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远远超出了周恩来这时所能想象的程度。所谓部队掌握在少壮派手中的估计全然错误。   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不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感意外。毛泽东非常气愤,几次致电周恩来等,坚决主张: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即是从犯我们也不能收容。   周恩来很快告知毛泽东等说:“二·二”事件后,少壮派已经溃乱,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枪决,4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政训处跑散,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机要文件被烧毁,在左派影响下的特务团及抗先队已被迫远避?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会员大起恐慌。目前东北军已危若累卵,很可能被蒋调离西北,甚至分化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再打击左派,只能长右派气焰,便利南京各个收买与分别指挥。   周恩来这时对东北军的情况无疑比毛泽东看得更清楚。中共中央自然迅速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既然“二·二”事件已经极大地分化了东北军,迅速利用这一时机将除了中央军以外的中国这个最大的军事集团消融于无形,就成了南京方面的必然选择。仅仅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作出决定,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东调豫皖,接受整编。而东北军中主要将领除投靠南京者外,同样也因“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对中共的信任。孙铭九等4人由刘鼎带往红军驻地避祸的情况也很快为东北军高级将领所知,以致一些将领竟怀疑此4人所为曾受中共指使,更有谣传个别将领仍属刺杀目标。所有这些情况都弄得东北军上层人心惶惶,大都担心“在西北将不可避免地与共党红军纠纷不了”,急于迅速离开此一贫瘠的是非之地。要求张学良回陕训话之类的要求,自然变得可有可无了。   “二·二”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因“二·二”事件前及“二·二”事件中杨虎城曾经有所摇摆,东北军将领这时对杨“甚误会”,并怀疑杨曾对东北军将领不利。虽经周恩来反复劝说,仍难释其嫌。杨虎城亦因中央军将到,确信十七路军必受压迫,自己的驻地又与东北军犬牙交错,双方又缺乏信任,难免没有冲突发生,以致杨的态度明显地变得更加消沉。他明确告诉周恩来:十七路军以后必难生存,一部分多半只有交给红军才有出路,自己则只好离开部队,当然,杨虎城明确表示不论他今后行止如何,必将与共产党做朋友。   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后,中共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      来源: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进入 杨奎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西安事变   

杨奎松: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学友讨论 "革命",给我带来了什么? 老看老想 2012-12-12 02:16:17 "革命"者,中共在大陆革了"中华民国"的命! 1.革命前,我是"民国军政及训政,始行宪政"的国民。也即,听军听训又不知宪政为何物的孙子或奴隶。拥抱革命! 2.革命后,当了"不定的人民"--说不是就不是了。整日,提心吊胆,要受代表老毛及党的领导甚而积极份子们的训。也即当了孙子的孙子,奴隶而奴才的奴隶! 3.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才稍有点"人民"感觉! 现今,弱势中的弱势,无所谓了。我拥抱一切革命--包括1976.10.06,"一举粉碎四人帮"式的中南海军事宫廷政变!党国体制下,越革越好!   讨论标题: 作  者: 密码: 只有注册用户才能参与讨论。若您尚未注册,请[ 按此注册 ] [ 进入爱思想社区 ]    

爱思想 | 杨奎松:马、恩、列、斯—毛?

杨奎松:马、恩、列、斯—毛? 进入专题 : 毛泽东 斯大林    ● 杨奎松 ( 进入专栏 )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在全世界就开始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对斯大林草菅人命、残酷镇压的大胆揭露,本来是俄国人自己开始的。但奇怪的是,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围绕着要不要取消天安门广场高高矗立着的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最高领导层里还颇多犹豫和争论。结果,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中国是最后一个在公共场合摘掉斯大林画像的,也是最后一个停止公开为斯大林进行辩护的。而当初决定这样做的,竟然都是毛泽东。   与斯大林有过如此多积怨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斯大林死后高举斯大林的旗帜,甚至至死不渝地捍卫斯大林?比较一下同样与斯大林有过相当深的积怨,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人的铁托,在苏共“二十大”后对斯大林的种种严厉批判,毛泽东的态度确实令人有点难以理解。于是,各种猜测纷至沓来。有人估计,毛泽东当时就已经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了,为斯大林辩护不过是想以此来防止自己死后中国会出现同样的局面。而更多的人则相信,毛泽东同情、理解斯大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系与斯大林颇多接近,两人在对马克思主义主要观点的理解上,几乎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      苏共“二十大”风波骤起,毛泽东拒绝摘掉斯大林的像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几乎是迅速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道路。苏联的非斯大林化之所以来得如此突然:一是斯大林的专制、多疑和由此而生的频繁的政治清洗,在其周围的领导人当中造成了极度的恐惧心理,几乎没有人希望看到突然出现脑溢血的斯大林从昏迷中重新苏醒过来,自然,也没有人希望再出现一个新的斯大林继续这种恐怖政治二是斯大林的国际国内政策无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导致战后苏联不仅没有从紧张的状态下解脱出来,反而陷入到新的紧张状态之中,而过度重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生产的畸形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社会上特别是高级干部当中普遍存在着希望变革的心理。斯大林刚刚去世,苏共中央政治局对外马上就要求中朝两党马上结束朝鲜战争,对内则迅速公开平反在斯大林主持下造成的冤假错案,甚至在党内公开检讨斯大林时代的各种问题,包括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都很实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斯大林死后发生在苏联党自身的这种政策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权力斗争的明显痕迹。而在苏联党内争夺权力的这场角力当中,能否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大党的支持,对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十分特殊的背景,再加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过去的一些做法始终耿耿于怀,因此,这种情况不仅没有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变得疏远,反倒是使它们一度变得更加接近起来了。   1954年10月,刚刚在苏共党内权力斗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取得共产党国家中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党的认可与支持,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不仅亲自率团来华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国庆纪念,而且不顾党内的反对意见,坚持要向中国提供规模宏大的援建项目,帮助中国从长期落后的经济状况中摆脱出来因此,他此行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增加援助的重要协定,并取消了过去斯大林强加给毛泽东的一些明显不平等的协定。最直接地推动了中国基础工业建设的156个项目的援建计划,就是在这次访问期间正式承诺并签署下来的。不难想象,赫鲁晓夫此举给毛泽东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双方的关系一度变得相当密切。中苏两国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密切合作,直接促成了越南停战和柬埔寨、老挝,乃至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人放弃了武装斗争的方针。而毛泽东也参照苏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初步检讨,尝试着从许多方面对中国照搬斯大林的经济建设模式进行了研讨,甚至主动提出了不搞个人崇拜的问题。   让中苏两党都没有想到是,不过两年之后,即1956年,由于苏共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竟使得他们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祝贺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中共中央特派朱德率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朱德一行是1956年2月4日抵达莫斯科的。14日,他们应邀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开幕式,听取了赫鲁晓夫所做的报告。让他们感到有些诧异的是,在赫鲁晓夫当天的报告中,不仅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而且不止一次地暗示斯大林破坏了苏维埃的民主与法制。这在多少年来已经习惯于在各种正式场合颂扬斯大林的中国共产党人来看,自然是不同寻常的。因此,朱德在第二天大会上的致辞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他宣读的毛泽东的致辞仍旧继续称颂斯大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导师。根据当时与会者的日记,朱德突然引人注目地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   十天之后,即大会进行到几乎最后一天的时候,人们终于知道苏共中央在大会期间对斯大林的态度为何如此冷漠了。   赫鲁晓夫从24日深夜起一直到25日凌晨,向苏共代表们做了一个极端秘密的报告,并严肃地告诫与会者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到党外去,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但是,会后,同样是根据赫鲁晓夫的主张,苏共中央分别向几个大党的代表团的负责人提交了这一秘密报告的副本。这是一个多少有些致命的决定。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所有共产党人深感震惊。   秘密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对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报告暗示,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1934年被暗杀可能与斯大林有关,而斯大林又利用基洛夫事件,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大批假案错案,并大开杀戒。仅1934年参加联共(布)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就有一半以上的人被指控为“反革命”而被捕,或流放或被杀;这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就有70%因为同样的罪名被逮捕并枪决。仅在1937—1938年两年时间里,经斯大林亲手批准捕杀的名单就有383份,几乎都是党、政、军、团乃至文艺界的重要干部,人数竟达到4.5万。   自从列宁死后,斯大林早已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和象征,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言人。突然之间,斯大林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独裁者和嗜血成性的暴君,这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打击共产党人的形象,给西方世界提供最有力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然而,做事一向容易情绪化的赫鲁晓夫丝毫没有考虑到这种严重的后果。他明明知道“我们不能将武器交给敌人,不能在他们面前暴露我们的脓疮”,但却相信“大会代表们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的”   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只是在苏联党的代表大会上做这个秘密报告,而不让各国党知道,事情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果。至少,秘密可能会保持得更长久一些,它对各国共产党,包括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也可能小得多。但是,即使如此严重的报告已经被党代会的代表们所知道了,要想封锁住消息只会在苏共党内乃至整个苏联内部引起无端的猜疑和分歧。因此,会议刚刚结束,赫鲁晓夫的报告文本就被下发到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体党团员和普通工人、职员、集体农庄庄员当中去了。很快,各国党也都知道了这个报告的内容。它自然会造成一连串的震动和风波。   还在大会期间,当发现苏共中央有批评斯大林的意图之后,中共代表团就急忙去电北京,询问应付办法。中共中央当时的答复是:会议照常参加。   28日,赫鲁晓夫特别约见了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等。他在与朱德的会谈中就秘密报告产生的经过及其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必要性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还远不止报告所揭露的那些。尤其是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斯大林过分依靠镇压和剥夺的方法,对苏联的农业生产以及工农联盟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朱德按照代表团商定的意见,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不过,朱德在私下还是对苏联方面讲过: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不仅属于苏联共产党,也属于各国共产党,你们对他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却不同其他党商量,这不合适。   在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副本之后,邓小平很快就带回北京,并译成中文大字本,分别提交给毛泽东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处3月17日即开会讨论秘密报告,交换看法。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敢于揭盖子、破除迷信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与会者也担心赫鲁晓夫此举过于草率,如此不全面地谈论斯大林的功过问题,侧重于强调斯大林专制残暴的一面,一旦消息泄漏就很可能会给资产阶级提供攻击共产党人的口实。此即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当时他对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毛泽东的“喜”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干预的情况下,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因此,他对斯大林不仅早就没有多少敬畏之心,而且并不把斯大林看做是真理的化身。如今赫鲁晓夫自己打碎了笼罩在斯大林头顶上的层层光环,暴露出了其丑陋的一面,这自然会让毛泽东在心理上感到某种满足。但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做法却颇感担心。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的几乎同一天,即美国时间的3月16日,《纽约时报》驻东欧国家的记者就发出报道,披露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消息。18日,毛泽东刚一得到新华社的通报,就紧急召集书记处成员开会,商量对策。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接连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研究应当如何表态等问题。很显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都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冲击,特别是在共产党国家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当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对此,毛泽东看得很清楚。他明确认为,必须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写文章,进行补救。即要从正面讲清楚,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所犯错误是共产党人勇于解剖自己、改正错误的表现;而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故不论斯大林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也不能否认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否认领导了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三十多年的斯大林,事实上就等于否认自己。   基于这样一种态度,毛泽东与刚刚从莫斯科参加完苏共“二十大”回到北京的苏联大使尤金有了一番颇能反映其对赫鲁晓夫报告真实看法的谈话。31日,在与尤金的寒暄几句之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他已经看过了邓小平、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报告的副本。他说:在批评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国人不好先说话,因此,问题由苏联党自己揭露出来,是件好事。随后,他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他对斯大林由来已久的不满。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斯大林从1926年起,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就犯了不少错误,包括1926年过高估计国民党;30年代不考虑中共的意见,对王明偏听偏信,通过共产国际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45年抗战结束时坚持要中共同蒋介石罢战言和;直到中国革命胜利,仍旧怀疑中共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仍极不光彩地讨价还价,坚持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如此等等。   毛泽东最后将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归纳为七条,即:一、目无法纪的肃反;二、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三、对农民的政策给工农联盟带来重大危害;四、非法迁移某些民族;五、否定集体领导原则,过分听信谄媚;六、独断专行;七、对南斯拉夫等国的外交政策有严重问题。   他特别提到了“逼供信”的问题,并显然记起了他在江西时期的“富田事变”和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运动”。“富田事变”和“抢救运动”与斯大林的目无法纪的肃反几乎如出一辙,也是用“逼供信”的办法取得了大量的假口供,前者造成了红二十军从班长、排长直至军一级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后者同样使大批党的干部被诬为特务内奸,好在因各方面反应强烈,毛泽东及时觉悟干预,半途刹车,幸未酿成严重惨祸。   从这时起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下都直截了当地批评斯大林,有时还批评得相当尖锐。许多历史旧账和恩恩怨怨都被提了出来,并且归因于斯大林。但是,即使在毛泽东与苏联大使最初的这次谈话当中,他也没有忘记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个别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当苏联大使随后通知中共中央说,苏联已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联党领导人的像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8 页: 1 2 3 4 5 6 7 8 进入 杨奎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毛泽东 斯大林   

爱思想 | 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进入专题 : 毛泽东 大饥荒    ● 杨奎松 ( 进入专栏 )       毛泽东也坚信全国是丰收的,粮食总产量上没有多少问题,他怀疑多数地方肿病和死人现象再度蔓延开来,多半不是因为缺粮,而是因为1958年工作安排上太偏重于钢铁、粮食、棉花,导致蔬菜、油料作物生产太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共中央最早因饿死人事件处分省级领导人,发生在1957年。          中央为何处分广西省委          当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首次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分广西省、地、县一批主要领导人的决定。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书记郝中士、萧一舟,以及中共平乐地委书记、副书记,中共平乐、荔浦、横县县委书记、副书记等十余人被罢免了党政职务,有些还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决定说明,公开处分陈漫远等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广西省1955年和1956年发生大批农民逃荒,甚至饿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决定指出,广西省早在1955年就已经发生过农民逃荒和饿死的现象,国务院当时即发出过指示,要求“必须加强生产救灾工作,对某些情节严重的失职干部,应该予以严肃处理。”然而,广西省、地、县各级负责人“仍然麻木不仁,不能从事实中吸取教训”。1956年春荒再度到来,“广西省的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因而没有领导有关部门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及时地作好粮食调度供应工作”,终至“造成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区农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重事件”,“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当时公布的广西省1956年因缺粮饿死的农民的数字,是“550多人,其中以平乐、荔浦和横县最多”。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尚有争议,但中共中央的处分,显然不止是针对1956年的问题,而是包含着对此前死人事件的追究问责。国务院的决定对此已经讲的再清楚不过了,邓小平对此也有很明白的说法,即中央最不满的,是“事件发生后,省委对有关失职人员一直拖着不处理,患得患失,你推我,我推你,不仅缺乏群众观念,连‘人民’两个字的观念也没有。”这里讲的广西省委拖着不处理的“事件”,也就是国务院处分决定中所说的情况,即对国务院要求严肃处理造成1955年饿死许多农民的失职干部的指示拖着不办,以至于1956年再度发生大批饿死人的情况。     那么,1955年广西饿死了多少人呢?目前尚未见有可靠统计,但从广西一些县志的记载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饿死人的情况要比1956年严重得多。如中共中央指出的1956年死人最多的横县,在县志里就没有具体记述当年死人的情况,倒是特别强调了1955年的灾情,称光是该县南乡、飞龙两个乡,1955年就有2971人因饥饿患了浮肿病,死亡434人。宾阳县志也没有记述1956年的死人情况,但却特别说明1955年因给农民留口粮偏低,以致该县因缺粮死亡667人。浦北县志也没有讲到1956年的灾情,但说明:1955年“全县断粮者最多时达226959人”,“患营养不良性水肿病10639人”,死多少人没有写出来。          中国饥荒常态化的影响          中共中央处分广西省、地级负责干部的时间非常微妙。因为它恰好是在1957年春夏之交。中央派人前往广西调查其问题是在1956年底,也就是在整风运动刚开始发动之际。中央书记处第一次讨论中央监委的调查报告是5月16日,读过沈志华教授反右运动研究的人都清楚,当时毛泽东正在警觉当中,反右的决策还没做出来,社会上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正热气腾腾。而书记处第二次,即5月20日讨论对广西问题的处理决定时,毛泽东恰恰决定要发动反右了。在这个微妙时刻坚持自曝家丑,一方面固然与整风反官僚主义的初衷有关,一方面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西省地领导人的极度不满。只是,这主要不是因为死了多少人,而是因为广西当地负责干部隐瞒下情、无视中央指示的行为。     灾荒,乃至于饿死人,在中国近代农村司空见惯。即使中共建国之后,每年还是会遇到春荒或夏荒。尤其是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口粮被政府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情况,时有发生。1954年,因发生全国性的灾荒,就曾导致几千万农民缺粮、断粮,不少省份都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其他年份,因国家太大,所谓“插花”式的这里旱、那里涝,出现广西那样的局部饥荒,屡见不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还从未因为饿死人而处分过省、地中高级干部。这也就是说,仅仅是因为有农民饿死,中共中央一般并不会轻易惩处下面的干部。     比如,就在所谓大跃进的1958年春天,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春荒,一度有16个省都出现了农村缺粮、断粮,农民逃荒、饿死的情况,仅毛泽东批示要求各地注意者就有三四次之多。     据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转报办公厅所得各地的消息称,安徽有130万人缺粮,流浪到外省的农民有几千人。河北4个专区农民外出讨饭的有几万人,已发现12人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县965个乡缺粮缺钱的困难户超过12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6.2%,已经断粮的就有5.7万人。广东省50个县、市统计,因春荒断粮的近百万人,已知饿死7人,因饿病水肿的69人,卖孩子的10人,讨饭的66人。     中央转发的这份简报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它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无粮可供,“首先是因为灾区的领导干部对粮食情况不摸底,对形势估计不足,特别是有些干部怕犯右倾,见喊缺粮不相信,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区供应工作本来安排不当,闹粮情况发生后,又未迅速抓紧统销工作,对真正的缺粮未及时供应,致使闹粮面积扩大。”     把这一点和上述国务院批评广西省委的错误稍加对照即可看出,中共中央很清楚,这类问题的发生,多半都是因为许多中高层干部“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以至于明明有粮有钱,却不能防患未然,人为造成饥荒死人。     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简报在行文中对缺粮、断粮强调不多,它更多使用的“闹粮”一词,并且把缺粮、断粮与“闹粮”相提并论。因为把缺粮、断粮与“闹粮”混为一谈,结果,即使发现一些地方干部存在着严重渎职的现象,也未必会引起高度重视。如简报中明确讲,甘肃全省21个县断粮,严重的如徽县,人们把鸡、狗、猫都吃光了,多数人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该县有2031人患了浮肿病,其中一个合作社的死亡人数就占到发病人数的15%,4户人家死绝,全县因饥饿已死亡近800人。简报称,该县并非没有粮食可用来救急。县委因为不相信下面缺粮,把2000万斤销售粮和存粮“全部扣在县上不下发,这些粮食可供应两个半月”。正是由于把徽县县委的此种严重渎职行为视为判断错误,简报不仅没有要求惩处该县县委,而且还特别表扬了甘肃省委,说甘肃提出的“‘全党动员,苦战三昼夜’,尽速解决问题”,是一种极好的态度。     当然,还有另一种看法也不能不提到。即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多半认为,这主要还是全国范围粮食生产不足造成的。如谭震林在回复毛泽东5月24日询问山东农民缺粮情况的一个批示时就这样写道:     “山东省每人(年)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粮食问题主要是增产赶不上口粮增加的需要,这个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即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一千斤粮食:口粮600斤,种籽200斤,余粮100斤。”     这里的口粮斤数指的是原粮斤数,变为成品粮只及此斤数的75%。也就是说,360斤原粮等于270斤成品粮,平均到全年365天,山东农民当时最多每天只能吃到7两左右的粮食。如果是200斤原粮,则每天平均也就只能吃到4两左右的粮食。如此少的口粮,如何能不发生春荒夏荒,以至于饥荒呢?然而,对于这种情况,当时主管粮食及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却相信“一般说是够吃的”。这看来也是几年来春荒夏荒持续不断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对死人问题的态度变化          中央在上述简报中一方面委婉地批评了甘肃省徽县县委的作法,一方面却并不要求甘肃省委“严肃处理”,还表扬甘肃省委在救灾问题上态度积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大跃进问题上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是当时国内各省农业大跃进的重要旗手。而能否实现大跃进,在1958年是衡量一个干部好赖的最主要的标准。何况,从毛泽东到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刚刚从革命战争年代里过来的。在他们的眼里,搞建设和打仗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大跃进其实也就是照战争打仗的思维设计和推动起来的。     查一下毛泽东1958年的历次讲话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直到这一年11月底,他都是抱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的逻辑思考问题的。     3月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讲到过死人问题。在有领导人汇报到劳动中工伤事故增加较多时,他插话说:“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人,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     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明确讲:谁都不愿意打仗,但要准备有战争疯子。“打起来也要不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讲:“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     11月1日,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与几个县委书记谈到土法炼钢容易发生死伤时还是在这样讲。他说:“这比打日本好,比打蒋介石好,打仗要死人,这也可能死一个两个的。”     分析毛泽东上面的这些说法可知,他并不是完全不在乎死人。他的看法很清楚,战争死人多,但躲不过,该打就要打,死人多,胜利了就不是坏事;搞建设死些人也是必然的,要高速发展不可能不付一点代价,不能因为死几个人就不去跃进了。然而,他认定一点,搞建设死人要少得多,一个工地“一个两个”,全国至多“1年1万多”,不会大规模死人。因此,一旦他发现像打仗那样去搞建设,可能会造成大批死亡的时候,他就再不这样讲话了。     毛泽东是何时发现用大跃进的方法可能造成严重死亡现象的呢?应该是在这一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因为我们注意到,从这时开始,他在讲这个问题时态度一下子改变了,开始反复强调要让农民吃饱睡好,不要太过劳累了。     11月10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讲得更明白了。他说:一定要使生产者能够吃饭,吃得好一点,一定要保证食品中有足够的热量和营养。他特别提到:现在云南几个月中间就死了4万人,就是没有注意让人吃饱。“只要人家苦战,每天十几小时,吃得不够,休息得不够,粮食、油盐、蔬菜,那个东西不注意(是要死人的)。”这种强迫性的作法“现在我们必须制止。一个要吃饭,一个要睡足”。“搞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但是死人,成万的死”,这叫什么优越性?     十天之后,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的话讲得更重了。他说:不能像过去那样干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他指着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安徽要搞那么多(吗)?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他特别强调要把水利建设今冬明春全国的土石方量降下来,批评中央提出的在1958年的基础上提高两三倍的计划不合适。声称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谢富治为什么没有被处分          云南省这时的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云南省几个月死了将近4万人,远比一年前广西陈漫远在任时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但是,谢富治却安然无恙。毛泽东不仅没有处分谢富治,而且还表扬谢富治的检查报告写得好。     谢富治的检查报告是怎么讲的呢?报告中说:     在今年春夏之间,云南曾发生严重死亡的情况。肿病至6月下旬和7月上旬发病率猛增,遍及全省70多个县市,并兼有痢疾等流行。我们虽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先后4次派遣医疗队伍进行检查和帮助,并调拨专粮、专款,但制止无力。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万多人,死亡39721人,其中因肿病而死的占半数。     云南全省死人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而该专区又集中在陆良、泸西、曲靖等县。仅陆良县即死亡12917人,占该区死亡人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因肿病死亡者5205人,占死亡人数的40%。     经解剖尸体及临床治疗断定,这种病属于混合性营养不良型水肿,病因主要是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据查,每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卡,劳动最紧张时需3000卡至5000卡。但今年六、七月间,青黄不接,口粮较紧,特别是去年歉收地区,有的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四五两粮食,而劳动强度很大,因而造成死亡。     报告承认发生问题的关键,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干部强迫命令,并举例说明陆良县死亡多与地方干部组织“督战队”,鞭打威逼农民,对群众生活不注意,留给农民口粮太少,农民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有直接关系。     报告以省委名义请求中央给予处分,谢富治并特别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承担主要责任。     毛泽东在谢的报告上批示道:     “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分,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在这里,毛泽东关于我们现时普遍把任务提得太重,只知道把千钧重担压下去,逼得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对人民生活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因此不能专门责怪下面干部的话,说明了他不主张处分云南省委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没有讲到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云南省自2月份部分地区出现肿病之后,即陆续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6月开始全面介入,并几度主动向中央汇报过情况。10月以后更多次向中央和国务院全面检讨和请求处分。想来这也是毛及中央高层无意处分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对粮食丰收的认定与怀疑          在毛泽东与大饥荒的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他什么时候意识到各地在粮食问题上的谎报与浮夸的?     毛泽东1958年的讲话很多,不相一致的说法也比比皆是。事实上,还在运动开始轰起之时,他就很明确地讲过不赞成谎报和浮夸的话。比如在3月20日成都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就提醒过,说:“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但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然而,在这之后,毛泽东本人恰恰又讲了许多助长虚报、浮夸的话,使各级干部想不虚报、浮夸都不行。毛泽东站出来批评虚报、浮夸,已经是11月郑州会议的时候了。当时他已经注意到,他曾经表扬推广的一些大跃进的榜样,恰恰是弄虚作假的典型。比如他就明确地否定了他最早推广过的徐水人民公社的作法,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     河北省徐水大跃进的虚假“经验”,早在毛泽东成都会议上告诫不要虚报、浮夸时,就在会上被当作成功经验向全党在推广了。当年8月4日,毛泽东得知徐水粮食亩产上百万斤的消息后,还专门去到徐水参观了解,并予以了肯定。《人民日报》关于“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讨论,也是毛泽东参观徐水等地粮食“卫星”田之后,公开提出来的。徐水打破家庭结构,把农民组织起来,分成男营女营过集体生活,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同样是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搞起来的。     毛泽东发现徐水弄虚作假,搞强迫命令,甚至于违法乱纪,是10月下旬。先是中央办公厅下去调研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递到了毛的手里。接着河北省委工作组亦报告了徐水这方面的严重问题。10月24日,毛召集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情况,对徐水的一些作法提出了批评。31日,他再去河北,在石家庄讲话又直接批评了徐水强行搞平均主义的做法。到11月开郑州会议时,他已基本否定了徐水的经验,并开始注意到:现在许多地方的跃进都是通过谎报得来的,比如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把亩产300斤麦子报成400斤。     因为一切都是听汇报、看报告、读报纸,和走马观花得来的,再加上毛泽东主观上想要看到高指标,从1958年年初起就一直在推动各部、各地制定“破除迷信”的高指标,因此,当各种高指标雪片般飞扬起来之后,他自己也不能不日渐受到各种虚假宣传的左右了。即使到1958年年底,他注意到徐水等地有弄虚作假的情况,由于中共中央主管经济工作,包括主管粮食工作的负责人一再报告全国范围粮食产量较头一年增产两倍有多,因此他对粮食大丰收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大力保护一切“敢想、敢说、敢做”的跃进精神。     同样是在郑州会议上,他一面批评虚报、浮夸,一面又对山东范县声称1960年粮食产量“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的“卫星”计划欣赏有嘉。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当然,对虚报已经有些敏感的毛泽东这个时候也不是十分相信那些自信满满的中央领导人提供的数据。他相信这一年因大跃进迎来了粮食大丰收,但是他对是否增产两倍却很怀疑。11月8日他已经在讲:1957年粮食3700亿斤,今年能收7400亿斤,翻一番就不错了,我不太相信会翻两番。“粮食产量,估计不算数,要看实收数。”     第二天,他在郑州会议上进一步讲:大家都说今年至少9000亿斤,我看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定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     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粮食各地报的数字打个七折,还有8000亿斤,我只要7500亿斤就满意了。7500亿斤-8000亿斤就很了不得了。”     随后在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都一直在问谭震林、李先念,甚至是湖北省委,真实的粮食产量到底是多少。但显而易见的是,最后大家都还是相信取得了大丰收,故八届六中全会最终确定:1958年粮食总产量是7500亿斤。     谭震林后来解释说: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今天谁也拿不出一个确切数字来。要多,能多到9000亿斤,要少也能少到5000亿斤,因为他把小杂粮、地瓜已经吃去的部分都不计算在内了。”          毛泽东的困惑:粮食会紧张?          由上述情况不难发现,国务院1957年处分广西省领导人时所称“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无法正确制定和掌握政策,应对和解决问题的情况,上至中央和毛泽东也是一样的。今天几乎所有对那段历史略有常识者都清楚地知道,所谓1958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甚至翻两番,统统都是下面虚报、浮夸的产物,然而,从中共负责农村工作、粮食工作、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到毛泽东,全都被蒙在鼓里。因此,当1958年底1959年初出现肉蛋副食紧张、蔬菜紧张,粮食紧张,全国几百万农民又出了水肿病时,所有中共领导人都懵了,不明所以。     最初,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他再三讲:“五六年只增产150亿斤粮食就大跃进,五七年只增产50亿斤,五八年能增产1000亿斤,我就满意了,也是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不是1000亿斤,而是3800亿斤,这不是大跃进吗?”     粮食增产那么多,怎么还会紧张呢?在1月22日批转山东省委、省政府就馆陶县发生逃荒死人问题的检查报告中,他也注意到粮食产量有虚报、浮夸的情况,曾提到:“在丰收地区中,往往有一些减产、平产或者增产不多的地方,如果不认真注意,就容易在这部分地方发生严重问题,1956年广西饿死人的事件,在平乐、荔浦等县,也是在一般丰收中的插花灾区发生的。如果加上作风上的虚报浮夸,为了怕失面子,不许群众向上级反映真相,秋收中的粗糙,秋后有一段多吃了一些,等等因素,就更容易发生问题。”     1月中下旬已经有14个省报告因水旱灾害,有些地方减产,甚至绝收。山东省委即报告称,馆陶、金乡两地从中秋节到这时一直没有粮食吃,“吃地瓜、吃红薯渣,有的连地瓜、红薯渣都吃不到。”谭震林派人去查,证实2万人逃荒,已经饿死了23人。     1月20日,谭震林在中央电话会议上通报说,全国浮肿、干瘦发病人数490多万人。还有两个省没有报上来,实际人数应该超过500万了。他得到的数字,已经死了7万人。他报告给周总理,总理说他的消息是12万人。谭对此感到不好理解。说:过去以为是老人和小孩身体不好,现在看,有些壮劳力也死了,这就和劳动强度问题有关了。但是,这几个月气候不好,天气恐怕也有问题,热一下,冷一下。“据说1919年也是这样的情况,死了两千万人。这样的气候对农作物的生长有影响没有,是祸还是福,请同志们注意一下。”     毛泽东也坚信全国是丰收的,粮食总产量上没有多少问题,他怀疑多数地方肿病和死人现象再度蔓延开来,多半不是因为缺粮,而是因为1958年工作安排上太偏重于钢铁、粮食、棉花,导致蔬菜、油料作物生产太少。为此,他对1958年经济计划工作十分不满。在2月2日省市区党委书记的会议上,他对此予以很尖刻的批评。说:“浮肿病主要是蔬菜吃少了。油要抓一下。又要搞到东西,又要使农民不造反,一定要500万人害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     对于各地原来喜报频传,国家按量收购却又百般抵制,毛泽东最初也是百思不得其解。1959年2月初看到广东省负责农业的书记赵紫阳考察雷南县征购粮食所做的报告,他才恍然大悟。因为按照赵考察的结果,大跃进,粮食大丰收无可怀疑。“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一看法让毛泽东以为抓到了问题的症结。他马上向全国转发了赵的报告,而且批示称:“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但是,粮食大丰收,农民及其基层干部为什么还要瞒产私分呢?毛泽东再三询问后得出看法,认为一是因为粮食丰收了,再加上是公共食堂,农民放开肚皮吃,消耗太多;一是因为人民公社初创,一切白手起家,公共积累摊得太多,农民增产不增收,因而不满。     2月底,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接连发表谈话,承认自己过去鼓励农民一天吃五顿之类的说法有问题,说:“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粮食问题十年也不要说解决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也不要说解决了。要大反浪费,生产永远也不能满足浪费的需要。”同时,他更多讲的,是要给农民利益。     他讲:“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去年11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们的队长领袖作为一方。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     “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毛泽东认定,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有问题,公共积累摊得太多。他计算了河南公社的收益分配情况,说“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45%”,但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还要出工修水库、修路,农民怎么能不反抗?他的意见是:今后的粮食安排,必须先考虑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     而因为相信全国是大丰收,因此,粮食、副食、蔬菜再紧张,毛泽东也坚持认为这是农民抵制征购造成的。故3月28日上海会议中李先念报告说:“全国都是丰收的”,但有些省粮食还没收上来时,他还插话说:“为什么别的省未收起来?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     来源: 《财经》 进入 杨奎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毛泽东 大饥荒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54.html    

爱思想 | 萧功秦:天堂里的高华

萧功秦:天堂里的高华 进入专题 : 痛悼高华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你知道,真理决不会头戴皇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决不会在敲锣打鼓声中,在鲜花与掌声到来,它总是在偏僻的角度里,在哭声与叹息声中诞生,你知道,经常受世界历史浪潮冲击的,总是一些普通人,而决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费尔巴赫          高华走了,我得知消息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想象着他在天堂里的情景,我想象着那是天堂里一个湿冷的、雾??鞯脑绯浚????谝惶醭ひ蔚囊煌罚?┳乓患?芎竦拇笠拢?硪煌房兆盼奕恕K?械慵拍??欢ɑ岷芏嗷跋胨怠     高华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在1978年在南京大学读历史系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历史系的本科生。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见面,而且无话不谈。我每次与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故意带着沉稳的官腔,“老高呵,过得怎么样呵,不错吧?”他总是故意压低了声音,同样用一种夸张的慢条斯理回答说,“很好呵,老萧呵,你也不错吧?”于是我们开始海阔天空谈起来。他睿智,理性,幽默,有极高的悟性,有超人的记忆力与广泛的知识面。常常会发明一些自造的绝妙新名词,例如,他把四人帮时期的“老干部”称之为“老一无”,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简称。每次他到上海,我会骑着那部破摩托车,去华东师大二村他暂住的老屋去看他,畅谈几小时后,再沿着那黑洞洞的旧式水泥扶梯下来,他会目送我开着摩托车消失在弄堂的黑暗中。除了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外,2004年我在台湾一个月访问期间,那时他正在政大任教一年,我们天天有机会在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去重庆南路逛书店,在小馆子里吃馄饨,欣赏品评一家家小店招牌名称的文化内涵。只要我们中谁有参加某次会议的机会,我们都会争取让对方也参加这个会议,这样我们总能住在一个房间里,在风雨对床中继续海阔天空。     如果有人问我印象中高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以说,他是把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人情味和自由主义的人生价值追求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人。他的安身立命、待人接物、为人处事,充满着儒家的那种温良谦让风范,而在价值取向上则是一个地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假如有谁要我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高华那本关于延安整风的史著的价值,我会说:“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二十世纪中国浪漫革命中的残酷与美丽,那你只要读一下高华这本书就可以了。”我多次在上课时告诉学生,高华这本书应该可以作为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献给未来一百年子孙们的一个礼物。它反映了我们这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的真实的、真诚的思考。我们的后代可以通过这本书知道,我们从极左灾难中感悟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我们希望什么。在经历过文革那种文化专制主义以后,我们是怎么通过批判过去,而面向未来的,未来的人们很可能把他放到史学大师级里面来。我觉得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地位会逐渐地呈现出来。           一个人,一本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华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正如我在这本书的书评中所写到的,本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开始具有苏俄式的罗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经历一场延安整风洗礼之后,中国革命从一个罗曼蒂克的翩翩少年变成更严酷、更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务实,既具有诗人的抒情性格,又具有斯巴达式的坚韧,既充满中国式的大同理想,同时又略带传统农民的偏执气质。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转变。在争取新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价值、中国人的思想、生存态度、情感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凡此种种可以统称之为文化或民性的东西,均逐渐地、然而却是决定性地发生巨变,如同九曲黄河大转弯一样,这个拐角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风陵渡”,就是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是中共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事件,用高华书中的话来说,这一政治运动“奠定了中共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经由这一整风运动而形成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基本范式,对中共革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又把这套模式施之于全国,深刻的改变了国人的命运。然而,这样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国内外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官方几十年来,构筑了对延安整风意识形态的解释话语。对历史真貌大大简化并予以重构,从而与史实有了相当距离。完全可以说,高著是迄今为止,在这一研究领域最全面系统并独具匠心的大作。     高华的这一部史诗之作,它述说的正是这样一个从西方工业社会中孕育出来的,作为西方文化异端的左翼革命,是如何在中国本土化的,这种左翼革命是如何摆脱了苏俄布尔什维克文化模式的影响,从而具有了中国坚实而粗犷的农民革命的特色的。革命中异化出来的极左主义,如何渗入到我们的政治文化与思维中,并在后来发酵、膨胀并给我们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高华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说故事人,以沉稳的而克制的语调向我们述说着宏大的历史故事,他以历史事实的自然的逻辑,来征服读者,那是一种常识理性的力量。高华善于捕捉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性细节,字里行间都能反映出当年氛围,使人们阅读此书时似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那位当年在延安街头身穿皮夹克溜狗的康生形象,我至今还挥之不去。     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最困难的方面之一是史料问题,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涉及许多可以理解的禁忌,有关档案开放极其有限,整风领导机构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的档案基本未开放。当年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记录更无从查阅。所幸的是,近二十年,官方也少量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高华则以其特有的敏锐,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甚至可以说,作者几乎穷尽了一切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书所附的三十多页的参考文献就可看出他在史料收集方面的努力。据我所知,为了对极为分散的史料进行收集,高华花了整整十年的工夫。     最为难得的是,高著所用资料几乎都是公开出版,作者能够从大量的不被注意的资料中爬梳鉴别,点滴归拢,并发掘其新意。书中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严实的资料的基础上。高对史料的真伪也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高著据事言理,而非凭空想象,对自己所作的论断,他还采用不同的资料加以佐证。他整整十年的如此洗磨,我常常在想,未来公布的档案资料,可能只会进一步证实或补充该书的论断,而难以推翻其整体观点。     一部深刻的历史著作,必然是具有多义性的,并为不同的读者从不同角度解读提供了充分空间。这是历史本身的具体性与丰富性相结合而形成的。可以预料,读完本书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读者以为,这本书对延安整风客观地考察过程中,有意无意中发现了中国革命中的极左思潮的根源。事实上,读者可以惊异地发现,文化革命中那些斗争方式,思想风格与人们的行为态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早已经被康生等人驾轻就熟地运用了。这一发现对于我们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警惕我们政治文化中的不良遗传基因,是大有益处的。一个不会反思,不善于从挫折与苦难中获得经验的民族,一个把伤疤当作浪漫的艺术来美化的民族注定是不成熟的。     从高华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可以看出,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这痛定思痛之后进行的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线的,他肯定了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重大的正面价值。在他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格一面持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与警惕。也许正因为如此,本书隐隐透露出作者的某种思想矛盾。正如人类历史上一切复杂而深刻的事件一样,延安整风运动也充满了矛盾的一面,无宁说,作者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     通过高华的这部著作,我们可以感受到,二十世纪就是理想主义的世纪,是乌托邦主义焕发出无穷魅力与光环的世纪,也是革命以其自身的逻辑来试图改造人性的世纪,是“建构理性主义”给予人们以新生活的意义,同时又摧毁着人们的诗情梦幻与追求的世纪。而高华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对那场逝去了的伟大革命的沉痛的反思,是对未来人们内心踊动的革命冲动的一种预先的警示,也是新一代的人们,面对这个美丽的反复无常的革命女神的无言的审视。           中国新实证主义史学奠基者之一          我曾在南京召开他的追思会上说,他是中国新实证主义史学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二十多年来,高华与许多与他经历相仿的学者,在经历过七十年代的插队与八十年代大学启蒙洗礼,九十年代的改革大潮的冲击之后,他们是在二十多年的治史过程中,逐渐地、不约而同地、不自觉地形成的相同的研究风格。我把这种风格称之为“新实证主义”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还有杨奎松、沈志华、韩钢等人。     为什么叫“新实证主义”呢?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实证主义一样,通过对史实的发掘,将真实的历史客观地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用常识理性去感动人、去说服人。高华特别强调要“反对过度解释”,拒绝用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对自己发现的东西予以人为的美化与丑化。它一定要从材料当中、从史料当中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新实证主义研究和一般意义的考证为基础的古典的实证主义又有区别,新实证主义有一种当代人的价值关怀、问题意识与当代人的理念贯穿在其中,它关注的是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实,而这种历史真实正是我们民族反思与理性培养的基础。没有历史真实,何来历史反思?高华的延安整风研究可以说就是新实证主义的史学的奠基之作。           悟性、边缘状态与精神自由          我认为,高华身上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点,这两个特点相结合,是高华在事业上成功的关键。我把这两点提出来,希望对青年一代的学者能有点启示,第一个特点是,高华具有史家中极为罕见的、可遇不可求的直觉、悟性或洞察力。第二个特点是他在自甘边缘状态而获得的学术自由境界。     要说明高华的悟性如何了得,我先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杨尚昆的儿子,读了高华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初读〈杨尚昆日记〉》一文以后,就专程到南京来找他。杨公子对他说,我到南京来,就是因为对你发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对我父亲是如此地了解?我曾经问过我们家族所有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认识你,但是你写我的父亲确实非常真实,你把我父亲的内心写活了。你到底是认识我们家什么人?高华说,你们家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就是看你父亲的日记。     通过阅读日记,把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点活,这就是“悟性”在起作用,史家的悟性是从有限的信息中,还原事物整体的那种能力。悟性是一种直觉,是一种理性以外的认识能力,用我的话来说,那是一种通过非归纳的方式,从瞬间感觉到、领悟到、“跳跃”到事物的未知部分的那种能力。一个悟性高的研究者,可以通过相对有限的史料信息,在对生活经验的把握的基础上,通过一种类似于“想象力”的合理的推导能力,大体上还原历史客观事实,他能从大量信息的蛛丝马足迹中,能从被淘洗的史料的“垃圾堆”里化腐朽为神奇。一个由平庸的学者读一百本书后得出的结论,一个有悟性的史家读十本书就同样得出了。高华身上的这种悟性、洞察力、直觉,在我们学术界是非常罕见的。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悟性的种子,只是我们长年累月的科班教育中把它给扼杀了。     高华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虽然在体制内,但始终甘于自我边缘状态化的状态。二十多年来,他从不申报官方的课题。虽然体制掌握着非常丰富的稀缺资源,然而,由于体制有它的实际功利考虑,如果完全按照它的规则与要求去搞研究的话,可能会丧失对于学者来说最宝贵的精神自由。而保持一种自我边缘化的冷静,不在体制内追逐中心地位,无疑将无法获得体制内的许多好处,(包括丰厚的科研经费,发表提升职称所需要的核心刊物文章的数量等等。)你就不得不去过一种清贫的、曹雪芹式孤独生活。然而,正是这种边缘状态,却使你获得更多思考的自由,真实地达到了儒家所说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精神境界。     事实上,处于自我边缘化状态的学者,只要他有足够的毅力与勇气,他就可以过上一种充实的精神生活,如果他能克服一个一个的难关,他的成果无疑远远大于处于体制中心地位的、不断在制造成堆学术垃圾中消磨岁月的学者。此类官僚化学者,退休下来后,将会发现,原来的荣耀场面突然一变而为门前冷落车马稀,其实这时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     而那些自甘边缘状态的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官方资源对他的吸引,由于他没有按官方规定的角色去立事行事,故保留着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与学术研究的多向性,因此能自由地发展出多种才识,这种自我边缘化,也有助于一个民族文化具有更多元性格,我希望高华在边缘状态中追求真知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格力量,会影响我们更年轻一代的学者的自主选择。他们在高华身上看到,选择一种独立的思想者的生活方式,是值得的,有意义的。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高华。     高华并不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对于凡人的物质生活,他也会有羡慕之情。他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热爱生活,也会欣赏、喜欢生活中的愉悦与享受,热爱那些美好的东西,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他由衷地羡慕那些在悉尼海滩阳光下自由跳蹦极的人们,他感叹说,我真想永远住在这里,一个人能始终这样无忧无虑该好。他身上表现的责任感与他作为一个世俗生活中的普通人的性情,总会有一种纠结,一方面,他有一种自我认定的史家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口号,而是通过他的不得不处于清贫状态的自由治学来体现,另一方面,这种自由的获得,又不得不失去许多东西,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深刻的矛盾之一。           病中的高华          高华在四年前得病后,我曾到上海中山医院三号楼探视高华。那时他刚动了手术。他早在1992年患过几个月的乙型肝炎。这可能是致癌的诱因之一,此外,这与他嗜烟可能也有一定关系。他病床上说,虽然晚了一点,但从此要把烟真正戒了。他告诉我,他得病的原因,很可能与他最近写作文革政治史中的七十年代初那一部分有关,他说他好几个月里天天搞到晚上一二点,烟一根一根不间断,好不容易才写了十万字。没有想到把自己的肝给严重得罪了。     后来我特地从书店里给他选购了一本有关肝癌知识的书,不过我永远没有把这本书送给他。因为拿回家一翻,那本书讲得太可怕,说肝癌被称为癌王,一旦进入临床期,那就只有两个月了(孙中山就是如此)。这样的书是决不能给病人看的。不幸中的小幸是,他的肝癌很可能是属于相对而言活跃程度较低的那种,所以他能在后来坚持四五年之久。     在他患病后,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你得好好保重,中国不能没有你,我是从民族利益来跟你谈这个问题。”他笑了,笑得与过去我们听到的一样的爽朗,也许是他得知患病恶耗这些天以来他的第一次笑。后来,小刘(高华的夫人刘韶洪)告诉我说,他为了我的这句话很感谢我。我对小刘说,高华有一种特殊的第三感觉,他能从历史中剥离出埋于历史深处的真实来。我说,这方面他绝对是天才,小刘说我过奖了,我说我三十年来见到过多少国内外教授,但我从来没有称别人是天才过。     其实,他有时与我谈的看法中,有许多比“红太阳”里写的更精彩,我总是提醒他让学生把他的话录下来,他都没有足够重视,真担心这些精彩的东西很可能有许多不再能变成铅字了,一想这些,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不会在他面前谈这些。     在那次病床前的谈话过程中,他起身要去方便,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他这个姿态语言也许无意中透露出他进入人生最后战斗的决心。谈了四十分钟左右,我发现他想睡了,就起身告辞。     这四年多以来,他在电话里总是说,生上了这个病,这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去应对就是了,但他又表现得绝对不悲观。我经常用这样的话来鼓励他:我们的理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以现在的理性判断你生的是癌症,但很可能并不是癌,或者只是所有的肿瘤中恶性程度最低的一种,甚至是介乎良性与恶性肿瘤中的一种,否则肝上生的肿瘤怎么会有四年之久呢?这话他也愿意听,希望保持乐观的判断去努力,说不定能够发生奇迹。他最欣赏的一句话是秦晖到他家来看望他时说的,他后来一直给我引述。秦晖说:“当没病活,当有病治。”在他看来,有时候对疾病要有一种漠视,这样就更能用乐观的精神去作一些积极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又可能会帮助我们度过一些难关和困境。     网上流传说,高华是在贫病交加中过世。这一点也可以顺便澄清一下。事实上,他以自己的作品感动了很多人,四年来,有很多他并不熟悉的朋友与崇拜者,都愿意在经济上支持他帮助他。当然,话说回来,四年可不是很短的时间,医疗费用非常高,而且即使别人愿意帮助他,他也从不会主动开口,具体有什么需要,别人也不一定知道,这种情况造成一些经济上的窘迫,我想还是可能的。           我对他说,二十年只是一秒钟          后来,在回南京静养一段时期以后,他的病情又有所恶化,他到上海住进了长海医院,在开刀的前一天晚上,我与他在医院里散步,因为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所以我就干脆把一层纸捅破了。我对他说,你可能有两种前景,也许生命中的奇迹会在你身上发生,我们所说的不治之症,很可能并不发生在你身上,另一种可能是,奇迹并没有发生,你可能比我们这些朋友先走一步,早走十年二十年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从生命的历史长河来说,按照地球十亿年这个生命历程来说,按比例,人生中的十年不过就是一秒钟。我们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钟而已。但是你的这本书,却是有超越一个人的生命时间长度的价值,它会被后人记住,并获得启迪。你留下的著作一定会超越你的个体生命。     其实他对自己的生命前景早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他听了我的这番话以后,一点也没有觉得突兀。他说他谢谢我。后来小刘不止一次告诉我,他很感谢我说过的这句话。     高华的思想与学问已经进入人生最成熟的阶段,他计划中的延安整风一书的修订版至少要增加十五万字。然而,令人痛惜的是,连修改这本书的时间他都没有从上天那里争取到。高华经常会脱口而出一些精彩的观点,有时一句话就比一些著作等身的官僚学者写的一辈子厚书还要有价值。我近日在翻阅过去的日记时,就读到日记中记述下来的高华对我说过的一个观点,他说,毛曾经也想过做一个好皇帝,但生性刚愎自用,党内又缺乏监督,闯了大祸,造成了大灾难,毛又恋权,就总是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前面一个错误,于是祸越闯越大……。这样精彩的观点虽然很多,可惜再也不能形诸于文字了。     前不久在南京的追思会上,最触动我的,是老友严博非在追思会上说的那段朴素的话。他说,“其实,我们都老了,离死也不算远了,该写的快点写,该说的快点说。”他说的是大实话,虽然我们在精神上可以鼓励自己说,我们永远年轻,但造物主给予每一个生命的时间就是那么多,我每个人当然希望自己活到一百岁,但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能做的事先做起来,不要留下高华那样的遗憾。     我想象着,高华就坐在天堂里的那个长椅上,天堂的清晨一定和我们这儿一样,也有点清冷,刚下过雨,还有点湿,他刚去不习惯,还有点寂寞,我们总有一天也会到那里去,还会在那长椅上继续与高华长谈。          (删节版发表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上,此处为原文)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痛悼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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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 陈远的学术工作

陈远的学术工作   谢 泳   这些年来,陈远的知识分子研究,很引人注意。他每有文章发表或者新书出版,都会形成一点小小的阅读高潮。在中国的整个民国史研究中,陈远这样的边缘人物是读者心中的中心作者,而我们职业的民国史研究者在读者中常常倒成了边缘作者,这个现象,我以为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傅国涌、张耀杰、林建刚等人的文章,何以比我们职业的民国史研究专家更引人注意?我想不能简单用一个他们会写文章来概括,而还有更多需要我们思考的东西。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当代最优秀的史学家如沈志华、高华、杨奎松、张鸣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自己关注的那一段历史,有一个基本的情感上的判断,虽然保持客观公正是好历史学家的基本素质,但对历史的真实感觉一定有情感因素在其中,不然对那一段历史的感受就会偏离,自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历史研究了。陈远在这个层面上,我以为和好的历史学家的感觉是一致的,不然他不会对自己选择的研究方向如此投入,这是近年来所有好历史学家都具有的修养,所以他们完成的历史著述,才获得读者认同,赢得读者喜爱。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主要指得就是当代人对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的感受,而这其中是不能排斥情感因素的,也就是说,如果在整体上把一个时代判断错了,其它再准确,也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感觉。 陈远最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一本随笔集《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这本书的台湾版我过去也读过,感觉是一本非常好读而又引人深思的书。陈远笔下的民国知识分子,虽然基本都是逝去的人物,但陈远用他自己的感情和笔调,让这些历史人物又活起来,让他们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时代,陈远的这个本领,我是相当佩服,他叙述民国知识分子的经历,不是一般地梳理相关史料,而是用自己对史料的判断,选择切入点,然后把自己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与判断,用自己带感情的笔叙写出来,在近年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写作中,陈远是个性鲜明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学者。他这本《负伤的知识分子》,听上去有点忧伤,似乎还有一些叹惋的感觉,但细读你会发现,陈远对这些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及制度因素,有自己独立的观察,他是在对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生存条件有了基本把握后,才来分析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所以在陈远笔下,各类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就有了他们的合理性,他认为这些人物的性格、机遇以及他们对不同时代的判断,共同构成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全部人生。 陈远对民国知识分子的观察视角是大学,而且是以当时中国北方几所著名大学为主,比如清华、燕京及辅仁,也就是说,陈远的角度是在中国现代大学中,更注意有教会背景的大学,也更关注这些大学中知识分子的命运,特别是陈远近些年来对燕京出身的知识分子的集中聚焦,已成为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视角,陈远的观察是何以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凡出身教会大学的知识分子,多数在知识结构和价值系统中,能保持某些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性,而其它大学出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没有这样明显。陈远努力去挖掘这些知识分子成长的环境因素和时代条件,从而对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命运,发出了自己的感叹。 与一般的民国史研究不同,陈远的一个长处是他能把历史和现实对接起来,在关于燕京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凡是当时还健在的人,陈远基本都努力去寻找,去访谈,去用大量第一手的感性生活激活历史材料,所以陈远笔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让读者感觉真实不虚,不是神化后的虚幻人物,这一点,陈远自己的学术工作暗合了现代口述历史的基本规则,先由史料发现线索产生历史感觉,再寻着史料线索追寻真实的事件和人物,最后再回到文献中来。这个过程的最后结晶,使陈远的文章比一般的记者文章深刻,比专门学者的文章鲜活。 十多年前,陈远从石家庄一所工科大学毕业,因为对文史有强烈热情和兴趣,曾和他的大学老师谢志浩先生来太原访学。当时我和高增德、韩石山、智效民、丁东先生时相过从,志浩、陈远来太原后,我们多次接谈,心情十分愉快。陈远当时连工作还没有着落,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执着,最后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并且成为一个在社会和专业研究领域都引人注目的学者,这些都源于他对文史的热情和兴趣。陈远这些年来已先后出版过十几部书,有专业的人物传记,有专题研究、也有更多的随笔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个人认为,陈远的学术工作,将会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今年二月间,澳门大学专门邀请陈远就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教会大学问题做过专门演讲,表明他研究工作的意义已经显示出来。                           2012 年 3 月 5 日于厦门

爱思想 | 张曙光: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张曙光: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进入专题 : 中国历史 大趋势    ● 张曙光(北师大)       不懂中国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梁启超先生大视野,说先秦以前的中国是“中国之中国”,清乾隆之前的中国是“亚洲之中国”,之后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我读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思想史家著作,参照先哲与时贤相关论点,形成理解中国历史的初始和边界条件,及九大节点之见解,刊布于此,以飨读者并求方家与识者指正。          对中国历史持续发挥作用的自然条件及其作用:          人类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说仍无定论,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并无决定意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国东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其对人性、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持续的影响,这一自然环境,导致发源于黄河长江等流域的内陆文化,呈半封闭状态而包容性又极大。          古代中国人长期面对的是这样一组文化类型和矛盾:          一是在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农业文明与周边文明和社会的对比,形成“夷夏之辨”,从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经所谓“五胡乱华”等等,一直持续到满人入关,甚至西学东渐,导致作为中华民族之主流的汉人,成为最不纯粹、最能在文化和信仰上兼收并蓄的民族。一般来说,自然地理条件的作用与人的能力成反比,但它永远参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人的性格和气质。          二是从部落到国家形成,以及大江大河的治理所需要的统一管理机构,推动集权统治及其所代表的秩序,与分散的广大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自主性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          以上两点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运动的基本张力。          但是,自西方列强经由太平洋打开中国门户之后,太平洋这一传统中国的天然屏障,如今就象当年的地中海,已成为世界的内湖,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互动的大圆桌。          (参见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许倬云、冯天瑜等)          一,中国的神话时代到尧舜禹时代:          人类以神话与传说追溯远古,并形成最初的文化形态,中国亦不例外。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系统,以及基督教的创世说有相似或相通之处,如从混沌到分化、神性与人性的某些相通又是人所不能企及的、基督教上帝的创世造人,但亦有显著区别。          中国的神或传说人物,要么是创世者和人类的缔造者,要么对人类有大功——如盘古、女娲,还有三皇五帝,且既不象希腊诸神那样有人的各种缺点,也不象旧约的上帝那样对人刻板、严酷。三皇五帝大体生活在公元前1万年到2千多年前,已进入父系社会。在黄帝时期及之前,“人神杂糅,不可方物”,传说天上的恶神如蚩尤、刑天、夸夫都曾到地上捣乱。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天上与人间各恢复其秩序,其实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神意的解释权归颛顼和大巫重,由此开始了政教(原始宗教和人文教化)的统一。          尧舜禹的事迹见于《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又见《礼记》、《史记》,处于从部落走向国家的阶段,仍保留氏族社会民主和推举贤能的遗风。所以“尧舜”的时代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理想时代,并成为士人批评专制政治的重要资源。          (参见徐旭生、张光直、苏秉琦、袁珂等)          二,启的家天下,经殷商再到西周的分封制:          从尧舜的禅让到启家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诞生。夏、商帝王还是各氏族之共主,政治上的统一性相当松驰,但是,血缘家族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却已结合在一起,为“家国”宗法社会之滥觞,开启后来4千余年“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基本矛盾,即一家一姓之王朝与广大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矛盾关系。          周“封土建国、以藩屏周”,立71国,属于姬姓亲属者53,与周天子的关系为大宗和小宗,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又见《荀子》);其余或为功臣,或为殷商遗族。社会组织与秩序之主干为体现“尊尊亲亲”的宗法和礼制。——与欧洲封建制(典型为英法)的重大区别,在于西周的封建靠宗法,欧洲的封建靠契约。          周天子的统治有些仍是名义上的,如“楚”地;而虽为分权,毕竟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中国独特的“天下—家国”结构。          (参见郭沫若、张光直、胡厚宣、李学勤等)          三,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的“大一统”:          秦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在“经营权”由皇帝和遴选的官僚协助“帮办”这一点上,有些类似家族式企业的改制,只不过“天下”的“所有权”更为明确并被强化。贵族世袭制虽未由此终结,却无复礼乐文化之光表。秦承认、鼓励了井田制瓦解后的自耕农经济(法家),由此,中国形成小农经济之上的政治“大一统”,从封建之分权走向专制之集权。          后来,汉武帝分别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桑弘羊“盐铁酒官营”的建议,“国营”即“皇家私营”消灭了民营;后来酒改为税赋;从此建立“官学”“官工”“官商”体制,对社会的思想学术和经济命脉都加以垄断,形成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纲领即有别于秦政的“柔性专制”。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至今中国仍然未能走出其阴影,——如以“举国体制”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参见吕思勉、翦伯赞、徐复观、朱绍侯、高敏、刘泽华、晁福林等)          四,儒道法释之思想和意识形态:          春秋战国时代,天命衰落,人文兴起,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法,为中国后来二千年的传统社会奠定了思想和观念性文化的框架,虽宗旨有别,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亦有别,但从哲学上言,儒道皆欲究天人之际,共同的基本旨趣则是顺天应人——道家推崇天道,儒家将天道化为仁道,都有重视经验、直觉和讲道理的特点;法家则更重工具理性。          历史地看,儒家后来被独尊,在于它从家庭血亲情感出发,讲仁义(孝悌忠信),对“尊尊亲亲”的礼制起的维护作用最大。以今观之,儒道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天下”和“道”(天道、仁道、王道)的观念,讲的是天下的道理,也是所有人的道理,而非哪一家、哪一国的道理,可统称“天下主义”。后来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近代的康梁、孙中山章太炎等对此都有继承和新的解说。时称显学的墨家则在助秦吞并六国的战争后融入秦的官僚体制。          自西汉传入的佛教经玄奘和慧能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从此,儒释道在中国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三足鼎立,从总体上反映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矛盾:公天下与家天下、统治者的无限威权与被统治者的无权利、政治统一和分裂、农耕与工商、传统家庭家族与成员个体、世人“居家”与“出家”的二元化的生存景观,以及基于家国共同体的儒学的问题——人文儒学与政治儒学。          (参见钱穆、熊十力、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蔡尚思、何兹全、余英时、何炳棣、李泽厚、金观涛等)          五,从南宋至满清灭亡,中国二千年帝制终结:          原则上,积弱之南宋灭亡于金,表明中国农耕文明己呈颓势,这从南宋之后,金辽元明清五代除了明,皆为处于部落阶段的少数民族问鼎中原即可看出。至有明一朝,废除宰相,君主专制真正成为君主朝纲独断,官僚系统作用大降,同时也就进一步为后宫、阉党等趁机干政,为祸不断提供了条件,更清楚地表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及其政治模式的衰败,为帝制终结埋下伏笔。          满清不仅家天下,且由于其处于部落后期,内部为主奴关系,将中国历史上薄弱的君臣相对关系彻底消除,汉臣以成为皇帝的奴才为荣。实为政治和文化上最专制之王朝,如无外部和社会下层的巨大压力,几无君主立宪之可能。从慈禧(或军机大臣刚毅)“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之说中亦不难看出,满清统治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放下身段与过去的奴才们“虚君共和”。          认为中国皇权专制政体会在满清手里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而将此一可能消除并导致后来中国秩序大乱,归咎于康梁等人的“激进”,道理是不充分的。          (参见章太炎、梁启超、邓广铭、吴?i、陈旭鹿、沟口雄三、黄仁宇、商鸿逵等)。          六,西学东渐,列强入侵,西方文明对中国形成“压迫”与“示范”双重效应:          中国先后爆发近代三大运动——洋务、戊戌与五四,全面触及传统文化的器物、制度和观念几个层面。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和政治成为两个最为活跃和关键的领域,文化运动较政治活动更具基础和长远意义,政治活动较文化运动更具主导和时效作用,并且通过诉诸武力掌控局面,远较其他选项更具现实可能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大意义与辛亥革命。          在国内外矛盾和压力下,激进主义由思想文化而政治经济,中共的“新民民主义”的实践效应。中西之争及激进主义反应导致的一系列悖论——如“话语”、“观念”和“思潮”甚至体制形式先行,与社会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阿Q这一形象则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可称之为“悖论中国”。          这一悖论也突出地表现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的民国以及后来的各种事变中。总体上,中国不得不从“天朝上国”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变。          (参见陈独秀、费正清、梁漱溟、蒋廷黼、李泽厚、黄宗智、章开沅、马克??、桑兵、罗志田、郑师渠等)          七,从传统“家国”到冷战时代之半现代“党国”:          在苏俄的巨大影响和支持下,中共通过发动工农打败“国军”赢得政权,取代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被两大阵营所撕裂,冷战格局及其思维主导中国内部、海峡两岸,中国从传统“家国”步入“党国”阶段,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极端主义互为表里。两岸之间意志较量,情感用事,而理性被边缘化。          大陆既与西方对着干(后来又与苏联),亦与传统对着干;最后陷入“十年浩劫”,传统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的家长制集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经济政治濒临崩溃边缘。不得不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之主流,采取的基本方式与东亚的开明威权政治并无实质区别。          (参见胡适、唐德刚、柏杨、顾准、王元化、金耀基、列文森、柯文(Paul A.cohe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金观涛、高华等)。          八,全球化趋势下大陆市场取向、台湾多党政治:          冷战以苏东剧变终结,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走向全球化。在此大背景、大气候下,邓小平推动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五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社会出现分化和多元态势,同时受到许多深层结构和体制问题的严重困扰。          与大陆改革开放相伴随,台湾在蒋经国手上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现代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秦之后二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迈出了从“党国”向真正“民国”转变的关键一步,市民社会开始确立,其功绩将和邓一样载入中国现代史册。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从农耕文明主导转向工商文明主导的过程,也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过程。客观上只能是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为主,中国传统文明为辅。在文化形态上表现为大陆型文化与海洋型文化的互动。          (参见汤因比、池田大作、殷海光、雷震、柏杨、龙应台、吴敬琏、杜维明、杨奎松等)。          九,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          从作为现代传媒的报纸的面世、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博客、微博等书写和发布形式,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它不仅推动了知识的普及,打破了信息的官方封锁,在信息方面使中国与世界得以同步,更是为各种利益的诉求、观念的表达、交流和思想的论辩提供了平台。          互联网的普及意味着在官方传媒之外,形成了一个半体制外的公共空间,靠封闭、垄断而得以维系、延续了几千年的愚民政策行将终结;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公民社会的建设由此获得重要的技术条件和推动力。它也充当着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重要机制,呼唤着人民的自由结社和民间组织的出现。                    结语:          直接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变始于1840年,但其实这一转变在沃勒斯坦所说的西方形成“世界体系”的16世纪己经确定。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根本上系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压迫与“示范”这双重作用,此压力与示范既导致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之争,亦大大激化了中国自身的矛盾,并终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西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向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变化。          尽管官方为了维护现行体制和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实际的体制和作法,没有超出“新民主主义”,至今也还是要完成中山先生的“民族、民生、民权”——即民主主义的任务。称“社会主义”又不得不给出“初级阶段”的说法,造成思想理论的种种混乱,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之大趋势,应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作一选择。          目前为止,作为理解和指导中国社会的学术总体上属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选择、变通或变形而已,真正的思想理论创新仍然有待中国人对中西古今资源的充分消化和近代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入总结。至于有人以所谓政治儒学指导中国政治建设云云,根本无法落实于制度层面,只能起到某种观念的意义。          中西思想观念在今天之中国,既相反相成,又相通交融。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文文化方面,且不能拒绝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倒是,中国世俗文化遭遇西方现代世俗文化之后,变得更为庸俗、粗鄙,严重侵蚀国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妨害社会合理的分化和理性化。在文化问题上,威权政治和党化意识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          这进一步证明,中国的问题,直接在“政治”,间接在“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必须相互分化,而又良性互动,中国才能成功实现转型。          在此大背景下,考虑中国思想理论的“主体性”问题,如不能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取与西方思想理论“对着干”的态度,其能否成立,不难判断;而以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特点”或“特色”,中国与西方没有民族利益之争,也是幼稚之见。          ——英国不同于美国、欧洲大陆不同于英美,皆有特点或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当更显著,尤其是影响政治运作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而言,但并不能决定社会根本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举措,几乎无不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决不可因一时有效而将其固化,这方面教训实在多多。在中国当代社会形态与思想理论上,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只有“更世界”才能“更中国”,即中国传统文化真精神——如天下主义、仁爱思想、王道理念、和而不同、差异互动——只有借助与西方和世界文化的对话、碰撞与交融,才能刮垢磨光、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文中所列“参见”学者,仅为笔者读书所及之部分学者,并非刻意罗列,更无关其在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之地位)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教授         进入专题: 中国历史 大趋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6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袁伟时 | 历史观和中国发展

  ——答《都市时报》记者李一枪   问:您本是从事哲学专业的,为什么后来“不务正业”,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感兴趣呢? 袁伟时:我在哲学系工作,但教的不是哲学理论,是中国哲学史,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哲学史。这个时期的中国,纯粹的哲学理论十分罕见,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逐步扩展到政治、法律等方面。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是我的正业。 问:您也给学生们教授过历史课,有没有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学生指出您所讲的历史跟他们以往在教科书上学到的不太一样?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您会如何处理(怎么跟学生讲)? 袁伟时:大学是学术、文化创新的中心。一个合格或良好的大学教师,必须提供与众不同的新东西。我一贯坚持讨论式的教学。我会提出问题,指定阅读材料,让学生充分讨论和思考后,再详细论述我的观点和其他观点。成功的教学要教会学生自己收集、阅读和分析史料,怀疑和批判地思考,充分辩论,存疑求真。把一些观点视为信条,强制灌输,不准怀疑,那是思想专制,是愚民工具,只会培育一批又一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或谨小慎微的侏儒。年轻人中这一类人越来越少了。 问:近年来,大陆史学界开始更多的去勘正过去一些在人们看来是“理当如此”的历史观,如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运动提出与以往官方所宣扬的那一套持截然不同看法的观点,而且这些纠正也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共识,虽然这些对于海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界而言,可能早已并不鲜见,但该说总归也算是一种进步了? 袁伟时:学术就是不断求真、不断证伪的过程,没有人有权宣布某个结论不准质疑。把自己的观点封为“理当如此”的金科玉律,是有些人掩盖自己思想贫乏的外衣和打人的棍子。近年来,这个局面开始打破,是回归常识的进步,有助于学术成长。 问:您对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持怎样的看法? 袁伟时: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特别漫长,这是前现代社会结构性缺陷和民族主义特别顽强,阻挡现代社会制度生长的恶果。经过近二百年的博弈,历史终于到达临界点。可是,能否和如何冲破最后一关,仍是未知数。 问:中国自古便已有“以史为镜”的说法,似乎人们早已深明此道,但事实表明历史却总是容易循环往复,一些事情总是重复上演。您如何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现实? 袁伟时:后发展国家社会转型,必须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社会中上层有改变现状,改进自己处境的强烈要求。二是知识阶层较普遍懂得和愿意接受现代文明。19、20世纪之交,中国大体具备了这两条,不幸传统太顽强,加上革命党人太极端和幼稚,机遇一再被断送。现在,要求改革的呼声很强烈,但身处朝野的知识阶层能否认识现代文明不可抗拒,因而勇敢排除种种奇特的利益和意识形态障碍,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去?这是有待观察和博弈的大事。换句话说,一百多年的以史为鉴,往往既没有看清自己的真相,特别是根本性的缺失,也没有看清别人的真面目,所以一误再误。 问:过去一种惯常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同西方价值观是相矛盾、不能并立的,不过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对此却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一些现在所惯称的“普世价值”在儒家经典中也能找到出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您是否认同余英时的观点? 袁伟时:种族没有优劣之分;人性是共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各大文化体系中均有仁爱思想、商人精神、自由、平等思想等等,即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因素。所谓普世价值,汇合了各大文化体系的精华,应该称为现代社会的共同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我赞成余先生的观点。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不是中国特点呢?印度教毗耶婆说:“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情,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向往渴求的事情,也希望别人得到——这就是整个的律法;留心遵行吧。”犹太教:“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耶稣《路加福音》:“你们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他们。”穆罕默德:“你自己喜欢什么,就该喜欢别人得什么;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除了翻译带来的文字表达的差异,这些观点有什么差别呢? 当今向现代社会转型,最艰难的大约是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了。可是,阿拉伯人即使在伊斯兰化以后,重视商业的传统也没有中断,也不缺乏商人精神。 中国典籍中有好些民本思想,更是众所周知的。 不过,西欧北美之外,这些思想因素仅是零散的闪光,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更没有推动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 儒家思想应该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三纲六纪等思想固化为社会制度,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严重障碍和历代有识之士讨伐的对象,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其余威尚在,不可等闲视之!  在非社会制度领域,儒家思想同世界上所有文化体系一样,它们所附丽的各种典籍、风俗习惯等等,是现代社会必须保护、研究,自由发展,让公民自由选择的文化遗产,根本不存在与现代社会对立不对立的问题。 问: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您认为是更需要鲁迅还是更需要胡适? 袁伟时:胡适和鲁迅有三个共同点: 1.专制制度和专制思想的批判者。 2.中国语言表达工具变革——白话取代文言的支持者,白话文学的倡导人。 3.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和发扬的先驱。 其间,胡适是主将,鲁迅也是重要的前驱。第二条已功成名就,不用担心了。第一、第三两项至今仍是重任;因此,胡适、鲁迅至今都没有过时。 两人也有差别: 1.对自己追求的理想社会,胡适认同主流的现代社会并有深刻、全面了解;鲁迅则上当受骗,迷信苏联。 2.社会变革途径,胡适致力于改良,鲁迅则沉迷革命。 对21世纪中国而言,只要头脑清醒的人都会深信:改革开放——改良是利国利民的最好选择。 问:在老一辈史学家中,有哪些是您所推崇的?当代的晚辈学者中,哪些最值得关注? 袁伟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在史学各个领域,都涌现了一批大师。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吕思勉、汤用彤、傅斯年、李济、顾颉刚等人的成就是最出类拔萃的。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史学界真正让人敬仰的仍然是1949年以前已成名的老史家。改革开放后培养出来的史家,90年代后崭露头角。以19、20世纪中国史研究来说,我最喜欢的是茅海建、高华、沈志华、杨奎松、桑兵等人的著作。 问:谈点我们身临其境的当代史话题吧,您怎样评价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 袁伟时:89风波的创伤尚未抚平,1991年苏联又突然坍塌,中国向何处去?有人把“反和平演变”列为中心任务之一;改革开放进程深受威胁。小平南方谈话,重申是否改革开放关乎国家存亡,批判了以姓资姓社的愚蠢藉口阻挡改革开放的荒唐,从而为中国融入世界,吸收现代文明清除了思想障碍。这次谈话推动市场经济在中国生根,推动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进程,作用非同小可。但是,人们至今尚未彻底领会这次谈话的内涵,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障碍尚未完全清除,纠缠姓资姓社的愚昧仍历历在目,改革开放的步伐太慢了。 问:关于改革,您说过“此时不改,更待何时”,但于目前而言,您认为促发改革的真正动力在哪里? 袁伟时:改革的动力有两条: 1.朝野各方睁眼看世界,认识现代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可也无法抗拒;认识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太大,历史进程不能再耽误! 2.公民瞪大眼睛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随时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揭露他们的不端行为,迫使他们四不敢:不敢贪污受贿,不敢枉法霸道,不敢偷懒,不敢阻滞改革开放。 问:您今年已是81岁高龄了,但思想、观念却与时俱进——开通微博同广大网友们交流,作为正宗的“80后”,这丝毫不落伍于另一群80后。选择上网同网友交流,是觉得这样也可以或多或少改变一些什么吗? 袁伟时:世事繁复,进展飞快,我不懂的东西太多了。进入互联网,开通微博,是我学习和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渠道。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通微博,沉默的中国变为众声喧哗的中国,会推动中国民主、法治和繁荣的进程。 问:总体而言,年青一代可能历史感比较淡薄,即有种说法是说90后乃至80后是“没有历史的一代”,有人认为这群人无知、愚蠢,也人认为由于没有历史包袱“80后90后是中国第一批可以被称之为人的人”,您对这一群体持有怎样的印象? 袁伟时:不要低估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有强烈的独立精神,求知欲望,敢于抛弃意识形态枷锁;加上任何措施都无法割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他们知道世界和中国的现状,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可靠力量。   2012年2月18日星期六 (刊载于《都市时报》2012年2月2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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