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邹思聪:新中国的政治运动与“边缘人”的悲剧

《“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是一部令人心惊胆战的书。也许从来没有一本学术著作,对于那些超过半个世纪前的小人物故事,如此细致研究,如此击打人心。 本书里,宏大历史成为背景,个人命运成为主体,书中的主人公与你我并无二致,却命若野草,永无宁日。八位“问题”小人物,在1949年以前,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人生经历,有欢喜与忧愁,有坚持与犯错……但中共建政之后,一整套新的社会运作体制、社会规则、国家-社会关系拔地而起,所有人进入瓮中,成为新建制的“玩家”。 这整套建制化操作,也因此成为了一套系统制造“新人”、淘汰“边缘人”的“通关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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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周濂对话杨奎松:革命的前奏(上)

“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这个设问把每一个置身事外的人都抛进历史的深处,被迫身临其境,面对政治的诡谲和历史的多义。我相信这是杨奎松在多年研究党史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困惑,它不断地指向研究者自身,让他心怀谦卑,谨下判词。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总是觉得这话没有说完,没错,我们是要尽其可能地理解他们,可是,理解他们的挣扎和困窘,不是为了开脱他们的软弱以及我们的无力,而是为了储存勇气、心力和理性,反复在内心操练未来可能出现的遭遇战,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新悲剧的解决者而不是新悲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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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进入专题 : 孙中山 共产党    ● 杨奎松 ( 进入专栏 )        1925年1月,“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亦称“拥护国民党同盟会”)成立。此会成立时称:“去秋广东方面同志,列举共党罪状,提出弹劾案,未蒙总理采纳,深以为憾。”因此,提出七项“挽救方法”:在中央党部及执行部共产党员一律撤职……   众所周知,孙中山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经由当年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再由孙中山作主,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授予重要职务,而逐渐形成的。在两者关系中,俄国的因素显而易见。问题是,俄国的因素对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他的“容共”究竟是“联俄”的诱饵呢,还是确实看重了共产党人的才干?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好坏,是否也是受到他与莫斯科关系的影响?或者说,是俄国因素的影响多些,还是中共自身政策的影响多些呢?提出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孙中山在世时对共产党问题发表过不少态度大相径庭的谈话,共产党人当年对孙中山的看法和态度也是时好时差。如果我们不注意事情发展变化的经过情形,不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出于一己之角度,抓住一两条线索,对孙中山的言论各取所需,就只好听任立场各异的研究者在那里自说自话,而无所适从。[1]鉴于过去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缺少有针对性的探讨,本文试图依据已经公开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就此做一系统的梳理和考察,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合作”问题的由来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2]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予其间。[3]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中共在上海建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4]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5]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6]   从中共“一大”及其会后的表现看,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一度确实不尽一致。“一大”曾有决议主张“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甚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7]然而,由会议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清楚地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8]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这“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实际上又是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来的。这是因为,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区区50余人。一年之后,即当中共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200人。力量如此弱小,又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要想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一大”后一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了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进行了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了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9]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与更多的国民党人进行了沟通。此次就近对国民党进行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列宁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10]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与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作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11]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告诉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12]在几年后马林公开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的看法。而他在这里特别批评的所谓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希望能够像在爪哇那样大干一场的马林,产生了影响。回到上海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扬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强调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非常响往俄国,说国民党虽得到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国民党在政治上从未反映过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纲领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13]   马林是如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提出这一建议的,还不得而知。但首先提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无疑是马林,而不是孙中山。已有资料显示,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商谈。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明确表示欢迎。但当马林转过来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得知马林将转而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陈独秀在 4月6日 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说明了他们的不同意见。内称:   马林 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 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 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 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14]   尽管陈不愿在孙陈之间做出选择,但50余天后,即 1922年6月16日 陈就炮轰总统府,发动了武装叛变,中央不得不很快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国民党一边,甚至不惜为此开除了不听命的广东党的负责人。注意到越飞、马林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正在积极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实乃大势所趋。[15]   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但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他们坚持在这种合作中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理应由共产党来负政治指导之责。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开展工作,这或多或少损害了共产党人的阶级优越感。马林刚一返回莫斯科,中共就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白提出: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起来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是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他们坚持,对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应由自己“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16]   但是,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相差异常悬殊的状况之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还是接受了马林的观点,要求中共“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17]8月12日 ,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急匆匆赶回上海,马上拉上张太雷会见了张继,说明了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然后即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钊和张国焘到沪一同讨论,中共中央的会议被迫延至月底举行。在此期间,孙中山恰好因军事失利由广东退回上海,马林遂向孙中山转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具体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孙中山当场表示赞成。故马林立即与李大钊、张国焘、翟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个别交谈,再做说服工作。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更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点持有异议,但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18]会后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19]   在说服了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进行了具体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国民党。[20]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很快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21]他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佩孚联络的代表。当李大钊等向他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的情况时,他则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22]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整队的军阀军队的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接纳陈独秀等人入党的时间,恰好在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的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后。自1917年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另立政府以来,这已是两度遭遇排挤或叛变,被迫退回上海了。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契切林,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23]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两度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种期望。一方面想要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而联合苏俄,首先理顺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也确属必要。毕竟,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24]   十分明显,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孙中山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11 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进入 杨奎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孙中山 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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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谁在西安事变后“坑”垮了东北军?

杨奎松:谁在西安事变后“坑”垮了东北军? 进入专题 : 西安事变    ● 杨奎松 ( 进入专栏 )        [导读]周恩来很快告知毛泽东等说:“二·二”事件后,少壮派已经溃乱,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枪决,4个团长被扣……   本文摘自《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杨奎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蒋介石决定全面控制陕西及贯穿陕甘两省的主要交通线,中央军大举西进。蒋介石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关于两支队伍撤军的谈判陷入僵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刚刚平息了的内战的烽火,转瞬间又重新在西北燃烧起来。   红军积极主张联合抗日,不愿参加对蒋作战。东北军高级将领和杨虎城对战与和摇摆不定。而东北军中下层军官强烈要求张学良回陕,否则,坚决与中央军作战。   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态度,根本上阻止了杨虎城的摇摆。   中共代表关于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表态,迅速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一时间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中间,都出现了关于“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1937年1月30日中午时分,又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驻地表示强烈抗议。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等人的担心。周恩来估计东北军高层将领至今态度不够明朗,而无论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部队很大程度上都控制在这些中下级军官的手中,三位一体(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最巩固的部分原来也是建立在与这些中下级军官的联系之上,失去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三位一体将很难保持与巩固;而没有这些军官的赞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南京商定的撤兵方案也难以实行。   鉴于此,周恩来等劝说中共中央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同进退,以保持团结。中央表示同意。   1月31日,东北军将领、甘肃政府主席于学忠从兰州飞到西安,并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先后会面。于学忠本非东北军出身,事变后依据南京任命又负有指挥东北军和调处西北问题的全权,前此只因“眷属不离兰(州),终不免有所顾忌”,不能大胆行使职权。这时,其眷属已撤离兰州,主和意志自然更加明朗坚定。加上此时杨虎城思想已通,对作战主张再不提起,多数东北军高级军官也因于学忠态度坚定而纷纷附和。另外,据密报,东北军有4个师级指挥官已经秘密与南京方面联络,准备脱离西安。这使得西安整个上层更加软化,决定迅速与南京达成妥协条件。据杨虎城事后告诉周恩来,于学忠不仅主张妥协,而且对西安赤化颇多疑惧,如于学忠也转而投靠中央,那就连甘肃也没有了。现在只有一事尚在坚持,就是要张学良回来训话一次,至于其他已无从提起了。在当天夜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与友军同进退的决定。据周向党中央报告说:“我方同进退的主张相当地影响了张、杨两部左派,(均)坚(决)主战。”然而在高层将领中只有王以哲态度摇摆,讨论竟夜,时间长达6个小时,最终会议仍决定主和。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东北军少壮派备受刺激。   2月1日,根据西安方面高层决定,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前往潼关谈判妥协,中共方面亦派李克农前往接洽。几人尚未动身即被左派军官指挥的部队拦截在城门内,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了于学忠的住地,要于学忠放弃成命,放弃头天晚上的决定。后因何柱国大怒,痛加训斥,以执行军纪相威胁,后者才被迫撤去。但这件事已经预示着不祥的苗头。   面对东北军上层将领的决定,激进的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终于按捺不住,决心公开反抗了。   2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事变从上午开始发生至中午尚未结束。周恩来中午1时致电毛泽东等,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报称:“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将主和首领枪决(王已死,何在追案中)。”事实上,首先被杀的67军军长王以哲这时并不是最坚决的主和首领,甚至在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30日晚关于红军将与友军同进退决定的时候,王甚至还曾一度赞成过左派的主张。但同志会成员这时几乎把所有赞同妥协的东北军将领都视为他们夺权的障碍,孙铭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等一度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首先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相反因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躲入杨虎城的公寓,幸免于难。   “二·二”事件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至3日凌晨,事变仍在继续中,但前线部队已经撤了下来,且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难以取得指挥权,政变者除了得到十七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事至于此,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一方面找到左派军官,“批评杀王之错误”,一方面又打电话给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两人共同出面主持局面。   3日上午,苗、孙、应等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并且此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不得不找到中共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周恩来等协助平息此事。考虑到中共人员中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周当即着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红军驻地。周同时告诫云阳的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刘鼎带来之人务要秘密,目前不可与任何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   但是,“二·二”事件毕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远远超出了周恩来这时所能想象的程度。所谓部队掌握在少壮派手中的估计全然错误。   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不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感意外。毛泽东非常气愤,几次致电周恩来等,坚决主张: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即是从犯我们也不能收容。   周恩来很快告知毛泽东等说:“二·二”事件后,少壮派已经溃乱,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枪决,4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政训处跑散,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机要文件被烧毁,在左派影响下的特务团及抗先队已被迫远避?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会员大起恐慌。目前东北军已危若累卵,很可能被蒋调离西北,甚至分化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再打击左派,只能长右派气焰,便利南京各个收买与分别指挥。   周恩来这时对东北军的情况无疑比毛泽东看得更清楚。中共中央自然迅速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既然“二·二”事件已经极大地分化了东北军,迅速利用这一时机将除了中央军以外的中国这个最大的军事集团消融于无形,就成了南京方面的必然选择。仅仅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作出决定,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东调豫皖,接受整编。而东北军中主要将领除投靠南京者外,同样也因“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对中共的信任。孙铭九等4人由刘鼎带往红军驻地避祸的情况也很快为东北军高级将领所知,以致一些将领竟怀疑此4人所为曾受中共指使,更有谣传个别将领仍属刺杀目标。所有这些情况都弄得东北军上层人心惶惶,大都担心“在西北将不可避免地与共党红军纠纷不了”,急于迅速离开此一贫瘠的是非之地。要求张学良回陕训话之类的要求,自然变得可有可无了。   “二·二”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因“二·二”事件前及“二·二”事件中杨虎城曾经有所摇摆,东北军将领这时对杨“甚误会”,并怀疑杨曾对东北军将领不利。虽经周恩来反复劝说,仍难释其嫌。杨虎城亦因中央军将到,确信十七路军必受压迫,自己的驻地又与东北军犬牙交错,双方又缺乏信任,难免没有冲突发生,以致杨的态度明显地变得更加消沉。他明确告诉周恩来:十七路军以后必难生存,一部分多半只有交给红军才有出路,自己则只好离开部队,当然,杨虎城明确表示不论他今后行止如何,必将与共产党做朋友。   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后,中共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      来源: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进入 杨奎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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