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

爱思想|辛允星:忆混在“乌有之乡”的那些日子

  引子:虽然还未到老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怀旧情怀还是日益严重,特别是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回忆起在北京生活的7年时光,感觉那是我人生中最为关键的时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从一位毛左转变成为了一位自由主义者(自认为)……   一、漂在北京的日子   在2004年6月大学毕业后,出于对京城的奇妙幻想,我毅然放弃了在县城工作的机会来到北京寻找就业机会,临时寄宿在一位近亲的工棚里。然而,在之后寻找工作的岁月里,我可谓是历经磨难,到处碰壁,可靠的工作岗位申请不到,主要是因为没有工作经验;那些被宣传的“神乎其神”的销售工作,又不是常人所能胜任的。在被迫无奈之下,我也曾尝试接受一些培训,也曾到职介所寻求机会,但最终发现要么是骗局,要么就是因完全不能接受某种工作方式而作罢。清晰地记得,在这段艰苦求职的时间里,我遭遇了很多的身体折磨,有一次被大雨淋透,只好躲在潘家园的天桥低下避雨,直得很晚才回到马驹桥的临时居所;还有一次因为囊中羞涩一整天没吃饭,直到晚上7点多才回到亲戚的职工餐厅填饱了肚子;更多的悲剧是,因为没钱坐公交车,我只能是把北京地图拿来使劲算计,以尽可能减少换乘机率,通常情况下只要不超过五站地的距离,我一定是选择步行前往某招聘单位,一次因为错误判断,结果从苏州桥一直走到了马甸桥附近,等于半个北三环!   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摸索,我终于通过报纸上的“前程无忧”信息栏找到了第一家工作单位,名曰“翰略经济研究院”,名字很威武,其实就是一家“招商引资”的中介机构,即通过电话联系全国各地方的政府部门,告知他们本单位手头有众多的投资商,鼓励地方官员缴纳一定的费用参加我们组织的投资洽谈话。我对这个领域根本就不了解,自然在从事电话业务的过程中显得十分稚嫩,结果工作两个多月的时间毫无收获,加之工资还不能及时发放,我于是在2004年国庆节前后毅然辞职,结束了两个多月的实习期,而这段时间所获的劳动回报还不到千元。很快我又寻找到了第二家工作单位“心知堂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老板是自主创业的女性成功人士,公司是心海软件的销售总代理,其主要业务就是通过电话将这个品牌各种型号的心理测量软件销售到全国各地的学校中去,因此主要的联系人就是各学校的心理质询中心负责人或者心理咨询老师。我对教育行业是有些感情,因此很快就适应了这份工作,成为公司“第一单”销售任务的完成者,并受到了老板的额外嘉奖近千元。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半年多,还是因为要准备考研而辞职了,我的理想还是没有离开大学。   从2004年7月到2005年5月,这是我在北京求职和工作的10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从北京东南六环的马驹桥镇物流企业工地迁居到了西北五环的肖家河公寓,又和两位高中时代的好友在肖家河村合租了房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北漂族。这段60于公里的距离,我居然靠自行车来回了三五次,最终才落脚在知名的北漂大本营——肖家河,并误打误撞般的走进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园。记得刚到肖家河,我们三位高中同学都没处于寻找工作的阶段,相互救济的能力都没有,所以经常合作在餐厅花3元钱买一盘土豆丝,共同享用,吃不饱是经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又自买了煤气罐和炊具做饭吃,以此节省饮食开支。之后,我经常会在傍晚走到路边的菜市场购买那些剩菜,整堆的买下来,这样价格会便宜特别多,但是发现这样的菜做出来十分难吃,但也没有办法。公寓不允许住户私自做饭,所以被发现之后我们很快就从东村搬家到了肖家河西村,过起了“三人行”的合租生活。   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搬家到肖家河西村的农户出租房之后,我们三人当中的一人因为吃不消这种艰苦的日子临时返回了山东老家,但两个多月之后又回来了。在这个时期,我们剩下的两人都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条件有所改善,至少可以偶尔买鸡蛋吃了,但是为节省开支,我们还是轮流到西苑的万泉河蔬菜批发市场集中买菜,算下来30元钱的菜可以够我们吃一个星期,加上280元钱的房子,我们两人的月生活费不过500元钱,即使我们的三人小组后来再次得以组合,我们的月生活开支一直也未超过1000元。因此,我当时虽然月收入仅1000于元,却还可以偶尔在旧书摊上买些书籍来读,一本80年代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只花了5角钱就买了下来。为了省钱,我还是坚持只要非 “长途”就尽量步行外出,后来才发现这种的疯狂举动需要付出代价了,因为长期走急路,左脚的拇指甲钻进了肉里,最后不得不在肖家河的一个小诊所花了26元钱进行最简单的手术,直接把指甲拔掉,之后这条腿足足疼了一周的时间,当时正是夏季,现在每当想起这个事情,还会心有余悸!   从2005年6月起,我正式开始了专心复习考研的生活,每天进出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睡在肖家河,读书在农大教室,逐渐对这个校园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经过半年的复习,我如期参加了年底的研究生考试,水到渠成地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社会学专业。与此同时,我们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位成员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司法考试,我们的艰苦北漂生活就这样继续着……2006年春节之后,我们三人再次回到那间房租只要300元不到的小屋,又各自寻找着自己的新未来,很快我在东五环旁边的东方基业汽车城找到了新工作,并暂时搬家到那附近居住。正当我在为新的工作而发愁时,3月8日我收到了同学的短信,他告诉我查询考研成绩的结果出来了,我的成绩是:政治73分,英语69分,总分382分,他还安慰我说这个成绩一定没问题的。我于是很快就辞掉工作,专心准备复试,在离开一月之后再次回到肖家河的那间小屋,虽然率遇波折,我最终还是收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这样,我在肖家河一直生活到2006年9月搬入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公寓,整两年的北漂生活才算基本结束;次年春,我们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位同学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并搬家到朝阳区居住,只剩下一位继续坚守肖家河阵地。时光在不停转动,我搬离肖家河的时刻已经恍然之间过去了七年,今年这位仁兄从北京告诉我说,肖家河也已经拆迁了,他已经于去年搬家到了离中关村更远的韩家川……可是我已经两年多没再回北京了,更没有机会再“瞟一眼”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肖家河!   二、结识“乌有之乡”   回想自己的北漂生活,其实最为重要的记忆恰恰不在于那些生活的艰辛,而在于那时候的精神世界,一个让我的人生观曾经激情四射又突然转向悲观失望的思想历程;这个历程与北京著名的“乌有之乡”(书店)紧密地缠绕在了一起。我还十分清晰的记得,第一次听说乌有之乡这个“名词”是通过我在心知堂文化交流公司的老板,她在2004年的秋季的某天告诉我说,“北航西门那边有个书店,每周都有讲座,免费的,你可能比较适合去那,我去听过几次,感觉他们的思想太极端,接受不了。”在他这一席话的指引之下,我趁周末时间满怀憧憬地来到北航西门寻找,果然很顺利地找到了,正好是下午两点如期开讲,我早到了近两个小时,于是随手翻阅那里出售的图书,不禁对自己的知识匮乏深感焦虑,同时心里也不断泛起一种对知识的憧憬之念。我当时所听到的第一个讲座是杨帆教授的,他声音洪亮,言谈风格泼辣,但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些思想绝对是精神盛宴,尽管演讲的内容我如今已经不记得了;从此以后,我就成为了“乌有之乡”的常客和坚定支持者。   结识乌有之乡让我的精神世界猛然间获得了超级能量,从而很好的填补了物质生活上的极度困乏,这一点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想明白,最初的热情和满足感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获得的。在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之同时,我在工作方面的表现则日益衰落,主要是不再对那些电话业务有太多兴趣,甚至讨厌;记得有一次周末老板要求加班,我以参加乌有之乡的讲座活动为由给予了拒绝,她的那种无奈表情至今还停留在我的脑袋里。还有同事曾这样调侃地说:“她介绍你知道乌有之乡,现在肯定很后悔,你的精力都跑那边去了”,随之就是其他同事的一片大笑,他们都认为我属于不太正常的人——连自己的吃饭都成为问题,却对那些虚无缥缈的所谓国家大事感兴趣,多少有点不可理喻。当然,在我考取了研究生之后,老同事的这种看法有所改变,更多地认为我不适合吃“企业的饭”,注定要去“读书”云云,我对这些评价都表示认可,认为自己可能注定难以成为我们老板那样的人。   我结识乌有之乡一年多之后,它从北航西门搬迁到了北大西南门口的资源楼,离我居住的肖家河和中国农业大学西区更近了,因此去那里就更加方便,我经常会利用去北大逛旧书市场的机会甚至去中关村图书大厦的时候,都会顺便到乌有之乡看看,不管有没有讲座或者是不是喜欢某场讲座,因此355支线即后来的333路公交成为了我最经常乘坐的路线。听说后来乌有之乡又搬迁到了海淀桥南的一个高层写字楼,但这个时候我已经发生了思想的重大转变,因此再也没有去乌有之乡的冲动,它的新家位置自然也不再属于我关心的事务。   三、听每周末的讲座   从2004年秋天开始接触乌有之乡起,我每周的周末时光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甚至在没有讲座的情况下也会前往那里,看看书、找找熟悉的面孔;读研之后还多次带同学前往那里听讲座,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常客。截止到2007年底最后一次前往乌有之乡,我已经在那里倾听过近两百场讲座,认识了像杨帆、左大培、韩德强、韩毓海等这样的中国左派大腕,也认识了像黄季苏、郭松民、高梁、祝东力这样的温和左派;更是领教了巩献田、张宏良、杨晓青、孔庆东这样的“雷左”人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同时也目睹了像黄平、汪晖、邓正来这样的学术牛人的尊荣。这些人给我的印象都十分深刻,杨帆的演讲以“气愤骂人”为的基本特点,张宏良的演讲则更具鼓动性,加上著名的孔庆东,他们三人都是“大嗓门”,可谓声如洪钟;韩德强则显得温文尔雅,很有江浙师爷气质(后来得知他在去年的一次游行中掌掴老人,这个印象才有所改变),但是做演讲思维敏捷并逻辑清晰,和祝东力、黄季苏具有相似的儒雅气质;高梁、郭松民两人的最大特色就是外表和言语都十分朴实,因此感觉很有亲和力;巩献田、杨晓青都来自法学界,在演讲中都流露出了“不得志”的哀愁,足见他们在高校法学园地里所遭遇的各种“不理解”(这也许是中国法学之幸)。   我在乌有之乡听讲座的记忆至今留存仍多,可以选其一二简单陈述。记得邓正来先生到乌有之乡做讲座,第一句话就是:“我来乌有之乡之前有朋友对我说,你怎么去那种地方啊?我就问他,那里为什么不能去?是吧,我感觉来这里没有什么嘛”,当初我不能理解邓先生这句话的含义,现在终于懂得其中的意蕴,因为现在连我自己也开始认为作为一个真做学问的人去那个地方确实容易被人误解为“毛左”,而这又确实具有很强的贬义!还记得有一次,杨帆教授做讲座结束,他向听众当中的一个人挥手,请他到演讲席也讲两句,结果这位仁兄无论如何也不登台,最后还是杨教授自己接受听众的“呼应式”提问,这位拒绝登台的牛人就是汪晖,我那是第一次目睹这位知名学者的尊荣。关于汪晖先生的这个拒绝举动,我现在的理解是:他可能需要保持所谓“新左”思想家的贞洁,防止自己“沦为”毛左的身份尴尬,当然,这种“诛心”式的无端揣度当然只能作为一种“笑谈”来看待。我还记得黄平先生到乌有之乡做演讲的场面,他身穿黑色中山装,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显得十分和蔼,演讲正式开始之前向大家道歉,说自己虽然是书店的顾问,但因为忙很少参与这里的事务,然后转入演讲的正题,他语言温润,娓娓道来,与左派知识分子的通常形象有不少的出入。   还记得,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惠丽副教授前来乌有之乡做演讲,结果搞起了商品推介会,当场出售来自河南省南马庄合作社的有机大米,杨帆教授带头购买了两袋,随之又有不少的合作化支持者也慷慨解囊,现场情况十分热闹,何教授据说因此也名声远播。还有一次讲座也让我印象深刻,记得是苏铁山老师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事迹方面的报告,现场来了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同志,其中一位竟然是来自陕西的,衣服上挂满了各种荣誉奖章;讲座现场可谓是群情激昂,甚至有人满眼泪水地倾诉着中国人今天对毛主席的各种不理解乃至侮辱,可正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却有一位女士压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在听众席当中突然站起来很大声地说到:“老毛的时代也该结束了!”这下子可惹恼了在座的一些听众,有人大呼:“把她轰出去,赶出去”,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25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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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暴力截访报案警察不理,反而刑拘上访人及家属(组图)

(维权网齐月报道)今天(6月12日)本网信息员获悉,黑龙江省桦南县红升村的张丽双上月底到北京上访反映弟媳妇的工作问题,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但遭到地方政府雇用黑保安暴力截访。张丽双报案后警察到场根本不理,后来反而将她四儿女拘留。 2013年5月24日当地驻京办人员杨帆伙同黑保安去马家楼将张丽双接出来强行塞进一辆依维柯车内,行驶不远换了一辆广本奥德赛车号为N99T37,非法限制了张丽双的人身自由。被劫持时张丽双反抗,黑保安强力扭打张丽双,没收她的手机防止她打110报案;扒去她的外衣,只留小裤头和胸罩,车内有三男一女,就这样让张丽双赤裸裸地20多个小时带回原籍黑龙江省桦南县,途中不准吃饭、不准喝水。 5月25日上午8点多,桦南公安局院内张丽双躺在黑保安的车轮下,阻止黑保安的车逃走,要求公安局抓违法犯罪暴力劫持自己的黑保安。张丽双大声吼道:“我在北京没有犯法,绑架我?不让吃、不让喝。”8点19分110来了,奇怪的是:多名警察在现场,没有一个人履行法定职责,对案件进行立案受理,甚至还做出保护女性黑保安姿态。一名司机、三名男黑保安(包括司机)躲进公安局大楼内,张丽双在黑车下大声哭诉黑保安的恶行,要求将女黑保安包内张丽双的衣服取证保留。公安在现场完全彻底不履行法定职责,引发家属强烈不满,卸下黑保安车牌照。围观的群众愤怒之下砸了几下犯罪工具——黑保安的黑车。那名女黑保安也躲进了公安局的大楼内(事发后全部放走。)现场张丽双姐姐不停地重复:“我们已经报案了,抓不抓是你们公安局的事。”“不抓,我们告你们公安局。”但是,公安人员最终还是没有履行法定职责。 颠倒黑白的事几天后发生,公安局放走了违法犯罪的黑保安,受害人张丽双以及家属四人反被刑事拘留,至今日仍被关押。 2013年5月30日晚间9点左右公安局人员,有的带着头罩来到桦南县医院,抓走张丽双和看护她的姐姐、张丽双的母亲因骨折住在桦南县医院内科303室也被抓走。大姐和弟弟在家也被约到公安局之后四个人全部被刑事拘留。可怜的父亲张万海只身来到北京求救。 四个孩子全部被刑事拘留,张万海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他说:“截访的黑保安不抓,把我的四个孩子全抓了,这是什么世道!”“他们执法犯法,这是公开地对抗中央,给中央和政府抹黑!”张万海非常痛苦。 访民们强烈抗议黑龙江省桦南县地方政府违背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截访、栏访上访人的指示和中央政府对着干。有北京访民提议:大家给黑龙江省桦南县公安局长、黑龙江省桦南县信访局发短信:要求公安局放人。救救无辜被刑事拘留的一家四姐弟。 黑龙江省桦南县信访办主任:周洪哲:18845451333 黑龙江省桦南县公安局局长:马平飞:13303683333 张万海恳求大家帮忙给信访办主任:周洪哲电话:18845451333公安局局长:马平飞电话:13303683333发短信要求放人。他们是违法的。请求媒体、网络媒体以及正义人士给予关注。 受害人父亲张万海电话:13141343227 被剥得只留胸罩与内裤的张丽双 躺在截访车下阻止黑保安离开的张丽双 截访车号 女黑保安人员 现场公安人员 现场冷漠的公安 任由黑保安离开而不理会报警的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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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奔向重庆的学者们

杨帆纠正: 我所主持的重庆模式讨论会有两次,2011年底请萧功秦,是在北京开的,不是在重庆。 ——- “重庆模式”看来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红”和“打黑”这两幕大剧的导演与主要演员,再也无法继续扮演他们原来的那个角色,在他们还来不及谢幕即被匆匆带离重庆这个舞台时,自始就在围观重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各方观众,也来不及发出欢呼或惋惜声,几乎都在一片惊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具观赏性的政治变局和结局。其中的高潮,当然莫过于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编剧想象中的诸多要素都堆积到了一起,权力,金钱,忠臣,变节,阴谋,谋杀,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谣言,各种足以吊起观众胃口的戏剧要素可谓应有尽有。在这个时候,舆情很难说能够平静下来,议论汹涌扑来,也未见得马上就能够冲垮原有的政治伦理堤岸,人们更多的是把这幕现实大剧视同一出视觉和听觉的娱乐节目,尽情消费相关的政治情节和故事,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理论探讨,还远未从泛滥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庆”为题,系列反思重庆若干重大事件,是试图回到学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预设前提,以客观理性的立场,深入探讨“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事实上,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者从未缺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学者关注,促使他们蜂拥奔向重庆,争先恐后地为重庆说话,也算是构成打造重庆光环的一道人文风景。在已经出版的以重庆为主题的各类读物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创新和发现已经不少,正在进行着的课题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几个关键人物的出局彻底打乱了原有部署,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学者出现在重庆的各种场面中。这种学者云集为一个地方说话的现象,大概只有在国共之争时的延安才有,那个时期,多少理论才俊和文学青年,克服重重困难,不去西安去延安,成为流行一时的政治时尚。两军对垒,分清敌友,选择政治正确,是战争年代的不二法则,而今重现这类现象,值得研究。 主动去重庆的学者,身份各异,立场鲜明,以“左”归类,大致恰当。在中国当下已陷于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左右之争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前十年,几个“左王”掌控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权,改革派受其牵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倾教条和陈规的束缚;但党内左派缺乏社会基础,缺乏民意支持,在学界更没有正当性,勇于自称左派者立马就成众矢之的。“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公开跳出来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学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现在时过境迁了,执政党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进程,以市场化为导向,不仅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成绩,也重铸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格局下,党内左右路线之争淡化,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都退出历史舞台,邓所倡导的“不争论”和不问“姓资姓社”的主张,将理论和经济切割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在经济领域,既非左派主导,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唱独角戏,而是不问理论是非的实用主义居支配地位。在理论领域,左的思想资源学理化,经过新左诠释,成为世界左翼谱系中的一脉,以学术合法性赢得其在中国的正当性。 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学术形态重新在中国粉墨登场,是中国思想进程中的一个进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新左派在中国学界渐成风气,起初羞羞答答,后来蔚为大观,彻底改变了中国理论生态,使之形成左右泾渭分明的思想阵营。新左派思想领袖汪晖,最初可能忌于左派原有不好的名声,并不愿意戴上“新左派”这顶帽子,而是主张以“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随着新左派话语逐步进入公共领域,一批有着相同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学者,自愿汇聚在新左派的旗帜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以社会公正为优先目标的理论方案。他们倾向于以经济民主的方式来确立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抨击资本和权贵的结合,批判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要求重新认识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进而对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解。纵观新左派的理论主张,它们是在学术的面具下,体现着比它的理论对手——新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政治立场:以民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来诉诸民意和民粹,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则来确保经济改革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普遍参与为前提来改造党国的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很显然,这些理论主张由于涉及现有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涉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执政党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执政党中枢,都是书生议政,清谈而已。 以学者为主体的新左派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清洗了以官僚为主体的老左派原有污浊的名声,同时激发出社会民粹毛左势力的政治热情。党内老左派建构意识形态正统,长期依靠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式教条主义,思想僵化,语言刻板,面目可憎,面对新的时代,拿不出新词,缺少话语方式调整,说了谁也不信。草根阶层的毛左势力,只有政治激情和朴素的感情,除了打口水仗,搞网络街头政治,在理论上毫无建树。惟独新左派,从西方左翼阵营中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评,从法国年鉴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各位大师,均被中国的新左派作为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综合打包,一股脑的输入到中国,形成强大的理论场域,反对的学者一时无从置喙。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新左派已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的话语力量,发出的声音已不可忽视。在此思想背景下,“重庆模式”以“唱红”方式开发红色资源,为新左派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空间。 重庆的执政者,显然是一个高度重视话语力量的人,他对理论有着巨大需求,目的是为所谓重庆新政找到最好的说法。起初,有关重庆的一系列做法,是重庆自己的人在做理论总结,主要理论代言人是重庆市委党校的苏伟教授。他写的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对重庆新政和重庆模式进行了系统阐述,高度评价重庆的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来对重庆的要求:“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为了论证这些“非同寻常之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赋予其在未来中国的普遍意义,找理论找说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由重庆人为重庆说话,难避王婆卖瓜之嫌,引入外地思想资源,找外地学者特别是著名学者为重庆营造声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于是,重庆大门大开,广纳众才,群贤毕至,学者纷至沓来,其中或有三顾茅庐重金礼聘者,或有信仰相同主动投靠者,或有寻求理论创新学术突破者,方式不一,动机各异,但立场大体一致,均来自于左的阵营。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有必要晒一晒他们的相关言论,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以正视听。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当过教授,以一篇重新论述“鞍钢宪法”的文章声名鹊起,对中国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认可,认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象力空间,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他所谓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毛时代的制度遗产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论依据则是美国“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那一套说法。这个整天掉洋书袋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历史意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为中国开出一系列药方,尤其是为重庆模式作出一系列论证。他对重庆模式合法性的论证,主要来自于乔治、米德和葛兰西所给予的三个理论视角,除此之外,他还会引用一大堆洋人名字,用他们在某个地方说的一些话来为重庆背书。这是一件让我极度困惑的事情,难道重庆模式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洋人的说辞?通过洋人的逻辑和方法,崔之元证明:“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 崔之元的清华同仁李希光教授,是传媒领域的专家,曾在华盛顿邮报做过五年访问记者,回国后因强烈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而名声大噪,他与人合写的题目为《重庆梦与中国模式》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四期。该文据说得到重庆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有些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它的一个核心说法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在李教授看来,重庆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为了让人们对此有更广泛的认同,李希光还写了一个名为“重庆故事”的通俗版,认为“重庆故事”清晰地表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和奋斗目标,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心,建立了一个道德高地,在这位教授看来,“重庆故事不仅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想,也是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梦想。重庆故事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因此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参与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要讲好重庆故事”。 王绍光教授也是一个著名教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钢合作共同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影响深远,是一个公开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在为重庆撰写的文章中,王绍光的修辞能力比李希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合理性,王绍光尽显其学术能力,引经据典,图文并茂,注释近百,看似无可辩驳。今年3月15日,在重庆书记已经被免职的情况下,由王绍光教授主持,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重庆大学举行报告会,演讲“当代中国的‘体制’问题”。潘维一如既往,批判普世价值,宣扬“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认为它代表着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以“三农问题”研究而知名的温铁军教授,对重庆模式也极其关注,他的总结也有别开生面的地方,把重庆的几项经验概括的简易明白,朗朗上口,“什么集中力量干大事”,“两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破”,“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等等。最后对重庆经验的总结是:“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按这些说法,重庆实践意义重大,关系中国未来。 《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教授,据说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对世界各种体制多有研究和比较,在《重庆归来话重庆》一文中,惊喜于在重庆已经找到了中国模式一个最典型的样板,断言“重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总结重庆的巨大变化,在他的眼里,重庆的市政建设、高楼大厦、村级政府设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设,已不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好于香港和日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得起国际比较。从“软件”上看,他从几个街上出租车司机的话里,就认定重庆老百姓人心顺,心满意足,对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很自豪,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 在众多参与总结重庆经验的学者中,那个半调子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则以诗人的激情尽情歌颂薄熙来的“千日新政”,他借用电影《日照重庆》为名,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概括重庆经验,认为薄到重庆执政,是“中央英明和意义深远的决定”,称颂薄“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这些阿谀之词,无异于谱写了新一曲的“东方红”。就是这么一个“学者”,和社会学家邓伟志、某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等,于2010年11月在上海共同发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不仅邀请崔之元等重庆官员宣讲重庆各项经验,而且也广为邀请各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文革时代的大红人戚本禹、朱永嘉和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张宏良在这个高层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讲话,在这位毛左领袖看来,“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社会主义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张宏良的这个言论看来并非一厢情愿,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到新老左派已经携手联合,重庆模式是他们联合的基础。 奔赴重庆的著名学者远不止上述几位,值得一提的还有来自美国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黄宗智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黄宗智在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卓有成绩,据说和王国斌、彭慕兰共同形成了中国史研究的“加州学派”,退休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也算是衣锦还乡。这回对重庆模式也表现出高度热情,多次撰文予以良好评价。他的切入点是顺着崔之元的话接着说,充分认同崔的洋书袋里的那些说法,认为“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照顾到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张旭东教授师从美国新马批评大师杰姆逊(詹明信)教授,身份也是显赫,这次是以另一种“学术方式”介入到重庆的场面之中,到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他在题为“为什么选择重庆”的采访中,从所谓“总体性时代”开始谈起,话题广泛,涉及文化政治,中国主体性,中国集体性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中国新人和中国模式等不同方面,思想视野很大,预期很高,目标是在重庆建立起一个区别于北京和上海的“第三话语中心”。 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重庆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了极大声势,这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学术的新左,首次在重庆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挡之势。在执政党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去重庆背书之后,重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进一步得到确认,以致引来更大规模“红色朝圣”潮。各类“官学”或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纷纷前往重庆,在2011年达到高潮。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院长常务副院长亲自带队,各大所的所长和众多学者参加,浩浩荡荡奔赴重庆,召开“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接着是北京大学,也是由校长和书记一马当先,率大队人马来重庆,大张旗鼓地宣传“市校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人民大学也不甘落后,校长纪宝成临退休前率队去重庆考察,赞扬重庆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想事、真做事、敢想事、敢做事”。至于像北京邮电大学,档次和规格都低一些,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重庆相关人物的高度尊重,聘请其为该校的兼职教授。 在前往重庆的路途上,还可以看到一些边缘学者的身影,比如去年由杨帆教授组织的“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一些诸如黄纪苏、张木生和萧功秦这样的学者前去重庆,回来后整理了一个发言记录,在网上披露后产生一定影响。其中萧功秦的发言受到重庆苏伟教授的高度认可,被他认为是右派人士在重庆经验感召下发生理论转向的一个标本。萧功秦教授的确是在去了重庆考察之后,为重庆说了不少好话,当然也对重庆“唱红”迎合文革毛左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张木生也有这样的倾向,对重庆办理“李庄案”有所质疑。在左派对重庆的一片唱多声中,这几个学者在赞美重庆诸种做法的同时,还是表达了一些看空的观点。然而,这些质疑和批评的观点,在左派和官学的一片欢呼声中,瞬间就被淹没。 如此之多的学者,争先恐后地奔向中国西南一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在尽显沉闷拘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无疑是一道极其亮丽的政治人文景观。原因何在?我看有三。首先,这是奔着这个人去的。这个人如果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显赫的红色背景,不具问鼎高位的潜力,何至于有这么多身份各异的人前去捧场投帖?他去重庆执政,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发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之地终老一生,随着他雷霆般的执政行为呼啸而来时,人们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政治前程。他似乎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传统格局,大有挟“诸侯”以令“天子”的架势,当六个常委先后前去为他站台之后,人们都在议论,剩下的三个会在何时动身。大概正是这种态势摆在那里,加之其个人的超凡魅力,让许多人从最初的观望中迅速决定下注,为重庆留下投名状。在此环境下,学者岂有例外?其次,意气相投,价值观一致,有共同信仰,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共识,可谓志同道合。重庆打出红色大旗,标榜意识形态正统,整合左派思想资源,呼应民粹,在中国渐已形成的社会利益冲突和阶层冲突中,掌握了一部分民意和群众。学者的作用在于,为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和施政的合法性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三,利益驱动为政学不同资源整合创造了巨大动力,使得合作双方互有所取,互有所补。重庆地方财政难说取之不竭,但拔一毛以利学术,支持学者来渝讲学做课题搞调查,还是轻而易举的。坊间传说几个大牌学者获得丰厚资助,无法证实,应可想象。而像北大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和重庆战略合作,进行学术资源和地方资源交流与结合,是中国学术生产体制的内在逻辑,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学者奔赴重庆,为重庆说话,于理于法于情,都无可置疑。和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有相同的政治见解,何错之有?坚持执政党一贯的意识形态,怎能不对?提供了学术服务获得地方财政支持,岂有不当?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学者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太能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者士人,多以家国天下为抱负,提倡经世致用,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当然,这是一种理性人格,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附炎趋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几乎丧失殆尽。新左派的一批学者,原来是极其主张“批判知识分子”立场的,对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多有批评,在理论研究中大致还保留着某种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是,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有情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和机会而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2、左右之争已从理论思想层面进入到了现实层面,左派学者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为重庆模式说话,不置一个微词,是其正当权利。屁股决定脑袋,从来都是如此。问题是,学术文章和宣传品总是要有所区别吧,这个区别并不在于文章引用了多少个洋人的话,做了多少个图表,尾页有多少个注释,而是在于能否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王绍光和李希光的文章,充斥着大量的数据和图表,看似学术性很强,其实都没有摆脱奉命之作应景之作的嫌疑。把他们的文章和苏伟的文章作对比,即可发现,他们所提供的学术论证流程不过是对苏伟文章的一次改写,基本的调子是苏伟已经定好了的,他们的创新之处无非是增添了几个时髦说法,比如“重庆梦”和“社会主义3.0版”。我的看法是,左的思想一旦离开学术领域,进入现实领域,它即恢复其意识形态本质,毫无科学求实精神,以价值判断开路,主题先行,最后必定堕入权力陷阱而不能自拔。现在那些已经全身投入“重庆叙事”的学者,就面临着一种尴尬境地:以前说出去的那些大话,是继续说呢还是收回来?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操守在这个时候如何表现,人们正拭目以待。 3、重庆模式自实行以来,即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其中“打黑”所暴露出来的诸多违法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触目惊心,对此不管出自何种立场,均应有所反应和判断。但是,我注意到,除了崔之元公开出来为重庆“打黑”辩护之外,大多数左派学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都缄默不语,这和他们在重庆民生经济上高谈阔论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是明知道重庆方面做得不当为尊者违?还是故意以沉默表达对重庆的无言支持?按照他们的知识背景,我认为他们并不难发现重庆“打黑”的诸多破绽,之所以采取回避态度,完全是出于党同伐异立场,毫无公正可言,背离社会正义。重庆模式难以持续下去,从开始起就已显端倪,其领导者和主要执行者的所作所为,一直就被广泛质疑,公道人心,显然易见,为何那些充满睿智的学者就看不到呢? 多少年来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们才能发现谁在裸泳。现在,重庆掀起的这股大潮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滩上那些还光着屁股的学者,是不是该抓紧穿上你们的裤子了。 相关日志 2012/04/03 -- 乌有之乡:王立军事件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2012/04/01 -- 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03/24 -- 王思想:孔庆东是否收到重庆100万? 2012/03/24 -- 重庆与新左派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推广重庆模式”课题上化了100万? 2012/03/16 -- 传左派号召“重庆白万市民散步活动,声援薄西熙来书记” 2012/02/12 -- Emyn:关于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这个话题再多说两句 2011/06/29 -- 红军:路线争斗终于上升到经济基础的争论上来了 2012/04/25 -- 薄熙来案最新内幕:海伍德一小片肉证实谷杀人 2012/04/23 -- 金融时报:重庆官员因涉嫌海伍德案被调查 2012/04/23 -- 华尔街日报:中国调查薄熙来在任时重庆政府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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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独立媒体 | “乌有之乡”与“重庆模式”:对一群“毛左”与“中左”的观察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1)  | 标签: 中国 , 乌有之乡 , 重庆模式 , 叶荫聪 文:叶荫聪 有留意中国大陆思想界及政界的朋友,当然会知道“乌有之乡”这个毛左网站,甚至一些香港立场偏左的文章,例如批评中国劳工状况或农民惩地问题等,只要不涉及直接批评中共的,也有机会被收入该网站。最近,随着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原副市长王立军被免职(3月15日),“乌有之乡”被关闭了两次(最近一次是4月6日),至今还无法回复正常运作,其他毛左网站也有类似遭遇。此事虽已获得海外媒体相当的报导,可是,事件掀出国内“毛左”知识界与政治派系的关系,却较少深入介绍,值得在这里跟记下一笔。 “乌有之乡”的内部矛盾 “乌有之乡”被关后,国内外媒体出现了网站内部派系冲突的消息。在薄王事件发生后,最早有关报导应该是3月29日《时代周报》对“乌有之乡”最期成员政法大学杨帆教授(他自称是“创始人”)的访问,文章开首便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可是,即日杨帆在自己的博客上否认曾这样说,并对记者作出批评。无论是杨帆说谎,还是《时代周报》要借杨帆之名打击毛左阵营,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有人要藉薄熙来倒台,打击“乌有之乡”,打击也不只是关网站那样简单。 杨帆后来接受《法治周末》的采访,这似乎比较接近他自己的公开说法。在访问中,他诉说了自己跟毛左的关系,道出了“乌有之乡”的思想背景。他认为,网站成立之前有9年的“思想斗争”是“乌有之乡”的成立背景,他形容自己与社科院的左大培等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辩论。他们支持政府在改革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人民币贬值,支持宏观调控(他特别提及1994年支持朱镕基)及扶植国家策略性产业。这里说明了两点,第一,杨帆把自己定位在类似政府智囊角色,或视自己的研究及意见的目的为直接影响政府政策,这在中国大陆很普遍,甚至是比较异见的自由派也会有这种位置与姿态;第二,杨帆自命为少数派,对抗官方的主流派观点,抗衡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市场改革,以及反对全盘拥抱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想法。 杨帆所说的这段歷史,与“乌有之乡”于2003年成立(不久之前还成立了书社)的关系如何?杨帆所说的“思想和人脉”具体如何促成网站,以至如何继续影响,外人似乎不容易确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网站的创办人韩德强,也是其中一位“非主流经济学家”,大概便是杨帆的“思想和人脉”代表,他当年为人熟悉,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及书讨论中国入世面临的问题与危机,是反对中国入世的学者。 杨帆进一步说,他们跟后来的毛左,或他所说的“极左”是不同的,他属于“中左”,即没有那些毛左那么极端。杨说,两者不同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他不赞同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第二,他不赞成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理解以至否定三十年改革。杨说,由2006年开始,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所带领“极左”派,渐渐取得了网站的领导权,令他自己被边缘化了。 由2004年开始担任“乌有之乡”站长的范景刚则反驳,认为杨帆所说背离事实。他指出,杨帆不是甚么创始人,只是其中一位成员。而且,也不存在夺权问题。他认为,张宏良之所以在近几年受欢迎,是因为他文字浅白易懂,立场又切中时下关心的国家问题。更有趣的是,范景刚也来争夺“中左”之名,他说,“乌有之乡”早期有不少“极左”文章,主张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政权(他对“极左”的界定不同,也更特定),但是,自2006年后,这类文章被清理,2008年又整顿,这类“极左”文章不再出现,所以,“乌有之乡”是“中左”。 分歧与重庆模式 要厘清他们的关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在所谓“中左”与“极左”里造文章,也会流于各种理论标签的分野。我以为,用薄熙来及所谓“重庆模式”来理解他们,可能可以帮助看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其实,这几年,张宏良与杨帆均对“重庆模式”,而且都聚焦在薄熙来身上,他们似乎都想在这颗近年冒起的政治明星身上大造文章。说得难听,是藉此帮助自己的名声以至体制内的仕途,说得好听,是希望体制多接受自己的改革(改良或革命)方案与政治路线。其实,可以理解为两者兼有,因为,在现实中很难把这两种企图切开来看。 为简单起见,不妨就以两人作比较,看一下环绕着“乌有之乡”的知识群体之间的张力。 张宏良在传统学术圈中名气不大,杨帆与韩德强都要比他有名气;张宏良出版过的专著也很少,但却透过“乌有之乡”及当中的毛左圈中声名大鹊,大谈重庆模式,粉丝不少。杨帆在大陆学界相对有地位,出版过不少经济学研究及分析,可是,他在互联网上的名声不及张,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去年跟重庆党校教授苏伟出版过《重庆模式》一书。 我阅读过相关材料后,我会这样看他们:杨帆尝试把自己所谓“非主流”观点,以及对“重庆模式”与薄熙来的表扬,更安稳地接合在官方理论之中,可以称之为“软着陆”。张宏良则是一个小宗派,多一点硬干味道,或更具政治野心,似乎只有薄及其身边的人能青云直上,这个宗派才有可能获得更大合法性(网上更有人说张想染指党政干部位置)。张以及他的同志可能跟党内某些人关系紧密,但是,他们基本上在传统体制之外,即党的官方理论系统及学术体系之外,利用互联网及民间空间(他们的红色文化大讲堂、讲座、纪念毛泽东活动等等),既为薄熙来摇旗吶喊,也确立自身的理论,不过,他们的说法处处与北京当权派有较严重冲突。 杨帆与苏伟论述“重庆模式”则不同,除了是用较为学术理论语言,来为重庆的公租房、地票制度、城乡统筹、公有制主体等政策合理化外,他们在处理它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关系上,显得相当小心翼翼。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所不同、有所前进的一条路子”(页11),换言之,他不否定这三十年所形成的所谓“效率模式”,不过,他们强调“重庆模式”代表的“民生模式”较能切合今天的问题。简言之,他们尝试不过于把争论推上政治纲领,走一条“非意识形态斗争”的路线。同时,2011年初《重庆模式》出版之时或较早前,杨帆似乎已觉得自己的论述要与他眼中的“极左派”区别,他补充了不少他认为重庆不足的地方,例如强调民主法治要加强。同时,他也参与及主持了不少所谓“超越左右”的会议,例如,2011年12月23日有一个他主持的座谈会,名称为“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讲者有张木生与萧功秦,前者近年鼓吹新民主主义,与体制内关系密切(例如刘源将军),后者自称“保守主义”,另一名讲者甚至是著名异见自由派知识份子陈子明。 可是,以张宏良为首的“乌有之乡”(大概是近几年的状况)则采取“意识形态斗争”路线,派性也强。要理解他们如何把“重庆模式”扣连上他们的斗争路线,需要对他们毛左的理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首先,张等人以一个小宗派形式示人,自称是“毛派共产党人”,对三十年改革视为“改革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沿海地区(所谓“广东模式”),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地方政府推动下,对广大工人农民实行右派专政。他们这方面的政治经济批判,与海外一些关心劳工的左翼人士可能分别不大。不过,有两点是他们独有的。第一,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问题不在于其政治领导本身,而是意识形态领导被右翼把持,即所谓“中国政治领导地位与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歷史分离”。第二,这些右翼包含的有很多,包括支持市场改革与经济全球化,提倡西式民主法治改革,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的,不管是经济学家茅于轼还是退休老干部李锐,通通视为“汉奸”或“带路党”(为帝国主义带路入侵中国)。在2011年12月底,在“乌有之乡”以及其他毛左网站,甚至有“评选‘当代中国十大汉奸’”的活动,2012年2月左右,更有上书人大常委会,要求制定《反汉奸法》,参与的人相信也包括“乌有之乡”的毛派(此亦为反对“极左”人士指为恢复文革的证据)。 而“重庆模式”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例外,其意义也很重要,因为,既然中共在改革中都走资了,为何还要拥护它?薄的“重庆模式”有别于走资派,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有自我更新能力,能复兴社会主义,也证明共产党政治领导与意识形态领导的确有其差别,所以才能开出以“民生”为本,以社会财富分配为本的发展。同时,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回复了党群一体化,而不是邓小平以来的党官一体化,或用张的另一种说法:是用群众维稳模式取代军警维稳模式。事实上,读着张宏良的文字,你会看到不少离经叛道的地方,同时,又看到他们如何尝试勉强接合官方理论,例如,他说不能“不折腾”,但又支持维稳,不过,要实现党群一体化的维稳模式(是否就是批评者说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军警维稳。他批评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却又说关注民生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结 张宏良等的小宗派,与党中央官方理论格格不入,不强调承继,却处处企图抢夺诠释权(或国内流行用的“话语权”)。随着薄的下台,以及“乌有之乡”网站被关,小宗派相信会消声匿迹一段日子,不过,张宏良、韩德强等个人似乎没有被太大地打击,张的博客被短暂关闭后仍在运作,虽然要删去“薄熙来”这个名字。而一些伺服器可能在海外的如“西奴揭秘@进步社会网”(http://xinu.jinbushe.org/)仍然运作,薄去后,以更反体制的姿态狠批党中央。 较温和的官方左派环绕重庆模式的论述,似乎更不会就这样消失,因为,杨帆似乎还活跃,虽然,他跟其他温和派也犯了吹捧薄熙来的政治“错误”,但是,他们似乎很早便要与张的小宗派保持距离,去年下半年更开始尝试“非宗派化”(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结合其他较中立以至自由派人士。故此,小宗派的没落,可以读成对这些官方左派的打击,也可以说成是对温和官方左派的胜利。毕竟,“重庆模式”的民生政策,以至它打击部份既得利益集团的举动,获得不少民众支持,因此,“重庆模式”以更“非意识形态”(即非宗派)形象示人(前阵子温铁军在香港岭南大学介绍重庆经验,也强调“非意识形态”,他跟人民大学的师生也出版了《重庆新事》一书),也许会有更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是更值得注意的现象。 参考资料 转载:上书人大,制定《反汉奸法》势在必行!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36301.shtml 张宏良:团结起来,为复兴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b12a6df01013isn.html 张宏良: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江南红色大讲堂讲座大纲(张宏良虽称为2011年春夏之交所写,但观乎内文,似乎是薄出事后写的) 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1331947402-57720494.html 杨帆: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123151282.html 萧功秦:超越左右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3/51354.html 陈子明:从包装策略和宪政秩序生成的视角看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4/51396.html 张木生:关于重庆模式的几句大实话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10/51744.html 我在2011年是如何批判极左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ys4.html “乌有之乡”分崩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03-29/123092.html 乌有之乡要为四人帮平反被查处(亚洲周刊)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g&Path=385874171/11ag4.cfm 杨帆主持的第二次重庆模式讨论会:继续发言讨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wje.html 杨帆: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0406/article_57018.html 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legalweekly.cn/content.jsp?id=171628&lm=%25E6%2596%2587%25E5%258C%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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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入常的整个格局变了

舆论解读薄熙来恐将难逃牢狱之灾 舆论解读薄熙来恐将难逃牢狱之灾 中国网络照片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中共中央昨晚通过官方媒体宣布,停止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仅意味着薄熙来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而且还有可能步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后尘,难逃牢狱之灾。 《联合早报》今天(4月11日)引述北京时政评论员李伟东的分析说,在今年秋天中共即将举行的十八大换届之前,薄熙来的政治生涯“肯定结束了”,至于会不会入狱,李伟东认为,要看调查的结果,但很“有可能会入狱”。 与此同时,被视为是左派学者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也在受访时说,新华社通稿中所列出的问题“都相当严重”,所以,薄熙来的政治前途肯定是终结了,至于是否会被判入狱,扬帆也认为,要看调查结果,他相信调查结果一样也会公开的。报道又说,63岁的薄熙来,自从2007年11月入主重庆之后,积极开展的所谓“唱红打黑”等运动,被外界强烈质疑为是要复辟文革。对此,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的公开表态,也被普遍认为是对“重庆模式”的一个间接否定。 不过,在中国官媒昨晚发出的通稿中,并没有关于批判和否定“重庆模式”的内容。但李伟东对此解读说,有关方面不愿意让“底下的矛盾或道路之争公开化”,是希望借此凸显全党是意见一致的,并将继续按照既定方针,全力准备召开十八大。此外,薄熙来被立案调查,又将如何影响今秋十八大换届政治局常委会的位置分布?有政治分析人士指出,原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原本就不存在薄熙来在十八大入常的问题,另一种则认为,他本来是有可能进去的,但他现在出局了,空出来的名额就由别人来替补,“这相对来说,整个格局就变了,至于由谁来替补,哪一种力量,这个就要下一步观察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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